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腐败问题论文

第一篇：中国腐败问题论文

中国的网络监督与腐败治理

〔摘要〕网络监督是网络时代普通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新形式，已经成为舆论监督或社会监督的重要形式。网络监督表现出明显的快捷方便、透明度高、安全性强、参与广泛等特征，能够在腐败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网络监督与其他监督形式没有充分整合，应着力建设支撑网络监督的基础制度;网络信息并非都是真实可靠的，应加强对网络信息真实性的甄别工作;网络监督中会出现非理性行为，应加强对网民的教育和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工作。

〔关键词〕网络监督;腐败治理;公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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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市互联网突发事件和网络舆情引导研究”(13KDA03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自媒体时代高校生态文明建设研究”(13JDSZ2002);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NCET-13-0732)

〔作者简介〕熊光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北京100029。一、网络监督：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新形式

1.治理、腐败治理与公民参与

治理(governance)是相对于传统的统治(government)而言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开始兴起，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同。治理理论打破了政府是治理的唯一合法力量的传统观念，认为治理的主体不仅应包括政府机构，还应包括社会组织和普通公民。英国学者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认为：“尽管治理研究的理论基础更具多样性，在其早期的理论范式中也往往体现得并不充分，但是，一般来说，不同的治理方式都反映出市场—国家—社会三位一体的概念，这已成为研究现代社会的占主导地位的分析方式。”〔1〕英国学者马克·怀特黑德(Mark Whitehead)认为：“治理可以理解为，作为一种凭借正式治理结构进行的治理过程，它不再主要集中于公共部门治理形式(议会、市政厅、公务员)的政治领域，而是不断吸纳从私人部门到公民社会的一系列利益关联者。”〔2〕

可以说，统治的主体是一元的，只有政党和政府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党、政府机构、社会组织或普通公民，以及其他可以参与治理过程的行为者。张康之认为：“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如果说农业社会的统治型社会治理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工业社会的协作治理也正在失去历史价值，那么随着我们走进合作的社会，与合作社会相适应的将是一种合作治理模式。这是因为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而使合作治理获得了产生的条件，同样，也是因为合作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而使社会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3〕这样，在治理过程中，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普通公民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更应当明确的是，在统治过程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表现出明显的上下级关系或者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而在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的地位是平等的，并且还可以互相转化。这样，治理理论为普通公民参与治理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持。

从治理理论出发，腐败治理的主体也应当不限于政府或者其他公共机构，还应当发挥社会组织和普通公民的作用，实行多主体的治理。联合国大会2003 年10 月31 日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序言中指出：“铭记预防和根除腐败是所有各国的责任，而且各国应当相互合作，同时应当有公共部门以外的个人和团体的支持和参与，例如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的支持和参与，只有这样，这方面的工作才能行之有效。”〔4〕这里就表现出通过多主体治理腐败的思路和理念。

腐败治理的核心是强调腐败治理主体与治理措施的多元化，它可以克服传统腐败治理中过于强调国家(在中国，则是过于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作用而形成的治理主体单一和成本过高的问题，从而将腐败治理奠基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有利于提高腐败治理的能力和效果。事实上，由于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社会现象，普通公民参与到对腐败的治理中，不仅可以有效发挥公民的监督作用，起到惩治、遏制和预防腐败的作用，而且可以提高公民对腐败问题危害性和严重性的认识，降低整个社会对腐败问题的容忍度，消除腐败文化滋生的土壤。

出于对中国制度变革和社会问题的关心，中国学者在西方治理理论出现后，就迅速将这一理论引入中国，并用于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之中。〔5〕俞可平认为：“治理与统治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实质性的区别。两者的实质性区别之一在于，统治的主体只能是政府权力机关，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组织本身，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其他组织，或政府与民间的联合组织。统治的着眼点是政府自身，而治理的着眼点则是整个社会。”〔6〕

将治理理论的理念运用到中国反腐败实践中，形成腐败治理的新思路有着十分重要和积极的意义。近年来，腐败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腐败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之一，必须采取有力的预防和惩治措施。对于中国的腐败治理而言，虽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无疑仍然要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明显不应是腐败治理的唯一力量，必须重视并发挥社会组织和普通公民的作用，从而增强腐败治理的力度，并不断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社会环境，形成全民反腐的新局面。

2.中国网络监督的兴起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互联网进入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不仅对社会、经济、文化等许多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深刻影响着政治生活。随着互联网的扩展和网民数量的激增，互联网作为现代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为普通公民参与腐败治理提供了重要途径和渠道。从发生学意义上看，网络监督的发生源于网络技术进步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影响，以及普通公民对合法权益和政治正义的维护;从形态学的角度看，网络监督的类型可以分为揭露腐败问题、抨击腐败现象和预防腐败发生等形态;从过程论的角度看，网络监督的行动逻辑可能从虚拟空间走向现实空间，从话语行动走向实际行动，从而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网络监督作为一股强大的监督力量，为中国的腐败治理开辟了新的通道，必定会在中国腐败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自从普通公民可以在互联网中自由活动开始，网络作为一种对社会生活影响力强大的媒介就不断呈现其强大影响力，网络监督的作用日益彰显。作为一种新的监督方式，网络监督在发挥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方面具有其他监督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从而成为揭露、制止和预防腐败的有效方式。从孙志刚事件(2003年)、华南虎照事件(2007年)、南京“天价烟”事件(2008年)、浙江温州和江西新余“公务员公费出国旅游”事件(2008年)、浙江钱云会案(2010年)、西安药家鑫案(2010年)、陕西“表哥”事件(2012年)、范悦事件(2013年)以及反复发酵的郭美美事件等等一系列案例中可以发现，数量庞大、无处不在的网民正在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监督力量，网络监督的作用正在不断强化。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发挥网络监督在腐败治理中的作用。2010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互联网在加强监督方面的积极作用，切实加强反腐倡廉舆情网络信息收集、研判和处置工作，完善举报网站法规制度建设，健全举报网站受理机制及线索运用和反馈制度，为公民利用网络行使监督权利提供便捷畅通的渠道。”〔7〕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8〕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普及，作为一种反应快、影响大、参与面广的新兴监督方式，网络监督已经成为普通公民表达民意、维护权益、鞭挞腐败迅捷而有效的工具。

从中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角度看，网络监督则是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它塑造着公共责任和公共道德，鞭挞着腐败问题和丑恶现象。有人将中国的网络监督比之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扒粪运动”。当时，美国一批记者和作家挖掘美国社会各个角落的阴暗面，从工厂到贫民窟、从童工到女工、从保险公司的欺诈行为到铁路公司的腐败管理，许多肮脏、悲惨和丑恶的社会现象被揭露出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挖苦揭露这些问题的记者们，称他们为“扒粪者”(muckraker，意为搜集并揭发丑事的人，尤指新闻记者，直译为“扒粪者”)，而记者们欣然把这一称号接收下来，也自称“扒粪者”。“扒粪运动”激发了美国人的道德感和正义感，推动了美国社会的进步。当前，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许多中国网民正担当着“扒粪者”的角色，他们不断揭露中国社会的阴暗面和丑恶现象，使之曝晒于阳光之下，受到世人的强烈抨击和鄙弃。从长远看，这一行动也必然会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3.网络监督在腐败治理中的运用方式

第一，网络举报。网络举报是反腐败的重要方式。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这是最早的官方网络举报平台。2005年12月，中央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网络举报正式纳入了官方反腐渠道。2009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举报网站进行了更新，因点击率过高，首日该网站一度陷入瘫痪。2009年10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统一开通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刚开通就收到了大量举报信息，其中有效举报的案件非常多。2013年4月，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中国广播网等各大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以及新浪、搜狐、腾讯、网易等主要商业网站，在显要位置推出“欢迎监督，如实举报”的“网络监督专区”。网民可以通过此类专区向中央纪委、监察部、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提供违法、违纪线索，进行举报。这样，中国已经形成了非常完善的网络举报系统，网络举报成为普通公民向纪检监察机关提供反腐线索的重要途径。

第二，网络曝光。网络曝光就是网友通过新闻跟帖、网络论坛、博客、微博、短信等形式“曝”、“晒”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这种曝光往往能够引起纪检部门的注意，并使腐败分子受到惩治，从而达到反腐败的目的。近年来，网民们利用网络平台，曝光了不少腐败现象。在许多网站的论坛中，经常会出现被热炒的“黑幕”或“丑闻”。有些事件通过网络曝光，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例如，邓玉娇案(2009年)、杭州飙车案(2009年)、罗彩霞事件(2009年)、山西省临猗县磕头门事件(2009年)、“我爸是李刚”事件(2010年)、重庆“不雅视频门”(2012-2013年)等等。网络曝光往往使腐败分子无处遁形，并频频扳倒贪官，这增强了更多网民反腐败的勇气和热情，使越来越多的网民以此方式与腐败分子进行斗争。

第三，网络舆论监督。互联网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监督者的来源，调动了监督者的积极性，并在网民与政府、网民与官员、网民与网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过程中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公开、平等和透明的原则。很多中国网民非常乐意在网上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交流看法，这样，网络就成为汇聚中国网民意见和思想、形成公共舆论的重要阵地。在2003年以来的不少重要网络事件中，网络舆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特别可贵的是，在这些事件中，形成了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良性互动局面。一些腐败问题被网友揭露后，愤怒的网民们毫不客气地对其进行严厉批判，甚至启动网络“人肉搜索”，将更详细的细节和问题公之于众，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从而迫使相关机构不得不认真并迅速处理这些问题。

二、网络监督在腐败治理中的主要特征

1.快捷方便

对于普通公民来说，传统的监督方式大多是相关受害人或知情人通过邮寄举报信件、拨打举报电话或上访等方式向相关职能部门检举揭发腐败问题。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监督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障碍，加强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联系，架起了两者之间联系和沟通的“快速通道”，为普通公民在腐败治理中发挥作用提供了非常快捷方便的媒介。互联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广泛使用，为人类的交往和交流提供了不少新的方式，例如：电子邮件、MSN、QQ、网络论坛、博客、微博、聊天室、网络报刊等等。任何人只要拥有具备联网功能的通讯信息设备，就可以轻松通过网络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并且成本远远低于传统媒介。

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旦腐败问题被曝光，往往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使腐败问题被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这样，任何人都无法将其隐瞒起来，从而使得相关部门必须正视这一问题。作为一种新兴的监督平台和舆论阵地，网络的使用成本低，社会影响广，成为普通公民非常乐意使用的监督工具。特别是，通过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举报网站对腐败问题进行监督或举报，能够大大降低普通公民举报和曝光腐败问题的成本。网络监督实际上是开辟了全民监督的新时代，对腐败问题的监督成为全民共同的事业，极大地丰富了监督渠道和资源。网络监督让普通公民看到了治理腐败的希望，增强了反腐败的信心和决心。

2.透明度高

网络技术兴起所带来的交往模式的改变，不仅消解了传统媒介在信息传播中单向式的、中心化的话语权威;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交往主体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平等，建构了一种自由表达的平台和机制。开放性是互联网最根本的特性，整个互联网就是建立在自由开放的基础之上的。开放性意味着任何人都能够获得和发布各式各样的网络信息，意味着任何个人、任何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都不能完全控制互联网。通过网络监督，党和政府可以借助普通公民的力量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完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纪律约束机制和司法惩戒机制。当前，充分发挥网络监督的作用，有利于普通公民行使对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和监督的权利，从而促进对腐败的预防和治理。

通过网络监督，可以打破信息垄断，有利于提高腐败治理的透明度，并净化滋生腐败的土壤。凯瑟琳娜·林德施泰特丹(Catharina Lindstedt)和尼尔·瑙鲁琳(Daniel Naurin) 通过对多方面具体而准确的跨国资料的研究表明，增强透明度可以有效减少腐败，增强政治体制的透明度是反腐败的有效途径。〔9〕中国大力推进电子政府建设也提高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并为减少腐败创造了条件。电子政府的推进为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实施创造了条件，从而可以有效治理腐败。

3.安全性强

当前，许多纪检监察机关都有自己的举报网站，同时有自己设计的软件来处理网络监督和举报信息。在网络举报过程中，通过举报人自设举报密码和系统自动生成举报编号，一方面可以防止他人查看举报内容，另一方面可以防止举报受理部门修改或删除举报内容，确保了举报信息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并且，举报信息一旦发送过来就会进入特定的加密服务器，任何人都难以截获，保密性很好。此外，相关部门对于网络举报都有严格的保护举报人权益的制度措施。这样，就可以很好地保护举报人。

此外，还有一些网民会因为担心遭到被举报人的报复打击而希望采取匿名举报的方式，这样，网络的匿名性和隐蔽性使之成为可能，并大大降低了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的可能性。使用网络举报方式揭露官员腐败行为就不用过于担心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不用过于担心受到打击报复，增强了举报腐败问题的安全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励了普通公民揭露腐败问题的积极性。

4.参与广泛

当前，中国网络论坛、博客、微博、视频分享、社交网站等发展非常迅速，为普通公民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提供了便捷的条件。近年来，中国网民数量增加很快，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网民总数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4.1%。〔10〕这是能够形成强大的网络监督的技术条件和社会基础。中国网民群体的迅猛壮大也使网络监督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更有利于网络监督发挥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互联网为公民参与监督提供了可行的技术手段，它的便捷和低成本为普通公民参与监督提供了有效载体和重要平台，也使普通公民的参与热情得到了极大提高，从而扩大了对腐败问题进行监督的主体。

网络监督提高了公民的参与意识，为腐败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网络监督可以动员普通公民参与到反腐败斗争中来，变“少数的监督”为“多数的监督”，使腐败治理变得更加贴近民众;同时，它走出了“精英监督精英”的模式，体现了“大众监督精英”的原则。网络监督表现出全民监督的特点，普通公民能够对公共权力机构中的重要人物和关键领域进行“全天候”监督，从而对预防腐败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对于网络曝光的腐败案件的调查取证，网民的积极参与也是全民搜集证据的过程，它能把某些职能部门难以做好的事情做好，减轻这些职能部门的工作负担，从而有效提高腐败治理的效率。

三、网络监督在腐败治理中应注意的问题

1.网络监督与其他监督形式没有充分整合，应着力建设支撑网络监督的基础制度

在很大程度上，网络监督只是一种舆论监督，网络监督的作用要落到实处，必须要有实体制度的对接，必须要有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介入才能进一步查清事实、惩治腐败。目前，网民参与网络反腐的热情不可否认，纪检监察机关对网络举报和网络民意也很重视，但是这两股反腐力量还没有充分衔接起来，没有实现有效的整合。许多网民习惯于通过网络揭露腐败问题，而不太愿意在官方网站上举报，这样纪检部门就不能及时地掌握有价值的线索。可以说，网民通过网络反映出来的涉嫌腐败的问题，最终还是需要纪检监察机关受理和调查，因此腐败治理的基础制度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增强反腐败机构的能力，正确引导普通公民的网络监督行为，使网络上揭露出来的腐败问题尽可能引起纪检监察部门的重视，并得到及时处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加强腐败治理方面的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保证性作用。腐败治理方面的基础制度包括权力监督制度、权力制衡制度和对举报人的保护制度等，中国通过完善这些制度从而提升腐败治理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要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制度基础;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筑牢反腐败的制度基础;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夯实反腐败的法治基础。同时，要特别重视加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完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建设，拓宽普通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渠道。要完善反腐败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国家工作人员的从政行为，加快廉政立法进程，修订和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制度。只有将腐败治理的基础制度建设好了，才能更好地发挥网络监督的腐败治理作用，从而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腐败。

2.网络信息并非都是真实可靠的，应加强对网络信息真实性的甄别工作

网络信息传播的匿名性和低门槛特征，使得人人都可以相当自由地在网络上发布信息，并且相关政府部门和其他公共组织很难对网络信息实行有效的监管，加上网络信息“把关人”的缺位，导致网络信息的真实性难以保障。有研究表明，网络媒体的传播主体多样化、平民化和广泛化决定了网络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11〕，网络媒体信息内容的游戏化、娱乐化使得网络信息缺乏严肃性和权威性。在网络举报中，一些举报人可能会提供虚假信息，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利用这种方式对他人进行恶意诽谤或者打击报复。这种恶意举报必然会对被举报者造成巨大的伤害，也会干扰相关部门的正常工作。同时，一些网民对社会上的某些腐败现象非常愤慨，但是又拿不到确凿的证据，就在网络上大肆发表极端言论，夸大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这种现象也会使普通公民对当前中国腐败程度进行错误估计，并导致一些地方和单位在工作中决策失误，且可能破坏监督机制的正常运行。另外，由于网络信息传播具有自身的特点，少数了解网络信息传播特点的人，比如，网络推手和网络公关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网络信息的传播过程，并操纵网络舆论，从而对特定当事人形成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造成很强的身心伤害。这些问题都会破坏网络监督的严肃性和有效性，使得网民与相关机构难以获取真实可靠的有效信息。

3.网络监督中会出现非理性行为，应加强对网民的教育和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工作

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制度规范需要改革和调整，新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从而导致体制缝隙和漏洞的大量存在与产生，存在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并且，事实上，中国当前的腐败问题也比较严重。这样，普通公民对党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信任度比较低，确实有部分网民有非常强烈的“仇官”心态。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上只要出现关于党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负面信息，就很有可能成为大量网民攻击和抨击的对象。同时，网络传播具有与传统媒介不同的一些特点，例如：网络空间中容易产生群体极化，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会出现“沉默的螺旋”现象，网络传播中存在“蝴蝶效应”现象。此外，数字鸿沟导致不同群体或个体在获取信息资源的能力、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和通过新媒体表达意见的能力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也会使一些理性的观点和思想在网络上不能反映出来。因此，网络中的非理性表达比传统媒体中的非理性表达更容易形成和产生。

现阶段中国网络空间中经常出现的非理性行为，不仅在一些时候使网络监督不能发挥正常的监督作用，甚至可能会危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面对网络监督中经常非理性行为的现象，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以便创造良好的网络监督环境。

第一，作为网民，要加强道德自律。网络空间尽管具有虚拟性，但网络行为仍然受到人类道德的约束和规范;并且，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道德约束，更多地不是依靠他律，而是依靠自律。任何一位网民，都应自觉遵守网络道德，并应从网络安全与社会文明的角度接受社会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网络把关人要恪守“客观、公正、真实”的原则，遏制虚假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流通，使网络信息传播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网络意见领袖对网络舆论的形成和引导发挥着重要作用，理应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求真务实的精神，勇敢而稳妥地为社会代言。学校、家庭、媒体和社会组织应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提高网民的网络道德素养，促使他们以一种理性与平和的心态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

第二，作为政府，要完善网络舆情监测机制，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和监管。对于网络突发事件，应采取以信息公开和舆情疏通为主的方法，加强对网络舆论的正确引导，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而不能简单地采取以封锁消息和压制舆论的方法来进行处理，信息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背离信息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来处理问题，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和难以解决。同时，还要及时、准确、迅速地处理网络突发事件，并不断完善网络监督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途径对网络空间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保证网络监督的健康有序开展。〔参考文献〕

〔1〕Bob Jessop，The Regulation Approach， Governance， and Post-Fordism：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Economy and Society， vol.24， no.3 (1995)，pp.307-333.

〔2〕Mark Whitehead，“In the shadow of hierarchy：Meta-governance， policy reform and urban regeneration in the West Midlands”，Area， vol.24， no.3 (March 2003)，pp.6-14.

〔3〕张康之.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构想合作治理〔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4〕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EB/OL〕.http：//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UNCAC/Publications/Convention/08-50025_C.pdf，2013-12-10.

〔5〕王诗宗.治理理论及其中国适用性〔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23.

〔6〕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

〔7〕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N〕.人民日报，2010-12-30.

〔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9〕 Catharina Lindstedt， Daniel Naurin，Transparency Against Corruption：A Cross-Country Analysis.http：//www.qog.pol.gu.se/research/reports/Lindstedt_Naurin.pdf.2013-12-10.

〔1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401/P020140116395418429515.pdf.2014-01-20.

〔11〕 Chung Tai Cheng，New Media and Event： A Case Study on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Knowledge， Technology & Policy， vol. 22， no.2 (June 2009)，p.145.(责任编辑：石本惠)社会科学研究20142

作者：熊光清

第二篇：中国腐败与反腐败研究三十年（1982—2011）

作者简介：胡洪彬，浙江省杭州萧山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社科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府管理。

①张建华：《学术腐败研究综述及经济学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李曙光、李明奎：《采购腐败控制方法研究综述》，《物流技术》，2010年第5期;张勇、郑曙村：《网络反腐败研究综述》，《岭南学刊》，2010年第2期。

②何增科：《中国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1期;杜治洲、任建明：《十六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工作的回顾与展望》，《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0期。

摘要：文章以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为平台，对国内1982至2011年三十年间有关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的样本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得出国内学界对该领域进行了持续探索、给我国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时，仍存在诸多不足，包括研究层次较低、研究内容范围较窄;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有待提升;缺乏科学扎实的社会调研及实证分析等，需要从强化问题意识、拓展研究内容、创新研究方法，包括加强比较分析和跨学科交叉研究，在系统、整体性把握腐败与反腐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促进研究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腐败与反腐败;CNKI样本文献;学术史分析;前瞻思索

一、问题与设计

作为政治领域的一种丑恶现象，腐败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是对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的窃取滥用和无情践踏。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必须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这为我国今后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和进一步推进社会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国内学界近年也对腐败与反腐败问题进行了持久的研究与探讨，一是从横向对各领域内腐败与反腐败研究进行总结(张建华，2006;李曙光，2010;张勇，2010);①二是从纵向对特定历史阶段内的腐败与反腐败进行总结(何增科，2003;任建明等，2007)，②而研究方法则主要以定性分析和内容研究为主。

由此可见，我国关于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的描述与总结，在区间范围选择上相对有限，缺乏持久分析，且相关量化分析存在一定程度的空缺。基于此，为了更好地把握国内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的发展脉络，厘清最新研究动态，笔者梳理了1982年至2011年三十年内国内相关研究的期刊论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其进行考察分析，反思过去三十年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期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反腐败问题研究提供积极参考。

笔者以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为研究平台，中国知网是全球领先的数字出版平台，目前其收录的各类期刊已达到7556种，读者已超过4000万，其核心期刊、重要评价性数据库来源期刊收全率达到99%，文献收全率为99.9%(仇琛：《中国知网和<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国索引》，2005年第2期)，因此其数据资源较为全面，这有助于减少调查误差，准确把握相关研究的总体趋势和状况。以“腐败”、“反腐败”、“反腐倡廉”等为关键词在数据库内分别进行数据检索，检索时间段为1982年1月至2011年12月，共历经三十年时间，由此通过数据统计和分析归纳，剔除无效信息后，检索到相关期刊论文17093篇。通过对其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得出研究对象的各项数值和指标，进而找出研究的发展规律。具体研究主要从“发文年代分布”、“发文单位”、“作者情况”、“期刊发布”、“关键词”、“学科类别”、“研究层次”和“被引频次”等方面展开，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其未来发展趋势。

二、文献计量与基本分析

(一)发表年代分布与历史阶段划分

1982-2011年，我国学术界发表的有关腐败和反腐败方面的期刊学术论文共计17093篇，其基本趋势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1982年至2011年的三十年间，国内有关腐败和反腐败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研究论文逐年递增，且成果量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以来存在显著的差异。根据这三十年论文产量的变化趋势，我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十年，并结合社会历史环境将其归纳为三个相对清晰的历史阶段：

1. 萌芽期(1982-1991)。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经济建设成为新时期国家发展的重心，在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人对反腐倡廉工作的全新指示下，国内相关研究除了继续坚持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开始从法律和制度完善等视角尝试相关研究，但受制于当时处于国家体制建构的初始阶段，国内相关成果并不多，这十年研究总量为307篇，占样本总量的1.76%，可视为这三十年研究中的萌芽阶段。

2. 发展期(1992-2001)。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标志着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大转变，面对新旧体制的转换，我国国家政策和社会管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空隙，给腐败的产生带来了可乘之机，由此也推动学术界对腐败和反腐败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不断成长。统计显示，1992年国内发表相关论文56篇，占总数的0.33%。1993年即跃升至278篇，短期内增长了近5倍，此后到2001年一直处在高产位置，论文数量分别占到总数的4%和5%左右。

3. 成熟期(2002-2011)。2002年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提出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团结统一”，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02年第22期。为学界的反腐败研究指明了方向，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为学界强化对这方面的研究注入了活力。统计显示，这十年的研究成果不仅在数量上全面超越以往，达到9863篇，占全部样本量的57.69%，且研究本身也在不断向着纵深发展，推动我国腐败和反腐败研究不断走向成熟。

(二)核心作者群分布

统计显示，三十年间样本总量的研究者一共有14663位，其中发表研究论文为1篇的研究者人数最多，达到13476位，占到所有研究者总量的9190%和研究论文总量的78.84%;发表2篇的为796位，占所有研究者总量的5.43%和研究论文总量的9.31%。而根据美国科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奠基人普赖斯的研究定律，要成为某一研究领域和主题内的核心作者群，其在论文发表的数量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即发文数量m=0.749×nmax(nmax为发文最多者的论文数量)。姜春林：《普赖斯与科学计量学》，《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1年第9期。具体到国内腐败和反腐败的相关研究，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其发表论文数量最多者为24篇，核心作者发文数m≈3.699。因此本文将发表文章数量在4篇及以上的论文作者设定为核心作者群，最后统计得到总数为1207人，占所有研究者总量的823%和研究论文总量的2361%，受篇幅所限，以下将发文量排在前十位的顶尖作者加以统计：

可以看出，国内有关腐败和反腐败领域研究的核心作者群数据与普赖斯定律指出的必须达到“50%的发文量及10%的作者”指标尚存一定差距，说明三十年间国内腐败和反腐败领域研究者的分布较为广泛，许多研究者均是一篇论文后再无下文，欠缺集中和持续的分析及深入挖掘思考，这种“浅尝则止”和“蜻蜓点水”似的研究反过来也会导致研究缺乏系统性，难以提升影响力。而由表2可知目前该领域的权威作者主要以高等院校的研究力量为主，其中清华大学的王传利、任建明，武汉大学的倪星等均为该领域的研究权威，与中央编译局反腐败研究专家何增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邵道生等，共同给予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以持续关注和分析，推动了国内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的发展与进步。

(三)发文机构分布

除了对研究成果和研究者本身的计量分析外，对发文机构的统计分析也是了解国内这三十年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的重要信息来源，可以提供一幅研究状况的空间区位图，为后续研究者了解该领域研究的空间场域提供镜鉴。样本文献第一作者的单位共涉及相关发文单位11127个，以下将发文量排在前20位的研究机构进行了统计分析：

表3的计量可见，发文量前20位的机构总共发文为1378篇，占到了全部样本总量的8.1%。而这些高产机构主要为政府机构、普通高等院校和中央党校三类，其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政府实践参与机构，发文量达到160篇之多，为所有研究机构产量之最，中共中央党校为126篇，排在第二，而普通高校作为研究整体，则形成了研究势力的主流，作为整理、研究和传播专业知识的文化机构，凭借自身学科优势和研究梯队的合理建构，在推进国内腐败和发腐败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key words)作为文献学和情报学中的专业词汇，主要是指从科研论文和研究成果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唐宏伟：《学术论文关键词标引的检索意义》，《青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第1期。对其进行计量分析，能对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重点的分布状况实现总体把握。通过对样本文献的统计分析，共检索出各类关键词7564个，其中部分关键词出现频率达到千余次。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以下选择出现频次最高的15个核心关键词加以统计和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在热门关键词中，“腐败”和“反腐败”出现频次最高，二者总和为2717次，若加上与其有着紧密关联的“反腐倡廉”、“腐败现象”、“反腐败斗争”等，总标引次数达到3111次之多，可见学界对此问题的普遍关注。“权力”、“权力腐败”、“监督”等关键词的高频出现说明许多研究者将腐败与权力紧密联系，将权力视为腐败之“本”，要反腐败就必须对权力进行规范和监督。“对策”、“治理”、“制度”、“预防”等关键词的高频出现，证明众多研究成果对反腐败的防治和制度完善进行了关注。此外“高校”、“学术腐败”等关键词则反映出教育和科研领域已成腐败灾区，受到较高重视，以上这些关键词共同构成了国内腐败和反腐败研究主题的宏观图景。(五)刊载期刊分布

对国内刊载腐败和反腐败研究论文的期刊杂志进行计量分析，有助于摸清相关研究成果在期刊发表上的客观规律，进而了解其空间分布动态，把握其整体水平状况，从而为后继者进一步推进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和指引。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共有关涉期刊6507种，与所有样本总量相比，这些期刊的平均载文率不到4篇，其中发文1篇的期刊有3234种，发文2篇的期刊数量次之，为971种，而发表文量最多的期刊前十位，即对本领域有高关注度的“核心期刊”情况如表5所示：

由此可见，载文量前十位的期刊共发文2471篇，占到所有样本总量的14.5%，而从这些期刊的办刊风格和类别定位来看，主要还是实践指导和大众普及类刊物，与面向理论研究和科研分析的学术研究期刊存在一定程度区别。如《中国监察》是中央重点党刊，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刊，全国纪检监察工作综合指导期刊;《廉政瞭望》的读者则定位于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员工及所有关心反腐倡廉事业的受众;而《先锋队》杂志的办刊宗旨是立足于党的建设，贴近时代脉搏，坚持与时俱进，当好党的喉舌，面向基层党员，服务广大读者，重点侧重于党风廉正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宣传。这说明国内有关腐败和反腐败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以经验研究为主，以大众普及形式得以传播，这些成果的大规模出现提升了社会各界对反腐败的重视程度，但也限制了其理论发展进程。

(六)研究层次分布

对样本文献的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发现，目前相关成果的研究层次大致可以划分为基础研究、政策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和实践指导等几类。其中，基础研究是指认识研究对象的现状，揭示其发展规律，以获取新的知识和方法的研究行为。政策研究主要是基于国内腐败和反腐败形势的政策环境而进行的分析和探讨。比较研究是对境内外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腐败状况和反腐败实践做法进行的对比分析和经验借鉴。实践指导是直接对推进各领域的反腐实践发展而产生的经验研究成果。实证研究指研究者亲自收集资料和数据，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而展开的研究。叶继元：《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刍议》，《学术界》，2009年第2期。

统计显示，国内有关腐败和反腐败的研究成果大都处在基础研究层次，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在1981至1991年的研究萌芽阶段占到区间样本总量的51.14%，在1992至2001年的研究成长阶段占到41.07%，在2002至2011年的研究成熟阶段占到43.65%，虽然各阶段存在一定起伏，但基础研究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其次是政策研究，三阶段分别占到39.41%、44.40%和39.16%，这些研究成果从我国的国情和反腐败的客观实际出发，对腐败的危害和反腐败的重大价值、现实问题和政策路径等做出积极分析，为推进我国反腐败的实践发展提供了支撑和指导。与这两部分占较大比重的研究成果相比，比较研究、实践指导和实证研究相对要少很多，其成果量在历史脉络中虽然有所提升，但数量有限，总量也只占到所有样本总量的5.14%、10.26%和1.63%，这说明不同层次的研究还不普遍，应加以强化，以促进研究的完整性和学术档次的提升。

(七) 学科类别分布

腐败是内嵌于人类社会有机体上的毒瘤，是国家推进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领域的发展均存在紧密关联。倪星：《试论中国反腐败方略的系统设计》，《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4期。围绕着如何有效预防和反腐败这一重大课题，国内学术界从多学科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表7可以看出，参与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的学科领域相当广泛，其中以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为主，且学科应用在各年度区间存在一定差异。结合上文三个研究阶段的划分可知，1981至1991年的研究萌芽阶段，政治学、管理学的研究成果占绝对比重，分别达到该区间样本总量的51.79%和3094%。1992至2001年的研究成长阶段，政治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得到提升，占该区间样本总量的52.85%，管理学研究成果数量相较于上一阶段有所下降，为27.99%，与此相对应，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得到提升，分别从萌芽阶段的3.58%和130%上升至7.08%和295%。2002至2011年的研究成熟阶段，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持续下降，而其他学科包括经济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均显著提升，并超过了这三十年的平均数量。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关于腐败和反腐败领域的研究面愈发宽广，多学科参与的力度不断加强，呈现多学科交叉的特色。而本表中的其他学科，包括历史学、哲学等，在各阶段中研究成果较低，在全阶段中也分别只占1.30%和0.53%，说明这些学科参与度相对较低，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研究者应给予充分重视。

(八)被引频次分布

被引频次是判断科研成果影响力的重要依据，也是推进研究实现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根基。刘竞：《科学引文索引价值体系》，《图书与情报》，2003年第2期。利用科学计量研究法对国内有关腐败和反腐败研究方面高被引论文及其作者、刊载刊期名称等指标的统计和分析，就能够展示该领域研究主题的知识根基，并对研究质量做出进一步评估。根据CNKI期刊数据平台的统计和归纳，以下对三十年间国内有关腐败和反腐败领域研究成果的前十位高被引论文进行统计，具体如表8所示：

可见，高被引论文均为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和科学思考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与表7的统计形成了鲜明对比：“高层次”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科研领域把持了较大影响力，而“普及类”研究成果则以其数量优势，在社会领域产生积极价值。进一步观察可知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三个学科：一是经济学研究。如前所述，在所有样本总量中，经济学研究成果只占十分之一，但高影响力的论文却出现在该学科领域内，这说明经济学的学科参与以其科学性和严谨性，对腐败和反腐败问题做出了较为深入和客观的分析，由此带来较大影响力，以胡鞍钢、谢平和陆磊等学者为代表。二是法学研究。当前我国腐败和反腐败缺乏足够的制度规约体系，这促使法学研究成果受到学界青睐。如被尊称为“法治三老”之一的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其研究成果对推进我国反腐败的法治化建设作用巨大。其三是与社会现实相关的研究，试图通过研究带来相关领域的发展与进步。诚然，此表对被引频次高的论文统计具有相对性，表8所列出的前十位论文大都是2003年之前的成果，这与其发文到引用的较长时差有一定关联，事实上近几年相关论文，也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引用的。

三、结论与前瞻

对国内1982至2011年有关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的样本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表明，国内学界对该领域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和分析，给我国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但同时，研究过程仍存在不足：①研究内容和层次需要拓展和加深：三十年间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上，其他层次的研究分量过低，且大量研究成果为大众普及型文章，缺乏对研究对象的微观分析和深度探讨。②比较研究有待提升：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对国内经验和发展的探讨，对境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借鉴和比较分析相对缺乏，只占样本总量的5.14%。而腐败与反腐败问题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应予以强化。③课题研究缺乏实证分析：在全部样本文献中，实证调查成果仅占1.63%，事实上，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与社会发展现实紧密关联，要对其科学研究，就需要学者们对当期我国社会发展现状有清晰地把握，进行实践探索。④跨学科综合分析不足：目前研究以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为主，其他学科和方法研究较少，亟需强化。

以史为鉴，笔者认为国内有关腐败与反腐败研究未来应努力做好如下几方面：

(1)强化问题意识，促进腐败与反腐败理论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在实践中，既要关注国家反腐倡廉建设的宏观研究，也要善于对具体的腐败案例及其产生根源进行微观分析，既要强化摸索反腐败实践的规律，又要强化对中国式反腐败的理论体系建构，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对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地位、作用、路径等进行多方面探讨，努力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理论体系，为研究本身的科学发展奠定根基。

(2)拓展研究内容，不断拓宽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的视野和关注点。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腐败的特征也不断复杂化，反腐倡廉建设也必然面临许多新问题，这就要求研究者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拓展研究内容。不仅要强化对政治腐败和权力腐败的分析，更应对教育腐败、科技腐败、学术腐败等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以提高研究内容的切实性、拓宽研究视野。

(3)加强比较分析，合理借鉴境外优秀经验，比较不同地区和国家在反腐败实践过程中的不同做法，取长补短，当然在进行比较分析时也应注意改进和吸收，如此才能得出科学认识。

(4)创新研究方法，促进腐败和反腐败研究过程的科学化。纯粹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都是片面的，要拓宽学术视野，必须将二者进行科学结合和有效创新。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继续坚持从国家体制和方针政策的理论层面上对腐败和反腐败问题进行分析，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将研究点集中在腐败行为的本质探讨上，借以归纳出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出路，又要积极吸收实证研究的精华，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做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由此提出科学结论。

(5)强化多元参与，促进腐败和反腐败研究发展的多学科化。腐败问题是一个涉及社会各领域的综合性议题，与国家经济发展、政治进步和社会转型密切关联，没有哪一个学科可以单独将其全部囊括和理解，只能通过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才能不断深究其内在本质。多学科、多视角进行反腐败研究，有利于整体性地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促进该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化。

(责任编辑：熊觉)

作者：胡洪彬

第三篇：中国的腐败根源在审批制

审批制改革。这件事情在本世纪初期曾经做过，当时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尉健行书记提出过一个命题，说我们不能光靠党纪国法，要从源头上反腐败，源头在哪里？源头就是行政审批。所以曾经有两年做过这个工作，清理审批，后来又颁布了行政许可法，就是把设立行政许可的权利收在有限的机关，比如说除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不能再随便设立审批机构，这都是符合方向的，很可行。但是这个改革不管是中纪委做的从源头上反腐败清理审批制，还是后来的行政许可法，都是虎头蛇尾。特别是在经济出现了萧条的情况之下，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之下，出现了经济过热的情况之下，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都重新强调了审批或者是变相的审批，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备案制，审核制等等。今年广东省进行了这方面的改革，这些事除了在研究顶层设计上取得了共识，各个地方也开始进行了探索，而且这种探索往往很快就得到了更多地方的响应。今年以来似乎从领导部门到基层广大民众，推进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了，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概率可能性在提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这样下去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正在变成一种积极的力量推动。

从最近20年的情况看，我们改革的难点和弱点都跟政治方面的改革密不可分。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设，牵扯到政府在市场交易中是起裁判员的作用还是它自己下场踢球，牵扯到你怎么对待行政性垄断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经济改革，都涉及到政治的改革的问题。所以为了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