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案例资料

腐败案例资料（共5篇）

篇1：腐败案例资料

近年来反腐典型案件

1.***案：官方微博及时发布庭审情况

2013年10月25日上午，山东省高级法院对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无期徒刑的原判。

2013年9月22日，济南市中级法院审理认定，***受贿人民币2044万余元，贪污人民币500万元，滥用职权情节特别严重，对***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不服，提出上诉。一审庭审期间，济南市中级法院通过新闻发言人向庭外的新闻记者介绍情况，并通过官方微博及时发布了庭审情况。

一审宣判后，***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法院依法立案受理，并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合议庭审阅了案件全部卷宗材料和一审庭审录像资料，审查了***的上诉状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多次讯问了***，听取其辩护人意见，核实了全案证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了全面审查，充分保障了***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山东省高级法院依法作出二审裁定。

2.刘志军案：“高铁第一人”被判死缓

2013年7月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作出一审宣判，对刘志军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理查明: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在担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分局长、郑州铁路局副局长、沈阳铁路局局长、原铁道部运输总调度长、副部长、部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邵力平、丁羽心等11人在职务晋升、承揽工程、获取铁路货物运输计划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60万余元;刘志军在担任铁道部部长期间，违反规定，徇私舞弊，为丁羽心及其亲属实际控制的公司获得铁路货物运输计划、获取经营动车组轮对项目公司的股权等，使丁羽心及其亲属获得巨额经济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认为，刘志军的受贿行为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败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具有上述法定及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且认罪悔罪，对其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3.刘铁男案：正部级高官被实名举报落马 2013年5月12日，新华社援引中央纪委消息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2012年12月，刘铁男因被《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受关注，时隔五个月成为因网络反腐而首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这是国家发改委自2003年改组成立以来，被中纪委调查的首位在任最高级别官员。

2013年8月8日，中央纪委对刘铁男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经查，刘铁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其亲属收受巨额钱物;违规为其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收受礼金礼品;道德败坏。刘铁男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违法，其中有的问题已涉嫌犯罪。根据国家发改委8月12日的内部通报，刘铁男除了受贿1000余万元，其本人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及收受礼品，涉及金额超过1.4亿元。根据通报，刘铁男与其子刘德成通过非法经营所得约1.1亿元，其妻子郭静华非法所得3800万元左右，并收受礼品折合约41万元。加之刘铁男受贿金额，已经查明的非法所得超过1.5亿元。此外，通报称，刘铁男包养情妇两人，而非坊间流传八人。

4.黄胜案：副省长明码标价卖官 2013年5月3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法院对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黄胜犯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据称，黄胜主政德州期间，官位的交易渐渐由暗箱操作变为明码标价，县委书记50万元，县里某个局的局长20万元，最低价码是副镇长5万元。

南京市中级法院审理查明:1998年下半年至2011年8月，黄胜在担任山东省德州市市长、德州市委书记、山东省副省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先后多次收受国科(齐河)投资有限公司等21个单位或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23万余元。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退缴。

南京市中级法院审理认为，黄胜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根据黄胜受贿的数额和情节，鉴于其在案发后主动交代了有关部门尚不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赃款赃物已全部退缴，南京市中级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5.田学仁案：16年85次受贿1919万元 2013年11月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吉林省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受贿案一审宣判，认定田学仁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经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法院审理后查明:1995年至2011年间，田学仁在担任中共吉林省长春市委副书记、吉林市委书记、吉林省委常委、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书记、吉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吉林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获取贷款、承揽业务、晋升职务等事项上谋取利益，以及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先后85次收受吉林天河药业有限公司、时任长春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缉私队队长的徐为民等10个单位或个人给予的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19万余元。案发后，赃款已全部追缴。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根据田学仁受贿的数额和情节，鉴于其归案后主动交代有关部门尚不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态度较好，赃款已全部追缴，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6.李长轩案：国家粮仓抓出“硕鼠”

据新华社2013年7月13日消息，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河南公司原董事长李长轩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日前审结。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李长轩无期徒刑，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李长轩于2002年至2011年先后担任中储粮郑州分公司总经理、中储粮河南分公司总经理、中储粮河南公司董事长。任职期间，他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漯河市大道谷物董事长宛振水、登封市粮食收储公司负责人王国顺等65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407.9万元、4.5万美元，为宛振水等人在托市粮收购、中央储备粮调拨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李长轩另有人民币893.6万余元不能说明来源。

一审宣判后，李长轩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判决书中，列举了李长轩65项收受贿赂的对象、次数和时间，其中最醒目的是，有25人来自中储粮河南分公司下属的各市、县直属粮库的负责人，行贿总额超过300万元。在李长轩陷入受贿深渊的同时，其妻子和情妇也成为同案犯。其妻子、退休职工姜秀峰，多次帮助李收受贿赂，其以受贿罪，被另案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个体工商户、李长轩的情妇叶晓宛同样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7.刘家坤案：原县委书记与情妇同堂受审

2013年10月10日，安徽省宿州市检察院就安徽省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太和县原县委书记刘家坤与其情妇赵晓莉涉嫌共同受贿一案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刘家坤伙同赵晓莉共同受贿总金额达2900余万元。这也是迄今为止安徽省检察机关所查处的数额最大的一起受贿案件。

据检察机关指控，2007年至2012年期间，刘家坤伙同其情妇赵晓莉，利用刘家坤担任上述职务的便利，收受褚某等6人合计人民币2466万余元、价值176万余元的金条12根、价值156万元的观音画像一幅、价值95万余元的宝马730轿车一辆和35万元原始股，钱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929万余元，为这些人在承揽工程、征地拆迁、拨付工程款、公司上市改制等请托事项上提供帮助。案发后，涉案赃款、赃物已被全部追缴。

刘家坤、赵晓莉涉嫌共同受贿案有三大特点:一是行贿人一般都是通过赵晓莉提出请托事项并送上钱物，然后再由刘家坤出面“弄权”，或是由刘家坤接受请托，再让赵晓莉出面收钱。二是给刘家坤送钱的人虽然不多却均出手大方，其中一个老板两次就送出1300万元的现金，另一个老板则三次共送出1000余万元的钱物。三是刘家坤收受钱物后“纠结”心理明显，因各种原因担心事情暴露，刘家坤先后三次让赵晓莉退还给行贿人钱物共计1582万余元。

8.吴湛辉案：“裸官”贪腐1.7亿 2013年11月20日，广州市中级法院对东莞市委原副秘书长吴湛辉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作出一审宣判。

法院判决认定，吴湛辉收受他人贿赂4970万元，构成受贿罪，另有9200万元港币、3000万元人民币来源不明，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非法所得上缴国库，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0万元。宣判后，吴湛辉当庭未决定是否上诉。

据悉，吴湛辉之所以被查，是因为遭举报为“裸官”。一位曾在吴湛辉手下工作的东莞知情人士称，吴湛辉比较有才能，当时拟被提任东莞副市长，已通过了提拔名单，差不多就要安排位置了，结果一查他是裸官，“就出事了”。为了掩盖受贿以及购买香港豪宅的事实，吴湛辉等人想出了各种隐蔽手段。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吴湛辉此次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与其在虎门任职经历无关，全部发生在其于东莞市环保局任职期间。检察机关指控，2003年11月至2012年3月期间，吴湛辉在担任东莞市环保局局长、利用其负责该局全面工作的职务便利，为东莞市恒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赖洪中(另案起诉)谋取东莞市环保局下属的工业废物处理站的承包经营权，收受赖洪中贿送的人民币4970万元。

9.卢荣友案：一人受贿牵出50人 2013年9月11日，安徽省庐江县原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卢荣友因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财产35万元。案件宣判后，卢荣友表示服从一审判决，不上诉。

法院审理认为，卢荣友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经构成受贿罪。从1996年至2012年间，卢荣友受贿金额达370余万元，其中索贿230万元，其行为破坏了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正常工作秩序，也侵犯了国家的廉政制度建设。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危害程度，鉴于其案发后主动交代全部犯罪事实，且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查证属实，并认罪、悔罪，退赔了全部赃款、赃物，合肥市中级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据了解，卢荣友从1996年担任乡镇领导干部职务起就开始受贿，直至案发。16年间其受贿370多万元，仅在汤池镇担任党委书记、镇长短短两年间就受贿328万多元。此案在查处过程中，牵出严重违纪违法人员近50人，其中处级6人、正科级7人，已有多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10.衡阳破坏选举案:56名省人大代表涉案 2013年12月27日至28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全体会议，对在衡阳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以贿赂手段当选的56名省人大代表，依法确认当选无效并予以公告。衡阳市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12月28日分别召开会议，决定接受512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辞职。

2012年12月28日至2013年1月3日，衡阳市召开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共有527名市人大代表出席会议。在差额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现初步查明，共有56名当选的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行为，涉案金额人民币1.1亿余元，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

根据选举法和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对以贿赂手段当选的56名省人大代表依法确认当选无效并予以公告;对5名未送钱拉票但工作严重失职的省人大代表，依法公告终止其代表资格。衡阳市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分别决定，接受512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及3名未收受钱物但工作严重失职的市人大代表辞职。另有6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此前因调离本行政区域已经终止代表资格。

湖南省有关方面已对涉案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党纪政纪立案调查，对涉嫌犯罪的人员移送司法机关审查。

篇2：腐败案例资料

英、法等国于1856年至1860年再次对华宣战，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这次战争开始阶段，英法联军由天津登陆，直逼北京，清咸丰帝不得已逃往热河避暑山庄。1856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并纵火烧毁了这座有“万园之园”之称的著名园林。后，中国被迫于各侵略国签定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对外开放国门，并割让了大批土地。

清朝在同治和其后的光绪二帝在位的时候，大权全部落在慈禧太后手中；在她垂帘听政期间，中国先后与法、日等国交战，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偿军款，也使刚刚开始的洋务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北方爆发了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以英、美、法、俄、日、德、意、奥八国组成的联军再次进军中国，并攻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仓皇出逃。之后，中国与八国

篇3：美国政府高官腐败案例（一）

一、莫比里尔信托公司丑闻

莫比里尔信托公司丑闻发生于1872年，它是因一个为建设美国第一条跨大陆的铁路而组建的莫比里尔信托公司而得名的。该公司在建设铁路过程中的错综复杂的债务清偿、超额支付、收受回扣使建设铁路的预算从5100万美元增加到9350万美元。这一数字中包括了大量超额利润和贪污受贿，其中一部分被付给了国会议员。为了阻止国会可能进行的调查，公司的董事们，包括马萨诸塞州的众议员奥克斯·艾姆斯把价值昂贵的公司股票分发给了国会议员。不久，一个非国会议员的股票持有者认为他受到了该公司的欺骗，于是他把一些秘密的法庭文件透露给了《纽约太阳报》。

这些文件发表于1872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其时正值共和党的尤利塞斯·格兰特寻求连选连任，它们的发表对于共和党人来说非常不利。副总统斯凯勒·科尔费克斯、其提名的继任者亨利·威尔逊和众议院议长詹姆士·布莱恩以及一些众议院委员会主席都有根据地被指控接受了贿赂，所有这些人都是共和党人。由于对南北战争仍然记忆犹新，倾向于共和党的选民最初选择了相信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于是共和党于1872年顺利当选。但是反对派的呼声足以导致国会委员会的调查。事实开始显露出来，许多卷入这一事件的人因此断送了政治前途，这一事件也无可挽回地损害了格兰特政府的名声，不过格兰特本人并没有直接受到指控。

当时的改革者试图从莫比里尔信托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管理者那里收回非法所得的利润，但是这一努力没有成功。不过，这一事件极大地加深了公众对商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不信任，有助于为20世纪之交采取有效的控制大商业的措施铺平道路。

二、蒂波特山丑闻

1921年，在莫比里尔丑闻不到50年之后，美国受到自莫比里尔信托公司事件以来的最大震动，这一次是因蒂波特山（直译茶壶山）丑闻。1920年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沃伦·哈定以内战以来的最多的选票当选为总统。但是在其两年半的任职期间，他的表现证明了他自己是美国历史上最没有能力的总统，缺乏知人善用的能力，而且对其任命的官员的品德缺乏准确的判断。

在哈定政府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内政部长艾伯特·福尔，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投入监狱的内阁官员。当福尔放弃参议员职位而进入哈定的内阁时，他已经陷入了破产，但是他很快就在美国西部其住宅的周围购置了大量牲畜和大片土地。显然，仅凭他内阁官员的1.2万美元的年薪，他是没有能力购买这些财产的。事实是，他同一些公司进行了权钱交易，并出售了两个非常有价值的土地合同，这些土地富有石油资源。1921年，福尔设法使不存疑心的哈定同意把用作美国海军石油储备的油田控制权从海军部手中转移到内政部手中。在不进行竞标的情况下，福尔把加利福尼亚州埃尔克山油田的开采权给了百万富翁爱德华·多荷尼，另一座在俄怀明州蒂波特山的油田开采权给了另一个石油巨头哈里·辛克莱。这使纳税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福尔接受了40万美元的贿赂，其中10万来自多荷尼，大约30万来自辛克莱。而多荷尼和辛克莱每人从开采石油上至少得到了几千万美元的利润。而实际上，在经济严重依赖于石油的今天，仅埃尔克山一座油田就可能价值500亿美元。

事情的败露是因为还有其他不满的石油开采商想要插进来竞争，而且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现代环保主义者的先驱）也强烈反对开采保留地。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在蒙大拿州参议员托马斯·沃尔什的领导下找到了一个机会，他们设法使福尔接受了一些表面上作为给他的贿赂的债券，而这些债券的系列号码是可以追查的。

在受到国会传唤时，福尔起先用堆积如山的档案和文件来糊弄调查者，当时既没有计算机，也没有众多的参议院工作人员，但是这一战术没有奏效，沃尔什参议员仍然执着地进行追查。最后福尔被判有罪，并被送进监狱服刑。其他哈定总统任命的官员，包括司法部长哈里·多尔蒂、海军部长埃德温·登比和退伍军人局局长查尔斯·福布斯也都被揭露出在政府中有严重的腐败行为。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哈定总统在调查的过程中始终站在福尔一边，他甚至断言：“如果艾伯特·福尔不是一个诚实的人，我就不配作总统！”这话倒是言中了。1923年，哈定在作全国演讲的旅行途中在旧金山猝死，死因可能是心肌梗塞，他的死亡免除了其政府可能因腐败而受到的政治惩罚。

接替哈定担任总统的副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在此之前已经远离了哈定帮，他在八个月内清理了门户，从政府官员中清除了主要的违法者（福尔已于1923年3月辞职）。柯立芝还任命了两名特别起诉人，一名民主党人，一名共和党人，来对违法者进行起诉，并重新收回了油田。不过，哈定的声誉已经无可挽回，许多追随他的人也都丧失了政治前途。

三、“水门丑闻”

“水门丑闻”是美国200多年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政治腐败行为，它不仅对美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提出了严重挑战。

“水门事件”的发生，与1970年成立的一支跨机构特遣小组直接相关。当时，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如火如荼，尼克松政府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而最初成立这个小组的目的是通过特殊手段来应对所谓美国国内颠覆组织的威胁。年轻的白宫官员汤姆·休斯顿主张采用秘密潜入的手段来获取与对手有关的情报。在他看来，尽管这种方法是非法的和危险的，但却是“最富有成果的手段，可以获取任何其他方式所不能获取的情报”。对于这种不择手段对付激进的反战抗议组织的作法，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和不合作态度，因此休斯顿的提议并没有得到实施。其后，推动白宫采取休斯顿所建议的做法是《五角大楼文件》的泄漏。1971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开始刊登《五角大楼文件》。7月，为了对付那些泄密者，白宫成立了被称为“管子工”的特别调查小组。

1972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尼克松竞选连任。于是，他的班子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收集民主党及其候选人的政治情报上。“管子工”小组的一些成员进入到尼克松竞选连任的委员会。而该委员会新的安全协调人、前中央情报局雇员詹姆斯·麦克德受命前往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装置窃听器。

1972年6月17日，包括詹姆斯·麦克德在内的5人偷偷闯入位于首都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总部，偷拍文件和安装窃听器，刺探民主党的竞选策略和活动情况，结果被当场抓获。詹姆斯·麦克德一上法庭，就被警察官员认出是尼克松竞选连任委员会的雇员。随后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表明，这些人全部是尼克松竞选连任的雇员。

从一开始，尼克松班子就极力掩盖事实真相。一方面，白宫公开表示，这只不过是一场平常的盗窃案，几乎不值得关注。而另一方面，尼克松则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将这件丑闻掩盖过去。相关人员开始销毁记录，以免留下对尼克松政府不利的证据。尼克松的法律顾问约翰·迪恩出面承担起掩盖真相的工作。

6月23日，尼克松的助手霍尔德曼与尼克松会面，并解释了水门大厦中所发生的事情。经过商讨，他们决定将这起事件定性为中央情报局的一次行动，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也不应超出一般盗窃活动的范围。与此同时，他们决定动用秘密的竞选经费让被捕者保持沉默，并想方设法阻止联邦调查局把调查扩大到原白宫助理、“水门事件”策划者利迪以上的官员。这一策略一度取得了成效，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帕特里克·格雷与迪恩积极合作，以确保调查不超出入室行窃的范围。到8月29日，尼克松满怀信心地对外声称，约翰·迪恩已经替自己对水门入室行窃案作了彻底的调查，确认自己政府中没有人卷入到“水门事件”之中。

不过，媒体对于这一令人疑惑的事件给予了高度关注。其中，《华盛顿邮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对水门事件的报导，也给《华盛顿邮报》带来了最辉煌的时刻。当时，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秘书长卡利法诺给《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霍华德·西蒙斯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了他在水门办公大楼民主党总部遭人窃听的事情。根据这条重要线索，西蒙斯马上开始着手编辑有关报导。1972年7月18日，《华盛顿邮报》在《星期日邮报》的头版左上角，以“五人因密谋窃听民主党办公大楼事件而被捕”为题发表了专题报导。

尽管尼克松在当年11月7日的总统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连任，但媒体并没有放过尼克松。《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率先披露了“水门事件”丑闻，他们信息来源是时任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的马克·费尔特所提供的重要线索。

1973年1月，包括约翰·迪恩在内的非法闯入水门大厦的五人和另外两名同谋因入室盗窃和窃听的指控而受到联邦地区法院审讯。但是，联邦地方法官约翰·西里卡在审讯间所获得的线索和《华盛顿邮报》一系列不断深入的调查报导所披露出的其它细节，显示出这场失窃活动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调查越来越明确地显示，这些人的非法举动获得了政府高层官员的认可，与中央情报局和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密切相关，而相关机构正在极力掩盖他们与此事的牵连。

1973年2月，参议院以77票对0票一致同意建立总统竞选活动特别委员会来对“水门事件”进行调查，由来自北卡罗纳州的萨姆·欧文担任主席。如何应对这个委员会的调查，就成为白宫一项棘手的任务。接下来，白宫需要做的三件事情是：其一，使得被捕者保持沉默，这就需要使用金钱、争取假释和赦免；其二，则是需要有人为水门案承担责任，最终的人选落在了尼克松竞选连任委员会主任约翰·米歇尔及其手下的一些人员。第三件事情就是竭力避免白宫幕僚到欧文委员会作证，而代之以提供书面陈述的方法。

此前，法官约翰·西里卡对审判的结果并不满意，确信事情的真相还没有被揭露出来，所以没有急于判刑结案。相反，他有意给予这些人宽大处理，交换条件就是要他们提供进一步的信息。正当尼克松的班子竭力掩盖事情的真相时，受审的总统竞选连任安全顾问詹姆斯·麦克德写给西里卡一封信。3月23日，西里卡在法庭当众宣读了这封信。麦克德在这封信中否认了“水门入室案”是一次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并揭露出辩护人受到了政治压力，有人作了伪证。麦克德的揭发信给了白宫试图掩盖真相的做法以致命的一击。西里卡在判处涉案人员重罪的同时，宣布可以根据这些人同欧文委员会合作的情况考虑宽大处理。结果，当天麦克德就向欧文委员会坦白，告发卷入水门案的其他人员，其中包括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主任米歇尔、副主任马格鲁德和总统法律顾问迪恩。

麦克德的供词一时间使白宫相关人员惊慌失措。迪恩和米歇尔都不愿担当水门案的替罪羊，因此都分别通过律师同大陪审团联系，试图通过坦白交待来换取宽大处理。这些人的背叛，很快就使得尼克松班子的其他核心人物如白宫办公室主任约翰·埃利希曼和国内事务特别助理霍尔德曼牵连其中。此时，尼克松的班子还不知道迪恩和米歇尔的背叛，仍准备一旦出现不测，就让米歇尔承担所有的罪责。

眼见着白宫卷入水门案的真相被不断揭露出来，尼克松周围最亲密的助手和官员纷纷被迫辞职。1973年4月，埃利希曼、霍尔德曼和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先后辞职。尼克松在愤怒之余还将背叛自己的白宫顾问迪恩解了职。

由于对尼克松卷入水门丑闻的怀疑越来越大，调查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事情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任命一个独立于司法部之外的特别检察官来彻查水门案的地步。尼克松原本可以自己任命一个检察官来调查水门案，然而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尼克松已经无从选择，只能表示行政部门将会全力配合特别检察官的调查。接替克兰丁斯特出任司法部长的埃利奥特·理查森选定曾经出任过肯尼迪政府时期司法部副部长的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教授担任特别检察官。更为糟糕的是，考克斯的调查范围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甚至可以不用同司法部长理查森进行协商而自主采取行动。这些都是尼克松事先所没有预料到的。

在随后5月份参议院水门调查委员会主持的电视直播听证会上，麦克德和迪恩先后作证，揭露出大量鲜为人知的内幕。迪恩的证词更是直接暗示尼克松总统参与了对“水门事件”的掩盖行动以及1972年共和党筹款过程中的大量非法行为。

1973年7月16日，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的白宫助手在参议院作证时透露，在白宫总统办公室有一套用于监控的录音设备，会自动录下包括尼克松与其助手的所有对话。这就意味着录音带将会告诉调查者们尼克松是否卷入了盗窃和掩盖行动。于是，特别检察官考克斯和欧文委员会便要求获得经过挑选的录音带，以便调查取证。尼克松明知其中的后果，因此运用行政特权，拒绝交出这些录音带。这一拒绝反而增加了人们对尼克松诚实性的怀疑。于是，围绕录音带的问题，双方展开了争夺战。

尽管欧文委员会的要求最终被法院所拒绝，但考克斯迅速求助于西里卡法官，从他那里获得了索取指定录音带和文档的传票，但是尼克松拒绝服从。西里卡法官做出了对尼克松不利的裁决，要求尼克松交出录音带。在他看来，总统应服从法院的命令交出录音带；总统有权使用行政特权，但法院可以审查行政特权的使用；录音带将由法官秘密检查，以便决定是否与特别检察官的刑事调查相关。美国的上诉法院也维持了西里卡要求尼克松交出录音带的决定。

早在6月份的时候，考克斯就向白宫索要与几位卷入水门案件的前白宫幕僚有关的文件的详细目录，但白宫拒绝提交。即使白宫同意交出与前白宫幕僚和官员有关的对话日志，也是迟迟不见行动。此后，针对西里卡法官索要录音带的命令，尼克松只提供了一份录音带的摘要，认为这份摘要包括了录音带中所有与“水门事件”有关的对话。至于这份摘要的真实性，尼克松建议让来自密西西比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斯滕尼斯来聆听这些录音带，以便同总统所提交的摘要相对照。这种提供录音摘要而不是录音带本身的做法，并没有使特别检察官考克斯满意。考克斯随后宣布这项妥协是不可接受的，违背了法院的命令。考克斯表示“一份摘要缺乏录音带本身所具有的证据价值”。在他看来，尼克松实际上是在拒绝服从法院的判决。而白宫认为考克斯的言行已表明了藐视总统指令的意图，因此，总统有必要解除考克斯的职务，改由司法部来负责调查那些与水门案相关的违法者。考克斯则质疑尼克松命令他终止获取录音磁带和总统文件的做法，并认为尼克松无权解除他特别检察官的职务。考克斯还指责尼克松阻挠他对白宫窃听案的调查。

尼克松对考克斯的穷追猛打十分恼怒，于是决心铲除这个隐患。1973年10月20日，尼克松命令司法部长理查森解除考克斯的职务。出乎尼克松的意料，理查森和代司法部长威廉姆·拉克尔肖斯都拒绝执行命令，并先后以辞职表示抗议。在致尼克松的信中，理查森写道：“在你任命我的时候，你授权我提名一名特别检察官，如果我认为是合适的话。在审查对我的提名的听证会之前的几天，我就宣布：如果我的提名被批准，我将‘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并赋予他执行所承担任务所需的全部独立性、权威和人员支持。’我还补充道，‘尽管他将隶属于司法部，并向我汇报——并且仅仅是向我汇报——他将意识到他最终是要对全体美国人民负责。’”最终，尼克松任命副司法部长罗伯特·博克为代理司法部长，由博克下令解除了考克斯的职务。这些在星期六发生的一系列辞职和解职被称作为“星期六大屠杀”，它严重激怒了公众。而“星期六大屠杀”被披露后，更使得人们猜疑尼克松试图在掩盖着什么。

10月22日，众院司法委员会受命考虑对尼克松进行弹劾或合法解除其职务的可行性。次日，尼克松被迫同意交出录音磁带，但人们很快发现一些磁带已经被编辑过，一盘带子的关键部分已经被抹去。

1973年11月1日，继考克斯之后担任特别检察官的利昂·贾沃斯基继续索要这些录音带。1974年初，由于尼克松拒绝交出录音带，贾沃斯基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1974年3月1日，联邦大陪审团指控七人，包括哈德曼、埃利希曼、米歇尔和白宫特别顾问查尔斯·科尔森，密谋妨碍司法公正。与此同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也开始调查“水门事件”以及相关的问题。4月30日，尼克松总统公布了编辑后的录音带，但令人感到可疑的是其中与水门丑闻有关的对话都被删去了。由于对此结果并不满意，西里卡法官继续索要录音带。在尼克松再次拒绝交出录音带之后，这一问题被提交到最高法院进行裁决。7月24日，最高法院一致裁定（8票对0票）尼克松必须交出录音带。尽管最高法院认为总统可以拒绝提交涉及国家安全的资料，但坚持认为“水门事件”是一起刑事案件。

尼克松总统的行为——对入室盗窃行为的掩盖、拒绝交出证据以及公众对尼克松政府信任度的下降，最终导致1974年7月30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公布了三条弹劾尼克松的罪名：妨碍司法公正、滥用总统权力和藐视司法委员会的传呼。这份文件还指控尼克松非法使用窃听、滥用中央情报局、作伪证、贿赂、妨碍司法公正和其它方面的滥用行政权力。

1974年8月4日，尼克松最终公布了三盘完整的录音带。录音带明确显示出，从一开始，尼克松就积极地采取措施来阻碍联邦调查局对水门大厦入室行窃案的调查。除此之外，录音带中还出现了大段的空白，有许多迹象表明正是尼克松本人在交出这些录音带之前亲自将一些关键性的段落抹去了。显然，这种销毁证据的做法已经违反了刑法，因而依照宪法可以对总统实施弹劾。这彻底毁坏了国会所残留的对总统的支持。

在众议院，已经有人提出弹劾案。虽然还没有付诸表决，但预计获得半数通过将没有任何问题。此时，共和党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共和党国会领导人到白宫面见尼克松，干脆劝说总统辞职。眼看众议院提出弹劾不可避免，参议院的定罪可能性也非常大，尼克松于1974年8月9日宣布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辞职下台的美国总统。

同日，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一个月后，福特发布行政命令，赦免了尼克松在任期间所犯下的所有罪行，从而使其不再受到司法起诉。不过，总计有尼克松政府的19名官员由于卷入“水门事件”而入狱，其中包括前司法部长米歇尔、哈德曼、埃利希曼和迪恩以及前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帮助策划闯入水门大厦的利迪。

对水门事件的调查还连带引出了对于尼克松助手下令窃取有关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情报的行为。1971年，埃尔斯伯格将研究美国越战政策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泄露给公众。调查发现，白宫的一个小组监听了埃尔斯伯格的电话，并闯入了其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以搜获相关的信息来羞辱埃尔斯伯格。此外，通过对水门事件的调查而引发的调查，还显示出尼克松可能逃避收入税、滥用政府资金来装修自己位于佛罗里达和加州的房屋。1974年初，国内税务署发表的报告显示，从1969年到1972年，尼克松欠税43万多美元。

西里卡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法官，向来试图揭开事件的真相。正是西里卡执着寻求真相的做法，揭开了水门丑闻的真实情况。1977年，有关“水门事件”的审理最终结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西里卡法官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荣誉随之而来：一些大学纷纷授予西里卡荣誉学位，《时代》周刊将其评选为1973年的年度人物。后来，西里卡写了一本关于“水门事件”的书《真实的记录》，他回忆道：“简而言之，我无意像一个傻子一样坐在长条椅上，看着游行队伍的经过。”

美国人认为，在“水门事件”中，总统的自我利益和野心已经危及到美国民主制的本身。“水门事件”的发生引起了美国社会的许多思考，也使得人们对长期以来推崇扩大总统权力的做法进行了反思。很多人认为，“水门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尼克松之所以能够滥用权力，是因为自弗兰克林·罗斯福以来，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的权力在不断扩大，而这削弱了美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制衡机制。不过，由于有独立的立法和司法体系，而且有大众媒体的新闻监督，总统的言行还是受到了各方面的监督与制约。“水门事件”以尼克松总统的下台而告终，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待续）

篇4：腐败案例分析

物联网14-2

甘玉婉

据新华网北京９月２８日电，“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审查报告》说：“经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从《审查报告》中可以看出，所用字眼都是“严重后果”、“极大损害”、“非常恶劣”、“重大损失”。值得一提的是，《审查报告》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中国特色里已经没有了毛泽东思想，这句话尤其意味深长。

***事件给全国带来的震动不亚于当年的“粉碎‘四人帮’”的震动，如果说“粉碎‘四人帮’”，是三十年前的大事，那么***事件就是三十年之后的大事。其影响是全面的，其教训是深刻的，需要对***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反思。

***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路线问题。这是倒退回“文革”还是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问题。“粉碎‘四人帮’”（毛泽东）是路线问题，***事件也是路线问题，“四人帮”（毛泽东）走的是“文革”路线，***走的也是“文革”路线，二者只是程度不同。“四人帮”（毛泽东）走的是“文革”大路线，***走的是“文革”小路线，前者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后者在重庆展开，波及到全国。所谓波及一是指影响而言，二是与乌有之乡唱和而言。

***事件告诉人们：第一，“文革”走不通；第二，唱红打黑走不通；第三，靠毛泽东思想搞建设走不通；第四，通过人治反腐败走不通；第五，利用民粹主义搞运动走不通；第六，利用权力搞走共同富裕的路行不通。后五条都是“文革”路线走不通的逻辑展开。

第一，“文革”走不通。关于“文革”的性质、动机、效果、原因的在意识形态上早有定论，在中共党史上也说得很清楚，核心仍然是彻底否定“文革”。这是官方与民间的共识，尽管官方与民间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有重大分歧，结论仍然是一致的。“文革”不但是革了文化的命，使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更主要的是把政治专制发展到了极端。由于政治专制使经济、文化、社会都成了政治的工具，政治专制全方位浸入社会的所有层面，使所有人都成为政治动物，又

成为政治的工具。彻底否定“文革”就是彻底否定专制，就是进行宪政民主建设。邓小平在当时认识对民主认识还是很有深刻性的，所以才有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要正确处理人治和法治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邓小平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纲领性文献至今还没有人超越。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邓小平个人原因，政治民主化并没有进行下去，但并不能因此否定邓小平对“文革”反思的深刻性和民主理论探索的合理性。

第二，唱红打黑走不通。改革开放三十年，有四个不可否认。第一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繁荣不可否认。第二是由于经济繁荣而带来的两极分化不可否认。第三是由于经济繁荣而带来的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可否认，第四是由于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政治体制改革不可否认。后三个不可否认导致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出现，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合理预期、合理流动、合理保障、政治尊严、公民权利得不到实质性的维护。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可以通过民主来解决这些问题。在非正常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通过诉诸传统、去寻求好皇帝、清官、强人政治去解决，在现实中又没有他们需要的强人，于是寻找毛泽东、从“文革”中汲取有用的资源，毛泽东再一次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领袖。“文革”再一次成为他们得以渲泄的理论来源。当然，社会弱势群体并不真的希望回到“文革”，他们只是希望通过“文革”来救赎，以“文革”的方式反抗两极分化，呼唤弱势群体的尊严，寻找基本的生存机会。社会弱势群体是利用“文革”反两极分化，利用“文革”强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社会弱势群体利用“文革”，***利用了社会弱势群，通过弱势群体利用“文革”，实现其个人政治目的，可谓一箭三雕。

第三，靠毛泽东思想搞建设走不通。有人可能会说，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是其精髓，革命靠实事求是，建设也靠实事求是，邓小平也持这一看法。这句话从原则上没有错。但革命与建设毕竟是两回事，革命家常有，政治家不常在。革命需要把朋友和敌人区分清楚，区分的目的是要把敌人消灭光。建设需要对社会各个阶层妥协，以人为本就是让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下。革命的实事求是与建设的实事求是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毛泽东的主要思想是革命，在建设时期也是通过革命搞建设，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都是通过革命搞建设的结果。革命式建设国家、运动式建设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过。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也是革命性的计划。重庆这些年来的建设，确实让当地普通人，尤其是重庆弱势群体看到了希望，但革命性建设的治理方式仍然没有改变。唱红、打黑、取消广告、种树等活动并没有使重庆得到实质性的发展，通过借钱、打击私营经济、寅吃卯粮掠夺式发展必将使重庆失去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后果堪忧。

第四，通过人治反腐败走不通。在重庆，有一个重庆人津津乐道的事，那就是重庆的治官措施很见成效，重庆人认为官员们为公民服务的水平提高了，对重庆市民的服务态度好了。官员的清廉度提高了，腐败行为少了，公开腐败没有了。重庆来了一个清官，来了一个好领导，至今还有人认为***冤枉，***是一个好官、清官。就是《审查报告》里说薄“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重庆相当多的人也不信，认为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这是一个政治铁律，在绝对权力的情

况下，没有人能逃脱这样一个铁律逻辑和控制。通过人治反腐败，握有绝对权力的人一定是最大的腐败者。

第五，利用民粹主义搞运动走不通。民与人，表面看来就是一字之差，其内容却有本质的区别。民自古就有，爱民、恤民、重民、惠民、为民等专制统治阶级喊了两千多年，实质仍然是臣民，是专制统治者的工具。即使把民替换成人民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人民以敌人的存在为前提。英美国家只讲人，不讲人民，区别了人与人民的不同。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是一个群体性概念，而人是不可化约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里面只讲人或公民而不讲人民也充分说明了人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民粹主义走的不是“人”之道，走的是“人民”之道，是集体主义之道，是虚幻的人民之道。民粹主义者认为个人是无力的，群体才是有力的，正所谓人多力量大、众志成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里讲的都是民粹的道理。政治强人把人民捧为神来利用人，民粹的敌人是人，是政治强人的敌人。毛泽东搞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充分利用了民粹来打击人，使人只有在毛泽东之下才有归属感和安全感。***也是充分运用了民粹，通过民粹运动使唱红、发短信、打黑以此横行重庆，裹挟人民以令人。

第六，利用权力走共同富裕的路行不通。毛泽东利用绝对权力搞平均主义，以为平均主义就是共同富裕，结果共同富裕没走成，走成了共同贫穷，甚至在大跃进没有自然灾难的情况下饿死人口三千五百万。邓小平则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来达到共同富裕，同时也不允许平均共富。现在看来，尽管这个思路也有问题，但毕竟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好思路却因为政治体制的滞后，权贵介入共同富裕、介入市场经济，在三十年之后导致了两极分化，从而引起了社会弱势群体的严重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两个选择，即是通过彻底的市场经济解决先富和共富问题，通过政府解决社会社会保障底线问题，进而达到共同富裕，还是通过政府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罗尔斯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在平等的自由满足之后，要处理好公平问题。处理公平的好坏则取决于对社会最少受惠者照顾得好坏。罗尔斯的意思是：如果社会的不平等是确定不移的，这种确定不移必须使社会最少受惠者能够接受。罗尔斯的思路在中国是理想的理想，因为中国平等的自由严重不足，最少受惠者也不会不接受现在的两极分化的极不平等。中国的弱势群体（大部分属于最少受惠者）他们宁可不要平等的自由，不要民主，他们宁可放弃民主选择政治强人为他们实现经济平等。换句话说，宁要强人之下的平等，也不要民主的平等，宁要生存的平等，也不要尊严的平等，宁要专制下的臣民平等，也不要民主制下的公民平等。他们认为***这样的政治强人能实现他们的共同富裕，他们看到了两极分化对他们造成的巨大物质和精神伤害，他们选择强人为他们打抱不平。在***打击私营企业主的时候，以打黑的名义打击富人的时候，重庆的普通人仿佛看到了共同富裕的梦想实现。

***事件表明，“文革”走不通，走“文革”之路是死路。只有宪政民主才能走得通，这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是各个国家的政治实践证明是成功的道路。宪政约束权力，使绝对权力变成相对权力，变成相互制约的权力，政权不能滥用，党权也不能滥用，个人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不能凌驾于党之上。党内要有民主，民主要有约束。党外要有宪政，党权受到宪法和宪政约束，宪政即“限政”。宪政民主保证每一个人自由地唱红，自由地唱自己所喜爱的歌曲。可以依

法打黑，防止权力乱打。宪政民主可以保证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自由地形成自己的思想，自由地可以学习各种思想，而不仅是学习毛泽东一个思想。宪政民主可以通过限政、通过公民权利进行制度性反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宪政民主可以使民化为人、化为公民，使每一个人、每一位公民权利得到保障，防止以民的名义、以集体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公民权利。民主才能解决共同富裕，因为民主以多数取胜，真正使先富起来的成果为多数人所用。民主也需要宪法，因为民主也会滥用权力，也会通过民主的方式杀富济贫。

篇5：高校腐败案例选登

供稿部门：纪委监察室 供稿时间：2010-4-15 阅读次数：

前 言

高等院校在人们心中原本应该是一片圣洁之地，担当着“传道、授业、解惑”职责的教育工作者也应该是品德高尚、甘于奉献的楷模。然而，近年来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如同笼罩在这片“圣坛”上的阴影，令人心头沉重。据统计，发生在高校及教育领域的腐败案件近年来成上升趋势，其数量之多，金额之巨，情节之恶劣，涉案人员职务级别之高，让人触目惊心！这些案件同时也为高教工作者敲响了长鸣的警钟！

为加强我校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现选登发生在高校的部分典型案例，以此作为“警示”。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能够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

四川省部分高校教材采购中职务犯罪案件

2004 年 2 月以来，四川省检察机关根据 9 个书商交代和检举的线索，从调查高校教材购销问题入手，统一部署开展了查处高校职务犯罪案件的专项行动。成都市有关区检察院、绵阳市检察院相继侦破了发生在辖区部分高校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犯罪案件。截止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派调查组进行调查时，总计涉及 10 所高校和 2 所中专的 51 起案件，共 42 人（含书商行贿案 9 件 9 人）

成都、绵阳两地涉案人员职务为县处级干部的有 13 人，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人员 14 人，涉案总金额 1000 万元左右。涉案金额较大的有西南科技大学教务处处长等 3 名犯罪嫌疑人，涉嫌贪污 168 万元案；电子科技大学教材发行中心科长，涉嫌受贿 120 万元案；电子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副院长，涉嫌贪污 100 万元案；西南民族大学教务处处长，涉嫌贪污受贿 105 万元案（含价值 10 余万元捷达轿车一辆）。目前正在侦察的案件有 15 件，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有 31 件，开庭审理 5 件，其中一审已作出有罪判决的 2 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索贿案

2004 年 8 月初，一名广西的考生家长反映，他的孩子不久前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但是一位自称是北航赴广西招生联络员的人，却要求这位考生家长必须先交 10 万元，才能拿到通知书，否则就要退回档案。该家长拒绝了这一要求后，第二天就发现自己的孩子被退档。无奈，这位家长只能被迫口头同意对方的要求，表示愿意交出 10 万元。经查，向考生家长索取高额费用的庞宏冰、刘天平和高峰三人均系北航教职员工。其中庞宏冰原是北航计算机系副教授，现为北航天宏电子科学技术有限公司经理，刘天平是北航天宏公司的一名员工，高峰是北航汽车工程系教授。据庞宏冰本人交代和广西公安机关查实，在该年的招生中，庞宏冰等人总共收取考生额外费用 55 万元。月 16 日，在央视播出的《焦点访谈》节目中，北航校长李未就招生丑闻公开表示道歉。

广东商学院原设备科长黎明芳受贿案

广东商学院设备科科长黎明芳被群众举报受贿。经查实，黎利用其负责教学科研设备采购、验收的职务之便，于 1996 年 12 月至 2001 年 2 月收受电脑商贿赂 3.52 万元。拔出萝卜带出泥，该案牵扯出原广东省高教厅设备后勤办一连串蛀虫，包括主任陈冰峰、副主任张锡源、何启刚这三名处级干部在内的 6 名高教系统干部。他们利用负责学校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的职务便利，在为省属高校统购教学仪器设备时大肆收受 “ 回扣 ” 等好处费 370 万余万元。

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受贿案

—— 身居要职，成为追逐焦点

2001 年，经过三校合并的南京财经学院，正式开始大规模建设仙林新校区，时任经济学院副院长的刘代宁，担任该仙林校区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常务副主任等重要职务，负责所有工程的规划和招投标工作。2003 年，经教育部批准该学院正式更名为南京财经大学，刘任副校长。大权在握的刘代宁，自然成为众多建筑安装公司、绿化公司、建筑材料厂纷纷追逐的对象……。

据检察院指控，2001 年春节前至 2004 年 3 月间，刘利用职务便利，为江苏某建设公司等单位在承揽工程、追加工程量、结算工程款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收受 28 人财物共计人民币 161.7 万多元、3000 元美金、另外还有超市购物券、金条、手表、手机、字画等财物。调查发现，刘代宁被指控的绝大多数受贿记录，时间均发生在春节前、中秋节前、端午节前。借逢年过节之机，谋求利益求他办事的人就会以过节 “ 拜访 ” 的名义前来行贿送礼。记者细数了刘代宁被检察院查明收受贿赂的次数，竟然高达 78 次，大到一次 10 万元，小到一次 1000 元，三年内刘不费吹灰之力，成为 “ 百万富翁 ”。

2004 年 4 月底，刘代宁被监视居住，5 月 25 日 被刑事拘留，6 月 4 日 被批准逮捕。

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李泽霖受贿案 —— 夫妇收取黑心钱，取之有 “ 招 ”

李泽霖，1985 年开始担任湖北美术学院副院长，1990 至 2000 年分管学院招生工作。分管招生工作期间，李泽霖利用职务之便，在学生身上大捞 “ 油水 ”，数十次单独或伙同其妻收受 25 名考生家长的贿赂和礼金共计 25.5 万元。2001 年 8 月 8 日，李泽霖被湖北省检察院批捕。2002 年 3 月 5 日，李在武汉市中院受审，一审被判刑 5 年，并处罚金 2 万元；其妻雷维宁被判刑 3 年，缓刑 5 年，并处罚金 1 万元。“ 吊胃口，引鱼上钩 ” “ 借关系，金蝉脱壳 ” “ 演双簧，暗渡陈仓 ”

案发后李泽霖后悔地说： “ 我亵渎了我的职务。以前很多家长给我送钱，我都拒绝了。但收下第一笔钱后，我觉得没什么，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在 2000 年，我共录取了 14 名成绩不够线的考生，共收家长的贿赂 18.1 万元。” 李泽霖在《我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检查》中忏悔说： “ 我违法违纪，不仅影响了学校的声誉，更重要的是给党的教育事业抹了黑…… ”。

同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吴世明严重违法违纪案件

—— 吞下 “ 糖衣炮弹 ”，牺牲学校利益

吴世明，研究生文化程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 年 1 月任浙江大学副校长，1993 年 1 月兼任宁波智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1998 年 12 月任同济大学副校长，2000 年 4 月任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

1995 年 1 月至 2000 年 2 月，吴世明利用担任浙江大学副校长和浙江大学组建的宁波智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的便利，多次出具委托书，授权刘某（女，原私营建筑业主，已捕）代理行使智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责，使刘以智达公司的名义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大量贷款；还在刘夫妇离婚过程中以转让公司利益为条件，牺牲校办产业的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1996 年初至 1999 年底，吴世明先后四次收受刘某贿赂共计人民币 8 万元、美元 2 万元。

2003 年，吴世明被浙江省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以受贿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 5 万元及受贿所得。

陕西教育学院原院长高安民受贿

—— 泪洒仕途末路

2002 年 1 月 22 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宣判：陕西教育学院原院长高安民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2 年，缓刑 3 年。受贿赃款人民币 2 万元予以没收。

高安民出生在陕西乾县的一个穷苦的家庭，曾背着包谷面和发糕，苦读六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陕西师范大学，后留校任教。由于教学认真，工作努力，受到学生的好评，一时成了陕西师大青年教师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1995 年 2 月，高安民上任陕西教育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面对成绩和赞扬，他飘飘然起来，并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得火热。财务处会计李虹，施展女人的媚术，使高安民和自己关系异常的火热。在李被高提拔为财务处副处长之后，李为报答高 “ 知遇之恩 ”，于 1998 年 1 月行贿 2 万元，高理所应当地收下了。为捞回自己 2 万元的 “ 损失 ” 李将罪恶的手一次次伸向了公款……

2001 年 8 月，高安民 60 岁的生日是在陕西省纪委对他的审查期间度过的。面对办案人员给他准备的生日晚餐，他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陕西杨陵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王化勇受贿案

—— 欲望让他坠入深渊

王化勇，1999 年 10 月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设备处处长，同年 11 月，又兼任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主任。2001 年 6 月起任杨陵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在担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设备处处长和杨陵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期间，王化勇利用职务之便，在招投标及设备采购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共收受贿赂 101000 元。2003 年 4 月陕西省纪委对一起腐败案件审查时，发现王化勇有收取他人现金的嫌疑，5 月22 日 对其“ 双规 ”。案件查清后，已开除其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王化勇在一份 “ 悔过书 ” 中，这样写到： “ 权是个什么东西？有权就有力，有权就有利，但权也是双刃剑，处置失当就是祸！党和人民赋予我权利，我本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而我却在履行这一职责时走了样，为自己捞私利。现在想想，钱又是什么东西？现实生活中没有钱是不行的，但一切只为了钱是万万不能的，不义之财千万不能要，否则明白时，后悔已经晚了！”

广东某高校体育特长生招生受贿案

李兆森，案发时任某知名高校体育部副主任，主持体育部全面工作和分管招收体育特长生的工作，该校“七·五”、“八·五”规划的重点培养教师，1999－2000校级十佳教师，1997－2001年全国优秀国家级裁判，曾担任第九届全运会比赛副总裁判长、2001年全国田径大奖赛（中山）总裁判长等职务。

据李兆森交代，2000年9月-2001年9月间，他先后多次收受学生家长张某、李某等8人的贿赂款共13.3万元，并在招生时为这些学生开了“绿灯”。因为李作为学校体育部主管招收体尖生的负责人，在招生时有最后的决定权，只要送了钱，李就会利用他最后决定名额的职权给予“关照”。

一位网球特长生的母亲为了让女儿顺利地通过录取关，千方百计找到李兆森，硬是塞给他两万块钱。李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当时我不愿收她的钱，但她母亲又说如果我不收就表示不录取她，我推辞不了，只好收下这两万元人民币。”

为人师表的李兆森一开始对送来的贿赂款还半推半就，但不久就开始心安理得，竟然打电话催中间人补上“拖欠”的贿赂款。2001年，李兆森到辽宁鞍山招生，认识了一位专门推荐体育特招生的中间人。中间人要求李帮忙招进3位学生，并许诺每招一个就给2万。2001年5月，这位中间人到广州请李吃饭，席间给了3万元，说录取后再给3万。后来这3位学生都如愿“考”上了，但许诺的另外3万迟迟没到位。李兆森自然不愿“吃亏”，于是几次打电话催中间人补上“拖欠”的3万元，一直到案发。令李兆森没想到的是，这位中间人后来在接受检察机关的调查时说：“实际上我一开始就想好了只给3万，但又怕他不出力，所以才许诺再给3万的。”

除了利用招生受贿以外，李兆森也不放过其他“发财”的机会。2000年10月至2002年1月间，利用采购校服的机会，李又先后多次收受了广州某针织厂的贿赂款9.1万元。

检察机关指控，2000年9月至2002年1月间，李在招收体育特长生时，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贿赂款224000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76000元，赃款224000元予以没收。

对外经贸大学原基建处处长高小栋挪用公款案

高小栋，于1988年5月开始担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基建处处长，1993年被任命为学校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北京龙宇建设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1995年3月至1997年11月，高小栋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将经贸大学应支付施工单位的学校主楼教室改造、家属活动中心工程的工程款人民币42.2万元截留，分别转入由高小栋与他人个人注册成立的北京五圣城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龙祥辉科研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帐户内，并以材料费等名义用北京五圣城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发票在高小栋所在的经贸大学平帐后，将上述款项据为己有。

高小栋在担任北京龙宇建设工程公司总经理期间，还于1995年3月，以工程备料款的名义，将应支付施工单位工程款用对换支票的方式，从经贸大学支出公款人民币25万元据为己有，用于个人购买轿车一辆；1996年1月，高小栋伪造公司与北京五圣城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的中介协议书，于1997年1月、1998年6月，以中介服务费、维修材料费的名义，两次将公款人民币30万元转入北京龙祥辉科研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北京五圣城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帐户内，并用北京五圣城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发票在高小栋所在的经贸大学平帐，将该款据为己有。

高小栋还用职务上的便利，自1995年1月至1999年5月，分别向承建经贸大学学生宿舍楼和食堂工程的某建设工程公司项目经理汤某及龙宇公司分公司经理史某、李某索要贿赂款，共计人民币50.5万元。

另外，高小栋在1994年12月私自将经贸大学的公款人民币100万元挪用给王某个人用于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此款案发前已全部归还。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认为，高小栋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非法手段侵吞、占有巨额公共财物；向他人索取贿赂；挪用本单位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分别构成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依法均应予惩处。而且高小栋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向他人索取贿赂，应从重处罚。鉴于高小栋所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的案款均已追回，未造成较大损失，根据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数罪并罚判处高小栋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追缴在案的受贿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陕西经贸学院腐败案

在陕西经贸学院发生的腐败案中，违规收费、截留、私分、私设小金库、挪用公款、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 “ 一应俱全 ”，涉案总金额高达６１５万余元。

１９９９年３月，该院院长樊光鼎离任。此后，反映该院领导经济问题的举报信像雪片一样飞向纪检、司法机关。后经检察机关查明 ——

１９９６年７月，原陕西工商学院、财专、商专三校合并为陕西经贸学院，工商学院成教处原副处长王宝玺被任命为经贸学院成教院副院长并主持工作。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９年，王指使财务人员将陆续收回的原工商学院成教处应上交的 “ 办证费 ” 等公款不入账，然后私分。

１９９６年７月，原工商学院成教处账上有公款现金近５万元。王宝玺提出用此款为成教院购置教学设备，经请示院长、书记同意后，王将该款领出以李某名义存入银行。１９９７年７月，王以购买礼品为由，取走９０００元现金据为己有。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王从原工商学院成教处汉中教学点收回学生管理费及提档费共计８．４万元。之后，王宝玺将其中２万余元入了财务账，并将余款６万余元中的３万余元中饱私囊。

１９９６年９月，陕西经贸学院财务处原处长王永臣、副处长张景龙、尚建民三人违反规定，将银行按期支付的 “ 代办费 ” 私设 “ 小金库 ”。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８年，王永臣授意张、尚二人分两次从 “ 小金库 ” 中领出现金２．８万元由３人私分。１９９８年６月至１０月，经贸学院财务处出纳田某两次领取代办费３５万余元，王永臣将其中８．５万元截留，并将其中６万余元由３人私分。

原任陕西工商学院学生处处长的李俊在三校合并后，任经贸学院学生处处长。与他同案受审的庄长捷原为工商学院学生处毕业分配办公室主任，后任经贸学院团委副书记。李俊、庄长捷在陕西工商学院学生处工作期间，于１９９６年将当年向应届毕业生收取的 “ 教育补偿费 ” ４９万元中的１６万元隐瞒截留，两人先后私分１０万元，各得５万元。

陕西经贸学院腐败案中，涉案人员中处级干部１１人，科级干部１２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省教育系统最大的团伙经济案件。

基建采购招生是腐败“温床”

基建是当前高校职务犯罪中的重灾区。一些不法建筑商为了承揽高校基建工程，把眼睛盯在高校主管基建的校、处级领导干部身上。为揽到工程，千方百计地拉这些人“下水”。

延安大学原校长惠延德就是一个被拉下水的正厅级干部。惠延德在榆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任党委书记时，一位建筑商为承揽工程，多次给其送钱，惠延德都拒绝甚至将钱从家里扔出。但对方并不死心，仍不断拉拢腐蚀，最终将惠延德拉下水。惠延德后来便利用手中的权力，插手基建工程，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收受了62万元的资金。

采购是高校领导腐败的又一个“温床”。各高校每年都会有大量的物资采购活动，包括采购大量教学书籍、大型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基建维修材料等。个别当事人在大宗物资采购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回扣，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