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主席

国民政府主席（共8篇）

篇1：国民政府主席

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之死

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之死

公元1936年10月底，萧瑟秋风将一条爆炸性新闻从武汉迅速传遍国中：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曾经炙手可热、担任过蒋介石武汉—南昌行营秘书长的“新政学系”头子杨永泰，被两名不明身份的刺客暗杀于江汉关码头。消息传来，国民党政界即引发一场极大的骚动，各种猜疑争相鹊起，可谓纷纷扰扰而又沸沸扬扬，搅得不少头面人物一时坐卧不宁，惊恐莫名。而远在大洋彼岸的东京方面竟也大凑热闹而频传唁电，且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不断向蒋介石表示对此事的震怒和关注之意，甚至非要向其讨出一个明确说法不可据说杨永泰于10月25日下午5时在江汉关码头遭伏击而临终之前，曾费力地说过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我早就知道必然有今天……只是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又有什么可恨的呢？……只可惜我志向没有实现，国祸却正长着哩！”说完，便遽然合上双眼，撒手归天了。

杨永泰此语从何谈起呢？他究竟算是何种角色？又和谁结下了如此深仇大怨？暗杀者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势力呢？半个世纪以来，政治家们和历史学家们一直众说纷纭，各执一端。或说杨永泰是被共产党处决的，或说是被“CC”系暗杀的，或说是被蓝衣社谋害的，或说是被刘庐隐指使刺客了结的，或说是被一个叫做“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的爱国秘密组织镇压的……而欲解此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奇谜，还须得从杨永泰的为人处事及政治立场入手探析才是。“卧龙”出山

杨永泰，字畅卿，广东茂名人，1880年生，先后毕业于广东高等学堂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临时众议院议员，并参加国民党。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张耀曾、谷钟秀、李根源等国民党右翼则以研究欧事为名另组欧事研究会，后改名政学会，同孙中山分道扬镳。杨永泰时为政学会成员。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杨永泰又追随张耀曾等来到广东，同滇桂军阀相勾结，对孙中山动辄掣时，称为政学系。这时，杨永泰靠着同政学系首领岑春煊（1918年7月排挤孙中山后任护法军政府总裁主席）及桂系军阀的关系，先后出任军政府财政厅长与广东省长等要职。1921年桂系军阀在广东的统治垮台后。杨永泰遂逃往上海赋闲。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南京成立起国民政府，气势日炽。杨永泰则经过多年的韬光晦迹，选定了蒋介石作为新靠山。于是，他在上海南京东路东亚酒店包租了一组三套头的房间（包括卧室、会客室、浴室各一间），招待来自南京的达官贵人，一切吃喝玩乐均由他供应。其中，尤其是对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王伯群招待甚殷。王伯群每来沪上，多被杨永泰接至东亚酒店供养，酒肉女色，一应俱全。这样，大致在1929年，杨永泰终于当上了交通部“顾问”。接着，他又抓紧研究蒋介石的思想作风及其生活习惯，经常向王伯群、李仲公（时任交通部次长）等打听蒋介石的“起居注”。蒋对王阳明的学说颇有兴趣，又喜好曾国藩的家书。杨永泰闻知便将《王阳明集》与《曾文正公全集》买回来细细捧读，揣摩不辍…… 1930年秋，杨永泰经张群、熊式辉引见，得以晋见蒋介石，一经交谈，蒋氏大喜过望，以为杨是当今“卧龙先生”，当即委派他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参议，并让他随行到汉口“参赞戎机”。

由于杨永泰熟悉中国近数十年官僚政治的“暗盘”与“底帐”，且能“善体圣意”，将蒋介石的政治心理揣摩得八九不离十，他“向蒋条陈时事意见，往往‘报可’”。很讨蒋介石欢心，很快就由“剿总”参议兼秘书擢升为秘书长（1932年），随侍蒋介石左右，成为蒋介石在“十年内战”中的重要帮手。

杨永泰政治生涯中最为得意的“绝好文章”（周佛海语）乃是1932年他的那份上蒋介石“万言书”。其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红色政权。分布在鄂豫皖湘赣五省边界，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患。蒋介石坐镇武汉正准备组织第四次“围剿”而心里无底。杨永泰则抓住时机，在这份“万言书”里提出将与革命根据地接壤的区域划为五省“剿匪总部”直辖的军事区域，建议在这些区域内建立行政督察专员的制度，不受各该省政府节制。“万言书”还提议在五省试行保甲制度、保安制度，建立地方民团，并逐步推向全国。“万言书”的核心是阐述“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提出“硬干、实干、快干”的“平匪”“三干政策”以及“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政治纲领。很快，蒋介石就采纳了杨永泰的主张，把南昌行营简化为两个厅（原来为七个厅），这就是以参谋长贺国先兼任厅长的军事厅（第一厅）和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厅长的政治厅（第二厅）。当时即有人恶作剧地将第一厅称为“三分厅”，叫第二厅为“七分厅”。

“万言书”因此成为蒋介石在“十年内战”期间反共反红军的政治一军事理论核心与基本策略。原“新政学系”骨干成员、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一组组长王又庸称：杨永泰的“政治剿匪论”“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方略上的某些转变，起了一定的作用。”而1934年中共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除了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外，从蒋介石这方面来说，则是由于采用了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论以及“新政学系”另一骨干分子柳维垣提出的“碉堡推进”政策，“使国军能够比较适合于同红军作战”。俨然“行政院总理”

杨永泰的“万言书”也应看做是当时所谓“新政学系”的政治宣言和根本大纲。据当事者王又庸及冯若飞、张潜华等回忆，“新政学系”从未正式成立过，也无正规组织，只是大约在1932年或1933年，因为蒋介石突然下了一道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的命令，“CC”系首脑陈果夫为了打击杨永泰和熊式辉等势力，于是便出来揭发他俩以原旧政学会成员为骨干，“搞了一个小组织”，这样，“新政学系”作为一个派系的名称才得以第一次出现于国民党内及当时中国政坛。但是，王又庸承认：因为“杨永泰是政学会成员；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二组组长文群和第一组副组长李为伦也都是政学会成员；还有第一组组长王又庸则是政学会成员王有兰的胞弟；而杨永泰的主任秘书卢铸又是政学会首脑李根源关系极深的旧部。这批人物，相当长久而固定地集结在杨永泰和熊式辉手下做官，逐渐成为臭味相投、声气相通、互相关怀、休戚与共的一个反动的官僚集团，这是客观的存在，无可否认……根据它的代表人物的历史面貌，称之为‘新政学系’，或单称‘政学系’，都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据王又庸回忆，直至1936年秋杨永泰被暗杀于汉口、珞珈山大出殡之日，“新政学系”的基本成员大致有40人左右。在这之前，杨永泰和熊式辉及后台支持者张群，“被称为新政学系的三巨头”。冯若飞还具体指出了“新政学系三巨头”之下的一些骨干分子的名单，其中有黄郛、吴铁城、黄绍纮、陈仪、沈鸿烈、翁文灏、吴鼎昌、张嘉璈、魏道明、蒋廷黻、何廉、文群、王又庸、李文纶等人。在整个三四十年代，“新政学系”在国民党内都是足以与“CC”系（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黄埔系（以黄埔军人出身者组成）、元老派（以李石曾、张静江为头目）、英美派（以王宠惠、顾维钧为代表）以及太子派（以孙科为首）等相抗衡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大派系。张潜华甚至回忆说：“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政学系的政治比重，远远超过‘CC，系和复兴社各派系之上。”

1933—1935年，在南昌行营期间，蒋介石还听从杨永泰建议，将南京行政院的大部分职权划归到南昌行营行使。其时国民党统治势力仅能达到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陕西10个省的用人行政都直接听命于南昌行营，而南昌行营第二厅则俨然成了国民政府实际上的行政院，作为南昌行营第二厅的厅长杨永泰当然便是事实上的行政院“总理”了，这叫“CC”系等其他派别的头领们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杨永泰30年代的旧友陶菊隐曾在《我所知道的张季鸾和杨永泰》一文里回忆当时杨永泰得宠时的情形说：

同年（指1933年），我由南京回长沙扫墓，便道到南昌去看他（指杨永泰）。当我到行营二楼秘书长室时，看见对面一间就是委员长（1932年，蒋介石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室；同时得悉，在行营内，秘书长的名次仅居委员长之下，而居参谋长之上。像这种排列法，在军事机关中是无前例的。因此可以说，这时蒋对杨是信任有加，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另据有关资料介绍，杨永泰在南昌行营期间，甚至还将床铺也搬到了蒋介石卧室门口，蒋介石睡里屋，他睡外室。蒋介石常睡中起身，绕室而行；杨永泰则随时半睡半醒，侧耳细听，一闻隔壁有动静，即忙不迭推门而入，问长问短，与蒋介石分享忧乐。那蒋介石也乐得向他倾吐衷曲，将党政军大事甚至于家庭、家族琐事咨询于他。这杨永泰则善于察言观色，每每提出中肯的建议或意见去为蒋介右排忧解难。杨永泰还有一个特长，即是处理公文的快刀手。在杨永泰未来之前，蒋介石颇不放心他人而事必躬亲；无奈每日里从国内外飞来的急电要件如雪片一般积落如山，弄得蒋介石晕头转向，连呼“总司令”这碗饭不好吃。幸而杨永泰及时来到蒋介石身边，这才将他从繁冗忙碌中解救出来。杨永泰阅读公文具有一目十行及过目不忘的能力。他能在每日送到案头的数

十、数百件长短不一的公文中择其要者用数十或百把字另纸概述一遍，使其言简意赅，一目了然。然后，又在上面有针对性地拟出上、中、下三种解决对策，连同原文，一并及时送至蒋介石手中，让他再作选择。他提供的对策，可以说从没有使蒋介石不满意的。由此一来，杨永泰便俨然成了蒋介石身边的首席军机大臣，而使众文臣武将特别是“CC”系头目陈果夫、陈立夫妒忌死了。同“享”“亲日派”骂名

众所周知，在30年代的中国政坛上，“CC”系陈果夫、陈立夫同宋子文、孔祥熙等一样，在政治上都是著名的亲英美派，尤其是1933年5月日本胁迫中国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对美英在华利益构成直接威胁后。可是，以杨永泰、张群、黄郛等为首的“新政学系”则是著名的亲日派，时与汪精卫、何应钦、唐有王一样，在社会上“享有”同样骂名，这自然会在政治上与“CC”系发生根本冲突。当时在老百姓中间即传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给张学良所下的“不抵抗”命令，就是杨永泰出的主意。另据王又庸回忆，1934年二三月间，杨永泰在南昌行营召开的一次十省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上，就曾公然指出：“有人责问政府为什么对日本不抵抗？这问题很简单-抵抗要有力量。拿鸡蛋碰石头，不是抵抗是自杀。”

由此可以看出，杨永泰的亲日与“CC”系等的亲美英，是二者水火不相容的一个基本点。因而杨永泰也随时被置于“CC”系及复兴社等庞大而严密的特务网的监视之下。迄杨永泰1935年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二陈还派他们的得力干将、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跟踪到武汉，日夜监视杨永泰的举动。就在杨永泰遇刺前几天，蒋介石还收到二陈拦截的日本汉口领事馆拍回国内的电报。电文说，他们宴请了杨永泰，杨在席间表示，日本在中国的一切事情，他可以完全负责。据说蒋介石看完电报后，只是冷冷他说了一句：“知道了！”并未作进一步的反应。大致蒋介石对杨永泰与二陈之间的争风吃醋已经厌倦，并未将这电报当真；或者是当时尚须对日委屈求全，而且连他自己也在窥测风向，因而对一切亲日派的活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也正是由于杨永泰同汪精卫、黄郛、张群、唐有王一样，是著名的亲日派，所以当他于1936年秋被暗杀于湖北省主席任上时，便立时有舆论怀疑系共产党所为。不过此种说法就连蒋介石也不信，因为审视过去以来所发生的国民党诸多大员遇刺事件，并没有哪一桩系共产党所为。以后，有人提出系当时一个名叫“中华青年抗日除好团”的爱国秘密组织所为。又有人据此线索提出乃复兴社所为。因为“除奸团”首领陈有光先前参加过复兴社的外围组织“中华革命青年同志会”和“西南复兴社”。不过，世间一般舆论则大多推测为“CC”系所为。因为“新政学系”是“CC”系的第一大政敌。他们彼此之间的斗争曾闹到剑拔弯张而近白热化的地步。“CC”系发动“护党运动”

据刘不同在《国民党的魔影-“CC”团》一文里的回忆，“CC”系同“新政学系”都有针对对方的斗争口号，前者是“融政于党”，后者是“融党于军政”。

1932年，当蒋介石在汉口组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之际，时任秘书长的杨永泰借机大肆强调集中党、政、军力量于“剿匪总部”，刘不同说，这“实际上是集中于以他为首的一伙人的集团手中”。杨永泰通过“剿匪总部”把鄂、豫、皖等省、市国民党组织予以变更，在省、市党部设主任委员，由该地军政大员兼任。在河南，杨永泰让河南绥靖主任刘峙兼任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之下设书记长，书记长多系主任委员私人。原来的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则一并被送进冷宫。杨永泰还在各县设书记长，同样把原来的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送走。不论省或县都由书记长负全责，工作报告径送到“剿匪总部”党政处。经费也减少，并由“剿匪总部”发给。从此这些省份的国民党省、市组织便由“CC”手中转到“新政学系”手中，而且其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成为当地军政头子的附庸。实际上省各级党部已变成为无香火的土地庙，书记长不过是守破庙的道士罢了。对此打击，当时“CC”系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杨永泰的这种偷天换日之计，乃是以蒋介石名义实行之，并由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中常会追认为合法办法。不过，二陈部门我们无人”为理由，从纵到横、由上到下，从横到纵，由下到上地设法把他们认为“CC”的骨干打进行政部门和教育部门；暗中发动部属们掀起所谓“护党运动”，实际就是护“CC”集团运动，叫各级党部向国民党中常会告状，称政学系正在进行毁党的活动。张道藩、余并塘、张厉生等人又奔走于张继、邹鲁这些所谓元老之门，求他们向蒋介石泣求，把党还给“CC”。他们经过许多曲折的斗争，总算获得胜利，把三省党部的领导权夺回手了。不过，其组织则仍维持杨永泰时的原貌，并且还推行到其他省、市，都一律改为书记长负责制。因此此次斗争，“CC”系从大体上讲，政治地位已大大削弱，锐气大减，同时对蒋介石亦起了离心。“CC”分子每提起此事，不仅痛恨杨永泰、张群辈的政学系分子，且对蒋介石也不满。张道藩曾对刘不同言：“我现在才明白狡兔死，走狗烹的滋味。”

刘不同还回忆说，1932年冬，他有一次和胡汉民谈话，胡曾这样讲：“杨永泰是政学系的首脑，和国民党势不两立。总理在世时受他们的气很大。今天蒋介石把他引为亲信，简直是认贼作父。对付共产党，他们还不如我们呢！寻求外国援助，他们也不如我们有门路。可是蒋介石就喜欢这些谗佞之徒。”1933年1月间，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和刘不同共话“新政学系”时，他们三人的说法与胡的说法也很一致。“秉公”调查南昌机场失火案

1933年夏，发生了南昌机场失火案，这起案件的调查结果，不啻为已日趋激烈的CC同“新政学系”的斗争火上浇油。南昌机场的这场大火，将国内数一数二的一个大机场及多架飞机烧个精光。时国内抗战呼声日高。而蒋介石则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亟需军火后援的输进、供应。可是却屋漏偏遭连夜雨。蒋介石大为光火，他叫来复兴社“十三太保”之

一、时任行营调查科科长的邓文仪，吩咐一定要将飞机场失火案调查个水落石出。邓文仪首先调查的对象当然应是航空署署长徐培根了。但这徐培根却是陈果夫、陈立夫的最受宠爱的亲信。而邓文仪也跟二陈打得火热，同徐培根也是称兄道弟的“哥俩好”。再者，对邓文仪的调查科若硬要排队划线的话，也是该归入二陈的“CC”系统的，所以，可以想见，这调查便自然是虚应故事了。邓文仪到徐培根的办公室去走了一遭后，回来便向蒋介石报告：“飞机场失火的原因已经查清，那是因为飞机汽油太多，有的储藏便疏于不周，结果因天热蒸发而引起大火。”

如此拙劣的搪塞怎能使蒋介石释疑？尔后便又叫来杨永泰，要他再去查何以要推举戴笠？因为戴笠同邓文仪同属“十三太保”，但资历却比邓浅。邓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1927年初又先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科长、副主任、代理主任；翌年即开始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侍从书记；并曾任国防部新闻局长，其主要工作就有情报特务一项。戴却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1928年始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联络参谋，开始搞情报工作。

1930年戴笠创立调查通讯小组（又称十人团）后，即将邓文仪分管的那部分情报特务工作连同邓文仪的这部分人马都吞并过去。这就使得邓文仪对如日中天的戴笠更加怀恨在心，不时在特务圈内、圈外以老大身份使坏，力图遏制戴笠进一步上升的势头。这些，戴笠也是暗记在心而伺机反击，且要一举制之死地而后快的，只是苦于一时尚未有一个堂堂正正的借口而已。南昌机场失火案，使戴笠终于获得了一次打击邓文仪的机会，也使戴笠与杨永泰暂时形成了一条“统一战线”。两人这次当然是“秉公”办理而铁面无私的。调查的结果，果然如外面谣传的一样：徐培根将机场公款挪用了近300万元去交易所套购黄金搞投机，不料运气不佳，不断亏本。看看挪用款项是难以归还了，于是便在一个褥暑难挨之夜，支开了德国技术顾问及机场有关人员，从从容容地放起大火来，把当时国内数一数二的南昌机场烧了个片甲不留，以便来一个“死无对证”。这徐培根的技法本属“小儿科”，被前往调查的邓文仪一揭就穿。但是，因为两个本是一条绳子上拴着的蚂蚱，加之徐培根苦苦哀求，又塞给邓文仪8万块钱，因而邓文仪便替徐培根在蒋介石面前遮挡。

不过徐培根未料到过了神煞关还有鬼门关，而且是连邓文仪也一齐捎带了进去。邓、徐二人做的手脚哪经得戴笠“十人团”的调查？也就是一两天后，杨永泰、戴笠将徐培根纵火销赃及邓文仪受贿欺君内幕向着“老头子”一一揭出。蒋介石嚷嚷着要枪毙邓文仪与徐培根。幸得二陈及“十三太保”中的其他人死死相谏，这才保住了二人之命。徐培根被撤职丢入大牢，直至一年多后才释放出来。邓文仪则丢掉调查科长的乌纱帽，原先拟议中的南昌市长一职也化为乌有。那调查科长的职务以及全部人马自然也就并入戴笠名下。杨永泰与戴笠的这次联合行动，狠狠地挖了二陈的一次墙脚；以后戴笠以此为基础发展成“军统”，成为与二陈“中统”（即“CC”系）相颉抗的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系统之一。机关算局太聪明

据王又庸在《关于“新政学系”》一文里的介绍，杨永泰的“新政学系”与“CC”系的最后一次重大交锋乃表现于1935年中央势力入川问题上。这年1月，蒋介石在杨永泰的建议下，搞了一个“军事委员会驻四川参谋团”，以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为主任，下设两处：第一处为军事处，以南昌行营高级参谋刘倚仁为处长；第二处为政治处，以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一组组长王又庸为处长，副组长李为伦为副处长。同时，蒋介石还把驻湖北的两师“中央军”开进四川，在重庆设置了“委员长行营”，目的就是要实现杨永泰的计策。这样，四川维持10年的“防区制”终于得以打破。刘湘的省政府推进到成都，他的命令可以达到四川全省的各县了。刘湘实现了他的“四川王”的夙愿，但却引进了一个“太上皇”蒋介石。蒋介石势力入川后，即迅速在全川推行杨永泰设什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专员由重庆行营任命，其人选也大抵由杨永泰提出。1935年11月，蒋介石更进一步要求刘湘局部改组四川省政府。当时刘湘政府的秘书长邓汉祥和财政厅长刘航琛已与杨水泰勾结很深，所谓改组就是要更换民政、教育和建设三厅的厅长。蒋介石授意刘湘以卢作孚为建设厅长。另由“CC”系介绍罗贡华为民政厅长、蒋志澄为教育厅长。卢作孚是四川人，又是蒋介石自己提出的，刘湘只得同意；但对罗、蒋二人则不愿接受，另请调王又庸为民政厅长、李为伦为教育厅长。刘湘这一手法，明显是拉拢政学系来抵抗“CC”团。可是杨永泰却故作姿态，向蒋介石建议，同意李为伦而不同意王又庸，理由是王又庸刚于四个月前（1935年7月）调回江西省政府当民政厅长，不应更调频繁，蒋亦以为然，但刘湘则执意坚持非如此不可，蒋不得已，勉强同意。于是“新政学系”的骨干王又庸与李为伦、卢作孚均于1936年1月到成都接事。从此“CC”团与杨永泰的关系更趋恶化。

在陶菊隐的笔下，杨永泰是一个城府根深、工于心计而又纵横捭阖的大政客。他在前述《团结报》上的回忆录中还介绍了这么一件事情：

蒋、杨二人有一天在讨论各省“剿匪”形势之际，杨若有所感地说：“现值国家多事之秋，像刘经扶（即刘峙，时任湖南省主席）、夏灵炳（即夏斗寅，时任湖北省主席）之流，岂足以当一省重任？”接着又说：“岳军（即张群，时任南昌行营总参议）长于吏治，何不让他一展所长！”当天，蒋就下了一个张、夏对调的手令。

1935年，张群内调为外交部长，由杨永泰继任湖北省主席。事后闻悉，杨在南昌虽然位高权大，总觉得与其寄人篱下，终不如独当一面。他早就有再当一省之长的野心，但又不便毛遂自荐。他之所以推张群为省主席，就是为自身预留地步，以便有朝一日由张群过渡交自己。……

1936年秋，杨永泰终于难逃一劫，暴毙于湖北省政府主席任上。对于杨永泰之死，社会各界颇多猜测，但其破案内情却一直未得其详。而据官方所言，乃系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长的刘庐隐所为。而这刘庐隐乃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手下的一员大将。那胡汉民则同老蒋势不两立，一再策动两广人员反蒋。所以有舆论认为关于杨永泰遇刺案的调查结果乃是蒋介石的一种嫁祸于人。

篇2：国民政府主席

各位领导、同志们：

自已2004年11月担任县政府机关工会主席分管政府机关工会和政府办行政工作。在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我紧紧围绕县政府办公室的中心工作，立足服务领导、服务基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努力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兢兢业业，开拓进取，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现述职如下：原创：wenmi114.com

一、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思想素质

注重加强理论学习和党性锻炼，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头脑，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把加强思想政治和业务学习放在自身建设的首位，特别是注重加强对与工会工作息息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等相关内容的学习，增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与变化的能力。在加强学习的基础上，我努力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用正确的理论指导机关工会的工作，达到了完善自我，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目的。

二、坚持开拓创新，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2005年，围绕服务领导、服务基层这一中心，坚持求真务实，狠抓工作推动，自己分管的行政管理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

1、财务管理工作。积极贯彻落实增收节支工作原则，严格预算报批制度，精打细算，强化支出的全程管理。为进一步加强管理，有效资金，研究起草了《政府办公室节约经费开支的管理办法》并下发实行，为创造节约型机关奠定了良好基础。机关财务全年共做预算XX个，争取资金XXXXX万元，机关全年共修车XXXX车次，其中大修XX部，中修XX部，由于合理安排，精打细算共节约修理费和燃油费XXX万余元，创收XX万元，有效弥补了机关办公经费的不足。机关财务连续五年荣获预算编审二等奖，连续多年被评为县级财政管理先进单位。

2、行政事务管理工作。注重加强车辆管理，完善用车制度，车辆调度做到有条不紊，正规有序机关全年行车XX万公里，司机贡献假日XX天。2005年5月，在人员少、任务重的情况下，倾注全力组织政府及相关部门完成了向县行政办公中心的搬迁任务。由于超前工作，精心安排，合理指挥，各部门搬迁过程安全有序，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任务，受到领导好评。为确保行车安全，对机关司机进了全员安全教育，实现了安全无事故的工作目标。老干部工作、医务、内勤维修管理等各项工作也都取得了较好成绩，多次得到县政府领导的好评与夸奖。2005年各项工作分别获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称号。

3、机关工会工作。一年来，自己始终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期间组织参加了县总工会的“普法”答卷活动，在政府机关建工会联合会，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法律性强，为使建会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先后学习了《工会法》、《工会章程》、《办法》等有关材料，虚心向县总工会主要领导和有关人员请教，广泛征求机关同志的意见建议。在引基础上起草了《政府机关工会联合会建立步骤及经费、会费收缴方案》以及有关领导在建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先后组织了县级机关参加县运动会运动员入场仪式的队列训练及入场仪式，组织机关人员开展了“送温暖、献爱心”活动，与机关党总支到王口镇朱家村慰问困难户，协助完成接待黑龙江省慰问在津农民工慰问团等活动，均取得较好效果。2005年县政府机关工会获工会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称号。

三、坚持严于律已，廉洁从政

多年行政工作培养了我良好的工作作风、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工作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坚持严格遵守机关各项工作制度，原创：wenmi114.com出全勤、干满点，不搞特殊化，坚持抵制各种腐败现象，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工作到位不越为，认真执行办公室的各项决策，为领导当好参谋助手。

一年来，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思想解放程度还不够，工作创新不够，对机关工会和行政事务工作缺乏足够的信心和有效方法，自身理论水平还很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工作的能力还有待提高，自已对工作、生活上的要求时紧时松。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认真总结经验，克服不足，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篇3：国民政府主席

修水、武宁两县是江西省地质灾害危害较为严重的县。按照省、市统一部署,两县分别从今年的5月份和7月份开始,对居住在危害程度高、治理难度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实行避灾移民搬迁。两天来,胡幼桃一行翻山越岭,深入山乡各移民安置小区,现场了解扶贫开发、移民安置点建设等情况,着重就进一步解决移民搬迁中的突出困难展开深入调研。

驱车前往的路上,胡幼桃认真听取随行相关部门对地质灾害避灾移民搬迁工作的汇报,并与负责同志研究如何进一步推动地质灾害避灾移民搬迁工作。他指出,实施地质灾害避灾移民搬迁工作是江西省委省、政府实施的一项重大德政民生工程,各地务必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态度,借鉴学习这项工作走在前列的市县的好经验、好做法,将这项工程抓好。

把事关老百姓基本需求的事情办实办好

修水县是胡幼桃此行第一站。该县是江西省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危害严重县份之一。胡幼桃一行先后深入修水县马坳镇黄溪村、漫江乡牌坊村,察看了村容村貌,详细了解村级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及移民生产生活等情况。借助所有可能的形式,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百姓建议。

“大家住的条件怎么样?”

“还可以。”

“我知道还有一些村民住的条件很差。来的路上我看见了新建的移民安置点,你们中有的人过阵子就能搬过去,愿不愿意搬啊?”

“这么好的房子,当然愿意。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村民们异口同声的回答引来一阵欢快的笑声。不少搬迁群众由衷地称赞:“避灾移民,党恩浩荡”。

看见老百姓脸上洋溢的笑容,胡幼桃高兴地说,要让搬迁群众不仅住上新房,而且要和当地群众一道,积极发展产业,实现搬得出、稳得住、逐步富。把事关老百姓基本需求的每一件事情做好!“今后会在工作中把地质灾害避灾移民搬迁工作中各项事关大家基本需求的事情一件一件做得更好,让大家享受更多的发展成果。请大家相信,在江西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各级部门的支持下,在大家的辛勤努力下,乡亲们今后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他对乡亲们说。

与乡亲们聊完后,胡幼桃对随行相关部门说,实施避灾移民是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重要举措,是防治地质灾害的根本之策,要站在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进一步落实责任,加强协作,共同做好防灾避灾各项工作,切实推进地质灾害应急体系建设,最大限度减少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他指出,实施避灾移民也体现了我们尊重自然、顺天而行、顺势而为的科学发展理念。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努力将民生工程做成民心工程

致力绿色崛起的武宁县,是一个山区县,也是一个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避灾移民搬迁范围广、任务重。该县自今年7月启动避灾移民搬迁工作以来,坚持以人本,把地质灾害避灾移民搬迁作为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采取集中、分散和就近相结合的安置方式,全面展开搬迁安置工作。截至目前,该县集中安置的7个安置点中5个已完成“三通一平”,正在分户建房;分散安置的有214户完成了房屋主体工程,有86户已开工。

在武宁县罗溪乡和石门楼镇熬下村,胡幼桃实地察看地质灾害避灾移民安置点建设情况,并认真仔细地为干部和村民答疑。听到相关介绍后,胡幼桃称赞武宁县在地质灾害避灾移民搬迁工作中,领导重视、组织有力、工作扎实、进展迅速,多重举措并行,效果非常明显。

移民搬迁工作被称为“史上第一难”。胡幼桃指出,移民搬迁要坚持自愿搬迁、政府主导和整体搬迁的原则,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确保避灾移民搬迁工作顺利推进;要坚持轻重缓急的原则,优先考虑安排地质灾害高危区群众的搬迁安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把好工程建设的选址、规划和建设关,坚决不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确保群众利益不受损害;要坚持资源整合的原则,采取“范围不变、渠道不乱、各记其功”的办法,加强资金支持,整合多方资金,确保工程建设进度;要坚持“移民搬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确保移民安居乐业不回流,真正实现“整体搬得出、长期稳得住、逐步富得起”的目标。

他强调,把事关老百姓基本需求的每一件事情做好并不能只是口号。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任务艰巨,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规划,把避灾移民搬迁工作与深山库区移民搬迁结合起来,把地质灾害搬迁点建设与新农村、集镇建设结合起来,努力将此项民生工程建设成为民心工程,确保移民安居乐业,确保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篇4：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小传

1924年，在孙中山与共产党人合作的进步潮流中，蒋介石抓住每一次时机不断地营造自己的势力。是年5月，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次年6月，任广州卫戍司令，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选为常务委员，4月，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7月，任中央党部军人部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927年，正当国共合作的北伐大革命节节胜利之际，蒋介石加速了反共步伐，大肆残杀进步力量，而对先前的广州国民政府和即时已迁到武汉的国民政府来言，表现出了诸多的越权和独裁行动。1927年4月，蒋介石被武汉国民政府免去一切职务。但蒋介石的军事实权已握牢，他置武汉政府于虚设，继续于4月12日在上海制造了残杀共产党员和工人武装的反动事件，并于18日在南京成立了与武汉对立的国民政府。8月，蒋介石为实现与汪精卫等反共力量的合流，宣布下野，辞去各职，旋往日本考察。11月10日蒋回国，1928年1月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于2月的国民党二次四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后，自荐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10月10日，蒋介石被推举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节制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等要害部门。1929年4月，蒋介石出任陆海军总司令，次年11月兼任行政院长，教育部长职，可谓总揽党政军重权。

1931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件以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争斗又达高峰。12月，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职，同时制定决议：使五院独立负责；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行政责任；不兼其他任何公职；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等19项。蒋介石给未来的政府主席议定了一个响当当的虚职。

林森，这位历任国民政府主席12年之久的国家元首，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在1931年12月国民党四次一中全会上当选的。他似乎成了蒋介石此次"下野"的受益者，但他的确是蒋介石奉行虚伪民主的一块粉饰品，是蒋介石玩弄权术棋盘面上的一手妙招。

林森，字子超，号长仁也号天波，自诩青芝老人。1868年(清同治七年)3月16日生福建闽侯县凤港村。

闽侯座落在美丽的闽江下游，与福州极邻。不懂事的林森在凤港村长到3岁，随父母迁居福州，6岁始读经史，9岁入基督教会办立的学校，先入培之学校，三年后入鹤龄英华书院，均为英文授课。1884年冬，林森经乡友推荐，往台湾台北电报局学习报务，工作4年后，于1888年春回福州省亲，不日速返。1890年再回福州，结婚2天后又赴台北电报局。1893年夫人郑氏病重，林回家探视，次年夫人去世，林发誓终身不再娶，继续在台北电报局工作。

由此可见，青少年时的林森是好学而勤奋的，对职业是认真尽职的。

但林森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清王朝走向没落的历史时期，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地加深对中国的侵略，1894年，无能而腐败的清政府在对日的甲午战争中损失惨重之后，于1895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列岛割让给日本。林森与爱国同志同仇敌忾，遂秘密进行抗日反清活动，但事机泄露，迫其逃往上海。

1902年冬，林森谋得上海海关工作。时反帝反清斗争、科学民主思潮在全国沸腾激荡，林受社会进步潮流的影响，投入民主革命中，追随孙中山组建福建学生会。1905年，林在上海加入同盟会，1909年，林调往江西九江海关，利用职务之便，与吴铁城成立书报社，宣传革命思想。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后，林森便致力于策反新军工作，使九江新军与海军先后举义，九江宣布独立，继而江西全省独立。12月21日，林以江西省代表到南京开会，组建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民国元年，即1912年1月，林被选为参议院议长。后因反对政府北迁而辞职。民国2月4月，林复进参议院并任全院委员长(与议长有别)，因当众劝阻袁世凯佩剑进入会场，一时传为佳话。

袁世凯加紧帝制活动之始，林森即愤然而去，在国外考察海外民主革命情况，于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支部，积极从事反袁筹饷活动。1917年，袁世凯死后，林速从美国赶回上海，先谒孙中山，旋到北京向国会报到，时北洋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插手支持下，军阀分化，互争雄长，林受孙中山之邀南下广州，支持护法战争，组建广州大元帅府，募款重修黄花岗烈士陵墓。

1921年1月，国会在广州恢复，林森当选为国会议长。1922年因陈炯明军叛变，孙中山等撤出广州，林任福建省省长，后因局面复杂难支，离任往广州，继续督建黄花岗烈士墓。1923年，林森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建设部部长兼治河督办。次年1月，改组后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林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林专任南京紫金山孙中山陵园总监工，直至被选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当然，此间无所政事的林森也为家乡办过一些好事。

林森虽从早年就追随孙中山，但他并不赞成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尤其反对联俄联共。因此，林森一度曾为西山会议派之主力成员，也因此林森能被蒋介石看中而高就国家元首位。当然，林森与蒋介石的共事多年之谊，在官场中不善权力争斗等也是蒋所把握的一个重要因素。

林森就职国民政府主席后，唯蒋介石是尊，对蒋是俯首贴耳，推崇有加。林森日常公事，例行接见外国公使，接受外国国书，给各无关紧要部门和个人颁奖授勋，其他概之无权过问。

蒋介石对林森这位国家元首也甚满意，不时地加薪补贴，赠宅修屋，支持林连任主席职，安排林游山玩水，往各地视察之。

1936年8月，全国抗日热潮日甚一日，林森全然不顾民族矛盾业已激化之实，乘军舰从南京携政府参军长、海军部次长等回福建及福州游玩，所到之处以最高礼节接待。当然，也有抵制者。1950年被蒋介石枪杀于台北的陈仪，时任福建省主席，在林森到马尾港时，即称病不出。北洋海军宿将萨镇冰，在林乘车于福州街面，不与林同车而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拟迁都洛阳未果，于11月20日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月底，林森即率其随员抵达重庆，12月1日开始在重庆挂牌办公。时林森已年近70，自知不能再回南京了，遂将在南京资产尽散亲友，书籍赠送图书馆，文物送给博物馆，故林森可谓只身移驻重庆。

林森刚来重庆时，暂住川省主席刘湘的一处公馆，后迁往距市区25公里外的歌乐山云顶寺。1939年初，蒋介石在重庆双河街建起一座官邸，林森等要员前往祝贺，对官邸和园林构造称赞不绝，蒋便把它送给林森。故此邸改称为"林园"。后来孔祥熙又在重庆的南温泉风景区为林建一别墅，林森将它取名"听泉楼"。

林森生平喜爱游山水、收字画和古玩文物。一株茶花30元大洋，他在云顶寺居住时也舍得买下，这在抗战初期的重庆不能不让人沉思。因为抗战初期的重庆常受敌机的狂轰乱炸，因为抗战初期的重庆也正值动荡不安。且不说国家财政如何，仅重庆的偏安，则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抗日将士浴血疆场而换来的不易之地。

横看国民政府大员，林森还算俭朴之人。林森之妻未出，死后未再娶，故只有嗣子嗣孙，侄儿侄孙，另有义子，几人不详。林森在71岁时就立下遗嘱，将全部家资捐献国家，并设有"林森奖学金"。林森保持名节，不与汪伪合污，汪精卫在南京通电林森为伪政府主席，林森大骂汪精卫卖国求荣，犯下死罪。

1943年5月12日上午，林森从林园乘车往国府，途中在一弯处座车与迎面的车子相撞，因抢救不及时，造成脑溢血重症，人事不省。先在国府内医治，后移至林园官邸，始终不能说话。延至8月10日逝世，终年75岁。

林森在1924年以后，因抵制孙中山三大政策，故在中央无要职。1925年除应谢持、邹鲁之邀参加西山会议之外，1926年曾在福建连江青芝山为自己建筑了一座墓塔，请胡汉民手书了"参议院议长林森藏骨塔"10字。这个议长头衔，还是1921年沿呼下来的。林森死时，正值抗战艰苦之中，重庆到福建，受战区相阻，灵柩不能归故，便葬于重庆林园。这也算一代元首之陵寝。

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实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林生前常自嘲为"监印官"，却亦自乐。

史家把移址重庆后的国民政府亦称为南京政府，这是合乎情理的。

林森逝世后，遂由蒋介石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并于1943年9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十一中全会正式当选。与此同时，全会还修改了《组织法》，基本恢复了1931年以前的组织法制，国民政府主席不仅是全国最高军事机关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兼任陆海空军大元帅，同时有权节制五院首脑。

1948年3月，蒋介石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内外交困之下，蒋介石使出还政于民的伎俩，宣布国家已由训政时代进入宪政时代，召开行宪国大，即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废国府制为总统制，蒋介石当选为总统，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但是，尽管这个天大的权术招数彻底使尽，也没能挽救南京政府的垮台下场。时重庆林园内已杂草重生，林森之亡灵倘若有知，也只能随风遥遥叹去。

篇5：马英九请辞国民党主席演讲稿

身为党主席，我要向所有支持者道歉，我有负于创党的先进们，也让大家失望了。我必须深刻地反躬自省。我会在明天的中常会宣布请辞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职务，并再次向所有党员及支持者诚挚地鞠躬道歉。

虽然我个人将在明天正式卸下党主席的职务，但对中国国民党而言，这不会是停顿，而是另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没有赢得这次战役，但我们不能失去理念和价值；我们输掉一场选举，但我们不能就因此输掉人民对国民党的信任。中国国民党会不会被打倒是由我们自己决定，如果我们能反省、能改革，我们就永远不会被打倒。

相信在座各位同志，都和我一样热爱这个党。打从2005年首次接任党主席以来，我就一直将“改革、团结”，当成最重要责任。因为改革国民党，不只是党内同志的殷切期待，更是绝大多数国人的共同期待。

虽然这些年来，我们完成许多改革，现在的国民党，早已与10十年前、20年前、甚至30年前的国民党完全不一样。但我们必须承认，人民对国民党的期待，比国民党改革的脚步还快；人民对国民党的失望，让我心中感到惭愧。

国民党虽然这次选举输了，但是我们坚信“国家”总路线没有输，朝向自由开放的改革路线也没有输。对于人民的声音，我们愿意谦卑聆听；对于未来的责任，我们一定勇敢承担。

在这关键时刻，交棒也是一种承担。就像我九年前第一次就任党主席时所说“没有荣华富贵可以享受，只有千斤重担必须承受”，这句话到今天为止，还是一样有效。

篇6：国民政府主席

乡人大主席团组成人员于2011年9月6日至9日，利用四天的时间走访了六个村代表活动小组，并召开了各代表小组代表的座谈会。各村代表小组组长在会上做了工作汇报，介绍了一年来如何组织代表们开展学习、工作、活动的情况，特别是陆家、赵家两个村的代表活动小组。他们深入选民，联系群众，了解社情民意，征询意见，将好的建议、良策及时交办给村党总支，为本村发展经济，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他们从关注弱势群体，关心民生入手，加大推进村民饮水、出行、就医、卫生保健、文化教育、参保和学生上学等各项工作的力度，努力提高这些工作的改善。各代表小组在活动中注重培养自己的典型，联系选民，为村民做事实事，全乡累计23件，资助贫困大学生和就读中、小学的贫困学生捐献资金近2万元。对政府工作，从入春以来的东洼动迁，平稳过渡，没有村民上访，为全乡的维稳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对政府舍得人力投入，不分节假日、夜以继日的连续工作表示满意，完成了上级政府交办的任务。

对农业生产的培训、管理、防汛除内涝、全乡水稻保险、春季的干渠清淤整治、各站的机泵维修，为夺得2011年农业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村屯道路的整治、环境的治理，加大了力度，对全乡人民的医疗、参保，建立恢复村级卫生所，小病不出村，享受医保待遇老百姓表示满意。

按照乡政府“十二五”经济发展战略，“生存、发展、稳定、融合”的八字方针要求，力推招商引资，拉动经济增长。“抓二带三稳一”不放松，也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对于区域调整划规后政策受影响，不气馁，政府班子自加压力，勇挑重担，知难而进，让人心慰。

篇7：工会主席(副主席)工作职责

一、在公司党委和上级工会的领导下，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工会工作有关规定，全面负责工会工作。组织工会委员会积极开展工作，努力完成党委和上级工会交给的工会任务。

二、围绕企业中心工作，正确定位，服务好大局。确实履行《工会法》赋予工会的责任和使命，推动以人为本、和谐发展企业氛围的建设，组织制定工会工作计划，定期检查、总结、汇报。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对工会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凡是涉及到工会经费预算、决算、大笔经费开支或突发重大事件等，及时召开工会委员、工会经费委员会议，集体决定，必要时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表决。

四、配合党政有关部门，进行职业道德、爱岗敬业、岗位专业知识、厂纪厂规和普法教育；组织开展“技术比武’’、“劳动竞赛’’等活动，提高职工的综合素质。号召和带领广大职工在努力实现公司“十二五’’目标中展露才能和智慧，争取企业与职工的共赢。

五、发动和组织职工积极参与公司民主管理工作。主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委员会会议，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充分发挥职代会的作用。根据《工会法》和《工会章程))的有关规定，负责筹备职工代表大会，组织起草工会工作报告并向会员代表会、职工代会报告工

作，主持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六、坚持调查研究，善于听取广大职工的意见、建议、要求和诉求，及时向党委、行政反映，维护职工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关心职工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督促做好职工的劳动保护、福利工作、女工保护和困难补助，积极组织有益职工身心健康、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七、遵守《浙江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相关要求，发挥职工参与民主管理职能，让公司在制定涉及职工切身利益和重大决策时能倾听职工意见和建议，以争取职工最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组织开展集体合同、工资协议、劳动安全卫生专项集体合同、女职工专项协议的签

订等，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关心爱护职工，及时向困难职工送去爱心援助。

八、抓好工会自身建设，创建学习型组织，不断学习法律、法规，及时掌握工会工作新动向、新要求，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各分工会和工会小组建设，支持分工会开展工作，认真听取分工会和工会小组及群众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会工作思路和方法，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努力建设好“职工之家’’。

…

九、主管工会财务工作，严格遵照工会财务开支的规定，收好、管好、用好工会的经费。

十、协助党委、公司做好创先争优的评比表彰工作，领导、组织工会的总结评比、表彰、奖励工作。

十一、布置、检查、协调各委员及各专门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篇8：毛主席用瓷

醴陵窑最后一次为毛主席生前烧制生活用瓷,是1974年的《四季花卉》餐具。这套以月季、芙蓉、秋菊、梅竹四季花卉为装饰图案的“贡品”瓷,形制秀巧胎体轻盈,双面釉下五彩花卉更是开创了中国制瓷与彩绘工艺之先河,是醴陵釉下五彩瓷“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謦”的经典之作,被誉为20世纪最荣耀的中国名瓷,一直是中外收藏家参加苦苦寻觅的稀世珍品。

说起这批“毛瓷”的烧制,还颇具传奇色彩。2001年5月29日,笔者在长沙湖南省委招待所,采访了原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吴连登和肖根如,他们讲述了1974年秘制“毛瓷”的经过。

吴连登,原中央警卫局副科长,长期照料毛主席的生活,有毛主席“管家”之称。肖根如,原湖南省委接待处处长,从1960年开始,毛主席每次回湖南,都由他负责安排毛主席的生活。

1974年金秋,毛主席最后一次回湖南,在省委招待所住了114天,是历次回家住得最久的一次。当时,毛主席虽年事已高,但仍坚持阅读古籍。由于视力不好,他一手握放大镜,一手拿着厚厚的书籍。出于对主席的爱护,工作人员把厚重的古籍拆开分成几册重新装订。之后,减轻毛主席生活用具(包括瓷器)的重量,就提到吴连登等工作人员的议事日程。

恰在此时,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平化,为庆祝毛主席在湖南过81岁生日,提议烧制一批专供毛主席寿宴上使用的瓷器,作为家乡人民对伟大领袖的祝福。

肖根如及时把这一信息通报给吴连登,俩人一拍即合,马上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汇报。肖根如提出:醴陵窑制瓷水平很高,原来就为毛主席烧制过生活用瓷,最好由醴陵来承担这个光荣的任务。这一提议得到汪东兴的认可。很快,吴连登和肖根如持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来到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和醴陵群力瓷厂,下达了为中央首长烧制生活用瓷的任务,但当时没有说明是毛主席用瓷。

当时烧制这批瓷器明确要求是釉下五彩,内外双面有花,重量轻而结实耐用,保温效果好,无铅毒不含镉,以确保使用者健康。

接到这个任务后,群力瓷厂和省陶瓷研究所立即抽调精兵强将成立研制组,迅速进行设计和试制,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毛主席用瓷的试制样品通过审查,并与1974年11月将成品全部烧制完成,经有关专家鉴定,各项指标均符合质量要求,充分展示了醴陵窑高超的烧制水平和釉下五彩的独特神韵与魅力。

这批“毛瓷“共烧制成品2万多件,但当时仅挑选了四季花卉图案的碗、杯、碟等各40件送给毛主席使用。故后来又称之为”毛瓷四季花卉碗“,其余产品除经湖南省委特别批准,发了不足10件给参与研制的工作人员作为纪念外,全部就地销毁。

吴连登介绍说:“当我们拿出醴陵烧制的这批瓷器时,毛主席很高兴,饶有兴趣地拿了两个碗看了又看,并轻轻地相互碰了一下,声音很脆。特别是瓷器上的月季、芙蓉、秋菊、梅竹图案,主席很喜欢,连声称赞:家乡的瓷器真好啊!”

吴连登回忆说:毛主席用上醴陵瓷器后,就没有换过,一直到他老人家临终前吃的最后一顿饭,使用的都是醴陵的餐具,也可以这样说,是湖南的乡亲们伴随着他老人家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