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案件调查与处理（通用6篇）
篇1：治安案件调查与处理
2008至今治安案件处理情况记录
打架斗殴案件：3起
故意破坏案件：1起
盗窃 案 件：10起。其中2起为外来人员盗窃，8起为内部职工盗窃。
一、2008年1月9日下午，容器公司员工马信伟、张利善、曹广、曹广林等人在外喝完喜酒回厂，经园区大门时与值班警卫李同清同志发生口角，继尔发生群殴事件，致警卫李同清受伤。
处理情况：
1、马信伟承担全部医疗费用1600元。
2、参与者各自写一份内容深刻的检讨交公司办公室。
3、对参与者属于技校学生的，延长三个月的实习期；属于预签定劳动合同的，延期三个月执行。
二、2008年1 月 10日早6点40分左右，模板公司职工张雷乘同楼层303房间无人之机，盗取其同事波导手机一部。
处理情况：
1、退还当事人手机并进行罚款；
2、做出除名决定。
三、2008年1月25日晚，容器公司员工马景昌、李招二人酒后到职工公寓二楼208房间模板公司员工秦昌花宿舍看电视，与前来探望秦的丈夫侯平愿相遇，因口角争吵后发生斗殴，致使侯平愿受伤住院。经事后调查发现，起因为马景昌、李招二人喝酒过量、情绪失控造成的。
处理情况：
1、当事者向受害者当面赔礼道歉，取得原谅，达到双方和解。12、侯平愿本次住院费4000元，生活费、精神损失费、损坏物品修复费3000元，共计7000元，由马景昌承担4000元，李招承担3000元。
3、对马景昌、李招二人清退出厂。
四、2008年 2月29日上午10点左右，容器公司外包工程人员王大伟利用装氧气瓶机会，盗取容器公司二部圆盘四块，放在驾驶室内座位底下，出门时被值班警卫人员发现。
处理情况：
1、王大伟系外包人员，让其做出深刻检讨；
2、对其物品折价两倍罚款，共计200元。
五、2008年5月7日当地村民刘子厚到模板公司收购废铁，乘监督人员不注意，利用其驾驶的车辆盗取废铁两桶，重100余公斤，出门时被值班警卫查获。
处理情况：
1、写出深刻书面检讨，承认错误。
2、对其所盗物品折价两倍罚款，检计500元。
六、2008年5月9日晚模板公司职工腾贵向利用加夜班的时间，将私自改装的摩托车骑入车间内，将28块成品垫板装入摩托车内准备带走，被巡逻警卫发现。
处理情况：
1、对其罚款4000元，并没收所盗财物；
2、给予除名处分，并派专人监督限期限离开园区。
七、2008年7月20日晚20点左右，模板公司职工王涛酒后把公寓楼311宿舍房间门用脚踢坏。
处理情况：
1、写书面保证，并进行全公司通报。
2、限7日内维修完，维修费用自理。
3、对王涛同志处以200元罚款。
八、2008年8月15日晚，模板公司职工郭安宝利用加班之机，偷取公司物品，被值班警卫当场查获
处理情况：
1、对郭安宝同志的行为进行全公司通报；
2、对其罚款2000元；
3、郭安宝属明知故犯，对其做除名决定。
九、2008年10月11日凌晨3点21分，模板公司职工张力升，乘他人熟睡之机，由模板公司公寓楼318房间窜入四楼容器公司宿舍，盗取手机2部。
处理情况：
1、对张力升除名；
2、罚款1800元。
十、2008年10月27日晚10点10分，容器公司职工王学成利用加班之便，用衣服包裹并盗取车间不绣钢下脚料四块，重10多斤，放臵在园区宿舍楼南侧栅栏处，10月28日早9时，与其女友合伙将不锈钢取走，在废品收购点卖出时被警卫人员当场抓获。
处理情况：
1、集团公司不与其签定劳动合同并离开本公司；
2、给予王学成同志罚款2000元的处分；
3、承担实习期间培训材料费3000元。
十一、2008年11月4日凌晨12点30分和1点40分，容器公司二部职工
张聪和陈树华二人分别盗取公司不锈钢管数根，用衣服包裹住准备带回家中，被值班警卫和巡逻警卫当场抓获。
处理情况：
根据当事人的承认错误态度，对二人分别做出处理；
1、对张聪罚款1000元，留厂察看半年的处分，并做出深刻检查，自即日起停交其个人五险一金等费用，视其表现情况再决定是否留用。
2、对陈树华罚款1000元并开除的处分。
3、对经营二部车间负责人孙纪周、三班班长李志飞、机加工班长乔有志分别罚款200元。希望三位同志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管理，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十二、2008年12月29日晚18点30分左右，模板公司徐厚军、李峰两位同志因个人原因纠缠，最终大打出手，导致两人全部住院。
处理情况：
1、对徐厚军、李峰两人开除除名，并对此事进行全公司通报。
2、两人所花费医疗费用自行承担。
3、对两人各罚款100元，由两人个人原因造成的不良后果，与公司无任何牵连。
十三、2009年1月15日11时，模板公司职工续宗山将放臵在公寓楼312宿舍内的一个废冲头、一个废剪板机印子，放在纸包中想带出工业园，在经大门时，被值班警卫当场查获。
处理情况：
1、续宗山属于明知故犯，事实清楚，对其做留厂查看一年决定。
2、对续宗山同志处以1000元罚款。
篇2：治安案件调查与处理
区公安分局被评为全省“三基”工程建设先进集体和全省执法质量优胜单位;开发区公安分局也被评为全省执法质量优胜单位。我们认为，我区的社会治安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加强了社会面的管理控制。
围绕全国“会议”、北京奥运会和村级换届选举等重点事件和敏感时期，加强对重点人、重点事、重点物的排查和控制，认真做好风险评估、预案演练等相关工作，并落实各项管控措施。建立重大群体性的事件隐患专案经营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及时化解、预防和处置重大群体性的事件，确保社会政治稳定。
(二)加大了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
始终保持对违法犯罪分子的“严打”高压态势。区公安分局破获刑事案件2898件，同比上升4.55%，其中破获毒x犯罪案件165件，同比上升13.79%;查处治安案件5159件6028人次。开发区公安分局破获刑事案件928件，同比上升4.04%;查处治安案件2590件，同比上升58.4%。两个公安分局共破获命案7起，破案率达100%。
(三)夯实了治安防范的基础工作。
深入实施“实效大防范”工程，扎实开展“平安大行动”，建立点、线、面相结合的巡防机制，不断深化“三基”工程建设。加强外来人口管理，全区外来人口登记率达93%以上。继续完善群防群治机制，大力实施社会科技防范“天网”工程，实行人防、物防、技防三结合，确保社会治安稳定。
(四)强化了干警队伍的教育管理。
认真落实从优待警、从严治警措施，严格按照队伍正规化管理的要求，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练兵、大接访等活动，不断提高民警素质，确保了队伍的清正廉洁。全年没有发现干警有违法违纪行为。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我区的社会治安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面临的困难不少，总体形势仍比较严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刑事治安案件仍在高位运行。
虽然通过公安机关开展“首季攻坚”、“四整治一攻坚”等专项行动，各类严重刑事犯罪苗头有所遏制，发案总量有所下降，但总的来说，刑事治安案件依然偏高。，全区(包括开发区)共立刑事案件7669件，受理治安案件14863件。尤其是侵财型案件呈上升趋势，仅月区公安分局所立的618件刑事案件中，“两抢”案件有35件，同比上升45%;入室盗窃案件有276件，同比上升20.6%。同时，青少年违法犯罪有增无减，黄、赌、毒等案件明显反弹，利用高科技手段实施诈骗愈演愈烈。
(二)不稳定因素依然大量存在。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凸现，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其中，因征地拆迁、邻里纠纷、复退军人待遇、非正常死亡、劳资纠纷等矛盾和问题引发的群体性的事件尤为突出。据调查，年1-11月，全区共发生5人以上集体上访事件达141批次，涉及人员达1655人次，同比分别增长74%和49%。
(三)基层基础工作还有待加强。
篇3：治安案件调查与处理
一、骚扰行为的违法性及其界定标准
(一)骚扰行为的违法性
性骚扰现象古已有之,但是一直到20 世纪下半叶女性意识的抬头方才使其引起世人的重视。 以美国为例,1964 年《民权法案》第七章的颁布,第一次使性骚扰防治获得初步的法律保障。然而, 《民权法案》第七章仅仅是禁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并未将校园性骚扰纳入规范。[1]随后,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概念也逐渐被扩张到校园中,成为校园性骚扰的规范基础。1972 年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是美国规制校园性骚扰现象的重要法源。该法规定“在联邦财政补助的公私立教育机构、教育活动和课程中不容许性别歧视的存在”,这就为禁止校园性骚扰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2]
根据女权主义法学家麦金农(C. Mackinnon) 教授提出的主流通说———“宰制理论”,教师对未成年女生的骚扰是肇因于“结构性”与“个人性”双重因素。[3]所谓结构性因素,指的是师生伦理中的父权主义模式和两性关系的阶层化特征。换言之, 教师对学生拥有类似父辈对子女、男性对女性的管教权威。个人性因素则是指某些教师心理的异常与心态的偏差。值得指出的是,中小学不同于学术自由和自治氛围浓厚的大学,师生之间存在着“控制———服从”的权力落差。在权利不平等的情境下,教师更容易滥用工作或者教育方面的利益强势,对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女生提出不当的要求。
美国教育部于1997 年对校园性骚扰做出的概念界定,成为行政部门和各级法院的权威依据。 校园性骚扰一般被称为“学术性骚扰”,其内涵既包括师生之间的骚扰,也包括学生之间的骚扰,外延从最轻微的语言挑逗、肢体接触一直到最严重的强奸。[4]教师对学生的校园性骚扰造成的侵害后果大致如下所述。
第一,构成性别歧视,即使女性受到歧视性待遇。根据“宰制理论”,校园性骚扰是教师借助教育管理权和社会性别权力的双重优势,提出违反弱势女生意愿的强制性需求,使其遭受损害。校园性骚扰反映的并非某个女生的遭遇,而是整个女生群体在男权社会中共同面临的不幸命运,因此属于“性别歧视”。第二,侵害人性尊严。人性尊严强调的是个人免受国家和他人侵害的自主、独立性。 教师对未成年女生的骚扰不仅违背受害女生的意志,而且使女生沦为肇事教师展现权力的客体和工具,因此严重侵害学生的人性尊严。第三,侵害受教育权。教师对未成年学生管教、施教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和健康身心,实现学生的受教育权。教师对未成年女生的骚扰有违教育目的,并会对被害人造成严重的身体和心理损害,侵害到学生的受教育权。
(二)非法侵害行为的界定标准
教师骚扰未成年女生案件的最大难点在于, 如何界定某种骚扰构成非法侵害行为?根据行为的性质不同,教师对未成年女生的骚扰包括如下两种类型。
1. 交换利益型,[5]即具有管教权力的教师对其学生提出不当要求,学生若接受要求就能获得学业、经济上的利益,若拒绝要求就可能导致学业或者经济上的不利待遇。根据1992 年“佛兰克林” (Franklin v. Gwianett County Pub Schs.)案判决,交换利益型骚扰的构成要件大致包括三项:[8]一是教师的骚扰行为违反被害人意愿,不受其欢迎;二是带有挑逗、要挟、利诱、恐吓或攻击性的肢体和言语动作;三是教师动用工作或者教育方面的权力,希望从学生处获益或者使其遭受“严重、持续、 客观的侵害”。这种类型强调肇事教师与被害学生之间具有直接的学业指导、教育管理关系。被害人往往伴随有学业、经济上的损益得失,她们的学业或者经济收入需要建立在默认、容忍肇事教师的非法要求之上。例如在索帕案(Soper V. Hoben)中, 教师以开除、留级、重修、考试不及格等手段威胁学生满足其不当要求。[6]又如在布莱克案(Black v. Indiana Area School Dist)中,教师对愿意满足其不当要求的学生给予优惠待遇,对其他学生给予不平等的学习待遇。[7]
2. 敌意环境型,即教师以不当评论、猥亵动作制造出一个令被害人感到害怕、受到诱惑、恐慌、 尴尬的敌对环境,影响其正常的学习或者生活环境。[9]敌意环境型骚扰的构成要件大致包括三项内容。一是骚扰行为不受被害人的欢迎。被害人对骚扰行为的反应包括“被害人主动邀请”、“未邀请但欢迎此行为”、“具有冒犯性但是可容忍”、“完全的拒绝”等四类。[10]其中,“具有冒犯性但是可容忍”、 “完全的拒绝”这两种反应属于不受欢迎。二是教师的言行具有性意味。[11]例如教师在课堂上说黄色笑话挑逗学生或展示让学生感到受侵犯的教学内容等。三是影响被害人的人格尊严与学习情绪。[12]敌意环境型的影响主要是在被害人的心理,但不一定会带来学业、经济上的损失。在判断骚扰行为是否构成敌意环境型骚扰时,行为必须达到“普遍且严重”影响被害人学习的程度。[13]对于“普遍且严重”的标准,早期的司法实务是依据常人眼光来判断该行为是否严重到“影响被害人的人格尊严与学习情绪”的程度。但是,批评者认为这种判断标准片面地基于男性立场,忽视了女性对骚扰的敏感和脆弱,因此有失公正。因此近年来,法院转而采取“合理女性标准”或者“合理被害人标准”。 其中,“合理女性标准”是依据一般女性的主观感受来判断该行为是否构成性别歧视。[14]“合理被害人标准”则是以被害人的主观感受来判断该行为是否产生敌意性、胁迫性或者冒犯性的环境。[15]
二、学校承担的法律责任
美国1972 年《教育法修正案》将校园性骚扰视为教师个人的非法侵害,因此将规制重点置于肇事教师的法律责任。肇事教师虽然受到行政处分、被解聘乃至刑事制裁,但是司法实务中一般不允许被害人提起赔偿请求和获得金钱补偿,这种做法显然有失公允。最高法院在1992 年“佛兰克林”案的判决中才首次承认了被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在该案中,一位中学女生连续三年遭到其体育教师的侵害和骚扰,校方管理者知晓该教师对多名女生的性骚扰情节,但却没有阻止其行为,并劝阻女生提出控告。后来该教师辞职离校,被害女生诉至法院,要求肇事教师和学校赔偿损害。最高法院指出1972 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暗含着私人的诉讼权利,进而承认被害人有权提起赔偿请求。
学校作为教师的雇主,理应为学生提供适当的学习环境,因此校园性骚扰案件对学习环境的破坏可以视为学校的失职。但是,早期的司法判决一直将教师的骚扰视为是肇事教师的“自己责任”,不愿承认学校作为雇主的“代理责任”。直到1998 年“格波瑟案”(Gebser V. Lago Vista Indep), 最高法院才最终确立起学校的代理责任。[16]在该案中,多名女中学生长期遭受辅导教师的骚扰和侵害。校长在知情后没有及时干预和制止,被害人及其母亲遂将学校告上法院。最高法院判决原告胜诉。肯尼迪大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学校对其理应知情的非法骚扰承担绝对的代理责任。肇事教师滥用职权说明学校主管部门的监督存在缺失和疏忽。只要学校明确将教育权限授予该教师,就应承担代理责任。[17]
就性质而言,学校的代理责任属于连带责任而非替代责任。换言之,对肇事教师的制裁不能免除对学校的制裁,肇事教师是侵权的直接加害人, 而学校的责任是没有善尽学习环境的安全管理义务。由此可见,与其说学校是为教师的行为负责, 倒不如说是对自身的监管不作为负责。
归纳起来,校方需要承担代理责任的条件如下:
第一,学校管理机构对非法骚扰应当知情。首先,这里的学校管理机构是指“适当的管理人”,即有权制止非法骚扰的纪检监察人员。[18]其次,对侵害行为“明知”或者“一推即知”。第五上诉巡回法院曾经提出过严格的“必须真正知情”标准,认为只有当学校主管部门真正知情却未加阻止,才对教师的非法骚扰负责。法院认为如果将雇主的代理责任套用于学校,就会导致学校必须为所有的校园性骚扰案件负责,未免失之偏颇。但是最高法院反对这种观点,主张对学校课予类似于雇主的严格代理责任。只要侵害行为是发生在校方原本可以控制的场合,主管纪律的校方负责人对肇事教师、非法骚扰发生的背景均有掌握的,就推定学校管理机构对此知情。
第二,学校管理机构在知晓非法骚扰后的反应是“故意冷漠”。[19]“故意冷漠”是一种超过疏忽大意的严重过错。第五上诉巡回法院在“杜尔”案(Doe V. Claiborne County Tennessee)中主张“故意冷漠”是指校方的反应迟缓、措施笨拙而不适当, 未采取迅速、有效而合理的补救措施。[20]如被害学生向校长告状,校长却置之不理,不闻不问。又如校方对学生举报的校车司机仍然怠于监管,未制止其继续骚扰。
关于学校承担的代理责任,最后还可以从抗辩免责的角度做出考察。也就是说,学校如果对教师的非法骚扰采取达到“合理关心”程度的事前预防和事后纠正措施,就可以提出抗辩而免于承担责任。[21]“合理关心”标准具体表现为:
其一,平时就向广大教职工和学生发布禁止校园性骚扰事项的书面声明,详细列举被禁止的诸多骚扰行为。学校应通过书面文件强调反骚扰政策,制定严厉的罚则警戒每位教职工。
其二,建立申诉监督的内部程序,并保障下情上达的及时、通畅性。同时,应当设立申诉者的安全保障机制,避免其遭到管理监督者的打击报复。
其三,对申诉进行迅速、客观、完整和保密的调查。一是认真和及时处理申诉,有效制止侵害事件的发生或蔓延。二是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和陈述,保证调查的客观性。三是妥善保存调查资料,对调查内容尽量保密,避免让被害人受到二次伤害。
其四,及时向当事人告知调查结果和决定。如果调查结果发现申诉不成立,或者证据不足以判断有无侵害事实,就会通知双方当事人,并重申反对侵害的立场。另一方面,如果调查发现存在侵害事实,就立即采取有效的制止措施。
其五,发现非法骚扰后采取的纠正和制裁措施妥当、及时。对被害人予以解救和补偿,并且依据情节轻重对肇事教师给予口头或书面警告、调职、降级、开除解雇乃至法律制裁。
上述抗辩免责的规定也促使广大中小学校积极出台反骚扰政策,进一步健全监督和惩治程序, 力争将承担代理责任的风险降至最低程度。
三、调查取证程序对被害人的特别保障
在判断非法骚扰是否成立时,受害者的行为表现是调查取证的重点对象。也就是说,需要依据受害女生的行为来证明教师的非法骚扰既不是由女生招惹或引发的,也不受其欢迎。根据《联邦证据法》第412 条和最高法院在“美驰”案(Meritor v. Vinson Sowings Bank)中确立的“整体环境理论”, 判断被害人是否引发、招惹或者欢迎骚扰行为有如下四项标准:[23]一是被害人必须大声、清晰、一直地表示抗拒;二是立足于男性观点,判断某些女生的挑逗行为是否存在不良取向;三是借助被害人的生活背景、生活经验等私生活情况,判断其是否欢迎和招惹骚扰;四是如果女生一直习惯于使用粗俗低下的言辞,就不能主张受到性骚扰。由此可见,女生自身的言行轻浮不当、服装具有挑逗性、 生活作风不良等信息,可以作为被害人欢迎、招惹或者引发骚扰的证据。[22]
这种做法导致肇事教师和学校管理机构常常调查和搜集原属个人隐私的私生活情况,并且以此作为被害人欢迎、招惹或者引发骚扰的证据。在实践中,被告律师经常当庭攻击和暗示被害人的生活作风不佳,并恶意透露其私人生活习惯或者言行,使被害人蒙受羞辱和二次伤害。调查现实, 高达90%的被害人都表示由于害怕报复或者失去隐私而不敢起诉。这种做法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对和质疑。很多人认为被害人的平时表现、服装和言行与性骚扰案件毫无关系,不能因为被害人衣着艳丽、言行轻浮就推卸肇事教师实施不法侵害的责任。还有人批评法院没有认识到被害人之所以“愿意”,主要还是迫于教师的管教权势和压力。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美国国会于1994 年修改《联邦证据法》第412 条,增加了对被害人权益的特别保障。新条款规定,原则上不容许民事诉讼当事人提出证明被害人言行表现、服装和生活作风等证据。[24]立法机关希望借此保障被害人的隐私权、名誉权,鼓励被害女性勇敢地站出来。
然而性骚扰案件的调查举证问题相当复杂, 在某些案件中反映被害人品行、言行和生活作风的证据还是与骚扰行为的发生与否密切相关。很多人担心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会严重弱化被告提出抗辩的能力,增加被告举证的困难,产生新的不公平。有鉴于此,《联邦证据法》第412 条又增加了一款:如果当事人不提供被害人生活作风、服装、生活方式和言语等证据,就会对被告造成误判和冤枉的危险,那么就允许例外提供这些证据。《联邦证据法》的反复修改清晰地表明,立法在积极地谋求“原告的权益保障”与“被告受到公正审判”二者价值的平衡。
四、代结语:兼论对我国的启示
与美国的法制相比,我国的教师骚扰未成年女生案件及其防治机制存在着很多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很多学校对非法骚扰的申诉程序很难给被害人带来信赖感和安全感。如学校对教职工和学生不做反性骚扰政策的宣传教育,导致学生不懂得防范和应对策略。又如校方不愿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学生的申诉,甚至对学生的举报持怀疑态度。再如调查程序也难以保障被害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导致其易受到二次伤害。 对此建议引入美国法中的“合理关心”标准,形成更及时有效的事前预防和事中监督措施。
第二个问题是学校对非法骚扰的处理模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由于教育管理理念的落后,很多学校管理者不重视这类案件的预防与处理,不愿及时上报有关部门,甚至为掩盖丑闻而隐瞒事实, 偏袒和纵容肇事教师,并对受害学生进行压制或人格贬损。另外,无论是学校还是司法机关都对肇事教师的制裁过轻,难以起到威慑效果。在这方面,美国从保障人格尊严和受教育权的角度出发,在短短40年间发展出一套发达的校园性骚扰法制,无疑可以作为我国的榜样和借鉴。
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校园性骚扰的立法规范显得过于粗放,难以解决教师惩戒与学生赔偿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当前的性骚扰立法侧重于对工作职场女性的保护,鲜见对教育场所未成年人的专门保护。校园性骚扰行为应当怎样界定、学校承担代理责任的具体范围、调查取证时应对被害人进行何种特别保障等问题,均有待立法的进一步澄清。美国的相关制度和学理可以使我们跳出泛泛而谈的窠臼,对上述问题做出类型化处理和精细化分析。
摘要：美国法律认为教师对未成年女生的骚扰是一种侵害人性尊严和受教育权的性别歧视行为,具体包括交换利益型骚扰与敌意环境型骚扰。学校作为教师的雇主应当承担代理责任,这种责任在性质上属于连带责任而非替代责任。为了对被害人进行特别保障,法律不容许学校和肇事教师调查和使用女生自身言行轻浮、服装具有挑逗性、生活作风不良等私生活信息来攻击原告。
篇4：治安案件调查与处理
【关键词】倒挂 刑事案件 治安案件
一、案件倒挂的定义及后果
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倒挂是指刑事案件立案数高于治安案件立案数的非正常现象，是侦防改革后出现的新情况，
反映出“打”“防”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案件“倒挂”现象并不是社会治安的常态现象，其不良后果主要表现为“四个不能”：一是不能全面正确反映社会治安形势；二是不能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和正确评估社会治安形势提供全面、准确的依据；三是不能全面反映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工作量；四是不能及时有力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二、我区刑事、治安案件“倒挂”的现状
2000年以来，我区开始出现治安案件与刑事案件“倒挂”问题。2003年至2007年，治安案件受理数占刑事案件立案数的百分比分别为41%、47%、52%、68%、75%，治安案件受理数远远少于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从全省来看，2006年，全省治安案件受理数为刑事案件立案数的1.92倍，广州、深圳两市分别为3.55倍、和3.44倍，形成强烈反差。
三、刑事、治安案件 “倒挂”的原因
（一）立法及有关规定方面
第一，法律衔接不够紧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中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种类明显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种类。虽然《处罚法》对原有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种类和范围进行了调整，但同《刑法》比较仍然存在较大“真空带”，这使《刑法》规定的一些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如果不构成犯罪，而在《处罚法》中又没有相对应的条款，就难以作为治安案件处理。
第二，部分侵财型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偏低，立案标准与量刑标准脱节。中山市是珠三角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目前我市盗窃、诈骗和抢夺案件的立案标准仍然是16年前制定的500元（《公安部关于修改盗窃案件立案统计办法的通知》公发［1992］12号文），这显然不符合我市实际。由于部分侵财型刑事案件立案标准明显偏低，而且立案金额与起诉金额（抢夺案件起诉标准为500元，盗窃和诈骗案件为2000元）相差较大，导致一大批治安案件被立为刑事案件，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治安案件受理量。
（二）治安案件意识方面
一些办案民警习惯于传统的办案思维和模式，未主动适应执法环境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在工作中没有严格做到“谁接警，谁登记，谁负责”“及时接警，及时登记”，特别是在使用“警综系统”后，部分治安案件在受理后未及时录入电脑。办理治安案件没有硬性量化考核指标，对基层办案民警约束力较少，致使基层民警思想上不够重视。加上多数治安案件最后很难对违法嫌疑人处罚或处罚力度不够，加之派出所工作任务繁重，而办理一宗治安案件程序繁琐，时限要求严格，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民警办理治安案件的积极性。
（三）治安案件统计方面
部分办案单位没有严格按照公安部《关于对发现受理和查处治安案件统计指标如何理解的批复》和广东省公安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违反治安管理案件立案统计工作的通知》的规定执行，主要表现在：大多数现场调解和当场处罚的治安案件没有作为治安案件统计。一般情况下，民警对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损毁他人财物及其他情节轻微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现场调解后却没有立为治安案件。抓获小偷小摸、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往往因行政处罚不了，放人后没有立为治安案件。此外，部分民警对治安案件相关概念理解不准确，对哪些案件应作为治安案件的认识模糊。
四、解决刑事、治安案件“倒挂”问题的对策
（一）通过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增强办理治安案件的责任感
治安案件发案数直接反映治安管理工作实际，是研究和评估一个地区一个时期社会治安状况的重要依据。要切实提高对加强办理治安案件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克服“重刑案、轻行案”的错误思想，把有警必接、规范办案、如实统计作为“三基”工程建设和警务规范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从领导抓起，从基层抓起，从办案民警抓起，夯实办理治安案件的思想基础和工作基础。
（二）通过明确相关概念和统计标准，严把案件统计关
派出所在如实受理治安案件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做好治安案件的统计工作。要准确理解治安案件“受理”、“查处”和“查结”的涵义，明确治安案件的统计范畴和要求，特别要注意容易漏统的治安案件，如口头调解的、受理后查不清、查不结的、当场处罚等应统计为治安案件受理数的；已作出治安处罚和调解处理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应同时统计在治安案件查处数和查结数内；对于刑事案件转为治安案件处理的，要先对刑事案件撤案，再作为治安案件受理数、查处数和查结数统计。
（三）通过加强培训教育，提高民警综合素质
治安案件办理得如何，不仅反映公安机关和民警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也直接影响社会和群众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因此，需要通过加强培训学习不断增强办案民警尤其是单位一把手如实立案、规范办案的意识，切实解决有案不受、压案不查、执法随意、执法不公和瞒报、漏报、甚至不报的问题，使每一位办案民警熟练掌握办理治安案件所需的基本法律知识，明晰办案程序，增强责任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和法制意识。
（四）通过科学合理的工作安排，加强保障工作
当前，困扰基层派出所最大的问题是：日益增多的社会管理责任和越来越高的执法要求与警力相对不足和资源配置上不合理之间的矛盾。近年来，一些基层单位形成了“大刑侦、小治安”的畸形工作格局，导致基层治安民警队伍人少质弱，办案资源缺乏。因此，要结合当前开展的“三基”工程建设，立足于抓基层、打基础，配足配强治安民警队伍，要科学合理安排工作，保证治安民警专心专意、专职专责开展各项治安行政管理工作和受理查处各类治安案件。
（五）通过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激励民警工作积极性
要把如实受理、如实统计治安案件纳入年终绩效考核范围，鼓励派出所认真受理、查处各类治安案件。在治安案件的受理、查处和统计工作中，各单位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具体责任人，当值或办案民警是直接责任人，要实行一级督一级，层级负责制。要加强对治安案件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对如实受理、统计并按时上报的要给予表彰奖励；对弄虚作假、迟报、少报、不报的要给予通报批评，并视情况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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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治安案件调查与处理
治安案件调解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治安调解，是指公安机关主持，通过教育调停的方法，促成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情节较轻的治安案件双方当事人协商达成协议，不再予以治安管理处罚的一种处理治安案件的法律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是治安调解的法律依据。这使得公安机关运用治安调解手段化解了大量的民间纠纷，对于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由于法律规定本身不够完善、民警执法素质不高以及对治安调解的研究重视不够等原因，实践中治安调解执法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极大的影响了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功能的充分发挥。
一、治安案件调解处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调解范围把握不准，有过窄、过宽的现象存在
1、基层民警随意扩大调解的范围，以调解代替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导致对违法人员打击不力，案件降格处理。如对寻衅滋事、雇凶伤害他人、为泄私愤公然损坏财物等非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也进行调解，超越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的可以调解的范围，导致群众对法律的曲解，甚至认为只要赔了钱，就可以不受法律追究。
2、公安机关在受理治安调解案件中，缩小了案件的范围，对于虽有民事纷争因素，但明显属于治安违法行为的打架纠纷，以具有民事调解要求为由推脱了事，增加了群众的困难，甚至导致纠纷扩大，矛盾激化，使法律的严肃性和公安机关的尊严受到严重的影响。
（二）不严格执行法律程序
治安处罚与治安调解是处理治安案件的两种不同的方法，都应履行一定的法律程序：受理——立案——调查取证——调解——结案等。但在实际工作中，不严格执行法律程序调解治安案件的现象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在受理上，以各种理由拒绝符合调解处理的治安纠纷案件，或超越职权受理非治安行政调解范畴的案件。在立案上，办案不立案，或不按规定填写《立案登记表》，由主管领导批示。在调查取证上，不认真制作各种必要的法律文书等。在调解结案上，不制作或不认真制作《调解协议书》，甚至不经领导审批。这些违反法律程序的做法，给治安调解工作带来了很多的隐患和弊端，致使许多案件在调解过程中因此而徒劳无效
（三）久调不结，案件积压。
这是治安调解实践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1、治安调解没有明确的期限限制，民警头脑里没有形成调解的时效意识抱 着能调则调，不能调便拖的办法，奢望当事人不会长时间消耗精力而最终能达成和解，使有些案件一拖再拖，甚至长达一年也没有结果。
2、有的民警热衷于治安调解，忽视案件的调查取证，在事实未查清，过错和是非责任未分清的情况下即仓促调解，使当事人之间达成调解协议的难度无形中增大，导致久调难结。
3、治安调解协议缺乏应有的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能慎重对待自己在调解中的意思表示和主张，稍有不满意就有可能撕毁调解协议或反悔不履行，使得案件的调解出现反复，拖延了调解的时间。
4、有的民警对经多次调解不成的，该及时进行治安处罚裁决的不及时裁决，担心处罚可能更加激化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对民事损害赔偿部分则告知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但当事人对法院诉讼的迟延和高昂的成本望而生畏，大多不愿去法院起诉，又重新回到公安机关要求继续调解，而此时公安机关对调解能否成功则无能为力，案件长期积压在公安机关得不到消化，从而引发大量的疑难信访案件甚至可能酿成刑事案件。
（四）非自愿原则。
个别民警违反自愿原则，在没有充分做好双方当事人思想工作、纠纷双方还没有自愿达成协议的前提下，未经当事人请求、同意，强行进行调解。这种情况一般是发生在当事人一方或是双方情绪比较激动，执意要求公安机关处理对方当事人。而此时办理案件的公安民警不能审时度势，一味地要求双方调解处理。这不仅无益于纠纷的及时解决，而且容易引起当事人对公安机关要求调解工作的误解，认为是对方“托人”找到了公安机关领导或办案民警与对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不正当的交易，无形中为案件的最终处理增加了阻力。
(五)有的民警缺乏调解艺术。
调解工作也是一门艺术，着主要是指调解工作的方式方法问题。有的民警即使工作积极性高，责任心强，但由于调解方法不当或调解程序不正确，极易导致调解失败。例如：有的民警为了“速战速决”，在没有了解清楚双方当事人的责任、要求及心理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就简单地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甚至主观拍板决断。这样的调解，如果民警提出的解决方法能够得到双方的认可，事情自然能够顺利解决，但纠纷双方当事人从发生冲突到争执不下、再到冷静解决往往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一旦民警没有照顾到双方的想法、心理，甚至不顾法律的实际要求，就很容易引发新的矛盾，甚至“引火烧身”，自讨苦吃，遭到当事人的投诉。因此，在调解过程中，对待不同案件，不同年龄、性别、气质和经历的当事人，所要采取的策略也应当有所不同。当然，调解艺术需要基层民警在工作中不断总结摸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六）公安机关缺乏相关的业务指导。
治安调解虽然占据派出所相当一部分的工作量，但与办理案件等其它业务工作不同的是，上级有关部门对基层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却是一个“空门”。目前，对于大多数派出所民警来说，都是凭经验和感觉在调解各类纠纷，自身的调解水平也基本上是随着经验的累积而提高的。民警很少或从未接受过纠纷调解方面的专业指导，相关的业务指导资料也少之又少。特别是对年轻民警来说，他们普遍希望通过直接的专业性指导或是案例资料，来快速提高自身的调解能力。
二、针对治安案件调解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对策
（一）明确治安调解范围，严格执法。公安机关对于违法治安管理行为的调解，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治安调解必须以法律规则为前提。《治安调解规范》对治安调解的案件范围作了具体规定，必须严格遵照执行。否则，不但不能处理好治安纠纷，还会造成自身工作被动，甚至执法过错。治安调解的法定范围是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损毁他人财物等情节较轻的治安案件。具体如下：
1、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纠纷，民间纠纷指公民之间、公民和单位之间，在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等活动中因各种民事权益的争议而引起的纠纷。非因民间纠纷引起的，如流氓结伙斗殴就不能适用调解处理。
2、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必须同时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包括打架斗殴、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如果社会危害极小，则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适用治安调解，而构成刑事犯罪的，则应追究刑事责任，也不能适用治安调解。
3、从程度上来看，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情节应当较轻。治安调解是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采取的“以调代罚”的处理方式，是在考虑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性质、情节、当事人的认识态度等基础上放弃了对违法行为人的处罚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做法，有利于迅速的调解当事人的纠纷，平息纠纷，提高工作效率。可调治安案件虽发案的诱因是民间纠纷，但此类案件的性质违反了治安管理的法律规定。
因此，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民事纠纷就不应当属于治安调解范围。对此，公安民警应当深刻理解治安调解的相关法律规定，熟悉民事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有序的法律环境，明确哪些案件是属于不可调的、应当告知当事人通过其他方式解决问题。一方面，进一步明确派出所的工作职责，可以部分地释放警力，一定程度上解决基层警力缺乏的问题；另一方面，纠正社会上的偏差认识，派出所并不是“万金油”，只要发生了矛盾纠纷都可以抹一抹，同时，还可以增加老百姓的法律知识、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
（二）遵守办案程序，做好调查取证工作。
民间纠纷引起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治安行政案件的一个部分，在处理过程中要按照治安行政案件的程序进行受理、审查、立案、调查取证，然后进行治安调解，切不可因适用治安调解而在程序上有所随意。受理立案和调查取证，是确保办案程序和所取证据合法的需要，也是查清案件事实、分清是非、明确当事人双方的责任，确保治安调解结果公正、合法的需要，更是为了避免因治安调解不成而进行治安处罚时程序违法和证据不足的需要。实践中，有的民警认为，既然是可以适用调解的治安案件，没有必要花时间、费力气去做调查即可。但是一旦调解不成，由于没有及时取证，时过境迁，有的证据已无法取得，需要进行治安处罚时，不仅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处罚不了，工作陷入被动，还影响了法律的尊严和公安机关的威信。所以，即使对收集足够的证据，查清事实真相，既可以为调解创造有力条件，也可以在调解不成时为做出处罚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调查取证中还应特别注意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立案后，及时进行现场询问和现场勘察，发现、提留现场上遗留的痕迹物证。调查了解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过程和造成的危害后果。通过制作现场笔录对当事人的伤势程度进行具体记录，并进行记录和拍照加以固定。
2、对案件的证人、知情人、被侵害人、行为人及其相互关系都应当调查了解清楚。特别是对目击证人的证言，要通过走访现场目击证人，调查纠纷的起因和发展过程。对目击证人证言的采信，要结合证人与当事人的“亲疏”来确定，防止偏听偏信。
3、涉及殴打他人的案件，应调查伤害的方式、后果、治疗的情况和法医鉴定结果的情况。在执法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治安伤害案件都要进行伤害鉴定，如明显不构成轻伤的案件。
4、涉及损毁财物的，应调查受损财物的数量、特征和价值等情况。在治安调解中，当事人双方特别是赔偿方，往往会对损害数额提出异议。事实上，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受害方通过弄虚作假，提高损毁数额的现象。因此，要注意收集辨别用以确定损害数额的证据材料，以保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
另外，涉及其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并可以治安调解时，也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性质，收集案件证据，为依法调解打好基础。
（三）遵循治安调解的原则
1、合法原则。是指治安调解的所有活动都应当合法，这包括治安调解的条件合法、治安调解的过程合法、治安调解的结果合法。
2、公正原则。是指调解时应当分清责任，实事求是地提出调解意见，主观上不偏不倚、不徇私情，客观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客观公正地主持调解工作。
3、公开原则。是指公安机关应当让双方当事人都了解案件的事实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依据法律规定应当给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何种治安管理处罚的情况，在双方当事人都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调解。对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以及双方当事人都要求不公开的，治安调解可以不公开。
4、自愿原则。是指治安案件调解应当是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也就是说只有当双方当事人都同意采取调解方式解决争议，调解程序才能得以启动。达成协议的内容，必须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即使调解人提出的调解方案完全正确、合法，也不能强制当事人接受，任何调解协议的达成都必须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认同。
5、及时原则。是指治安调解应当及时进行，使当事人尽快达成协议、解决纠纷，调解不成，应当及时依法处罚，不能久拖不决。
6、教育原则。是指要注重教育、疏导工作。帮助当事人学习有关法律，分清是非，明确责任，以理以法服人。通过耐心细致的教育、疏导工作，化解矛盾，避免冲突发生。同时，教育当事人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通过合法途径或者手段解决纠纷，使当事人双方不再继续违反治安管理。
（四）注意调解的方式方法，贯彻“四宜四不宜”
调解的方式方法对做好治安调解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使用方式方法得当，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实际工作中，常因调解的方式、方法不当，出现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得到缓和，反而愈演愈烈，甚至会发展到双方当事人和在场群众将矛头转向民警和公安机关，进行投诉。因此，我们在办理各类治安调解案件时，不论是接报案件进行现场处理，还是调查案情到组织调解，在各个环节上都必须使用正确的方式、方法，进行疏导教育，化解矛盾。在执法实践和具体办理治安调解案件中，人民警察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是值得推广和借鉴的，即“四宜四不宜”
1、宜解不宜结。就是本着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教育疏导，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缓和矛盾，促进当事人重新和好。
2、宜和不宜激，就是在调解处理时，做好思想工作、平息事态，缓和对立情绪，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理以法服人，使纠纷得到妥善解决。
3、宜缓不宜急。就是在调解处理时，不要急于下结论和做出调解处理，应当在双方情绪稳定的条件下，查清起因，分清是非，明确责任，心平气和的加以处理。
4、宜宽不宜严。就是对因民事权益争议引起的情节轻微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少量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经治安调解如达不成协议，或者按其事实、情节、危害后果应当给与治安处罚的，应当从有利于教育受罚者本人，有利于团结、有利于解决矛盾出发，着重从宽处罚，防止矛盾再度激化。
（五）提高认识，强化业务培训。
搞好治安调解工作，对及时化解民间纠纷，维护治安秩序。促进安定团结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要充分重视治安调解工作，特别是基层派出所，要将这一工作纳入民警岗位练兵、考核、评比的指标系列。
2、要广泛深入地开展治安调解的调研工作，针对治安案件情况渐趋复杂、事实较难以认定、涉时较长且情况多变等特点，归纳总结出调解成功案例的经验，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业务操作规范，用于指导实践。
3、要适时组织民警开展经验交流。分析讨论活动，以便互通信息，取长补短，提高业务水平，确保民警能够熟练运用法律武器，掌握做群众工作的各种方法与技巧。
4、民警自身应当加强法律法规等业务知识学习，锻炼口才，注意经验积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调处能力。
【结语】 社会在发展，传统的治安调解已满足不了群众对调解的需求，公安机关要始终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牢牢把握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充分利用调解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化解民间纠纷，提高群众的满意率，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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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治安案件调查与处理
《治安案件查处》课程项目化教学要素与设计研究
甘勇①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海南 海口，571100）
摘要：《治安案件查处》课程具有实践性强的特点，以项目化教学模式完善该课程实践教学环节是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改革的有益尝试。能力训练项目设计是项目训练的前提。为此，必须在进行项目化教学要素基本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治安案件查处》课程项目化设计和改造。
关键词：治安案件查处；项目化；要素；项目设计
《治安案件查处》是公安院校治安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在公安专业强调“教、学、练、战”一体化的实践教学改革中，往往也是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改革的重点。如何完善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设计和优化集能力、知识、技能为一体的训练项目，对治安管理专业的课程项目化教学改革具有典型示范价值。
一、当前《治安案件查处》课程项目化教学改革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教学工作必须紧紧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岗位实际工作需要展开，这就要求课程实践教学尽可能贴近一线实战，在高度仿真的“工作情境”中进行。《治安案件查处》课程实训项目的选择只能源于治安部门案件查处的实际工作任务，以培养治安管理专业学生进行治安案件办理的基本能力。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实施《治安案件查处》课程项目化教学改革中问题突出。
（一）教师实战经验缺乏，项目设计能力不足。人是项目实施的决定性因素，而只有办案能手，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办案能手”。从事《治安案件查处》教学 ①作者简介：甘勇（1972—），男，河南信阳人，海南政法职业学院讲师，从事刑法学及治安学方面研究 的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亲自办理治安案件的经验，这是《治安案件查处》课程教师的基本要求。目前，从事《治安案件查处》课程教学的教师多是从校门到校门，只有少数来自一线实战部门。虽然大多数院校会安排教师定期调研，参加实务部门挂职锻炼，但由于各种原因，未必能够全程和深度地参与治安案件办理，接触的案件类型及参与的办案环节往往也非常有限。这些很容易导致课程教学内容与实践的具体情况脱节，甚至出现一定的偏差。反映在课程的项目化改革上，则往往表现为对岗位工作任务吃的不透，找的不准，从而使项目设计脱离实际，培养的也并非查处治安案件真正需要的能力，即使能设计出比较符合岗位任务要求的实训项目，但项目实施能力比如项目质量控制能力也是一个短板。
由于已经认识到校内专任教师缺乏实战经验的现实，有些院校也尝试从实务部门聘请干警担任课程兼职教师，但由于体制机制问题，除个别公安院校外，真正能在工作之余到院校授课的未必是真正的一线办案能手。加之这些兼职教师往往缺乏基本的教学组织能力，实训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二）项目实训条件明显不足。为了提高实践教学水平，尽管一些院校也建设了一定数量的治安管理专业校内外实训基地，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除了更多发挥毕业顶岗实习点的作用，校外实训基地的利用率并不高，这决定了其与课程实训的关联度不高。治安管理专业校内实训场所建设中比较典型的应该就是所谓模拟派出所的建设，但一般表现为空间不大，设施不够齐全，仿真度也不高，基本属于一个静态场所的摆设，只有个别公安院校进行了模拟街区、模拟银行等的设计，可以看作模拟派出所的延伸。再如公安工作信息化在模拟派出所建设中如何进行体现就是一个问题，由于校园环境的相对封闭，在公安机关大力推行网上办理治安案件的情况下，很多院校治安案件查处的模拟实训仍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严重脱离公安工作实际，也影响能力训练项目实训效果。
（三）项目考核设计不够科学。项目（方案）设计是项目实施的前提和基本要素，如何进行项目考核即项目质量控制是实训项目设计阶段就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与一些工科课程中学生能够独立完成的实训项目不同，《治安案件查
处》课程的实训项目一般只能由扮演不同角色的学生通过相互协作完成，很难对个体的学生在项目实施中的作用及体现的能力水平进行科学评判，所以以小组为评价对象就成为不得已的选择，很难说这不会挫伤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课程实训项目考核应以项目最终形成的物化成果（比如办案文书）为依据，这未免过于理想化。教学实践也证明，学生在《治安案件查处》课程项目实训过程中的表现与所谓项目物化成果之间未必具有一致性。原因之一就是实训过程必须通过多人良好协作才能实现，而所谓物化成果（比如办案文书）则可以由个别学生“独立”完成，体现的其实只是个别学生文书制作的能力而已。实训考核占比不断加大是职教课程改革的一个基本趋势，对于承载着“教、学、练、战”一体化改革要求的《治安案件查处》课程来说，考核设计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二、《治安案件查处》课程项目化教学要素对课程设计的影响
毋庸置疑，只有在我们需要对课程内容进行项目化改造和设计时，才存在所谓的项目化教学要素对课程设计影响的问题。什么是项目化教学要素呢？无论是真实的（如实习岗位教学）还是高度仿真的项目教学，无不表现为一定数量的人在一定时间运用一定的手段工具，按照一定的程序步骤完成一件承载着所谓知识、能力、素质目标的具体事情，并形成一定的成果。《治安案件查处》课程项目化教学的基本要素应该包括：虚实结合的工作任务、经由任务选择的有组织的人、一定时间与空间构成的任务环境、完成任务的手段工具与程序，来源于实务部门的典型案例，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项目方案本身也是一个项目化教学要素。以工作任务为例，《治安案件查处》课程内容项目化改造的依据只能是公安机关治安案件查处岗位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内容。因为只有在分析工作岗位和工作过程需要哪些能力的基础上，才能确定岗位核心能力，并据此确定课程实践教学内容和相应的实践教学方法。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基层科、所、队是治安案件调查处理的主要岗位，其工作内容包括治安案件受案、调查、取证、定性、量罚、执行、案卷管理等；治安案件查处工作程序包括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
听证程序。这又意味着在一个比较复杂的项目任务训练中，学生可能要模拟演练的角色相当多，包括公安局长、法制办审核人员、办案部门负责人、办案人员、当事人、证人、鉴定人等等。课程项目化教学要素既影响课程项目化设计的模式选择，也最终影响项目化课程的实施及效果。
三、《治安案件查处》课程项目化教学设计构想
（一）《治安案件查处》课程教学设计的模式选择
按照项目化教学的典型理论，课程项目化改造强调系统优化。而按照系统论的基本观点，系统优化也就是本质优化，即系统的各构成要素、环节均须优化，并在此建构整个系统的高效运行。所以，课程项目化改造重在项目优化设计。其重点有二：一是课程整体教学项目化设计，二是课程单元教学项目化设计。课程整体教学模式属于更高层次的顶层设计问题，在课程整体教学设计中，课程项目设计既涉及课程综合项目设计，也关注课程单项项目设计。前者，设计和选取一个或几个贯彻整个课程的大型综合项目，以作为对学生进行所谓职业岗位综合能力训练的载体。后者则侧重对单项能力的训练。在课程项目化整体教学设计模式上，戴士宏教授总结了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课程整体设计模式。有所谓“贯穿项目+”的一体化模式，有所谓 “双线并行”以及“多项目串行”等几种比较典型的模式。那么，对于《治安案件查处》课程来说，什么样的项目化教学设计模式是最合适或者说比较合适的呢？笔者认为，所谓 “双线并行”模式本质上反映的是如何处理课内与课外的课程学习和能力培养的关系问题，即如何通过所谓双线任务强化能力训练的问题，考虑到实训场所是否持续开放等因素，个人对课外任务训练部分的实施效果原则上持怀疑态度。而“穿项目+一体化”教学模式的特点是，精心设计一个全课程的贯穿项目，并将其分解为若干子任务。从上述治安案件查处岗位工作任务的复杂性分析，很难设计一个关于治安案件查处的贯穿项目。找到一个经由各种办案程序办理的治安案件案例也许不难，但考虑到项目化教学要素中最为重要的人这一要素并非机器，如何保持案例对于学生的新颖性和新鲜感是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否则，课程实训项目实施过程就会成为一个
了无趣味的办案程序展示过程。
（二）《治安案件查处》课程能力项目设计基本看法
1、《治安案件查处》课程能力训练项目原则上为课内完成项目
综上，笔者认为，对于《治安案件查处》课程来说，“多项目串行”的教学设计是不得已的选择。这种设计强调通过多个由浅入深的能力训练项目的反复操作与多次循环，不断巩固与强化学生的办案能力。之所以认为“多项目串行”的教学设计是不得已的选择，主要是对于最后的综合性能力训练项目，因为涉及的程序庞杂，除了要求学生主要在课外完成外，目前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其效果如何存疑。这也引申出另一个问题：《治安案件查处》课程课内完成的能力训练项目设计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复杂程度，综合性训练项目的程序覆盖面及课时跨度怎样最为适宜。另外，即使按照“双线并行”的教学模式设计能力训练项目，笔者认为课外训练项目也只能作为课内项目的补充。
2、《治安案件查处》课程能力训练项目应依复杂程度按层次设计
如何判断能力训练项目的复杂程度？没有标准的答案。笔者认为只能从项目要素的复杂程度来判断。比如时间的跨度，空间是否转换，涉及的人员多少、程序类型等等。从层次上，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将能力训练项目区分为单项能力项目、综合能力项目。也有学者认为在单项能力项目和综合能力项目之间还应设计单元能力项目，如治安案件调查取证单元，项目涵盖治安案件传唤、询问、检查、现场勘查、扣押、检查检测等调查方法的模拟实训、调查终结、法律文书的制作，入卷证据的收集、审查、运用，治安案件调查终结报告的制作等。所以，所谓单元能力项目也应属于综合能力项目。
3、《治安案件查处》课程能力训练项目设计时应考虑其过程与质量可控 《治安案件查处》课程项目化改造以治安部门办案任务为基本依据，治安部门办案质量如何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是否依法规范文明办案。为了避免当事人和群众对办案人员执法程序是否合法文明的质疑，执法记录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同样的道理，《治安案件查处》课程能力实训项目在设计时应考虑其训练
演示过程的可控性，能够再现，便于分析评估，并作为考核重要依据。所以模拟实训场所必须有实时录音录像设备，课外进行的补充项目也应要求学生自行录音录像。有学者主张以治安案件案卷评查为内容，设计“执法质量考评”综合实训项目，这无疑是合理的。但笔者认为不应过分看待案件案卷制作在单项能力项目评价中的作用，单纯以案卷评查作为质量考评依据，易使项目实训流于形式。
【参考文献】
[1]戴士宏,《职业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2]戴士宏 毕蓉,《高职教改课程教学设计案例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3] 张先福,治安案件查处>课程实践教学探讨,《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