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酒文化蜀酒文化

川酒文化蜀酒文化（精选8篇）

篇1：川酒文化蜀酒文化

1巴蜀文化的概念和内涵

巴蜀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卫聚贤先生在1941年出版的《说文月刊》第3卷第4期上发表的论文《巴蜀文化》。

在随后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于巴蜀文化的概念提出了多种解读，主要集中在巴蜀的地域范围、巴蜀文化的内容和巴蜀文化的时间界定上。

巴蜀最初是指长江上游两个比较大的部落，也是两个区域名，以后又相应成立了巴、蜀两个国家，主要在今四川、鄂西、贵州等境内。

今天狭义的巴，指川东的重庆地区;蜀，是指成都平原[2]。

“巴蜀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的概念。

狭义的“巴蜀文化”一是指先秦巴蜀文化，二是指考古学意义上的巴蜀文化[3]。

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广义的巴蜀文化概念，指从古至今的四川文化[4]。

巴蜀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既有中原文化的特点，又有独具一格的地方文化风格。

2川酒及其包装对巴蜀文化的传承作用

川酒文化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巴蜀文化的物质与精神瑰宝的积淀。

源远流长的川酒发展历史中，以酒为物质载体，以酒文化为传播形式，既丰富了巴蜀文化资源，也对巴蜀文化实现了传承和发展。

川酒在众多白酒品牌中，独树一帜，名扬海内外。

篇2：川酒文化蜀酒文化

关键词：民俗;功夫茶;龙门阵;特点;文化

茶在我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有句俗语，那就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中国人素来爱喝茶，但是在这个区域辽阔的国度上，不同区域也有着关于茶的不同民俗，俗话说得好，十里不同风，八里不同俗。

但是究竟何为民俗?虽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民俗一般指的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各种风俗和习惯，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眼见可及、耳闻有声、触之有形的文化形式。

【1】由此可见，民俗是一种文化沉淀，透过这种文化积淀，我们能够了解到其中蕴藏的文化底蕴，而在我国，有着许多关于茶的民俗，在众多有关茶的民俗中，笔者选取了潮汕“功夫茶”和川蜀“茶馆龙门阵”两个典型代表，从中去体会出两个区域文化的不同风采。

“功夫茶”是潮汕地区的民俗，在潮那儿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韩江花月夜》，其中有这么几句经典歌词：“好茶好水知心话，聚散总是难忘的家，潮曲潮乐听不厌，夜夜功夫茶”、“这杯茶装满了多少深情，多少厚爱，落肚暖意生”。

【2】几句歌词娓娓道来功夫茶在潮汕人心中的地位，是的，说起潮汕，人们不禁会想起这一种闲情逸致的习俗――“功夫茶”。

而在千里之外的川蜀，有个“茶馆龙门阵”，这里的茶也是大有来头，四川人爱喝茶(尤其是成都人)，而且更爱到茶馆喝茶，所以四川的茶馆更是数不胜数，怪不得有人这么称赞到，天下茶馆数中国，中国茶馆数成都。

既然两个不同区域都有着关于茶的民俗，那么首先就让我们来静观这两道茶之间的不同。

其一，侧重点的不同。

在笔者看来，“功夫茶”文化中十分讲究茶具与泡茶的程序，茶具以紫砂泥壶为上选，而泡茶的程序按先后排序为备器、净器、温壶、投茶、注水、刮沫、淋壶、关公巡城、韩信点兵。

【3】其中最能体现茶艺术的当数“关公巡城”和“韩信点兵”，“关公巡城”则要求泡茶者要斟茶者在各茶杯间来回斟茶，要求每个茶杯均是样多，一样不仅指茶水一样多，更指色泽均匀，而“韩信点兵”而是到了最后一滴精华时，要在巡滴在每个茶杯。

每一道程序可谓是应征了功夫茶的名称，有些学者经常为“功夫茶”与“工夫茶”的称呼在争论，在笔者看来“功夫茶”与“工夫茶”(工夫在潮汕方言中有着用尽心思之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道出了用尽心思去泡的茶最能沁人心脾，是的，这么匠心独运的泡茶程序怎一个词儿能概括得了，只有用心才能体会这一系列的精致，其次，这个喝茶的顺序也是大有讲究的，一般而言，这冲出来的第一巡茶应该让长者先喝。

而在四川有名的“茶馆龙门阵”中，所侧重的可与“功夫茶”大有所不同，那里的茶客是醉翁之意在于“聊”而不在“茶”，聊的是什么，上至国家大事，下至街坊趣闻，尽收耳边，从古扯到今，又从今扯到古，但是这又大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讲故事，在他们看来讲故事是流水线生产，而成都人天性就不喜平板，向来就反感说教，他们喜欢的是闹热，是味重。

【4】他们喜爱天马行空，一件平凡不过的小事到了他们那里就可以变得十分的生动有趣，再者，摆龙门阵不在意用多豪华的茶杯，也不需有多贵气的桌椅，而在于说摆的事有多精彩。

其二，斟茶方式的不同。

潮汕功夫茶，小如柑橘，白似玉，薄如蝉翼的白底瓷杯通常成弧形或者方形，杯口相接，斟茶一般只需一只手即可，拇指按住茶壶盖，其它四指扶住茶杯，斟茶第一步“关公巡城”，第二步才是“韩信点兵”。

而摆龙门阵的“茶博士”来倒茶，一手叠了一摞碗盏，一手拿着一把滚烫长嘴铜壶，手势一挥，碗哗啦滑到桌子上，排成队形散开，水呼噜就从长嘴铜壶口高高往下流，飞流直下，散在了每个茶杯中。

这个斟茶方式，在笔者看来，用快、准这两个字来形容恰当不过了，对比起“龙门阵”的斟茶方式，笔者认为“功夫茶”这可谓是精而巧。

其三，茶客数量的不同。

在潮汕地区，每家每户里都设有一套茶具待客，这个茶杯的数量有多有少，一般的茶壶上都会摆三个。

潮人认为引功夫茶以三人为佳，少于三人则较寂静，多于三人则较喧闹。

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小杯茶刚好是一茶壶的水量，这可能也是潮汕人认为三个为最佳的另外一个原因吧【5】。

而摆龙门阵则不然，龙门阵讲究热闹，况且龙门阵不是用说的，更不是用讲的，而是用“摆”的，我们一般用“摆”这个词的时候是要说明阵容的强大，在当地，龙门阵就是用“摆”字来修饰的，从这个“摆”字和“阵”字，我们就可以猜出这样的场面是何其壮观，就是我们摆酒席一样，3或4个人不算摆酒席，3或4个人也不成方阵，因此摆龙门阵要多茶客才算地道的龙门阵【6】。

综上的对比，我们可以知道同样一道茶，不同地区的人品出了不同的茶韵味，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沿着文化这一条溯源去探究其中的茶滋味。

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理环境在文化发展和传播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功夫茶和龙门阵作为一种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而对于自身来说，他们更是一种区域民俗文化，带有浓厚的区域色彩。

潮汕地区位于广东省的最东端，人多地少，面对着人口压力与土地资源不足的压力，潮汕人只有不断向外发展，有着濒临海洋的优势，我们知道海洋是贸易的有利条件，因此，就出现了驰名海内外的“潮商”，在世人眼中，潮汕人擅长于做生意，而生意人就是具有务实、精明的特点，没有务实，怎能诚信，没有精明，有怎能在激烈的生意场上处于不败之地，所以谈起潮汕人，人们会总结出这样的特点：精明、务实。

笔者十分同意这样的观点，潮汕文化在于“精”字，这可以在潮汕人喜爱的“功夫茶”中看出，精细的泡茶程序，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就能够想到原来泡茶可以有这么多的细节要做到的。

接着，让我们分析一下“茶馆龙门阵”的所在地四川，川蜀的茶馆龙门阵以成都的最有名，笔者这里以成都为例，成都位于中国的内陆地区，在四川盆地的中央，具有山多的特点，山不仅是山，更是险山，自古就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称的川蜀。

但是成都绝不是个荒凉之地，恰恰相反，成都被誉为“天府之国”，这与地处黑土平原有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得成都的老百姓有着物美价廉的瓜果蔬菜，鱼肉粮食，温饱之余就要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实，于是茶馆龙门阵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学文化，说知识的地方，虽然摆龙门阵什么都聊，但最主要的还是新闻时事。

以上对于潮汕和川蜀两个不同地域对于各自茶民俗的影响， 以及各自差民俗与其土地上所居住的人们的特点之间的密切联系，笔者可以举出一系列的证据说明，比如，对于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川蜀地区还真是略胜一筹，有李白、杜甫、苏东坡，更有被誉为当代文坛第一泰斗的巴金老先生，而对于经商方面，潮汕地区就显得赫赫有名，我们可以以那驰名海内外的李嘉诚为例，他就是地道的潮汕人。

并且我们还可以从中这样的不同的泡茶方式和茶杯数量窥探出这样不同的文化，潮汕的一整套井井有序的泡茶工具，虽然比自在散漫的龙门阵来得有模有样，但是事物总是带有两面性，小心谨慎的特点跟川蜀人对比起来，就显得带有一些拘谨，而川蜀人就显得自在，活泼一些(当然这个判断只适用于普遍性，不排除有个别例外的)。

不信，你可以从湖南卫视举办的“超男”或者“超女”中比赛中看出，“超男”张杰，“超女”中冠军李宇春、季军靓颖、何洁，这些都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他们天性活泼，个性十足，这不就跟龙门阵一模一样，他们就是喜欢自在，他们就是反对刻板。

但是我们也不能就说哪一种民俗好一些，因为民俗文化从来就没有优劣之分，他们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喜爱注重细节的“功夫茶”人们有着难能可贵的品质，他们勤劳，务实，精明能干，并且中华传统美德中的长幼有序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而爱“摆龙门阵”的四川人，他们善于言辞，他们爱好自在，注重文化修养，关心天下时事。

同样是茶，但是“功夫茶”和“茶馆龙门阵”却品出了不一样的茶香，同样是民俗，但是潮汕人和川蜀人却酿造了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是虽然是不一样的茶，不一样的民俗，却都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华文化因他们而绚丽多彩。

对于这么宝贵的文化财富，我们应该不断地去传承，在继承的继承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

注释：

【1】佘志超：《细说中国民俗彩图版》，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5页。

【2】选自“潮汕博阁”,网址：blog.省略/。

【3】佘志超：《细说中国民俗彩图版》，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12页。

【4】林文询：《成都人》，四川文艺出版社，第163页。

【5】陈卓坤，王伟深：《潮汕民间礼仪》，公元出版有限公司，第191页。

【6】该观点引用自林文询：《成都人》，四川文艺出版社，第164页。

参考文献：

[1]、佘志超：《细说中国民俗彩图版》，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2]、林文询：《成都人》，四川文艺出版社。

篇3：川酒文化蜀酒文化

关键词：川茶,文化,品牌,经营

中国是茶的故乡, 是茶的原产地, 在我国, 茶被誉为“国饮”, 中国人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茶是联合国首推的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 饮茶嗜好遍及全球。

一、川茶的起源与历史沿革

(一) 川茶的起源

四川是茶的起源地之一, 早在秦汉以前, 四川一带已盛行饮茶。西汉时, 茶是四川的特产, 曾通过进贡传到京城长安, 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 中国的茶业, 最初始于蜀。蜀为中国茶业文化的摇篮。四川多大山, 气候综合条件极好, 再加上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 平原沃野, 水旱从人, 物产丰富。所以四川的茶也特别地好喝, 全国闻名的茶就有多种, 其中蕴含的四川茶文化也相当的浓厚与独到。

(二) 川茶的历史

1. 四川茶业的兴旺

清初学者顾炎武考察研究中国古代茶事, 得出如下结论:“自秦取蜀后, 始有茗饮之事。”他指出各地对茶的饮用, 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另据《华阳国志》记载, 川茶在周武王时 (约公元前1058年) 已列为贡品。

公元前59年, 西汉王褒 (四川资阳人) 在《僮约》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 杨氏担荷”的记载, 反映当时的成都一带, 饮茶已成为风尚, 也有了专门的茶具, 由于茶业消费的需要, 茶业已经开始商品化, 还出现了如武阳 (今四川彭山县江口镇) 一类的茶叶市场。西晋人张载在《登成都白菟楼》中有“芳荼冠六清, 溢味播九区。”极力赞扬茶叶在各种饮料中可称第一, 其美味饮誉天下。到了唐代, 四川已有规模相当大的茶园, 且名闻全国。据唐代陆羽《茶经》和李肇《唐国史补》等历史资料记载, 唐代名茶约50多种, 其中有18种出自四川, 说明四川茶业之兴旺。陆羽还特别称赞四川的蒙顶茶, 是天下第一茶, 为茶中绝品。

2. 蒙顶山茶的兴旺

唐宋以来, 川茶因蒙顶茶而名闻天下。唐扬烨撰《膳夫经手录》 (约856年) 中记载“茶古不闻食之, 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 是为茗粥, 至开元、天宝年间稍稍有茶, 至德、大历遂多, 建中之后盛矣。始, 蜀茶得名蒙顶也。”

据中外茶叶专家近年的考证, 蒙顶茶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名茶。蒙顶茶产于四川省邛崃山脉之中的蒙顶山。蒙顶山地处名山县, “仰则天风高畅, 万象萧瑟, 俯则羌水环流, 众山罗绕, 茶畦山径, 异石奇花, 足称名胜。”蒙顶山不仅林木苍翠, 多雨多雾的气候也特别适合茶树生长。蒙顶山产茶, 已有2000多年历史。蒙顶茶就是川茶的杰出代表, 自唐朝起就被列为“贡茶”, 至明清皆为贡品。茶圣陆羽在评价名茶时曾说:“蒙顶第一, 顾诸第二” (顾诸茶产于浙江长兴, 亦为唐代名茶中的珍品) 。

唐代白居易《琴茶》诗句有:“琴里知闻唯渌水, 茶中故旧是蒙山”黎阳王在《蒙山白云岩茶》诗中称颂蒙顶茶“应是人间第一茶”。李肇在《唐国史补》卷下说:“茶之名品益众, 剑南有蒙顶石花, 或小方, 或散芽, 号为第一。唐代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 (约813年) :“严道县, 蒙山在县南十里, 今每岁贡茶, 为蜀之最”。

北宋画家文同《谢人寄蒙顶茶》诗云:“蜀土茶称圣, 蒙山味独珍。”宋文彦博在《赞蒙顶茶》中说:“旧谱最称蒙顶味, 露芽云液胜醍醐”, 誉蒙顶茶如云之脂膏, 赛过醍醐。宋吴中复《谢人惠茶诗》有“吾闻蒙山之岭多秀山, 恶草不生生淑茗”之句。

“扬子江中水, 蒙山顶上茶”这两句颂扬蒙顶山茶的诗句, 寓意颇深, 传说扬子江心水, 味甘鲜美, 用这种水泡蒙山中顶的仙茶, 是人间最美的佳饮, 常人不可得。因此, 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对“蒙顶茶”爱慕之至, 赞语不绝。

二、川茶的品牌建设与推广

(一) 川茶的品牌建设

川茶品牌从大的区域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蒙顶山茶”、“峨眉山茶”、“宜宾早茶”、“川南红茶”“藏茶 (边销茶) ”等公共区域品牌。从现在川茶的几个大茶产区来看, 各自都有自己的地方主流品牌, 川西有蒙顶甘露、峨眉竹叶青;川东有达州巴山雀舌、遂宁香叶尖;川南有宜宾叙府龙芽、川红、自贡龙都香茗;川北有米仓山茶、北川佛泉、羌山雀舌等。比较知名茶业产品品牌有:蒙山甘露、竹叶青、叙府龙芽、龙都香茗、仙芝竹尖、绿昌茗雀舌、花秋御竹、佛泉今生相依、巴山雀舌、芝龙洪河茶。 (数据来源于2006年“四川省十大名茶”的评选结果) 。从企业品牌来看, 获得茶行业“全国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有三家:四川峨眉山竹叶青茶业有限公司、四川省叙府茶业有限公司、邛崃文君茶业有限公司。

川茶中共计8个品牌获得中国驰名商标认定。茶业界以知名度和品牌高度论,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获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公布认定和省级以上中级人民法院保护的“中国驰名商标”的四川茶叶品牌有:“蒙顶山茶”、“竹叶青”、“论道”、“叙府”、“巴山雀舌”“峨眉雪芽”、“花秋”、“环太”等, 其中雅安“蒙顶山茶”于2012年底证明商标顺利通过认定, 成为四川省首个茶叶类地理标志类驰名商标, 雅安首个农产品类驰名商标。

(二) 四川的茶品牌经营模式

四川茶的品牌经营模式主要按以下品牌营销模式进行。

模式一:借助商场专柜、品牌专卖店等载体进行推广、销售, 以突出销售某一单一知名茶叶种类为主, 借助雄厚的产地声誉和茶叶生产烘焙能力, 塑造本品牌在该品类茶叶中的声誉, 通过广告宣传、公关营销和形象塑造等多种方式建立企业品牌在该品类茶叶中的形象和地位, 此类川茶代表为竹叶青。

模式二:建立连锁零售终端, 经营多品种茶叶, 打造茶叶零售品牌形象, 基本模式是先建立品牌零售终端网络, 再沿产业链向上游扩张建立茶叶生产基地, 在自有连锁终端销售自产或收购的各种知名品类茶叶并冠以零售终端品牌, 最终完成产业链整合, 代表品牌为“一方茶水”。

模式三:经销商模式, 将部分市场开发主动权交给经销商, 部分市场开发和市场服务交给经销商, 利用渠道优势, 集中资源进行深度分销, 发挥企业与经销商的优势, 整合资源, 深度合作, 形成市场共赢, 比如叙府茶业有限公司、名山茶业有限公司。

(三) 以竹叶青为例解读四川茶品牌的推广方式

1. 竹叶青产品线与品牌营销

“竹叶青”, 产于四川峨眉山。它既是茶品类, 又是商标和企业名称。竹叶青拥有的主力品牌“竹叶青”, 以“平常心”作为其核心诉求点, 突出我国传统茶文化中的“静心、禅定”的文化内涵, 符合我国饮茶人士的审美习惯。其高端品牌“论道·竹叶青”, 以“完美的大师级好茶”为核心价值诉求, 成功将其打造成为竹叶青的形象品牌。

“竹叶青”主要以大众告知为主, 电视、报纸等均可见到其形象广告。采取的是传统的, 相对也比较保险、保守的传播路线。“论道”与top marques结成合作关系, 以参与上海和摩纳哥的世界奢侈品展览会为核心手段, 配合一系列话题性软文和广告投放, 传递其“层层历练的大师级好茶”的品牌形象, 达到产品推广营销的目的。

2. 竹叶青的营销策略与川茶品牌的推广方式

竹叶青借助商场专柜、超市, 作为其主要行销渠道, 在此基础上开设竹叶青产品体验馆、专卖店, 有效提升了品牌形象。市场占有方面, 则以四川为基础市场, 采取“先取北京, 再图全国”的市场推进策略, 逐步成为了中国茶行业的强势品牌。

川茶企业因为茶品牌张力未能出川, 还是以本土市场为主, 多数企业在营销渠道上还是采取多元模式, 专卖渠道联合化、现代渠道快销化、特殊渠道个性化、专业化。在销售策略上, 关注年轻群体、现代新工具营销、售点建设和专业化管理。同时注重工艺创新———更加贴近消费;注重设计创新———更加融入市场;注重定价创新———更加有利商家。

宣传方面与媒体互动, 运用企业网站、微博、微信、企业文化报等媒体宣传品牌, 运用茶体验馆、茶艺表演、茶艺培训等宣传推广品牌, 使品牌落地生根, 既产生较好的品牌传播价值, 又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达到双赢的目的。

三、川茶品牌的文化内涵与品牌提升

(一) 川茶文化符号

每一个茶叶专卖店或大型连锁超市都可以看到茶的礼盒包装的流行元素“蜀绣”和“熊猫”, 熊猫作为国宝象征, 更是应用广泛。遍布四川各地的茶楼、茶馆, 更是将富有地方特色的各类表现形式如盖碗、变脸、长嘴壶融合其中, 这种川茶、川味、川腔、血战到底的川派麻将等的糅合, 让外地游客赞不绝口, 流连忘返。

(二) 弘扬文化, 传播品牌;打造品牌, 传播文化

一个没有文化内涵的品牌是没有支撑力的, 一个没有文化内涵的品牌也是缺失了凝聚力的, 这一判断已经成为共识。从文化视角解读品牌文化, 并运用"互逆"解读的方式得出结论:品牌是文化的载体, 文化是品牌的灵魂。比如:“平常心, 竹叶青。”前一句是文化, 后一句是品牌, 既朗朗上口又意蕴深远、寓意深刻, 值得回味, 是茶企业品牌传播不可多得的品牌口号。

企业文化是品牌建设的核心与灵魂, 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川茶品牌建设也应集中体现在川茶企业文化建设上。川茶企业为客户提供的独特的产品和服务就是吸引客户的目的, 也是企业核心价值的具体体现。然而, 川茶企业的营销现状是, 附加值极低, 几乎就是原料价, 特别是生产型企业基本都以价格战赢取市场, 其根本原因在于许多川茶企业没有明确的企业文化定位。

品牌建设离不开文化, 没有茶文化就没有茶品牌, 茶品牌的推广更离不开茶文化, 品牌需要故事和情节, 故事和情节就是文化, 故事也是最容易被人接受和传播的。所谓好茶都有好故事, 就正如陈毅元帅之于竹叶青, 吴理真之于蒙顶茶。

(三) 川茶文化与川茶品牌的提升

川茶品牌要发展, 除了各个川茶企业的市场建设外, 近两年四川茶业的大型专题展会的定期举办, 更是综合而全面的对川茶文化的实物诠释, 影响力越来越大, 如:四川西部博览会、成都国际茶博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等。

茶叶作为日常饮品, 又具有礼品、农产品、食品、地方土特产的属性。市场跨度极大, 属于感性商品, 如同八十年代的酒行业, 未来将获得极好的市场机遇。过去茶产业是多品种少品牌, 现在是多品牌少名牌, 未来是小品牌向大品牌集中, 资源向大企业集中。总之, 川茶企业要摒除历史弊端, 超越自我, 创新发展, 永昌基业, 就必须借助文化的力量, 打造卓越的企业品牌。

茶文化的存在使人们会更关注茶叶, 更了解茶叶。文化的魅力使川茶品牌保持了特有的个性特征, 而任何品牌的诞生, 都打上了文化的烙印, 人们对名牌的信赖表现为对一种文化的认可。麦当劳品牌之所以能风靡全球, 是因为它追随现代饮食文化、美国消费文化的时尚和风潮。

四、结语

本文从川茶的起源、历史、发展和经营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阐述了将川茶品牌建设与川文化融合, 品牌建设离不开文化, 文化离不开定位, 没有茶文化就没有茶品牌, 茶品牌推广离不开茶文化, 提出了川茶企业要摒除历史弊端, 超越自我, 创新发展, 永昌基业, 就必须借助文化的力量, 打造卓越的企业品牌, 实现茶叶界, 茶人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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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文棠.蒙顶植茶人物演变与社会文化背景[J].茶叶, 2009 (04) .

[3]陈祖椝, 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M].农业出版社, 1981.

[4]张栩为.名山茶业志[M].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5]杨天炯.蒙山茶事通览[M].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4.

[6]王光阵.浅析茶叶产地品牌的建设困境[J].现代商业, 2011 (20) .

篇4：彭州铜矿资源与古蜀青铜文化

有学者认为，巴蜀青铜器锡含量低的原因是为了降低成本。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并不适用于上古先民；因为他们尚未具备这样的经济头脑。要说省工省事，最便捷的办法莫过于就地取材，于是这里又引出一个新问题：三星堆、金沙古蜀文化遗址都发现了数量巨大的青铜器，它所需要的铜矿石数以千吨计，这些铜矿石从何而来？是产自古蜀地区，还是来自铜矿资源更为丰富的滇文化区？

一般来说，古代金属冶铸工场的最终选择应是在矿藏资源附近，不可能将金属含量仅3％左右的铜矿石运送到数百、上千里以外去冶炼。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简报证实，青铜器的铸造工场地就在遗址上。（参见《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成都金沙青铜器发掘现场除发现1500余件青铜器外，还发现数量众多的大型青铜器残件。（参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第17页，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说明冶铸工场也就在遗址现场。原本可以由此推测，铜矿资源应当就在古蜀文化圈内；但是迄今为止，因为缺少直接有力的证据，学者们难以作出确切的回答。

20世纪90年代初期，权威部门关于古蜀青铜器铸造原料来自滇文化区的鉴定结论，使这个问题进一步陷入谜团。据中国科学院王树英先生介绍，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曾对三星堆青铜器取样分析，认为其冶炼铜料可能来自云南地区。（参见谭德睿、王树英在1992年10月在安徽铜陵“首届中国青铜文化暨亚洲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根据笔记整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难以服人。

四川与云南之间的民族迁徙和文化影响固然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经济上的交流至少可以达到秦汉时期。近年来成为热门话题的“西南丝绸之路”，许多学者对此作了不少开拓性的研究；但这与云南铜矿石大规模源源不断运输四川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在缺乏道路交通和运输设施的条件下，由行旅尚难逾越的云贵“鸟道”，跋涉数千里，跨越横断山脉，从云南铜矿产地将数以千吨计的铜矿石持续不断地运到成都平原冶炼，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天方夜谭；除非传说中的神通广大、具有移山填海功夫的大力士才能做到。

不少矿业史研究论著证实，上古矿冶业受到交通运输条件限制，大多采取就地取材的办法，在自己部族活动的范围搜求冶炼原料，就地设炉冶铸，才能持续保持规模较大的青铜器冶铸活动。古蜀青铜冶铸业的存在也不能例外，矿藏资源与冶铸场所不应相距遥远。可以肯定地说，在三星堆、金沙古蜀文化区域内应有足资利用的铜矿资源。我们可以从矿产地质、历史资料中搜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首先可以从矿产地质科学的角度来了解，古蜀青铜冶铸场所附近有无铜矿资源。根据四川地质部门的勘探调查，四川铜矿资源名列全国第十位，保有储量203万吨。四川铜矿资源主要分布在盆周西南的今甘孜州和凉山州的一些偏远地区，当时尚不在古蜀势力范围，加之交通不便，并无开采利用的可能性。

因此，应在古蜀文化圈内寻找可能的铜矿资源。经笔者考察，这个范围的确有铜矿资源，分布在如下地区：今成都市所属的彭州市，乐山市所属的洪雅、峨眉县，雅安市所属的荥经县，绵阳市所属的青川县。若依就近冶铸、交通方便而论，彭州市紧邻广汉、成都，境内铜矿资源距离三星堆、金沙冶铸工场都不过数十公里，一马平川，具有就地取材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彭州又是一个富饶的铜矿产区。四川第一支铜矿地质队，就是西南地质调查所于1951年6月组建的彭县（今彭州市）铜矿勘探队，1953年改名为西南地质局211队。经过近两年的调查、勘探，这个地质队提交了勘探工作报告，估算铜储量1．5万吨。1954～1956年，冶金304队接替211队勘探工作，重点勘探彭县马松岭矿区，探明铜储量l．87万吨。1975年，冶金60l、606队继续对彭县大宝山、铜厂坡、铜厂湾、马松岭等矿区进行勘探，探明储量2．06万吨。（参见《四川省志·地质志》第216~217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一储量丰富、又近在咫尺的铜矿资源，正好处于蜀文化核心范围，先民岂能舍近求远？

历史上，关于彭县铜矿几乎没有记载，可能古蜀冶铸业衰微以后，彭县铜矿资源废弃千余年，不再为人所知。秦代因迁徙、安置移民的原故，蜀地冶铸产业转移到临邛、洪雅一线。因此秦汉时期蜀地铜矿，只知有汉文帝赐予邓通的“蜀严道铜山”，不知有彭县古铜矿。但在前人关于彭县山水记载中也偶有端倪，如唐人高适为彭州刺史时，《彭州山行》诗有“峭壁连崆峒，攒峰迭翠微”之句。崆峒是什么？古矿硐遗址也。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之五“彭县”引《寰宇记》：“（五龙）山高数百丈，延袤二十余里。山麓有峒，……悬崖中有斧凿痕如井，深数十百丈……复入第三、四、五、六峒，峒下重渊，深不可测。”（曹学佺著、刘知渐点校《蜀中名胜记》第71~73页，重庆出版社，1984年出版）由于大量矿峒的存在又无历史资料证明其来源，所以为后人留下各种神仙洞府的传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终于为我们揭开了彭州铜矿资源与古蜀青铜文化的密切关系。新繁水观音墓葬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彭县竹瓦街殷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与三星堆、金沙出土的青铜器一样，都应是彭州铜矿资源造就的古蜀青铜文化的组成部分。没有彭州铜矿资源，就不会有古蜀灿烂的青铜文化。

经过科学工作者对彭州铜矿的实地调查，远古矿冶遗迹开始重见天日。1938年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下《四川彭县铜矿》记载：

彭县铜矿在县城西北百余里之大宝山，距灌县百二十里，距什邡百五十里，交通尚称便利。大宝山有废矿穴、炼铜炉之遗迹甚多，相传宋徽宗时，曾就此山冶铜铸钱，故今日在山麓每掘得崇宁年号之古钱云。（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第676页，商务印书馆，民国27年3月初版）。

另一调查报告是1938年张肖梅主编《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记述更为详尽：

本山矿区内，花梯、飞水岩、马松岭、半截河等处，均曾凿峒采取矿砂。……平山铜矿之发现，其年代已不可考；惟据一般之传述：谓花梯、马松岭各处，颇多古峒遗迹；而于距大宝山数十里之朱家山，曾发现宋徽宗时崇宁年号古钱甚多，其时就山铸币，此又一证也。烟熏岩之天宝峒，亦遗有燕子岩炉房废址。由此推测，足征宋元以来，曾经就山开采，设炉冶炼以供铸造铜币之用，毫无疑义。（张肖梅主编《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17章第23页）

上述两个考察报告证实，彭县大宝山一带铜矿确曾在古代得到大规模开采，废矿穴、炼铜炉“遗迹甚多”，各矿区“均曾凿峒采取矿砂”，花梯、马松岭各处“颇多古峒遗迹”。“其年代已不可考”。因在朱家山掘得大量崇宁古钱，便确定是宋徽宗时曾经在此冶铜铸钱，进而认定宋元以来曾经就山采铜冶炼、铸造铜币。

彭县铜矿如此大规模的采矿遗迹，竟然不见于历史记载。更为有趣的是，西汉初南安人邓通受到文帝宠爱，被赐予“蜀严道铜山”，后世史志附会的“严道铜山”可以说是多如牛毛，遍布全川，唯独没有彭县铜矿。（参见张善熙：《邓通铸钱地问题探讨》，《文史杂志》1995年第3期）这只能说明，彭县铜矿是史前遗址，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湮没日久，后人不再知晓，因此从秦汉以来的人们视野中消失。但我们绝不能因为偶然发现大量崇宁古钱，就断定它是宋元以来的铜矿遗址。当然，要证实它是否是古蜀曾经开采利用的铜矿，以及是否是三星堆、金沙青铜冶铸业的铜矿石供应基地，还需要充分的考古发掘资料来加以证实。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四川开办新式工业，采矿业成为基础工业，勘探矿产资源、开办五金矿产各业成为兴办实业的新趋势，彭州铜矿资源重新焕发青春。光绪三年（1876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开办新式军火工业——四川机器局，所用大量铜、铅、钢、铁，即来自彭县等地。刘秉璋接任后，一如既往，“需用铜、铅、钢、铁，……请仍照前案，在成绵道土货厘金项下提拨银两，饬令委员在于省城”就近地方采买上色精铜壹万捌千斤，净铅壹万玖千斤，苏土钢壹千斤，毛条铁陆千斤。”（《谕折汇存》，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初七日，页10。转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495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在省城就近地方采买如此数量的精铜及其它原料，非彭州铜矿莫属。由于军火原料需求的日益增加，使铜料供应不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商人魏子书呈请川督锡良，自愿报效，自备资金，经营彭县大宝山铜矿。开采一年余，锡良责魏办理不善，收归官办。宣统元年（1909年），川督赵尔巽决定改良冶炼方法，任命日本矿科毕业生孙海寰参用西法冶铜，铜厂初具规模。民国4年（1915年），彭县铜矿改属铜矿公司经营，年产200余吨。彭县铜矿再次焕发出它的青春。

张学君：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

篇5：大禹川文化产业示范园区诞生记

费 宏 伟

近日，为了给大禹川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做广告，我考虑许久，写了一首打油诗：昔日亮剑老君山，今朝驰骋大禹川。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这短短的二十八个字，基本概括了二十一世纪前十五年我的学习、工作、生活及探索。

二十一世纪的头一年，洛南县委、县政府以政府文件形式提出来以“每个干部投资1000元，搞一个项目，兴一方产业”的“三个一”工作部署，并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和问责机制。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以洛南县文化文物旅游局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参与了这项工作。我所策划、实施、建设的老君山旅游风景区已是国家级3A景区，正在积极创建国家级4A景区；老君山旅游风景区所在的巡检镇也荣膺陕南唯一的旅游名镇;由此而衍生出的移民新村的农友们也在兴致勃勃的谈论打造“农家乐集群”。

一次，我遇到了曾因组织“老君山登山节”与我发生激辩的原巡检镇党委书记秦某，他说：“你真幸运，老君山搞成了，你虽没升官，可也算发财啦”！我不假思索的回应了一句：还有比我更幸运的，在你下一任、下下任都出了二个副县级，就是你有些窝囊，暨没有升官，也没有发财。

说起“老君山登山节”，我真的气不打一处来，这个由于机制、体制原因人为制造的发展困局，更加坚定了我“豁出一身剐，也要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很多时候，职场的同僚们都在说：在一块共事是一种缘分，要团结为重，与人为善。可在“老君山登山节”是否举办的问题上，官方是惊人的默契，封杀！！这个在当时由于安全问题而处分省长的大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在党旗下宣誓，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的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群众要致富，农民要增收，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组织有安排，我们的党员干部却要为了保护自己的乌纱帽，出尔反尔，推翻此前做出的支持承诺，让我花了十多万策划、实施的“老君山登山节”彻底泡汤。不要说十多年前的十多万，就是现在，十多万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们受党教育多年的党员领导干部，公然言而无信，放任投资者的损失无限扩大，把现在看来是“盖世之举”盛大活动付之东流，至今我也愤愤不平。之后，我曾在好多媒体就此发布看法，对党员领导干部不作为，保官帽的做法，进行驳斥，当然也给自己带来不少争议，可我依然觉得义无反顾。

今天，我作为一位行业的成功者，在体验“事业有成，功在千秋”的盛誉之下，那些创业的艰辛，坚守的窘境，孤立无援的上下求索都在瞬间灰飞烟灭，荡然无存。这个用“亮剑”才可释怀的创业之举，真是让我真枪实弹的露了一手，让那些总爱拿“狗戴罐子冒碰”来谈论老君山的说客们着着实实的大开眼界，感到“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的确不是一句闲言。

2007年7月，我撰写的《关于建设秦岭南麓百里生态文化旅游长廊的思考》，在《洛政通报》上发表，县政府主要领导要求全县各乡镇、有关部门学习、参考，这是我所组织、开发、建设的老君山旅游风景区首次取得官方认可。故此，老君山旅游项目无论是生态保护，还是旅游开发；无论是做官，还是发财；无论是文功武略，还是草根鸟民，他们都能够真真切切地感悟到一种实实在在地变化，它改变了一群人的生活方式、传统理念、官场规则、思维定势，我们以一种无可争辩事实，在向众人昭告：老君山旅游开发成功了！老君山的策划者、开发建设者是洛南旅游产业的领军人物。

然而，事业的奋斗是永无止境的。老君山的成功，只能是扬眉剑出鞘。2009年初，我出任文化产业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恰巧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机遇只能纯情那些有准备的头脑，我再次高举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着力描绘新的辉煌。这一年，老君山有了很大发展，巡检的移民新村开始筹建，巡检街扩容必须仰仗的南北两座大桥也在我频繁地催促下开始建设，这些足以彪炳史册的醒狮之举终于起步上路，我发表了《老君山招商引资成功说明了什么》，把科学发展的积极成果记录在案。

成功往往才是新的开始，洛南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进入调研、分析、论证阶段，我用在老君山摸爬滚打积累原始经验，连同被敲打地几乎泯灭的职业良心，迈开了新的征程。

用了近二年的时间，“洛南县文化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终于以部门文件形式出台，这个饱含我智慧愿望的县级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从发布之日起就调高和寡，我拿着厚厚地文本，自我欣赏着自己的“杰作”，长叹：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之后，我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督促全县各文化单位和乡镇文化站执行这个现在还是全国首部县级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可依然是暗无声息。我曾在“我有事问总理”栏目里发帖子：总理呀，是不是要请我到文化部任职，把您发布的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落到实处。

这些看来不着边际的话，其实表明两种态度：一是政治开明，我们的党员干部敢说真话；二是我们的文化体制改革任重道远。我们已经是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去当国家主席，那可能是烽火正当年，但那遥遥无期。去当科部局长，那是举手之劳，垂手可得，但那已是日薄西山，回天无力。因此，我们无须顾忌官场的潜规则，说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话，可能就是履行党员职责了吧。

2012年7月，县政府任命我担任洛南县文化体育中心项目建设管理处副处长，我迅速结合我管理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调整了工作思路，树立了这样的目标：我们策划的孔子文化公园必须成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我们县的文化体制改革应当走在全国前列。

篇6：川酒文化蜀酒文化

新北川宾馆位于四川省绵阳市新北川县城，是山东省对口支援新北川的项目，宾馆设计中我们把齐鲁文化和蜀文化进行了有机组合，使其营造出具有地域特色和人文环境的宾馆设计空间。

项目面积为20000平方米，宾馆设计标准定位为四星级，整个宾馆主要以羌族文化为主本文由:清远酒店装修编辑整理发布引线进行设计。

通过整体的色彩、材质、灯光以及室内的家具和陈设设计，体现了整个宾馆设计空间的舒适典雅和文化内涵。宾馆设计立意上以稳重、富贵、祥和为主本文由:商洛酒店装修编辑整理发布体，造型对称，用色协调，选择了充满着温情的羌秀图形元素贯穿于整个空间，于统一中求变化。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其特殊的宾馆设计环境让我们产生了对于羌族文化神秘而又久远历史的无限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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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成都川豪装饰企业文化及发展历程

1998年，川豪诞生，经过12年风雨坎坷，今天的川豪已成长为集团化、集约化、专业化和工厂化的大型家居企业。继最早提出集成家居概念后，川豪企业又成功完成了向集约家居业态的革命性升级，并成为集约家居的领航巨舰。

在不断前进的步伐中，川豪企业形成了完整的家居产业系统，拥有川豪装饰、川豪•家世界、帝王风木业、帝王风营销管理事业部等七大分支机构，发展为员工6000余名，年产值近2

川豪拥有三大家居品牌，川豪装饰作为中国装饰行业的主流品牌，在成都、贵阳、南宁、合肥和重庆等省级城市具有主导市场的影响力，是四川家装3强企业、西部家装10强企业和中国家装20强企业。川豪•家世界经营面积近4000平方米，整合从装修设计、环保施工到全线材料及家居配套产品等资源，是成都家装行业超大规模，超高标准的集约家居供应平台。帝王风木业是家装行业屈指可数的集约家居生产企业，拥有西南地区最具规模的现代化木业工厂，生产高品质实木指接集成门和最新时尚整体橱柜，同时还可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制衣帽间和板式家具。

川豪人秉承“以服务缔造口碑、以口碑成就品牌”的服务理念，在行业中率先推出处理问题总经理首问制，服务不满意登报致歉等措施。“真诚务实到永远，真心服务每一天”的企业宗旨，彰显出川豪踏踏实实做人，做企业，认认真真为客户提供周到、及时、优质、舒心服务的务实态度。

这就是川豪企业，一个家装行业的领航企业，一个“追求无止境，创新每一天”的企业。

亿元的大型企业。

川豪装饰总经理致辞

每一套房子都是一件艺术品

川豪经过九年的高速发展，获得了今天的市场地位，我们总结出一条很核心的经验，那就是我们一直将自己的产品当作艺术品。这种观念使我们的行为模式和服务模式与众不同，最终呈现给客户的不仅是消费过程的轻松愉悦，还有物超所值的消费价值，因此客户觉得找到川豪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我们的价值也因此而展现。

把家装产品作为艺术品，说起来很美丽动听，做起来却辛苦异常。首先需要一支热爱艺术的员工团队，这基于员工的专业，也需要员工正确的价值观，进入川豪的员工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如果你只想挣钱，川豪不适合你；如果你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体现人生价值，川豪欢迎你”。

既然是艺术品，在成本上往往无法做到最少化，但又要保证员工和企业的正常利益，这是破费思量的。为此，我们通过不断创新来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一是资源整合，这可以降低综合成本，川豪九年的历程很大程度上就是资源的深化和广化；如从单纯的设计、施工到引进材料、家居用品等全线产品，给客户提供了极大便捷；二是科技创新，这可以提高效率和质量，川豪在运用科技手段方面具有很大的胆量，我们使用某种科技手段，行业两三年后才有类似技术出现。作为一群将“创造家居艺术”作为使命的人，川豪人习惯了实实在在做事，这或许和某些行业惯例不相适应，但最终是让客户受益的

川豪装饰发展历程

1998年

9月，川豪装饰在成都华立大厦宣告成立。创始人罗会德先生。木制作专业出生的罗会德先生带领团队，以严格的施工工艺标准和质量奠定了川豪之基。

1999年

川豪装饰在原始积累的 基础上逐步提高质量及做好客户服务工作，在社会上赢的好评！

2000年

川豪各方面迅猛发展，品牌地位在装饰行业进一步得到了确立：被誉为成都市诚信装饰企业，成为中国室内装饰协会会员单位，作品在全国、省、市获得各种室内设计大奖。

川豪率先推出“全透明家装”，实施电子报价，让消费者全程享受阳光服务，明白消费。

川豪建立材料公司，首次提出“集成家居”的产业概念，通过资源整合，为客户提供了更多附加价值。

川豪推出“垫资施工，满意付款”的经营模式，震撼业界，同行纷纷仿效；同年，川豪冲出盆地，建立贵阳分公司，开始走向全国。

川豪再次高举扩张大旗，先后建立合肥分公司和重庆分公司，并在产业扩张上击出重拳，投资近千万打造四川省帝王风木业责任有限公司。

川豪推出“家居生活集成服务”模式，整合宽泛的家居集成服务资源，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附加服务。

川豪·家世界震撼登场，开创“集约家装”全新业态模式，川豪新一轮资源整合提升战略得到了初步实现，这使川豪成为集约家居领航者。

经过数月运行检验后，“实景设计系统“正式大规模投入服务。6月，推出“家装精时代”服务项目，打造领先行业的体系标准。6月，引进激光检测仪器，将施工工艺提到更高的水准。7月，率先在行业内推出“工地远程监控”系统。

推出了领先行业的全新服务体系——家装秘书，是家装企业的升级服务模式。

3月，在总结和规划会议上，罗会德总裁提出川豪要做“中国装饰行业百年品牌”的规划。着力打造标准化体系，更为严格地规范企业经营，领航家装市场。敢为行业先，打造企业设计、工程、市场、家世界、帝王风及总部后勤6大体系手册，对各环节做出严密规范。

2009年

提出集团化战略发展方向，进行产权改革、内部流程与企业文化梳理与再造。

川豪装饰10年荣誉 年荣誉

1998年

公司成立，以专业的技术水平、精湛的施工队伍、完善周到的服务在成都装饰行业中迅速崛起。1999年

公司业绩进一步攀升，进入稳定、有序、快速的发展阶段 2000年

◆公司被誉为成都市诚信家装企业

◆成为中国室内装饰协会会员单位

◆其设计师的作品，在全国、省、市获得各种室内设计大奖 2001年

◆成为成都市建筑装饰协会会员单位 2002年

◆被《成都晚报》读者评为“最信赖的十大家装公司”之一 2003年

◆被西部饰材精品城、成都晚报社评为“十大金印王装饰公司”

◆被成都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评为“室内装饰工程质量和室内环境空气质量跟踪单位” ◆被成都室内装饰行业协会、成都市名牌企业发展中心评为“优良装饰工程”

◆被成都室内装饰行业协会、成都市名牌企业发展中心评为“诚信企业”

◆被四川省消委、四川省质量协会、华西都市报社评为“四川省家装企业八强”

◆成为成都市政府采购重点联系单位

◆成为《天府早报》家装俱乐部会员单位

◆被西部首届居家装饰节组委会评为“西部居家装饰百强企业”

◆被四川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成都室内装饰协会、成都市政府打假办装饰行业打假投诉站、33频道等单位指定为：以规范家装市场、净化家装环境为目的的百姓放心家装大行动家装企业合作单位 2004年

◆被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评为“诚信、维权”定点联系单位.◆川豪推出50万大奖征集诚信建言活动，同年，川豪举办了首次行业听证会，获得社会高度赞誉；同时川豪荣获“十大最受欢迎家装品牌称号”。2005年

◆川豪被评为“四川家装三强”、“西部家装十强”、“中国家装二十强”和“诚信100品牌”荣誉称号；并与家电巨头永乐生活电器达成战略伙伴联盟，将集成家装推向深入。2006年

◆川豪企业巨资打造“川豪家世界”，让客户体验“集约家居一体化平台”。同时也是川豪企业让集约家居开启第六代家装时代。2007年

◆川豪企业成为是西南独家拥有“实景设计系统”的装饰企业。率先让客户体验“科技家装”

篇8：川酒文化蜀酒文化

川主所指的对象, 历来都有争议。[1] “川主”这样的表述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 “然川主之名则远矣, 《续锦里耆旧传》‘天成二年乙亥, 川主斩两川监军使李严’, 川主指孟知祥也!是蜀人称其地官之最尊者曰‘川主’耳”。[2]而且, “川主”的使用只局限于蜀人之间, “川主者, 为蜀人所崇祀, 他省不经见”[3]。因此, 最早的“川主”应该指的是蜀人对其地方官中最尊者的称呼。

唐宋以来, 特别是明清时期, 蜀地始有大范围的祭祀“川主”的活动。民众祭祀“川主”的最大原因莫不是对于连年泛滥成灾的洪水的恐惧, 希望通过祭祀“掌控一切”的“川主”来实现对洪水的控制, 以至于后来, 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联想到秦代蜀郡治水有功的李冰太守, 并将其升格为真正的“川主”[4], 成为蜀地祭祀的核心对象。后来演绎出来的李二郎 (李冰次子) 、赵二郎 (赵昱) , 甚至莫须有的杨二郎等等, 不是历史的随意附会, 就是所谓“庙食之争”的宗教内利益斗争的结果, 其有民间信仰实践的学术研究意义, 但对厘清信仰实践在思维上的集中表达却似乎充满障碍。因此, 笔者认为, 真正的“川主”应该仅包含两层含义:第一, 对蜀地方官中最尊者的称呼;第二, 特指历史上确有其人且治水有功的蜀郡太守李冰。本文所讨论的松潘地区的“川主”即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 其信仰对象起先是对蜀最高地方官 (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璋) 的崇祀, 而对于有功过定论的历史人物的祭祀是有一定问题的, 特别是在当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所谓释放“正能量”的时代背景下, 对信仰对象作正本清源式的厘清是非常有必要的明智之举。

二、信仰路径:川主信仰之形成

笔者曾撰文指出, “从宗教信仰产生的过程来看 (特别是民间宗教) , 往往遵循着这样的步骤:感应、灵验事件产生初步的民间崇拜;官方的涉入、加封、追谥等, 确立灵验事件当事人的身份;文人的歌颂、士大夫阶层的鼓吹等, 形成局部的民间信仰, 并逐步向外扩散;建立主供寺院 (或庙宇、殿堂等) , 塑造主供神 (或菩萨等) 的造像, 接收十方信众的顶礼、膜拜, 并不断产生新的感应、灵验事件;最后形成全社会普遍的宗教信仰。”[5]这是宗教信仰产生的一般路径, 在某些具体信仰中, 可能会“跳过”或者缺少上述某一个步骤, 但是核心的“感应、灵验事件”、“官方的涉入、加封、追谥等”、“建立主供寺院 (或祠堂、庙宇、殿堂等) ”这三点是必不可少的, 至少通过这样的路径可以形成局部的民间信仰, 本文所讨论的川主信仰对象之一, 即“特指历史上确有其人且治水有功的蜀郡太守李冰”, 即是这种路径的实例, 以下作简要阐述。

李冰作为川主信仰的对象之一, 其“感应、灵验事件”并非子虚乌有, 而是史籍中确切记载了的史实。“秦昭王得田广之议, 伐蜀郡;平之后, 命李冰为守。开成都两江, 兴迪溉田万顷已 (以) 上, 到秋收阅数百千里。而水有神, 籍为民害。冰遂刺杀江神, 无复水旱之灾, 岁常丰熟。”[6]虽有一丝神话色彩, 但基本描述了“李冰为守”之后蜀地的“大好形势”。李冰被后世所铭记的最大功绩在于修建了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在李冰之前, 蜀地每逢洪水便成一片汪洋, 百姓流离失所, 家园难固;在都江堰修建之后, 成都平原再未罹受洪水之苦, 农业发达, 物产丰盈, 终成“天府之国”。这样的局面, 完全承赖李冰的治水有功, 因此蜀地百姓对于李冰的感激和崇拜之情溢于言表。随着时间的推移, 对于李冰这位“川主”的思念和追崇渐渐多了一份神化色彩, 上引文中所谓的“刺杀江神”, 可以引申出对应的李冰已然被神化成了“水神”。因此, 通过“半真半假”的“感应、灵验事件”, 就形成了对于李冰作为“川主”的初步信仰。

历朝历代对于川主李冰的“加封、追谥”历历可数。据相关统计数据, 李冰被官方追谥的封号有:

前蜀王建、王衍时期 (907—925年) , 封大安王;

后蜀孟昶时期 (934—965年) , 封应圣灵感王;

唐太宗时期, 褒封神勇大将军;

唐玄宗幸蜀时期, 敕封司空相国;

广平二年 (881年) , 封济顺王;

宋太祖开宝七年 (974年) , 封广济王;

宋徽宗时期 (1102—1127年) , 改封真君;

元文宗至顺元年 (1330年) , 封圣德英惠王;

清世宗雍正五年 (1727年) , 封敷泽兴济通佑王, 赐绩垂保障额;

光绪三年 (1887年) , 加封通佑显英王, 赐陆海金堤额。[7]

官方加封的意义在于, 首先肯定了加封对象的历史功绩, 同时也给普通信众释放了一个信仰许可的信号[8]。

在通过官方的加封, 确立感验事件 (作为川主的李冰有相当多的史实部分) 当事人的身份之后, 就会形成区域性的民间信仰和崇祀, 而对于信仰和崇祀固化的重要一步还在于主供寺院 (或祠堂、庙宇、殿堂等) 的建立。供奉川主的寺庙, 一般都叫川主庙, 或者川主寺、川主宫、川王宫、清源宫等, 据学者统计, 清代民国时期四川地区 (包括现重庆地区) 新建的川主庙就有180座[9], 这一方面是由于清代官方明文规定川内各县必须修建川主庙,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民间存在着巨大的信仰需求空间, 大量修建川主庙只是其中之一。

在以李冰治水的伟大历史功绩事实下, 通过不断地被神化, 加以官方的敕封、赐额, 形成了区域性的民间信仰, 并通过建立主供寺院将这种信仰固化下来, 最终形成了以李冰为信仰对象的川主信仰现象。

三、主流与非主流:信仰对象之嫁接

川主信仰的流行主要是沿着岷江流域, 在岷江上游则要数松潘地区的川主信仰。松潘川主信仰的承载体即是松潘县的川主寺 (现位于川主寺镇, 镇以寺为名) 。据民国十三年的《松潘县志》中记载, 松潘川主寺位于“治南外城内, 清同治间重修, 宣统辛亥毁。”据当地文史资料记载, 川主寺, 藏语“卓仑贡巴”, 始建于1428年, 由藏人希洛益西堪布主持创建。原有寺院共有房屋86间, 占地27亩, 大殿雕梁画栋, 雄伟壮观。寺内曾经供奉大小泥塑菩萨2018尊, 铜铸菩萨1025尊, 银子唢呐2对, 大蟒号4对, 唐卡350幅, 经书3250卷, 舍利塔2座, 大小转经筒524个, 木雕菩萨128尊, 还存有黄金、白银等财产。“文革”期间, 寺院和财产遭到损毁, 仅部分文物和经书得以保存。1997年在原址重建大殿一座, 为三重歇山式方形建筑, 装饰金碧辉煌, 华丽多彩。大殿外建有一座门楼, 横坊上为红底金字, 为藏文和汉文书写的“川主寺”字样, 寺院现属苯教所有, 相当于当地林波寺的下院[10]。

关于松潘川主寺主供的对象, 没有明确的史籍记载。罗开玉在《中国科学神话宗教的协合:以李冰为中心》一书中列举清代民国时期川内新建的川主庙时, 认为松潘的川主庙主要供奉李冰[11], 没说明引用来源;而付玉强在《明清以来四川地区川主信仰时空分布研究》一文列表中提到, 松潘的川主寺“相传纪念三国时四川之王‘刘璋’, 建寺庙于此”[12], 也未注明出处。如果按照上述的寺院由佛教堪布创建, 则其不可能供奉汉人的“川主” (不管是李冰还是刘璋)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 寺院最初由汉人建立, 目的为了追忆益州牧刘璋;后来由于一些历史缘由 (时间最可能是在明清时期, 这是川主庙修建的高峰期) , 循改奉常见的川主李冰;而自清末民初以来, 川主信仰处于低潮期, 于“宣统辛亥毁”;1997年新建之后, 由于人们对川主信仰的缺失, 寺院虽称“川主”而实由当地苯教所有, 陷入一种信仰的尴尬境地。

上文将“川主”聚焦于李冰和蜀最高地方官, 主流的川主信仰都是以李冰 (李冰父子、二郎神、赵二郎、杨二郎等都是李冰川主信仰的变异形式) 为崇拜对象的, 而松潘的川主信仰则是异于主流的“非主流”——它以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璋为信仰对象。松潘川主信仰的特殊不在于它是对蜀地方官的崇奉 (它本身也是川主信仰最原始的形式) , 而在于它所崇奉的对象在历史上却是是个庸庸碌碌、平平常常的人物——刘璋。

刘璋, 字季玉, 江夏竟陵 (今湖北天门) 人。继父亲刘焉担任益州牧, 刘璋为人懦弱多疑, 汉中张鲁骄纵, 不听刘璋号令, 于是刘璋杀张鲁母弟, 双方成为仇敌, 刘璋派庞羲攻击张鲁, 战败。后益州内乱, 平定后, 又有曹操将前来袭击的消息。在内外交逼之下, 刘璋听信手下张松、法正之言, 迎接刘备入益州, 想借刘备之力, 抵抗曹操。不料此举乃引狼入室, 刘备反手攻击刘璋, 法正又为刘备内应, 刘璋不得已于214年投降, 被迁往荆州公安 (今湖北公安) , 于220年病逝于荆州。陈寿说他“璋才非人雄, 而据土乱世, 负乘致寇, 自然之理, 其见夺取, 非不幸也。”[13]刘璋的失败并不是一种不幸, 而是他“才非人雄”, 缺乏才能的一种必然。

松潘川主信仰的形成与李冰作为川主的信仰形成路径是迥异的, 其核心的区别即在于信仰的对象无论在史实中还是在神化传说中都未曾形成一定规模的对“感应、灵验事件”的膜拜、崇祀, 因此后面的信仰路径也就无法完成, 所以, 松潘地区的川主信仰理当是偶然的、孤立的。“刘璋虽暗懦, 然国富民盛, 守之以恩, 无所得罪也。”[14]普通民众也许会像南宋著名学者叶适一样, 衡量一位“川主”好坏的标准只在于“国富民盛”, 其性格上的“暗懦”并不影响其在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因此, 可以推测, 松潘川主信仰的形成应该是由川内遗民 (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之前, 四川土著已经很少) 对刘璋的崇祀所致, 甚至是将纪念刘璋的川主寺作为对纪念刘备的川主寺 (现达州开江县的川主寺即是供奉刘备) 的一种象征性的对抗存在。所以, 松潘地区“非主流”的刘璋川主信仰是对主流的李冰川主信仰的对象嫁接, 是一种特殊的信仰形态。

四、正本清源:文化旅游价值之开发

纵观松潘川主寺的历史, 从最开始的崇祀刘璋, 到供奉李冰, 再到现如今“沦为”苯教的附属, 期间经历了很多的曲折与动荡, 但核心的“信仰”未变, 无论是对刘璋还是李冰等川主的崇奉, 还是对现在苯教诸神的崇奉, 都是民众素朴信仰的表达途径, 不能轻易给予改变或剥夺。但是, 在厘清历史的过程中, 我们应当过滤掉一些由某些“负能量”人物或事件所带来的负面联想效应 (对刘璋的崇祀即是如此) , 有必要对其作正本清源式的肃清, 人为地将其回归到主流信仰之中。同时, 在时下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情境下, 对松潘川主信仰重新作一次回归和规划, 开发出其应有的文化旅游价值。以下即从三个方面阐述构建以川主信仰为核心的松潘文化旅游项目的初步设想。

1、打造岷江流域川主信仰带。将松潘川主寺定位为以主供川主李冰的祠堂性寺庙, 联合岷江流域各地区的川主信仰资源, 主要弘扬以李冰为核心的治水文化精神, 即无所畏惧、勇于开拓、解民疾苦的伟大民族精神;

2、引进和完善以“川主会”为核心的民俗文化群。传说中李冰的生日是每年农历的六月二十四, 在川内很多地区都有举行“川主会”的习俗, 其核心在于对川主李冰的祭祀, 同时, 也会进行若干戏剧性的表演 (称作舞阳神戏, 简称“阳戏”) 。重庆江津地区的“川主会”是远近闻名的, 将其引进松潘, 并不断完善, 可以作为文化旅游开发、吸引游客到访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