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散文的人格论文

宋代散文的人格论文（精选6篇）

篇1：宋代散文的人格论文

宋代散文的人格论文

内容摘要:文学史上欣赏宋代散文,常常以散文的体裁知识为突破口.把“形散神聚”作为入门钥匙,其实,若从审美角度对宋代不同体裁的散文做纵深的剖析,会发现它主要具有诗歌的人格美、 哲理美和意境美的艺术特征,但人格美的探究又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本文就人格美加以论述。

关键词:宋代散文 审美 人格

文学史上欣赏宋代散文,常常以散文的体裁知识为突破口。把“形散神聚”作为入门钥匙,来步入散文这座艺术殿堂饱览其中的奇珍异宝。其实,若从审美角度对宋代不同体裁的散文做纵深的剖析,会发现它具有诗歌的人性美、哲理美和意境美的艺术特质。 但人格美的探究又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本文再次就对宋代散文的人格美加以论述。

宋代古文运动中涌现出大批的优秀散文,它远承先秦,近师唐代,往往熔记叙、描写、.抒情和议论于一炉,在模山范水,叙事寓情,咏物述怀,贯穿哲理思辩道德追求等方面,闪烁着人格美的异彩.

先秦诸子中,《庄子》《孟子》尤富文采,这首先取决于它们的哲学基础。儒道两家一主有为,一主无为,一主用也,一主出也,其哲学思想是对立的。然而对于崇高人格、理想道德的追求和培养,却是殊途同归。孔孟主张从伦理关系中来培养理想的道德,造就伟大的人格;而老庄视伦理为枷锁和绳索,主张人类返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去返朴归真,去造就理想的道德,高尚的人格。两者所循道路不同,最终归宿一致。对于理想道德伟大人格的追求是《庄子》《孟子》富于文采,具有人格美的哲学基础。

唐宋散文直接师承先秦散文,继承和发扬了先秦哲学散文表现人格美这一优良传统。韩愈在政论和抒情散文中时时表现一种积极进取、穷达兼济的理想规范,显示出人格美。他的《进学解》《原毁》更是明证。

柳宗元也在《小石潭记》中托山水以抒忧愤,体现了自己的傲慢不屈,洁身自好的崇高人格,在山水游记中亦焕发出人格美的光辉.

宋代是一个忧患的时代,思辩的时代,更是一个内省的时代,程朱理学因此而盛行,与朱程理学血脉相连的宋代散文把人格美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也就成了必然。此时最有代表性体现人格美的散文就是周敦颐的《爱莲说》和范仲淹的《岳阳搂记》。

《爱莲说》表现的是理学家的道德观念和审美理想。宋代理学是一种新儒学,它不仅对儒家经典作出了新的解说,而且将佛教道教的思想因素掺杂于其中。可以说,宋代理学实质上是儒家、佛家和道家三教合一的`产物,而且周敦颐正是宋代理学的鼻祖。在《爱莲说》中,周敦颐借助于“爱莲”这一性象,使三教和人的理学道德观念具象化——抽象的道德观念,审美理想只作了具体生动、令人肃然起敬的艺术形象。莲花与佛教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许多菩萨,如观世音菩萨的宝座就是莲台。佛教主张逃避尘世,所以佛教徒心中的莲花也是超脱凡尘的,是圣洁的。佛教关于莲花的意念不仅影响了周敦颐的道德观念,而且很可能就是作者构思《爱莲说》的直接诱因之一。但周敦颐毕竟是儒家子弟,奉儒学为上流.所以周敦颐笔下的莲花完全不等同于佛教徒、道教徒眼里的心里的莲花,更多地融进了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挤进了污浊之中而唯独保持其洁净,其心上,其意念中无欲望杂念窒塞,持静守虚,品性不凡,它既不同于菊花之避世,又不同于牡丹之媚俗,它入世而不拘于世,用世而不媚于世,是君子而不是隐士,更不是追名逐利的凡夫俗子。

范仲安在写《岳阳楼》时,他也是“迁客骚人”,可他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一般迁客骚人。一般迁客骚人无不“以物喜”“以物悲”——为环境的好坏,个人得失,或喜或忧,腾子京亦如此。然范仲淹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他不愧为出将入相的栋梁之材。襟怀开阔,大气包举,志向宏伟因而能跳出因袭的圈子,独标高格。在这篇文章里阐发“先忧后乐“,积极进取的做人做官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规范与互勉。体现了作者的高尚人格,真是虎炳千古。因此本文不仅以其模山范水、尽态极妍之气量,大增文采,更以其人性之美,人格之美形成巨大的精神感召力量,移人情性,从而使本文具有无以伦比的审美价值和教化作用。正因为如此,本篇的诗性美有特殊的内涵,特殊的分量。

宋人作诗,不仅讲究有情趣,更讲究有理趣,宋人写散文亦然。既讲究有情调,又刻意追求理趣,在写人托物中,托物寄情、托象寓理,使人在鉴赏仪态万方倏然万变的意象与意境时,不仅在情感上激起共鸣。而且在心灵上有所顿悟,这便是所为理趣,所谓哲理美。

唐宋散文大家不仅继承了和发扬了秦汉散文的优良传统,而且善于吸取诗、赋、骈文的艺术营养来丰富散文的表现手法,使唐宋散文在艺术方面臻于完善。特别是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他们在营构意境方面可以说是越来越自觉,他们的文艺性散文,尤其山水游记、亭台名胜记,抒情与写景并重且往往以写景为手段,以事情为宗旨,刻意使情与景、物与我相互融合,从而形成我与物、意与景,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我们穿越时空遨游于大家描绘的这些图画中,感叹优美的山川名胜之时,作者高尚情感也感染着我们。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人格美是宋代散文也是中国古典散文的基本美学特征,也是宋代散文的诗意特质。因此,我们鉴赏古典散文,特别是宋代散文,应根据体裁特点分两步:第一步按散文读法来读它,更不可以忽视。第二步以读诗之法来品味,不仅能味出宋代散文的各种滋味,而且还可以逐渐掌握中国古典散文的赏析技能,培养和提高阅读中国古代散文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王朝闻:《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1版。

2、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版。

3、马奇主编:《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1987年版。

篇2：宋代散文的人格论文

1．北宋初期，承袭晚唐五代之风，以骈文为主，也有人作古文。这一时期的最大的成就乃在于古文运动的再次兴起。代表性作家有柳开、王禹偁、石介、范仲淹、尹洙等。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这些古文家的最大特色是言道与论政密切结合，教化性较强；从艺术上看，其最大特色在于提倡平易自然，但创作实践上尚不能尽如人意，有时不免露出辞涩言苦的毛病。

2．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古文运动取得成就的时期。欧阳修实际上为此期的领袖。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言理与论政逐渐分开，以程颐为首的理学家提倡“文以载道”，言理遂成为理学家的目的；以欧阳修为首的古文家则强调关心百事，言政遂成为古文家的主要内容。从艺术实践上来看，古文家不但把宋初平易自然的理论主张完全付诸实践，而且还发展了古文的艺术韵味，使之更具有文学性。

3．南宋初期散文创作充满爱国激情，文人纷纷以文言政，要求抗敌北伐，批判投降求和，具有高度的战斗性，其文风也慷慨激昂，气盛势足，理明词畅。

4．南宋中期又是散文创作相对发达的时期，其中尤以鼓吹北伐、议论国是的政论之文和倡明理学、论辩哲理的讲学之文成就最高。前者以辛弃疾、陆游、杨万里、范成大、陈亮为代表，后者以朱熹、陆九渊叶适等人为代表。这两大内容在写作上皆条分缕析、切当翔实，较之北宋散文更富有论辩力和逻辑性。

5．南宋末期的散文呈现衰落趋势，自中期以来就出现的萎靡文风此时有增无减。但在南宋亡国之际出现的文天祥、谢翱、邓牧、王炎午等一大批作家，都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纪实抒情散文，其内容仍以抒发爱国情怀为主，但在亡国之际风格更显得悲慨沉痛。

二．宋初散文：柳开与王禹偁。

北宋初年，宋王朝开国之后的升平景象，使文坛仍然追求晚唐、五代的美学风尚：辞藻典丽而内容单薄的骈体文甚为流行，西昆体泛滥文坛，出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棅瑳弗振。”（《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4《四朝国史欧阳修传》）的徘徊局面。

首先起来反对五代文风的是高锡、梁周翰、柳开、穆修等人，而以柳开最为有名。柳开以推崇韩、柳，扭转风气为己任，“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吾之文，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文也。”（《应道》）这种把道统与文统扭合为一的观点，对后来的古文家和理学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柳开还把文看作是明道的工具，并因此反对文体华艳，这种思想在宋初本应起到矫正五代浮华文风作用，可是柳开过于强调道的重要性而忽视文采，而他所说的“道”又仅仅是指“圣贤之道”，因而容易使文学沦为道统的附庸。加上柳开为人粗豪狂诞，为了反对骈文，人为地把文章搞得参差不齐、古朴生涩，很难吸引人。所以尽管他大声疾呼，却应者寥寥，没有对文坛产生实际影响。柳开也十分恼丧地说自己：“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而遍及于世间，岂虑动得憎嫌，挤而斥之。”（《再与韩洎书》）

宋初在散文创作上取得较高成就的作家是王禹偁。可以说，王禹偁是连接唐之李杜韩白与宋之欧苏的关键人物，也是形成宋代诗文特色主流之先河。王禹偁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但他不是把“道”当作纯粹外在的教条理念，而是与自己内在的追求、个人的性情联系在一起，这样，文的应用范围就比柳开的广泛。同时，他又主张易道易晓，不排斥文采，提倡创新。他的一些优秀的古文篇章，继承了韩、柳的传统而文字较为平易，显示出一种新文风的端倪。宋代大作家无不推重王禹偁，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

三．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的完成

经过宋初作家多方面的探索，针对晚唐五代文风进行革新的思潮逐渐形成。到了宋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伴随着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领导的政治运动的开展，文学革新的思想变得更为自觉。因为改革政治，表达政见需要儒学理论的指导以及切于实用的文学形式，于是一度中断了的韩、柳古文传统得到了继承与发扬。

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他的主要功绩在于继韩、柳之后再一次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以古文变革晚唐、五代以至宋初卑弱靡丽的文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一代宋文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首先，欧阳修继承了韩、柳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持有新的观点，他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时者。”（《答李诩第二书》）其次，欧阳修论文重道，又注重“文”（形式技巧），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代上人王枢密求先集序》），而“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反对以“道”代“文”。这重文道并重的思想，把文学看得与道同等重要，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地位。再次，欧阳修论文，虽然极力推崇韩愈，但不取其好奇尚险，而取其明白晓畅，略其“沉浸浓郁”，而重其“文从字顺”，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等人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在各类文体中，欧阳修以散文的成就和地位为最高，论者以其和韩愈相比，称他“文章为一代宗师”（谢枋得《文章轨范》）。散文的题材、内容、文体非常广泛，而以论道、论政、抒情三类成就最高。论道是对北宋初期散文的继承，论政、抒情又是北宋初期散文的一大发展。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政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有的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是古文的实际功用价值与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他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在他的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与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另外，欧阳修还工于文赋，他继承了唐代古文家以文为赋之风，所作既屏弃了汉大赋式的铺张，又摆脱了六朝骈赋的铅华，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对文赋的确立、发展有一定的贡献。《秋声赋》就是他的代表作。除此而外，他还对四六体进行了革新，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典故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为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欧阳修的散文，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

从柳开到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特别是经过欧阳修的创作实践，在散文创作上解决了两个大问题：一是再度强调了唐代古文家所倡导的“明道”的口号，进一步清算了浮华不实的文风；二是要求文风朴实，语言平易自然，文从字顺，扫除了在文中使用冷僻艰深词句的旧习，缩小了文言文与口语的距离。此后，宋代散文基本上沿着他们所开辟的古文之路发展。四．苏轼的散文创作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重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他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在于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等方面的作用。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并非仅是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该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文风。

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苏轼最重视的是“以意为主”，因此，他既反对外表华丽而缺乏内涵的骈体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更重视在“意”的支配下的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正是在这种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他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散文风格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自然、畅达。他的散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地方。

苏轼擅长写作议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以谈史论政为要。这类文章大都能针对时弊，有为而发，言之有据，目光犀利，议论纵横，气势恢弘。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与感染力。更能代表苏轼散文成就的是随笔、游记、杂记、赋等感情色彩较浓厚的文体。这类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写作手法比前人更自由，常打破各种文体习惯上的界限，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以胸中的感受、联想为主，信笔写去，文章结构似乎松散，但却于漫不经心中贯穿了意脉，引人入胜，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特点。苏轼的辞赋和四六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疏宕潇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他又是骈文大家，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四六文典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在迁谪时的诸表启，几乎和泪代书，凄恻感人。苏轼的四六文以散文的气势和笔法去作骈文，务去华辞，提炼雅语，以疏通畅达、流转自如见长，不以文采密丽取胜，开宋代骈体新风。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五．南宋的散文和骈赋

与北宋散文相比，南宋散文的成就稍为逊色，没有产生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那样的大家。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文体中，南宋作家对前人有所发展和超越，南宋散文在总体上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

1．政论文和笔记小品

南宋自始至终受到北方强敌的威胁，抗敌御侮是当时最重要的政事，所以政论文多以吁请抗敌、谋划复国大计为主要内容。这些文章的政治功利目的十分明确，大都秉笔直书，义正词严。它们不很注重文学技巧，然而气势磅礴，言辞恳切，在欧、苏、曾、王之外开辟了古文的新境界。

南宋初期，抗金将领和爱国志士在国势危急之际坚决要求抗敌，留下了许多彪炳史册的政论文。如宗泽的《乞毋割地与金人疏》、《请驾还汴疏》，李纲的《论天下强弱之势》、《请立志以成中兴疏》张浚的《论恢复事宜疏》等。岳飞的《五岳盟祠记》和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更是慷慨激昂，气壮山河，具有极大的战斗力。南宋中期的政论文以替朝廷出谋划策为主要内容，陈亮和辛弃疾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辛弃疾写了《美芹十论》和《九议》，全面而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了进取的方案，文笔酣畅，意气风发。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力主恢复中原，告诫孝宗不可苟安而痛失良机。南宋的政论文使散文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气势之雄伟和逻辑之严密比北宋散文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宋的笔记散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南宋的许多作家都撰有笔记专集，如陆游有《入蜀记》、《老学庵笔记》、罗大经有《鹤林玉露》、洪迈有《容斋随笔》、范成大有《吴船录》等。这些笔记散文内容十分丰富，举凡史事杂录、考据辩正、诗文评论、小说故事、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应有尽有。不少文章的文字表达生动有趣，具有相当的文学性。南宋的笔记集流传下来有近百种，其中的小品文成就尤高，堪称晚明小品文的先驱。

2．南宋理学家的散文

两宋理学发达。理学家把人内在的道德纯化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把任何一种精神外骛视为人生的危险。所以北宋的二程就直接提出了“作文害道”和作文也是“玩物丧志”的观点（《二程遗书》）。又由于他们与古文家都以儒道为旗帜，所以他们指出古文家宗道履道的不彻底性甚至虚伪。到了南宋，理学愈盛，并出现了集大成的宗师朱熹，这种鄙视乃至取消文学的理论因他的阐发产生了一些改变。朱熹继承了周敦颐和二程的文道观，并对文与道的关系作了更深入的论述。首先，他强调“道”的重要性，道是根本，而文不过是辅助手段而已。其次，朱熹又并不认为文与道是毫不相干的，他曾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事实上承认了文学的价值。朱熹是两宋理学家中最具文学修养的人，在创作上，他强调作家的人品修养，承认感情在文学中的作用，多次强调“感物道情，吟咏情性”（《朱子语类》卷80）不像其他理学家那样不近人情，只是反对流于滥而已。他还反对模拟，提倡创新，强调平淡，注重涵咏、曲折、风致，特别推崇比兴和温柔敦厚的风格，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朱熹文学思想的重要特点。

朱熹的文论对南宋的古文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散文被置于理学的规范之下，文成为从属于道的表现工具，这妨碍了作家对艺术作深入的研究，并导致了一些粗糙鄙俚的语录体散文的产生。另一方面，朱熹毕竟没有完全抹杀文学的价值，仍然为文学在理学思想的支配下保留了一席之地。

理学家的诗文主要是用来说理的，大部分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他们也有一些文学性较强的作品，有些虽是宣扬理学思想，但能借助生动的形象；有些则突破了自己理论上所设的藩篱，抒发了较真实的感情，在表达上也能做到明洁浅易、平淡自然。

篇3：论宋代士大夫的“文化人格”

北宋王朝建立以后, 从根本上反对以前的灭佛政策, 对佛教采取保护、鼓励的措施。僧尼人数迅速增加, 中断已久的译经重又开始, 并大规模地刻印佛经。在晚唐五代曾经受打击的各种佛教宗派重新东山再起。禅宗又主动吸收儒、道两家的思想, 并力求适应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由于宋代的三种宗教思想都有从注重外部事功向注重内心修养转变的特点, 因而更容易在人们的思想层面上有机地融合起来。到了北宋中叶, 三教合一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

儒教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责任感, 教育人们应有社会忧患意识和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孟子·离娄下》中说:“禹思天下有溺者, 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 由己饥之也。”[2]6宋代的士大夫继承了这种传统, 国家主人公意识加强, 他们以国家以己任, 时刻关注国家的大事。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正是宋代士大夫所追求的风范。道家从人性自然, 无意识出发, 要求人们绝情去欲, 无思无虑。“道之出口, 淡乎其无味。”道作为“无味”之味, 从感觉上来说是薄味、淡味, 故道家又以“淡”为美。“淡”作为审美范畴的概念由老子提出, 在魏晋以前, 主要是以现实美的面目出现, 魏晋名士在生活实践中把它发展到了极致。同时, 从魏晋起, “淡”开始渗透到艺术美的层面, 其标志是陶渊明的诗。作为现实美, “淡”更多是指人格的审美理想。其要义大体有三:一是“意淡”, 淡泊名利, 超然物外。二是“情淡”, 即对世俗的一切不必太在意, 对任何事情也无须太投入、太动情, 即使面对生死大限也应泰然自若, 不必惊慌失措。这是一种通达人生宇宙奥秘之后的无情之美, 也是五岳崩于前而方寸不乱的镇定自持之美, 是处理、驾驭情感波涛的审美方式。三是“形淡”, 这是人格的“淡”之美在行为方式上的表现。即所谓“简淡”、“疏淡”。持这种思想的人出言吐语, 举手投足, 常以“希言”、无为、不留痕迹、不露声色为特点, 从而令人耐人寻味[3]。佛教认为人过多的情欲追求是人生痛苦的祸根, 通过守戒修行可以加以根治。佛教美论从缘起论出发, 认为“色即是空”, 物质世界的美没有恒常不变的本体, 是空幻不实的, 人对物质世界美的事物的贪爱执取是引起人生无限痛苦的根源[3]。

入宋以后, 宋王朝在自己的政权建立以后, 汲取唐代及以前藩镇割椐, 臣僚结党, 君权受到威胁的经验教训, 努力确立君主集权, 削弱臣下势力。宋太祖曾与石守信等军中重要将帅夜宴, 在宴席上劝他们自动解除兵权, “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 歌儿舞女以终天年。”[4]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由此可见赵宋统治者不但不抑制臣下追逐声色, 宴饮寻乐的奢侈生活, 而且还积极鼓励他们这样生活。对待文臣, 皇帝也采取类似手段, 待遇格外优厚。宋王朝的财政措施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 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2]10仅就官俸而言, 据考证, 宋代比汉代增加近十倍, 比清仍高出二到六倍[4]。生活环境的优越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这些士大夫有了充裕的追求声色享受的经济实力。与历代相比, 宋人是最公开讲究生活享受的。文武大臣, 家养声妓, 婢妾成群, 已经成为社会风气。甚至在官场中, 上下级之间也并不避讳。宋人私人蓄养家妓也非常普遍, 就连“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也蓄养过歌妓。他在鄱阳做官时看中了一位雏妓, 因年幼不便买回, 改官离去后始终不能忘怀, 于是写信给朋友魏介, 后来魏介出钱把这位歌妓买下来送给了他, 才算释然[5]。但求“清观”不好声色的苏轼也曾有“歌舞妓数人, 每留宾客饮酒, 必云:‘有数个搽粉虞侯欲出来祗应也。’[5]”宋人蓄妓成风, 以至于少数人不蓄家妓就成了一种美德。宋代士大夫死后写墓志铭, 如果墓主家无声妓, 就一定要特意写上一笔, 说他不蓄声妓或“无声妓之好”。家无歌妓, 竟成为值得大加赞扬的优点, 这从反面反映出宋人蓄养声妓的风气是何等盛行。宋人私家蓄养歌妓, 不满足一二人, 有时多达十几人, 几十人, 甚至数百人。如北宋仁宗朝宰相韩琦家有“女乐二十余辈”;神宗朝宰相韩绛有“家妓十余人”。柳永《望海潮》词曾说杭州是“户盈罗绮, 竟豪奢”, 其实, “户盈罗绮”的不止杭州一地, 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词曾感慨六朝“竞逐繁华”, 也一点不让前人。宋代以前唱歌跳舞本不分男女, 著名的男女歌舞家都不乏其人。宋人独独重视女音, 主要是因为听唱的环境是在以男性活动为主的酒楼妓馆和公私宴集等场合, 听众大多数是男性。而女性除了动听的歌喉之外, 更有美丽漂亮的容貌来取悦于男性听众, 既悦耳动听, 又爽人耳目。从这一事实来看:宋代士大夫追求个性解放和追逐声色享受, 宴饮寻乐的奢侈生活到了何种程度。

与此同时, 由于宋王朝采取“崇文抑武”的政策, 宋代文人成为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这些措施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 同时也使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以国家主人公自居, 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开口揽时事, 议论争煌煌”是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风貌。在学术上也具有强烈的使命感, 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儒家一向重视“文”与“道”的关系, 刘勰《文心雕龙·厚道》把这种关系表述为“道沿圣以垂文, 圣因文而明道。”到了唐代, 韩愈在倡导古文时提出“文以贯道”的思想, 表明了对文学政治功能的重视。宋代的文学家普遍关心国家和社会, 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 尤其是被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 反映社会生活、参政议政始终是重要的主题。以“浪子词人”而闻名的柳永也刻画过盐工悲惨生活的《煮海歌》, 在文学史上被视作专重艺术的词人周帮彦也作有讽刺宋将丧师辱国的《天赐白》。文学社会政治功能的加强, 使宋代诗文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从这一事实可知: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是多么强烈!

不仅如此, 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较之前人也有明显的改变。他们有很强的传统观念和集体意识, 因为他们认为个人的努力和贡献只是整个阶层中的一部分, 应当受到理性和道德的制约。他们的个体意识不像唐人那样张扬、发舒, 他们的人生态度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人生顺利时并不“仰天大笑出门去”, 而是淡然处之;人生坎坷时也很少悲叹“出门即有碍, 谁谓天地宽”, 而是坦然处之。如苏轼一生, 多次遭受政治上的打击, 宦海浮沉, 流放多处, 生活阅历极为丰富。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 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 如在黄川作的《寒食雨二首》, 写“空庖煮寒菜, 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 坟墓在万里”的心态, 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 好竹连山觉笋香”。岭南荒远, 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潮州, 柳宗元贬柳州, 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之惠州时, 却作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2]61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 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 辞彩壮丽, 并无衰颓之病。正如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宋人与唐人相比, 他们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这些特征都植根于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和生活态度。

宋代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他们看来, 生活中的雅俗之变应在大节上注重, 可以不拘小节, 在实际行动上应该体现在内心而不是外表, 因而信佛也不必断酒肉, 隐居也不必离红尘。随之而来的是, 宋代士大夫的审美态度也变得世俗化了。他们认为, 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变, 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 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之物。苏轼说:“凡物皆有可观, 苟有可观, 皆有可乐, 非必怪奇玮丽者也。”[2]9审美情趣的转变, 促成了宋代文学从严于雅俗之辨转向以俗为雅。这在宋诗中尤为明显。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都曾提出“以俗为雅”的命题[2]9。“以俗为雅”, 使宋代的审美视野更加开阔, 同时也实现了审美情趣由“俗”向“雅”的升华。宋代士大夫的这种审美态度, 使诗歌的题材范围扩大了, 诗歌的表现手段增强了, 也使诗歌更加贴近日常生活。而实现这种新变化的关键正是宋代士大夫“以俗为雅”这一审美观念的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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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诸葛忆兵.性爱心理与词体的兴起[J].文学评论, 2004 (3)

篇4：宋代散文的杰出代表苏轼

苏轼是沿着欧阳修开辟的道路前进的。他对唐末五代直至宋初散文发展的弊病看得很清楚。他说宋初诸人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但是“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以致造成“馀风未殄，新弊复作”①。基于这种认识，就要同时向浮艳和艰涩两种倾向进行斗争，这就不能不走欧阳修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路子，就不能不在散文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作新的探索与开拓。苏轼终身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长期用各种文学样式尤其是散文参加思想论争，又善于“转益多师”、广泛学习和继承前人的有益经验，因而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历史时代赋予的任务。

在北宋中期的具体环境中，苏轼散文创作的特点是突出地重视“文”。他鄙视那种“程式文字，千人一律”②，而认为好文章“如金玉珠贝”③，“如精金美玉”④，因此，他议道论文，远异于柳开、石介诸人，亦不同于欧阳修、王安石。他说：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⑤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辞者，达是而已矣。⑥

这两段文字，从创作的全过程着眼，把苏轼心目中的“道”、“文”及二者的相互关系讲得很清楚透辟。他这里所说的“理”、“妙”就是“要言妙道”的“道”。他讲的道，不局限于孔孟儒家之道，而是指的“物固有是理”的理。他曾说：“日与水居，十五而得其道”⑦；又说：“古之学道，无自虚空入者。输扁轮，偻承蜩，苟可以发其智巧，物无陋者”⑧。所以，他说的学道，就是求“通万物之理”⑨，这样来理解道，近于《韩非子·解老》所谓的“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稽”。由此出发，他结合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来讲“文”：第一阶段，是“求物之妙”、对“物固有是理”的认识阶段。如学游泳之“日与水居”，学画竹之“朝与竹乎为游，暮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⑩。第二阶段，是对物象物理“了然于心”，即“得成竹于胸中”(11)的阶段。这个“成竹”，当然不是对自然竹的简单表象，而已是主客观统一的形象思维的产物，是存在于作者头脑中的艺术半成品。这一点，在苏轼以前的宋人中没有人讲到过。第三阶段，是“了然于口与手”、“达之于口与手”的阶段，即用语言文字将头脑中的物象物理表达出来而成为文章。这三个阶段都要毫无缺憾地完成才是苏轼所说的“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12)的“文”。这样来谈文，也是此前宋人中没有一个能窥见的。苏轼对“文”所悬的标准甚高，正是反对浮艳与艰涩两条战线作战的需要。因此，他还就丰富的创作经验，对“辞达”的问题从三方面加以剖析申说。第一，“了然于心”的人，不见得能“了然于口”，因此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是不成立的，只有“德之发于口者也”(13)。而要能发之于口，必须下功夫钻研学习：“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14)。这就明确提出，只有勤学苦练，才能解决“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的矛盾。第二，怎样才算“了然”，了然的标准就是“随物践形”(15)。客观的物象物理能具体呈现于胸中，才算“了然于心”；胸中之物象物理能准确地表现在文中，才算了然于口与手。第三，从了然于心到了然于口与手的推移，是“不能不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的过程，如“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16)。对于这个创作中的兴会问题，东坡曾以画家孙知微在成都大慈寺作壁画时的创作状态(17)为例，予以形象的表现。又曾将其父苏淘《仲兄字文甫说》中风水“相激成文”的观点括为一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18)这里实际上已涉及创作过程中主体的修养和客体的感触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了。论文而不局限于儒家之道，求“物固有是理”而了然于心，再到充满勃郁之后而了然于口与手，所以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这样的创作境界是那些空言载道及“以艰深文浅陋”者流无法体会的。

苏轼创作包罗宏富，正是他上述理论的绝好证明。他一生于散文用力勤，作品数量大，体裁多。由于他积极从政，洞悉历史，为人正直，品德优良，对当时社会的各种重大问题，都敢于直说自己的意见，故其政论和史论大都雄辩滔滔，气势纵横，结构多变，语言明快畅达而尤长于形象地说理，明显地继承了《战国策》、《孟子》、《庄子》及贾谊、陆贽的优点。苏轼行文，比韩愈平易，比欧阳修条畅。而他的思想特点是主儒术而不为所迁，杂佛老而不为所溺；立身行事，勤于政事，肯定人生，积极乐观，胸次广阔。因而，他的其他样式的散文，如书信、记、序跋、随笔等等，大都是叙述、描写、抒情错杂并用，随意挥洒，笔酣墨畅，兼有魏晋文风的自由通脱而又自是唐宋文的明白简练。诗情画意，触处皆是；覃思妙理，一出自然。确如他自己所谓“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19)。明人王圣俞在选辑《苏长公小品》时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随笔记录便是文”(20)。总之，苏轼散文吸取了前代传统的重要优点，体现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积极成果，把散文的文学性、实用性、通俗性都推进一大步，不能不说是对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巨大贡献。

苏轼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均以散文著称。苏洵文字雄奇坚劲，议政议军，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苏辙文章不如乃兄才华横溢，然亦做到“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21)，在宋代散文中也是能够独自树立的。

宋代古文运动，至苏轼而告胜利完成。和欧阳修一样，苏轼也比较注意奖引后进，为青年人开路。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无咎以及陈师道、李等，都是北宋后期文坛知名之士。他们的成就虽不全在散文，然而他们的理论都毫无例外地深受苏轼影响。他们的散文创作，也都是沿着欧、苏的道路前进的。

(本文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宋文选》一书的前言的一节。该书由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前言的执笔者是张志烈同志。)

①苏轼：《上欧阳内翰书》。

②苏轼：《答王痒书》。

③苏轼：《答刘沔书》。

④苏轼：《答谢民师书》。

⑤苏轼：《答谢民师书》。

⑥苏轼：《答俞括书》。

⑦苏轼：《日喻》。

⑧苏轼：《送钱塘聪师阅复叙》。

⑨苏轼：《上曾丞相书》。

⑩苏辙：《墨竹赋》。

(11)苏轼：《谷偃竹记》。

(12)苏轼：《答王痒书》。

(13)苏轼：《范文正公集叙》。

(14)苏轼：《谷偃竹记》。

(15)苏轼：《文说》、《书蒲永升画后》。

(16)苏轼：《江行唱和集叙》。

(17)苏轼：《书蒲永升画后》：“始，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

(18)苏轼：《琴诗》。

(19)苏轼：《文说》。

(20)见其批《书天观壁》语。

篇5：浅析宋代城市世俗音乐的发展论文

【摘 要】宋代是我国历史发展中传承盛唐繁荣文化的重要时期，也是城市世俗音乐从兴起走向顶峰的重要时期。本文将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背景，通过对北宋汴梁地区的世俗音乐状况及南宋临安的宫廷音乐机构和城市音乐的繁荣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论述宋代世俗音乐的发展状况。

【关键词】宋代 世俗音乐 发展

一、宋代城市世俗音乐发展的特征

1。宫廷转向世俗

公元960年，后周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代周而起，建都汴京（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汴梁），结束了唐代以来长期混乱的局面。在北宋统治的160多年间，虽然边境战事不息，但国内相对承平，生产迅速恢复，经济得到发展，工商业空前繁荣，城市随之而兴盛。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市民阶层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音乐文化的重心，从隋唐的宫廷音乐转向了世俗的民间的市民音乐。

教坊――本是唐朝宫廷最重要的音乐机构。在宋初的时候继续沿用了这一制度。北宋时期，宫廷把南方的优秀乐工集中到汴京，使教坊成为音乐人才荟萃之地，艺人云集。与唐代不同的是，北宋的教坊隶属于宣徽院，由教纺使管辖。教纺使以下，还设有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及都知等。教坊乐工的主要职责，是在宫廷宴飨时表演音乐歌舞，特别是逢年过节，音乐歌舞的场面就更为壮观。宋初的大型宴会有19个段落，各个段落都有不同的表演。但到北宋的末年，随着民间音乐的勃兴，教坊与钧容直已逐渐衰落，在宋徽宗的生日当天，宫廷里开始有了民间“勾栏”里艺人表演的杂剧的节目。以此表明，北宋后期音乐已经由宫廷转向世俗。

“靖康之难”标志着北宋的覆灭。公元1127年，赵构即位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后在临安（北宋时的杭州）建都，史称南宋。随着宋王室的南迁，也造成了科学文化的大规模南移，促进了南方科学技术的进步。城市更加兴盛，工商业更加繁荣，音乐文化循着向世俗音乐的新方向得到更大的发展。因而南宋时期世俗音乐发展更加迅速繁盛。

南宋宫廷虽然仍旧保留了教坊的旧名，但实际机构是不存在了，需要时由修内司教乐所临时召集一批乐工进行短期的练习，临时客串一下。这些应召来的乐工，有的是在德寿宫充“使臣”的旧教坊的乐工，有的是调在临安府衙前乐的酒教坊乐工，有的是钧容直的乐工，其余的就是包括“路歧人”（多半是来自农村的破产农民，他们在失去土地后不得不靠卖艺来维持最低的生活。）在内的民间艺人，总称“和顾”。

2。贵族转向平民

唐代市民的文化娱乐场所主要在寺院内，到了宋代，则因商业城市的发展，在大城市中出现了大批的独立游艺活动场所，由于市民音乐迅速发展，使宋代音乐文化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一方面为市民的文化娱乐消遣提供了经济来源，另一方面繁忙的商品活动如果没有文化娱乐的精神调剂也是不可想象的。为了适应这种形式，一种新型的固定娱乐场所――“瓦子”和“勾栏”便应用而生了。“瓦子”――宋代城市中的商品交易。亦称作“瓦市”或“瓦舍”。瓦舍是集商业与娱乐为一体的商业场所。

瓦子中设有专门从事各种民间技艺表演的场所“勾栏”和“乐棚”。北宋都朝汴梁的几个“瓦子”中，有“勾栏”50余座，其中最大的可容纳数千观众。勾栏主要用演出或者说唱，其功能相当于今天的戏院。因为其建筑的栏杆上刻有花纹，相互勾连，所以称“勾栏”。它们大多以“棚”为单位，有“牡丹棚”“象棚”等名称，起规模大小不一，大的可容纳几千观众，在“勾栏”中表演的艺人，地位较高。而且另一方面“瓦子”“勾栏”和宫廷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它们受宫廷管辖，“瓦子”“勾栏”的艺人常到宫廷演出，另一方面宫廷艺人也经常到“瓦子”“勾栏”中现艺。 作为一种影响极为广泛的大众娱乐场所，“瓦子”吸引了市民、文人士大夫、富豪子弟以及大量的城市流动人口等多方面的观众。瓦子中的市民阶层主要是由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们组成的，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有较为固定的经济收入，也有一定的闲暇时间，更有精神娱乐的需求。因为，市民阶层是瓦子中最有力，最基础的观众。“瓦子”“勾栏”是固定的演出场所，这就决定了瓦子音乐艺术的职业化特点和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同时也使艺人之间的分工更为细密，并逐步趋向专业化。不管刮风下雨，不论寒冬酷暑，“瓦子”“勾栏”每天都进行演出活动，丰富多彩的演出节目和精湛的表演技艺吸引着众多的观众。

宋代市民音乐活动场所除“瓦子”“勾栏”外，茶坊、酒肆、酒歌以及寺庙中的音乐活动也很活跃。茶坊和酒肆并非专为音乐活动而设，但为了招揽顾客，其中均有经常性的音乐表演活动。尤其是汴梁城内，“新声巧笑与柳陌花蘅，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可见当时茶坊酒肆中的音乐活动在城镇的娱乐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由于市民音乐的繁荣发展，自南宋起就已经出现了很多民间艺人的专门行会组织“书会”“社会”。“书会”是指专为说话人，戏剧演员编写话本和脚本的行会组织。参加“书会”的文人，有的是因科场失意，怀才不遇，有的是医生，商人，在业余从事脚本的写作。书会成员称“先生”或称“才人”。南宋著名的“书会”有武林（即临安）书会。“社会”是专门从事表演艺术的职业艺人组成的行会组织。每个社会起码有一百多个艺人，最多的竟达三百多人。社会里的艺人除了节期及其他的临时性演出以外，主要在“瓦子”“勾栏”里进行定期的表演，他们的.社会地位比平常只能在酒楼，茶肆卖艺的“赶趁人”（江湖流浪艺人）来说都要高一些。

南宋末期，由于市民音乐的繁荣崛起，宫廷音乐已经黯然失色，在加上当时的社会政治，使得南宋统治者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去发展教坊，所以宫廷教坊时置时废，在宫廷需要大型演出或者举办宴会时，就由宫廷出资招募“勾栏”艺人为宫廷表演。同时，宫廷乐工也经常到“瓦子”中进行表演。“勾栏”艺人与宫廷乐工之间的交流表演对“瓦舍”技艺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二、宋代城市世俗音乐的影响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达促进了城市世俗音乐的发展，城镇中繁荣的瓦舍、勾栏、茶坊、酒肆等固定的演出场所，以及艺人们的专业化表演，标志着我国历史上市民音乐的发展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时期。社会音乐生活更加普及，音乐的技术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并为以后音乐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光影响了两宋时期音乐的创新与发展，而且由于世俗音乐的繁荣，使宋元音乐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就音乐形式来说――我国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形式由歌舞转向了戏曲。戏曲艺术的确立与发展，标志着我国民族传统音乐步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我国音乐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

宋代世俗的音乐发展始终标志着我国古代音乐的进步与发展，就音乐形式而言，宋代音乐文化的重心从了唐代的宫廷音乐转向了世俗的，民间的市民音乐。就音乐的性质而言，我国音乐的主流由宫廷转向民间，由贵族化转向平民化。这是我国历史上文化艺术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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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宋代扬州行政区划的沿革研究论文

概述

唐时扬州属淮南道，据《旧唐书·地理志》: “(扬州)旧领县四: 江都、六合、海陵、高邮……天宝领县七: 江都、江阳、六合、海陵、高邮、扬子、天长……”《新唐书》所载与之同。天宝以后至唐末，扬州一直辖七县。杨吴之时，曾建都于扬州，称为江都府，并新置兴化县，此后兴化属扬州。南唐时，扬州行政区划变化较大。首先便是将海陵、兴化二县析出，建立泰州。《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泰州条”谓: “泰州，理海陵县。本扬州海陵县，伪吴乾贞年中立为制置院。伪唐昇元元年升为泰州。”《文献通考》记载:“以扬州之兴化，楚州之盐城二县来属。”则至此时(即937 年)，扬州少海陵、兴化二县，仍含江都、广陵、六合、扬子、高邮、天长六县。

据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第三编第八章，天长县之归属，诸书说法不一，存在抵牾。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在赵宋建立以前，天长已然析出而独立成州(军)了。因而在宋初，天长并不隶属于扬州这一点可以断言。而直至宋太宗至道二年，北宋朝廷才下令“废天长军为县”，此后，天长才又重属扬州。虽五代之际，天长之归属、析出时间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其于本文行文并无矛盾。

二、扬州建置

据《太平寰宇记》《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可知，建安军，本唐扬州扬子县之白沙镇，南唐时改名迎銮镇。宋朝建立后，升为建安军。此三书记载完全一致，但对于建安军何时所建，却存在抵牾。《太平寰宇记》以为事在“皇朝建隆三年”，即962 年时升为军;而《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则以为在“乾德二年”，即964 年。二者有两年的时间差。而笔者翻阅《宋史·地理志》“真州条”，其又言: “乾德三年，升为建安军。”而据该卷之后校勘记，以为《宋史》所载“乾德三年” 当为“乾德二年”之误，并指出《隆平集》《九域志》《十朝纲要》均作“乾德二年”，如此则与《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同。另笔者翻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其中明确载有在太祖乾德二年八月“庚申以迎銮镇为建安军”一条。如此则乐史所撰必然有误矣!且中华书局07 版《太平寰宇记》在此处出具校勘记，亦言建隆三年当改为乾德二年。而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却只采用《太平寰宇记》之说，以为建安军建军于建隆三年，此明显欠妥当。

建安军建立之后，陆续割扬州之扬子(永贞)与六合来属焉。其中六合于至道二年(996)隶属建安军，此一点，《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宋会要辑稿》《宋史》《文献通考》诸书所载相同，当无异议。但扬子(永贞)何时割隶建安军，诸书却又记载不一。《太平寰宇记》原文以为事在“雍熙三年(986)”，而《文献通考》则以为在“雍熙二年(985)”，《宋会要辑稿》亦言: “扬子县旧名永贞，雍熙二年自扬州来隶。” 据《(嘉靖)惟扬志》载: “南唐改扬子为永贞县，宋乾德二年升为建安军，雍熙二年以永贞属建安军，后复改永贞县为扬子县。”另《元丰九域志》载: “(真州)县二，雍熙二年以扬州永贞县，至道二年以六合县并隶州。” 07版《太平寰宇记》也出具校勘记，言雍熙三年是雍熙二年之误。由此，扬子隶属建安军当在雍熙二年，而非三年。而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仍只取乐史之说，以为事在雍熙三年，仍欠妥!如此，则至至道二年(996)，扬州之扬子、六合二县均已属建安军，而由上文可知，此时正好“废天长为县”，天长重隶扬州。而天长再次从扬州析出，则在“建炎元年升军”，《宋会要辑稿》方域六之十“扬州条”、六之十四“高邮条”中有明确记载，兹不赘述，而在至道二年至建炎元年这段时间内，天长一直属于扬州。

在建安军建立后不久，高邮亦建军。据《宋史》载: “开宝四年，以扬州高邮县为军。”《太平寰宇记》《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均有相同记载。则在开宝四年(971)后，高邮已不属扬州。结合上文所论，则知开宝四年之前，唐代扬州所辖七县，仅有海陵(南唐时入泰州)、天长(五代时独立成军)二县析出。则自建隆元年至开宝四年，扬州仍领有江都、广陵、扬子、六合、高邮五县;而在开宝四年至雍熙二年内，高邮析出，仍辖四县: 江都、广陵、扬子、六合;雍熙二年至至道二年间，再去扬子，仍存三县: 江都、广陵、六合。这与《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三，扬州原领县七，今三: 江都、广陵、六合的说法相契合。而在至道二年时，六合又析出归隶建安军，天长又重隶扬州，则此时，扬州仍然辖县三: 江都、广陵、天长。

据《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志四》高邮军条: “熙宁五年，废高邮为县，隶扬州。”《元丰九域志》卷五扬州条亦言: “熙宁五年，废高邮军，并以县隶州，省广陵县入江都。”《宋会要辑稿》方域六之十: “(高邮)熙宁五年军废，县来隶。广陵县，熙宁五年废隶江都县。”可知熙宁五年这一年，扬州行政区划有较大变化，首先是高邮重隶扬州，再便是将广陵县并入江都县，因而熙宁五年(1072)后，扬州当辖县三: 江都、高邮、天长。此与《元丰九域志》所载“县三，紧，江都。望，天长。望，高邮。”完全契合。而高邮废军时间不长，在元祐元年(1086)，便又复为军。关于此，《宋史》《宋会要辑稿》中有详细记载。因而至元祐元年后，扬州辖县二:江都、天长。但欧阳忞在《舆地广记》中却载当时扬州辖三县: 江都、广陵、天长。按一般以为《舆地广记》成书于徽宗政和年间，据上文所析，此时广陵县已经并入江都县，当只辖江都与天长二县。而按《宋史》，南渡后才又将广陵县自江都中析出，欧阳忞所载或误。另广陵并入江都，诸书多有载，但何时析出均语焉不详。而在宣和四年(1122)时，泰兴划隶扬州，则在宣和四年后，扬州辖江都、天长、泰兴三县。而《宋史》却以为北宋末年，扬州仅辖江都一县，此条明显有误。

三、南宋扬州建置

南渡伊始，建炎元年，天长即升为军，自扬州析出。而后，天长又曾废军为县。但其废军为县的时间，不同史料存在抵牾。《宋史》以为是“绍兴元年(1131)废为县”，而《宋会要辑稿》记载是“(建炎)四年(1130)废为县”，但宥于仅有此两条“孤证”，且仅间隔一年，姑且笼统以为事在绍兴初年。当时，招信军虽已于建炎三年(1129)建立，但建炎四年(1130)，招信军又废为县，直至绍兴十二年(1142)才又升为军。如此，天长废为县，只能还隶属于扬州。则绍兴初(1130 或1131 年)至绍兴十一年(1141 年天长复升为军)，天长仍隶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