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圩小学无刑事治安案件证明

张圩小学无刑事治安案件证明（精选4篇）

篇1：张圩小学无刑事治安案件证明

证明

本辖区所属的杨疃镇张圩小学自2011——2012年度中无重大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特此证明

杨疃派出所 2012年11月20日

篇2：张圩小学无刑事治安案件证明

本辖区所属的杨疃镇张圩小学自2011——2012中无重大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特此证明

篇3：张圩小学无刑事治安案件证明

( 一) 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并侧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在司法实践中, 适用不捕的轻微刑事案件主要包括: 轻伤害犯罪案件、普通侵财犯罪案件及一般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悔罪态度积极, 且当事人双方达成谅解的轻型犯罪案件; 对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或已满十八周岁的在校学生, 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坚持依法从宽处理, 少捕慎捕。同时, 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 我院还建立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分案审查、专人办理的办案机制。

( 二) 推行不捕书面说理制

我院从2012 年开始全面推行不捕说理制度。在对轻微刑事案件依法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的同时, 改变过去以口头形式说明不批捕理由的做法, 采用书面格式将不予批准逮捕的理由和所适用的法律条款逐一加以说明。

( 三)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明显

对轻微刑事案件适用不捕机制, 一是给犯罪嫌疑人提供了悔过自新的机会, 化解其对未来生活丧失信心、仇视社会等消极负面情绪; 二是有利于化解当事人双方之间的矛盾, 避免矛盾激化, 消除不稳定因素,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显著; 三是有利于保证司法公正, 保障人权。避免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因羁押时间过长而造成司法不公, 侵犯人权。

尽管对轻微刑事案件适用不捕工作机制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但新的《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对“社会危险性”解释为五种可能的行为 (2) , 这种“可能”、“企图”的表达用语使得“社会危险性”的认定标准显得很模糊, 而与此相关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案件质量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等法规规范都较原则, 操作性不强。有的地方虽通过召开公、检联席会议建立相关逮捕条件证明的办案制度, 但尚无全国统一的“无社会危害性”标准的规范性文件, 使得实践中对于轻微刑事案件不捕的范围、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条件、审查机制等实践操作仍不甚明确。就我院而言, 目前尚未以联席会议的形式商定及出台相关书面工作规定。

“夫凡人之情, 见利莫能勿就, 见害莫能勿避” (3) , 趋利避害是理性法律人都有的本能。实践中办案人员“构罪即捕”、“保障刑事诉讼的进行”的思维惯性会认为任何一名犯罪嫌疑人都有实施五种行为的“可能”, 导致在轻微刑事案件中适用无社会危险性不捕措施过程中存在一定障碍。

以本院为例, 2012 年- 2014 年, 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案926 件1424 人, 其中批准逮捕1211 人。逮捕后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555 人, 其中拘役、管制68 人。45. 8% 的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人, 尤其是被判处拘役、管制的被告人, 从司法成本和保障人权的角度看, 对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作出逮捕决定时其是否确实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值得商榷的。

二、对轻微刑事案件适用不捕工作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一) 法律法规对不捕条件的规定不够明确具体

“法律并不是万能的”, 不可能规定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上文所述, 目前尚无具体法律法规对于轻微刑事案件“无社会危险性”不捕的适用情形作出量化的客观标准。基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司法传统, 重视伦理、私人规则和习俗, 办案人员以“自由心证”为准易导致凭借个人经验主观臆断。

( 二) 受传统办案模式和办案条件的限制

在我国侦查机关现有的办案条件下, 物证、书证、勘验笔录、鉴定意见等非言词证据的搜集难度要大于口供。传统侦查模式中, 侦查机关为侦破案件, 依然大部分依赖口供, 或者通过口供来获取其他证据。另外, 审判机关在判案时, 被告人是否作有罪供述往往是办案人员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之一, 这就直接导致程序源头的侦查机关为了扩大、稳固战果、深挖余罪, 而积极要求对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措施, 以防止其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作为处于刑事诉讼程序中间环节的检察机关, 也会选择逮捕作为保障侦查继续进行的最便捷有效的手段。

( 三) 适用主体不平等、对未成年人保护力度不充分

一方面外来人员与本地人员之间适用不捕的比例不平衡。2012 年- 2014 年鄂城区检察院逮捕的外来犯罪嫌疑人391 人中, 批准逮捕364 人, 逮捕率高达93% 。其原因是外来犯罪嫌疑人大多在本地无固定居所和职业, 流动性比较大, 若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难以保证其在后续诉讼程序中到案; 另一方面存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还不够充分。2012 年- 2014 年, 鄂城区检察院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56 人, 其中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45 人, 占比达80% 。

虽然本着对未成年人要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和特殊保护的原则, 对未成年人做到“少捕慎诉少监禁”, 但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相当一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为非在校生, 其父母或外出打工或离异, 家中无人管教, 若不捕转为取保候审等非监禁强制措施, 这类未成年人缺乏有利有效的监管教育条件, 也难以保证后续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 因而不得不作出逮捕决定。

( 四) 刑事办案流程存在不足

司法实践中, 由于缺乏统一规定, 在认定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不捕说理等环节, 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办案流程上还存在明显不足。

侦查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时, 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前科、是否构成自首、立功、是否患病、在本地是否有正规职业、固定住所等情况没有出具诸如判决书、病历等相应的证明材料, 缺乏对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主动进行证明。

检察机关对被害方的不捕说理工作被动进行。目前检察机关《不捕理由说明书》主要针对侦查机关制作、随卷移送, 而没有同步送达被害方。而持有报应刑观念的被害方, 由于民事部分损失没有追回, 在检察机关做出不捕决定后, 往往会产生不满情绪、指责检察机关“放纵犯罪”, 被害方上访、缠访的情况时有发生。

( 五) 现有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监管不到位, 影响了非羁押措施的运用

基层派出所作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执行机关, 承担着户籍、治安、刑事案件调查等多项职能, 往往存在警力严重不足的客观实际, 因而无法保证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执行工作质量, 难以对被取保候审人进行有效监管。现实中有许多法律意识缺乏的犯罪嫌疑人, 以为取保候审后就没有自己的事了, 外出务工后拒不到案, 影响后续诉讼程序。

以上原因都导致轻微刑事案件不捕率过低。为了在保障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减少不必要羁押、以维护犯罪嫌疑人人权, 笔者认为, 应当对“社会危险性”条件建立证明和审查制度, 通过量化条件、同步双向说理等方式, 使这一逮捕条件在办案实践中得到细化和统一。

三、对轻微刑事案件无社会危险性不捕工作机制的构想

(一) 完善社会危险性的证明

1. 建议在上级检察机关的指导下, 通过公安机关、检察院联席会议形式就“社会危险性”的条件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和工作规范, 科学、规范地引导办案。可从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 个性特征、有无正当职业、住所、有无前科、是否累犯) 、犯罪后的表现 ( 能否主动交代犯罪事实、自首、立功, 是否初犯、偶犯、从犯、胁从犯) 、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程度 ( 中止、过失犯) 和是否符合帮教条件等方面来系统、量化分析。

2.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 在《提请批准逮捕书》中应当引用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具体条款并说明理由, 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或者将《社会危险性说明书》附卷, 以证实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 否则在不能收集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 要承担相应后果。

3. 检察机关承办人应当对被害人的态度和意见、刑事和解中经济赔偿是否到位、犯罪嫌疑人是否悔罪、保证人是否具备保证能力、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重新犯罪或逃跑的可能性、犯罪嫌疑人是否会有威胁被害人或其他干扰诉讼进行的行为等案件情况进行调查和评估。对符合不捕情形的犯罪嫌疑人, 应当就“无社会危险性”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做详细的阐明, 并将相应证明材料附内卷。

( 二) 改变传统的办案模式和思维方式, 平等适用法律

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 (4) , 试行不捕案件公开审查制度。“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为缓解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和对抗, 构建阳光检务、和谐社会, 对符合公开审查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 在办案中, 可以尝试公开听取侦查机关、律师、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犯罪嫌疑人是否存在社会危险性的意见。尤其对于故意伤害 ( 轻伤) 类、盗窃、诈骗等侵财 ( 情节较轻) 类案件, 检察机关可以告知当事人可以适用刑事和解, 在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或律师、诉讼代理人向检察机关办案部门书面提出后, 从是否符合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和范围方面入手进行审查。对达成和解、并经签字确认赔偿和谅解的轻微刑事案件, 经评估为没有社会危险性的, 依法作出不捕决定。

正确区分外地人员, 做到平等适用法律。对轻微刑事案件的外来犯罪嫌疑人, 符合如下条件, 不予批准逮捕: ( 1) 在犯罪地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单位或住址; ( 2) 在本地上学或者依附亲属在犯罪地工作或居住; ( 3) 有亲属、同乡、老师、同事, 在当地有正当职业的, 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保证人条件; ( 4) 犯罪嫌疑人所在工作单位、居住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其他合法社会组织、未成年人所在学校愿意帮教的, 或者未成年人的成年亲属有帮教条件的。

( 三) 不捕说理同步进行, 重视对被害人的说理

针对公安机关, 对不捕案件须制作《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随卷移送, 并结合已经掌握的证据情况, 出具《不捕案件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 对侦查取证作积极引导。同时将《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主动送达被害方, 将不批准逮捕理由和所适用的法律条款逐一加以说明, 就事实、证据、法律、刑事政策等方面内容开展不捕说理, 对被害方做好释法答疑说理, 尽可能地化解矛盾。

( 四) 构建非羁押动态管理格局

探索建立义工矫正制度、建设符合条件的外来犯罪嫌疑人监管场所, 补充公安机关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执行监管不力的困境。可协调当地法院、公安、司法、民政、妇联、共青团等部门, 共同制定工作方案, 对轻微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员实行义工矫正。规定义工矫正人员, 在批捕部门受案后至提起公诉前, 安排其参加与其身心相适应的义工活动。期间, 由司法机关派出心理疏导师进行心理干预, 帮助和引导他们掌握心理学常识, 认识自己、培养自我克制的能力, 塑造心理健康的自我形象。同时, 给每位义工人员建立档案, 作为未来判决的主要依据; 若发生违法情形, 检察机关将视情节提出处理意见, 对情节严重的直至取消其义工资格、变更强制措施予以羁押。

注释

1<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第三条:轻微刑事案件应符合以下条件:案情简单, 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适用法律无争议.

2即: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可能毁灭、伪造证据, 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3<管子>第53章<禁藏>.

篇4：张圩小学无刑事治安案件证明

【关键词】倒挂 刑事案件 治安案件

一、案件倒挂的定义及后果

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倒挂是指刑事案件立案数高于治安案件立案数的非正常现象，是侦防改革后出现的新情况，

反映出“打”“防”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案件“倒挂”现象并不是社会治安的常态现象，其不良后果主要表现为“四个不能”：一是不能全面正确反映社会治安形势；二是不能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和正确评估社会治安形势提供全面、准确的依据；三是不能全面反映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工作量；四是不能及时有力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二、我区刑事、治安案件“倒挂”的现状

2000年以来，我区开始出现治安案件与刑事案件“倒挂”问题。2003年至2007年，治安案件受理数占刑事案件立案数的百分比分别为41%、47%、52%、68%、75%，治安案件受理数远远少于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从全省来看，2006年，全省治安案件受理数为刑事案件立案数的1.92倍，广州、深圳两市分别为3.55倍、和3.44倍，形成强烈反差。

三、刑事、治安案件 “倒挂”的原因

（一）立法及有关规定方面

第一，法律衔接不够紧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中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种类明显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种类。虽然《处罚法》对原有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种类和范围进行了调整，但同《刑法》比较仍然存在较大“真空带”，这使《刑法》规定的一些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如果不构成犯罪，而在《处罚法》中又没有相对应的条款，就难以作为治安案件处理。

第二，部分侵财型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偏低，立案标准与量刑标准脱节。中山市是珠三角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目前我市盗窃、诈骗和抢夺案件的立案标准仍然是16年前制定的500元（《公安部关于修改盗窃案件立案统计办法的通知》公发［1992］12号文），这显然不符合我市实际。由于部分侵财型刑事案件立案标准明显偏低，而且立案金额与起诉金额（抢夺案件起诉标准为500元，盗窃和诈骗案件为2000元）相差较大，导致一大批治安案件被立为刑事案件，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治安案件受理量。

（二）治安案件意识方面

一些办案民警习惯于传统的办案思维和模式，未主动适应执法环境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在工作中没有严格做到“谁接警，谁登记，谁负责”“及时接警，及时登记”，特别是在使用“警综系统”后，部分治安案件在受理后未及时录入电脑。办理治安案件没有硬性量化考核指标，对基层办案民警约束力较少，致使基层民警思想上不够重视。加上多数治安案件最后很难对违法嫌疑人处罚或处罚力度不够，加之派出所工作任务繁重，而办理一宗治安案件程序繁琐，时限要求严格，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民警办理治安案件的积极性。

（三）治安案件统计方面

部分办案单位没有严格按照公安部《关于对发现受理和查处治安案件统计指标如何理解的批复》和广东省公安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违反治安管理案件立案统计工作的通知》的规定执行，主要表现在：大多数现场调解和当场处罚的治安案件没有作为治安案件统计。一般情况下，民警对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损毁他人财物及其他情节轻微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现场调解后却没有立为治安案件。抓获小偷小摸、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往往因行政处罚不了，放人后没有立为治安案件。此外，部分民警对治安案件相关概念理解不准确，对哪些案件应作为治安案件的认识模糊。

四、解决刑事、治安案件“倒挂”问题的对策

（一）通过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增强办理治安案件的责任感

治安案件发案数直接反映治安管理工作实际，是研究和评估一个地区一个时期社会治安状况的重要依据。要切实提高对加强办理治安案件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克服“重刑案、轻行案”的错误思想，把有警必接、规范办案、如实统计作为“三基”工程建设和警务规范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从领导抓起，从基层抓起，从办案民警抓起，夯实办理治安案件的思想基础和工作基础。

（二）通过明确相关概念和统计标准，严把案件统计关

派出所在如实受理治安案件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做好治安案件的统计工作。要准确理解治安案件“受理”、“查处”和“查结”的涵义，明确治安案件的统计范畴和要求，特别要注意容易漏统的治安案件，如口头调解的、受理后查不清、查不结的、当场处罚等应统计为治安案件受理数的；已作出治安处罚和调解处理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应同时统计在治安案件查处数和查结数内；对于刑事案件转为治安案件处理的，要先对刑事案件撤案，再作为治安案件受理数、查处数和查结数统计。

（三）通过加强培训教育，提高民警综合素质

治安案件办理得如何，不仅反映公安机关和民警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也直接影响社会和群众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因此，需要通过加强培训学习不断增强办案民警尤其是单位一把手如实立案、规范办案的意识，切实解决有案不受、压案不查、执法随意、执法不公和瞒报、漏报、甚至不报的问题，使每一位办案民警熟练掌握办理治安案件所需的基本法律知识，明晰办案程序，增强责任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和法制意识。

（四）通过科学合理的工作安排，加强保障工作

当前，困扰基层派出所最大的问题是：日益增多的社会管理责任和越来越高的执法要求与警力相对不足和资源配置上不合理之间的矛盾。近年来，一些基层单位形成了“大刑侦、小治安”的畸形工作格局，导致基层治安民警队伍人少质弱，办案资源缺乏。因此，要结合当前开展的“三基”工程建设，立足于抓基层、打基础，配足配强治安民警队伍，要科学合理安排工作，保证治安民警专心专意、专职专责开展各项治安行政管理工作和受理查处各类治安案件。

（五）通过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激励民警工作积极性

要把如实受理、如实统计治安案件纳入年终绩效考核范围，鼓励派出所认真受理、查处各类治安案件。在治安案件的受理、查处和统计工作中，各单位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具体责任人，当值或办案民警是直接责任人，要实行一级督一级，层级负责制。要加强对治安案件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对如实受理、统计并按时上报的要给予表彰奖励；对弄虚作假、迟报、少报、不报的要给予通报批评，并视情况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责任追究。

参考文献

[1] 陆伟香.治安案件与刑事案件“倒挂”现象探析[J].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5）.

[2] 邓祥展.试论扭转治安刑事案件“倒挂”的几点对策[J].南粤警坛，2007（5）.

[3] 李润华，王守江. 治安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关系[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7（1）.

[4] 王义宏. 治安案件立案数与查处数偏低现象的思考[J].公安教育，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