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学政府决策

地方政府学政府决策（精选6篇）

篇1：地方政府学政府决策

提高地方政府决策的科学性

由“私改公”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地方政府部门在决策上存在的种种弊病。不科学的政府决策造成执行上的困难，导致地方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这不但破坏了政策的德定性和连续性，而且会影响到政府的权威性以及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因此，努力提高地方政策的科学性意义重大。

昆明市的城市规划历来为群众所诟病，规划局的方案得不到顺利执行，原因在于规划局的规划方案没有理论研究、法律法规方面的支撑，决策前没有经过缜密详实的论证，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决策的程序不公开、不透明，从而造成了决策得不到贯彻执行的尴尬局面。

地方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关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关乎广大市民的切身利益，关系着政府的权威，关系着政府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因此，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为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应从如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完善与政府决策有关的法规和制度建设，明确政府决策形成的机制。相关部门要从立足长远，统筹兼顾的角度，制定科学的决策形成机制，从理论上和法律制度上保证政府的决策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当前有关政府决策程序的法规和制度存在着很多不足，对公示程序、征询意见程序、听证程序等的相关程序的规定太过笼统，缺乏可操作性，这直接导致了政府决策上的不科学、不合理。

第二，加强地方政府咨询研究部门的力量，重大政策决策要经过咨询研究部门的论证。每有重大决策，都先由政府的咨询机构进行专题研究，各自独立提出可选方案，并组织内部讨论会加以讨论，再由政府领导拍板决策。纠正以往政府只倾向于靠下属执行机构来制定政策法规和实施方案，而不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的错误做法，防止决策向执行部门的利益或他们的便利倾料的片面性。

第三，建立和完善公开听证制度。政府决策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因此在决策前应当采取听证会的形式听取各方面的愈见。听证会应该由与决策有利害关系的主体组织，采取听证的方式吸纳意见，保证听证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第四，发挥民间组织参与决策的积极性。发挥大众传媒表达群众意愿、执行社会监督的重要功能。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是社会信息交流的重要梁道，是公民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知情权、自由表达权以及监督权的手段。

地方政府要建立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

篇2：地方政府学政府决策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指出，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

“这是近年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中，一个非常具体的很有见地的进步。”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应松年指出，公开、参与是提高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与公信力的基本程序要求。如果能够按照意见规定的“五大程序”进行，政府决策就能做到基本正确、避免失误。

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是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当前，一些行政机关违法决策、随意决策、拍脑袋决策问题仍然存在。针对此，意见在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方面提出了新要求。

意见指出，作出重大决策前，要广泛听取、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意见采纳情况及其理由要以适当形式反馈或者公布。完善重大决策听证制度，扩大听证范围，规范听证程序，听证参加人要有广泛的代表性，听证意见要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重大决策要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部门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定。重大决策事项应当在会前交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能提交会议讨论、作出决策。

意见要求，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凡是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等决策事项，都要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重点是进行社会稳定、环境、经济等方面的风险评估。要把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未经风险评估的，一律不得作出决策。

意见强调，加强重大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在重大决策执行过程中，决策机关要跟踪决策的实施情况，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对

篇3：地方政府决策过程创新研究

政府决策, 首先需要明确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是寻求解决该问题的一系列方法和途径;最后是从规划的备选方法中选择最好 (或最合理) 的付诸实践。决策过程, 则是把社会多元利益诉求输入到政府系统中, 并转化为政策输出的过程。决策过程的每个环节受到各种因素、利益、体制和结构的影响, 政府的决策程序是否合理, 取决于公共权力的运行能否制度化和规范化, 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

理论上, 完整的政府决策过程包括五个阶段: (1) 议程设置, 即决定什么议题能进入决策者考虑的范围, 以及各议题之间的优先等级; (2) 政策规划, 即对议题做分析,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若干备选方案; (3) 政策采纳, 由立法机构、行政机构的领导者同意或决定采纳某一解决方案; (4) 政策执行, 被采纳的具体方案由行政部门付诸实施; (5) 政策评估, 即由决策主体或相关监督部门对政策方案的执行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估。上述五个阶段既包括决策者的决策行为, 也包括决策后的政策执行和评估行为。本文所指的政府决策, 是指狭义的“决策过程”, 包括议程设置、方案规划和政策采纳三个阶段。

1 议程设置的创新

议程设置是指建构政策问题、确定决策对象的过程, 这也是任何决策过程的初始阶段。美国政治学家托马斯·戴伊认为, 设定议事日程是政策制定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 “那些不被界定为问题的社会状况永远不会成为政策问题, 永远不会成为新闻, 永远不会引起政府官员的关注。确定问题是比认定解决问题的答案是什么甚至更为重要。”

政府是公共权威的集中体现者, 能进入政府决策过程理应是社会主要关注的公共问题, 这些问题是由“社会现状”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引起的, 体现为现实状态和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通常, 社会现状与社会需要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距, 从而构成社会问题。由于社会问题具有公共性, 影响波及面大, 当这些问题以持续的方式客观存在于社会情境中, 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教育问题等, 便会得到广泛关注, 需要政府运用其作为社会权威的权力和职能加以关注和介入。当政府决定着手解决一项公共问题, 该问题就转化成政府决策过程的“政策问题”。

当然, 除了政策问题的公共性之外, 一个社会公共问题能成为政策问题, 还有两个重要的限定因素。首先, 政策问题具有现实性, 符合政府管理的职能范围, 而且是政府有能力解决的社会公共问题。由于政府资源有限, 必须根据客观实际的紧迫性确定问题的轻重缓急, 并根据政府所掌握的实际资源能力制定相应的目标。其次, 政策问题具有政治性。政策问题的建构是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价值与规范的冲突与协调的过程。当一个问题被列入政策议程后, 必然对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和资源配置产生重大影响。因此, 社会利益群体会想方设法地向政府“施压”, 通过选择、提出和转化政策议题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理论上, 一项社会公共问题要进入政府决策过程, 须通过一定的转化渠道和途径。在当代中国, 建构政策问题的渠道主要分为三类:

1.1 体制内渠道:包括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人、行政机构及行政人员

中国共产党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向政府和立法机构提出政策建议, 确立政策议程;政治领导人个人的关切, 因其政治权威往往成为确立政策问题的缘由;行政机构负有观察并发现社会问题, 并提出政策问题的职责;行政人员在处理公务中因经常接触民众, 了解社会实际, 能够发现问题并通过一定渠道上升为政策问题。

此外, 上级政府提出的要求、指标和任务往往是下级政府尤其是县市一级地方政府设置决策议程的主要依据。

1.2 政府与群众的渠道:包括人大、政协、工青妇组织和选举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既是国家权力机关, 也是广大民众参政议政的基本形式。通过人大代表的提案, 很多社会公共问题都成为政府的政策问题。政协作为社会各界、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参政议政的政治机构, 为政策问题的建构提供了渠道。工青妇等人民团体是中国共产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 也是传达民意的渠道之一。

此外, 选举制度正逐渐成为公民表达意愿诉求的重要途径, 公民可以通过手中的选票对政策和政府表达自己的意见。

1.3 体制外渠道:包括利益群体、专家学者、公众舆论、传媒以及危机和突发事件

目前, 中国虽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西方式的利益集团, 但近几年, 不同利益群体尤其是某些代表垄断行业的特殊利益团体的意见表达已通过很多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在政府决策中有所反映。同时, 专家学者运用专业特长, 从学术视角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预测并影响决策议程的现象, 近年已越来越常见。公共舆论、网络和传媒在政策问题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也呈上升趋势。而危机和突发事件的影响, 2003年的“非典”事件即是一个明显的印证。

分析上述三类渠道不难发现, 决定政策问题建构和议程设置的机制包括三个子系统: (1) 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机制; (2) 政府发现问题的观察机制; (3) 政府上级与下级的沟通机制。三套子系统运行的灵敏度和顺畅度, 直接决定了一个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反应能力, 以及建构和处理政策问题的效率和质量。从地方政府决策过程的实际情况来看, 这三套机制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问题, 影响了政府议程设置的能力和质量。

如果从地方政府议程设置的角度来看, 应着重解决两点:

第一, 打破“压力型”、“任务型”决策模式。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贴近社会和民众,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决策应更加重视民意, 回应本地区的利益诉求。然而, 在实际运行中, 来自上级的任务和压力型体制极大地约束了地方政府回应本地民意的能力, 地方政府变成了上级决策的附庸。下级政府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 采取机械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 通过层层分解落实到最基层组织, 并对于主要任务和指标采取了“一票否决”的评价方式。

第二, 推动政府与公众的互动, 强化政府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反应能力。计划体制固有的“全能主义”模式压抑了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社会中的利益群体、群众团体缺乏塑造政策议程的能力。因此, 决策系统的利益输入和问题建构主要由内部权力精英的分析、研究调查来完成, 形成一种“内输入”模式。进入21世纪, 社会利益分化加快, 社会的独立性愈发显现, 这导致在议程设置中, 社会利益团体的作用, 必然对政府决策构成压力, 并影响决策问题的建构。面对今后一个时期的社会转型和阶层的“大分化、新组合”, 建立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已成为各级政府决策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2 方案规划的创新

公共政策学家詹姆斯·安德森认为, 方案规划是“涉及与解决公共问题有关的并能被接受的各种方案的提出。”在这个过程中, 政策分析人员要完成五个方面的任务: (1) 问题建构, 即提供与政策相关的知识, 分析问题的定义和性质; (2) 前景预测, 即根据可能采纳的方案, 预测政策可能导致的结果; (3) 目标确立, 即在全面掌握政策信息, 透彻分析问题性质及进行前景预测后, 提出决策希望达到及可能达到的目标; (4) 方案设计, 即根据政策问题、政策环境提出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途径和步骤; (5) 政策建议, 是政策方案系统化的过程, 政策分析人员以此向决策者提供建议和咨询, 同时也是与其他政策方案竞争的过程。

为此, 公共政策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认为:“政策制定并不是一个有条不紊的过程”, “它没有开端或结尾, 也并不十分明确。许多复杂的力量出于某种原因结合在一起产生出叫做‘政策’的各种结果。正如已经提出的, 人们可以把政府和政治的一切都看成是一个政策制定过程[4]。”

有鉴于政策方案的规划过程既是一种研究活动, 又是一个政治行为, 几个重要的特征应引起注意:

2.1 政策问题的关联性

政策问题不会是孤立存在的, 一个领域的问题往往同其他领域的问题相互关联和依赖。很多时候, 把问题分解成一个个孤立的要素, 按照“头疼医头, 脚疼医脚”的思路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的。政策问题的相互关联性要求在方案规划阶段运用系统的观点进行综合分析, 将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相结合, 考虑政策不同层次之间的纵向协调, 以及同一层次政策之间的横向协调, 以使各项政策成为一个相互支持、配套协调的有机整体, 期冀通过整体解决方案, 产生协同效应, 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

2.2 政策规划的主观性

尽管政策问题的提出和政策结果的对象是客观的, 但决策在本质上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 政策分析和规划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性的因素。

在政策问题建构中, 产生问题的外部条件是被有选择确定、分类、解释和评估的。主观认识的水平可能使规划人员格外重视某些外部条件, 而对其他的视而不见, 从而影响对政策目标的选择和认定, 导致大相径庭的解释和决策;或只强调某一方面目标的重要性, 而忽略另外一些目标的重要性。比如, 面对“非典”等重大传染性疾病或者当出现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时, 某些政府部门和领导人只是片面考虑和强调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 忽视了问题可能产生的严重社会后果, 未能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来预防和控制问题本身的进一步扩散和蔓延, 以至于贻误时机, 使社会公共利益蒙受巨大的无谓损失。

2.3 决策活动的人为性

政府作为整体而言, 可谓是现代社会能量最大的组织行为体, 往往会使整个社会的生态结构发生改变。在政策规划过程中, 决策的人为性、政策问题所针对的客观情势很可能受到决策活动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这使得政策出台后, 会出现“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情势, 即决策者的行为本身对决策的对象产生影响。由于政策具有权威性, 政策对象会根据对政策的预期而提前采取相应行动, 导致决策对象状态发生改变。如果决策者的行为不谨慎, 这种人为性的现象会给决策造成困难。

2.4 政策的稳定性与动态性

政策作为调节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的手段, 需要有相当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新、旧政策之间要有合理的动态衔接和过渡, 以保证社会生活的稳定和政策的权威性。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社会利益结构和关系格局正在发生急剧变动, 公众对高质量的政策需求在不断提高。因此, 在政策规划中, 决策者要始终与外部环境保持互动的状态, 吸收外部环境变化的信息, 及时调整和发展政策。特别是要建立完善的政策信息反馈系统, 一旦发现外部环境提出的新的需求, 能够及时做出理性的反应。

3 政策采纳的创新

政策采纳是决策过程的核心阶段。在这个阶段, 依法拥有决策权力和责任的领导者需要在备选方案中进行比较, 筛选最优 (或最合理) 方案作为解决政策问题的途径。可见, 政策采纳是政策的“最终确定”过程, 也是决策过程中最为核心的阶段, 此前所进行的议程设置、方案规划是为该阶段服务的辅助工作。从狭义的角度讲, 决策体现为政策采纳并输出政策的过程, 也是决策过程创新的关键阶段。对此, 可从两个层面考虑政策采纳的创新:

3.1 完善政府决策的首长负责制

根据政策问题的性质和决策体制的差异, 从参与者范围来看, 政策采纳形式规模最大的首先是直接民主的全民公决, 其次是代议制 (议会) 的投票表决, 再次是规模不等的委员会制, 最后是首长负责制。

建国后, 中国的决策体制基本上实行委员会制, 决策权力由委员会执掌, 成员权力平等, 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政策采纳。委员会制这种集体决策制有利于集思广益、分工合作、相互监督和民主决策, 但存在责任不清, 事权分散, 容易导致决策效率低, 滋生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将决策领导体制从“委员会制”调整为“首长负责制”。 1982年宪法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 (第86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 (第105条) 。同时,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会议分为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须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不过, 行政首长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 拥有最终的决策权。这些改革是在科学总结决策实践的基础上, 做出的完善决策体制的重要举措。

在实践中, 地方政府的政策采纳模式主要有四种: (1) 行政首长负责制; (2) 副职领导的“归口管理”制; (3) 岗位责任制; (4) 四级领导体制, 即行政首长——副首长——委、局、办——处 (科、股) 。此外, 在地方政府行政序列的内部, 决策会议的形式有五种: (1) 政府全体会议; (2) 政府常务会议; (3) 政府行政首长办公会; (4) 政府的行政首长现场办公会; (5) 副职首长的“归口管理”。

在这种领导体制下, 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地方政府的核心决策工作是执行上级政府的计划, 如有关农业问题, 先是国家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然后逐级召开农村工作会议, 落实部署中央精神。二是地方政府主要决策通常是在党的系统中形成, 参加会议者有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以及纪检“五大班子”的领导。党委常委会做出决定后, 政府负责落实执行。这个过程说明:“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实际过程, 基本上是党占据主导地位, 执行的实际过程, 是政府起主导作用???。”

3.2 决策过程的规范化

从体制的角度看, 地方政府已形成一套较完整的政策采纳制度和原则, 宪法和党章也确立了决策的民主集中制和首长负责制。但完善的制度不能代表完善的行为, 目前的决策过程仍存在模糊的、弹性的环节, 在实践中为决策的“人治”提供了空间。人们在衡量一项决策是否合法时, 往往注重决策的内容是否合法, 而忽略决策的程序是否合法, 为此, 需进一步从思想观念和制度体制方面加强决策的程序化和规范化建设。具体说来:

(1) 决策者要强化“按程序决策”意识, 每项决策按法定程序进行。所谓法定程序, 包括法定的步骤、法定的顺序、法定的形式和法定的期限。程序本身虽不具备实质性内容, 但严格按法定程序决策有助于减少决策的随意性, 减少重大失误。

媒体常热衷于报道政府领导人如何现场办公。领导人亲临现场决策、处理和解决问题, 迅速处理一些棘手问题, 受到了决策者和基层群众的欢迎。但该现象的反复存在, 说明地方政府在日常政策输入过程中, 在反映群众利益和呼声方面存在着障碍。虽然应该参与决策的人都在现场, 但由于事前没有足够的调研、论证和沟通, 难以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而且, 现场办公常常省略常规情况下必须经过的程序和手续, 使得决策有较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客观地说, 现场办公多少带有政策性倾斜, 能得到领导亲临现场的单位和当事人实际上享受了某种程度的照顾。关键在于, 现场办公基本是处理个案, 治标不治本, 今天通过现场办公解决的具体问题, 不久可能又冒出十个类似问题。

为此, 强化“按程序决策”意识要明确决策的法定程序:如调查研究、提出决策议题、决策草案设计、决策协调、合法性审查、决策草案讨论、决策形成以及决策评价或追踪稽查、可能的政策调整。对于重大决策, 还要走一些特殊的程序。如凡是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涉及民生重大问题的决策, 必须实行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的相结合, 包括组织跨学科、跨部门、跨行业的专家论证 (可行性论证和不可行性论证) 、听证制度、社会公示制度和立法机关审议批准。

(2) 制定落实决策的议事规则, 从细节上体现决策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开会是政府日常运作中最常见的、合理的、必要的工作方式, 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现代社会, 会议作为集思广益、研究问题、形成共识、制定决策的一种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人们往往把开会作为例行公事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 在习惯性地召开各种会议的时候, 忽视了开会本身应该具有的科学性和规律性。

开会决策的过程是有学问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 一位西点军校毕业生亨利·罗伯特曾专门研究开会问题, 并撰写了《罗伯特议事规则》 (Robert’s Rule of Order) 。他发现, 人通常很难在短时间内被一般道理说服, 必须建立一定的会议交流机制和议事规则, 使各种观点获得充分而全面的表达???。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很多细节体现了对程序民主的重视, 因为在强调个人自由、人人平等的前提下, 规范的程序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而一套严密周到的议事规则, 使各种意见有条不紊地得以表达, 并有助于压制个人内心私利的膨胀冲动。这种规则及操作程序, 既保障了民主, 也保障了效率。

(3) 建立并执行问责制度, 提高决策的质量和效率。造成决策失误的原因大体上可归咎为两类:一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足, 作出的决策不能适应客观情势的变化而失败;二是决策者主观态度不端正, 决策行为不认真负责, 甚至带着个人私心进行决策, 导致政策的出发点不符合甚至违背客观情势而注定失败。而且, 后一类决策失误不仅导致直接的损失, 对整个决策机制也造成巨大的危害。目前, 部分地方政府以“集体负责”为主的决策机制致使决策失误“责无可究”。主要领导人只要利用决策过程中的“集体研究”盾牌, 就能“逢凶化吉”, 逃脱法律和行政的制裁。这一弊端说明了无人负责或无人真正负责是地方政府决策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再有, 针对政府管理的疑难问题, 各地常常成立综合整治办公室之类的临时机构, 但由于临时机构的权威性不足, 决策力度不够, 许多问题议而不决。其结果是原有决策程序被打乱, 新的决策体系无法真正有效建立起来, 往往形成“齐抓共管”成了大家都不管。

对此, 现代企业董事会运作的合议制值得借鉴。其基本要点:第一, 董事会实行集体决策, 一人一票, 票权相等 (当同意和反对意见相同时, 董事长有两票权) 和简单多数通过的原则。第二, 建立董事会的决策问责制度: (1) 每位董事在决策会议上的意见都如实记录备案, 董事在会后查看、核实会议记录并签字认可。 (2) 在会议记录的基础上清查责任, 向股东大会报告, 并根据表现决定董事的奖惩和去留。 (3) 这种决策问责制度可以把集体决策和个人责任结合起来, 在坚持集体决策民主性的同时, 明确个人的责任性。 (4) 严格按法律内容和程序决策, 充分发挥各级人大的作用。对政府决策进行责任追究, 前提是确认它的法律责任, 而现有法律并没有对决策主体应以何种形式承担法律责任作出统一完整的规定。虽然已有一些规范行政程序的法律文件, 如《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行政许可法》, 但法律体系尚不完备, 尤其在规范决策程序方面的立法严重滞后, 在对政府的决策行为进行法律责任认定上存在诸多问题。同时, 人们对决策行为的法律责任认识不足, 甚至以决策行为并不直接作用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为由, 拒绝将其法律责任纳入法律救济的渠道。

同样, 政府决策也没有被《行政诉讼法》纳入受案范围之内, 《行政诉讼法》只以列举方式明确了十种具体行政行为, 在抽象行政行为方面是空白, 当政府决策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时, 不能对它进行司法追究。这不但削弱了司法监督制约的作用, 也违背制定公共政策的初衷和意图。

宪法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地方组织法》第44条第四项也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对此, 各级人大应根据本地政府决策的实际需要, 加快决策程序的立法工作, 承担起国家和地方权力机关的作用和使命。由于对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这一职权的认识不尽一致, 这一原则始终未得以具体化。加强决策程序的立法工作, 使决策程序法律化、制度化是今后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

摘要：完整的政府决策过程包括议程设置、政策规划、政策采纳、政策执行、政策评估五个阶段。政府决策过程是否规范, 能否实现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合理化和规范化,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文章从狭义的政府决策过程, 即议程设置、方案规划和政策采纳三个方面, 就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如何进行决策过程创新进行规范性分析。

关键词：地方政府,政府决策,决策过程,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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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地方政府经济决策机制分析

关键词：经济决策；地方政府；提升

一、地方政府经济决策的权力来源

英国启蒙思想家霍布斯从契约的角度阐述了政府的来源，人民将权力委托给统治者。另一位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洛克提出，天赋人权理论，认为个人自然权利是天赋的，是与生俱来的。人民拥有自由、平等的权力，政府的形成基础是人人都同意并订立社会契约，那么政府必然要保护人的这种自由状态。卢梭则从社会契约论推演出人民主权论，从天赋人权的角度得出主权属于人民，国家是建立在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契约之上的，每个人的权力都是由社会契约所给予的，国家、政府都源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人。无论从上述哪个理论阐述，都证明了一个真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形成是基于人民权力的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继承前人的智慧，提出了人民主权理论，为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提供了科学证据。

地方政府权力是由人民委托的，是一种公共权力。地方政府权力直接来自人民代表大会，它作为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着人民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所以政府的权力归根结底源自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赋予国家各级行政机关所有的权力。为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监督政府公共权力的行使，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

二、地方政府经济决策的履行路径

政府决策是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人员，在其管辖范围职责范围内，根据国家所赋予的职权，依法处理行政事务而做出的法律法规、发展规划、财政预算、年度计划以及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重大措施。政府对重大项目的审批，及政府所发布的行政决议与指示都属于政府的决策范围。政府行政机关是政府决策的主体，行政管理的程序是决策的过程，行政管理职能是其职责，国家公共事务是决策事项。

决策是经济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并贯穿于整个经济活动过程。地方政府被赋予了一定的权力来管理当地的公共事务。因此，决策贯穿于地方经济活动管理的全过程，处于核心地位，对地方政府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地方政府经济决策的约束主体

政府决策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地方政府经济决策的约束主体即对政府决策的监督主体，人民群众、媒体、民主党派是除政府自我监督之外的重要监督主体。不同的监督主体对政府经济决策监督的影响是不同的。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各种途径和方式，参与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社会事务的管理。这就决定人民全中有权对政府经济决策进行监督。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民群众并没有真正发挥对决策的监督作用，政府漠视群众意见也时有发生。为此，我们应该提高人民的决策监督意识，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其次完善公民的监督制度，如信访制度等，认真对待人民群众提出的批评、建议。

在西方国家，很多学者认为舆论监督与立法，执法，司法同样重要，被当做现代社会发展的四大支柱。可见舆论监督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体获取信息，来了解政府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因此，舆论在监督政府工作和政府决策的制定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政府应该允许新闻媒体对政府决策工作的及时报道，对失误决策曝光，提出与决策相关的批评和建议，同时新闻媒体也要加强自身改革，杜绝新闻腐败，以客观、独立、严谨的态度传播信息，树立新闻媒体的良好形象。在媒体舆论的压力下，有助于政府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制定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经济决策。

民主党派具有参政议政的能力，并且民主党派成员大多拥有较高的学历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这说明民主党派能够对政府经济决策进行有效的监督，提出更加专业、科学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地方政府经济制定出更科学的决策，从而提高地方政府经济决策能力。但是民主党派的监督缺乏法律保护，没有强制力和约束力，容易使民主党派监督流于形式。因此需要从法律上保证民主党派的权力与职能。

四、地方政府经济决策存在的问题

第一、违规、违纪、违法决策。由于地方政府做出的经济决策事关众多经济活动项目，往往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一些政府领导干部无视国家、全局的利益，而是以部门利益或者个人私利为中心，滥用职权，做出明显违反法纪、法规的决策。第二、缺乏决策的公众参与度。基层民主与公众参与也多流于形式，公众参与更高层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机会还受到各种限制。甚至有些决策者把自己凌驾于公众之上、组织之上， 缺乏民主，独断专行，在决策时一个人拍板说了算。第三、缺乏决策原则﹑程序和监督制约。没有科学的决策程序，就难以形成科学决策，缺乏有效的决策监督，就容易导致失误决策的出现而无人被追究责任，损害人民的利益。目前决策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科学的决策程序规范决策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科学化决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宋常，王睿，赵懿清.国家审计在走向善治的国家治理中的若干问题[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2

篇5：人民健康卫士,政府决策参谋

——苦练内功，打造“一锤定音”的公共卫生服务

陈煚 曹海勇 李多富

核心提示

“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就是为卫生监督执法提供技术支持，为社会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包括突发事件处置、与健康相关的监测、计划免疫健康教育与促进等。从SARS到禽流感、手足口病、霍乱等等，合肥市每年都有几十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这些事件，疾控部门必须一锤定音，准确、快速拿出检验结果，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技术队伍，同时我们的工作必须得到老百姓的配合。为此，我们提出了‘外树形象，内重素质’的工作方针，几年的实践证明，‘外树形象’建设让老百姓能够积极配合我们的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而苦练内功，加强质量体系建设和内部文化建设两项‘内重素质’的举措，让合肥市疾控中心公共卫生服务的水平也大幅提升。目前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基本实现对突发事件及时处理率达到100%，国家疾病预防控制率达到90%以上，客户满意度达到95%以上的质量目标。”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马尔健如是说。

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建设

保障检测结果“一锤定音”

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是服务行业的一种,牵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联系着众多的企业和个人,其发展状况已成为一个国家、地区发达程度的标志。进入新世纪,伴随着卫生体制的改革，疾控工作出现了新形势，面临着新挑战。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挑战就是如何提高疾控机构三个能力建设的问题，即检验能力的建设、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能力的建设及上级各种项目任务执行能力的建设。“为了迎接挑战，寻找对策，这些年来，合肥市疾控中心在如何做好上述三个能力建设的问题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并获得了社会的一致认可。”合肥市疾控中心主任马尔健如是说。

抓住一点构建ISO17025体系，提升检验能力

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身为合肥市卫生防疫站，始建于1951年，经过几次变迁后于1956年正式建制。2003年在原卫生防疫站的基础上成立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之初，中心的检验能力处于较低的水平，成为制约疾控工作开展的“瓶颈”问题。

对此，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04年开始着力构建ISO17025质量管理体系，将3个科室纳入体系管理，后来又逐步扩大到7个科室。经过一年多的艰难摸索和体系试运行，最终于2005年12月通过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的现场评审，成为我省第二家通过CNAS认可的疾控机构实验室。在获得认可资质后，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又通过历次的内、外审和日常过程监督不断发现问题，进行持续改进和PDCA循环。从而确保“检测工作客观、公正；检测数据准确、可靠；提供服务优质高效”的质量方针得到有效贯彻，ISO17025体系各要素的运行符合各项规则、准则要求，最终使得检测工作的各个

环节均处于良好的受控状态。2010年12月，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再次顺利通过CNAS的复评审。

2011年9月，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又经历了一次由国家认监委组织的“飞行抽检”，由于预先不打招呼，这次检查完全反映的是实际工作质量和能力水平，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这次“大考”，并获得检查组的高度评价，作为优秀实验室上报国家认监委。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年来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力构建ISO17025体系，不断提升检验能力的工作实效。

由点及面构建ISO9001体系，全面提升疾控工作质量

在较好地解决了制约疾控工作开展的“瓶颈”问题后，合肥市疾控中心又遇到了新问题，那就是如何全面提升疾控工作的整体质量，特别是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能力建设和项目任务执行能力建设的问题。为此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做了大胆的尝试，奉行拿来主义，这个“法宝”即是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9000族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总结了世界上发达国家一些先进企业的质量管理的实践经验和先进的质量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通用性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和广泛采用。2008年颁布实施的最新版ISO9000族标准，增强了通用性和广泛适用性，促进了质量管理原则在各类组织中的应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适用于各类组织的通用标准。

ISO90001质量管理体系毕竟是企业最早的质量管理模式，是以实实在在的产品为服务对象的，而把它引用到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后，是要把服务作为产品，对服务进行质量控制，“把无形的服务作为产品，要对服务进行质量控制，确保每一个工作环节都有可靠保证，确保每名工作人员都有作业指导书和程序文件，所有的工作都要按章办事，所有的流程一点不能少，不能走样，确保服务到位。我们毕竟不是企业，所以引进这一管理体系，我们经历了一个艰苦的过程，但我们做到了！”马尔健说。

为了构建真正的现代化管理体系，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领导决策,全员参与”的方式，对中心原有的管理模式进行诊断,找出与ISO9001:2008标准的差距,以利于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推行工作的顺利进行,并从制定质量方针和目标、体系文件编写、确认科室职能、疾控服务过程的策划、运行质量管理体系方案等五个方面夯实基础，真抓实干。

2010年4月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利通过英联摩迪认证公司的现场评审，并于同年7月获得QMS国际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合肥市疾控中心成为全省首家获得ISO9001体系认证的疾控机构。2010年9月，合肥市疾控中心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省卫生厅组织的绩效评估现场审核。在此次绩效考评的准备工作中，中心各科室并没有出现以往类似考核中出现的大规模加班加点整理材料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ISO9001体系的要求和约束，所有资料的规范性、准确性及可追溯性均在平时予以了持续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推行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和绩效评估工作是完全契合的、相辅相成的，对于推动疾控工作质量的全面提升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和价值。

引向深入构建全市疾控工作质量控制网络

这些年来，在不断加强合肥疾控自身工作质量控制的同时，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

辖区内各县区疾控中心的工作质量也不断进行鞭策和推动。因为现今的很多工作要求上下步调一致，实际工作中的具体执行部门往往都是基层疾控机构。特别是上级下达的各种项目任务，实际上是一盘棋的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反过来说，基层的工作质量不理想，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市性的整体工作。合肥市疾控中心利用合肥市卫生局对县区疾控机构进行绩效评估工作的契机，适时地进行了体系建设工作的动员和部署，同时要求中心各科室予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目前，肥西县疾控中心已于2010年11月率先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并于12月正式获证，成为我省首家获得QMS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的县级疾控中心。我市所属其它各县区疾控机构同样不甘落后，也纷纷将体系建设工作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综上所述，由于这些年来不懈地进行质量体系的建设，合肥市疾控中心的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在今后的工作中，合肥市疾控中心将一如既往地强化质量意识，继续提升诚信优质的服务品牌，发扬“诚、谐、超、精”的疾控人精神，充分整合现有卫生资源，不断提高合肥市疾控中心的检验能力、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能力和项目任务执行能力。努力创建机制健全、功能适应、信息畅通、运行高效的具有合肥疾控特色的疾病预防工作系统。切实履行政府赋予的专业技术机构职能，当好政府决策参谋的角色，保障全市社会稳定，甘做人民健康卫士。

规范的疾控文化体系建设

保障队伍建设“适度完美”

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随着我国公共卫生体制改革而诞生的公共卫生专业机构，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疾控中心领导班子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精神为指导，坚持改革和创新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积极学习和探索当代先进的管理模式，提出了“创建疾控文化，打造一流疾控”的奋斗目标，确立了“建一流疾控、当一流职工、创一流业绩”的共同愿景，打造“工作做得漂亮，生活方显精彩”的中心价值理念。

树立“诚、谐、超、精”的疾控精神，确定“做事先做人，做事德为先”的道德观念，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系统规范的疾控文化体系。合肥市疾控中心成立至今，先后获得了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卫生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市卫生系统综合目标管理考核第一名、合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合肥市文明单位、庐阳区“四五普法”先进集体、合肥市平安单位、合肥市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合肥市创学习型单位先进集体、合肥市民主管理厂务公开先进单位等荣誉。“我们每位员工在工作中都自觉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适度完美’，要把工作做到自认为是最好的！”马尔健主任说。

积极推行文化建设

为构建和谐疾控提供精神支撑

文化是一个单位的灵魂，是维系单位团结和发展的精神纽带。中心向全体员工提出“创建疾控文化活动”的倡议，成立了由中心党、政、工、团、办公室、组织人事科组成的“中心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出台了《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文化建设实施方案》，从目标、理念体系、方法步骤等方面对文化建设活动做了详实的安排，从而保障了创建疾控文化活动工

作有序到位。中心利用职工大会、中层干部会、行政办公例会多种形式进行“创建疾控文化活动”的部署和要求，并把“创建”工作列入各科室目标责任制的考评指标，通过内部局域网在全中心范围内，推出了大规模征集“中心文化理念用语”的活动，号召全员参与、人人关心，营造上下联动、奉献智慧、追求卓越、奖掖先进的文化氛围和激励机制。疾控中心的领导者和核心管理成员在文化建设中始终站在职工队伍的前列，率先垂范，以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实际行动示范、影响、带动广大员工，像一面旗帜，把自己的价值观成功转化为全体员工的价值观，推动了中心文化建设活动顺利进行，确立和奠定了疾控文化的基础。

为了建立一支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和积极进取人生态度的疾控队伍，帮助团队和个人发掘并发展其潜能，造就强大的合作团队及有效的工作个体，合肥市疾控中心组织了以“提高领导力，提高团队协作”为主题的中层干部参加及35岁以下职工参加的以“提高执行力，尽快融入团队”为主题的拓展训练。为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合肥市疾控中心先后组织了“职工办公礼仪培训”、“读书征文、演讲比赛”等活动。为了树立疾控文化的外在形象，中心发起征集形象识别系统的活动，组织专人进行设计，向社会公众推出了属于自己文化的形象识别系列和疾控歌曲，给疾控人极大的鼓舞。

建立与文化相适应制度

构建公平公正和谐环境

优秀的文化要有相应的制度来支撑，有章可寻，有法可依，才能使文化建设落到实处。所以建立起与文化相适应的制度和激励机制，满足职工多样化的需求势在必行。

根据单位文化体系的特点，合肥市疾控中心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修订和调整，尤其是对人力资源制度如招聘、培训、考核、任免、奖惩、薪酬等制度要起到支点作用，达到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作用。结合文化建设活动，中心开展了征集修订规章制度工作，得到广大职工积极响应。在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基础上，对原有的全部制度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其中对人事、考勤、津贴、聘用、晋升、奖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制度做了较大的修改和调整，使之更加体现了公平公正的精神。将科研和人才培养融入疾控中心的发展之中，实现两者的共同进步、协调发展。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实行中层干部优胜劣汰，竞争上岗，建立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人事管理制度，促进人才的有序流动，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建立领导与群众沟通制度，定期召开老职工、年轻职工、高级职称职工、民主党派、离退休职工等座谈会，领导班子成员直接与职工对话，沟通思想，化解矛盾。

建立学习激励机制

提升文化建设内涵

一个具有优秀文化的组织必然是一个学习型组织。疾控中心在文化建设的同时，把建立学习型组织与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实施，并建立了完整的学习制度。

将教育和学习引入管理，用团队学习的方式来激发个人的内在潜力。每年中心都要制定党员学习、职工理论学习、业务学习、法规学习、行风建设学习、纠风学习、创建文明单位学习计划，纳入干部职工学习考核项目。树立领导是学习型组织的设计师和善于启发、引导、辅导的新型领导观。首先自己认同并传播单位文化，定期走访、慰问职工，与职工沟通，把人的自身进步和利益的满足，作为管理的终极目的。

以制度创新实现学习型组织管理。合肥市疾控中心在管理的基点上由外在的制约转变为通过学习调动职工内在潜能的方法，在学习形式上提出贯彻“无边界”理念，打破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业务之间的界限。建立培训中心，定期培训，营造追求高质量和卓越的团队学习文化氛围，使广大职工都能感到向自己极限挑战是一种愉快的事情。建立积极向上、和谐宽畅的人文环境。把中心团队建设列入提升单位现代管理观念和方法的重要内容，确定了以中层以上干部为对象建立疾控核心团队的目标。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疾控文化如同春风化雨，悄然流淌在每位职工的心田。让他们在追寻中演绎着文化创新，在求索中构建着团队和谐。疾控文化的构建使每个疾控人心灵上拥有一片绿洲，人生得以充实，并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给自己和社会带来幸福和快乐，从而延续疾控文化的积淀，提升疾控文化的内涵，让整个疾控工作呈现出勃勃生机！

篇6：强化科学决策建设效能政府

强化科学决策建设效能政府

**县是久负盛名的“中国**黄羊之乡”、“中国核桃之乡”、“中国金银花之乡”。近年来，该县坚持把科学决策作为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效能政府的重要保障来抓，狠抓决策咨询工作，加强决策制度建设，通过科学决策和强力实施决策，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一、发挥三种作用，加强决策咨询，提高行政决策的公信力

——发挥科技顾问团的咨询论证作用。坚持先咨询、后论证、再决策，充分发挥咨询机构的作用，避免和减少决策失误与决策风险。县委、县府成立了由县长任组长的科技顾问团，下设综合、农业、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五个专家顾问组，从县内外聘请67名专家和科技拔尖人才担任顾问。科技顾问团的主要职责是对县委、县府决策提供咨询参谋服务。凡是涉及全局性、综合性、长远性或专业性较强的重大决策，必须由科技顾问团进行调研论证，出具咨询报告或评估报告。实行课题管理和交办研究相结合的管理机制，顾问团每年初围绕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工作和县委、县府交办事项，拟定决策咨询专项调研课题，确定专门课题组承接研究，按期结题。近三年，科技顾问团累计完成各类研究课题40余个，提供各类咨询建议近100条，论证上报国家、省项目80余个。同时，先后聘请中国农科院茶研所、中国农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所和资深策划公司，对我县重点工程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和重大活动进行策划设计，确保了决策质量，提升了工作水平。

——发挥政府法制机构的参谋服务作用。县政府高度重视法制机构建设，建立了重大行政决策法律审查制度，对涉及法律的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前，必须先由县政府法制部门进行法律审查，并出具书面审查意见，必要时由法制部门牵头组织法学或法律专家咨询论证。县委、县府制定的重要文件必须经过法制机构审核把关，政府常务会、全体会等重要会议法制机构负责人必须参加，确保依法决策、依法行政。

——发挥人大政协和各类组织的监督支持作用。县委、县府出台的重大决策，除按程序由县府专题研究后报县委审查决策外，对依照法律规定应提请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审议的，由县政府报人大审议后再颁布施行。县政府召开常务会、全体会或重要专题会议，都要特邀人大、政协、人武部、纪委、法院、检察院、人民团体和群众代表参加，充分听取意见，积极争取支持。

二、建立三项制度，完善决策程序，推进行政决策的规范化

——决策前：调查研究、公示听证。一是完善调查研究制度。县委、县府出台了《关于切实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意见》，在充实政研室等调研工作机构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领导干部调研制度，明确要求县级领导和部门主要负责人每月深入基层调研的时间不得少于7天，并如实记录《调研日志》。对县委、县府拟定出台或部门提交的决策事项，必须由分管领导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专题调研，通过召开座谈会、论证会、评审会、民主协商会或通过书面、媒体、网站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意见，及时调整决策方案。二是建立公示听证制度。对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重大调整、需要决策的重大项目提前向社会公告公示，必要时举行公开听证。今年以来，已对收取城市垃圾和污水处理费等3个决策项目进行了公开听证。建立和完善决策信息公开制度，对已经做出决定相关的行政决策事项、政策与规章制度、审批程序等，通过政府网站、**政务或新闻媒体及时公开，并通过“县长信箱”栏目，畅通民意征集渠道。

——决策中：充分酝酿、民主议政。严格遵守“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议事制度，重大事项实行集体决策，由县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依法依程序做出决定。同时规定，县政府常务会议决定重大事项，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应出席人员到会方可举行，其中分管该项目工作的政府领导必须到会。决策时，注重倾听并认真研究各种不同意见，提倡和鼓励政府组成人员向县长说“不”，大力营造决策民主的氛围。注重创造条件让班子成员对彼此分管的工作相互了解，通过县长办公会、党组会、碰头会等例会制度，召集班子成员研究工作，交流情况，从而便于在决策中加强沟通，形成共识。

——决策后：追踪反馈、实践校正。现实工作情况复杂多变，而决策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在决策出台后，我们加强了跟踪反馈、督促检查，及时了解和掌握决策实施情况。县委、县府成立专门的目标办和督查室，负责对县委、县府的重大决策实施、计划执行和目标完成情况的督查督办、综合考核。对于难度较大、牵涉面较广的工作，实行集中督办；对于突发问题或急需解决的带倾向性的问题，实行现场督办；对于全局性、持续时间长的重大决策，实行经常督办，并根据对决策的执行情况和形成的影响进行跟踪和反馈，适时调整和完善有关决策。同时，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完善了行政决策监督机制和

责任追究制度，对不依照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或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从严追究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好范文版权所有

三、彰显三大功能，确保决策实效，促进经济社会和谐进步

行政决策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不仅提高了决策事项的“含金量”，为决策顺利施行和取得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