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倍增

国民收入倍增（精选十篇）

国民收入倍增 篇1

1 收入倍增计划提出的背景

1.1 经济增长速度趋于缓慢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不仅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灾难, 对当时正在转型的中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2003-2007年, 我国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 GDP平均增长率为10.3%, 而在2008-2012年, 我国的GDP平均增长率为9%, 比金融危机前下降了1.3个百分点。究其原因, 这与我国长期注重发展外向型经济有着很大关系。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 对外贸易经济发展快速, 但同时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快速提高, 2002年突破50%, 2005年已经高达63%, 高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倍到三倍。这也使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中的出口比重偏大, 而金融危机的到来, 恰恰使我国的对外贸易遭受重创。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3年社会蓝皮书———《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 2009年以来, 国际经济环境恶化, 中国对外出口受到制约, 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三驾马车少了一架, 经济增长下滑也就不足为奇了。

1.2 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受金融危机冲击及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 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力的减弱已成为不争的实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10年净出口对经济贡献率为-5.8%, 而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05.8%, 国内投资和消费无疑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这都迫使我国经济结构必须做出调整。2009年9月, 温家宝总理在第三届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表讲话提出, 中国要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攻方向, 更加注重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 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抵御外部风险的必由之路。这就意味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由过去的“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向“重消费、重投资、保出口”转变。

1.3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

由于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的增长, 使得消费占GDP的比重日益下降, 特别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降低到40%以下, 而全球的平均水平在70%左右。消费率也从2000年的62.4%下降到目前的35.4%。全球著名投资专家索罗斯曾于2012年10月指出, 中国之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之所以在当前看起来变得后劲不足, 是因为消费占GDP的比重正在不断下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也曾建议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应该上升, 至少要到40%或者50%, 而2012年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35%。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011年为51.6%, 2012年为51.8%, 这对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大消费市场的国家来说显然是不足的。而还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那就是政府消费在其中占了多少比例。

1.4 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影响消费的首要因素是收入, 而我国收入分配制度长期存在不合理性。核心问题是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占有比重过低。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 2011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 1998年到2011年13年中, 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69%降到57%, 降了12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 这充分说明了在初次分配中财富大部分流向了政府和企业。2008—2012年,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增幅8%, 低于GDP平均增幅9%, 这也反映出广大民众并没有真正分享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另外在二次分配中, 转移支付和税收政策调节做得不够, 对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仍显不足。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 实现收入倍增, 就能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 激发我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 发挥消费对经济应有的拉动作用;就能平衡我国的对外贸易, 使我国经济得以健康持续快速的发展, 真正做到“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2 收入倍增计划如何实施

早在1960年10月, 我们的邻国日本就制定了10年收入倍增计划, 并将国民收入倍增作为第一目标。10年后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 仅次于美国。而中国目前面对的是外部环境的恶化、内在需求的不振、收入分配的失衡以及即将面临的老龄化问题等, 要实现收入倍增, 必须要制定一套科学的、系统的、稳妥的收入分配制度。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导思想是: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1]。

2.1 收入分配制度亟需改革

首先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一个制度性的改革, 更是一种历史性的改革。必须打破以往在初次财富分配中政府拿大头, 企业占中间, 个人吃剩羹的格局。这将从根本上解决劳动节者收入低下, 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 从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 使GDP在更大程度上转化为民众的幸福感。其次是加大二次分配调控力度。尽管国家已连续9年较大幅度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但2013年调整后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为1893元, 这个收入对于物价不断上涨的民众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再看低保, 2012年城市低保月人均为330元, 农村为172元。另外还有近年来饱受诟病的养老金双轨制, 备受争议的个税制度, 失业保险偏低等, 这些都反映出我国目前的二次分配制度还是存在诸多弊端。

2.2 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我国居民的收入主要有工资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收入。由于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不够发达, 再加上股市长期低迷, 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又偏低, 使得居民财产性收入困难, 而转移性收入 (主要是上面提到的保障性收入) 又有限, 因此工资性收入是绝大多数民众的主要收入来源, 工资上涨就意味着收入增加。对于企业, 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 应该降低企业税负并制订法律, 逐年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对于机关事业单位, 虽然国家规定了正常增长工资制度, 但增长幅度太低 (不到1%) , 应该提高基本工资在工资构成中的比例 (目前约占30%) , 这不但会提高工资增长幅度, 也会缩小因为津补贴由各地区自行制定而形成的区域收入差距。

2.3 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 超过了0.4的警戒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曾经表示:“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其主要表现在区域差距、行业差距、城乡差距及企业内部差距。因此, 实施收入倍增计划不是简单的涨工资, 更不是人人工资都翻番, 而是要在缩小收入差距上下功夫。

2.3.1 控制高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往往比其他人更具备收入倍增的条件, 一般也集中在政企高层和垄断行业, 他们在垄断权力和资源的同时也垄断了收入, 而权力的过于集中又滋生了官员的非法收入。所以首先要加大个税调节力度, 适时开征房产税, 以“杀富”手段控制其过高收入。其次是发挥工会作用, 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如借鉴美国职业篮球球员顶薪制度, 限定企业高管薪酬, 缩小内部收入差距。第三要加强对高层的监督及财务制度的管理, 如高层官员的财产公开, 企业财务的对外公开等, 规范灰色收入, 打击非法收入。

2.3.2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国内外的发展经验表明, 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的“稳定器”。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应该是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2]。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小, 大约只占20%多, 而经济发达国家都在50%以上。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笔者认为就是提高广大工薪阶层工资收入, 真正使他们收入翻番, 使工薪阶层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生力军, 成为带动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力量。

2.3.3 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

低收入群体大都集中在农村和城市低保、失业人员及丧失劳动能力者, 这些低收入者真正需要的不是收入翻一番, 而是翻二番甚至于翻四番。在农村我们要解决的是农民增收难的问题, 除了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 调整农业经济结构, 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外, 扩大劳务输出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不失为一个最快途径, 所以应当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 让他们能更大程度地融入城市。对于城市低收入者, 政府不但要给予有力的保障机制, 还要加大财政补贴力度。

2.4 健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收入倍增不是为了提高居高不下的储蓄率, 而是为了提高日益下滑的消费率。也就是说要让广大民众有钱敢于花钱, 愿意花钱。因此保障机制无疑是收入倍增计划的护驾和保航。近年来, 房价的过快增长从很大程度上蚕食了民众的购买力, 也严重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消费能力, 大多数民众不但没有从收入增长中得到补偿, 反而因住房支出增加感到压力沉重。教育支出也是民众不小的负担, 虽然国家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全免费, 但高等院校的产业化还是让民众将收入过多地投入教育。因此政府必须加大住房保障, 提高教育投资, 完善医疗保障, 使之成为保证收入倍增计划的“三大保障”。

最后还要提到两点, 控制物价过快增长和过多的货币发行量, 前者会降低我们的实际购买力, 后者会稀释我们的实际收入。这两点做不到, 收入倍增就是空中楼阁。

摘要：收入倍增计划关系民生问题, 也是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主要分析了收入倍增计划提出的背景及实施收入倍增的意义, 并就收入倍增计划如何实施提出了浅要认识。

关键词：国民,收入倍增

参考文献

浅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篇2

浅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作者：吴柏军 孙丽红 陈攀宇

来源：《神州·中旬刊》2013年第06期

摘要：本文以我国十八大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该计划提出的背景，实现收入倍增的途径和实现国民收入倍增倍增的意义，浅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作用和时代意义。关键词： 国民收入 收入倍增

一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与多年来GDP保持两位数增长相比，居民收入增速无疑相对滞后，而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缺陷更是让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成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全球经济陷入低迷，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冲击，过去被高速发展所掩盖的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调的矛盾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能否实现居民收入有效增长，无疑将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成败。在十六大和十七大分别提出“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和“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愿景后，十八大明确提出国民收入倍增的量化目标，彰显了决策层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

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就是所谓的收入倍增计划。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明确纳入党的报告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这表明我国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即将开启新一轮利益格局和制度红利的调整分配。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进一步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其根源在于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但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问题制约了可持续发展；加上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导致社会矛盾扩大，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近年来急剧增加。因此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中央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寻求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之间的平衡，具有极为现实的战略意义。

二 国民收入倍增的途径

针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确保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

首先，要在2020年实现收入倍增计划，若人均收入匀速增长，则人均收入每年需要增长约7%。虽然从绝对速度来看，7%并不算是一个特别高的增速。但考虑到2000年至2010年间，我国名义GDP增速超过300%，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

仅在200%左右，这意味着，如果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改变，则未来数年里，名义GDP增速仍要保持一个两位数的高增长，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其次，收入倍增最主要的来源无疑是工资收入的上涨，但工资收入的增长实际是在增加企业成本，不利于企业盈利和资本支出，而因工资收入带来的消费增加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对于GDP增速而言，这一变化则将带来下行压力。从日本经验看，1962年和1965年这两个工资大涨的年份，对应也是GDP增速的低谷。这也证明，如果简单以压缩企业利润来换取居民收入倍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未必是正面的。事实上，当年日本的国民倍增计划之所以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出口大幅增长从而抵消了工资上涨对企业利润的不利影响。

最后，当前我国企业的结构性分化也将影响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一方面，我国存在相当规模的垄断企业，这些企业员工平均收入水平已经远远超出居民人均收入，未来如果这部分群体的工资继续上调，无疑将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我国存在着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这部分企业也是吸纳中低收入就业者的主力，但从实际情况看，前几年出台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效果并不明显，中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合理增长未能得到充分保障。

毫无疑问，要实现收入倍增的目标，首先要进一步做大国民经济的蛋糕，但更关键的是要理顺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好蛋糕。正如十八大报告指出的，“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也要花更大力气进行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寻找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为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辉煌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 国民收入倍增的意义

首先，居民收入倍增目标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根本目的是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全体人民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幸福。要达此目的，必须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收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从而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目标。

其次，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是缩小收入差距，保持社会稳定，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目前我国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达到0.438，超过警戒线，已经影响社会稳定，阻碍消费增长和内需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增加居民收入更加迫切。再次，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是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发展。这种发展方式受到环境、资源的限制，也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限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要把这种发展转变转变到主要依靠国内需求拉动的发展上来，因此，必须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目标。

总之，“收入倍增”是富民强国路径，因为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将直接带动我国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的双飞跃。消费总量的飞跃与国民收入水平提高直接正相关，而伴随着收入分配改革

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在社会消费总额中的比重必将越来越大。按照边际效应，收入增长后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意意更高，消费行为的变化也更加明显，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更强劲。无论总量还是结构，消费的新飞跃将为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空间，为投资带来更多机会，在拉动经济增长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循着“收入倍增”这个富民强国路径，迈入新的成长周期。

作者简介：吴柏军，承德医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

孙丽红，承德医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国民收入如何真实倍增？ 篇3

作為重大民生课题，在11月12日的十八大第四场记者招待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朱之鑫被追问此议题。朱之鑫先生以十八大报告回应，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两个倍增”、“两个同步”。两个倍增一个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倍增，另一个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倍增。两个同步，一个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要和经济增长同步，另一个是劳动者报酬要和生产率提高同步。总的思路是，从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在发展中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在调整中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只有分析透彻，才能了解如何实现公平而有效的国民收入倍增。

十年人均收入倍增并不是个激进的数字，完全可以实现。实际上，此前十年人均收入比倍增还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去年12月公布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2010年GDP达到29992元（当年价），按可比价格计算，是2000年的2.56倍；当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估计为10046元（2000年不变价），是2000年的2.73倍。

以往人均收入5年翻番，却出现了较大的社会难题，关键在于一次分配失去公平，二次分配缺位，贫富差距过大。

贫富差距则是货币泡沫与权贵资本的叠加作用的结果。科学出版社最新发布的《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从1978年到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增加55倍，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增加近43倍。与此同时，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人均年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2.9倍扩大到2009年的8.9倍，而且中国的收入差距还有扩大趋势。社会的不公平感不仅来自于收入的下降，更来自于各阶层收入比例在总体收入权重的下降。因此在计算中国收入时，中位收入比人均收入更有意义，人均收入遮盖了贫富不均。

比贫富不均更不公平的是，没有正确的激励机制。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劳动保障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十一五”期间，公司高管人员年薪水平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其中，2007年高管年薪平均递增速度达到57.19%。此外，部分行业企业高管年薪已经达到上千万元。由于垄断行业享受高薪，却关上了竞争之门，这个社会很有可能把高薪给了尸位素餐的冒牌企业家或者经理人，这是严重的激励错位，必然产生逆淘汰现象。

值得关注的是，收入倍值必须是货币购买力不变的前提下的收入倍增。否则，收入增长可能是通胀硬币的另一面。更不必提，我国的CPI指标由于低估房价等可能被低估。

北大教授宋国青指出，收入可能被高估，他从通胀角度解释，在度量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时候，使用的是名义收入，再拿通货膨胀率加以校正。比如通货膨胀率是8%，银行存款利率是5%，收入一元钱存进去到12个月以后取出来，它的真实价值是1.05元，这时使用通货膨胀率校正就要再除以1.08，最后结果大概是0.97元，这就是一整套收入的计算过程。我国计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时候用名义收入再拿通货膨胀校正的这个方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通货膨胀是连利息收入和资本金一块损失的，但是统计对通货膨胀引起资本金损失其实是没有做调整，导致收入被高估。

中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浅析 篇4

在一个相对确定、较短的时期内, 通过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通过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式, 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历史上, 日本和俄罗斯等国都曾实施过该项计划, 并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 背景

上世纪五十年代, 日本经济经历了短暂的恢复之后, 许多有志之士意识到建立福利国家必须通过经济增长实现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池田勇人首相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执政期间推动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出台。

2. 内容及其历程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所做的长远的战略安排, 最终目标是提高国民生活水准和实现充分就业。主要内容包括:促进中小企业现代化;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培养技术人才;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投入;降低各种收入差距等等。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起源于1957年发源于英美两国的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的爆发对日本的出口产业产生了重大的不利影响, 国内消费的低迷态势又加剧了经济困境, 社会各界急切需要通过一场大规模的变革来改变这种紧张的劳资关系。经过思想界“增长到顶论”和“高速增长论”的探讨之后, 池田勇人首相等人着力推动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出台, 该计划为期10年, 主要目标为: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国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7.8%以上, 人均国民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6.9%以上。计划实施后, 日本经济保持了飞速的发展, 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了之前制定的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1968年就超越许多西方国家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因此可以说, 该计划可以被称为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和关键转折点。

3. 效果及评价

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为核心, 日本政府制定专门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生产和技术创新、通过减税和加速折旧等政策保障企业对设备及时进行更新换代、积极培育和发展债券市场以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到1970年, 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均保持在111%以上。从产业结构计划指标来看, 除农林水产等第一产业的个别生产指数略低于目标值以外, 其他各项指标全部超额完成。计划期间, 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 人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消费革命和产业革命随之出现, 为日本产品占领国际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 该项计划的实施也集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虽然工业的生产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但是工业和农业的生产率差异未能有效降低;以重化工业的发展为主导的经济发展使得大气污染的情况加重, 化肥以及各种有机农药的使用破坏了农业的发展环境, 大城市工业污染以及汽车的普及使得环境问题雪上加霜。

(二) 中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 背景

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5000美元, 正式步入“中等收入陷阱”。随着国民经济这个蛋糕的“做大”, 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这一效果普惠于民, 真正实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为实现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政府有责任、有能力让老百姓收入增长得更快一些。于是明确提出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宏伟目标, 该目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或者指令。它的实施涉及全国各行业经济的转型、政府职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转变、现有的分配体系的重大变革等一系列问题。

2. 内容

从短期来看, 政府已采取如下措施:一是调整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二是推进工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从长期来看, 各级政府必须摒弃现有“唯GDP至上”的发展理念, 将经济发展的目标从单纯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向国民收入增长的目标转变;必须加强基础设计建设, 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控制物价的变化, 保障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必须提高生产效率, 加大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 积极进行产业升级, 打破一些行业的恶意垄断。必须通过城镇化建设等措施打破城乡二元化差距, 从制度上遏制两极分化恶化的趋势。

二、中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比较

(一) 相似之处

1. 经济背景相似。

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前的1960年, 日本的人均GDP为462美元, 大体上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17%;而中国在2011年人均GDP为5414美元, 占美国同期的11%左右。

2. 政策出台的原因类似。

二者目的都是为了让经济发展的效果普惠于民, 真正的实现国富民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更好的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 不同之处

1. 起步背景不同。

1960年日本的人口红利尚未来临, 反观中国, 人口的红利却即将过去, 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

2. 国际环境不同。

1960年, 全球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这使得日本能够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的需求, 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当今,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全球经济都面临增长乏力, 次贷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之后, 欧盟以及美国纷纷对我国出口商品进行“双反”调查, 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 因此当前想要通过外需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可谓难上加难。

3. 国内环境不同。

早在1960年, 日本的城镇化率已经高达65%, 城乡差距并不明显, 而直到2012年, 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为51%, 与日本想去甚远。

三、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给中国带来的启示

日本和中国经济结构差异巨大, 自然资源条件各异, 但单纯从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上来看, 中日两国的情况可谓似是而非。日本的实践经验表明, 对国民经济的各个相关产业进行相应的升级, 甚至可以通过再工业化等途径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是切实有效的, 随着经济基础的广泛提升, 国民消费与生产率同步增长才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正所谓“藏富于民”才是真正实现“国富民强”, 才是社会发展的维稳之道。因此当前进行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真正实现“中国梦”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徐飞.温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J].国西部科技, 2008 (36) .

[2]内野达郎, 著, 赵毅, 等, 译.战后日本经济史[M].新华出版社, 1982.

农民收入倍增计划 篇5

（2012-2016年）》的通知 索取号

产生日期 GSF001-C04000-2013-007 2013-3-13 发布机构 公开属性

酒政办发〔2013〕50号 酒泉市政府办公室 主动公开

各县（市、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单位，驻酒各单位：

《酒泉市农民收入倍增计划（2012-2016年）》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酒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3月13日

酒泉市农民收入倍增计划（2012-2016年）

为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大、中央和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以及《甘肃省农民收入倍增计划（2012-2016）》要求，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特制定全市农民收入倍增计划。

一、基础条件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坚持做精第一产业，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2012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可达到9645元，比2011年的8158元增加1487元，增长18.2%，较2005年4465元翻了一番，年均增长12%，农民生活逐步殷实，进一步增加收入成为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愿望。立足现有基础，因势利导，采取切实有力措施，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不仅十分必要，也是完全可行的。

（一）农业基础的不断强化，为促进农民持续快速增收奠定了良好基础。渠、路、林、田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农业科技水平显著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发展不稳定的问题有了很大改观，为促进农民持续快速增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优势特色产业基地的稳步推进，为促进农民持续快速增收提供了可靠保障。坚持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按照专业化布局、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的要求，突出发展蔬菜、名优果品、现代制种、特色中药材、草食畜等五大优势特色产业，形成了一批在全国或全省占有重要份额的特色产业基地，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

（三）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拓宽了有效空间。随着我市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不仅扩大了农产品的消费需求，拓展了农业功能，更重要的是为农村劳动力在更大范围内向城市和二三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越来越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

（四）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为促进农民持续快速增收提供了政策支持。坚持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力度不断加大，农民的政策性转移收入还会持续增加，这对农民增收也是有力的保障。

二、目标任务

当前，农业生产进入高成本、高风险、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新阶段，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目标，必须立足实际，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健全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农业人口城镇化有机统一起来，深入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实现较大突破。

（一）总体目标

1.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节水农业、设施农业、城郊型农业快速发展，高标准基本农田面积逐步增加，农村水电路房建设全面推进。

2.农业科技和装备水平显著提高。高效节水技术、标准化生产、规模化养殖技术等综合集成适用技术基本普及，大力提升农业产品加工技术，积极推进优势产业的机械化进程。

3.优势产业的现代化经营体系基本建立。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项目建设，努力促进市场流通，着力建成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与龙头企业配套、龙头企业与农民合作社紧密结合、农产品与市场有效对接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

4.农业人口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通过开展农民技能培训、进城就业、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多种有力措施，争取使城镇人口比重逐年提高。

5.农业支持保障体系更加健全。进一步完善农业各类补贴政策，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充分释放政策的保障支持效应。

6.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健全临时救助制度，努力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

（二）具体目标：到2016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11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即从8158元增加到16554元，年均增长15.2%；移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

三、增收来源

在稳定粮食生产，确保菜篮子产品充足供应和农产品价格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面向市场需求，重点发展瓜果蔬菜、名优果品、现代制种、特色中药材、草食畜和休闲观光农业等产业，以及农村二三产业和劳务经济，再加上财产性和惠农政策等方面的收入，从而确保农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全面实现。

（一）着力发展瓜菜产业。蔬菜面积达到65万亩，较2011年增加17万亩，农民人均来自蔬菜的纯收入2671元，增加1672元。其中：新增2.7万亩日光温室，达到8万亩，农民人均来自日光温室的纯收入913元，增加538元；新增钢架大棚

7.5万亩，达到12万亩，农民人均来自大棚蔬菜的881元，增加649元。瓜类达到20万亩，增加8万亩，农民人均来自瓜类的纯收入758元，增加467元。

（二）做大林果及中药材产业。面积达到85万亩，较2011年增加33.4万亩，其中：名优果品45万亩，增加14.4万亩；中药材40万亩，增加19万亩。农民人均来自林果产业及中药材的纯收入2236元，增加1205元。

（三）提高制种产业效益。依靠科技和管理提升种业效益，面积达到40万亩，较2011年增加7.68万亩，其中瓜菜花卉等高效制种面积达到22万亩，比重超过50%，农民人均来自高效制种的纯收入1403元，增加719元。

（四）持续发展牛羊产业。加快养殖小区建设、规模养殖场户发展、良种扩繁、秸秆饲料化利用步伐，在移民区加大人工种草力度，促进以肉羊、肉牛为主的草食畜牧业

发展。其中：羊出栏达到340万只，增加80万只；牛出栏达到17万头，新增7.5万头。农民人均来自畜牧业的纯收入达到2105元，较2011年增加1263元。

（五）着力发展劳务经济。加大农民技能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和创收能力，鼓励和引导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农民向市民转变，使劳务经济成为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措施。力争新增输转劳动力3万人，到2016年输转规模达到20万人，实现劳务收入2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来自劳务输转的收入达到4375元，增加2650元。

（六）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坚持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发展方向，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向精深化、品牌化、集群化发展，增强吸纳农民就业的能力。加快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县、市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完善农产品流通市场体系建设，培育壮大农村各类流通服务组织，鼓励和支持农村经纪人、农产品批发市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参与农产品销售。因地制宜发展农村文化旅游产业和休闲农业，使更多农民通过农村服务业实现就业和增收。农民从二三产业得到的收入，将由2011年的797元增加到1144元，增加347元。

（七）全面落实各项惠农政策。认真执行惠农政策各项规定，加强服务和管理，保证各项惠农政策和社保资金按时足额发放给农民。全市农民以政策性补贴收入为主的转移性纯收入将由2011年的人均256元增加到2016年的608元，增加356元。另外，积极稳妥推进农村承包地、农户林权、草原承包权的流转，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将由2011年的212元增加到324元，增加112元。

（八）着力增加移民收入。认真落实新阶段移民扶贫开发规划，加强领导，健全机制，加大项目和资金投入力度，着力改善移民区基础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着力发展特色种植业、设施养殖业、二三产业和劳务输转等“三业一转”，认真落实基础项目到村、产业项目到户、培训转移到人、帮扶责任到单位的“四到”措施，全力实施扶贫攻坚行动，确保移民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始终要把解决“三农”问题摆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首要任务来抓，更好地统筹农业、农民和农村工作，使各项措施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继续完善农民人均纯收入考核制度，健全完善农民增收目标责任制，将目标逐级分解到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实行严格的检查考评、责任追究和表彰激励机制，对完成增收任务的县（市、区）给予奖励，确保倍增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增加农业投入。严格落实耕地占用税税率提高后新增收入全部用于农业的政策，严格执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全部用于土地开发和土地整理的规定。坚定不移地增强农业投入，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金”的作用，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方式，搭建农业融资平台，扶持农业信贷担保组织发展，加大贴息贷款力度，扩大小额担保贷款总量，鼓励引导金融资本投入现代农业建设，解决农业发展资金短缺问题。加大农业保险的宣传、引导和支持力度，扩大农业保险面，规避自然灾害风险，保障农民收入水平的稳定和增长。

（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紧紧抓住中央继续加大对“三农”和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机遇，加大项目资金争取力度，不断增加投入，着力加强渠、路、林、田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组织设施高标准农田、灌区节水改造、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农村饮水安全、退牧还草、退耕还林、农田防护林、农村能源等项目建设，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增强发展后劲。

（四）强化农业科技服务。推进肃州区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和敦煌市省级现代农

业示范区建设，继续扶持建设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支持创建县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加强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体系建设，促进产学研、农科教结合。到2016年，农业良种率达到95%以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90%。实施现代农业人才支撑计划，形成以科研推广优秀人才为核心的创新推广团队1000人，培养技术过硬、服务有效的农业农村实用人才队伍1万人，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加快先进适用农业机械推广应用，着力在深松整地、播种、收获、加工等环节加快机械化步伐。到2016年，全市农机总动力达到250万千瓦，机耕、机播、机收率分别达到100%、90%和50%，有力地提升农业装备水平。

（五）抓好农业生态安全。健全完善农产品质量监督体系，严格农业投入品管理，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产地准出、产品追溯和市场准入制度，确保农产品质量合格率达到99%以上。加强动植物疫病防控，深入开展重大动物疫病防疫和农业病虫害的综合防控措施，确保农牧业安全。加强绿色通道、农田防护林、风沙口治理等人工造林力度，建成完整的农田防护林网，形成有效的农业生态保护屏障。落实草原奖励补助政策，切实保护草原生态。推进农作物秸秆、废旧塑料农膜、生活垃圾、污水、粪便等资源再利用，抓好尾菜处理，实现畜禽规模养殖污染减排达标排放，积极发展循环农业。

收入倍增，2013走起 篇6

对居民收入已居全国前列的首都北京来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无疑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挑战。收入倍增计划关系民生大事，自然引发京城百姓热议。能否倍增？如何倍增？都谁倍增？解析种种疑问前，读懂“收入”这个关键词是第一步。

实现收入倍增前景可期

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十八大报告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将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明确纳入党的报告，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人们应该如何准确理解这一目标？ 对此，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主管住户调查工作的副总队长邵建民认为：多年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是分别独立开展的，城镇居民使用可支配收入指标，农村居民使用人均纯收入指标，二者口径有一定的差异。随着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工作的正式实施，从2013年起，我国将能发布城乡统一标准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

诚如十八大代表、北京市市委书记郭金龙在十八大分组会上讨论时所说：和全国一样，十六大以来的十年也是北京历史上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2011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6万亿元，相当于2002年的3.8倍，十年来年均增长11.4%；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比重达到76.1%，十年提高7个百分点；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000多亿元，是2002年的5.6倍；万元GDP能耗全国最低。首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让各级党委、政府着力民生改善变得“底气”十足。

据5000户城镇居民和3000户农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十二五”开局之年的2011年，全市城乡居民收入继续稳步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达到32903元，扣除物价后实际增长7.2%；京郊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14736元，实际增长7.6%。2012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48元，同比增长11.5%；京郊农民收入同样呈较快增长之势，农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达到14549元，同比增长12.2%，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实现全面增长。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新闻发言人邢志宏说：“2010年北京城乡居民收入比2000年时均增长了1.8倍，到2020年再次实现收入倍增是很有希望的，实际年均增速保持在7.2%就可达到。同时，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而最重要的支撑条件还是全市经济保持健康有序发展的良好势头。”

重在调节收入分配格局

相对于平均收入数据的翻番，民众更关心的是：谁能成为收入倍增计划的最大受益者？北京网友“南天竹一”在人民网微博留言道：“老百姓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衣、食、住、行、子女的教育问题。衣、食、住、行、子女的教育问题又统归于家庭的经济收入。目前，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是要赶快提高低工资人群的工资和增加对困难户、人群的经济补贴，不要一说到分配制度的改革就只谈如何如何给高收入人群减税免税，而把低收入人群撇在一边。”

邢志宏也指出，政府在制定收入政策的时候要注意解决收入分配的结构性矛盾。“我们当然希望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再快一些，从而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十八大报告亦多处着墨阐述收入问题：“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些纲领性论述为下一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指明了方向。

如何审视北京居民收入分配的特征？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近期的一份分析报告做出了初步回答。该报告认为：居民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体制转变、宏观政策变化等密切相关，近年来，北京市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同步性逐渐增强，2002～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达到10.3%，比上一个十年提高1.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与GDP之间的年均增幅差则缩小到1.1个百分点。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的高低关系到居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受惠程度。长期以来，企业所得和政府所得相对较高的现状，一方面反映出满足扩大再生产、扩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性要求，另一方面也说明居民收入比重还有提升的空间。目前北京市劳动者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接近50%，比重虽略低于发达国家，但是从趋势上看正在向发达国家水平靠近。而再次分配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十分明显。报告建议，政策如能由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转变为向居民部门倾斜，将对居民收入所得份额的提升起到更为直接和有效的作用。

城乡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过程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处处长方晓丹介绍说，“十一五”以来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有所减缓，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从2005年的2.25缩小到2011年的2.18。从收入构成看，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的协调性提高是城乡收入比缩小的主要原因。2011年，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人均工资性收入9579元，对农民增收贡献率高达89%；农民人均领取退休金、养老金1463元，养老模式正向城镇居民看齐；农民人均政策性转移收入达到629元，同比增长41.7%，政府的各项富民惠民政策真正让农民得到了实惠。但她同时指出，“2011年北京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额为18167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明显。探索农民增收途径，提升农民增收的内生动力，任务仍十分艰巨。”

就百姓关心的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北京城镇住户调查五分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高低收入户的收入比由1986年的2.2：1扩大到2011年的4.2：1。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城镇住户调查处副处长王守琪认为，“从趋势上看，个人的素质、努力程度等逐渐成为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而就业单位的经济类型和工龄因素的作用有所淡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劳动力市场趋向均衡的变化特征。另一方面，市场扭曲、劳动力歧视的存在则是引起收入差距的非效率因素，需要引起特别关注。”

统计新政护航收入改革

十八大以来，以收入分配改革为突破口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备受民众期待。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把加强民生保障作为2013年全年六大任务之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被视为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日前透露，2013年，我国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力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深化改革需要勇气和智慧，改革成效需要科学监测。此背景下，一系列与收入监测有关的统计新政尤为引人注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在第三届中国统计开放日上透露，从2013年开始，在劳动工资统计中将增加职业分组，包括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等几个类型。了解岗位工资的差距，对于政府研究收入分配状况，完善相关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一个重要的创新之举便是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的实施。据邵建民介绍，这项改革旨在按照统一的标准、口径、范围、指标、方法调查取得城乡居民收支数据，客观揭示城乡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及其变化，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制定民生改善政策提供可靠依据。他谈道，北京还以此为契机，通过创新电脑记账、手机记账等电子化记账方式，既提高了调查户的记账热情，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数据质量。

据悉，按照新的一体化调查方案，2013年起将发布全体居民和不同收入层次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水平、结构数据。而社会普遍关注的居民收入中位数和基尼系数，城乡之间、高低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等数据也有望公布。

2013已经起航，在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人们期待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能够破冰前行，驶向一个“丰年处处人家好”的明天。明天并不遥远，在首善之区北京，发展成果也将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编辑：王许松 / 邮箱：wxs@bjstats.gov.cn

需要更公正的“人均收入倍增” 篇7

2013年春节前召开的地方“两会”，很多省市在提出未来5年及2013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设定了较高的居民收入增长目标。根据这些增长目标，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并可能在部分省份提前实现。

点评：设定增长目标，比如GDP翻一番等，这是由后发追赶形态决定的，而“后发”也决定了中国增长空间的潜力巨大，得益于政府有计划的目标与政府调动包括制度与自然资源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创造了全球第二的成绩，收入分配不公正却成为一大挑战，需要及时应对。因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到2020年人均国民收入倍增的计划，以实现包容性增长，让全体公民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现在的问题是，在收入倍增计划之下，更需要及时解决社会公正问题。

如果继续强调GDP增长优先，会让公众担忧分配公正恶化。因为人均国民收入倍增必然是由经济增长主导，其实现必须基于高速经济增长带动国民收入增加。所以，在增长的基础上，后续的分配尤为重要。在过去十年，国民薪酬收入的GDP占比持续下降，更多的财富通过税收流向了政府以及企业利润留存，这种格局又为政府和企业不断的投资提供了可能，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和出口。由于中国大部分人口属于中低收入者，薪酬收入过低又导致中国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引起经济结构的失衡。想要修正失衡，必须增加国民收入以提高消费能力。收入分配不公正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权利的不平等。因为，如果仅仅从法定的薪酬而言，中国各群体差距并不太大，造成差距大的原因是一些群体的灰色收入以及额外的奖金与福利。而真正市场部门的由能力决定的高收入者，也要缴纳很高的个人所得税与个人承担的社保，但对灰色收入与拥有特殊福利群体而言，他们不用承担过多税收与社保。拉大贫富差距的还有资产性收入，在过去的十年，地产价格飞速增长，行政、事业以及国有机构等部门，在住房货币化改革中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公共住房，这些住房大部分位于城市市区，其增值收益暴涨。同样在过去十年，货币存款利率至少有一半时间为负，这种局面为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创造了条件，因为富有者可以通过抵押贷款购买更多的地产，而穷人积累首付则必须不断储蓄，但往往储蓄追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这出现了富有者占用了穷人储蓄收益，并在房产升值中大发其财，而房价上涨又让更多的穷人受伤。因此，收入倍增计划必须与收入分配改革结合才有意义，实现“中位数”的增长，而非人均增长。

减税不如转税:破解收入倍增难题 篇8

企业的成本压力并非仅限于劳动力价格上涨

转税是相对于减税成为一种共识的基础上而言的, 就是将正在推进的结构性减税与收入倍增目标直接挂钩, 转移支付给收入没有达到相应增幅的劳动者, 建立弱势群体收入倍增的直通车。当然, 这种转移支付是有条件的, 最终是为了保证在企业里形成劳动者收入正常增长的机制, 而不是越俎代庖。这样做有助于确保结构性减税的初衷能够迅速兑现, 不至于使得减税与收入倍增形成两张皮, 事与愿违。

早有专家呼吁, 收入分配改革最紧要的是减税改革。似乎越强调收入倍增目标, 减税的力度越需要加强。的确, 收入倍增所依赖的收入分配改革, 核心内容涉及政府减税、资方让利、劳动者所得提高, 从而使得三方之间利益分配结构趋向合理。比如目前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 使得企业利润的四分之一被国家拿走。如果能够将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到15%或者更低, 企业提升盈利空间就会相对提高, 给工人发放工资的余地可能会更大一些。然而, 这种减税的正当理由是收入倍增, 而绝非提升盈利空间。如果以为只有通过政府减税让利, 才能让企业负担减轻, 盈利空间提升, 忽视了企业自身转型升级的决定性作用, 则是一种误导。

应当承认, 推进结构性减税有助于企业在经营中获利;然而, 相对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而言, 它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并不等于劳动者收入现实的增长。我们知道, 劳动者的工薪收入被列入成本, 和利润是一种零和关系。企业既然不愿意政府分食这块蛋糕, 怎么会拱手让给劳动者?渣打银行年初的一项针对中国1000家中小企业的信心指数调查显示, 65%的受访企业选择持平甚至削减目前的薪资以控制人力成本。须知企业的成本压力是多方面的, 在资源消耗较大的企业, 原材料的涨价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当政府减税之后, 难以保证这部分资金必然会用在低收入群体身上。在工资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的一次性分配结构中, 资本收入比重大是一种惯性。在资本收入优先的情况下, 对收入倍增所要解决的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可能适得其反。

政府每减一分税, 企业主就会为工人多发一份工资来维持经营, 这只是一种善良假设。这种假设建立在经营者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上, 未免过于天真。去年11月底,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编著、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 (2012) 》显示,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平均为23.1分, 有六成企业处于“旁观”阶段, 难以让人们乐观。事实上, 工资集体协商、带薪休假、缴纳社保基金等在中小企业落实得并不理想, 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在国企、央企比较普遍。对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调整, 很难成为企业的自然行为和自觉行为。在中国青年报去年底进行的题为“2012年你的收入增长了吗?”的调查中, 超7成的受访者去年收入没增长。

民众收入倍增作为政府承诺必须找到一个抓手

民众收入倍增作为政府承诺, 究竟应当怎样兑现?可以肯定, 国家不可能直接指令企业必须给职工发多少工资, 除了对一些社会保障线之下的低收入乃至无收入者, 政府不大可能直接给民众派发货币。在进一步的体制改革中, 既要改变政府对市场运行的过多干预, 又要使得不受权力掌控的企业工资指导方案落地, 需要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抓手使得两者兼顾。减税变成转税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将减税应当减免的资金直接用来为低收入群体涨工资, 可以成为实现收入倍增目标的重要基石。过去, 人们将法律法规对劳动者保障程度的提高叫做“政府点菜, 企业买单”, 企业不买账导致有关工资改革方案“只闻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 反映了民生诉求的尴尬。将减税应当减免的资金集中起来使用, 实现收入倍增目标就有了底气。据著名财税学者高培勇估算, 每年至少有6000亿元的减税规模。经济学家谢国忠曾经提出过减税一万亿元的设想。可见减税应当减免的资金是一个不小的数额, 如果按给每位收入较低的劳动者每人每年补贴6000元计算, 可以惠及一亿在职劳动者;如果将补贴设计成一定的梯次, 可以使受惠的低收入群体更大一些。

将减税应当减免的资金直接用来为低收入群体涨工资, 可以为收入倍增目标的全面实现发挥有力的杠杆作用。收入倍增并非人人倍增, 同时需要对高薪实施限制, 即所谓“限高”。而政府公务员和一些由财政养起来的事业单位人员, 包括一些公益性的岗位, 他们的工资增长是可控的, 收入倍增应当不难得到保证。转税不是撒胡椒面, 可以不考虑转向他们。这样一来, 减税应当惠及的范围并不大, 主要用来支持规模较小的民企和亟需转型的困难企业以便在扩大就业, 鼓励院校毕业生扎根基层方面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同时, 通过直接为低收入群体涨工资, 使他们看到收入增长有保证, 钱包相对鼓一些, 买得起东西, 更放心一些地消费, 也有助于拉动内需。

事实上, 为了在促进收入倍增实现的过程中同时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趋势, 直接为低收入群体涨工资, 是必须利用的一个兜底措施。一般认为, 未来8年中国只要保持7.5%的增长速度, 就可实现GDP倍增目标。也就是说, 从统计数字上看, 收入倍增目标的实现实际上并不算十分困难;难的是让更多的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假如民营资本进入一些关键领域或者融资继续遭遇“弹簧门”、“玻璃门”, 很可能出现的一个情景是, 占人口少数的国家公务员和部分国有企业职工收入可以增得更多, 而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收入增长难有保障, 他们所享受的只是通过人均计算而得到的“被增长”。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利用减税应当减免的资金直接用来为低收入群体涨工资, 就是一种兜底保障。

在转移支付中确保弱势群体的收入增长底线

如果将转税列入转移支付的范畴, 那就不是一个新课题;至于把税收转移到老百姓收入上, 有识之士早有呼吁。联想控股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年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就表示, 希望政府能把税收转移到老百姓收入上, 直接加入到企业员工收入上面。当然, 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实施转移支付, 至少在我国非农领域还没有多少成熟的经验,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指出以下几点或许是必要的:

首先, 需要明确转税并非退税, 不是将应当减收的税款等额返还特定企业;而是要相对集中起来使用, 逐步扩大统筹范围, 以解决体制、行业、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相对于企业而言, 转移支付的资金具有先行垫付的性质。当企业没有能力为员工增加工资, 或者增加的幅度达不到收入倍增目标的需要时, 可以向税务机关提出申请转移支付。受理转税的机关应当为企业指定整改期, 一般为一年。当企业经营状况好转时, 应当返还先行垫付的员工工资, 以保证先行垫付的可持续性。过了整改期仍然不能为员工正常增长工资的, 可以申请减免返还。是否继续先行垫付, 应当根据产业政策进行审查。对于产能过剩、资源消耗大的企业类型, 应当考查其转型、创新的力度。力度不够的, 向员工发出从业警示。

其次, 转移支付以直接划拨到员工个人账户的方式进行, 以保证基层劳动者成为减税的直接受益者。转移支付的数额主要根据工资增幅的考核结果而定, 凡是工薪收入没有达到当地当年平均工资水平的劳动者都可以申请转移支付。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劳动者, 都可以由个人向所在企业的工会组织提出申请, 工会审核后交企业汇总, 并进行内部公示, 剔除因违章违纪违法而降薪的成分。转移支付的数额以工资增幅所应达到的标准的差额为准, 如有虚报冒领, 取消相应资格, 并追回转移支付的部分。转移支付虽然直接划拨到员工个人账户, 实际上还是以企业的信用为担保, 同时应当督促企业制定出工资正常增长的整改计划, 以促进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形成。

燕山-太行山片区收入倍增路径选择 篇9

收录日期:2014年3月18日

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正如总书记所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 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 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预见的是,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将逐步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 切实改善贫困地区的面貌。与此同时, 十八大提出,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 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 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治理连片贫困与收入倍增相结合, 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 如何实现贫困地区的收入倍增值得深思。

《燕山-太行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2011-2020年) 》的批复, 标志着外界通常所说的“环首都贫困带”有了正式的官方说法, 意味着中央开始着手解决“环首都贫困带”问题。2005年, 亚洲开发银行在《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报告》中首次提出“环首都贫困带”的概念, 囊括保定、承德、张家口等市32个贫困县、272万人口。而此次划定的燕山-太行山连片贫困区涵盖京西京北方向的河北、山西、内蒙古三省区的33个县, 基本上囊括了原来的环首都贫困带各县, 其中河北省占了22个, 这些地区贫困发生率为28.4%,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5.7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0%。本文研究连片贫困地区收入倍增问题, 探讨连片贫困长期存在的原因, 最终提出相应的收入倍增机制实现路径的对策建议。

一、燕山-太行山片区经济发展现状

根据王金营 (2013) 等人的实地调查, 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县家庭化贫困发生率为47.2%, 燕山-太行山片区贫困发生率次之, 为43.6%, 这一地区的贫困发生率较高。燕山-太行山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农业, 基础建设设施差、自然资源匮乏、山多地少、干旱少雨、经济基础薄弱、人力资源匮乏, 难以形成高效的发展模式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从而带动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特殊的地理位置, 使得燕山-太行山贫困带的形成和长期存在, 产生了一系列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影响。

(一) 加剧首都和周边地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巨大的经济落差, 使首都周边地区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 不可避免地造成低素质劳动力涌入城市, 形成城市贫困阶层和贫困居住区, 不仅直接影响国际城市形象, 也影响首都的社会安全。

(二) 影响区域的生态环境。

从生态角度看, 经济的长期欠发达, 基础设施的落后, 使京津周边贫困带地区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独自解决境内存在的污染、土地沙化、草场退化等问题, 这必将进一步影响地区生态环境、城市供水安全以及大气环境质量。

(三) 影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由于燕山-太行山贫困带的存在, 使这一区域的发展受到严重的“短板”现象的制约。如果不制定特殊的战略措施和优惠政策, 改变这一区域贫困的落后现状, 不仅继续影响地区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 也必将会影响我国北方经济的发展, 影响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目标的实现。

燕山-太行山连片贫困地区处于全面落后的地位, 不仅表现在整体经济发展缓慢、个人经济收入水平低, 还表现在交通、饮水、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差和农民生计途径单一等方面。连片贫困区作为一种特殊的贫困现象, 如果任其发展, 将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使贫困状况进一步恶化, 最终也必将通过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利用直接威胁北京的可持续发展。

二、影响农民收入倍增目标实现的主要因素

地处燕山-太行山山麓干旱高寒区的“环首都贫困带”历史上就是发展滞后地区, 土地贫瘠, 农业、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缺乏工业基础, 税收来源单一, 限制了财政收入的规模, 也制约了地方政府扶贫开发的力度, 因此分析该地区长期贫困存在的原因, 找出影响山区农民收入倍增的主要因素,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地处干旱高寒山区, 自然环境恶劣。

燕山-太行山地区, 一些地方庄稼只长一季, 只能种玉米和土豆, 有的乡镇年人均收入不足625元。前些年农村家庭生产经营成本不断上升, 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欠公平。一些农业生产投入所需要的化肥农药的价格不断上涨, 投入成本的上涨将会部分抵消国家对农产品价格及农业补贴对农民带来的收益, 影响以生产经营性为主的家庭实际收入的提高。并且山区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疾病等风险的能力较低, 脱贫人口重新返贫的现象依然普遍。2012年新农合的全面开展虽然能够部分缓解贫困家庭看病难的问题, 但是先行垫付的新农合医疗体制, 还是让很多困难群众在大病面前无所适从。另外, 由于贫困县多集中在山地和丘陵地区, 基本设施建设成本高难度大, 财政收入低也制约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 直接影响着收入的提高。

(二) 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

在连片贫困带地区, 高中文化程度的居民仅占人口的7%, 初中以下人口占了92%, 整体教育水平低, 制约了贫困人口接受新知识、新科技、新思想的能力。也正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低, 当地居民大多数人从事农业劳动, 创新意识差, 识别信息把握机会的能力低, 很难依靠自身找到劳动致富的好项目, 即便有了好的项目, 也会因为缺少创业资金, 不能实施项目。从理论上讲, 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往往取决于受教育的程度和经历, 即使在传统产业中也需要掌握知识的劳动者, 特别是现代农业对农民的知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现实是由于农民文化水平低, 不会利用现代科技力量收集获取信息, 也很难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种植结构与产品, 生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这容易造成低水平重复或压价竞争, 导致收入长期提高不上去。

(三) 人口外流现象突出。

恶劣的自然环境, 滞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使得燕山-太行山贫困地区农民人口外流严重。农业收入远低于外出务工收入, 因此青壮年居民大多选择外出务工, 长期如此就导致了耕地资源严重浪费, 剩余人口的老龄化降低了贫困地区居民的整体劳动素质, 很多老年人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 更谈不上接受新的农业生产技术, 而一个基本事实是贫困人口中老弱病残脱贫的难度最大。并且, 由于文化水平、专业技术等方面的原因, 农民务工的工种受到限制, 往往不能进入高收入的行业, 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提升缓慢。

(四) 地方财政资金少, 扶持力度小。

山区居民尽管在扶贫资金、贴息贷款、税收减免等方面享受一系列政策优惠, 但是这些远远不能解决当地的贫困问题。地方政府财政困难, 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经济建设, 一些农业基础设施和配套能力得不到加强, 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不够, 造成农民增收难度很大。

三、连片贫困地区收入倍增路径的选择

加快燕山-太行山贫困带地区经济增长速度, 提高当地群众收入水平已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燕山-太行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2011-2020) 》的批复, 让当地居民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笔者认为, 政府应当继续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 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公平, 才能解决连片贫困地区的落后状况, 实现收入倍增的目标,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 发展特色农业, 增加农民收入, 推进产业化扶贫。

首先, 在现有产业特色的基础上, 政府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各地应当充分利用好当地的资源优势, 依托政府财政支持, 发展壮大当地特色产业。对山区的土特产品, 如草药和各种野菜, 等等, 进行粗加工或深加工, 形成农民专业合作社, 增强风险的抵御能力, 在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周边城市联络土特产经销商, 实现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经营;其次, 建立绿色产业园区, 发展生态型特色经济。从当地的比较优势出发, 建立错季蔬菜、畜牧养殖等产业园区, 为错季蔬菜、土豆、野生中药材等名优特色农产品提供示范种植和推广, 提供技术服务, 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

(二) 发挥自身优势, 发展特色旅游。

燕山-太行山贫困带诸多县市的区位条件并不理想, 但是其良好的资源条件可以发展为旅游业的比较优势。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 建设旅游设施改善旅游接待条件, 发展特色旅游业, 依靠旅游业脱贫也是当前贫困治理的一个思路。具体说来:一是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山区地理优势, 开展农家乐, 吸引周边旅客体验水果、绿色蔬菜采摘, 体验地道农村生活;二是借助政府力量, 引进外部投资, 开发休闲旅游产业, 如建立休闲疗养度假村, 结合蓝天碧草、森林沐浴、打猎爬山、森林氧吧等特种旅游吸引外部游客。

(三) 提高教育质量, 加强技能培训, 提升劳动力素质。

第一, 加大优秀教师的引进力度, 丰富农村教师队伍, 提高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的收入水平;第二, 对于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 地方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资金, 发放专项补贴, 保证贫困地区孩子的基础教育;第三, 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 实施提高技能促就业工程, 狠抓劳务输出培训, 为外出务工农民创造条件, 打破制约劳动力流动的障碍, 提高劳动者素质;第四, 建立京津教育对口援助机制, 缩小区域经济梯度差距, 提升燕山-太行山贫困带居民受教育水平。总之, 在实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同时, 不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 构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努力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同时, 还应积极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劳务输出培训、绿色证书培训等成人教育, 力争构建起又一个让农民不断接受继续教育的完善体系。

(四)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着力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质量。

政府应加快燕山-太行山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 切实解决困难群众交通、通信、医疗水平, 提升贫困地区公共服务质量。另外, 农资、能源等生产资料直接影响农业增收。因而, 农资、能源等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是否合理, 急需有关部门加以审核和监督, 若不合理要及时纠正。地方政府应多想办法另辟蹊径增加农业补贴, 避免农民在生产中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 影响收入倍增目标的实现。

摘要：《燕山-太行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的批复, 标志着中央将着手解决环首都贫困带问题, 治理贫困的目标自然是提高困难群众的收入水平。党的十八大提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上, 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对贫困地区来说, 翻一番的目标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本文探讨燕山-太行山片贫困长期存在的原因, 继而对农民收入倍增的实施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收入倍增,燕山-太行山片区,环首都贫困带,连片贫困

参考文献

[1]韩红莲, 李瑞.保定市城乡收入差距与区域贫困治理——从环首都贫困带到燕山太行山连片贫困区.经济研究导刊, 2013.11.

闽北城镇居民收入倍增的调查与思考 篇10

1 2000年以来闽北城镇居民收入迈上新台阶

进入本世纪, 闽北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社会保障建设成效显著, 社会财富快速增加。十二年间, 南平市委、市政府抓经济, 促民生, 把增加就业, 促进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放在重要位置。2012年闽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235元, 与2000年对比增长253.3%, 实际增长170.3%, 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6%, 据此推算到2018年就可以完成城镇居民收入翻番计划。

1.1 政策性增资带动居民工资性收入平稳较快增长

随着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闽北各级政府多次出台增收富民政策, 促进居民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一是扩大就业, 从源头上增加居民家庭收入;二是多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确保简单劳动者收入增加;三是全面规范公务员津补贴制度, 公务员待遇普遍提高;四是事业单位推行绩效工资制, 事业单位从业人员收入快速增长。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15430元, 比2002年 (由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构成指标从2002年开始有较大变化, 为了指标的可比性, 本文的收入结构指标对比基期都采用2002年) 增长139.2%, 年均增长9.1%。

1.2 经营性收入快速增长

随着经济主体多元化发展, 以及政策对民营企业的积极扶持,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小微企业发展迅速, 对支撑地方经济发展, 增加居民收入, 都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2596元, 比2002年增长10.85倍, 年均增长28.0%。经营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由2002年的2.6%, 提高到2012年的10.8%。

1.3 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呈现较快增长

居民家庭财产收入主要为利息收入、股息收入、房租收入。受居民家庭拥有银行存款多少、银行利率升降、股市行情变化以及拥有可租赁房产收入等多因素影响, 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虽然增速较快, 但绝对数额较小, 对增加居民家庭收入贡献作用相对有限。2012年人均财产性收入914元, 比2002年增长7.0倍, 年均增长23.2%。家庭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由2002年的1.3%, 提高到2012年的3.8%。

1.4 连续八年上调养老金, 使得转移性收入快速增加

闽北大多数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主要为工资性收入和养老金收入, 以养老金收入为主的转移性收入是居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从2005年到2012年, 国家连续每年以10%的增幅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 使闽北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收入从2005年的月均800元左右, 提高到2012年1600元左右, 缩小了企业退休人员与在职人员、行政事单位退休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 基本解决了企业退休人员收入过低的问题;另一方面, 行政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津补贴政策全面落实, 退休人员收入也明显提高。同时, 享受政策性其它转移收入人群范围扩大 (比如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扩大覆盖面) , 居民其它转移性收入也在不断增加。2012年人均转移性收入5154元, 较2002年增长2.05倍, 年均增速11.8%。

2 闽北城镇居民收入倍增的有利条件

2.1 各级政府对提高居民收入的高度重视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提高居民收入。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较快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列入十二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大主要指标之一, 提出了“两个同步”, 即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要与经济发展同步, 劳动报酬的增长要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步。党的十八大又提出, 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实现城乡居民收入较2010年翻一番的奋斗目标。

南平市委、市政府在《十二五规划纲要》更加具体的提出民生水平全面提升, 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 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城乡居民住房、交通、文化、卫生和环境等条件有较大改善, 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居民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 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收入的差距。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切实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 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2.2 居民对提高收入的强烈期盼

改革开放以来, 闽北城镇居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 生活有了较大幅度改善, 需求层次不断提升。但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 还有较大差距。收入与同类城镇相比依然偏低,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还比较大, 低收入者和社会弱势群体生活存在困难,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居民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因此, 广大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是城镇居民收入倍增不竭的动力和强大的支撑。政府加强民生建设, 头等工程就是提高市民收入水平。

2.3 闽北已具备收入倍增的经济承载能力

2012年, 南平市地区生产总值996.76亿元, 增速达11.0%,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37756元。近年来, 南平市地区生产总值一直保持较高速度增长, 特别是近五年, 每年的增速都在11%以上。根据2000年以来的数据测算表明, 南平市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关性较高。由此可见, 经济的快速增长, 为居民收入倍增提供了动力和强有力的支持。

2.4 居民的投资理财意识逐步增强

居民科学理财、理性投资的意识不断增强, 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更多的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近几年, 居民的投资理财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 居民财产的保值增值能力也随之提高, 在十二五时期, 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必将成为居民增长最快的因素。

2.5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为居民增收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 南平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 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 建立了城乡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提高低保标准, 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 连续提高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十二五”时期, 还将继续推进民生工程, 努力实现应保尽保, 民生体制将由“补缺补差型”向“普惠性”转变, 这也将为居民增收奠定坚实的基础。

3 居民收入结构变化不够明显, 收入差距有所拉大

3.1 居民收入结构变化不够明显

近些年来, 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越来越关注民生, 重视民生, 不断提高不同层次、不同人群的收入, 使得居民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均有所增加。但从整体收入构成来看, 各部分占总收入的比重变化不大。

长期以来, 工资性收入是全市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部分, 其次是转移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比重一直较低。2002年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为76.1%, 转移性收入占比为19.9%, 经营净收入占比为2.6%, 财产性收入占比为1.3%。到2012年, 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为64.0%, 转移性收入占比为21.4%, 经营净收入占比为10.8%, 财产性收入占比为3.8%。由此可见, 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依然是决定闽北居民收入增加的决定性因素。

3.2 与其他地区相比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起点不同, 生产条件、资源条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经济效益存在很大差别, 各地发展快慢不同, 居民收入水平在历史性差距基础上所形成的差别呈继续拉大之势。近十二年, 虽然闽北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较快,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2年比2000年累计增长253.3%, 但还比全省低24.3个百分点。2000年南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84.7%, 到2012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全省的79.3%, 差距在拉大。由于增收基础不同, 且收入增速没有较大优势, 收入差距呈不断拉大之势。2000年南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全省平均水平差1139元, 到2012年, 相差达5820元, 十二年间收入差距扩大4倍多。与全省其他地市比较, 相对水平仍然较低, 基本处于全省下游水平, 位列全省九个设区市倒数第二, 明显低于同样是山区地区的三明、龙岩, 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 虽然还高于宁德市, 但大有被逐渐赶上趋势。

4 影响闽北城镇居民收入增加的基本原因

4.1 闽北经济绝对值较低, 发展相对滞后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当地居民收入的增加, 如果没有相应经济基础支撑, 增加收入就是无源之水。由于地理环境、区域优势、基础设施等客观条件的限制, 近几年闽北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与全省相比相对滞后, 闽北经济总量在全省的位次逐年在下滑, 而且经济总量较小, 这也是导致收入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

4.2 闽北各地职工平均工资相对较低

长期以来, 工资性收入在南平市城镇居民收入构成中居首位 (占65%左右) , 工资收入增长对可支配收入增长作用大, 贡献高。而闽北当地普通打工收入平均为2000元左右, 与省内外其他地区相比较低。同时, 行政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津补贴全省最低, 企业职工工资也相对低且增速不快。2012年南平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全省平均水平 (44979元) 低4336元。

4.3 各行业之间工资水平差距大

行业之间工资收入差距大, 是当前收入分配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它不仅影响社会和谐, 也是造成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悬殊的重要因素。2012年, 虽然行业整体工资水平都较上年有所提高, 但行业间工资差距依然较大。据统计, 南平市在岗职工工资水平最高的金融业与最低的住宿餐饮业相差43000元, 近年来各行业之间工资水平相比绝对差额在不断扩大。

4.4 受民间金融环境的影响

受市场不景气以及民间融资风险加大的影响, 我市部分融资企业资金紧张、或是资金链断裂, 出现了融资企业倒闭、或是融资企业负责人跑路等现象, 最终导致城镇居民放贷利息难以兑现、甚至连本金都难以追回。因此许多城镇居民纷纷收紧资金投放, 急忙回笼资金, 或是提前还贷, 或是转向其他投资和消费。

5 提高闽北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建议

近年来, 闽北城镇居民收入持续保持稳步增长, 为今后完成翻番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从居民收入构成来看, 只有增加工资性收入, 建立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正常增长机制,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困难补贴标准, 同时实现城镇居民收入多元化增长, 才能全面增加居民收入, 缩小闽北与全省的收入差距, 争取提前2-3年完成战略目标。

5.1 加快地方经济发展, 为收入倍增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

这些年闽北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但经济发展绝对量仍较低。因此要加快区域经济发展, 提高闽北综合经济实力。要进一步下大气力调整经济结构, 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继续增大经济总量,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5.2 努力增加工资性收入

近年来相继出台的各项增资政策在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方面虽已显成效, “十二五”时期, 更加需要继续加大各项增收政策力度, 建立一系列的收入增长长效机制保障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当前全市城镇居民收入构成中将近65%来自于工资收入, 提高工资水平, 增加工资收入是提高居民收入最有效的途径。首先是增加企业职工工资, 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提高一线岗位职工工资, 缩小一般员工与高级管人员收入差距;其次是建立合理的行政事单位在职人员收入增长机制, 特别是规范津补贴标准, 缩小区域工资补贴差距, 使其与当地经济发展相适应;再次是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提高劳动效率, 使当地居民整体工资水平再上新台阶。

5.3 特别重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

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快速增长不但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积极作用, 而且还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稳定和协调。首先,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需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倾斜, 缩小他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其次, 最低工资标准要倍增。最低工资制度实施以来, 有效地保障了劳动者的基本生活,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主要作用于低于收入在职人群, 从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上来看, 最低工资首先要倍增;最后, 加大最低生活保障力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以保障全体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为目标的社会救助制度。当前保障标准偏低, 只能说是一个勉强维持生存而不是维持生活的标准。政府应继续加大扶贫帮困力度, 关心社会残疾人员、常年生病家庭、失业人员、老弱人员的生活, 开展献爱心送温暖行动, 使得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5.4 继续扩大就业, 增加居民家庭收入

就业, 是居民收入增加的源头, 没有充分的就业, 收入的增长就是一句空话。当前居民就业问题虽有所好转, 但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矛盾仍然很突出。政府应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 把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结合,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多渠道增加就业, 创造平等就业机会, 促进就业结构优化和劳动关系和谐, 完善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相结合的机制。支持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发展, 鼓励创业, 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加大对零就业家庭等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援助力度,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进一步增强居民家庭自我造血能力。

摘要：新世纪以来, 闽北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全面提高, 社会财富快速增加。分析了新世纪以来闽北地区城镇居民收入状况、增长变化趋势、增长制约因素等, 提出了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