淋巴因子的化学本质是蛋白质吗

淋巴因子的化学本质是蛋白质吗（通用3篇）

篇1：淋巴因子的化学本质是蛋白质吗

淋巴因子的生理作用

在体液免疫中淋巴因子的作用是促进B细胞的分化；在细胞免疫中的作用是促进效应T细胞等免疫细胞的作用，加强其对靶细胞的攻击力度。

不同的淋巴因子能表现多种生物学活性，可作用于相应的靶细胞，使靶细胞发生特性或功能的.变化。淋巴细胞借助淋巴因子对邻近或远离的靶细胞产生作用，这与抗体的作用相平行，是实现免疫效应和免疫调节功能十分重要的途径。

篇2：淋巴因子的化学本质是蛋白质吗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013年1~12月外科手术切除并有完整临床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100例, 所选病例术前均未接受化疗、放疗或者其他针对肿瘤的治疗。 所有临床标本的使用均征得患者知情同意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后用于实验。 其中男56例,女44例,年龄28~ 82岁,平均(64.3±0.1)岁;结肠癌64例,直肠癌36例; 按WHO病理分级:高分化15例,中分化68例,低分化17例; 按UICC标准行TNM标准临床分期:A期5例,B期33例,C期33例,D期29例。 另外取其相配对癌旁10 cm正常黏膜组织作为对照。

1.2方法

TCF-4、P-gp、Bcl-xl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采用链霉素-生物素过氧化物酶(SP)染色法,严格按说明书操。TCF-4、P-gp、Bcl-xl单克隆抗体为即用型工作液, 用已知阳性切片做阳性对照, 用PBS做阴性对照。 TCF-4、P-gp、Bcl-xl单克隆抗体、SP试剂盒及DAB显色试剂盒,以上材料均购买于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公司。

1.3判断标准

TCF-4蛋白在石蜡中阳性染色主要定位于细胞浆及细胞核,呈现棕黄色颗粒,Bcl-xl、P-gp蛋白在石蜡中阳性染色主要定位于细胞膜和/或细胞浆。 根据肿瘤细胞显色的比例及染色强度。 以阳性细胞率评分:计数10个高倍视野,阳性细胞数<5%为0分,5% ~25%为1分,>25%~50%为2分,>50%~75%为3分, >75%为4分。 以显色程度评分:淡黄色为1分;黄色为2分; 棕黄色为3分。 两项结果相加<2分为阴性(-),2~3分为弱阳性(+),4~5分为中度阳性(++),6~ 7分为强阳性(+++) 。 其中+~+++为阳性。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13.0对数据进行分析,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两独立样本的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χ 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 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 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TCF-4、P-gp、Bcl-xl在结直肠癌及正常组织的表达

TCF-4蛋白阳性表达主要定位于细胞浆及细胞核,以细胞核为主,呈现棕黄色颗粒(图1);Bcl-xl、P- gp蛋白阳性表达主要定位于细胞膜和/或细胞浆,呈现棕黄色颗粒(图2~3)。

结直肠癌组织中TCF-4、P-gp、Bcl-xl阳性表达率分别为:85%(85/100)、67%(67/100)、84%(84/100), 而在癌旁正常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9%(9/ 100)、2%(2/100)、7%(7/100),癌组织显著高于正常组织, 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χ2= 115.937、93.484、119.548, P < 0.01)。

2.2结直肠癌组织TCF-4、P-gp、Bcl-xl表达的相关性分析

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TCF-4与P-gp、Bcl-xl表达呈正相关(r = 0.301、0.581,P < 0.01);P-gp、Bcl-xl表达呈正相关(r = 0.390,P < 0.01)

2.3结直肠癌组织TCF-4、P-gp、Bcl-xl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TCF-4、P-gp及Bcl-xl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与患者发病年龄、性别、组织学类型、肿瘤部位、肿瘤大小无明显关系(P > 0.05);但与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复发肿瘤者及TNM分期有关(P < 0.05) 不同分化程度的P-gp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不同分化程度的TCF-4、Bcl-xl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1。

3讨论

TCF-4是Wnt/β -catenin -TCF信号转导通路中的核内转录因子。 Wnt通路对于细胞生长、分化的调控, 是通过其核内转录因子TCF激活一系列靶基因的转录来实现的[6]。 本研究发现TCF-4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率明显高于正常黏膜组织;TCF-4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与肿瘤的分化程度、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复发有关(P < 0.05),而且TCF-4阳性表达率随肿瘤浸润深度增加、分化程度增高、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术后复发而增高,这说明TCF-4蛋白表达增强时,肿瘤分期越晚,淋巴结转移越多,组织分化越差可能预后也越差。李春艳等[7]研究发现TCF- 4高表达与NSCLC的分化密切相关。 有的研究认为TCF-4的表达与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及肿瘤复发有密切相关[8]。 然而杨连赫[9]研究表明TCF-4蛋白的表达情况与患者的TNM分期显著相关, 而与淋巴结转移无关,这可能与研究样本量少、检测手段的标准化不足有关。 Potocnik等[10]研究表明Wnt通路是通过TCF-4激活MDR基因转录多药耐药蛋白实现,从而导致多药耐药。 因此,TCF-4在细胞恶性转化的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结直肠癌的发生、预后相关。

注:TCF-4:组织T细胞因子4;P-gp:P糖蛋白;Bcl-xl:抗凋亡蛋白B细胞淋巴瘤-xl

P-gp是由MDRI基因编码、具有能量依赖性药泵功能,与药物结合,同时在其核酸结合位点上结合,水解后所释放的能量使药物泵出细胞外,同时使药物在细胞内再分布,使药物聚集于与药物作用无关的细胞器内,从而产生耐药[11]。 本研究发现P-gp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率明显高于正常黏膜组织;P-gp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与浸润程度、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 TNM分期、肿瘤复发相关; 表明P-gp参与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及MDR的产生。 P-gp在结直肠癌组织中伴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者高表达;肿瘤侵犯程度越深、P-gp阳性表达率越高; 术后肿瘤复发者P-gp蛋白阳性表达率比未复发者高。黎骋[12]研究表明P-gp表达与淋巴结转移、浸润深度有关。 然而叶正龙等[13研究表明P-gp表达与淋巴结转移及分化程度无关。 也有研究认为:P-gp表达与TNM临床分期有关[14]。 陈晓耕等[15]证实了P-gp的表达与肿瘤组织分化程度有关,分化程度越高,阳性表达率越低;而Nooter等[16]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因此,有关P-gp的表达情况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 由此可见P-gp不宜用作判断肿瘤恶性程度的指标,其表达可能具有个体差异性。 因此化疗前检测P-gp可有效预防盲目用药同时需根据P-gp动态变化适当调整化疗药物的使用, 以免引起继发耐药。

Bcl-xl是Bcl-2家族的凋亡抑制基因,Bcl-xl可通过其分子表面的“疏水口袋”与含有BH3的促凋亡蛋白结合从而拮抗后者促进细胞凋亡的作用。 此外Bcl-xl还可与Apaf-1、caspase-9形成复合物而抑制caspase-9等的激活, 从而导致细胞内重要凋亡相关蛋白质的溶解并抑制细胞凋亡[17,18]。 Konishi等[19]研究发现,直肠癌中h RFI过表达可以通过上调NF-κB活性的途径使Bcl-xl表达上调,从而抵抗5-FU诱导的线粒体凋亡通路。本研究发现Bcl-xl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率明显高于正常组织;与Bcl-xl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与患者肿瘤的分化程度、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 远处转移、TNM分期及肿瘤复发复发有相关性, 而且Bcl-xl阳性表达率随肿瘤分化程度增高、浸润深度增加、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术后复发而增高,而与其他临床病理特征无关,这说明Bcl-xl蛋白表达增强时,肿瘤分期越晚,淋巴结转移越多,可能预后也越差,这与文献报道的研究基本相符合[20]。 然而有研究表明,与肿瘤的浸润深度及淋巴结转移情况无关[21]。 本研究表明分化程度差、浸润较深、有淋巴结转移、 远处转移者肿瘤复发者,Bcl-xl蛋白表达阳性率较高。因此本研究认为Bcl-xl可作为反映结直肠癌恶性生物学行为及预后的潜在标志物, 提示Bcl-xl在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中有重要作用,测定结直肠癌组织中Bcl-xl的表达可能对判断预后有一定帮助。

本研究结果显示, 结直肠癌组织TCF-4、P-gp、 Bcl-xl三者间表达呈正相关。 Wang等[22]在大肠癌的研究中发现,P-gp的表达受 β-catenin/TCF的调节,并且这种调节是通过TCF-4激活P-gp启动子而实现的。 细胞质内由于 β-catenin的积聚而进入核内与TCF-4形成激活复合体, 再进一步激活TCF-4的下游靶基因,并使其表达增强,结果P-gp分泌增加;抗凋亡抑制基因Bcl-xl表达上调,参与抑制结直肠癌细胞凋亡的同时降低了结直肠癌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使细胞凋亡减少,细胞增殖失控,导致结直肠癌的发生、 侵袭和转移及MDR, 有研究表明P-gp与Bcl-xl呈正相关[21],与本研究相一致,提示P-gp和Bcl -xl在结直肠癌中的高表达可能是协同导致MDR。

篇3：中国思维的本质是巫术吗

要对周泽雄先生文中的结论得出或支持或反对的意见，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中国思维”。“思维”而加之以“中国”的限定，无疑指的是一种普遍的具有中国特点的观念、价值、思路与思维的体系，它能够代表一个民族具有历时态与共时态特点的观念价值与集体思维的基本特征，是中国社会与华夏民族五千年文化历史凝结的整体精神与集体智慧的体现与反映。因而否定中国思维即否定中国传统的文化智慧，否定中国五千年文化与智慧发展与成长的历史。中国思维的本质是巫术，那么中国过往的五千年的历史都是在巫蛊的世界当中，绝无科学的清晰与道德的坚持，那么今天的我们将是在一种完全陷落的蒙昧与丑恶的状态之中去延续整个民族精神，这种结论无疑充满了虚无感。

中国思维的本质是巫术吗？我想对中国文化稍有理解的人都会断然否认这样的幼稚与武断的结论。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核心，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汉书·艺文志》）崇文尚礼、居仁由义，追求“仁政”、“王道”的政治思想，以“仁”与“忠恕”为中心宗旨，“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伦理思想，“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温故知新”（《论语·为政》）的教育思想，重义轻利、重本抑末的经济思想，虽然有一些与现代文明不能完全兼容的观念，但在价值根基的基础的层面上影响了中国先民两千多年，是一笔不容否定的思想财富。

儒家思想归结到一个关键点，就是对社会发展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的道德基础本位的强调，“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张载《正蒙·乾称篇》）天人合一，贯通人道与天道，其超越与出世性质的精神与品质，使得世界不再是作为本质上独立的有限的世界，而是作为整个宇宙一个组成部分，使人具有无限发展可能的崭新意义的世界。这种思想使我们具备了摆脱有限的人类经验和理性束缚的精神基础，使我们的文化具有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超越性的智慧和意义，因而使我们得以认识到我们这个民族在本性上是拒绝堕落与平庸的。万物交感、天人合一的思想能够有效地贯通世俗智慧与出世信仰，对于克服当今西方世界科学与宗教、世俗道德与宗教道德之间致命性质的矛盾不失启示性质。这样的本质性的特点，又与巫术何干呢？

我们也可以试着这样理解，周泽雄先生是在批判历史与现实之中丑恶的、不如人意的事实与观念价值。但是将这样的历史与现实中的不如意与丑恶面决然否定且一律冠之以“中国思维”的帽子却是极其粗暴与武断的观念与行为。我们看到，历史与现实之中诚然充斥着专制与暴政的黑暗，蒙昧与野蛮的毫无理性，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稀缺，正义与道德价值的沦落与缺位，但从黄帝算起有五千年，从孔子算起有二千五百年的文明历史中，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息繁衍的这片土地之上同样不乏汉唐雄风、诗词歌赋、文化的珠玑璀璨、道义坚持的义无反顾。无论如何，中华祖先世代相续的精神与道德力量的努力与坚持的历史如果不能在崭新的时代由我们接过与承续，那么我们必然丧失我们由以生存发展的民族精神的根基。文化与道德上的恰如其分的保守主义精神，我以为是一个民族成熟、理性、雅洁与深邃的至深源动力。西方人有民主、科学，我们也有我们执着坚守的道德形而上学。西方中心论的思路是短视与有害的，文明的发展必须走上科学与道德之间并行不悖的真善合一的方向，才是一种真正能够造福于世界的文明发展道路。

国学大师南怀谨先生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创造了人类丰富的物质生活，给人类思想与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奠定了强大的基础。但是也出现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核武器威胁、全球温室效应等现象，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也暴露了利己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等重大弊端。这些现象与弊端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制约与克服，那么必将导致人类在本质上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而接近毁灭性结局的边缘。在这样的情形下，在风雨飘摇的俗世与生存的巨大海洋上，中国传统文化把人类放在大自然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主张人与大自然息息相通，和谐一致，天地人一体化，将思想发展的道德性作为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基础的价值体系，就具有了捍卫人类文化与文明发展的使命。执着与局限于历史与现实的丑恶与不如人意之处，看不到传统中国文化有理与有益的关键进而全盘否认“中国思维”与传统中国文化的意义与价值的观念与行为是武断、短视、自虐与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