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官员腐败范文
中国级别最高的腐败官员名单
政治局委员
1、陈希同：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1998年7月以贪污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2、陈良宇：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2007年7月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3、成克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委员，2000年9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 省委书记
4、刘方仁：贵州省委书记，中央委员，2004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5、程维高：河北省委书记，中央委员，2003年8月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省长、直辖市、省人大主任、政协主席
6、张国光：湖北省长，中央委员，2004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
7、李嘉廷：云南省长，2003年7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8、倪献策：江西省长，1987年4月因徇私舞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9、梁 湘：海南省长，1989年9月因以权谋私被撤职。
10、韩桂芝：黑龙江省政协主席，2005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11、宋平顺：天津市政协主席，2007年6月涉嫌犯罪，自杀。
省委副委书记
12、侯伍杰：山西省委副书记，2006年3月因涉嫌受贿被起诉，此前已被双开。
13、王昭耀：安徽省委副书记，2006年9月因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
14、石兆彬：福建省委副书记，中央候补委员，2002年3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15、杜世成：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2006年12月涉嫌犯罪被双规。 国务院部长、局长、副部长
16、田凤山：国土资源部长，中央委员，2005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17、郑筱萸：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2007年7月因受贿、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死刑。
18、李纪周：公安部副部长，2001年10月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19、罗云光：铁道部副部长，1990年因收受贿赂立案侦查，被免于起诉。
20、张辛泰：铁道部副部长，中央候补委员,1992年6月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21、郑光迪：交通部副部长，中央候补委员,2002年9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省政府副省长
22、许运鸿：浙江省副省长，中央候补委员,2000年10月以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23、王怀忠：安徽省副省长，2003年12月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
24、丛福奎：河北省副省长，2003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25、朱 川：辽宁省副省长，2000年4月，因严重违纪，被留党察看2年。
26、刘克田：辽宁省副省长，2005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27、何闽旭：安徽省副省长，2006年6月因涉嫌腐败被双。
28、胡长清：江西省副省长，2000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
29、丘广钟：福建省副省长，2001年11月被罢免职务。.
30、吕德彬：河南省副省长，2005年9月因买凶杀妻被判处死刑。.
31、孟庆平：湖北省副省长，1999年12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32、陈水文：湖北省副省长，1995年7月因违纪炒股被撤职。、
33、邱晓华：国家统计局长，涉嫌严重违纪对其进行审查。
34、杨汇泉：湖南省副省长，因官僚主义及涉嫌违纪等被罢免职务。
35、李达昌：四川省副省长，2005年1月涉嫌滥用职权罪被逮捕。
36、刘长贵：贵州省副省长，2004年4月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37、王钟麓：浙江省副省长，2004年8月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38、托乎提沙比尔：新疆政府副主席，1989年9月因腐化堕落被撤职开除党籍免于起诉。
39、阿曼哈吉：新疆政府副主席，2004年10月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已涉嫌犯罪。
40、徐炳松：广西政府副主席，1999年8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41、刘知炳：广西政府副主席，2002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42、王宝森：北京市副市长，1995年4月因经济犯罪畏罪自杀。
43、刘志华：北京市副市长，2006年6月因生活腐化堕落被撤职立案审查。
44、刘维明：广东省副省长，因严重违纪被撤职。
45、孙 瑜：广西政府副主席，2007年受贿、生活腐化堕落被双规。
省人大副主任
46、张 凯：广东省人大副主任，2005年1月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并撤职。
47、欧阳德：广东省人大副主任，1996年4月,以受贿罪被判处徒刑15年。
48、韦泽芳：海南省人大副主任，1997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49、辛业江：海南省人大副主任，1998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50、王厚宏：海南省人大副主任，2005年10月因违纪被终止人大代表职务。
51、韩福才：青海省人大副主任，1991年11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52、姜殿武：河北省人大副主任，1998年11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53、陈维席：安徽省人大副主任，2005年10月因失职被撤职,降为正厅级巡视员。
54、王有杰：河南省人大副主任，2005年9月,因涉嫌受贿被双开。
55、铁 英：北京市人大副主任，1997年8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56、秦昌典：重庆市人大副主任，2002年6月以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57、王武龙：江苏省人大副主任，原南京市委书记涉嫌重大违纪问题被调查。
58、于 飞：广东省人大副主任，1998年10月因以权谋私被开除党籍。
59、段义和：济南市人大主任，2007年7月雇凶杀人、受贿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省政协副主席
60、潘广田：山东省政协副主席，2004年4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61、常 征：贵州省政协副主席，1999年7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62、周文吉：宁夏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2000年8月因以权谋私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63、马烈孙：宁夏政协副主席，1994年因教派冲突指使杀人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64、黄纪诚：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97年8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65、王式惠：重庆市政协副主席，2000年5月玩忽职守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66、庞家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2007年1月受贿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国务院各委.办.署.协会.xx长
67、王雪冰：建行行长，中央候补委员，2003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68、张恩照：建行行长，中纪委委员,2005年3月因涉嫌犯罪辞职,接受审查。
69、吴文英：纺织总会会长，中央委员,2000年10月因违纪收受股票被撤职留党查看。
70、李效时：国家科委副主任，1994年3月,以受贿罪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71、徐鹏航：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央候补委员,2000年10月因违纪收受股票被撤职。
72、王乐毅：海关总署副署长，2001年9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73、边少斌：民航总局副局长，1997年8月因受贿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74、鲁家善：中国交通银行副行长，1998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75、金德琴：中信公司副董事长，原中行行长,2000年6月以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76、朱小华：光大公司董事长，2002年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77、刘金宝：中行副董事长，2005年被判处死缓。
78、李大强：神华公司副董事长，湖北省副省长,2000年9月以违法违纪受贿被双开。
79、查克明：华能公司副董事长，电力部副部长,2001年9月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80、沈 图：民航总局局长，中央委员,1987年7月因以权谋私被撤职。
81、高 严：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2002年9月失踪.2003年11月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双开。
副省级xx长
82、慕绥新：沈阳市长，2001年10月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
83、田凤岐：辽宁省高法院长，2003年5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84、平义杰：河北省高法院长，1995年5月因违纪被撤销党内外职务。
85、吴振汉：湖南省高法院长，2004年6月因违纪并涉嫌犯罪被双开。
86、麦崇楷：广东省高法院长，2003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87、孙小虹：云南省高法院长，1999年12月因严重违纪被撤职。
88、丁鑫发：江西省高检检察长，2006年1月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89、徐国健：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2006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90、荆福生：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2006年7月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双开。
91、张宗海：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2005年5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92、柴王群：云南省委宣传部长，2004年3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93、李恩潮：广西区委常委纪委书记，中纪委委员,因违纪被开除党籍。
94、洪清源：安徽省委常委秘书长，1987年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95、陈 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2000年2月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96、李宝金：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涉嫌经济问题，被中纪委“双规”。自杀
军 队
97、王守业：海军副司令员,中将,2006年4月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98、刘连昆：原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少将间谍案，同年8月执行死刑。
99、孙晋美：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原副司令员少将受贿案，
100、邵松高：第38集团军原政治委员邵松高少将贪污受贿案，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10
1、肖怀枢：兰州军区原副政治委员中将贪污受贿案，有关媒体报道说肖被判处14年徒刑。
10
2、刘广智：空军指挥学院原院长少将受贿案，消息说刘广智因收受贿赂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10
3、姬胜德：总参二部部长，少将，2001年以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市委书记、市(副)长、厅(局)长(犯罪居多只列举部分死刑者) 10
4、马向东：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贪污罪、受贿罪，死刑
10
5、李 真：河北省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受贿罪，死刑。
10
6、戚火贵：海南东方市原书记，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死刑。 10
7、李成龙：广西贵港市副市长，受贿罪，死刑。
10
8、郑道访：四川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死刑。 10
9、陈罗荣：原海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死刑。
110、金鉴培：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挪用公款，死刑。
1
11、杨前线：厦门海关原关长，受贿罪和放纵走私罪，死刑。
1
12、周北方：北京首钢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受贿罪行贿罪，死刑。 1
13、叶季湛：厦门市工商银行原行长，受贿罪，死刑。
1
14、卢万里：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偷越国境罪，死刑。
1
15、官有仁：广东发展银行分行行长，贪污罪，死刑。
1
16、李友灿：河北省外经贸厅副厅长，受贿罪，死刑。
第二篇：当代中国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及反腐败斗争论析
内容摘要:
腐败被称之为“政治之癌”对一个国家的政府具有着毁灭性的破坏作用，腐败问题自古有之，其本质的根源是“失去了制约的权力”。腐败现象已经腐蚀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腐败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对人民群众的心理健康和道德判断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国际声誉。政府腐败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政府官员腐败现象就像是一颗“毒瘤”，如果不去预防，不去治疗，那将蔓延全身，直至政府机构的瘫痪，反腐败斗争迫在眉睫。
关键词：腐败 反腐败 受贿 廉政 监督
主要论据：
近期我在网上看到了郎咸平发表了有关房地产的核心在于腐败的文章。他提到房价泡沫性的本质问题是政府腐败的问题，说地方政府地卖的越多，房价高低跟各地干部考核关系很大，我们过去对于地方干部的考核，几乎以GDP成长为唯一标准。一个地方干部上任之后，什么都不要做，只要去卖地，卖一块地，GDP就上升这一块地，卖两块地就上升两块地。越卖地，供给越多，价格越高。这个直接说明了政府腐败对我们人民生活的影响之大。
政府出现了不少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的问题，例如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胡长清行贿受贿数目惊人，在2000年被判死刑。例如中石化“受贿门”事件，以及近期的女局长龚长翠用金钱开路当上县副县长行贿。这些直接抨击了政府的管理体制。
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面加强新形势下的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党中央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社会各界也在努力寻找发腐败的良策。想要反腐败工作取得大的成效，需要处理好两大关系：
一、要处理好廉政制度建设与行政伦理建设的关系，要做到制度建设与伦理建设的相互适应、促进，做到法制与道德相适应。
二、要处理好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的关系，要在不断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发挥好人大的监督作用。如果我们能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多下工夫，切实解决好人大对政府官员的监督缺乏权威、缺乏手段、缺乏信息、缺乏动力等诸多问题，反腐败斗争完全可以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对于反腐败的行为不仅是靠党组织和人大的监督，更需要的是社会和人民的监督，很多人对反腐败斗争的认识有一定误区。有人认为认为反对腐败是执纪执法部门的事。腐败
现象的突出表现是公共权力私有化和商品化，最简单的表现形式是以权谋私。说到底，腐败现象就是把用于为公共服务的权力作为个人或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它将使公众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同时还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使一些本来能正常办的事情办不了。腐败现象还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扰乱经济秩序。因此，可以讲，任何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侵害的都是公众的根本利益。一个执政党，固然要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以维护其政治地位，但是，公众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当然也是反对腐败现象的主力军，也是自身利益的维护者。纪检监察机关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反腐败专门工作机构，主要任务应当是协调各方做好反腐倡廉工作。要通过正确的宣传，使公众对反腐败工作始终保持极大的热情，以此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才能真正维护广大公众的社会利益。有得人还认为查处是治本的唯一措施。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反对腐败的一贯政策。查处是反腐败斗争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但不是唯一手段，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和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它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合，单靠查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在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总结了一些成功的经验，这就是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努力形成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战略选择。所以我们作为中国公民一定要负起反腐败的责任。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光彩。
论证方法：举例论证 事实论证
第三篇：如何防止官员腐败
论述题：如何防止官员的腐败
在导致腐败现象产生的诸多因素中，对权力监督的弱化是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对国家权力的监督是各种组织和个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实施的监察和督促。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是实现国家权力系统内在稳定的必要机制和防范权力腐败的根本性措施之一。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
改革开放以来，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乘隙而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围绕加强监督机制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但从全局来看，还缺乏一个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措施。现有的一些准则、规定、制度在数量上不算少，但对权力的约束力，远未达到法律上应达到的强制性程度。此外，监督机构分散，缺乏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整体配合差，领导关系与监督关系合二为一，难以发挥应有的制约力和整体监督效能，致使一部分掌握实权的权力机关和权力行使者，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监督。
有效监督的实现有赖于完善的社会监督体系的建立。构建政府体制内的监督机制和政府外部的监督机制。在政府体制内监督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政府外部监督机制的作用，建立起有人民群众参与的、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全方位监督。当前监督体系建设的重点所在是要健全政府外部的监督机制。现在的监督体系总是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反腐败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应该建立各种联系和沟通的渠道，积极发展和完善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监督体系，不断扩大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参与度，保证人民群众可以便捷地实现对政府权力运行的监督。在制度反腐实践中，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以及人民群众团体的监督作用。
另外，权力监督的重心应当由结果控制转向过程控制，对权力运行过程进行制约和监督。长期以来，我国的权力监督工作重点主要放在对权力运行结果的监督上，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始终缺乏力度。而权力运行过程恰恰是遏制腐败发生的主要环节。相比结果信息而言，过程信息更容易真实反映腐败问题的实质。尤其在行政审批、财政管理、投资、干部人事，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是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制约和监督。在对这些领域科学配置权力职能、规范权力运行程序的基础上，拓宽和畅通过程监督的渠道，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积极作用，建立起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制约监督机制，有效预防政府决策制定、决策执行等过程环节中腐败现象的发生。
第四篇：私营经济发展与官员腐败
--对1998年至2003年省部级官员违纪案中涉及 私营企业情况的分析
(摘自《理论动态》2004年第1636期)
一、私营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腐败的关系
我国私营经济主要是在改革开放，特别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受各种因素影响，二十多年来党和政府对私营经济的认识，以及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变动的过程。
考察私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今天私营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来之不易。我国的私营经济基本上是从个体户、"夫妻店"、挂靠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形式逐渐完成原始积累，不断成长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依靠党的政策和个人的一技之长，通过艰辛的创业莸得成功。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问题，在私营经济快速发展和法律地位已经明确的今天，应当清醒地看到，私营经济发展进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这些问题与当前腐败问题有密切的关联。
从某种角度讲，私营经济创业和成长于新旧体制、机制、制度相互冲撞的过程中。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变乃至市场经济初步确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仍将存在体制、机制和制度不完备的问题，即便是现存的法律或制度也不就是天然正当或合乎公理的。因此，私营经济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不断出现一些私营企业为了私人利益而利用国家法律法规的漏洞或者超越当时的法律限制的问题，即所谓的打"擦边球"。实践表明，相当一批私营企业把与官员相互利用的手段，运用到自我利益的保护和获取中。对个别利欲熏心的私营企业主来说，拉拢腐蚀官员、搞钱权交易更是其发家暴富的最快捷方式和唯一选择。实际上，前一阶段新闻媒体讨论的"民企原罪"问题，某种程度上揭露的就是部分私营企业在资本原始累阶段存在的问题。而出于理想信念、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物质享受等多方面的畸变，一些官员或者与对其拉拢腐蚀的私营企业主一拍即合，或者主动寻求与私营企业主"联姻"，由此形成了官员与私营企业的相互利用、相互勾结。
从纪检监察机关近些年查办的大量案件来看，揭露出来的相当一批官员的腐化堕落背后，都有数量不等的私营企业从中推波助澜，官员与私营企业的相互相利用、相互勾结问题已经表现得十分突出。以1998年至2003年处理的省部级官员违纪违法案件为例：6年间，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处理的省部级官员违纪违法案件109件。其中，经济类违纪违法案件74件，占679%。在经济类违法案件中，涉及私营企业的36件，占4865%;其中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27件中有23件涉及私营企业，占852%(详见附表1)。实际上，根据统计，其他级别官员的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经济类案件中，也存在大体相同的情况。可以说，当前的腐败案件,特别是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官员与私营企业的相互利用和勾结，已经成为经济类案件，特别是经济犯罪案件的突出特征 。
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相互勾结，涉及的虽然只是极少数私营企业主，但其产生的危害后果不容忽视。在经济层面上，它破坏了市场经济正常的运行环境，导致市场混乱，危及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在政治下，它不仅腐蚀仕风，败坏官德，而且权钱结合将破坏政治结构，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危及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而对官员和私营企业来说，一旦事发，官员轻则纪律处分，重则锒铛入狱，而看似有如神助的私营企业则更是在饮鸩止渴，不仅为企业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而且在事发后，轻则面临道德拷问，重则私营企业主成为阶下囚，企业发展停顿、甚至破产。
二、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的主要特点
(一)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的基本形式
根据对1998年至2003年间的23起涉刑案件中私营企业与省部级官员相互利用的方式的统计，私营企业与官员的相互勾结的形式多样：
一是渐进型。由于省部级官员位高权重，相对来说不好接触，因此，在这23案件中，采取直接给予重金"搞定"方式作案的情况少见，主要是针对官员的喜好，投其所好，逐步侵蚀拉拢。如，胡长清案中，江西奥特集团总裁周雪华发现胡贪财好色的特点后，多次花重金从外地找妓女供胡嫖宿，由此与胡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进而为自己谋取工程、获得贷款。据统计，95%的案件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渐进式的相互利用、相互勾结的方式。
二是迂回型。通过打通官员的家属、身边工作人员等环节，从中谋取利益。李嘉廷、麦崇楷、田凤岐等案件中涉及的个体户和么营企业主，大多就是通过其子女或与其子女共同经商等方式谋取利益的。据统计，65.2%的案件中都存在这种作案方式。
三是色诱型。主要是通过女色引诱获得利益。这其中既有当事者本人通过与官员的不正当两性关系获利的，也有通过提供女色为自己谋利的。前者如云南某私营企业主徐某某(女)就通过与李嘉廷的通奸关系，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由李嘉廷帮助直接获利1800万元;后者如刘方仁案中，私营企业主陈某得知刘与某宾馆理发员郑某某相熟后，极力鼓动郑与刘建立情人关系，为两人建立、保持不正两性关系提供场所、交通工具等便利条件，并送给郑某数10万元，然后通过郑找刘为自己谋取了总价款8000余万元的工程。据统计，143%案件中存在这一问题。
四是介绍型。主要是通过高级干部、重要人物的介绍，使有关官员助其谋利。如，梁耀华走私集团就是通过李纪周的介绍，认识了时任海关总署副署长的王乐毅，并最终在王的帮助下获得了兴建保税仓、变更仓址的批文。王雪冰案中，一私营企业主也是通过中央国家机关一名干部的介绍认识王后，不断公关，获得巨额贷款。
实践中，上述几种做案方式往往被交织使用，特别是第
一、二种方式并用的情况是私营企业与省部级纪官员相互勾结的主要方式，占到了总数的609%，"杀伤力"很强。 最新的一些案例还表明，在私营企业主与官员之间的关系上，已经不再是私营企业主单向寻求官员办事，个别私营企业主还开始出钱出力，为官员拉关系，帮助其获取荣誉，晋升职务。这表明私营企业与官员的相互利用、钱权联合进一步加深，其中隐含的内容很多，值得高度警觉。
(二)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涉及的领域
与其他一般违纪违法案件相比，私营企业与官员勾结谋利涉及的领域比较集中，特点鲜明。根据对36名为私营企业办事牟利的领导干部所办的121件事的统计，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资金问题。主要涉及借款、贷款、为借、贷款提供担保，开具信用证、资金证明，帮助集资、协调、审批资金审批额度，追收拖欠款等方面，共27件，占总数的223%。二是承揽工程问题，为21件，占174%，主要涉及项目审批、工程承包、招投标、提供作对象、提供内幕信息等问题。三是土地审批问题，主要涉及经营性用地的立项、审批、土地转让、协议出让、变更用地规划等问题，为18件，占149%。四是办理证照、批文问题，主要涉及企业各种执照、证章、车牌、批文等，为15件，占124%。以上四类问题占到官员为私营企业谋取利益总数的67%，私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益最大、最多。
其他类型主要有：解决子女上学、就业、谋取政府职务、介绍关系等。
(三)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勾结作案涉及的金额巨大
从对23名涉及私营企业的省部级官员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的统计看，涉及私营企业主所送钱物高达147亿元以上，占全部涉刑案件总金额数的908%，是同期省部级官员其他经济犯罪案件涉案数额的247倍，程度十分严重。
当然，从私营企业的角度看，这种巨额付出是物有所值的。私营企业主往往以此为代价，
从中获得数倍、数十倍的直接利益。实际上，如果加上私营企业从中间接所获利益，并考虑到犯罪黑数的存在，私营企业通过与官员的相互利用和勾结，所获利益往往是其付出的几十倍，甚至更高。
三、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问题产生的原因
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问题的产生既有个案因素和明显的具体行为人的特点，但其中也反映出深刻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的原因。
一是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健全，制度漏洞多，为私营企业和官员的相互利用、勾结提供了空间。特别是我国是一个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国家，行政权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影响巨大。同时，我国也是一个后发型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集中社会资源搞建设，长期以来又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客观上强化了权力，特别是行政权的影响力。前述统计中所有涉及私营企业的经济类案件中，36名省部级官员主要是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的主要领导就是这一问题的反映。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无论是谋求发展的私营企业主，还是追逐铜臭的非法分子，都把目光集中到那些掌握实权的官员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权力的关系，私营企业所"傍"官员的级别基本与其获得的利益成正比。
二是私营企业发展环境尚待改善。主要体现在：所有制歧视，政策环境不公。私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给、资金供应、信息占有、税收环境、技术支持、人才引进、公共服务甚至政治动员等方面受到的约束很多，市场地位不平等;行政审批、监管多，收费多、手续繁琐、管理、服务不力。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私营企业发展。以姿金审批问题为例，我国私营企业属自发发展，起步时间短、投资少、规模小。随着企业发展外向扩张动力的增强，资金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十五大以来，私营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对资金的需求更加强烈，单纯依靠内部积累远远不能满足私营企业扩大投资的要求。但受所有制歧视及借、贷款手续繁琐、额度小、利率高、担保要求高、证券市场准入门槛高、整顿民间借贷等因素影响，私营企业很难得到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这就在客观上使一些私营企业通过送礼、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资金，甚至为此不择手段。因此，在前述统计中，此类问题居于首位是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的。再如，以土地审批方面的违纪违法案件来看，既与土地是一种高稀缺性不可再生的资源，在房地产行业多年来利润居高的情况下，竞争烈度增大有关，同时也与现行土地征用审批手续繁琐、透明度低、规划随意性大密不可分。
三是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总体素质有待提高。当前，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经营作风、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等存在很大缺陷，这也是其走上利用勾结官员谋利之路的重要思根源。实际下，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告诫的那样，"企业与权力走得太近，是不道德的，也是走不远的。"同时，私营企业内部管理混乱，财务无序等问题严重，也为其在利益上诱导官员腐败提供了条件。
四、从发展的角度解决私营企业与官员相互利用问题
解决官员与私营企业相互利用，避免权贵阶层的滋生蔓延，除了必须从防止官员腐败角度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对发现的极少数腐败官员进行认真查处，依纪依法惩处，并大力加强制度反腐建设，以制度减少腐败、制约腐败外，关键的一点还在于必须从发展的角度，从推动和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层面上，真正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和制度，来寻求解决官员与私营企业相互利用、相互勾结问题的根本办法。
一是正确认识私营经济的性质、地位，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的经济制度，进一步明确和坚持私营业主和个体户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保障和巩固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推动私营企业主与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征，不因其在发展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而改变这些看法。
二是消除所有制岐视，为私营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政府要坚决地退出某些领域，允许私营经济平等进入，把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同等地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给予公平对待。既使私营企业享有完全平等同等地作为市场竟争的主体，给予公平对待。既使私营企业享有完全平等的政治和法律地位，更保障私营企业有充分的创业和经营自由。
三是切实贯彻宪法关于保护公民合法的个人财产的精神，在及时清理、废止原有的对发展私营经济构成壁垒和障碍的政策、法律法规的同时，在政策及部门法层面进一步制定具有操作性的保护私有财产、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加大对私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使私营经济可以无顾虑地健康发展，不用为企业的发展寻求保护，找"靠山"。
四是改善政府对私营企业的监管、服务，更新观念，强调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切实为私营企业发展服务，特别是政府要放弃某些权力--政府的权力越多，市场准入的门槛越多、越高，则"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私营企业与官员的相互利用和勾结的空间就越大。
五是依法处理私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一切市场主体都应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那种认为要推动私营经济发展就要对私营企业中存在的问题网开一面的认识是错误的，要要保护私营经济，加强对私营企业的指导、引寻的同时，对私营企业中出现的各类违法问题，要敢于和善于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依法外理。
(摘自《理论动态》2004年第1636期)
第五篇：美国是如何抑制住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
2012年12月27日08:59人民网我要评论(51) 字号：T|T [导读]“镀金时代”美国社会财富急剧积累。但这个时代恰恰也是美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的时期，政党分赃、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现象滋生蔓延，最终激起社会强烈的改革要求。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一个所谓的“镀金时代”。这一时期，美国的工业产值迅速赶超英法德等欧洲强国，与此同时社会财富急剧积累。但这个时代恰恰也是美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的时期，政党分赃、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现象滋生蔓延，最终激起社会强烈的改革要求。
“贪污与无法无天的风气，乃是美国风气”
1905年，有一名法国人绘制了一幅美国“腐败地图”，对美国45个州的政治状况进行了区分，结果只有6个州政治清明，13个州属于部分腐败，25个州完全腐败。还有学者专门考察了美国1815至1975年间的腐败现象，描绘了一条“腐败指数”曲线，显示美国历史上有三段腐败高发期，分别是1840年前后，1857-1861年，1868-1876年(腐败指数最高)。
与腐败浪潮相伴的是整个社会浮躁不安，追逐财富成为一切的中心。1873年，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镀金时代》，讽刺这个时代：“浮华而铜臭弥漫，奢靡的泡沫背后，只剩下一堆冰冷的金子，就连空气中都充满阴谋的味道。”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则针对当时的社会氛围写道，“人民并非纯洁无过”，“贪污与无法无天的风气，乃是美国风气”。
这一时期的腐败席卷美国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其中行政腐败最为常见，分肥制、盗窃国库、违规特许经营等比比皆是。著名参议员乔治·霍尔对那时美国官场的腐化堕落作过精彩描述：“我在政界听到政客们厚颜无耻地讲述作官的秘诀：在美国获得权力的真正方式是贿赂那些任命官员，获得官职后则利用职权实现自我野心和满足个人报复欲望”。较之中央政府的政治分肥，地方上的腐败更直接，纽约民主党组织坦慕尼协会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腐败大案 不了了之
19世纪70年代初，纽约州和纽约市的议会选举处于政治组织坦慕尼协会的控制下，它垄断的市政职位多达4万个。该协会的老板特威德担任过纽约市议员和国会议员，他通过立法，推动有利于自己的新城市宪章通过，接着控制了纽约市政工程项目的提案批复大权，借此大收回扣。承包纽约市政工程的商人，有时甚至需要送上65%的工程款才能拿下一个项目。特威德还曾担任纽约市长，他在主持建造纽约政府办公大楼的时候，大肆贪污，40张椅子和3张桌子就折价17.9万美元，一只寒暑表报价7500美元。
其实1861年时，特威德还一文不名，但不过10年他就集聚了2500万美元的超级财富，有人甚至认为他的不义之财多达2亿美元。特威德和坦慕尼协会被曝光后，受到很多质疑，甚至被调查、控告，但一直安然无事。因为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卡尔多佐等人，也是坦慕尼协会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上百名与特威德集团有瓜葛的罪犯，即使证据确凿，也被减刑或赦免。不仅纽约一地如此，据统计，1860-1900年，美国市政债务由200万美元猛增到14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都与城市老板及其党徒中饱私囊相关。当时的舆论这样评价：“美国的城市政府是基督教世界中最糟糕的政府———最奢侈、最腐败、最无能。” 这一时期还有一起腐败大案值得一提。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主要股东、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爱米斯于1867年组建了莫比利尔信用公司，并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邦政府诈骗了数千万美元。为了预防和阻止外界调查，爱米斯不惜巨资扶植代理人进入国会，同时又将若干股票以每股100美元优惠价格卖给共和党为主的国会议员。这些股票每股一年的红利就有数百美元之多。当时的美国副总统科尔法克斯就持有大量铁路股票。
1872年，事情终于败露，结果显示被骗取的工程款达9400万美元，实际工程仅使用4400万美元，其余全被公司高层和大小政客瓜分。由于国会由共和党控制，涉案议员又众多，这一沸沸扬扬的“莫比利尔信用丑闻”最终竟不了了之。不过，在1876年的总统竞选中，这一丑闻事件极大地扯了共和党人的后腿。
求官不成 谋害总统
庆幸的是，伴随着社会财富的扩张，美国的政治社会文明也在前进，反腐败进程缓慢而有成效。在这一过程中，行政系统反腐走在了前列，而这与一位不幸的美国总统、共和党人加菲尔德有关。
加菲尔德当选总统前就立志废掉政党分赃制，但在1881年7月2日，即入主白宫不到4个月，他就遭一名求官未遂者刺杀。这名凶手认为加菲尔德当选总统有他的功劳。两个多月后，加菲尔德与世长辞。
加菲尔德之死引起美国举国愤慨。“每个阶级和阶层，每天都怀着忧虑、羞辱和憎恶的心情议论这一事件”，历史学家保罗·范里普在《美国文官制度史》中写道。改革派趁机加强舆论引导。美国《民族周刊》发表社论称，“我们看到的报刊，没有不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这种犯罪是‘分赃制’的产物的”。很快，一场改革运动的高潮到来。1883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彭德尔顿联邦文官法》，即《一项管理与改善美国文官制度的法令》，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以能力与功绩作为录用官员的依据，文官不得因为政党关系等政治原因被免职。此后，美国通过系列反腐法律，比如1907年的《提尔曼法案》，首次规定禁止公司和全国性银行向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提供捐款;1910年通过《联邦反腐败行为法》，开启美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先声。 除此之外，新闻媒体对美国反腐也贡献很大。1870-1920年间，美国独立性城市报纸的比例从11%上升到62%，而腐败是新闻热点中的热点，吸引了记者们的普遍关注。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曾从密苏里城出发，沿路调查明尼阿波利斯等6个城市的政治状况，将政商狼狈为奸的现实发表于自己任主编的《麦克卢尔》杂志上，1904年又汇编成书《城市的耻辱》，在美国热销。斯蒂芬斯等一批黑幕揭发者通过自己的调查和文章，让全社会意识到了腐败的严重和危害。 多方努力使美国反腐出现了积极的成果。文首所提的美国1815至1975年间的“腐败指数”曲线显示，美国在1914年前后曾经一度出现0.16的最低水平，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又增至0.274，但是之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体在0.2的水平上，美国刹住了腐败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