基准刑

2024-04-08

基准刑（精选7篇）

篇1：基准刑

如何正确掌握确定基准刑的方法

根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量刑步骤的第二步是，根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准确确定基准刑，需要正确理解基准刑、正确确定增加刑罚量的犯罪构成事实并正确掌握确定基准刑的方法。

一、正确理解基准刑

根据《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基准刑是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加上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所增加的刑罚量来确定的。由此可见，基准刑包括量刑起点和增加的刑罚量两部分，即基本犯罪构成事实所应判处的刑罚和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所应增加的刑期的总和。概括起来，也可以说，基准刑就是总的犯罪构成事实所应判处的刑罚。

量刑起点与基准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确定量刑起点是量刑步骤的第一步，也是确定基准刑的第一步。基准刑是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来确定的。当然，在确定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犯罪构成事实和情节，该量刑起点就是基准刑。基准刑是针对具体犯罪而言的，不同的犯罪，有不同的量刑起点，增加刑罚量的犯罪构成事实也不同，所确定的基准刑就不一样。确定基准刑必须分步进行，第一步是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确定量刑起点，确保量刑的基础不会偏离大的方向，第二步是根据其他犯罪构成事实增加刑罚量，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确定基准刑，从而确保量刑不会严重失衡。这就是分步确定基准刑的意义所在。

二、正确确定增加刑罚量的犯罪构成事实

根据《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确定量刑起点的根据是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增加刑罚量的根据是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需要注意的是，必须是刑法分则规定的个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或要素，才能作为增加刑罚量的根据，否则，不能作为增加刑罚量的根据。在具体犯罪中，犯罪数额、犯罪手段、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是否可作为增加刑罚量的犯罪构成事实，关键是看这些犯罪事实是否是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或要素。审判实践中，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认定。

1.属于犯罪构成事实的“犯罪手段”

对于刑法规定“犯罪手段”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或要素的，在根据相应的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确定量刑起点的基础上，“犯罪手段”可作为增加刑罚量的犯罪构成事实。但对于纯粹的“数额型”犯罪，如诈骗、抢夺罪、职务侵占罪等，一般不以“犯罪手段”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或要素。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犯罪手段”情节，可在确定量刑起点时一并考虑，或者在确定基准刑后，作为从重处罚情节调节基准刑。例如，“携带凶器诈骗的”，就不能作为增加刑罚量的犯罪构成事实，但可在确定量刑起点时一并考虑。

2.属于犯罪构成事实的“犯罪数额”

对于“数额型”犯罪，在确定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对于超出起点的部分，可作为增加刑罚量的犯罪构成事实。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盗窃的数额没有达到较大的起点，而是以“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或者“扒窃”作为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的，那么，对于盗窃的数额则不能作为增加刑罚量的犯罪构成事实，只能在确定量刑起点时一并考虑，盗窃数额高一些的，量刑起点可相对高一些。对于多次敲诈勒索，犯罪数额未达到较大起点的，亦同样如此。

3.属于犯罪构成事实的“犯罪次数”

对于刑法规定“犯罪次数”作为基本犯罪构成要件，或者作为重罪、更重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的，一般情况下，“犯罪次数”可作为增加刑罚量的犯罪构成事实。但对于以“多次”作为定罪的最基本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要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于三次以上的次数，可作为增加刑罚量的犯罪构成事实；对于未达到三次的次数，则一般不作为增加刑罚量的犯罪构成事实，在确定量刑起点时一并考虑。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诈骗罪、抢夺罪、职务侵占罪等“数额型”犯罪，“犯罪次数”并非犯罪构成要件，不能作为增加刑罚量的犯罪构成事实，可在确定量刑起点时一并考虑；对于犯罪次数较多的，可作为从重处罚情节调节基准刑。

4.属于犯罪构成事实的“犯罪结果”

对于结果犯，刑法规定将“犯罪结果”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或要素的，对于超出基本犯罪事实的“犯罪结果”，可以作为增加刑罚量的犯罪构成事实。对于刑法没有将“犯罪结果”规定为犯罪构成要件或要素的犯罪，一般情况下，对于犯罪所造成的“犯罪结果”可在确定量刑起点时一并考虑，或者在确定基准刑后，作为从重处罚情节调节基准刑。但是，对于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将某些数额型犯罪(如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等)的“犯罪结果”与犯罪数额一并作为认定“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这些“犯罪结果”则成为了犯罪构成要件或要素的一部分，在确定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的基础上，其他“犯罪结果”可作为增加刑罚量的犯罪构成事实。

5.属于犯罪构成事实的“行为方式(方法)”

对于犯罪构成要件涵盖多种并列选择的行为方式或者犯罪方法，如果行为人采取两种以上的行为方式、方法实施犯罪的，应当选择危害最重的一种行为方式、方法作为确定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以外的其他行为方式、方法，则作为增加刑罚量的犯罪构成事实。例如，前述提到的被告人走私、贩卖毒品的案例，被告人分别实施了不同宗的走私毒品犯罪和贩卖毒品犯罪，走私毒品海洛因10克，贩卖毒品海洛因20克，依法应定走私、贩卖毒品罪，应以其中危害最重的贩卖毒品的行为作为确定量刑起点的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对于贩卖毒品超出起点数量的部分以及走私行为所涉及毒品数量则作为增加刑罚量的犯罪构成事实。

6.属于犯罪构成事实的“犯罪情形”

对于犯罪构成要件涵盖多种犯罪情形，行为人具有两种以上情形的，应当选择危害最重的一种情形作为确定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以外的其他情形，则作为增加刑罚量的犯罪构成事实。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抢劫罪，其重罪构成要件就有8种选项。如果行为人在旅客列车上冒充警察持枪抢劫，应当选择“持枪抢劫”作为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剩余的“在旅客列车上冒充警察抢劫”这两种情形则作为增加刑罚量的犯罪构成事实。

三、准确确定基准刑

基准刑是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确定的，第一步是准确确定量刑起点，第二步是准确确定增加的刑罚量。《量刑指导意见》规定了各种犯罪可增加刑罚量的根据。各高级人民法院在此基础上对各种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进行了细化，明确了各种情形可以增加的刑罚量。量刑时，由法官根据具体犯罪的情况以及需要增加刑罚量的具体情形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合理确定所应增加的刑罚量，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确定基准刑。举例说明：

1.非数额型犯罪确定基准刑的方法

被告人张三与李四因故发生争执，张三从地上捡起砖块朝李四头面部猛砸几下，致李四重伤，并造成八级残疾。确定基准刑的方法和过程是：第一步，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根据《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故意伤害致一人重伤，犯罪情节一般的，可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根据当地实践经验，结合被告人持砖头砸被害人面部的情节，确定量刑起点为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第二步，根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确定基准刑。张三的故意伤害行为造成被害人八级残疾的后果，这是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根据当地实施细则的规定，每增加一级一般残疾的，可增加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结合本案伤害的部位等情况考虑，确定每增加一级一般残疾增加刑期，那么八级伤残可以增加六个月刑期。据此，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为四年有期徒刑。

2.数额型犯罪确定基准刑的方法

被告人李某撬开王某的密码箱，盗走现金人民币3万元。确定基准刑的方法和过程是：首先，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根据《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和当地法院关于盗窃公私财物数额标准的意见，盗窃金额1万元是数额巨大的起点。根据当地实践经验，结合撬密码箱的情节，确定量刑起点为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其次，根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李某盗窃3万元，超出数额巨大起点2万元，这是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根据当地实施细则的规定，每增加犯罪数额2000元，可增加一个月刑期。依此计算，2万元可增加10个月刑期。据此，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为四年一个月有期徒刑。关于基准刑能否突破法定最高刑的问题。笔者认为，基准刑必须在法定刑幅度内确定，这是毋庸质疑的。(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陈学勇)

篇2：基准刑

刑

作者：刘禹锡朝代：唐鼎食华轩到眼前，拂衣高谢岂徒然。九霄路上辞朝客，

四皓丛中作少年。他日卧龙终得雨，今朝放鹤且冲天。

篇3：基准刑

肯定论认为就现阶段我国短期自由刑的价值不能一概否定，有学者指出：短期自由刑虽然存在弊端，但从刑事政策、刑法基本原则、刑罚功能与刑罚目的、以及替代措施等方面看，短期自由刑的价值与作用不能一概否定。

笔者认为，无论是否定论或肯定论，都是从短期自由刑的利弊角度出发，因此，采用折衷论较为合理，即短期自由刑不可轻易废除，但要进行改革。理由如下：

完全废除短期自由刑现阶段在我国无可能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轻微犯罪、过失犯罪，均呈逐渐上升趋势。特别是一些贪利性犯罪发生频繁，对于社会、经济秩序造成很大的危害，对这类犯罪课以罚金刑难以收到刑罚效果，仍然必需科处短期自由刑。废止短期自由刑在刑事政策上是没有可行性的。据估计，短期自由刑对某些行为人组具有优越的威慑效果，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得到证实。另一方面，长期自由刑对行为人的再社会化也起不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其对行为人将来无犯罪地生活的机会的不利影响将比短期自由刑更加持久 (如果将人的老化过程对犯罪的抑制效果略而不计的话) 。因此，从特殊预防的角度看，短期自由刑优越于长期自由刑，所以，绝对不能笼统地排除短期自由刑，而是要将短期自由刑作降低制裁水平的手段来理解。

就我国目前国民法律意识、感情看，刑法的报应功能并不能被完全忽视。短期自由仍然具有必要的警告、威吓、赎罪及惩罚记忆功能。短期自由刑虽然期间短，但仍可使受刑人感到丧失自由之痛苦，从而给受刑人留下深刻之印象。严格的一月、数月的硬床、食物、严厉的斥责等等可使人从心中感到恐怖，不敢再犯。同时短期自由刑也有社会隔离的作用。首先，隔离能顾及社会大众的安全感，一般民众对于犯罪人多心存恐惧，大多不愿意与犯罪人住在一起，而情愿看到其被隔离。就一般预防而言，犯罪人没有被强制关押，普通民众特别是受害者及其家属，很难接受，从而引发许多上访、群体性事件，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和谐及其法治环境。

短期自由刑不能废除，并不意味其不存在问题，其存在的相当多的弊端是我们必须重视的。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变化，短期自由刑也需要进一步发展改革完善。借鉴国外的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做法，笔者认为应建立拘役刑易科制度。

一、易科罚金刑

我国刑法学界对短期自由刑(主要是对拘役)易科罚金刑，存在三种不同观点：

1. 完全肯定说。

这种观点认为，应当允许法官在认为必要时，对所有拘役刑判决都可以罚金刑予以替代。

2. 彻底否定说。

这是我国刑法学界绝大多数人的观点。如有学者指出：用罚金刑来易科徒刑或拘役，对于受刑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在商品经济社会，由于贫富差异总会存在，规定这种易科制度受益人总是富人，不能体现法律的公正性。此外，不同的刑罚具有不同的性质，如果允许易科，将会混淆不同性质的刑罚，使刑罚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3. 折衷说。

持这种学说的学者一方面认识到自由刑易科罚金的刑事政策意义，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了这种易科的弊端。其认为以罚金刑代替徒刑是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罚金刑的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避免犯罪人在狱中与其他囚犯恶习感染，而众所周知，囚犯间的恶习感染是剥夺自由刑在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而又较难避免的问题。它加大了罪犯改造的难度。罚金刑属非剥夺自由的刑罚，犯罪人只须缴纳一定数目的金钱，而不用关押。这样至少可以使被判处罚金之人不会沾染到监狱中的反社会、反改造品行。但其也认识到，罚金刑的财产属性，往往使之成为一种实际上不平等的刑罚，容易给人“以钱赎刑”或“无钱坐牢”的印象，同时，允许罚金又会造成同罪异罚。

此外，我国还有学者对建立适用于被判处管制、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罪分子的易科罚金制度提出具体的立法建议。该学者主张在刑法总则刑罚的具体运用一章中设立易科处罚一节，在这一节中具体规定以下条文：第一，对于被判处管制、拘役、3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可以易科罚金。被易科罚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或合并执行。第二，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和累犯，不适用易科处罚。第三，易科罚金的数额，应在判处管制、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同时间内犯罪分子常住地或从业地人均收入以上1倍以下确定。第四，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未执行完的刑期或残余刑期在3年以下的，如果确有悔改表现，也可以将剩余刑期易科罚金。第五，易科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时间内一次缴纳。期满不缴纳的，仍按原判决确定的自由刑执行，或继续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期。第六，罚金、易科罚金的款项作为监管设施的建设和维修及监管的其他费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集中统一使用。

我国台湾、澳门地区的刑法中都规定了短期自由刑易科罚金制度。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第41条规定：“犯最重本刑为3年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因身体、教育、职业或家庭之关系，执行显有困难者，得以1元以上3元以下折算1日，易科罚金。”我国澳门地区刑法典第44条规定：“科处之徒刑不超逾6个月者，须以相等日数之罚金或以其他可科处之非剥夺自由之刑罚代替之，但为预防将来犯罪而有必要执行徒刑者，不在此限;……”“被判刑者如不缴纳罚金，须服所科处之徒刑;……”我国大陆地区刑法对此未作规定，在实践中也一直持否定态度。

在上述三种观点中，笔者赞同折衷说，认为短期自由刑在一定范围内易科罚金刑是必要的、可行的，特别是对于贪利性犯罪，更具有威慑力，能受到更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但是，这一做法确实具有贫富不平等性等弊端，所以应明确其适用范围，且应建立一些相关的制度减轻、克服其弊端。

二、易科劳役制度

在我国大陆地区现行刑法条件下，没有采用这一替代方式的制度空间，因为在我们的刑罚体系中没有强制劳动及与之类似的刑种，也没有这种易科处罚的规定。但我国大陆地区有学者主张在刑法中增设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刑，刑期以6个月至3年为妥，认为对不宜适用短期自由刑的罪犯适用此刑，不仅所处的刑种性质不会重于短期自由刑，而且可以为政府节省开支，并有助于消除短期自由刑的弊端。也有学者主张借鉴英国等国家的做法，增设社区服务刑。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有些司法机关已经意识到了易科服劳役这一方式对避免短期自由刑弊端的积极意义。

笔者认为，在刑法增设社区服务之类似刑种的情况下，将符合一定条件的短期自由刑易科服劳役是合理可行的，除了可以避免短期自由刑的一般弊端外，还符合行刑经济原则，而且有助于增强犯罪人的社会责任感而减小其再犯可能性，甚至有利于安抚受害人(如为受害人从事一定劳务)而迅速有效地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像短期自由刑易科罚金一样，应当规定一定的限制条件。比如，应当考察行为人的犯罪性质、悔罪表现、劳动能力、劳动态度、是否累犯，来决定是否适用这种易科。比如，对于懒惰的犯罪分子就不宜适用这种易科，因为犯罪分子懒惰成性，要想强制其劳动，就需要严格的约束力，否则执行起来会非常困难，而如果对犯罪人予以严格限制，又违背了进行这种易科的初衷。

三、易科训诫制度

笔者认为，在我国现行刑法条件下，没有采用这一替代方式的制度空间，因为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中没有训诫及与之类似的刑种(只在行政处罚中存在警告这一类似处分)。将短期自由刑易处为这种非刑罚制裁措施也将有损刑法的严肃性。从理论层面上而言，也没有必要采用这一易科方式。既然对行为人进行训诫处理即可，可见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尚很轻微，一般可以根据刑法第13条的“但书”的规定不认为是犯罪，即使达到构成犯罪程度，也可以通过做出有罪免刑判决或者适用缓刑等方式处理。

四、易科剥夺资格刑制度

目前，我国刑法典中只存在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两种资格刑(由于其特殊性质不宜普遍适用)，只在行政处罚中规定了吊销执照、许可证等资格处罚。如果将短期自由刑易处吊销驾驶执照等非刑罚制裁措施有损刑法的严肃性。所以，在我国现行刑法条件下，没有采用这一替代方式的制度空间。从理论层面上而言，笔者认为，在我国刑法增设禁止从事证券交易、禁止驾驶等资格刑的前提下，对于那些适用这种易科具有有效惩罚性的犯罪人而言，是可以考虑这种易科的，其惩罚力度往往并不比短期自由刑差，而且这种易科有利于防止短期自由刑的不少弊端。但是，这种易科也应予以一定的限制，如应考虑犯罪人的职业、易科是否有效等。

参考文献

[1].宋庆德.论短期自由刑存废.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 (4)

[2].周娅.短期自由刑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6

[3].[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 托马斯·魏根特著.徐久生译.德国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4].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5].赵秉志主编.海峡两岸刑法总论比较研究 (下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6].张绍谦.短期自由刑存废之研究.法学评论, 1995 (5)

篇4：孔府甘蔗刑等

甘蔗棍放置在孔府前部的二进院内，也是孔府的大堂。公堂两侧陈列着正一品爵位使用的公案桌、仪仗等。历代衍圣公就在这里处理府内较大公务，包括对孔氏族人申布家法族规等。这也正应了堂之正中上方悬挂的清顺治之年御赐大匾“统摄宗姓”四个大字。

北面靠墙的那些红底金字牌子，是封爵和特权的象征，俗称“十八块云牌銮架”。历代衍圣公持着这些牌子进京，可以畅行无阻。右侧的刑具架子上，就是这个颜色棕黑，形如甘蔗的“甘蔗棍”。

甘蔗棍是实施家规的一种刑具，粗看很像根甘蔗，拿在手中细细端详，方知是一根作成甘蔗状的木偶。据说，对违规家人实施家法的时候，被罚人不能喊痛，要喊“好甜，好甜”，才能得以饶恕。

孔府的甘蔗棍打在屁股上虽然痛，但却是为了加深对错误和不良行为的认识，改正自己的缺点，促进人的自我完善和提高，所以，被罚时痛在身上，甜在心中。

寻思过去，将体罚的刑具饰以人皆喜爱的甘蔗，确是用心良苦而又蕴理深远。这视甜思苦的预警与受苦思甜的后示，深刻地从这一根简单的棍子上揭示出了孔府家教的哲理逻辑。

虽然说这是一个孔府传说中

个故事，但是却能给人们很深刻的启示。从众多的刑具看出，孔府的家法森严，而这根“甘蔗棍”却别具特色。这恐怕是任何国家任何朝代都没有的刑具吧!同时这也是孔圣人的圣明之处!

《论语》：仁孝篇

[原文]

子曰：“事父母幾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释义]

孔子说：“事奉父母，(如果父母有不对的地方)，要委婉地劝说他们。(自己的意见表达了，)见父母心里不愿听从，还是要对他们恭恭敬敬，并不违抗，替他们操劳而不怨恨”

[评析]

这一段讲的是讲关于孝敬父母的问题。事奉父母，这是应该的，但如果一味要求子女对父母绝对服从，百依百顺，甚至父母不对而不听劝说时，子女仍要对他们毕恭毕敬，毫无怨言，这就成了封建专制主义，是维护封建宗法家族制度的重要纲常名教。

[原文]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释义]

孔子说：“父母在世，不远离家乡；如果不得已要出远门，也必须有一定的地方。”

[评析]

“父母在，不远游”是先秦儒家关于“孝”道的具体内容之一。历代都用这个孝字原则去约束、要求子女为其父母尽孝。这种孝的原则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

[原文]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释义]

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说：“孝就是不要违背礼。”后来樊迟给孔子驾车，孔子告诉他：“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他说不要违背礼。”樊迟说：“不要违背礼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按礼侍奉他们；父母去世后，要按礼埋葬他们、祭祀他们。”

[评析]

孔子极其重视孝，要求人们对自己的父母尽孝道。但这里着重讲的是，尽孝时不应违背礼的规定，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孝。

[原文]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释义]

孔子说：“弟子们在父母跟前，就孝顺父母；出门在外，要诚实可信，寡言少语，要广泛地去爱众人，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这样躬行实践之后，还有余力的话，就再去学习文献知识，”

[评析]

篇5：刑天美文鉴赏

我在努力创造着我赖于生存下去的一切。我向大地索取，我也向天空肆求。

我发现大地和天空都是哪么的慷慨大方。他们从来不拒绝我的所有要求。

他们应我所求，把大地产出的山珍海味，全都用双手无私无欲地奉上。把天空日月精华的一切，全都用坦然慷慨的胸怀贡献。

我本只为了简单的生存才上求下索。但是他们都将世间最美好的一切倾情奉献。

他们哪么慷慨大方，倒膨胀起了我企求生存之外的欲望。

我要更好的，我要更美的.。我象一个被大人宠坏了的孩子一样，痴想拥获这世界里所有璀璨的一切。

我想上九天之上去揽月，我想下五洋之深处去捉鳖。我要上王母娘娘瑶池盛宴上，去把所有的仙桃全部吃光。我要下幽冥地府，揪住阎王爷的山羊胡子，责问他，为什么不让所有的生命，都获得人生的久长？

我甚至想独霸这个浩瀚的宇宙，任由我随心所欲着，想咋样就咋样。我甚至想让所有一切的存在，都归我物有所用。我变成宇宙之主宙斯，把天地的一切主裁。

我的欲望在恶性膨胀。我的身个，也在我恶性膨胀的欲望支配下，在不停地长大。

我吸收大地的营养，我吐纳天地之间的日月精华。让我脚踏在大地上，头顶上了蓝天，成了天地间，谁见了都惊骇莫名的巨人。

我象个神一样地存在着。可惜我不是一个善神，我只是一个恶神。

我的恶体现在我奢侈的欲望不断膨胀，想把整个宇宙变成我的家天下。任由我的私欲在这宇宙间驰骋，罔顾了所有的生灵们，能在这浩宇间自由地生存和呼吸。

我的恶在不断膨胀。我收日月精华吸天地灵气，让我的头儿开始触破天穹，让我的脚步开始沉重大地。我变成了整个苍穹的巨无霸。

我压挤了世间万物所有的空间，让飞禽走兽都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让所有存在的物质，都感受到了存在的窘迫。

连所有星星都开始侧目，看不起了我的飞横跋扈。连太阳和月亮都开始对我讨厌，用他们的暗无天日，抵抗我的暴长。

而地球气苦了自己的心，再难承受我沉重的步伐对他的蹂躏。让他只变成了一个汽球。

他的内心在不断生气。就象一筒打气筒儿，不断地给一个汽球涨气。当这只汽球被气筒之气涨得滾圆，我那双沉重的脚又在他的汽球上不断蹂躏跺踩。

篇6：《檀香刑》读后感

卢静

去年下半年，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趁着“莫言热”我拜读了先生的《檀香刑》，也算是赶了一回潮流。说实话这是一部让我很纠结的小说，一方面它的结构很精巧，情节环环相扣，让人欲罢不能，而另一方面它在描写侩子手行刑时的那种冷静，甚至是冷漠的叙述，让人不寒而栗，不忍再视，看完这部小说，会有一种如大赦般的解脱。

这部小说最让我喜欢的是它的结构，它不像一般的小说有一个主人公，然后不停的用旁白和对话来表现一幕幕的场景，它用小媳妇孙媚娘的呓语以表现市井家庭日常生活的点滴以及当时人们的七情六欲，用农民起义军首领孙丙的酒后真言来描述百姓受到侵略者压迫、被封建统治阶级盘剥的悲惨生活，用县令钱丁的无奈感叹去映衬当时社会的不公、国家主权沦丧的事实。可以说，先生用他笔下的寥寥几个人物的自述，就勾勒出了一张人情世故的网，就表现出了当时社会各阶级人民生活的苦难和各种阴暗、不公的社会法则。

其次让我觉得比较出彩的是这部小说的人物关系，五个主要人物之间，穿插了孙丙和孙媚娘的父女之情、孙媚娘和赵小甲的夫妻之情、赵甲和赵小甲父子之情、孙丙与赵甲的结亲之情、甚至是县太爷钱丁与孙媚娘的不伦之情，人物虽然不多，但是人物关系纷乱，矛盾指向尖锐。正是有这些复杂纷乱的人物关系和数量并不多的人物，使得先生用上面所说的表现结构有了平台，试想如果主要人物再增加五个，那么用这样的结构来描述便会觉得过于繁乱，而如果人物关系不能纠

缠、交织至此，可能这些主要人物叙述的内容就不会有如此强的艺术感染力。

再者作者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的揭露也是入木三分，通过几位主要人物命运的表现，表达了一种人在乱世中的无力感。孙媚娘与县令钱丁的不伦之恋源自于被人操纵毫无幸福的婚姻，孙丙唱罢戏文落草为寇是因为德国兵杀害了他的妻儿却无法讨回公道，赵甲干了一辈子侩子手以为可以安稳回家养老却被袁世凯强行要求执行“檀香刑”，钱丁以为自己能替老百姓带来公义但被上级要求强行镇压孙丙带头的农民起义，这些无奈，成为这些主要角色在描述时的一阵血泪，控诉着社会的阴暗和不公，描述国家不强大受到列强欺凌后老百姓的痛苦生活，突出了在那个时代人性得不到尊重，一切的一切，最终化为一阵叹息。

看到中段后，有一段关于刺杀袁世凯的军人钱雄飞被施以“凌迟”的描写和一段关于孙丙被施以“檀香刑”的描写，都是通过侩子手赵甲的自言自语来表现。赵甲是封建社会用以巩固统治的权力机构的缩影，在赵甲这个人物身上，透着残忍、冷漠和他背后的无奈，和县令钱丁一样，他都只是这个巨大的权力机器中一个身不由己的零件而已，而不同的是赵甲已经习惯作为这样的一个零件，并乐此不疲，所以虽然赵甲获得了所谓的侩子手的最高褒奖，但无法阻止其样貌越来越古怪，也无法阻止其内心的空虚，所以在赵甲描述中，对于古往今来最为残忍的“凌迟”和“檀香刑”的描述，就变的如此的自然，甚至是有点自夸的感觉，对于赵甲这个叙述主体，执行这些刑罚甚至能

使其个人得到升华，但对于读者而言，这种反差过于强烈，甚至会成为一种不适，甚至欲罢不能，最终在纠结的心情中期待解决早点到来。

最终的结果是一种解脱，伴随着越来越不太平的高密县，袁世凯乱世用重典的镇压不仅没能奏效，反而唤醒了更多的人来反抗这个腐朽而黑暗的社会机器。最终，县令钱丁和孙媚娘杀死了侩子手赵家父子，也杀死了孙丙给他以解脱，故事的结尾没有交代最后这两人的命运，而是通过媚娘的叙述回到了故事开始的时间，留给了读者无穷的想象空间。

这个故事从我的角度来看，可能和我们的工作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故事能给人带来很大的震撼，能让人体会文字的张力，给人以无限遐想和反思的空间。其实，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正是给人以不断思考的空间，带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吗，同样的，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想最大的任务应该是展现给学生阅读的美好，带他们走进那些奇妙世界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