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原理（通用6篇）
篇1：国民经济学原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是艰难曲折的，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革命任务，不同的革命任务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围绕党的创建与工农运动两大中心任务而展开，具体内容包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著述的译介与学习，划清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界限，为建党扫清思想障碍：通过报刊杂志，阐明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中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方向；通过创办工会与工人补习学校，加强对工人的宣传教育，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通过创办农民补习学校和农讲所，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激发他们的革命兴趣；通过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向知识青年灌输新的思想和信念，提高他们的社会觉悟：结合黄埔军校的实际，探索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人民群众进行基本国情教育。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还处在幼年阶段,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党的领导机关和全体党员的热情很高,在工人中开办夜校,成立工人俱乐部,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党的主张,提高工人的革命觉悟,掀起了轰轰烈烈工运高潮,使工人的阶级觉悟有了较大的提高。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彭湃等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农民中广泛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他们利用国共合作的形势,先后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举办了六届讲习,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毛泽东还于1927年春到湖南湘潭等5县作了详细调查,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著名的历史文献。贯穿此文当中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之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还普及到黄埔军校中去,在军校中建立起政治部,对学生进行“为什么要革命”、注意军民关系、要救国卫民、严守纪律等内容的教育,每周组织一次政治演讲。以后,在黄埔军校学员东征中也进行了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特点是在北伐军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北伐军中建立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围绕着革命军要把中国各阶层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下解放出来,各阶层人民要团结起来,严守革命纪律等内容进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总之,这一时期,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革命军中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了初步的经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处于初创的阶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创建阶段。这一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围绕革命军队的创建、土地革命的深入和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三大中心任务，具体内容包括：通过印发文件及向部队和地方群众作报告的形式，讲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革命前途的思想教育；通过三湾改编，采用大会演讲、小会座谈、个别谈心等方式，对部队全体官兵进行部队纪律、军民关系等的宣传教育，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通过对边界农民进行广泛的想政治教育，激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热情，巩同和发展革命根据地；通过遵义会议，向红军指战员宣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清除王明“左”倾错误在军事上的影响；针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开展加强党和军队团结的教育；广泛开展长征沿途的群众教育工作，认真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动员少数民族的民群众支持和参加红军：灵活有效地开展对敌军士和被俘人员的宣传教育：以《实践论》、《矛盾论》教材，开展对广大党员、干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和土地革命的艰难时期,革命进入低潮,共产党人奋起武装反抗,革命斗争异常曲折。由于这一时期各种复杂因素的出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活跃起来,共产党在红军中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并在党和红军的思想和组织建设方面,在指导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在起义军中建立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在军、师两级设立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辅导员。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大力开展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部队内部,实行官兵一律平等的原则,加强了军民关
系,严明了部队纪律,著名的“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就是这时候提出的。1929年12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福建省上杭县的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案成为建设共产党、建设红军的伟大纲领,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古田会议是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在1930年6月,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制定了《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部工作纲领》,这是一部政治工作准则。这个纲领表明我党在军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朝着规范化迈进了一步。这年冬,党中央又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条例。条例指出:红军的战斗力,不仅靠军事技术,最主要的靠它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影响。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实施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部工作纲领》和《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表明了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形成。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党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和制定了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的条例,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育准则、教育途径和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到了应有地位,这些标志着党的政治教育工作从初创时期进入到形成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全面发展和走向成熟阶段。围绕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中心任务，这一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包括：深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传党的抗战路线；提高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树立持久战思想，坚定抗战信心；深入开展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思想政治教育，铸造延安精种；延安整风；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对抗战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总结。这一时期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出台了许多重要历史文献。例如,1937年8月1日,《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论述了抗日新阶段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抗日新阶段部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任务,为抗战初期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另外,周恩来《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的发表,对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从理论上又作了全面的论述,并提出了“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和灵魂”的著名论断。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对红军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作了科学概括,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从理论上高度概括了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在此期间的另一篇重要文献是1944年4月11日,谭政代表陕甘宁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经毛泽东亲自修改,最后经中共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通过,是一篇很重要的历史文献。报告规定了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的科学含义。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另一战线是抗日根据地的思想政治教育及抗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抗日根据地,党在群众中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动员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保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开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则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了。由于坚持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它先后为党培养了20多万名政治性强,懂理论、懂军事的优秀指挥员,被誉为革命熔炉,驰名全国,闻名世界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是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不仅是一次伟大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共产党内部的整风运动,同时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特别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这个讲话提出了文艺界思想政治工作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方面的一些重要观点,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显著特点是系统化、制度化和理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有了一定的深度、广度,提出了一系列方针和原则、途径和方法,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丰富和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走向了成熟。
解放战争时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总结与理论提升阶段。围绕争取和平民主运动、自卫战争、夺取全国胜利等中心任务，这一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包括：提高人民对抗战胜利后中国两种前途和命运的认识：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批驳了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具体表现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以及革命前途上的悲观论；内战打响以后，在部队里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宣传教育，激发广大指战员“为人民立功劳”；从１９４８年初开始，由于军事形势继续好转，党在一段时间内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放在了有关新区农村、城市及统战工作的具体政策和策略的宣传上：１９４９年６月，在革命人民即将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前夕，党中央认为有必要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教育，向群众说明新中国的性质、各阶级的地位及新中国的任务和前途。为此毛泽东于１９４９年６月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系统的回答了这些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依仗其在战争中增长起来的经济和军事势力,妄图称霸世界。在中国,“扶蒋反共”,企图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在“扶蒋反共”政策的鼓励下,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准备内战、抢夺胜利果实。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任务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广大军民中不断开展形势教育、毛泽东军事思想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纪律教育等,树立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信心,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围绕这一主题,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立功运动、团结互助运动、新式整军运动、三大民主运动等,这些工作加强了共产党的建设和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另一重要方面是第二条战线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即共产党在国统区对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而使爱国民主运动不断发展,统一战线不断扩大。总之,解放战争时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一步发展、完善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在继承和发扬以往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又有不少创新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启示１．合理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表明：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否认其能动的反作用；或人为地拔高、夸大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将反作用误认为决定作用，理论上都是错误的，实践中都是有害的。２１世纪，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从国际来看，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西方国家加紧向我们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从国内来看，改革实践正处于攻坚阶段，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状况，社会经济成分、物质利益、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对群众产生了全方位的、深刻的、长期的影响。为了使党员、干部和群众能够经受住各种严峻考验，必须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不是万能的，思想政治教育只能解决思想政治领域的矛盾。要解决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还必须坚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２．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验提供了无法用其他方法可以获得的知识，但仅依靠经验获得的知识必然十分有限，思想政治教育的进步还必须有赖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和理论的完善。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作为一门学科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水平需进一步提高，基础理论研究仍较薄弱，创新意识有待加强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就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概念、范畴、规律的研究，在实践的基础上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自身严密的逻辑体系，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事实；正确处理好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学科如教育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管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关系，积极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研究方法，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有方法和ｗ知识理论体系，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把思想政治教育学同具体的生产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要以回答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为自己的使命，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经济、政治和文化工作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在整个社会工作的大系统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机制、保障机制、评价机制以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３．积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方法的确立，必须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内在要求相适应，与他们的生活环境相适应，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使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注重渗透；注重协同；注重主体性培养；注重现代化手段运用等等。
篇2：国民经济学原理
[提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无论是从质量上还是从规模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通过对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关系问题的研究，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建议和参考。
关键词：国民经济发展;信息资源;关系
国民经济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总称，是由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经济环节、经济层次、经济部门和经济地区构成。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按生产资料的不同所有制形式，我国的国民经济可以分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或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等，它们共同构成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稳步发展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同时也要适度发展民营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使各种经济成分都能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国民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我国的国民经济百花齐放，百家争容，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提升，使国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信息资源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产业，它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产业、先导产业和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它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在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大背景之下，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新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就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也是参加国际竞争的需要。因此，厘清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关系十分重要。本文从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关系、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加快信息资源产业升级建议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和信息产业发展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加快信息资源产业升级服务。
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关系
总体来说，国民经济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是紧密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一)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繁荣，经济的发展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到了知识经济时代，而作为知识经济代表的信息资源产业必将取代生产力中的其他要素，成为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积极的要素。它必将改变人们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转变，从而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信息资源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新经济发展理论强调，经济发展要依靠经济体系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的变化等)，专业知识和专业人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生动力。因此，知识水平和人才质量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就会提高。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随着信息资源产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知识和人才是社会财富积累的重要因素。而信息资源是社会知识的重要来源，社会知识从信息资源中产生出来，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加快了信息资源向社会知识转化的速度，在推动信息资源产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促进了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从社会生产力各构成要素上看，社会知识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也成为决定劳动力素质、生产要素结构调整、能源开发利用程度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三)信息产业的兴起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随着社会信息需求的增长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商品化已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条件之一。信息技术是现代的高科技，其生命力在于应用。信息技术产业化还会带动信息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化，导致门类齐全的新兴信息产业蓬勃发展。信息产业是为其他产业服务的产业，兼有基础产业与支柱产业的特性，会形成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庞大产业群。近几年世界信息产业发展很快，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信息产业的兴起不仅会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而且还会导致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使产业结构优化和创新，并通过经济信息化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是推动当前和21世纪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决定因素。
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加快信息资源产业建设的建议
(一)抓住机遇健康发展，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改造。
信息产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旧有的经济结构，而且通过加快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推动了经济方式的转变，使国民经济得到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加快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是一种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国民经济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和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水平成正比。
(二)国家要制定统一的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政策，明确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通过政策倾斜和技术创新，逐步缩短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加快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步伐。在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协调和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协调作用，实现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兼顾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取长补短，发挥优势，形成合力，在政府的主导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创造优良的市场环境，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从而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促进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信息安全领域和范围的不断扩大，信息安全问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其安全的各个方面。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就必须加强信息安全管理。而知识产权保护除了各信息收储单位的已经明显失去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数字化信息转化不具有侵权之外，其他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大多存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因此应该清楚如何加强信息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制定与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制度的完善，遵守国际条约和协议，还应该尽可能地保护各类信息资源的使用权，这将最大限度地节省经费，有效地规避侵权问题，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实现文献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
三、结语
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信息资源产业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提供经济基础，而信息资源产业又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保障，为人民的小康生活提供经济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徐红梅，陈玉娟，查奇芬.提高信息资源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J].科技管理研究，.7.
[2]刘建英.论信息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现代情报，.12.
篇3：国民经济学原理
一、国民经济统计概述
国民经济统计包括统计学方法、经济核算体系以及统计结果的应用和反馈。一方面,国民经济必须要满足国家经济整体性的要求,必须要从国家整体出发,形成对国家所有经济活动的核算体系,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必须要满足层次性的统计要求,其产生的每一组数据都必须要能够反映某一个层面、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领域的经济客观情况,数值必须要清晰、完整。国民经济统计必须要采用十分有效的统计方法,以确保统计的有效性、科学性,较为常用的方法为综合指标法、投入-产出法、账户平衡法以及数学模型法等等。随着数据处理技术的日益精密化,在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的统计方式和分析方法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精准率也大大的提升。
国民经济统计作为一种宏观统计,它具有统计学的一般性特点,同时还具备有其自身的独特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国民经济统计的对象是十分系统的,国民经济统计是通过无数组指标所构建的各行各业、各种经济主体的若干个分支组成。然而,每一个分支之间又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其所组成的国民经济统计总和是一个系统的、有机的整体。
二是国民经济统计的数据分析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国民经济统计作为国家权威性的统计数据,它对社会生产实际和经济发展运行的指导功能是毋容置疑的。国民经济统计往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通过总-分式的统计数据,从整体到局部来描述一个领域内的经济发展实践,这些数据能够针对该领域的经济的未来发展做出趋势判断。
二、国民经济统计对国民经济的具体反映
(一)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与发展趋势
国民经济统计中有若干个统计指标,每一个指标对应着不同的统计对象以及经济现象,国民经济统计指标直接反映了统计时间内国民经济宏观发展状况,其分析的角度主要是从行业结构、国民人均产值、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口结构等。这些分析产生的统计学分析数据又将会被利用并指导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方向,从而构造出国民经济各方各面的发展趋势。例如在《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明确指出,2015年年度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76708亿元,比上年增长6.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0863亿元,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274278亿元,增长6.0%;第三产业增加值341567亿元,增长8.3%。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0%,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0.5%,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0.5%,首次突破50%。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9351元,比上年增长6.3%。全年国民总收入673021亿元。
这一统计结果直接表明了第三产业增值速度十分迅猛,并且已经逐步超越了第二产业以及第二产业的总比重,成为了新时期国民经济的最为重要的发展内容,也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二)反映国民经济发展问题
国民经济统计能够反映具体地区、部门的经济发展问题,也能反映文化、创新、环保等产业方面的发展问题。例如《2015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明确指出2015年重庆市外资同比上年增长1.3%,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例下降10%,合同外资和新签订的外资项目同比增长了4.1%和2.6%。实际利用内资金额8530.13亿元,增长17.7%。截至2015年年底,累计有262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重庆。全年对外承包工程签订合同额13.6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6.2%;完成营业额12.09亿美元,增长16.8%。
这一统计结果表明重庆市在2015年度地区的外资的主要构成方式已经有所转变,由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经济方式转变为了中外合资,这也将成为重庆市招商引资的重要方向,同时相关部门也要客观的去寻找外商投资下降的主要问题,并积极探究原因,找到相对应的解决方法。
三、国民经济统计准确性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
国民经济统计的内容十分之丰富,所涉及到的数据也十分庞大,是一项极为庞大、复杂的统计工程。我国政府结构中设立了专门对统计部门,来负责对国民经济的统计工作,其主要职责就是按照科学合理对统计原则,构建相关指标体系,对国家经济发展允许对整体以及分部进行真实的、系统对统计,得到符合实际的、可靠对经济原始数据和统计数据。理论上来讲,统计部门应该独立于其他部门之外,以保证统计工作的绝对独立,但基于我国的实际国家管理结构,统计工作往往受到许多因素的局限,致使在统计数据的逐层次的录入中受到了一些不真实数据的影响,造成了统计结果的不准确性,最终导致对统计结果的评价行为不切实际,继而影响到下一步的国民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深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监管不严,虽然我国政府制定了对国民经济统计的相关法律法规,但在监管方面存在许多漏洞,致使许多部门在执行监管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阻扰因素,地方政府为了突出政绩,存在一定的主动监管性失误现象。其二是统计体制存在较大的缺陷,许多统计学指标确立后,就需要基层统计人员各地走访、进行数据的调查、搜集,基础的调查工作常常存在浮于表面的现象,没有去深入追求和判定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其三则是统计部门的独立性较差,许多工作都是在于多个部门交涉中完成,甚至这种交涉所占有的工作时间已经远远超出了统计工作本身,导致统计工作的仓促成型。
基于目前统计中存在的问题,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统计管理刻不容缓。一方面,国家应该从管理体制上入手,赋予统计部门独立行使统计职能的权力,将现行的统计部门从由同级政府控制中分离出来,避免地方政府其他部门的干扰,实行中央垂直领导,以便我们的统计数字真实、可靠。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统计工作的法律监管,要监理专门的统计监督职能,避免统计过程中出现的弄虚作假,同时要加强立法和查处力度,对统计弄虚作假现象严惩不贷。最后,还需要进一步的引入统计学人才以及提升基层统计工作人员的工作素质,以提高统计质量,为政府提供真实可靠、具有绝对参考价值的统计数据,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
摘要：国民经济统计往往是年度国民经济运行的“风向标”,国民经济统计的准确性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巨大的影响。文章主要论述了国民经济统计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具体反映,并指出了现阶段国民经济统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国民经济,统计,发展,运行,影响
参考文献
[1]邓颖洁.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问题及对我国政府统计发展的作用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4(17).
篇4：网信经济是国民经济的“腰”
当前方兴未艾并将在未来长时间内继续存在和快速发展的网信经济，也好比是国民经济的“腰”。它连接起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和第四次技术革命，成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的平台和枢纽，推动着整个国民经济向前发展。
“用得起、用得上、用得好”是对网信经济的最好概括
时至今日，网信经济早已不是高不可攀。随着个人计算机和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网信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当中。
参加了4月21日下午由中央网信办组织的专家学者座谈会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道：“习总书记在会上谈到让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用得好，这三个‘用是对网信经济的最好概括。网信经济是国民经济的腰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必然会对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普遍影响意义的行业，它并非一个高不可攀的概念。例如，在阿里巴巴上出现的很多淘宝村，就是通过互联网的桥梁，帮助贫困边远地区实现了产业的由无到有、由有到好。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经济方式或者说产业模式、产业方式。”
我国有7亿网民，这是网信经济的重要依托。习总书记强调：“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理，网信经济要发展，也要依托于人民。“网信经济的根本在群众，它是从群众来的，也要回到群众中去。”张辉如是说。
网信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方向
习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要有新动力，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动能、新旧体系的转换期，需要优化供给结构，培育新模式、新业态。
在21日下午的座谈会上，张辉就谈到：“网信经济可以平衡二产和三产、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从政治经济学上分析，网信属于生产部类，也是财富扩张部类，对支撑经济走出困境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在此次采访中，他再次强调：“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去产能，在淘汰一些落后产能、传统产能的同时，我们也要发掘一些新的产能。而作为新经济之一的网信经济，正是一个新的动力方向。”
在采访中，张辉以美国的网信经济发展为例，进一步分析了网信经济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
美国在次贷危机发生后，虽然由第二次技术革命诞生的汽车工业出现了衰退，但其网信经济依然发展良好，诸如苹果、高通、微软、思科等占领着信息技术制高点的大型企业仍然生机勃勃。从发展进程看，美国的网信经济大规模发展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随着技术的逐步突破，美国涌现出一批企业，如1968年成立英特尔，1969年建立阿帕网，1975年成立微软，1976年成立苹果，1977年成立甲骨文，1984年成立思科，1985年成立高通。由此可以看出，网信经济的发展一直是以技术为依托来推动市场的发展，随着技术的变化，市场会诞生一批相应的企业。而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美国都占领了先机，时至今日，世界上的大多数芯片还是生产自美国。
中国要补齐短板，迎头赶上
经过22年的发展，我国的互联网建设留下了串串坚实的足迹，也结下了丰硕的成果：网民数、网络零售交易额和移动宽带用户数均位列全球第一，在世界互联网企业前10强中也占据4席。但我国的核心技术还是受制于人。
张辉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成立的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等企业都是建立在国外的技术基础之上，这就好比是把自己的大楼建立在别人的地基之上，遇到问题就会不堪一击。中兴通讯事件的发生，就给中国企业上了很好的一课。实际上，不止中兴通讯，中国每年进口芯片的金额已经超过了两桶油；在通信领域，光通信设备中绝大多数的核心芯片，如DSP、激光器、调制器、MCU、存储器等，大部分来自于美国供应商。而手机端的高端芯片，也大多来自美国高通公司。所以，在这一块上，中国一定要补齐短板，在习总书记指出的核心技术的三个方面（一是基础技术、通用技术；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三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加以突破，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补齐短板，关键需要人才。张辉说道：“在高端，争夺的是人才。”例如，谷歌对于来自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博士毕业生，按照一定的薪酬体系予以成批次地规模录取。
篇5：国民经济学就业前景
国民经济学专业范围比较广泛，可以从事跟经济学相关的研究型与实用型工作。据中国人民大学相关报道，该专业的硕士毕业生中，约有30%的学生选择去政府机构，40%的学生选择去银行金融机构，20%的学生选择去中外企事业单位。每届硕士生一次签约率均在90%以上，另有10%左右的学生选择读博或出国深造。
就业去向：
1、党政机关、驻外机构
2、外资机构、大中型企业集团、跨国公司
3、高等院校、银行证券财政科研机构
4、考取公务员
篇6：经济学科普：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Income Doubling Program)
日本1961～1970年间的经济发展计划。该计划由池田勇人内阁制定并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内容是：①充实社会资本。②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比重。③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④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⑤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经济达到极大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充分就业，消除日本经济所具有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状况；其具体目的是 10 年后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这一计划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实施的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超过计划规定的目标；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83％。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通货膨胀、两极分化、大都市人口过密化和农村人口过疏化等问题愈益严重。
简介：
在国家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能够使民众有更强购买力？如果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之只有工人和农民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
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这个人口数字达到美国一半的国家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成为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1968年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
为此本期话题讨论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一些经验教训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资料来源：日银《日本经济为中心的国际比较统计》制图/赵斌
注：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20万-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按制造业平均月工资计算，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6万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为13万日元左右。
这10年间平均计算约为每月10万日元左右），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月工资在20万-25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100万日元。为什么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
20世纪50年代可以被认为是日本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准备和过渡阶段。资源从生产力相对低下的部门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部门，通过国外技术的进口加快了发展的脚步。195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平。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并未就此稳定。1960年，日美就《共同合作和安保条约》签署了补充修订协议，引发了东京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此外，当时日本的劳资关系也十分紧张。
在南九州岛Miike矿场发生了长时间的罢工。在当时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业者为49万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万人。这时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决定将国内的注意力引向经济发展。
1960年年底，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池田勇人宣布启动了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池田勇人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很快就可以稳定在年均增长7%左右。在此基础上，日本应当在1970年把国民生产总值从398亿美元增加到720亿美元。
不过，在当时的贸易支付差额和产能限制的情况下，许多人，包括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对日本政府设定7%的经济增长目标表示反对，认为这可能会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普通的日本人一开始也并不相信这一计划。他们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人们的收入翻一番是有可能的，但是通货膨胀会抵消名义上的收入增长。令日本民众惊讶的是，这一计划超过了预期，在短短7年内就使日本人的收入翻了一倍，比制定该计划时预计的时间缩短了3年。
在短短10年中，普通人的收入真的翻了超过一番，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日本经济学者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指出日本的这种高速增长时期以前和以后相比，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似的。
如何解决国民收入分化问题？
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
这一计划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
从具体措施方面来看，解决收入分化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为此，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希望以此消除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此外，政府还增加了公共投资，制定了从1961年开始的公路建设五年计划、国有铁路的柴油机化和复线化，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开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减税方面，计划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
另一方面，池田内阁1961年制定了目的为“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1963年政府又制定了《中小企业基本法》，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
通过这些措施实现了国民财富增加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首先让我们看看“国富”，1955年日本国民财富总额为20.2970万亿日元，1970年增加到160.5450万亿日元，增长了约8倍。而国民生活和社会文化各项指标即“民强”如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等普及率甚至达到90%以上。
日本人均报纸消费量比美国还要高。日本人成为了亚洲人中衣食住行水平最高的。教育的普及率提高也非常迅速，高中升学率1960年到1975年从57.7%上升为91.1%，大学升学率也从10.3%上升为34.2%，日本摇身一变成为高学历社会。
日本如何推动居民储蓄转化投资？
一旦他们对经济增长习以为常，生活水准的实际改善就成为了消费者群体关心的主要问题。工资上涨，而生活开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货膨胀速度，消费热潮随之出现。
关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成功的原因，Nakamura在他的《战后日本经济》中指出，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出口，而是投资。从1952年到1970年，日本私人投资的数字增长超过10倍。
一方面，这得益于日本货币和财政当局五六十年代实行的合理政策，另一方面，高储蓄率为高投资率提供了足够的资金。1974年，日本人均可支配收入当年增长的幅度高达24%.尽管如此，高储蓄并不等于高投资，因此，日本政府还实行了控制外国投资的政策，以促使国内的高额储蓄能够转化为高额投资。同时，由于平衡的预算，政府开支也没有影响私人投资。
可以说，直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始实施，对于经济将继续增长的信心才真正传递给了日本消费者。这一计划酝酿出的信心成为了日本消费者对之前的消费水平感到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他们对经济增长习以为常，生活水准的实际改善就成为了消费者群体关心的主要问题。工资上涨，而生活开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货膨胀速度，消费热潮随之出现。
与之相应的，过去以出口为主的日本制造企业也开始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
孙执中在《战后日本经济史1945—2004》指出的战后日本的消费革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5-1964年，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是热门货，获得迅速普及，这是所谓的“旧三大件”，这些商品当时的价格平均在5万日元左右（按现在汇率约3000左右人民币），约相当于日本职工2-3个月的工资。第二个阶段是1965-1974年，“3C”时代终于到来了、所谓“3C”，指的就是汽车（car）、彩电（colorTV）和空调（cooler），这就是“新三大件”。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20万-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按制造业平均月工资计算，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6万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为13万日元左右。
这10年间平均计算约为每月10万日元左右），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工资在20-25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100万日元。
1961年第八届东京车展挤满了汽车发烧友，他们感到，拥有自己的汽车的时代开始了。1961年10月25日举行的第八届东京车展，其展示区域比前一届几乎扩大了一倍，展览时间也被延长到晚上8点。
20世纪90年代，日本再次出现了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前类似的机遇———住房、医疗、城市建设和城市交通都出现短缺，但是日本政府没有选择60年代那样的拉动内需为主的发展道路，而是选择将日本经济更加紧密地与美国联系起来，并且试图通过扩大产能保持单向的贸易优势。但是其实际结果却是与国际和国内需求不相一致的巨大产能过剩。而这导致了日本至今尚未克服的银行危机和经济萧条。
■专家评析
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看“经济增长”与“国民增收”的同步性
如何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也能同步增长，是当前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透过日本池田内阁1960年12月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日本高速发展时期的一些经验教训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1.理论根据以下村治为代表“高速增长论”
作为“代表并体现了战后日本高速度发展期的经济政策构想”的“国民倍增计划”，诞生于激烈的争论之中。
如何解决过剩的生产能力与市场销路之间的矛盾？
当时的理论界有两派观点：一是“稳定成长论”，以后藤誉之助为代表，认为日本经济已经结束战争后的恢复时期，不可能再有新的高速发展，今后只能“稳定”增长。一是“高速增长论”，下村治为代表，认为日本正处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础都处于技术改造时期，只要采取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就可以继续高涨，并精密计算出国民收入在今后10年可增加一倍。
池田勇人组阁后，内阁会议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权衡下村11%与经济企画厅
7.2%两个对立的方案，池田内阁以头三年9%的增长率落定。这一计划更主要的意义，是作
为计划背景的对高速增长的自信，为政府和经济界提供了日本经济看好的前景。
2.“经济增长”为手段，“国民增收”是目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是10年，计划以“高速增长、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业”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增长；计划国民生产年增长率平均7.2%；到1970国民生产总值增加1倍以上，最终达到26兆日元目标。为此，计划雄心勃勃地提出了5个中心议题：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计划的正文分为四部：总论、政府公共部门的计划、民间部分的预测与诱导政策、国民生活的将来。
在计划目的的阐述中，明确指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的必须是，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通过增加雇用实现完全雇用，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致力于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日本政府制定的第一项政策，就是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工人、农民的购买力。对于工人，明确规定了进一步推行“最低工资制度”，以在“国民收入的第一阶段，就使收入差别不致扩大”。1961-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资指数增长了近1.7倍。（见表1）对于农民，政府规定了“生产者米价”，它远高于国际市场，是美国的2.7倍。米价带动整个农产品价格上涨，结果1960-1969年，农产品价格上涨为95%左右，而农村购入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仅上涨30%左右。（见表2）“剪刀差”的缩小，一方面使农民积极购买生产资料，农业的全面机械化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实现；另一方面，买得起、用得起的生活资料，使一般耐用消费品得以在农村普及。这些都为工业品生产创造出了广泛的市场需求。
收入的全面提高，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高龄者与年轻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由于消费内容趋于均衡和一致，国民具有的“中流阶层意识”就形成于这个时期，后来近一亿人口的中产阶层成为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的重要因素。
3.“消费革命”刺激经济飞速发展
随着工资的提高，人们的食品消费比例下降，“恩格尔系数”稳定变化：1955年46.9%，1960年41.6%，1965年38.1%，1970年34.1%（到1988年仅为25.5%）。日本在第一次消费革命（1956-1970）中，开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适化”、追求“实现物质需求欲望”发展，进而引发了战后日本第二次（1971-1980，）和第三次（1981-）的消费革命。娱乐和交际费用或从无到有，或从少到多，比重也不断增加，保龄球、高尔夫球、旅行等休闲产业成为时尚。日本进入了“大众消费社会”。可以说，日本消费革命的不断升级，得益于“倍增计划”实施期间创造的“消费时代”所打下的物质基础。
更重要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11.6%（计划目标7.8%），而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也达到11.5%（计划目标7.8%），二者实现了同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