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875)摘要：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相对比较发达时期，与此相对应，其商业立法也较为完善。为了建立相对比较平等的商品交易秩序，在宋代有“均输法”和“市易法”。其目的都是为了打击大商人，限制大商人与官僚操纵垄断市场。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宋代市易法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宋代市易法论文 篇1：
宋代市舶司机构的变迁
摘 要： 宋代市舶机构的历史始于北宋初年广南市舶司的建立，终于南宋灭亡。两宋期间，随着航海贸易状况的变化，宋廷不断调整沿海港口市舶机构的布局。沿海诸司/务之中，北宋初期所设广州、杭州和明州三司及北宋晚期增设的泉州市舶司长期存续，而密州、江阴、秀州、温州诸司/务则在设立一段时期后遭到撤废。两宋时期各地市舶機构的存废，是宋代沿海贸易状况变迁和宋廷市舶管理政策异动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宋代;市舶司;海外贸易
为了有效管理海外贸易活动，北宋消灭割据广东的南汉后，即沿袭旧制设立广南市舶司，这是宋代设置市舶机构的开端。《宋史》中记载：“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1]（2661）宋代市舶机构主要有三级：市舶司——市舶务——市舶场。市舶司最早设在路一级，如北宋初年的广南路和两浙路，后来两浙路分别在杭州、明州置司，州级市舶机构亦称司，之后增置密州、泉州两个州级市舶司。
在市舶机构体系中，“市舶务”是市舶司的次级衙署，元丰六年（1083年），密州知州范锷向上请求在密州本州置司，州下属板桥镇置“抽解务”[2]（4206）。成立于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七月的秀州市舶务是《宋会要辑稿》中记载的两浙路最早的“市舶务”，随后两浙路又设立了温州市舶务、江阴军市舶务，均为路级市舶司的分理机构。广南市舶司也设有广州市舶务，因为广州市舶务贸易吞吐量数较大，对广南路市舶司进行补充。泉州市舶司发展起来后，提举官曾上奏希望在泉州设市舶务[2]（4208）。关于“市舶场”的职能，根据“闽、广市舶旧法，置场抽解，分为粗细二色搬运入京”[2]（4209）这一记载可知，“场”原本是指市舶司进行抽解的地点，但后来“场”转变成市舶司/务下辖的机构，例如《宋会要辑稿》中记载青龙港设有青龙场，《宝庆四明志》中记载杭州市舶务设有澉浦场。
目前有关两宋市舶司机构变迁的研究也积累了一些学术成果，但是相关学术成果大多专注于某一市舶司或局部地域，例如吴振华的《杭州市舶司研究》、周振鹤的《宋代江阴军市舶务小史》和施存龙的《唐五代两宋两浙和明州市舶机构建地建时问题探讨》及日本学者土肥祐子的《陈偁和泉州市舶司的设置》等，现在本文将做较为全面的梳理。
一、北宋时期市舶司的数量及分布
北宋时期最先开始只有广南市舶司一处，后宋太祖消灭吴越政权后，又增设了两浙路市舶司，后两浙路下杭州、明州各市舶司，但是宋太祖时未设市舶的交趾与泉州允许蕃商前来贸易[1]（3054）。北宋中期以前广州、杭州、明州市舶机构三足鼎立，直到公元1083年密州市舶司成立、1087年泉州市舶司建立，这一状态才被改变。
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广南市舶司成立[1]（3054）。广南路市舶司是宋朝最早建立的市舶司，官署位于广州，又称广州市舶司。当时，北宋还未统一南方诸国。《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太祖开宝四年六月，命同知广州潘美、尹崇珂充市舶使。”[2]（4203）由于东南诸国交通便利，而且地处南部沿海，受战乱影响最小，广州市舶司是宋代最重要和最稳定的市舶司。但是在北宋时期广南市舶司曾一度受到内部政治斗争影响，王安石变法导致市易务与广州市舶司争权，造成广州市舶司亏损。
端拱二年（989年），两浙市舶司成立，治所位于杭州，《乾道临安志》记曰“提举市舶衙旧在城中，淳化三年四月庚午移杭州市舶司於明州定海县”[3]（26），据此可知，淳化三年（992年），移杭州市舶司于明州定海县。但次年，因为监察御史张肃的上言，两浙市舶司又回到杭州置司。《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后又于杭州置司。淳化中，徙置于明州定海县，命监察御史张肃主之。明年，肃上言非便，复于杭州置司。咸平中，又命杭、明州各置司，听蕃客从便。”[2]（4203）
真宗咸平二年（999年）九月，两浙转运使副王渭曾希望取缔明州市舶司，只保留杭州一处[2]（4204），但是朝廷为了蕃商的便利没有答应。景祐九年（1042年），中书门下又建议罢黜杭州、明州两处市舶司，只在广州一处抽解，但是三司认为：“今与师孟同共详议广、明州市舶利害，先次删立抽解条约。”[2]（4206）最后朝廷因“恐逐州有未尽、未便事件”[2]（4206）决定重新详定。不过，其后明州和杭州市舶司确曾遭到撤废。《宋会要辑稿》记载：“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十一日，诏：杭州、明州市舶司依旧复置……”[2]（4207）既然是复置，可见之前杭州市舶司和明州市舶司被取缔过，但这次取缔的具体时间难以明确。
密州市舶司是宋代唯一处于北方的市舶司。元丰六年（1083年），密州知州范锷提出了增设密州市舶司，打破了广南、杭州、明州三足鼎立的布局。《宋会要辑稿》记载：“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知密州范锷言：欲于本州岛置市舶司，于板桥镇置抽解务，笼贾人专利之权归之公上，其利有六……”[2]（4206）直到哲宗元佑三年（1088年）三月十八日，朝廷同意了范锷的建议，密州板桥才增至市舶司[2]（4207）。密州位于北方距离当时北宋的首都开封更近，同时受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影响更大。南北对峙一直是影响及困扰宋朝整整一代的问题，最终随着金军南下北宋灭亡而爆发。伴随着金军南下国土沦陷，密州不再是宋朝的国土，密州市舶司也就消失了。
泉州作为良港，在设立市舶司前已是海外贸易商人货物交换的聚集地。但是随着《元丰市舶条》的颁行，朝廷对于海外贸易的管理更为严格，来往泉州的商船必须前往广州市舶司进行抽解，给泉州的海外贸易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有了泉州设立市舶司的提议，当时的泉州府知事陈偁致力于促成泉州市舶司的设置。《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哲宗元祐二年十月六日，诏泉州增置市舶。”[2]（4207）没有明确指出元祐二年泉州增设的是哪一级市舶机构。
《宋史》中记载元祐三年（1087年）范锷言：“广南、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载钱帛丝绵贸易，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隐。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必倍于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无冒禁罹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路风水之虞。乃置密州板桥市舶司。而前一年，亦增置市舶司于泉州。”[1]（3056）这条史料可证泉州市舶司初次置司于元祐二年（1087年）。
政和三年（1113年）七月，两浙路增设秀州华亭县市舶务。《宋会要辑稿》记载：“政和三年（1113年）七月二十四日圣旨，于秀州华亭县兴置市舶务，抽解博买，专置监官一员。”[2]（4208）而后因为青龙江浦淤塞，不便于船舶停靠，便少蕃商前来，于是朝廷罢去秀州市舶务的监官，让知县兼任。之后青龙江浦又被疏通了，再度成为商船聚集之地，于时在宣和元年（1119年）八月四日依旧例置监官一员管干。
二、南宋時期市舶司的数量及分布
随着金军南下，位于北方的密州市舶司首先受创，两浙市舶司与福建市舶司受到了巨大的震荡，广南路市舶司位于南方，受金军南下影响最小。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五月二十四日，听从了福建路提点刑狱邵涛的建议，诏两浙、福建路依旧复置市舶[2]（4208）。由此可知，因为兵祸，两浙路与福建路市舶司在战火中一度停废，在南宋朝廷稳定下来后，对这两路市舶司进行了重建。
南宋时期，泉州市舶司后来居上，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宣和七年（1125年）三月十八日，诏降给空名度牒，广南、福建路各五百道，两浙路三百道，付逐路市舶司充折博本钱，仍每月具博买并抽解到数目申尚书省。”[2]（4209）可以看出福建市舶司虽然成立晚于两浙路市舶司，但是在流经贸易体量上已经超越两浙，与广州市舶司并肩。
在南宋，不同于广南路、福建路“各置务于一州”，两浙路市舶管理权不再集中于杭明两州，而是逐步形成“分建于五所”[2]（2661）的多层次市舶司/务体系。《宝庆四明志》中提出：“浙务初置杭州，淳化元年徙明州，六年复故，咸平二年杭明二州各置务。其后，又增置于秀州、温州、江阴军。在浙者，凡五务。”[4]（131）
建炎四年（1130年），秀州华亭县市舶务从青龙浦被移到通惠镇[2]（4210）。《宋会要辑稿》记载在绍兴二年（1132年）：“三月三日，诏两浙提举市舶移就秀州华亭县置司，官属供给令秀州应副。”[2]（4210）自此，两浙路市舶司的官署从杭州迁到了华亭县，杭明两州市舶机构的称呼也由“司”改为“务”。《宋会要辑稿》记载：“（绍兴）三年（1133年）六月四日，户部言……今据两浙提举市舶司申，本司契勘临安府、明、温州、秀州华亭及□责龙近日场务……”[2]（4211）据此可知，到了绍兴三年（1133年），两浙路市舶司下辖临安府、明、温州、秀州华亭四个市舶务及青龙场一个市舶场。
江阴军市舶务建立于绍兴十五年（1145年），《宋会要辑稿》记载：“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诏江阴军依温州例置市舶务，以见任官一员兼管，从本路提举市舶司请也。”[2]（4216）
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两浙路市舶司被废，当时下辖的临安府、明州、秀州、温州、江阴军五处市舶务归于两浙路转运司管辖。《宋会要辑稿》记载：“祖宗旧制，有市舶处，知州带兼提举市舶务，通判带主管，知县带监，而逐务又各有监官。市舶置司，乃在华亭，近年遇明州舶船到，提举官者带一司公吏留明州数月，名为抽解，其实搔扰。余州瘠薄处，终任不到，可谓素餐。今福建、广南路皆有市舶司，物货浩瀚，置官提举，诚所当宜。惟是两浙路置官，委是冗蠹，乞赐废罢。”[2]（4218）两浙市舶司被撤的直接原因是时任提举官带着一众官吏从秀州到明州以抽解为名逗留数月，骚扰过往船舶，触犯圣怒，被取缔了。两浙市舶司罢废之后，职事转归两浙转运司掌理，五处市舶务就成了转运司的附属机构。
根据《宋会要辑稿》中户部侍郎蔡洸的上奏，淳熙元年（1174年）七月十二日时两浙路至少存有临安府、明、秀、温州四处市舶务。“户部侍郎蔡洸言乞委干办诸军审计司赵汝谊往临安府明、秀、温州市舶务，将抽解博买、合起上供并积年合变卖物货根括见数，解赴行在所属送纳，趁时出卖”[2]（4219）。
《宝庆四明志》记载：“光宗皇帝嗣服之初，禁贾舶至澉浦，则杭务废，宁宗皇帝更化之后禁贾舶泊江阴及温秀州，则三郡之务又废。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明州）得受而遣焉。”[4]（131）由此可见，宁宗更化（1195）之后，温州与江阴、秀州三务曾一度被废。然而，《宋会要辑稿》记载：开禧元年（1205年），“下明、秀、江阴三市舶，遇蕃船乳香到岸，尽数博买”[2]（4221）。可知当时秀州、江阴军市舶务又恢复运转。
《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嘉定六年（1213年）四月七日，两浙转运司上书中提到了临安市舶务有商人在住卖来从广南与福建蕃商那里收购的已经抽解过的舶来品，“从例系市舶务收索公引，具申本司，委通判、主管官点检，比照元引色额数目一同，发赴临安府都税务收税放行出卖”，如果有超出条引上的数额，“即照条抽解，将收到钱分隶起发上供”，但是当时规定“舶船到临安府不得抽解收税”，所以最后要求此类船只前往已更名为庆元的明州舶务抽解[2]（4221）。可见当时临安虽有市舶务，但不再担负抽解职能，仅发挥舶务管理的职能。
在淳祐年间，临安市舶务的抽解职能有所恢复。根据《淳祐临安志》，淳祐六年（1246年），澉浦设市舶官，以接纳部分来杭贸易的海舶，淳祐八年（1248年），南宋政府“拨归户部于浙江清水闸河岸，新建牌曰行在市舶务”[5]（69）。
江阴军市舶务也被恢复。绍定年间（1228年—1233年），知军颜耆仲再次重修江阴市舶务，又建了宽民堂，并且赋诗“圣训昭垂未至仁，此堂取义立名新，通商有道能徕远，计利无心盖为民，宽赐一分皆德意，奉行两字属微臣，年年宝货千艘集，好是熙台到处春”[6]（35）纪念此次重修市舶务。
随着南宋灭亡，宋朝的市舶司/务作为政府机构不再存在，但是这些港口城市们旺盛的生命力并没有终结，元朝对于海外贸易采取开放的态度，重新设立了市舶司。随着战争的伤痕被时间治愈，这些港口城市再度恢复了繁荣。
三、结语
宋高宗曾言：“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2]（4213）市舶司作为当时宋代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主要是为了从海外贸易上攫取利益，因此市舶司设立的地点都是对外交通便利、人口稠密、城市繁华且具有相对军事安全的港口城市，或与港口有水道联通的城市。
从集权角度及管理成本来说，市舶司的数量越少，国家支付的人事人本就越少，这是除广州之外的市舶司一度被建议撤销的原因，也是泉州市舶司与密州市舶司设立过程曲折的原因。但是市舶司的存在是为了国家在海外贸易上获得更多的税收，需要有更多的商贾进行海外贸易活动，因此两浙市舶司/务被撤销后还是被复立。根据上文论述，宋廷在市舶运营方针上，始终存在少数市舶枢纽港统理和多个贸易口岸分理的两个思维向量，地方市舶机构的设立与停撤是两个向量彼此制衡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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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周振鹤.宋代江阴军市舶务小史[J].海交史研究，1988（01）：85-88.
作者：弭云琪
宋代市易法论文 篇2：
宋代商业市场管理法律初探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摘要：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相对比较发达时期，与此相对应，其商业立法也较为完善。为了建立相对比较平等的商品交易秩序，在宋代有“均输法”和“市易法”。其目的都是为了打击大商人，限制大商人与官僚操纵垄断市场。
关键词：宋代商业；市场管理；均输法；市易法
很多学者推测宋代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范文澜先生曾说：“宋朝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很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傅筑夫先生甚至认为宋代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产生时期。“根据宋代的商品经济和雇佣劳动的发展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宋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产生时期。”与这种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相伴相随。宋代的商业市场管理法律也多有完善。
一、“均输法”
宋代的商业贸易活动很繁荣，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看到商铺林立，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交易景象。“至门约十里余，其余坊卷院目……纵横万数，莫如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在这种交易背景之下，积累了雄厚资本的投机商人越来越多。为了限制这些大商人把持市场获取厚利。宋朝运用法律的手段进行调控。
王安石曾多次向宋神宗建议实行“均输法”。“均输法”制定的表面动因是为了保证京城汴京的物资供应，但同时也是为了限制大商人的投机活动。均输法之“输”并不是运输之意，宋神宗所言：“《禹贡》纳粟纳秸，此即均输之意”。在“均输法”施行之前，商业交易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地方上供制度过于呆板，缺乏合理的计划性。不是根据京师朝廷的实际需要，而是全凭每年的固定数额，丰岁不能增多，荒年不能减少。第二，上供虽然每年都有定额，消费却多寡不定，朝廷消费量小时，为免陈腐不得不半价而鬻，造成不必要的浪费；需求量大时，常常又不能保证及时足额供应。第三，为富商大贾操纵物价牟取暴利提供了机会，平白增加官府财政开支。
“均输法”是王安石变法期间推出的第一个新法，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制置三司条例司提出关于“均输法”的法令。制置三司条例司言：“窃观先王之法，自王畿之内，赋人精粗以百里为之差。而畿外邦国。各以其所有为贡。及为通财移用之法以懋迁之，其治市之货贿，则亡者使有，害者使亡。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则使为敛之，以待不时而卖者。凡此非专利也，盖聚天下之人而治之，则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则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亡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不可以无术也。今天下财用，窘急无余；典领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有余可以致而不敢赢，年俭物贵艰于供亿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徙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三司、发运使按簿书促期会而已，无所可否增损于其间。至遇军国郊祀之大费，则遣使划刷殆无留藏。诸路之财，平时往往巧为伏匿，不敢实言，以备缓急，又忧年计之不足，则多为支移、折变以取之。民纳租税至或倍其本数，而朝旨百用之物多求于不产、贵于非时，富商大贾因得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臣等以为，发运使实总六路之赋人，而其职以制置茶盐矾酒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继其用之不给，使周知六路财赋之有余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预知在京库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以得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亡，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属，许令辟举，及应有合行事件。令具条制以闻，下制置司参详施行。从之。先是，王安石数为上言均输法，于是即令薛向领之。”
“均输法”还在实行过程中有所完善。熙宁末年，沈括担任权三司使期间，仿效刘晏之法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籴买价格、数量体系。使“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云：“刘晏掌南计，数百里外物价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余在三司时尝行之于东南。每岁发运司和籴米于郡县，未知价之高下，须先具价申禀，然后视其贵贱，贵则寡取，贱则取盈，尽得郡县之价，方能契数行下，比至，则粟价已增。所以常得贵售。晏法则令多粟通途郡县，以数十岁籴价与所籴粟数高下各为五等，具籍于主者(今属发运司)，粟价才定，更不申禀，即时廪收。但第一价则籴第五数，第五价即籴第一数，第二价则籴第四数，第四价即籴第二数，乃即驰报发运司。如此，粟贱之地自籴尽极数，其余节级各得其宜，已无极售。发运司仍会诸郡所籴之数计之，若过多，则损贵与远者；尚少，则增贱与近者。自此粟价未尝失时。各当本处丰俭。即日知价，信皆有术。”
但是，由于“均输法”会触动大商人的利益，因此。“均输法”颁布之初，就遭到了不少朝臣的反对，知谏院范纯仁在《范忠宣公集·奏议卷上》“奏乞罢均输”中说，均输法“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米之利。”并且认为：“人主当务农桑、节用，不当言利。”苏东坡说：“豪强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侍御史刘琦等认为：“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苏辙亦说：“辙又闻发运之职，今将改为均输；常平之法，今将变为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达。昔汉武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今立法之初，其说甚美，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苟诚止于此，则似亦可为。然而假以财货，许置官吏，事体既大，人皆疑之。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许之以变易矣；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
宋神宗和王安石力排反对意见，态度坚决地推行“均输法”。反对派大臣刘琦、钱觊等被贬官，苏辙、范纯仁等调为他任。宋神宗和王安石又命极富理财能力的薛向主持推行“均输法”，薛向被称赞为：“干局绝人，尤善商财，计算无遗策，用心至到。”在推行“均输法”的过程中，薛向的工作得到了宋神宗的全力支持。史称：“时议虑其为扰，多以为非。(薛)向既董其事，乃请置官设属。帝曰：兹事鼎新，脱有纷纭，须朝廷坚主之，使得自择其属。若委以事而制于朝廷，是教玉人雕琢也。”
熙宁三年(1070年)六月，宋神宗又不顾大臣冯京、谢景温等人的反对，破格提拔薛向为天章阁待制，并赐予薛向亲笔手诏，云：“政事之先，理财为急。故朕托卿以东南赋人，皆得消息盈虚，翕张敛散之。而卿忠识内固，能倡举职业，导扬朕意，底于成绩，朕甚嘉之。前览奏，且虑流言致惑，朕心非石，岂易转也。卿其济之以强，终之不倦，以称朕意。”从此手诏中的话语来分析，既对薛向的改革业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也充分表达了宋神宗本人推行“均输法”的决心。
“均输法”颁布后，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施：第一，朝廷拨给了江淮发运司用于市籴的本钱。“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除内藏库拨付的这些籴本钱外，发运司还从东南上供的钱款内截留了一部分。熙宁二年九月六日，制置三司条例司建议：“乞令江淮等路发运司，于六路诸杂上供钱内截留三二百万贯，令籴买上供之物。”这更保证了籴本的及时到位。第二，京师所需与江淮发运司上供的信息沟通机制迅速建立起来。熙宁二年九月八日。薛向请求：“乞下三司及提举司，取索在京诸司库务每年系六路出办上供物色若干名件数目，每年合支、今来见约支得多少、年月外有无阙乏之物、及每年计置数目，逐年预降本司，以凭契勘施行。从之。”第二，江淮发运司增辟官吏，建立了推行“均输法”的专门行政机构。熙宁三年六月十八日，宋神宗降手诏于中书门下，云：“薛向等所总东南诸路财利，创事之始，实藉所谙官吏远近应接。方可集办。近虽累曾指挥，如向等奏辟官吏，并与应副。尚恐有合入远官，朝廷引条不行，可今后如有上项碍条之人特与差，任满如无劳绩，即复注远官。”同年八月二十七日，薛向言：“近奏举职方员外郎张穆之、虞部员外郎李文卿、开封府兵曹参军张涣权管勾本司公事及准备差遣勾当。今来收受装发，已成伦序。欲乞并差充本司勾当，张穆之仍乞与理运判资序”。“诏从之，张穆之候一年，如职事修举，即具保明闻奏。”这说明“均输法”颁布一年之后，“均输法”的专门执行机构就已经正式运转起来。
由此可见，“均输法”的主要实施办法是确立“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不是固定不变地向各地征敛实物赋税。而主要是在灾荒歉收物价高涨的地区折征钱币，用钱币到丰收的地区贱价购买上供物资，此即“徙贵就贱”；另一方面，如果有多个地区同时丰收物贱，就到距离较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此即“用近易远”。马端临信认为：“所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则夫祖宗时，以赋税而支移、折变，以茶盐而人中粮草，即其事矣。……固不必亲行贩易之事，巧夺商贾之利，而后为均输也。”王安石更以许元为发运使时的做法说明“均输法”的运作方式：“臣比见许元为发运使时，诸路有岁歉米贵，则令输钱以当年额，而为之就米贱路分籴之，以足年额。诸路年额易办，而发运司所收钱米常以有余，或以其余借助诸路阙乏。其所制置利便，多如此类。要在拣择能吏以为发运而已。”宋徽宗时，淮南路转运判官也曾指出这种办法实际上“寓平籴之意”。即“江湖有米则可籴于真，二浙有米则可籴于扬，宿毫有米则可籴于泗，坐视六路之丰歉，间有不登之处，则以钱折斛，发运使得以斡运之。不独无岁额不足之忧，因以宽民力。万一运渠旱干。则近有汴口仓庾。”
可见，为了保证“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实现，均输法还加上两项重要的配套措施。第一，扩大发运司的职权。拨给发运司专项资金。用于采购，赋予“从便变易蓄买”的权力，并增辟官吏。第二，建立京师所需与发运司上供的信息沟通体制，让发运司预先知晓京师库藏状况，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安排籴买、税敛、上供，打击商人“擅轻重敛散之权”操纵市场的兼并行为。
二、“市易法”
“市易法”是一种由官府设置专门机构，参与交易，吞吐物资，平抑物价的一种法律调控手段，其目的是为了解决豪商巨贾操纵市场，控制同行，压价收购外地货物，高价出售，从中获取暴利的行为。
“市易法”是王安石变法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对“均输法”的深化。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魏继宗上书，请求设立限制大商人操纵商业活动的机构“常平市易司”，设立该机构的目的也是为了平抑物价，所谓：“使审知市场之价，贱则增价市之。贵则损价鬻之，因收余息，以给公上。”于是在汴京设立了“京师市易务”，这是全国实施“市易法”的总机构，后改称为“都市易司”；同时，在重要城市和边境地区设立了“市易务”。
据《宋会要辑稿·食货》的有关记载，“市易法”有十二个条目。内容涉及以下方面：
第一，关于推行“市易法”的组织机构。设有监官二人(提举官、勾当公事官各一人)。另有行人、牙人，由招纳的京师行铺和牙人担任。凡担任监管、勾当公事官的大商人，必须“以地产为抵押”才能借官钱，并要付20％的年息。行人也要自报家产或借金银作为抵押，五人以上结成一保。一般行贩也可以结保向官府贷钱。第二，“市易法”推行的方式。市易务根据各行铺抵当产业的多少。将收购的货物均分赊给各行铺，由他们售卖。在规定的期限内将钱偿还市易务者，半年另加10％的利息，一年加20％；过期不还者，每月另加2％的罚金。第三，关于货物买卖的内容。外来商人如愿将无法脱手的货物出卖给官府，许其到“市易务”投卖。如果客商愿意折合官府的各种物品，也听其所便。
“市易法”作为一种经济立法。是一种国家对商品交易市场的管理模式，带有国家宏观调控的性质。因为行业垄断势必会对广大的中下层商人的利益造成伤害并对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破坏。“市易务”在一些较大城市的广泛设立。明显地限制了大商人的剥削范围。市易法实施前。城市中大商人在本行业实行垄断、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欺凌压榨外来商人，盘剥勒索本地行铺稗贩。正如熙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诏令：“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折阅失业，至于行铺稗贩，亦为较固取利，致多穷窘。”大商人盘剥中小商人靠的是雄厚的资本。“市易法”实施后。市易务凭借政府的财力，改变了大商人垄断市场的局面。例如在汴京的茶行，原来茶的价格完全操纵在十几户大商人手中，“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燕乞为定价，比十余户所卖茶，更不敢取利，但得为定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而市易法创行后，这十几家大商人也不得不“与下户买卖均一”了。其他各行情况也大致如此。大商人与小商人买卖均一使得大商人的盘剥范围受到限制，这对于一贯靠垄断市场牟取暴利的兼并之家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城市高利贷者的活动，同样也在市易务年息百分之二十的赊贷下受到了打击。
但是，“市易法”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市易务”下的商品交易体制，使官府的各项需求都是由诸行供应的。由于“官司上下需索”变相地加大了交易成本，以致造成“稗贩贫民”破产的严重现象。所谓：“置市易司强市榷取，坐列贩卖。增商税色件下及菜果，而商贾始困矣；又立赊贷之法，诱不肖子弟破其家。”市易法的实质是对商业贸易实施国家垄断。而且市易法垄断货源，“凡商旅所有，必卖于市易。”结果造成“官中自为兼并，”“商贾为之不行……而上下均受其弊。”市易法之弊，连最初倡行市易法的魏泽宗都“愤惋自陈，以谓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均输法”与“市易法”推行的初衷是为了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却逐渐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和大商人所操纵，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造成中小商人步履维艰。
于是，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在“市易务”主持下，制定颁行了“免行条贯”，各行按照“利入厚薄纳免行钱”，就可以免除各行对于官府的供应：所纳“免行钱”按上、中、下三等区分。“免行条贯”的颁行，创造了较为平等的商品交易环境，减少了大商人与权臣勾结的机会，中小商人有了更多的经营权利。
结束语
宋代相对发达的商业市场管理法律是与宋代对商业的优恤态度分不开的。宋代在开国初期，就发布了一些“恤商”的诏令：“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筐搜索”，“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为了保证诏令的实施，严防官吏欺压商贾，特规定：“滞留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可见，宋代商业市场管理法律是其整个保护商业活动立法的链条之一，深入挖掘宋代的有关商业市场管理法律，或许对建立平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所裨益。
作者：柴 荣 郭理蓉
宋代市易法论文 篇3：
宋代“镇”“市”结合的历史考察
摘 要 唐代，“镇”的功能主要在于军事驻防，“市”则为商品交易之所。到宋代，“镇”逐渐卸去军事驻防功能，在县域权能整合中确立起低于县司的行政地位，还在商品经济推动下成为仅次于县城的商品交易次中心，具有了“市”的功能。宋代，“镇”“市”结合因商品经济发展而成为普遍现象，赋予我国早期城镇化以商业化动力，还推动了后世乡镇行政建制的发展。
关键词 宋代，镇，市，镇市
宋代以前，“镇”“市”的内涵与功能存在显著区别。“镇”主要作为军事驻防单位存在，在功能上强调军事政治职能。“市”则主要作为市场交易之所。“镇”“市”逐渐发展、结合，形成了“镇市”。当然，宋代的“镇市”严格来说还并能算作一级行政建制，然“镇市”的发育发展却对后世“乡镇”一级行政建制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经济重心南移基本完成，故镇市多出现于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南方尤其是江浙地区，学界对宋代镇市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该地区。而对于县以下乡镇一级行政建制的发展史，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不是很多。陈国灿在《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等论著中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和不同维度对宋代江浙市镇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考察，对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市镇商业经营与居民消费、产业结构与经营方式以及镇市与乡村和城市市场间的商品经济互动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分析，①并在《宋代两浙路的城镇发展形态及其等级体系》一文中对宋代两浙路市镇发展的发展状态和层次结构进行了探讨。②除江浙地区外，宋代四川地区也属于经济繁盛之地，镇市发育也较为典型。蓝勇在《唐宋时期西南地区城镇分布演变研究》对宋代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地区的镇市发育发展情形进行了历史考察。③鉴于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视点聚焦于宋代镇市问题，在探讨宋代镇市商品经济发展问题的同时，厘清中国古代乡镇行政建制的发展问题。
（一）“镇”的发展概况
在中国古代行政区划演变中，镇的设置始于北魏，然其带有临时性质，具有军事驻防色彩，非固定行政建制。关于北魏军镇，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1964年，唐长孺、黄惠贤二先生在《试论魏末北镇镇民暴动的性质》一文中对北魏军镇的功能做了一定探讨，认为军镇之设主要目的在于抵御北方柔然政权的内侵和防范辖内敕勒、山胡等少数民族袭扰。④此外，也有学者对北魏军镇内部的镇民和镇将以及军镇的数量等问题进行探讨。可以说，对于北魏军镇问题，学界关注时间较早，也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然将其纳入中国古代早期城镇化视角之下进行认识的研究成果尚属缺如。
北魏前，我国基本形成州郡县三级行政建制。北魏时，我国基层行政建制中开始出现“镇”这一特殊的建制单位。目前，关于北魏军镇设置时间的最早史料，见于元琛在北魏道武帝时的一封上书：“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魏书》卷18《太武五王传》载：
边竖构逆，以成纷梗，其所由来，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及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 北，以御魑魅，多复逃胡乡。乃峻边兵之格，镇人浮游在外，皆听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流涕。
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①
从元琛的奏章，可以推測北魏军镇设置的时间大致在396年到398年之间。太武帝拓跋焘神■三年（430年）诏曰：“昔太祖拨乱，制度草创，太宗因循，未逞改作，军国官属，乃至阙然。今诸征镇将军、王公仗节远者，听开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员。”②由该材料可知，到北魏太武帝时，北魏各项制度走过草创，开始步入成熟时期，而军镇制度不仅在其边疆卫戍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内部职官配备也趋完善。
从中国古代行政建制发展的角度看，北魏军镇的出现，是对秦朝郡县和汉代州郡县行政体制的一个创新，其设置对于维护北魏政权稳定、促进边疆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都起到了巨大作用。随着北魏政权的衰落，军镇最终在废镇改州的改革中退出历史舞台。北魏以及十六国时期设置的军镇，是我国古代第一次将镇作为一种准行政机构而进行的行政体制创新，尽管其功能和行政级别都与宋代以后的“镇”存在区别，却为后世“镇”之渊薮，对唐代藩镇乃至宋代镇市的产生和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历史影响。
唐代藩镇初为边境地区较小的军事防御单位，从属某城，归节度使辖下某守捉统辖。唐初，镇将权力并不大，品秩约与县令同。藩镇出现之初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军事防御单位，而在后续发展中成为一种固定军政单位，且在人事、财赋等方面具备了传统郡县之外的特权。藩镇存续到唐末五代，期间藩镇的职能、类型及其对地方行政架构的影响都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在一些藩镇统辖之地，节度使为有效控制内部重要军事节点开始在藩镇内部增设更小的藩镇，其职权越来越大，最终取代或凌驾于传统县司职权之上，成为一种兼具军政职能的基层行政单位。另外，在藩镇内部设置的低级藩镇还有进一步融入基层的趋势，成为我国古代地方建制发展中值得关注的事情，或说唐代藩镇的出现为后世“镇”成为地方行政架构中低于县级的行政单位奠定了一定基础。
（二）“市”的发展概况
商品交易产生后，作为商品交易场所的“市”便产生了。早于先秦时期，我国古代市场发育就已比较成熟，形成了城市、城邑和乡村三级市场交易体系，交易场所固定，有围墙，需严格遵守交易时间。先秦时期，我国古代市场具有封闭性和规模化等特征。从晋都新田台神古城、赵都邯郸小北城、燕下都故城西城和中山灵寿城西城的考古发掘看，东周时，“市”已成为我国古代城市的功能单元，并在规划布局上确立起“面朝后市”和“工贾近市”原则。东周市制对后世影响深远。
秦建立后，统一车轨、文字和度量衡等，为商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西汉王朝总结前代经验，对市场管理出台一系列新规定，形成“坊市制”，政府所设市令拥有为大宗交易加盖官印等工商管理职能。③西汉时，入市籍者的政治地位低于编户齐民，重农抑商思想依然严重。魏晋南北朝时期，“坊市制”得到继承，市场开闭时间管理更为严格。隋唐时期，商品交易范围扩大，然重农抑商政策依然延续，如政府规定“禁游食，抑工商，民间有向街开门者，杜之”。④隋唐时期，长安、洛阳等大城市往往拥有多个市，各州县也各设市，大小市场皆设专官管理。“两京诸市署令一人……丞二人……掌财货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伪轻重”。⑤
唐代前中期，“坊市制”依然存在，如唐都长安不仅对市场开闭时间进行严格规定，而且市和坊被严格区分开。政府规定，凡私越市坊之间隔离篱笆者“杖七十”。然而，唐代中后期，大都市及州县的市坊界限逐渐被打破。北宋初年，市坊界限已不存在，经营时间也不再被严格限制。城市市场外，我国古代还存在形形色色的官办市场，如军市、关市、马市、宫市、驿市和榷场等。另外，我国古代也存在农村市场。实际上，我国古代最早的商品交易便出现在农村，因自然经济具有很强的自给性，乡村市场发育较为缓慢，如东晋时期，寿春和建康附近农村出现草市，但直到唐代中期后，乡村草市才得到快速发展。宋代时，全国范围内有大量草市开始发育为定期集市，且各地对乡村定期集市有不同称谓，如岭南地区民众一般将乡村集市称为“墟”，而山东等北方民众一般将乡村集市称为“集”，故有“趁墟”和“赶集”之说。
唐代中后期，藩镇在县域行政范围中出现了权力下行现象，并在一些县域与市的功能出现重叠合并。
唐代镇将走向县级行政单位始于唐代宗大歷九年（774年），《旧唐书》称，春正月庚子朔，“沣朗两州镇遏使、沣州刺史杨猷擅浮江而下，至鄂州”。①可见“镇遏使”一职已见于唐代宗大历九年。贞元年间，唐德宗因对朝中将领存有疑心，将神策军交由宦官统领，还将神策军分防驻屯于京畿各地。《资治通鉴》胡三省在注中引用宋白语称：“贞元六年，初置蓝田、渭桥等镇遏使。”②《唐会要》也提到，贞元“六年八月铸蓝田、渭桥等镇遏使印，凡二十三颗”。③唐德宗于贞元六年以神策军将领镇遏使驻防到京畿各县，加强对县域内军事要点的控制，在县域以内设置镇将。此前唐政府于“安史之乱”前后设置的各方藩镇，其镇将在晚唐以来为加强对藩镇域内以及县域基层政权的控制，也开始纷纷在县域之中设置镇将驻防，如《资治通鉴》中胡三省在一条注释中称，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九月，“是后方镇率分置镇将于诸县，县令不得举其职矣”。④可见，晚唐时期，在一些藩镇内部已出现将镇设置于县域之中的现象，并对县令权力构成冲击。
开平四年（910年），梁太祖过朝邑县，“见镇将位在县令上，问左右，或对曰：‘宿官秩高。’帝曰：‘令长字人也，镇使捕盗耳。且镇将多是邑民，奈何得居民父母上，是无礼也。’至是敕天下镇使官秩无高卑，位在邑令下”。⑤唐末五代，政权更替频繁，战争连绵，镇将作为武人，权势高于县令可以理解，而梁太祖敕令是否得到有效贯彻，亦不得而知。五代后梁以后，各政权是否在镇将与县令权力配置中延续梁武帝政策，也无史料可稽。从梁太祖敕令中可以看出，五代政权中的最高统治者虽对镇将权力位居县令之上表示不满，认为不合礼数，却客观承认了镇将权力在县域中的存在，其对镇将权力低于县令权力的规制，执行与否姑且不论，却反映着当时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精英阶层对于镇将和县令权力行政配置的一般思路，也为后世在县内承认镇级行政单位的存在提供了基础。
唐末五代，镇将在获得基层控制权的过程中，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出现了镇逐渐成为一级行政建制的趋势。唐末五代传世文献中对于县域之中镇的记载较多，可以佐证镇在县域中之存在已较为普遍，然其是否作为一级正式行政区划得到官方认可并无确切资料支撑。至少来说，在一些地方的县域中，镇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军事行政单位，已成为当地民众的共同社会认知和具有地理标识或地域范围意义的一种事实存在。如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创始人圆仁法师于唐开成三年（838年）以请益僧身份随日本遣唐使入唐求法，于开成四年七月自淮南镇大江口入江，至如皋镇后北上扬州，在唐游历习法近十年。后唐武宗禁佛，圆仁法师被迫在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带所求经疏、仪轨和法器等物返归日本。圆仁法师在其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提到“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⑥五代后，镇进入县域并作为一级行政区划的趋势更为明显，如后晋开运二年（945年）五月诏制称：“今月一日已前罪犯一切不问，宜令并放归田业，各务营生。仍委县、镇、乡、村切加安抚，不得恐动。”①从这条材料可知，后晋政府诏令已将镇视为一种介于县和乡之间的准行政单位。此外，五代后晋以来的一些文献中，将镇附带某县以下称呼的材料还有很多，如后晋天福四年（939年），高祖石敬瑭在一条诏敕中便提到了灵州方渠镇以及宁州木波和马岭二镇。②对于镇的行政区化问题，五代政权从加强中央集权的角度基本采取了将其置于县下的政策，为顺应人口增殖和经济发展的趋势还对县进行重置和改组，如后唐长兴三年（932年）二月，秦州奏称：“见管长道、成纪、清水三县外，有十一镇，征科并系镇将。今请以归化、恕水、五龙、黄土四镇，就归化镇复置旧陇城县。赤砂、染坊、夕阳、南台、铁务五镇，就赤砂镇复置旧天水县。其白石、大泽、良恭三镇，割属长道县。”对此，后唐明宗批复“从之”。③
五代时期，军镇权势进一步扩大，并对县级行政架构产生更加重要的影响。具体来说，在五代时期的一些县域之中出现了镇将管辖数乡，而县令只管辖部分乡村的情况。镇将权力在县域的扩大引起了部分五代时期官员的重视，如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左补阙王延上奏称：“一县之内，所管乡村而有割属镇务者，转为烦扰，益困生民，请直属县司，镇务唯司盗贼。”④晚唐五代以来，镇将权势在县域之中的扩大是中唐以来藩镇权力不断扩大并走向基层的一种体现，此种现象背后既有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因，也与藩镇体制逐渐走向成熟有关。因为，藩镇之设的制度用意在于防御地方，故其更偏重军事，然随着其权势的扩大，必然将地方控制的触角伸向基层。同时，在唐代藩镇体制发展过程中，传统的州县体制并未废止。于是，在藩镇权力下移过程中，镇将与县令之间的行政权力便发生了冲突，在二者权力的调试磨合中，镇将权力最终选取了介于县级和乡级之间的行政空间。另外，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商业经济的繁荣，县域之中十几个以至数十个村庄或几乡之中，地理位置重要、交通相对便捷的一些地方开始成为民人聚集的商业交易固定场所。于是，在县域之中，担负传统商业交易职能的草市或墟市开始孕育更高层次的商业交易场所，出现了商业交易中心在县域上移的现象。在此背景下，镇将权力在县域之中的下移和具有商业交易中心职能的市从乡村初级市场的上移，开始在县域之中汇合。于是，大量具有商业交易功能的镇市便应运而生了。
宋代，政府将镇市列入行政建制，位居县城之下，然其规模未必比县城小。关于镇市的形成类型，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如下几种形式：
一是藩镇辖内军镇。“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政府统治能力迅速下降，形成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动乱局面。藩镇长官往往飞扬跋扈，于辖内各军事要冲设镇吞并，控厄地方，还往往指派心腹，主持一镇事务。因此，作为镇市起源形式之一的军镇自创始之初便兼具军事、行政和商业功能。进入宋代以后，藩镇实力不断削弱，以致名存实亡，其军事职能逐渐退却，随着乡村社会经济商品化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其经济功能却日渐凸显，以致镇使或镇将往往兼带勾当酒曲和知税之职。建隆三年（962年），宋太祖赵匡胤下诏设置县尉，削夺了镇将干预地方政事的权利。据《嘉泰吴兴志》云：“诸镇省罢略尽，所以存者特曰监镇，主烟火兼征商。”⑤这说明，北宋的一些镇市是在宋政府的直接干预下，由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辖属军镇发展而来。宋太祖赵匡胤削夺军镇行政权力，恰恰从官方层面肯定了镇市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一级行政建制的过渡形态。镇市在沟通宋代乡村社会与城市区域市场、全国市场乃至海外市场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纽带作用。
二是草市在乡村兼业化和专业化的商品化趋势推动下，成长为镇市。可以说，乡村经济的商品化是古代城市化的原动力。随着人地矛盾的凸显，宋代以乡村下户和客户为主的乡村贫户不得不从事经济作物的种植、各种门类的手工业生产、提供乡村服务以及担任雇工等兼业或专业的商品化活动，导致草市大量出现。其中一些草市因辐射区域人口众多，拥有相对优越便捷的交通条件而成长为镇市。据方志记载，宋代湖州所辖乌程县震泽乡的南林村，又称南浔村，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聚落，随着当地草市规模不断扩大、功能日渐完善而成长为区域性的经济镇市，“市井繁阜，商贾辐辏”，到南宋理宗淳祐年间，其获得官方认可升级为镇。草市升级为镇市在两宋已普遍存在，北宋的许多镇名中仍然保留了原先草市名称便是证明。如北宋开封府的“草市镇”便属于由草市成长为镇市的典型事例，其他诸如齐州的新镇市（由草市升镇，故称新镇市）、滨州的“马家庄镇”（由庄店升为镇市）、梓州的“吴店镇”（由村店升级为镇市）、真州的“瓜步镇”（由步市升级为镇市）和泰州的“柴墟镇”（由墟市升级为镇市）等都是由乡村草市成长为镇市的典型事例。除宋政府在一些地区实行“废县置镇”外，全国范围内许多草市在商品经济持续发展推动下升格为镇市，成为各地乡村中介于村市和城市之间的次级商业中心。
三是南宋时期的镇市出现分化“子镇市”的现象。草市成长为镇市后，随着镇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功能的渐趋完善，一些经济成长条件较好和乡村社会分工较为细致的地区，其镇市开始分蘖出一些子镇市。潭州所属长沙县的桥口镇，交通四通八达，商旅如织。南宋前期，桥口镇“市户二千余家，地狭不足以居，则于夹江地名暴家歧者又为一聚落，亦数百家”。①南宋镇市的分蘖现象说明，随着镇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镇市居民人口的不断增多，镇市用地日趋紧张，居民点不得不向镇市以外扩张，由此导致镇市分蘖出新镇市。于是，一些镇市因分蘖出众多小镇市而被提升为县治。宋代的镇市，即便其中一部分已经具备了分蘖子镇市的经济潜力，但从根本上来说，其仍然从属于乡村经济体系的地域性市场，其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依然是两宋乡村经济以兼业或专业为主要形式的商品化趋势。
两宋镇市中的非农人口虽然脱离了农业生产，但在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其商业化经营、手工业制造和服务性行业等专业化经营仍然直接或间接与乡村发生地域性或行业性联系，也即两宋非农人口虽然已经在商品化、城镇化和专业化的乡村经济中破茧而出，成长为脱离农业生产而只需向政府缴纳商税等非农税种的“坊郭户”，但其商品化经营和市民化生活仍然无以摆脱乡村经济背景，不过是农业自然经济汪洋大海中一抹早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曙光。也就是说，宋代乡村镇市经济基础上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有浓重的自然经济色彩，难以抵御战争破坏，乃至自然灾害对乡村经济的破坏也会非常灵敏地反映到其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镇市虽然广泛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有异于传统男耕女织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但其在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仍然只是一叶扁舟，其要取得渡达彼岸的历史跨越仍然需要经历相当漫长的进化历程。
宋代镇与市的结合是一个历史过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镇开始更多的承担起商品交易功能，内部逐渐出现固定的商品交易场所，即市。宋人也开始将镇和市习惯性地结合在一起，有了镇市之称谓。在宋代存世方志中，多有“市镇”一条，可见宋代“镇市”或“市镇”已成为专用名词，然宋代官方文献中多称镇市而非市镇，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提到宋神宗在熙宁七年（1074年）二月所下诏书中称：“诏诸城外草市及镇市内保甲，毋得附入乡村都保。”②《宋会要辑稿》也载：“提举河东路保甲司言，欲乞应坊郭、草市、镇市义勇及委系义勇之家，改排充保甲。”③以上两条材料反映了宋政府对镇市民户的户籍管理问题。宋代天下民户分为五等，包括城乡两种管理体制，而城市居民被称为坊郭户，乡村户口则被称为民户。从神宗诏书可以看出，宋政府要求各地官府在户籍管理中不要将镇市民户列入“乡村都保”，实际是要求地方将其视为城市坊郭户。以上两条材料还说明，宋政府在正式公文中多将有市之镇称为镇市，而非市镇。“镇市”侧重“市”，强调经济功能;“市镇”侧重“镇”，强调政治功能。宋政府明确了镇市的行政地位，赋予其更多一级行政建制的特色。严格来说，宋代镇市还没有完全成为县以下的一级行政建制，然宋政府在镇市管理中采取的诸多措施，使其已处于从一种经济现象向一种固定行政建制发展的过渡状态。所以称为宋代的镇市更严谨。
在宋初，由唐末五代镇将权力走向县域并引发县域之内县司与镇将权力冲突的调整中，宋政府明确了县司对县域权力的管辖地位，并顺应商品经济发展在明确镇将权力从属县司的同时，明确了镇市在行政级别上低于县司的地位，将镇将及其管辖的镇市纳入商品经济发展趋势之中。在此过程中，宋政府逐步废除镇将，将镇市管辖权从更多具有军事色彩的镇将转移到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的镇市监当等基层官吏手中，实现了军制镇到行政镇的身份转变，且随着镇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固定交易场所的出现和商业及人口集聚的产生，因势利导将镇的行政性与市的商业性在镇市发展中合二为一，使镇市成为宋代商品经济发展中城乡之间进行要素流通的中转环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政府在镇市户籍管理中采用了坊郭户的城市户籍惯例制度，实际上肯定了镇市发展的合理性，并以国家制度形式肯定了镇市民户的合法身份及其不同于乡村民户的市民身份。如熙宁三年，定州安抚司奏：“转运司配绸、绢、绵、布于州镇军砦等坊郭户，易钱数多，乞悯其灾伤，又居极边，特蠲损之。”宋神宗下诏：“提刑司别估，民不愿市，令官自卖，已给而抑配者正之。”①显然，宋政府在镇市管理中采用的坊郭户制度对于从国家层面理顺镇市发展体制，扫除机制障碍，促进镇市商业及其民户的个人发展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此过程中，镇市俨然成为宋代县域中位居县以下和村以上的一级行政建制。此后，中国古代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模式开始出现重大改变，发端于乡村并在与城市的商品经济互动中得到加强的商品经济成为推动镇市发育发展的重要引擎，而其又对宋代城市化产生了更为强劲的推动作用。从乡村、镇市和城市商品经济发展中孕育的城镇化趋势在宋代成为一种趋势、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和一种新的动力模式，不仅造成我国古代传统商业经济模式的重构，乃至古代經济的运行模式和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模式都得以改变。
宋代以前，我国古代城市虽已产生，然城市化作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社会现象并未完全发生，其主要原因在于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不足，因而宋代以前的城市崛起主要缘于其政治或军事功能，而缺乏作为具有广泛性和持久性的商品化动力。两宋之际，我国古代城市化发展的动力经历了从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向以经济商业交易为主的转变。由唐入宋，在镇将权力进入县域和镇作为低于县级的行政区划的发展趋势下，一些更加强调商业交易职能的镇市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经济型都市虽然未必产生于该时期，但可以确定的是，宋代镇市对于后世行政建制镇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作者简介】张倩，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宋代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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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