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失败原因及启示

国民党失败原因及启示（通用7篇）

篇1：国民党失败原因及启示

国民党失败原因分析

（一）与共产党对比：

1、力量对比：可以随着战争进程发生剧烈变化。

2、士气民心：解放军打仗神勇，共产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3、政权性质：国民党政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对内压迫镇压人民，对外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是旧社会三座大山的总代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4、将帅素质：国民党指挥失当，毛泽东懂军事。

（二）渡江战役：

三大战役后，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长江北岸。1949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下达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分三路渡江作战。国民党的长江防线顷刻崩溃。23日，南京解放，统治中国22年的国民党政权垮台。南京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追歼国民党残余军队。国民党残余势力退往台湾。

（三）渡江战役前的发言：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毛泽东 朱德

（四）解放战争开始时的力量对比：

表格 国民党 共产党

拥有军队 430万人 130万人

武器装备 接收100万日军 基本上是

（接上）的装备，取得美 步枪

（接上）国大量装备

拥有人口 3亿多 1亿多

拥有地区 大城市，绝大部 小城镇、乡村

（接上）分铁路交通线 偏远地区

篇2：国民党失败原因及启示

为便于探讨，我将外因中的共产党因素和国民党失败的内因结合起来讲。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共产党失败的内因我们认为其根本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所思，所行之事基本脱离群众，逐渐失去民心。首先，国民党丧失民心的开端是在北洋军阀失败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国民党所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和军事独裁统治，为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和全国性特务系统。1935年11月，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在南京“奠都以来，青年之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

其次，1931年9月18日爆发九一八事变，面对日本的大举侵略，国民党政府一再退让。蒋介石在1931年七月已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现后，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本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这让全国人民寒心。而与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在九一八事变后，9月20日，中共中央即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党的各级组织要求每一个党员必须发挥自己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成为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先锋和模范。

最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迫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国民党的军队远在西南，西北后方以及国际上的压力，蒋介石在表面上进行了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以拖延时间，实则在进行内战的准备。撕毁双十协定后，国民党统治集团既然扼杀了全国人民关于和平建国的热切愿望，它也就把自己放在了全国人民的对立面。中国共产党虽未能阻止全面内战的爆发，但是，它使得各界群众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中共代表团成员李维汉在返回延安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

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抗战后期在大后方便已严重丧失人心。在抗战胜利时曾经对它抱有很大期望的原沦陷区人民，也很快对它感到极度的失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官员到原沦陷区接受时，把接受变成“劫收”，大发胜利财。巨额敌伪资产转归官僚资本集团控制的部门占有，其中很大部分被官员个人侵占，隐匿，变卖。连一名国民党接受官员也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也丧失了民心。”不同的是，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农民分得土地并在政治上获得翻身。大批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加人民军队，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这就决定了国民党政府覆灭,共产党雄起之时已经指日可待了。

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差异中我们可以知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毕。

篇3：国民党失败原因及启示

人类所有有意识的行为都是对快乐的追求和对痛苦的避免, 人们改善衣食住行生活条件就是趋乐避苦的表现。快乐是个古老的话题,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快乐思想。他认为, 人一降生就有趋乐避苦的天性, 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得到快乐。[1]近代英国伦理学家边沁则是快乐思想的集大成者, 边沁 (1789) 将道德原则贯彻于快乐主义的始终, 从伦理学视角创立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化的快乐”这一利他的快乐主义思想, 为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哲学思想基础。

随着近代分工的发展, 经济学、心理学相继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在经济学研究中, 效用主义思想贯穿始终。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斯密 (1776) 认为, 追求快乐的利己主义本性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另一代表人物穆勒 (1861) 的快乐思想既不同于边沁的利他主义思想, 也不同于斯密的利己主义思想。穆勒更多地是从社会分工与协作的相互需要来论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利己与利他、利与义、经济利益与道德情操的辩证统一, 从而完成了具有折衷主义色彩的古典经济学综合。经济学中快乐主义另一重要发展就是福利经济学的发展。霍布森 (1914) 福利经济学的核心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化快乐。20世纪40至70年代, 福利主义经济学家在对“福利”概念界定时, 多把“福利”看成“快乐”的同义语, 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致力于增进人类的“福利”和“快乐” (米香, 1968;艾考斯, 1972) 。20世纪末以来, 快乐经济学获得了极大发展。陈惠雄 (1999) 从动力原理、运行原理、管理原理和发展原理四个部分出发, 完成了一个以快乐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

20世纪40年代以来, 人们开始用心理学解释快乐的形成机理, 加强了快乐思想的人脑科学解释基础, 使快乐思想在心理学中获得了发展, 弥补了经济学家主要以收入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缺陷, 快乐感、快乐指数、幸福感、幸福感测量等一系列与快乐相关的心理学研究方兴未艾。随着快乐主义进一步向心理学渗透, 出现了经济学的心理化趋势, 使经济学由客观分析转向主观心理分析, 经济学成了“痛苦和快乐的微分”, 导致了心理经济学的产生。

综上所述, 学界从哲学、伦理学、经济学、心理学四大领域对快乐理论进行了广泛探讨, 哲学中的快乐研究向人们提供了一种快乐主义价值观, 伦理学侧重研究追求快乐的道德行为准则, 经济学中的快乐研究以收入和效用为核心, 心理学则侧重分析人主观快乐感受的科学测定及影响因素。这种多学科交叉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快乐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但这些研究多基于快乐本身, 或仅从某一方面来诠释“快乐乃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这一亘古未变的命题, 而对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互动关系, 以及这种互动关系对政策制定的启示, 学界很少涉及。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专门研究, 以抛砖引玉。

二、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互动关系

(一) 增进国民幸福快乐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

经济学乃经世济民之学, 经济学要重点解决如下三大问题:第一,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的脆弱性, 我们能不能投入较少的资源和少破坏环境, 同样获得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并让国民获得较多的幸福快乐?第二, 我们能不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减少其带来的环境污染、不可持续等负效应?第三, 怎样建立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趋乐避苦”、“趋福避祸”、追求生活之幸福美好, 乃人的本能和天性, 是无须证明的公理。人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但有一个统一的终极目标, 即生活的幸福快乐。国民幸福快乐不仅是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一切发展形式的终极目标, 也是检验一切发展形式是否有效的终极标准, 否则发展就失去了意义。因此, 经济学不仅是关于财富如何增长的学问, 更是如何增进国民幸福快乐的学问;经济学研究不仅要重手段, 更要重手段所指向的目的。可以认为, 增进国民幸福快乐是一切门类经济学的使命, 更是各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早期古典经济学家曾从人的满意消费和效用感受来探讨物质生活条件给人们带来的快乐幸福。后来, 由于效用、价值、价格的统统货币化以及拜金主义的腐蚀, 拥有金钱多少成为了衡量幸福快乐的尺度。于是, 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畸形局面:重金钱, 轻人的幸福感受;重稀缺性的奢侈品或贵重物品, 轻无货币价值但实际上使用价值很大的淡水、大气、阳光、环境等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品;重生产发展, 轻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等。近年来快乐经济学的兴盛实际上是对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回归。

各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逐渐重视增进国民幸福快乐这一问题。近年来英法美等国政府提出“国民幸福”的执政理念并开始对国民幸福指数进行研究。南亚小国不丹首先把“幸福指数”引入治国理念, 是最早从政府层面对幸福进行量化的国家, 其第四任国王旺楚克提出了“全民幸福计划”并通过计算国民幸福总值 (GNH) 来反映。普京在其总统竞选纲领中强调强大的国家要以富足的人民为基础, 把“向贫困开战”列为今后四项优先重点工作之首。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曾多次呼吁对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进行改革, 将代表国民幸福程度的一些指标纳入衡量国民经济的指标体系, 提出以“国民幸福总值 (GNH) ”取代“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这一提议引起各国政府高度重视, 各国普遍认为,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引领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 比现在单纯用“国内生产总值 (GDP) ”来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科学得多。

从孙中山到习近平,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和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致力于提高国民幸福快乐。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 实质上就是国民幸福的纲领。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是我党一切工作的宗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坚持和发展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邓小平主张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来检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效果。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胡锦涛指出, 全党同志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新时期,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提出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已经把“情系百姓”、“为民谋福”提到了“治国方略”的战略高度。

(二) 经济发展是实现国民幸福快乐的客观物质条件

第一, 在经济不发达或国民普遍不富裕的条件下, 经济条件是影响国民幸福快乐的主要因素, 这时收入增加、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呈显著正相关。

人们幸福快乐的实质就是国民在吃饱、穿暖、住好、行好等的基础上, 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在经济不发达、国民不富裕甚至贫困状态下, 国民连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证, 整天为吃饭、穿衣、住房、行路等发愁, 要说自己幸福快乐, 只能是自欺欺人罢了。因此, 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是实现国民幸福快乐的客观物质条件或必要手段, 没有了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 国民幸福快乐就成了无源之水。国内外一系列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迪纳 (1995) 研究发现一国国内总产值与国民幸福感之间具有惊人的正相关性。盖尔卢珀 (1976) 与英格尔哈特 (1986) 则从反面证实了国家财富与民众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显著相关性, 国民收入的减少会带来幸福指数的降低, 他们指出, 从1979年开始的几年里, 比利时国民收入出现下滑, 国民幸福指数也相应地降低。大量调查研究也发现收入与幸福之相关性在低收入人群中非常显著。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国民生活满意指数与人均GDP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 相关系数高达0.7, 这表明幸福感水平随收入增加而增加。尽管按人均GDP排序的结果与幸福指数排序的结果不一一对应相关, 但整体看, 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越高, 人们所能感受到的幸福快乐程度也越高。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对哈尔滨市区居民幸福感抽样调查结果也显示收入不够多是影响市民“不幸福”最为重要的原因, 市民幸福感与收入呈显著正相关。个人月收入不足5000元时, 幸福感分值随收入增加而提高, 具体为:500元以下组幸福感为68.7分;501至1000元组为71.1分;1001至1500元组为73.7分;1501至2000元组为76.0分;2001至3000元组为78.8分;3001至4000元组为82.0分;4000至5000元组幸福感最高, 为87.3分。这一研究表明幸福指数呈现出阶梯式增长, 充分体现了增加居民收入对于幸福的重要性。

至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影响国民幸福快乐的机理, 无论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快乐经济学都认为, 幸福快乐就是效用的满足, 经济增长、经济发展通过优化宏观经济环境来保持通货稳定和促进国民就业, 币值稳定和就业提高了国民的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提高有助于人们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购买商品和服务, 提高了购买力水平, 解决人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用等实际问题, 从而提高人们的效用及幸福水平。大量研究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经济增长、就业与幸福的相关性, 弗雷的实证研究报告证实, 个人满意度随着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而失业对国民幸福产生重大影响。[2]传统经济学的“金钱能买幸福和快乐”虽然有一定的片面性, 但却从另一个侧面诠释了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影响国民幸福快乐的机理。因此, 引入“效用”分析后, 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增进国民幸福快乐的总机制可表述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通货稳定及国民就业→国民收入增长→国民购买力增强→国民效用满足→国民幸福快乐。

第二, 在经济发展、贫困解除和小康条件下, 影响国民幸福快乐的因素很多, 经济因素只是其中之一, 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经济因素是国民幸福快乐的重要物质基础, 但不是唯一因素。除经济因素外, 制度、文化、环境、性别、理想、人格、健康、婚姻、人际关系、和平、安全等均能影响国民幸福快乐, 因此, 国民幸福快乐是一个综合性指标, 反映的是社会的整体进步与个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条件下, 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基本的物质文化精神生活效用得到了很好的满足, 此时来自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的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 从而导致幸福快乐度的增加比例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与此同时, 在边际替代规律的作用下, 来自制度、文化、环境、健康等非经济因素的边际效用表现出递增的趋势。即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呈不显著正相关。

2004年美国世界价值研究机构调查资料显示:经济发达的北美、东亚国家和地区长期来国内生产总值 (GDP) 维持了较快增长, 但其国民幸福指数 (GNH) 却并未与GDP同步快速增长。在公布的82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排名中, 经济不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排名第一, 墨西哥排名第二, 北欧丹麦排名第三, 而经济发达的美国、日本、韩国分别排名为第十五、四十二、四十九, 中国排名为第四十八。[3]在即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广东, 长期以来其GDP增长较快, 已达到或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而国民幸福指数 (GNH) 相对增长缓慢 (见表1) 。中国最大财经门户网站———和讯网依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 从就业、收入、物价、房价、税负、差距、环境等指标方面, 编制了《2013年全国各地幸福指数报告》 (不含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 。该报告显示, 在2013年中国30个省区市居民幸福指数排名中, 经济欠发达的江西、湖南、内蒙古幸福指数分别排名第一、二、三, 而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的江苏、广东排名第十三、十四, 接近中等水平, 经济实力雄厚的东部沿海上海、天津垫底, 分别排名倒数第一、二。[4]

(三) 国民幸福快乐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一方面,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国民幸福快乐的必要物质基础;另一方面, 国民幸福快乐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又有一定的反作用, 国民幸福快乐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国民经济应该在国民快乐中发展, 我们很难想象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能够建立在广大国民痛苦和悲伤的基础上。

第一, 国民幸福快乐有助于自身思想观念素质的提高, 成为不同于传统人的高素质现代人, 从而推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传统思想观念会以各种方式限制经济机会, 因此人的落后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会构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张培刚先生指出:“现世渗透力与约束力颇强的非宗教传统思想观念是一种无形的习惯力量, 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精神桎梏, 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传统乡村工业发展构成阻碍。在经济发展中, 必须促使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化。”[5]

下面以农民为例探讨国民幸福快乐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机制。

例一:农民精神上幸福快乐→农民思想上积极向上, “知识创造财富”、“知识经济”、“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等先进理念形成→农民行为更理性, 自觉加大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投资→子女受教育程度高, 文化素质高→子女就业机会增多, 容易进入高收入行业就业→家庭收入高, 收入来源广→家庭富裕。

例二:农民精神上幸福快乐→农民思想上积极向上, 生命、健康、卫生意识强烈→行为更加理性, 讲究生活规律, 爱护身体, 注重健康→农民身体健康, 素质提高→获得经济机会→家庭收入增加, 收入来源变广→家庭富裕。现实中, 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而导致贫困的现象屡见不鲜, 而且在家庭收入既定的条件下, 身体健康相对减少了医疗费用开支, 有利于生产经营的资本积累和利润增长。

例三:农民精神上幸福快乐→农民思想上积极向上, 劳动光荣、劳动创造财富、勤劳致富、节俭朴素等思想强烈→行为理性, 更加勤俭→获得经济机会→家庭收入增加, 收入来源变广→家庭富裕。勤劳有利于农户致富。此外, 节俭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由以上分析可知, 国民幸福快乐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机理可表述为:国民精神上幸福快乐→国民心理健康, 思想积极向上→国民行为理性→国民获得经济机会→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第二, 国民幸福快乐自然心情更加愉快舒畅, 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里以企业员工幸福快乐为例, 按照企业文化理论, 企业管理最重要的的是对人的管理, 即以员工为中心的管理。因此, 提高员工幸福快乐感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 提高员工幸福感可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 促使员工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主人翁精神, 恪尽职守, 忘我工作;其次, 提高员工幸福快乐感的过程就是培育和传播企业和谐文化理念的过程, 员工幸福快乐感的提高有利于企业营造和谐人际关系氛围, 培育团队合作精神, 增强企业凝聚力, 有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并树立良好的形象及社会口碑, 进而促进企业产品或服务销售;最后, 提高员工幸福快乐感有助于员工在快乐中工作, 工作效率提高进而企业利润率提高。所以企业应该通过帮助员工应对私生活中影响情绪的事件来改善员工的工作表现, 把员工置于轻松快乐的工作氛围中, 缓解员工的工作压力, 增加员工的工作兴趣, 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进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最终增加企业效益。

三、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对我国的政策启示

在我国, 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国民幸福与快乐, 但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曾走过不少弯路。在一定时期内, 或重阶级斗争, 轻经济发展, 或重经济手段, 轻民生目的, 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快乐与幸福, 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从而导致在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同时, 严重困扰人民幸福水平提高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重GDP, 轻GNH。本来“民”是“国”的载体, 离开了国民, 也就无所谓国家。但在较长时期内, 政府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和财政收入增长上费尽心思, 而少思考在GDP、财政收入增长的前提下如何同步提高国民的收入、生活及幸福水平 (GNH) , 结果造成“国富而民穷”的发展模式。第二, 重经济发展, 轻生态环境建设。以往的经济发展只关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正效应, 将农业现代化视为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关键, 将农业工业化视为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将城市化视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 但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污染、生态难民等负效应认识不够, 忽视了人民长远利益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第三, 重利润赚取, 轻人民幸福快乐。与宏观上的政府GDP崇拜、财政崇拜相对应, 微观上出现了企业利润崇拜和民间金钱崇拜。在利润和金钱崇拜下, 社会对人的控制和监管日益加深, 尤其在现代化的流水车间里, 劳工完全听从机器的“指挥”和服从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需要, 变成了纯粹为资方赚取利润的会说话的工具。劳动强度的增加、劳动条件的恶化、劳动时间的延长、工资薪酬的被拖欠、各项权益的被损害, 均是对劳工健康、生命、情感、价值、荣誉、地位和尊严等的极端漠视, 最终使劳工服从于工具理性, 严重破坏了广大劳工的幸福和快乐。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 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再到现代福利经济学、快乐经济学, 皆是如此认为。针对以上种种有悖于实现国民幸福快乐最终目的的现象, 政府应该在如下方面努力:

第一,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切实转变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 更加关注影响国民幸福快乐的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 关注民生问题与社会公平正义, 建立健全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福利、医疗、养老、保险、住房、就业、教育、司法、救济、救助等社会保障体系, 让国民安居乐业、生活得有尊严。

第二, 调整政府公共政策。要调整包括税收政策、公共安全政策、罚没政策、房屋拆迁补偿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慈善捐助政策、扶贫政策等在内的各项公共政策, 按照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快乐主义的公共政策理念, 使各项政策能够真正服务于民, 惠及于民, 达到分配社会资源、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的目的, 最终实现国民幸福快乐这一目标。

第三, 改进政绩评价和干部考核办法和手段, 不能唯GDP论英雄。政绩评价、干部考核标准是“指挥棒”, 牵一发动全身。要改进政绩评价和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办法, 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干部绩效评价体系:既看经济发展又看民生改善, 既看显绩又看潜绩, 尤其要把民生改善、社会公正、生态效益、绿色政绩、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及人民满意等实绩纳入考核指标体系, 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 (GDP) 及增长率排名来论英雄。

第四, 践行“幸福生活靠劳动创造、劳动是幸福之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客观物质条件是国民幸福快乐的基础, 劳动则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活动中, 必须破除“坐享其成、不劳而获、游手好闲”的享乐主义幸福观, 大力弘扬和自觉践行“幸福生活靠劳动创造、劳动是幸福之源、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劳动光荣、懒惰可耻”的社会主义幸福观, 人人都要通过辛勤劳动成为经济发展和幸福快乐的促进者。

第五, 实施国民幸福快乐战略, 助推经济发展。主流经济学专注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贫困的资本、劳动、技术、自然资源、产权等纯经济原因的研究, 而将人文等非经济原因忽略了。其实, 人的幸福快乐、健康心理、先进思想道德、崇高精神、高尚价值观等人文非物质因素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 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因此, 在现阶段实施国民幸福快乐战略, 不仅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根本目的的体现, 也能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6]

摘要：经济发展是国民幸福快乐的客观物质条件, 国民幸福快乐既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 又是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互动关系对于转变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调整政府公共政策、改进政绩评价方法手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推经济发展等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经济发展,国民幸福快乐,国内生产总值

参考文献

[1]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 (上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103.

[2]布伦诺·S·弗雷等.幸福与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10.

[3]陈惠雄.经济社会发展与国民幸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110-111.

[4]新华网.全国各地幸福指数公布, 江西居首上海垫底[EB/OL].http://www.sx.xinhuanet.com, 2013-07-26.

[5]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84-87.

篇4：国民党将领谈碾庄战役失败原因

国民党军统帅部战后检讨说：“失败之主要原因，乃为战略错误，其次为战术仍缺乏改进，难以支持战略。其他如持续战力保持、战力统合发挥及反情报等，均有重大错失。”

而国民党军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事后总结道：“此次作战，战略之失败多于战术，战术之失败多于战斗。”他还具体地列举13项失策与失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各部队长官相互间，平时在精神上有隔阂，战时在支援上复不易协同，致虽有大军，亦难发挥最大统合战力。”

李宗仁认为，黄伯韬是被蒋介石的“排除异己”政策害死的。当时黄伯韬突围不成，向邱清泉兵团求救。但邱清泉和黄伯韬素有矛盾，于是拒不救援。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见事急，赶紧亲自飞往徐州，责令邱清泉出兵。但邱清泉说：“我出兵援黄，徐州方面出事，谁能负责？”顾祝同拍胸说：“我是参谋总长，徐州失守，我参谋总长负责！”邱清泉却说：“你说得好，你才负不了责呢！”顾听后大怒，问邱：“难道你一定要违抗我参谋总长的命令？”邱清泉却毫不退缩地说：“什么总长不总长，我就是不出兵。”顾祝同没办法，连忙将此事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迅速乘专机飞抵徐州。在飞行途中，蒋介石就打电话给邱清泉，命令他率所部立即出兵救援黄伯韬。邱清泉仍然以徐州危险为辞，拒不从命，蒋介石也拿他没办法。当此消息在南京传出时，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认为，邱清泉竟敢如此抗命是蒋介石暗中授意的，其理由很简单：黄伯韬兵团原是杂牌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蒋介石不会因为救援杂牌军而让邱清泉的“中央军”实力受损。

在黄伯韬的葬礼上，蒋介石曾慨叹地说：“黄埔精神不死。”而黄伯韬并非黄埔系出身。得知此话，和李宗仁同属桂系、与蒋介石的嫡系刘峙激烈争夺淮海战役指挥权的白崇禧也附和李宗仁说：“黄埔精神不死者，黄埔精神——不死也。换言之，黄埔学生不肯为老蒋死，而为老蒋死者非黃埔出身之人。”

对于黄伯韬之死和第7兵团全军覆没，同样参加淮海战役、侥幸逃出解放军包围圈的国民党第16兵团司令官孙元良这样评价：“消灭黄伯韬兵团的是国民党政府国防部，而不是陈毅，黄伯韬之死也是如此。”

据记载，深陷碾庄重围的黄伯韬在预感到末日将至前曾说过一句话：“（在国民党军中）谁肯不顾自己的损失而急别人之难？谁肯自冒牺牲而解救别人之危？”

（摘自2015年2月19日《人民政协报》）

篇5：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及启示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迫使清政府签署《马关条约》，一下获得巨大的战争利益。其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5亿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甲午战争的胜利，刺激日本沉迷于对外侵略，将整个国家变成一部疯狂的战争机器，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半个世纪，日本与中国、俄国(及苏联)、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美国、澳大利亚几乎全世界主要国家都交过战，将战火烧向整个亚太地区，其疯狂程度在人类历史中亦为少见。

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亚太各国人民带来灾难，必然遭到被侵略国的坚决反抗，最终使日本民族招致灭顶之灾。

篇6：国民党失败原因及启示

孙中山一直重视国民教育,把国民教育放在“立国根本”“振兴之道”的位置,而孙中山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其少年时代在海外学校西式教育的熏陶,清政府旧的皇权专制制度的逐渐衰亡密不可分。同时17、18世纪,国际民主潮流的影响也使孙中山眼界大开,对其国民教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1. 个人背景:早期海外学校西式教育的熏陶

在孙中山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少年时代的海外生活是其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879年6月,孙中山随母亲前往夏威夷的檀香山,就读的学校归属于基督教会,不仅系统学习了英语、圣经、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而且深受基督教义的影响,孙中山在1912年的演讲中曾说:“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①

2. 国内背景:清政府皇权专制制度的衰亡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腐朽的大清王朝风雨飘摇、日益没落,逐步丧失了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地位,由一个封建帝国沦为了一个被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处于史无前例的危难之中。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对皇权的专制,加剧了孙中山对民族不平等的愤慨。另一方面,孙中山两次上书的失败,使得他对清王朝失去了信心。这双重的挫折更坚定了孙中山对平等的公民权的向往,加剧了其对建立公民的国家的意愿。

3. 国际背景:当时的国际民主潮流

17、18世纪,英、美、法相继爆发革命与战争。英国最终成功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国家,美国在通过战争实现民族独立后,制定了1787年宪法,确立了共和政体和民主原则。法国大革命规模巨大,最终确立了共和制度。日本的“明治维新”,以民主政治为手段,使日本迅速成为东亚强国。俄国十月革命更是以法国无产阶级革命为榜样,推翻了沙皇对俄国的长期统治,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际民主思潮的风起云涌,为孙中山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提供了革命的动力。在政治体制上,孙中山欣赏英美的宪政精神和共和制,认为其完备的法律能够最好地保障公民身份;在政治理念上,孙中山向往法俄的社会主义,尊崇其追求平等自由的公民权;在政治目标上,孙中山认同日本的富国养民目标,希望民主国家能够为公民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安全保障。这些政治主张,在教育和号召中国民众在心理上反感清朝皇权、亲近民主政治,接受民主政府,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二、孙中山国民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育发展的重要性逐渐被国人重视,教育救国的思想逐渐被人们所接纳。当时,孙中山奔走呼号,传播教育思想。孙中山关于教育思想的论断,归纳起来包括: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加强道德教育,培养民主风气;提倡社会力量办学,推进国民教育几部分。

1. 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

众所周知,素质是人的先天与后天相结合的产物,后天的教育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人的先天的潜能。孙中山认为,先天不足的人通过教育和实践,是可以变得更聪明一些的。但由于当时中国教育既不发达,又不平等,使很多有志提高自己素质的人,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必须要普及国民教育。所以国民素质的高低,取决于教育是否普及,是否发达。因此,孙中山一贯坚持教育立国、教育强国思想,希望通过教育普及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孙中山认为要担负起建设国家的重任,“赶超欧美”,就必须倡导教育,加强国民素质教育。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要回复人格,“第一件须从教育始”,“学问为立国根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②。他还把发展教育视为“振兴中华”、建设“共和新国”的长远大计。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南京临时政府颁行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规措施,促进了国民教育的发展。他反复强调:“中国富强事业,非先从事于普及教育,使全国人民皆有科学知识不可。”③由此可见,孙中山在当时对普及教育观念的重视。

2. 加强道德教育,培养民主风气

孙中山对德育问题极其重视,1923年10月,在广州全国青年

联合会发表演说时,孙中山强调:“青年会的宗旨,注重体育、智育、德育三项,改良人类来救国,”如此,则是“全国所欢迎的。”④他要求青年学生要摒弃“自私自利”、“学而优则仕”的旧思想,树立为国家、为社会、为众人服务的思想。认为道德教育是青年学生成长、铸就好人格的关键,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道德教育的内容,孙中山强调要重视伦理道德、要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要重道义、轻私利、做到言而有信,强调人与人之间要和睦共处。孙中山认为,人类应以互助为原则,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他还希望,“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传统的道德观往往把道德看成是个人自我完善的手段,过于强调个人对忠孝仁义道德的自觉践行,而未能重视将道德与互助服务联系在一起,孙中山的道德教育思想是对传统道德观的传承与创新。

3. 提倡社会力量办学,推进国民教育

倡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孙中山认为,社会力量办学是对国办教育补充的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社会力量办学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适应政治、经济、文化及各行各业学习者的需求,应开展多种类型的教育教学活动。

在民国建设之初,百废待兴,孙中山一方面要求尽快恢复原有学校的教学秩序,一方面认为只有倡导社会“多办学校”,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办学。当时他在《临时政府公报》第十九号中提出要求“民国新造,凡有教育,应予提倡”。是孙中山对社会力量办学,在政策上和道义上给予的支持。1922年1月22日,孙中山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可以说是一次集中阐述社会力量办学的演说,并提出了义务办学的主张。孙中山还鼓励地方自治办学,指出了地方自治区域必须先建立学校,实施教育,而后才能发展。作为孙中山倡导的发展教育方式,社会力量办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较强的创新意识,在当时虽然未能全面实施,但它的实践性和价值取向是显然的。社会力量办学的主张,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三、孙中山国民教育思想对我国当代公民教育的启示

孙中山的国民教育思想对我国当代公民教育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国民的公民意识教育,对增强国家凝聚力、提高国家认同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当代社会的公民教育要坚持“德育为先”的原则,注重对公民心理的影响和与现实生活的链接。

1. 当代公民教育要注重“德育为先”的理念

高度重视思想品德教育是孙中山教育思想的一抹重彩,也正是这个做法极大的提高了当时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政治素养,推动了革命的胜利。在当代社会,德育依然是育人最为重要的先导要素。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体现了党中央极其重视德育在教育中发挥的作用,“德育为先”理念为我国德育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视野,是孙中山德育思想的当代演绎,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德育工作也受到了很多挑战,西方文化和不良信息的冲击为德育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德育工作必须进行大胆的创新,采用新方法、拓展新途径、丰富新内容,形成社会德育大环境,以此进一步推进德育工作的社会化、网络化、结构化,使得社会文化蕴涵德育、网络文化承载德育、学校、社会、家庭贯通德育,充分体现德育工作的重要性。

2. 当代公民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注重公民心理

孙中山曾讲到:“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⑤当代公民的教育,我们也必须和公民心理相结合,把握公民心理的变化规律,适时引导公民心理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变。同时,我们要善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通过内外激励激发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动机。孙中山在批判国民心理劣性的时候,不忘肯定其优秀的一面。他激励国民不是没有能力,只是我们没有发挥出来,如果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便可以恢复我们固有的地位。当今社会的公民教育,更要注重激励的作用。坚持激励原则,要求教育者从充分调动教育对象的积极性出发,努力调动教育对象自我教育的积极性,帮助他们建立内在的行为动力机制,以培养教育对象的自信心和自尊感,从而实现教育对象的自我认识、自我教育和自我调节。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可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性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益。

3. 当代公民教育应注重与现实生活的结合

21世纪,中国进入了一个急速变革的社会,日益更新的社会文化要求我们必须要与时俱进,而当今社会的公民教育也必须要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社会成员必须以独立的公民资格和平等身份,参与到市场竞争和利益分配中来,从而形成了权利、义务与利益的有机联结。党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治国方略对公民教育提出了现实的、紧迫的要求。这就要求把公民的教育,与实际社会生活结合起来,不仅要把公民教育与社会生活有机地、合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要与社会生活的改进同步进行,营造有利于公民教育的舆论环境,成人社会应当为未成年的公民社会树立榜样,学校的日常教学活动应当改造成为“公民生活”内容的一部分,使当今社会的公民教育与现实生活不脱节,不冲突,有机地成为一个整体。

篇7：鸡场免疫失败原因及预防

1 蛋鸡场免疫失败的原因

1.1 疫苗选择和使用不当

1.1.1 疫苗的免疫途径和免疫日龄不当

每一种疫苗根据其病毒特性、亲嗜性、易感日龄、感染途径的不同, 采用不同的免疫接种途径和方法, 才能起到有效作用。例如法氏囊或疫苗职能采用饮水或滴口的方法;鸡痘只适合刺种, 不能饮水和注射;传染性喉气管只适用于点眼或涂肛, 不能饮水或注射等等。如果免疫方式不正确, 可能造成免疫失败。有些疫苗对免疫日龄要求严格, 如马立克疫苗要求在雏鸡出壳后24h内接种。有些传染病的病原有多个血清型, 如禽流感病毒、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大肠杆菌等。若免疫接种疫苗的血清型与造成疫病的病原的血清型不同, 则难以收到理想的免疫效果, 甚至造成免疫失败。

1.1.2 疫苗稀释不当

疫苗稀释不当, 直接用自来水或井水, 不加免疫保护剂, 或在稀释液中直接加入全脂奶粉, 都属于疫苗稀释不当, 就会影响免疫效果。如鸡新城疫病毒、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等亲脂性病毒, 加入全脂奶粉后, 病毒主要存在于表面的脂肪层中, 先饮水的鸡常常饮进过量病毒, 而后饮水的鸡饮进病毒量不足, 严重影响免疫的一致性。还有疫苗稀释时如果计算失误或稀释不均匀会导致剂量不准确, 免疫剂量过大会造成免疫麻痹过免疫耐过, 甚至引发疾病。剂量不足则会降低对抗原的应答功能, 不能产生良好的抗体水平。

1.1.3 疫苗运输和保存不当

疫苗的运输和保存是免疫工作中十分重要的环节, 运输与保存不当会使疫苗质量下降甚至失效。湿苗应低温冷冻保存, 弱毒干苗应保存于2~8℃, 马立克氏病细胞结合疫苗应在液氮中保存, 灭活苗应保存在2~8℃, 严防冻结, 否则会破乳, 会出现凝结块, 影响免疫效果。在实际生产中有许多因素会改变疫苗的保存条件, 如长途运输、突然断电、开箱取苗等, 都会降低疫苗的质量, 缩短疫苗的有效期。

1.1.4 疫苗质量不过关

疫苗的质量是免疫成败的关键, 弱毒苗接种后在体内有个繁殖过程, 因此接种的疫苗必须含有足够量的有活力的微生物, 否则会影响免疫效果。灭活苗接种后在体内没有繁殖过程, 因此, 必须有足够的抗原量作保证, 才能刺激机体产生坚实的免疫力。但一些非正规厂家生产的疫苗, 其病毒的蚀斑单位或细菌含量不足, 冻干苗密封不当, 油乳剂油水分层, 氢氧化铝颗粒过粗等, 都会造成免疫失败。

1.2 饲养管理方面的影响

1.2.1 应激因素的影响

鸡群在饲养过程中因转群、换料、断喙、接种、限制饮水、使用药物、饲养密度过大、噪音、过高或过低的环境温度等因素而发生应激反应, 导致内分泌失调, 影响免疫系统功能, 将明显抑制机体的免疫应答, 使疫苗接种效果受到影响。

1.2.2 环境卫生较差

随着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 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 养殖场内存在大量的病毒和细菌, 鸡群不断受到病原体的侵扰加快了体内抗体水平的衰竭速度, 缩短了免疫保护期, 污染越严重的鸡群对抗体水平要求越高。在污染严重的鸡场, 免疫应答差的个体, 首先感染发病, 在鸡群中就会出现疾病的散发性流行。

1.2.3 鸡群管理不善

鸡群密度过大, 通风不良, 鸡舍内有害气体含量超标, 机体的呼吸道黏膜长期受到损坏, 极易造成细菌和病毒的继发感染, 各种应急反应频繁, 从而导致免疫失败。

1.2.4 药物使用不当

任何药物都有一定副作用, 长期滥用药物可导致免疫器官功能下降, 影响疫苗的免疫应答, 如磺胺类药物、氯霉素药物等。

1.3 鸡群自身的影响

1.3.1 鸡群营养状况的影响

鸡群营养不良是造成鸡群免疫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是免疫防治中不可忽视的因素。鸡群严重营养不良, 尤其是缺乏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A、维生素C, 微量元素硒、锌、铁等, 会使机体的免疫功能下降, 造成免疫失败。

1.3.2 鸡群的健康状况影响

鸡群在感染葡萄球菌、球虫、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疾病后都会影响疫苗效价。鸡的营养不良, 特别是缺乏蛋白质和维生素时, 对免疫效果的影响较大。长期使用过量的抗生素, 特别是氯霉素、链霉素、庆大霉素等都会破坏鸡的白血球和淋巴细胞, 从而影响免疫效果。

1.3.3 日龄的影响

幼龄鸡的免疫器官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 过早接种时, 幼雏的免疫应答不完全, 如雏鸡的法氏囊5日龄后才能发育完全, 是鸡性成熟前的主要免疫器官。过早使用法氏囊疫苗会损害法氏囊, 造成免疫反应不佳, 不能获得坚强的免疫作用。

1.3.4 母源抗体的影响

母源抗体的被动免疫对雏鸡是非常重要的, 对疫苗的接种也带来一定影响。尤其是弱毒苗在免疫动物时, 如果动物体内存在较高母源抗体时, 将发生母源抗体与疫苗的特异性反应, 既消耗了抗体, 又影响了疫苗的免疫效果, 甚至造成首免失败。例如鸡新城疫、传染性法氏囊病的首免都存在着母源抗体的干扰问题。需测定母源抗体的水平来确定首免日期。

1.3.5 免疫麻痹的影响

有些鸡场过早使用油苗或超大剂量多次注射, 引起免疫麻痹, 不但达不到预期的免疫效果, 反而造成免疫失败。

1.3.6 免疫抑制的影响

由于免疫抑制是机体在接种疫苗后不能产生预期的免疫保护作用, 各种应激因素如转群, 断喙, 温度、湿度骤变, 突然改变饲料, 长途运输, 饥渴过度等因素会导致免疫系统暂时抑制。鸡群内存在免疫抑制性疾病, 如感染传染性法氏囊、马立克氏病、传染性贫血病毒、网状内皮增生症、霉菌病毒、球虫等会导致组织器官发生病理性损伤, 对疫苗不产生应答或应答低下, 造成免疫失败。

1.4 免疫程序设计不科学

有些鸡场盲目照搬照抄免疫程序, 随意性较大;有些鸡场在制定免疫程序时忽略了母源抗体和疫苗独立对机体免疫的影响。养鸡场应该根据本地区疾病的流行情况、动物种类、年龄、饲养管理水平、营养状况、母源抗体水平、疫苗的性质、类型、免疫途径、环境条件等各方面的影响, 来制定适合的免疫程序。而且免疫程序应视本场的实际情况的变化随时做适当的调整, 其中血清学抗体检测是重要的依据。

2 防止鸡群免疫失败的措施

2.1 加强鸡群的饲养管理

2.1.1 搞好环境卫生

定期对鸡场进行消毒, 交叉使用消毒药物。对病死鸡及污染物等要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防止带毒鸡和污染物等进入鸡场, 不从疫区引进种鸡、种蛋。

2.1.2 加强饲养管理

采取全进全出制, 禁止不同鸡群混群饲养, 及时提出发病鸡只。保证鸡群充足而合理的营养需要, 特别是确保维生素E、K及锌、等微量元素充足, 生长和成年鸡在接种疫苗前一周要驱虫。

2.2 选择正规疫苗, 正确使用疫苗

2.2.1 正确选购保存疫苗

购买疫苗时, 应从正规大厂家购买, 并且应对疫苗是否合格进行检验。疫苗应用适当的容器在生产商规定的温度和条件下运输和保存。

2.2.2 正确使用疫苗

疫苗饮水使用时, 弱毒疫苗要在水中打开, 加1%~2%的脱脂奶粉可以保护疫苗延长有效时间。鸡群提前停水1~2h, 水槽 (饮水器) 要清洁干净, 切忌用金属容器。疫苗稀释后2h用完, 不能隔天使用。气雾免疫时, 应选择无风温和的天气, 要有足够的剂量和较高的效价, 喷雾粒要小, 保证颗粒悬浮在空中。

2.2.3 正确制定免疫接种程序

首先要根据本地实际, 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 如当地流行病情况, 母源抗体的高低, 疫苗间的相互作用和群体抗体水平等, 对任何一个鸡群都没有一成不变的免疫程序, 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随时修改。

2.3 建立健全防疫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