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角色（通用6篇）
篇1：地方政府角色
厘清政府市场角色或是三中全会最大改革
“从飞机上到达沃斯会场内外，外国公司的CEO们都在热议中国经济增长”，“每位外国与会嘉宾看见我都在问中国经济‘slow dow n’(放缓)的问题，关心中国GDP比自己家里的事情还要多”，一位连续多年参加达沃斯论坛的资深媒体人笑称。
11日，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正式开幕。中国经济增速因何放缓，未来增长前景如何，成为达沃斯论坛首日与会嘉宾讨论最为火热的话题。当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达沃斯论坛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通过最大的一个改革措施，就是正确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角色的区分。
中国经济增长引热议
从五年前的14.2%，降至去年的7.8%，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引发各国各界人士关注。达沃斯论坛开幕当天，《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会场内外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这一话题的热度。或以对话形式，或以论坛形式，多个分会场都在谈论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转型的话题。
俄罗斯铝业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欧柏嘉(O legV.D eripaska)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和大多数跨国公司CEO一样，他非常关注中国经济现状，并注意到中国最近发布的二季度数据显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了。但他同时表示，中国经济的未来趋势是向好的，俄铝也会继续加深与中国公司的合作。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在一场题为“全球风险：中国案例”的互动式会议上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2008年开始增长放缓。从年度数据来看，中国G D P增速从2007年的14.2%降至2012年的7.8%，五年间下降了6.4个百分点，确实是比较明显的放缓。
这样的放缓幅度，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减速产生了一些质疑和担忧。比如，澳洲担心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减少了，周边国家担心中国的原材料采购不足了，中国作为全球对外投资大国，很多国家也担心来自中国的投资额降低。而国内很多人群也对经济放缓会带来的就业困难、地方债危机、财政收入不足、金融系统风险、产能过剩集中爆发等问题备感焦虑。
但是，在王一鸣看来，中国经济与其说是“放缓”，不如说是“开车换挡”。其中既有全球经济环境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调整。“30年高速增长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多问题，前几年关于中国经济改革、转型的呼声很高，但现在真正进入了转型期，大家为什么要焦虑呢？”王一鸣说。
张晓强在达沃斯论坛会场接受包括《经济参考报》在内的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很大。现在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实际的绝对数量是很大的，比如实际增长7.5%，增量部分就达到6200亿美元。中国经济在今后一个时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是符合新阶段的国情和经济规律的，也体现出今后的发展更加重质量、重民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副总裁朱民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本届中国政府再三强调不依靠刺激政策，这很重要。因为刺激政策继续影响结构调整的话，会有长期的隐患。另一方面，保证经济稳定也很重要。所以中国政府开始对铁路、IT、生化、能源等领域进行投资，而避免对产能过剩行业进行投资，这就表明政策调整的精确度，也表明了在新的投资政策环境中，进行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决心，传递出新的政策工具信号。
压力
结构调整难题仍存
达沃斯论坛与会嘉宾在开幕式后纷纷表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日的开幕致辞，向世界传递出中国经济现在是平稳的，中国经济可以实现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信号。
印度尼西亚力保集团一位与会嘉宾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在努力平衡经济，更加重视消费，通过结构调整，从以前的低成本、高污染，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出口产品，到注重经济发展质量，注重发展环保和绿色产业，注重发展服务业等。通过这些途径，中国的产品质量会进一步提升，消费市场会进一步扩大，经济发展会更加平稳。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董事长左拉·索西说，与过去相比，中国现在更加重视结构调整和提高质量，目前的发展速度对世界经济会起到促进作用，依然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专家指出，今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本届政府建立了宏观经济框架—合理区间。在合理区间内，主推调结构和促改革，但如果超出了这个框架，就需要采取措施使经济进入合理区间。以此为前提，政府采取了三条措施：第一是总的来说没有短期刺激政策；第二是出台了大量调结构的措施，这些措施实际上伴随着投资、消费扩大等产生刺激作用；第三是出台改革措施。通过上述措施，中国经济从7、8月开始出现了比较好的苗头。
张晓强说：“
7、8月份时，经济回升态势已经显现，接下来一段时期，维持中高速增长的条件基本具备了。”不过，“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很大了，由此也带来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区域发展差距大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张晓强对记者坦言，调整产业结构存在三个难点。
首先是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难度比较大，用不到9%的耕地养活世界20%的人口，压力很大，而且还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二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业不仅可以增加就业，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对一二产业和经济发展都有强大支撑作用；三是制造业大而不强，要在未来更加开放的环境中，优化升级制造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现有的传统产业进行工业化、信息化的深度整合。其中也包括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淘汰过剩、落后产能。“不过也有很多难点，比如淘汰一部分过剩产能，就要考虑企业职工安置、银行债务、对地方政府税收的影响和冲击、地方政府新的增长点等问题。”
方向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李克强总理在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表示，30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得益于改革，未来中国要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还必须依靠改革“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就是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社会可以做好的就让社会去做，政府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激发更大的活力，这样才能形成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张晓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通过最大的一个改革措施，就是正确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角色的区分。他表示，“未来政府的一些职能还是由市场来做，特别是资源分配应该以市场为主，我们应该把更多的职能转移给市场，这就对企业对竞争更有利了。”
“未来的增长不仅是科学和技术问题，而是资源整合问题。应通过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取消核准审批，使得企业和市场主体的活力更好地被激发。”张晓强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应进一步调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方面，国有企业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深化改革。另一方面也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使得民企的积极性更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此外，张晓强认为，资源产品价格的改革还远远没有到位，应通过改革成品油、天然气和电力的价格机制，进一步发挥价格对节约资源和科技创新的作用。此外，金融财税领域也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主要方向“未来利率市场化、资本项下可兑换，我们在具备了更完善、更有效的监管体系的前提下，一定会有序推进。”张晓强说。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李玲也认为，过去30年改革开放，中国是经济先行。由于摸着石头过河，很多改革政策的出现都是自下而上的，呈现分散化、碎片化的特点。而现在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社会方方面面都需要平衡发展，我国也急需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需要我们在经济、政治、环境、司法、文化等方面完善治理。(记者 孙韶华 李唐宁 王炳坤 初 杭)
篇2：地方政府角色
２００８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持续多年的大衰退，是美国战后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认识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的一个好机会。这些年来，关于金融危机的回顾和总结大多注目于华尔街和金融体系，而对于政府在应对危机中的作用，似乎只有政府内部的官员才有深刻反思。当年的财政部长鲍尔森（Hank Paulson）在２０１０年写了《千钧一发》（On the Brink）回忆录，记叙这一段的经历。但他在２００９年总统换届后就离职了，所以故事只有前半段。而另一位政府方面的主角，就是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金融危机爆发时，他正好在“台风中心”，是纽约联邦储蓄银行主席。随后，他担任了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３年的财政部长。可以说盖特纳在整个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恢复阶段都是美国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主导者之一。他在２０１４年初出版的自传《压力测试》（Stress Test: Reflection on Financial Crisis）是这个过程中政府运作更完整的记录。
在《压力测试》这本书中，作者记叙了２００８年以来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好几件大事：金融危机的爆发与遏制，消除恐慌的“压力测试”，欧盟诸国财政危机，美国的经济刺激，金融法规改革以及围绕赤字与国债限额的两党争斗。贯穿全书的主要立场，就是政府在这些经济“非常时期”起着关键作用。没有政府的发力，自由市场就不能从危机中恢复。
盖特纳对于遏制金融危机的过程的记载相当全面和专业。和鲍尔森的故事一样，盖特纳讲述了那些对他们来说惊心动魄的日子，那些成功与失败的行动，以及很多背后的思考，争论与博弈。他反复强调一条主线：消除市场恐慌，恢复投资者信心是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与恢复的关键，也是政府运作的首要任务。也就是说，这个考量压倒其它（如政府支出与赤字，救助肇事者引起的“道德风险”等）。而这个任务也只有政府能够担当。
虽然因为观念和法律限制，政府救援曾有重大失败和失误（例如未能阻止李曼（Lehman Brothers）崩溃而威胁到其它几家投资银行的健全，在华盛顿互惠银行（WashingtonMutual）倒闭过程中让债权人受到损失因而影响到其它银行债权人的信心等），但总的来说政府的应对是成功的。通过金融救援（TARP法案）对大金融机构注入资本以及进行公开的“压力测试”确认各个银行的健康程度，政府成功地重建了市场信心，制止了资金逃离。虽然美国是金融危机的“震中”和最重的灾区，但美国的金融运作与整体经济的恢复速度都远远高于欧洲。至今，政府金融救援的资金投入已经全部收回还有盈利（最新数据是一百五十亿盈利，相对于七千亿的投入资金）。与九十年代救援墨西哥比索的行动一样，美国政府的信用和金融实力扭转狂澜，实现了“双赢”的结果。尽管如此，对于政府救援的批评还是此起彼伏。盖特纳的书也花了很多篇幅进行辩护。这些辩论的主要焦点是在道德上怎样看待这样的事实：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救助，而直接的受益人就是肇事者。而且在此同时他们还享受着优厚的工资，奖金，甚至被撤职时还有“黄金降落伞”。这样的事听起来非常不公平。盖特纳指出：接受救援的金融机构的股东们几乎丧失了所有资本（但他同时主张要保护债权人的经济利益，因为他们可能抽逃资金引起更大的动荡），而且政府无权改变以前已经签订的待遇合同。不管怎样，这本书显然不能终止这个争论。以后遇到类似情况，我们又将回到起点。
其实关于政府的角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似乎没有得到人们的注意。上面讨论的是一个“理想政府”应该起的作用。但现实中的政府却远非“理想”。盖特纳和鲍尔森的书都包括了关于政府运作的痛苦体验。他们的行动受到种种法律的限制和各方面公众的质疑；想要得到国会授权需要克服重重政治和技术障碍；他们起草的提案被各种势力“搭便车”变得面目全非；漫无止境的国会听证会充满了政治作秀而没有理性的讨论。。这些制度性的问题严重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使得他们的应对的速度，力度和准确度都大打折扣。其它政府官员，如前国防部长盖兹，在回忆录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愤慨和失望。
但问题是：虽然可以讨论改进政治制度的种种方法，但现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些弊端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存在。民主政体在执政效率方面就有本质性的弱势（相对于公司管理体制而言），而在现代的经济和科技条件下，民主政体如何适应和改善也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而且，美国的政治体系本来就是按着低效，稳定的目标设计的，其用意是保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有效地管理社会行政事务。盖特纳们看来满足于用“华盛顿”的种种缺陷来解释政府干预过程的失败和问题。言下之意是：政府干预本身没有错。错的，需要改进的，是目前的政治运作方式。这等于是说：如果有个上帝的话，他老人家怎样干预也不为过。但更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根据目前（及其可预见的将来）的政治体系，我们该如何来看待政府在经济和社会运作中的作用。这次金融危机中，政府的很多表现令人抓狂。谁也不能指望下次会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如何能给予政府更多的权力和信任？
另一个问题是：怎样增强政府干预金融危机的能力？在盖特纳看来，关键是政府的权限：财权和行政干预权。在财权上，他希望政府有实际上无限的财力，可以为任何债务提供保证（而且不让债权人受到损失），或为任何金融机构注入足够资本。这样，政府就可以支撑起那些“关键机构”，遏制市场恐慌，拔掉金融危机的引信。而行政干预权，则是允许政府接管陷于困境的金融机构并将其“有序地解散”，力求不引起市场混乱。
其实，政府要发挥作用，除了法定的权力以外还有“软实力”，也就是对于金融机构的影响力。这个在金融危机中也有证明。例如很多银行和投资行之间的兼并就是政府背后促成的。这个在鲍尔森的回忆录中有更详细的记叙。在这种过程中，政府的影响力不仅是财力和权力，还有很多其他方面。首先，政府在金融界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是为了维护市场稳定。所以它在撮合“双赢”交易方面比较令人信服。相比之下，一个银行可以配合政府促成合作，但自己出来“挑头”就没人会听了。其次，银行们现在和今后仰仗政府的地方肯定不少，在危急时刻谁也不敢随便与政府顶牛。所以政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能力也不容小觑。在说服银行接受财务救助TARP条件时，鲍尔森和盖特纳就曾公然以“秋后算账”来威胁。最后，政府还可以用少量资金为风险最高的资产提供担保，为交易扫除最后障碍，如它在贝尔斯登与摩根大通的并购交易中所为（当然那次也涉及到很多法律与政策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需要在权力和财力意义上的“大政府”，而需要善于利用影响力，促成双赢合作的“聪明政府”。前总统克林顿几年前出版的“回到工作”中谈到不少这样的例子。但遗憾的是，这个潜力并未得到很多人，包括盖特纳的重视。
篇3：地方政府角色
一、正确定位中部地方政府角色的基础
中部崛起是继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之后, 成为国家又一项统筹区域发展的重大举措, 这是促进我国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国家战略取向。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优化国土开发格局, 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可以说, 中部崛起的号角已经吹响, 地方政府该何去何从?笔者以为首先要做到的应是认清形势, 给自己以正确的角色定位, 才能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中部崛起中的作用, 从而顺利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首先, 必须认识到我国已经加入WTO, 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更好的国际环境和更为广阔的空间;其次, 必须认识到与30年来的经济改革相伴随, 中国的“政府机构的角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地方政府还应认识到的是,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世纪、新阶段, “巨大的发展性失衡已成为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和最大挑战”。实施中部崛起战略, 确是为解决东中西地区差距过度扩大引发系列矛盾和冲突而提出的。
二、更新行政理念, 正确定位地方政府角色
地方政府在中部崛起中的推动作用, 需要在更新行政理念的基础上, 通过具体的政府角色定位来体现:
1、宏观决策者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象征, 更多的是以宏观决策者的姿态“凌驾于社会经济活动之上”, 主要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能, 而不是“以经济活动主体的身份卷入经济活动之中”扮演“直接经济管理者”的角色。[5]中部崛起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科教、文化全面启动的宏大系统工程。为了统筹经济区域、产业布局、城乡分布和社会发展, 国家已制定了实施中部崛起的总体发展规划, 这个规划要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权威性、前瞻性和综合性。在与国家的总体规划互相衔接、配合的前提下, 中部地方政府应按照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扬长避短的原则制定各自的规划。这是由于中部地区各地的条件差异较大。地方政府应将发展规划分成若干阶段, 以便有步骤分阶段地逐步实施。实施时应采取重点突破, 点、线、面相结合逐步推进的方针。
2、制度创新者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制度因素。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指出:制度创新的作用大于技术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 改革开放30年来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制度创新。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占的比重过大, 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较小, 乡镇企业量少质差, 不仅未能摆脱传统计划体制的束缚, 而且改革滞后并承担了东部制度变迁的巨大体制改革成本。同时市场发育程度不高, 尤其是要素市场不健全, 基础条件差经济外向程度低, 经济发展具有封闭性和半封闭性因此, 中部地方政府应以市场为导向, 以产权制度的改造为中心, 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调整和股份制改造,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积极引导和支持民营经济、外资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等经济形式的发展, 逐步形成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3、政策支持者
实施中部崛起战略需要一系列特殊政策的支持。从国际经验来看, 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中部崛起战略, 国家的指令性手段和财政拨款将退居次要地位, 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将越来越大地显示出来。中部崛起需要庞大的资金, 靠中部, 靠国家都是很有限的。因此, 在中部要崛起需要地方政府要制定适合自己区位和投资环境的投资诱导政策, 通过培育资本市场, 吸引社会上的各种民间资本尤其是东部和外商的资本参与中部地区的开发。中部的发展要有实质性的突破, 必须借鉴东南沿海五个经济特区和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的经验, 在若干可以成为经济增长极的“点”上, 实行比当年特区还“特”的政策和措施, 以吸引各种资本到这些“点”上来投资, 在中部再现特区效应。比如河南省的漯河, 就是目前省定的内陆特区试点城市, 其目的便在于招商引资, 把它培育成“豫中南”的经济增长极。同时, 要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行政措施和经济措施, 营造一种“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政策环境。
三、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奋力实现中部崛起
明确了自己在中部崛起中的角色定位后, 中部地方政府就应该尽快实现角色转变,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塑造出政府的新形象, 从而为顺利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
1、地方政府要合理引导, 顺势而上, 培育“中部崛起”的强势舆论氛围
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舆论的配合。当前, 中部地方政府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动员、联合六省所有媒体, 大力宣传“中部崛起”这个战略构想, 借这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振奋人心、凝聚人心, 激发区域内地方政府、企业、个体及其他社会组织投入到中部崛起这个关系到自身利益的伟大事业之中。中部地区还必须联合国家的新闻媒体, 在全国范围内对“中部崛起”进行强有力的宣传, 吸引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中部地区, 将中部地区作为他们在华投资的宏观区域。可喜的是, 湖南地方政府成功举办的首届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 唱响了“万商西进”宏伟工程的序曲, 此后郑州、武汉及合肥举办的中博会也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这些博览会都是经国务院批准, 商务部等有关部委为中部六省精心打造的一个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平台, 也是商务部支持中部崛起的一项实实在在的举措。
2、中部地方政府应打破行政界限, 统一规划, 整体联动, 营造和培育“中部崛起”的区域热点
首先要打破行政界限和地区封锁, 建立统一的开放市场。地方政府应该认识到, 中部地区经济相对落伍,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和市场观念淡薄。地方保护主义是国家为“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实施的“权力下放”政策带来的消极后果, [6]是建立统一市场的大敌。中部要崛起, 地方政府首先应在政策上进行协调, 取消一切与地方保护主义有关的规定和措施, 逐步建立起全方位开放的、统一高效的全国性大市场。其次, 地方政府要努力培育“中部崛起”的区域热点, 建设中部地区的城市群、产业带, 按照点、轴、面逐步推进, 分阶段分步骤进行。近些年来, 从现状出发, 重点建设六大城市群、九个产业带。值得注意的是, 2008年, 武汉和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两型社会”国家级试验区, 使两省的改革与发展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近期, 武汉大学揭牌成立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 其意便在打造一流“智囊团”, 为中部崛起提供智力和科技支撑。
3、地方政府应积极支持地方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 从而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统一
要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和就业结构。要把握市场需求变化, 发挥比较优势, 依靠科技进步, 把产业升级、市场创新紧密结合起来。要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 着力培育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骨干企业, 发展一批国内外市场占有率高的特色产品和名牌产品。要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不断优化发展环境。要把对外开放深入到经济、技术、社会、文化、服务的各个方面, 坚持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以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带动产业、产品结构优化升级。
4、地方政府应注重制度创新, 在积极推进市场化的改革中构筑新的机制
地方政府应看到东、中部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及中部经济增长的相对滞缓, 与所有制结构的不适应紧密相联。因此, 要加大所有制结构调整力度, 在推进产权多元化的制度创新上有新的突破, 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根据中部生产要素的分布格局, 在选择促进中部崛起战略方向上, 地方政府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一是强化市场导向。加快发展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 促进资源与要素的流动, 从而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 推动中部地区基础产业和服务贸易进入国内外市场。二是充分发挥优势。有效利用稀缺的资本资源, 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并尽可能实现劳动力资源对资本资源的替代;三是扩大区际分工。应输入欠缺的资本资源而输出过剩的劳动力资源, 实现劳动力与资本在更大区域范围的均衡配置。
5、地方政府应努力从政策上统筹城乡发展, 关键是解决好“三农”问题
中部地区以23.5%的耕地面积和28.1%的人口, 为全国提供了37.9%的稻谷和小麦, 在全国口粮保障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 所以说, 解决好中部地区的“三农”问题尤为重要。要重视培育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把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产业化作为基本目标, 鼓励“提高农业自主创新产业化水平”, 以“延长农业产业链条”。[7]此外, 地方政府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计划、确定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时, 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放在优先位置, 使城市和农村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城乡人民共享物质、精神文明成果。
参考文献
[1][美]托尼.赛奇:《中国改革中变化的政府角色》,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2年第2期。[1][美]托尼.赛奇:《中国改革中变化的政府角色》,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2年第2期。
[2]辛鸣:《十六届五中全会后党政干部关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解读》,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年。[2]辛鸣:《十六届五中全会后党政干部关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解读》,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年。
[3]桑玉成:《政府角色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探讨》,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年。[3]桑玉成:《政府角色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探讨》,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年。
[4]李世华、高南扣:《中国区域经济管理概论》,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年。[4]李世华、高南扣:《中国区域经济管理概论》,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年。
[5]王邦佐:《政治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5]王邦佐:《政治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6]王正毅:《理解中国转型:国家战略、制度调整与国际力量》,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年第6期。[6]王正毅:《理解中国转型:国家战略、制度调整与国际力量》,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年第6期。
篇4：地方政府的角色回归
地方政府公司化是罪魁。当地方政府一方面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一方面大肆卖地、办银行、招商引资、入股企业时，这两重身份形成了尖锐的戏剧性冲突，民众无法相信一个与民争利的利益主体会是可信的守夜人。一桩桩的拆迁案、城管伤人案，甚至让人产生黑社会化的联想，失望之余，只能呼唤守夜人的看管者——中央政府好好看管住自己的下属。
地方政府公司化大行其道，与GDP作为官员上升的阶梯有关，也与公司化曾经的高效率有关。一纸令下一切搞定，半年之间新城出现，三年之间地铁遍地，地方政府公司化一度被视为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的行之有效的最大法宝，有别于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老牛拖破车式的基建速度。
地方政府掌握资源，地區之间残酷竞争，于是乎，地方官员成为最忙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与招商进驻的企业家眉来眼去。
一个个地方政府如同一家家公司，经营之道大抵相同，卖地生财、大搞基建、发展新城、招商引资、农民上楼——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任何产能过剩行业的同质化竞争没有本质区别，一个又一个面貌相同的城市源源不断地被复制出来，千城一面在所难免。
与民营企业最大的不同是，地方政府公司不必考虑效率与投资回报率，不必考虑成本，这使得公司化之后的地方政府一味做大不管效率，一味生产不管产能。GDP就是政绩，就是能力。最典型的案例是，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地方政府闭着眼睛建新城，新城建成变鬼城。某大城市目前在建与已建成的商业物业，以目前的去化率，需要消化50年左右的时间。这有什么关系？反正新城就是政绩，只要不在自己手上彻底崩盘就行。
投资回报率创新低，说明地方政府一根筋式的GDP考核到了尽头。7月27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重恩教授发布了调整价格之后的税后投资回报率，2012年中国已经降低到2.7%的新低水平。该数据从1993年的15.67%的高水平持续下降。在2000～2008年还曾稳定在8%-10%，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回报率水平大幅下降。上述数据说明，目前的大部分投资是亏损投资，负债率高，产能严重过剩。投资越多，效率越低，收益越差。
情况如此严重，必须压缩产能，地方政府的标准答案是：一些行业产能的确过剩、的确需要压缩，不过本地情况特殊——至于怎么特殊，那就是各自表述：比如，本地经济落后就靠钢铁解决就业与税收支撑经济；又如，电解铝虽然产能过剩，但是本地盛产煤炭，已有完整铝产业链，其他地方可以压缩，本地绝对不可压缩。
这些口实与许多商业物业的开发商如出一辙：其他商业物业或许过剩或许遇冷，本公司楼盘绝对不会，因为本公司拥有其他公司所不具备的地价、有商业地段优势以及创新的经营模式。事实上，仔细追究，大家干的活大同小异。
追根究底，这是赌徒的侥幸心理。按以往的投资经验，产能过剩行业相信过剩是假的，认为新一轮城镇化投资绝对能够消化目前的产能。而开发商相信自己是独特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是常人常见的错觉。不过，民营企业、个人投资者亏损有边界，而掌握资源的人，就会躺在错觉上睡大觉，面对事实都不愿意承认失败。赌徒掌管公司，结果是输掉底裤；拥有赌资而又迷信GDP的赌徒，会把宝押在GDP上，而不是投资回报上。
更要命的是，地方政府不必管投资成本。建设新城负债累累——此次审计署几万人对地方债进行大审计，从中央深入到乡镇，相信会有较为全面的结果。外部成本，如环境污染、污染得病率，更加不会放在心上。
地方政府公司化，公司运作赌徒化，地方竞争优势逐渐丧失，负面效应越来越大。这不纯粹是地方政府的错，还是考核机制的整体失误，主管者谁也脱不了干系。
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政府彻底退出，二是增加考核指标，让地方政府从赌徒回归正常CEO角色，靠法律约束政府。
第一条路不现实，以中国的权力架构，和既有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彻底退出根本不可能。建议采取折衷方式，让地方政府退出经营性市场，增加对地方政府的效率与成本考核指标，建立综合的指标体系，约束赌徒的恐惧与贪婪。
不改变考核机制，以垂直管理撇开地方政府是可笑的。到时候，我们会抨击发改委、财政部等，发现还是让地方政府回归来得更市场、更公平一点。
篇5：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角色定位
加快城市化步伐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其中，对政府应担当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应该如何界定，是首先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角色定位的两种主张及其评判
1、两种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中国城市化应完全放弃政府干预，让城市经济随经济的发展自由成长。其主要理由是：城市化从本质上看，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为追求更高收益（经济收益和社会受益）而在城乡间重新配置要素的过程，只要要素的自由流动没有人为障碍，城市化就能和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他们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即高度城市化水平就是靠市场机制直接推动的，并联系我国过去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的教训，即政府的干预导致城市化滞后，得出结论：在当前加快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不适当的直接介入，不但不能解决城市化滞后问题，反而会导致“虚城市化”。第二种主张，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其理由是：在很多领域，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不高，市场机制还不够健全，信息流通渠道不畅通，此时若单纯依赖市场力量将难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不能起到加快城市化发展的作用。特别是目前我国的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经济势差还较大的情况下，若政府不加管制地简单打开城门，人口的自然流动会使城市发展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导致原本不够合理的城市结构体系更加“雪上加霜”。
2、评论。以上两种主张各有其合理的成分，但略加分析就会发现都有失偏颇：第一，我国城市化不能走完全市场化的道路。因为目前我国的人口就业压力大、工业化积累基础不够强大且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充分，加上城乡经济势差的客观存在，若政府对城市化进程放任自流，不仅会加剧城市的现存问题，而且会引发新的农村问题。所以城市化进程不可脱离政府的宏观调控。第二，我国的城市化也不能走政府主导的道路。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推进，市场在我国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我国城市化的加速若脱离市场的力量将一筹莫展。因为目前我国的农村经济已具备了支持城市化进程的能力，且农民进城已不再是“盲流”而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少数条件较好的小城镇正在迅速城市化，且城市工业也具备相当的资本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若政府不注意通过市场调动民间的力量，城市化的加速将是一句空话。
二、城市化进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总体构思
在城市中，政府只能作为市场的补充手段，并与市场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其职能应是催化与提升市场力量，并努力消除“市场失灵”，扮演维持市场秩序，保证社会公平的角色。为此，政府应从城市资源的市场经营领域退出，成为服务性政府。政府不能影响市场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因为市场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城市主导产业的形成和城市空间区位的优化。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为进入城市的各类投资者和消费者提供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并提供和经营市场无法供给的公共产品。政府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应该是市场机制下的“制导”作用，即引导企业、居民的行为按照符合客观规律的方向发展，纠正和控制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行为。
1、加快城市化的制度创新。我国城市化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体制和政策造成的制度束缚，因此，加快城市化的进程，首先就应进行制度创新，改变不合理的政策，突出改革创新和政策调整，推动人口和要素集聚，促进产业调整和结构升级，从而启动城市化能随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而相应推动的动力机制。因为城市化的动因来自要素所有者对更高收益的追求，若生产要素的正常流动受到市场外力量（主要是制度和体制）的障碍，经济主体城市化的内在动力就会受到抑制，这样，城市化就难以和工业化相适应，必然导致城市化滞后。同样，若要素流动不是经济主体内在要求的产物，而是外力推动的结果，那将很容易导致“虚城市化”。因此，政府只能通过制度创新为城市化创造积极有利的条件，建立要素在区域内正常流动的制度，使要素在城乡间能合理流动并有效配置，从而使经济主体追求城市化的内在要求得到合理的实现。为此，政府还应积极的引导和培育市场，以便市场的作用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还要努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以形成强劲持久的城市化动力。要通过改革逐步消除历史形成的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促进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同时，加快城镇城市化，并使经济和城市协调发展。为此，政府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户籍和就业制度改革。因为这一制度是城市化能随工业化和经济的发展而正常推进的基本前提。要建立以居住地划分人口，以职业确定身份的户籍制度，并建立以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寄住人口三种管理形式为基础的登记制度和城乡人口正常合理有序流动机制。要注意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各地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容量的可能，逐步解决进城农民的户口问题，以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第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农村土地有偿流转制度，从而为非农劳动力割裂他们与土地的联系并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消除障碍。第三，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各级政府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建立起保障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保障对象全覆盖、保障水准有差别、保障管理专业化现代化、并以个人账户为主的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城镇社会保障体制。
2、搞好城市化发展规划。政府的城市化发展规划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城市规划，它应是一个广义的宽泛的概念，既包括城市化过程中不同领域的规划，如产业发展、城镇发展、人口增长、土地利用等方面的规划，也包括城镇体系布局规划、城市规划。城市政府的规划可以决定各种城市资源未来的使用、运作和发展状况，这也是经营城市的首要内容。它能保证城市化的航向正确，避免或少走弯路。通过政府的规划和规划的实施，把来自民间的各种城市化的动力整合成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合力，从而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是，城市规划中不仅要考虑现行体制下人口资源状况，还要考虑体制改革对人口资源流动的影响；既要考虑城市经济的发展，还要注意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总之，城市规划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并贯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同时政府应具有开放式眼光，兼顾城市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引导城市有序发展。
3、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完善城市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宏观管理上要逐步完善城市管理体制，加强依法治市力度，严格执法，以提高城市运行的整体宏观效率；微观管理上坚持以人为本，推动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通过引进市场机制，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来解决城市管理中的新问题。城市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和基础性决定其主要由城市政府来供给，但由于政府财力的有限性限制了其供给能力，而且政府的直接投资和管理将缺乏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动力，因此，政府应将其作为自然垄断产业转换为竞争性产业，使城市政府由直接供给转变为组织其建设。所以，对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应引入市场机制，政府在参与其投资的同时，还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来引导和鼓励其建设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另外，政府要努力提升城市形象，不断提高城市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以此来吸引投资者和其他人员前来投资和居住，以加速城市化步伐。同时，政府也不能片面热衷于城市表面形象的塑造，不能只注重视觉上的景观效应，不要把城市建设看做是“美容”，人居环境要考虑经济、社会、生态之间的平衡，关键是要“居安思危”，增强城市的“体质”。
篇6：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角色分析
政府的经济角色，是经济管理员与服务员的角色，是政府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的手段干预和调控经济，达到促进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目的的行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育，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推进和组织。政府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拥有对经济管理的权力和权威。权威是政府经济行为的基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政府以其权力的威力，参与经济活动，弥补市场不足。但是，在存在着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过程中，政府制定的目标与它获得的实际效果往往有很大差距，甚至相反。美国的“向贫穷开战计划”已实施了20多年，但贫穷仍未消除。社会主义国家集权干预经济，结果是捆住了经济发展的手脚。因此，在改革既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又要按照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的要求规范政府的行为。在我国，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臵起基础作用，是一个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进行和能否取得成功的重大问题。在现阶段，为了合理地配臵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为社会所需的产品和劳务，人们努力地寻找资源配臵的最佳方式和手段。
一、市场经济需要政府角色的原因
市场是最佳的资源配方式，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的资源配臵手段。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也有其作用范围限制，有些经济政策和目标，市场不能轻易实现或完全不可能实现。尤其是我国的市场体系还存在着由于发育不成熟所产生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有：(一)市场难于保证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如交通、通讯、能源等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的部门，由于投资大，见效慢，一般厂商无力也不愿意投资，而一些公益事业部门，如学校、医院、幼儿园等，靠市场机制调节既会造成浪费，也会加大消费者的负担。
(二)市场难于解决环境污染、失业等社会问题。
（三）市场不能解决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长远性问题。
（四）市场不能充分促进和保护新兴产业的发展，给风险性投资会带来一些障碍。
（五）市场难于调节社会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各阶层间的利益协调，容易导致两极分化，造成贫富悬殊。
（六）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短期性、自发性和滞后性。这些缺陷容易助长投机行为，造成虚假繁荣，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使市场供求发生严重背离而引发通货膨胀、就业不充分和经济衰退。市场能力的上述有限性特征和“力所不及”的内容，就需要政府调控的参与，参与资源配臵的因素。
二、市场经济中政府经济行为的主要特点
我国经济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巨大系统工程，所有的改革举措都是旨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我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是经济管理员和服务员的角色，政府经济行为必须符合经济改革面临的全国整体推进的要求，既要充分体现社 2 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容特征，又要反映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容规定，其主要特点是：
（一）政府以间接职权为主，引导和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拥有直接经济职权，直接支配、左右市场主体的微观决策，建立的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具有较强的钢性和破坏性，一旦政府决策失误，整个经济生活在劫难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以间接职权为主，并非把自己意志强加于市场主体，而是以不损害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为界限，提供服务。政府主要在于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环境和规范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是经济管理员和服务员的角色。
（二）政府经济行为应具有民主化、法治化。政府经济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它受限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及内容要求，包括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环境下能够反映经济基础性质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等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政府经济行为加以必要限制是市场经济民主化、法制化的要求。市场经济是民主经济，其内涵之一就是确保市场主体享有独立利益和自由意志。为此，必须严格防止政府经济行为侵犯其它市场主体的独立人格。市场经济又是法制经济，其特点在于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的各种行为，各种关系都被纳入法制轨道，使之具有合法性。为此，经济法不仅要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而且必须规范政府的职权行为。控制政府职权的目的，在于确保政府经 3 济职权的正确行使，防止其膨胀或滥用，以危害其他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三）政府经济权利应具有明确性、规范性。
1、市场主体资格控制权。这是指政府决定是否赋予某些申请者以市场主体资格，准许其从事某项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力。商品经济的有效运行，有赖于市场经济有条不紊地进行。市场秩序由市场主体的适格性、行为的合法性、关系的连续性及安全性构成。其中主体是否适格，直接关系到市场秩序能否建立。如果不适格的主体(如缺少资金、不讲信用等)大量混入市场，参与竞争，一方面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造成不公正的结果；另一方面又使参与竞争的其他主体难以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使其缺乏相应的安全保障。通过政府控制主体资格进而规范经济生活，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关键环节。
2、市场行为调节权。这是指政府对市场主体生产经营行为加以控制和引导的权力，包括直接调节权和间接调节权。直接调节权是政府制定下达计划并加以推行的权力。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指令性计划是一种通过指标量化的行政命令，含有必须执行的效力，指导性计划是一种经济预测或信息提供，不要求市场主体必须执行。间接调节权是政府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对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进行间接引导的权力。表现为政府在确立产业目标、制定相应的政策、改革经济杠杆量化指标，市场主体在权衡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自觉按照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选择 4 市场经济行为。依据运用经济杠杆形式不同，间接调控权包括工资总额调节权，税收调节权，利率、汇率调节权，价格调节权等。
3、非法行为取缔权。这是指政府对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权力。具体包括监督权、检查权和处罚权。监督和检查是处罚的前提，许多非法行为只有通过监督和检查，才能及时发现、处罚和取缔，从而确保资格控制权和行为调节权得到充分行使，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三、市场经济中我国政府“适当干预”经济的角色
（一）宏观调控。现代市场经济都离不开宏观调控，无论是美国的“民主市场经济，”或是日本的“国家市场经济”，亦或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都无一例外地把宏观调控与市场、企业、社会保障一道视为其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具体表现：一是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收入、分配等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直接和间接地调控，保证比例协调，减少和消除通货膨胀和失业，实现总量均衡；二是政府制定指导性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计划，引导市场经济发展，克服市场的盲目性、滞后性、短期性等消极因素；三是制定产业政策，对市场实施产业政策导向，扶植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的发展。总之，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是经济管理员和服务员的角色。
（二）政府承担企业和市场不能承担的或不易承担的社会性、公益性问题。一是承担电力、铁路运输、邮电等公共产品的生产，以获取规模效益；二是发展高科技、国民教育、文化卫生以及城 市公用事业；三是保护国家安全；四是解决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口爆炸增长、失业等社会问题。
（三）强化法制建设，制定市场规范，维护社会秩序。通过立法，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规范政府的行为，规范涉外经济行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为市场和企业的规范运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