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学教案

古典文献学教案（共6篇）

篇1：古典文献学教案

第一章 绪论

文献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记录，是人类有史以来所从事的生产实践活动、科学技术实践活动和人们的相互交往活动的真实写照，是人类在一切活动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的系统的积累和总结。在出现文字以前的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水平极为落后，各个方面都很不发达，所获得的经验或知识也很少，只要大脑就可以记忆，而且也够用了，也并不考虑是否重复以往的经验的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和人们社会交往的增多，各种知识不断产生，需要的知识也随之增加了，光靠大脑既记不住也容纳不了，而已记住的东西也容易忘记，所以往往还要走已经走过的弯路，犯已经犯过的错误。这使人们逐渐感到，如果有一种办法能使自己在实践中所得到的这些经验和教训永远记住就好了，于是就产生了有把这些经验或知识记录下来很有必要的想法，这样自己就再也不会重犯过去的错误，而且还可以传给后人，使他们能够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少犯或者不犯错误，提高实践活动的效率和质量。于是，就设法把自己在实践中所获得的认知，通过一定的方式，或是以记号、符号、图像，或以古老的文字记载在一定的物体上，如泥板、树皮、甲骨、石块等，这样就出现了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文献。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代，我国就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二千多年前，就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长期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社会生活与实践活动中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产生了卷帙浩繁、内容广泛的古典文献，这些文献成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和整理，从而就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这就是文献学。

在我国，“文献”一词出现也很早。它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郑玄和朱熹解释“文”为“文章（件）”，“献”为“贤才”。元初史学家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取“文献”一词作为书名，他在本书自序中说：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稍后，元代大诗人杨维恢《送僧归日本》诗：“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所指的“文献”似乎已专指书籍资料了。明代编纂《永乐大典》，开始曾称作《文献大成》；其后，程敏政作《新安文献志》；清代钱林辑《文献征存录》，都把“文献”作为书籍资料的代称。现在图书、情报工作中，“文献”一词的涵义很广，通常泛指一切记录知识的印刷型与非印刷型出版物，诸如图书、期刊、报纸与特种文献。我们所说的古典文献，一般是指记录“五四”运动以前各种知识信息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古典文献出现过多种形式的载体，从古到今，所采用的记录文献的载体有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胶片、磁带、磁盘、光盘数据库等。文献的体例与体裁也是多种多样。就体裁言，有“无书名”者，有“不题作者”者，有“单篇别行”者，有“序传常置全书之末”者，等等。就文献内容的体裁而言，有著作、编述、抄纂等；就文献编篡形式的体裁言，有文书、档案、总集、别集、类书、政书、表谱、图录、丛书以及方志等。

有了文献，自然就会有围绕文献所进行 的工作，我们统称为“文献工作”。关于中国古典文献，前人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诸如目录的编篡、版本的鉴别、文字的校勘、古书的辨伪与辑佚等。当前几部“文献学”专书，大都把这些文献工作看作文献学的主要或全部内容，它们侧重于讲授文献整理方法，如：王欣夫先生《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特设一章，名曰“文献学的三个内容”，并阐述说：“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本课定为三个内容：

一、目录、二、版本、三、校雠”。认为“文献学”只是讲授文献整理方法的，这种观点，现在还有一定的代表性，认为“文献学”无非是文字、音韵、训诂加上版本、目录、校勘而已，文字、音韵、训诂属“古代汉语”范围，因而文献学只须讲讲版本、目录、校勘就可以了。这种看法，恐怕是不够全面的。

我们认为，文献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不应该仅仅是文献工作，它至少还应该包括文献本身在内，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文献学是研究文献与文献工作的诸多方面的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内容包括：文献的特点、功能、类型、生产、分布、发展规律以及文献整理方法。

第二章 记录文献的载体

文献产生的早期，其文字就是一些记号、现了以感光材料记录知识、信息的新的载体，这是胶片。到了20世纪60年代前后，出现了以磁性材料为载体的文献，先是将视频和符号，其载体是一些没有经过加工的自然的物品，如石板、树皮、骨头、竹、木，再稍后就有了经过人加工的载体，如泥板、帛、青铜、竹简、羊皮、布匹等、到了汉朝，公元105年，蔡伦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总结前人的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对世界文明产生巨大影响的纸，使得记录知识、信息的载体得以统一。在此后人类近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纸一直被当作知识、信息的最好的载体，并迅速广泛地传到全世界，且占着载体的主导地位。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19世纪末期，出

音频记录在磁性材料上，用声音和图像存储和传递知识、信息，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磁带。随后，由于计算机等高科技应用于文献情报信息工作领域，就将知识、信息以数字符号的形式记载在磁盘、磁鼓上，即磁盘，成为机器可以阅读的文献。到了80年代初，知识、信息载体又发生了一次大的革命，人们利用一种激光技术在特制的圆盘上记录和再生信息，它是继纸张、缩微品、磁存贮器之后出现的又一种新型的知识载体，是目前世界上既能用于存贮文字、图像、符号，又能存贮声音等各种知识信息的最为理想的信息载体，就是当前人们所说的多媒体。纵观以上各种载体，我们可以按着与之相应的记录方法分为四大类型：刻铸型（甲骨、鬼神，《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正因为如此，所以，许多事情在行事之前，都得借助占卜，以定金石），书写型（简牍、缣帛），书写兼印刷型（纸），感应型（胶片、磁带、磁盘、光盘数据库）。

第一节 刻铸型载体

一、甲骨

甲骨是龟甲和兽骨的总称。上面刻的文字称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载，盛行于殷商时期，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殷商时期，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们信奉

吉凶。甲骨文就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占卜记录和一些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管的重要文献。因为出土于殷代废墟，故又称“殷墟卜辞”、“殷墟书契”。甲骨文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才被发现的，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当时当作中药材“龙骨”出售，住在北京的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甲骨上面刻有古文字，他便四处搜求，共得1500片。不久，王去世，其甲骨为丹徒人刘鹗所得，刘又继续收集，约得5000片，选择其中字迹完好的1058片，于1903年拓印成《铁云藏龟》，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书，1904年，孙诒让据此写成《契文举例》二卷，这是我国学者从事甲骨文字研究的开始。其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继续搜访，罗振玉先后所得达3万片，编印了《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等，加以著录和考释。王国维编《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并于1917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等著名论著。

甲骨文自1899年开始发现，迄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出土的甲骨实物很多，据胡厚宣《甲骨合集编辑的缘起和经过》的统计，国内有四十多个城市的九十多个单位收藏甲骨达十万余片，台湾、香港

藏有甲骨30000片左右，国外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前苏联、瑞士、法国、比利时、韩国等十个国家藏有26000多片。自甲骨文发现至今，有不少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研究性论著约有1400余种。甲骨的辨伪和缀合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195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断碎了的甲骨联接起来，编成《殷墟文字缀合》一书，为甲骨研究工作补充了大批新资料。严一萍的《甲骨缀合新编》及《补编》又有新的补充和发现。1965年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甲骨文编》，收录甲骨文4672字，可识的字约900余。每字注明出处，加以简要说明，可以作为甲骨文的字典使用。于省吾关于“独体形声字”的发现，对我国古文字研究有重大意义，他所著《甲骨文字释林》和他主编的《甲骨文考释类编》对于甲骨文字的研究，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是一部全面整理和研究甲骨文以及商史的巨著，是甲骨文研究的总结性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甲骨文合集》，收录甲骨４万多片，按五期分二十二类，编辑而成，全书共13册，是一部集大成的甲骨著录，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甲骨文资料汇编。

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发现商代的甲骨，扩大了甲骨的出土范围。特别重要的是后来在山西、陕西、北京等地先后发现了周代甲骨文，1977年在著名的陕西“周原”遗址，出土西周甲骨17000片，清洗出有字

甲骨190多片。这批“周原”甲骨共有单字600多个。是研究商末周初历史、地理和官制的重要史料。这些甲骨的出土，使人们改变了只有殷代才有甲骨文的传统看法。

二、金石

金石，是青铜器与刻石的总称。《吕氏春秋·求人》“故功绩铭乎金石。”高诱注：“金，钟鼎也；石，丰碑也。”可见当时已称钟鼎碑刻为“金石”。在商代至秦汉的青铜器上面，常常铸上或刻上文字，这就是常说的“金文”。古代铜器种类很多，一般分礼器（即祭器）与乐器两大类。礼器以鼎为最多，乐器以钟为最多，所以前人把钟和鼎作为一切铜器的总称，铜器铭文亦称为“钟鼎文”。

青铜器不象甲骨，本来就有传世的，就是出土的，也比甲骨要早得多。据统计，包括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在内，总数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带有铭文的铜器约四、五千件。商周金文单字共约3500个，其中可释字约2000个，青铜器铭文的字体，一般称为大篆，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可见许慎著《说文》就已经利用过铜器铭文的材料了。早在北齐时代，颜之推根据隋开皇二年（582）出土的秦代铁称权上面的铭文，发现并订正了《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隗林”为“隗状”之误。宋代以后，青铜器出土日益增多，一些学者开始对青铜器作系统研究，吕大临作《考古图》，王黼等编《宣和博古图》，薛尚功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并作了

释文和考证，至今仍是研究金文的重要参考资料。清代金石考据之学盛极一时，利用铜器铭文，证经补史，取得不少成绩。吴大澂研究金文，考证出古代文献中一些误字，大都由于在金文中两字形体相近，楷化以后混为一字，形近致误，这些研究成果，写在他所著的《字说》一书中。后来孙诒让所作《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名原》等，都是研究金文颇有影响的专著。王国维的《说觥》《说彝》《殷周制度论》等著名论述，更有许多卓越见解和重要发现。近现代关于青铜器研究的重要著作有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青铜时代》，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严一萍的《金文总集》等。而容庚的《金文编》则是查考金文的字典。刻石记录文献起源也比较早，在铜器上刻铸文字比刻石艰难，秦代以来，石刻渐渐取代了金刻。石文价值不在金文之下，后人取以考证经史，便以金石并称。

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在１０块鼓形石上，每块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是歌咏贵族畋猎游乐生活，故也称“猎碣”。所刻书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的大篆。这些石鼓，出土于唐代初年天兴（今陕西宝鸡），杜甫、韦应物、韩愈等唐代诗人都有诗篇题咏，发现时文字已残缺，根据历史记载，宋代欧阳修所见仅485字，后人所见字数更少，清乾隆时别选贞石重新摹勒，便人拓印，于是石鼓文遂有新旧两种拓本。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行各地，刻石记功，共刻有峄山、泰山、琅邪、芝罘、东观、竭石和会稽等7石，字体均为小篆。这些刻石大都湮没，琅邪残石残存13行87字，相传为李斯所书，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泰山刻石仅有数字，其余峄山等石刻，只有重摹本流行。司马迁将上述泰山、琅邪等刻辞收入《秦始皇本纪》，开创了以石刻文字为史料的范例。

封建社会把整部的儒家经典刻在石版上，作为标准读本，称为“石经”，这种做法，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蔡邕有感于当时的经书辗转传抄，难免有误，奏请刊刻石经，灵帝嘱咐他用隶书把《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等七部书写在石版上，刻成石经，立于首都太学门外，作为经书的标准本。据史书记载，当时从全国各地赶来洛阳抄写经文、校对文字、石出土，散存各处，稍稍拓印流传。

唐大宗开成二年用当时风行的楷书，刻了１２部儒家经典，立在长安太学（清康熙摹拓印本的人很多，太学门外每天都有几百辆车乘，交通往往为之阻塞。这部石经因为刻于汉代熹平年间，又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故称“汉石经”、“熹平石经”、“一字石经”。三国魏曹芳（齐王）正始年间（240-248），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刻了《尚书》《春秋》两部经书，称为“魏石经”、“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

这两部石经原来都立在洛阳城南太学讲堂前面，原石有４８块，至永嘉年间有人所见只剩18块，经过历代沧桑，迁徙破坏，片石不存。晚清以来，有一些汉魏石经大小残

七年补刻《孟子》，“十三经”始全）。这部石经，从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始刻，到开成二年（837）刻成十二经经文。通常称为“唐石经”、“开成石经”，或“大和石经”。“开成石经”对后代影响很大，五代雕版刻印经书，就以它作为依据。时至今日，许多石经都已残缺，它却完整地保存在西安碑林中。

自从雕版印刷事业日益发展以后，石经的作用相对下降，虽然五代时刻过“蜀石经”（又称“广政石经”）；北宋时刻过“嘉祐石经”；南宋时刻过“宋高宗御书石经”；清乾隆间刻了“十三经”，但它们的文献史料价值，第二节 书写型载体

一、简牍

古时，有以竹为简记事者，有以木为牍都不可与前叙的三部石经同日而语。

记事者，合称为简牍。把竹简、木牍作为书写文字、记录文献的材料，始于何时，现在还难以考定。在商代青铜器上，常见“册父乙”、“册父丁”的铭文，《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金文“册”字很像竹简的编缀形式，“典”字则像置“册”于几上，可见商周之际已有简册，但至今出土的简牍，最早是战国时期的，还没有发现春秋时代的竹木简。

关于简牍的制作方法，东汉王充《论衡·量知》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版，乃成奏牍。”简的制法大致是，将竹断成筒，刀削其皮并剖成竹片，经过烤炙“杀青”，既可去掉

水分，又可防腐防虫，然后用笔墨书写文字于背面。至于版牍，也是先锯成木段，剖成版片，再加刨治刮削，经过精细的打磨，使之平滑，成为书写版。

竹简长短不等，有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六寸等各种规格。武威出土的《礼记》木简和《丧服》经竹简同长，约为 55.5－56.5厘米，若以23.3厘米相当于汉尺一尺计算，这批经书的简牍约为二尺四寸（55．92厘米）。而医简则在23-23.4厘米之间,与汉尺一尺相近。古时二尺四寸竹简多记儒家经典或法律文书，唐·贾公彦《仪礼·聘礼疏》：“《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由于法律文书竹简多为二尺四寸，故称“三尺法”。六寸、八寸简，短小，便于随身携带，多用于一般记事。湖北望山的杂事札记简长60厘米，“追策”简长64厘米；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简竟长达72-75厘米，可见当时列国简策的长度，没有统一规定。

在竹简上写字，字数也不一致，少的只有几个字，多的有几十个字，超过100字的则又较罕见。武威《仪礼》简，每简多至60字或80字，湖北江陵望山２号墓出土竹简也写有60余字，多的达73字。《汉书·艺文志》载：“刘向以中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根据出土食物，《汉志》所说的每简22字或25字，只是就几种

具体书籍说的，未必是通例。据古文献记载，简文有墨书和漆书两种，迄今所见，都是用毛笔蘸墨书写的，漆书从未发现，竹简上的文字，书写有误，可以削去墨迹再写，河南信阳出土楚简，有的上面有刀削痕，残笔尚隐约可辨。

关于简牍的编联，有的是先编后写，也有的是先写后编。至于编联的道数（即用几道绳），至今发现的战国楚简，多数用2编，其中信阳竹简用3编，望山1号墓简用４编。还有一些更长的木简用５编。《说文》《独断》所说编简用２编，指的可能是通常情况。３至５编，文献记载所无，但却是某些简册实际上所需要的编数。增加编数，旨在固定，已有出土实物可资验证。竹简多用皮绳或青丝编联在一起，牛皮编简称“韦编”，青丝编简称“丝编”。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是指牛皮绳编简而言。简书编联书写后卷起，宋代崇宁、政和年间相传都或多或少发现过简牍。但所有这些，原物早已荡然无存。

近世以来，自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题目多在其后，所谓“编连为策，不编为简”。

早在汉代就发现过古代的简牍。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战国竹简。《论衡·正说篇》说：汉宣帝时河内女子于老屋得古文书。晋太康三年（282）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发魏王古墓，发现竹简数十车，经当代学者束皙整理，得古书75篇16种，写成当时文字，共十余万言，其中《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保存至今，仍然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晋书·束皙传》对这次发现竹简的经过及简书种类有详细记述。此外，南齐、北周和

在新疆塔里木河附近出土晋代木简以后，到1949年50年间，发现竹木简并见于报导的共有7次，共计出土竹木简牍一万多枚。其中以1914年发现敦煌汉简、1930年发现居延汉简、罗布淖尔汉简影响最大。罗振玉的《流沙坠简》，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考释》，中国科学院《居延汉简甲编》，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分别对上述三批简牍作了著录、拓印、考释和研究。

建国后，先后在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江苏、江西、甘肃、新疆等地发现竹木简30余批共计约三万枚。其中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出土的战国楚简、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法律文书简、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和医方简，以及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简，都是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

出土竹简时代最早的是战国时的楚简，从1951年到1965年之间，先后在湖南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望山的6座墓葬出土过7批800余枚竹简，经过整理拼复，缀合为530多枚。内容包括竹书、杂记、遣策及其它４类，遣策所占比例最大。《仪礼·既夕礼》：“书遣于策”。郑玄注：“策，简也；遣，犹送也。”入葬时把亲友所送礼物写于简上，随之下葬，有时把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也包括在内。出土的这批遣策，记述了1000余件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为研究战国中晚期楚国历史、社会经济、手工业生产等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七批楚简共有4200余字，其数量远远超过楚地出土的金文。战国文字，上承商周甲骨文、金文，下启秦篆和隶书，是文字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楚简上的文字，具有不同于商周字体和其他各国文字的独特风格，填补了战国时期竹简文字的空白。这7批楚简的形制及其编连形式，更为研究古代简策制度提供了可贵的实物例证。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于1975年底出土秦简1100多枚，大部分是秦朝的法律和文书。有秦法律３种、秦治狱案例和《南郡守腾文书》《为吏之道》《日书》等等，还有一部类似历史年表的《大事记》。我国古代法律，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以唐律为最早。隋代以前的律令，只有后人辑录的一些零碎篇章，著名的“秦律”又久已失传，这次睡虎地发现的３种秦法律竹简，就显得尤其珍贵！《大事记》一卷，分写在53枚竹简上，按年系事，记载了自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将近100年间的大事，据考古工作者判断，这批竹简是在秦始皇三十年陪葬埋入的，司马迁在撰述《史记》时肯定没有看到过这份重要材料。因此可以用它来补正《史记》，解决这段史实中的矛盾和疑难问题。

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1959年出土的

竹木简，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分三个部分，甲本是7篇《仪礼》，为木简；乙本是1篇《服传》，也是木简；丙本是竹简写的《丧服》经。今本《仪礼》是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的杂糅今文古文的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而武威甲本《仪礼》很可能是后苍、庆普传下的没有被郑玄打乱家法以前的今文礼，武威丙本则代表未附传文以前更早的一个本子。这个西汉时代写本的发现，为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第一手资料，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武威磨咀子18号汉墓出土的鸠杖上系有10枚木简，上面载有汉成帝建始二年（前31）的诏书：“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入宫廷不趋„„有敢征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这便是著名的“王杖”简，据此可以考知汉代尊老赐杖的制度。1972年，武威旱滩坡汉墓又出土了大批医药简牍，共计92枚，等残简。

《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发现，解决了这两部书历史上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简文中列药物100种，比较完整的医方30多个，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古老的医方书。我国最早的医方书，当推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但原书早已散佚，传世的是后人整理的辑本。因此，武威医简应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古代医方文献。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1972年4月出土竹简4900多枚，多用隶书书写，其中绝大部分是兵书，如《孙子十三篇》《六韬》《尉缭子》等，特别可贵的是发现了失传已1700余年的《孙膑兵法》，此外，还有《汉元光元年历谱》等佚书，及《管子》《晏子》《墨子》

问题，关于孙武和孙膑的事迹，司马迁在《史记·孙武吴起列传》里记载得清清楚楚，孙武生于春秋末期，孙膑生于战国，两人先后相距约二百年，都各有兵法传世。后来有不少人提出疑议：有的认为《孙子兵法》出于后人伪托；也有的怀疑孙武、孙膑原是一人；有的认为现存《孙子兵法》源出孙武，完成于孙膑；甚至有人断定《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孙膑所作，否定历史上有孙武的存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次《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同时出土，实为考古界的惊人发现，足以了断近乎千载的聚讼纷争。《六韬》一书，见于《汉书·艺文志》，通鉴目录》《历代长术辑要》《二十二史朔闰但自宋以来，却有不少人怀疑它是伪书。有的说它“其辞俚鄙，伪托何疑”（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有的说它“大抵词意浅近，不类古书”（《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尉缭子》也只见于《汉书·艺文志》，清谭献在《复堂日记》中说：“《尉缭子》，世以为伪书，文气不古，非必出于晚周”；《书目答问》甚至说：“《六韬》伪而近古，《尉缭子》尤谬，不录”。汉人手写的《六韬》和《尉缭子》残简的同时出土，证明这两部书在西汉前期就已广为流传，绝非后人伪作。同时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现今发现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历谱，它所载的朔晦干支以及其他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校正《资治

表》等的差误。

竹木简作为记载文献的材料，比起甲骨、金石，具有取材容易、制作书写方便的优越性，所以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可是一枚简牍容纳的字数毕竟有限，而保存、移动、阅读都很不方便。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衡石量书”，每天批阅的文件用衡器称取120斤，又《滑稽列传》记载东方朔初入长安时，给汉武帝上奏：“凡用三千奏，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可见是非常笨重的。

二、缣帛

正因为简牍笨重，所以，又有缣帛与之同时并行，《墨子·明鬼篇》：“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由此可知，春秋战国时期书写材料是竹帛并用的。帛质轻薄柔软，可以卷舒，便于携带，还能够随文字长短截取，易于流行。西汉末年，扬雄在给刘歆的信里谈到他调查方言的方法时说：他常常拿一支三寸长的笔，一段四尺长的上过油的绢。这种绢写过了可以抹掉再写。缣帛用于书写材料，在汉朝是相当流行的。不过，缣帛是丝织品，价格较高，所以当时的作者，往往把文字的初稿，写在光滑的白绢或版牍上，改定以后，才写上缣帛。应劭《风俗通义》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 帛书与简书并行时间较长，在纸张发明以后还流行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北堂书抄》引

《崔瑗与葛元甫书》中说：“今遗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由此可证，距离纸张发明已有三百余年的东汉末年，帛书仍在流行。但帛书不易保存，容易损毁，流传至今者多是从地下发掘的实物。

早在1942年9月，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因盗掘曾出土一件驰名世界的战国帛书。这件帛书出土时折叠为八幅，中央折纹处稍有损坏，书系丝质，帛丝的经纬并不匀称，有粗有细，因入土年久，已呈深褐色，毛笔墨书，连同边上的文字总共900余字，字若蝇头小楷，笔画匀整。帛书四周，用朱、绛、青几色颜料绘出各种奇特的神怪图像。1973年12月，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二十多种十二万多字的西汉帛书，成为我国考古学界的空前发现，丰富了我们对缣帛的认识，拓开了我们的眼界。其中有不少失传一两千年的古籍。包括《老子》甲本、《老子》乙两种《老子》写本大体相同，但与今本对照，章次有些与今本不同。文字亦有不少出入，上下篇次序则与传世的通行本相反，即乙本，以及《老子》甲本卷后无篇名的4篇佚书，《老子》乙本卷前的《法经》《十大经》《称》《道原》４种文献，历来都没有传本；还有《周易》《易说》以及《战国纵横家书》和相马经、医经方、天文星占等古籍，另外还有用帛绘制的导引图、地图、驻军图、街坊图、帛画等等。马王堆帛书为研究我国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哲学、天文、地理、军事、医学等各个方面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重要资料。

帛书中的《老子》《周易》等书，和今本颇有出入，可以作为校勘的重要依据，甲、《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而与《韩非子·解老》《喻老》两篇所引《老子》本文次序一致。帛书《周易》原无篇题，包括“系辞”在内，约5200字，卦辞和爻辞虽与今本基本相同，但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完全不一样，今本分上下经，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帛书则不分上下经，保存了比较简单的原始形式。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共二十七章325行11000多字，其中有十一章内容见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但文字稍有不同。另外十六章是久已失传的佚书。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时，未必见过此本。以帛书和今本《战国策》时照，可以作为校勘的重要依据。今本《燕策·二》“燕说齐”章，与帛书文字出入较大；又《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章，帛书作“赵太后亲用事”；“左师触讋愿见太后”，帛书作“触龙言愿见太后”。另外，帛书本还保存了苏秦的一些书信和谈话内容，既可以纠正有关苏秦历史的许多错误，又可以校补这段战国时代的历史记载。天文星占方面的佚书一种，约8000字，无篇题。内容主要是木、金、水、火、土五星占及五星行度。作于公元前170年左右，“占文”保存了公元前370年到前270年间甘氏与石氏天文书的部分内容，尤其重要的是，书中根据实际观测，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前246）到汉文帝三年（前177）70年

间木星、土星和金星在天空中运行的位置，并推算出了它们的公转周期。这是我国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在五星行度表和另一种佚书的干支表中，都出现第一次农民起义军的“张楚”的年号，值得珍视。

第三节 书写兼印刷型载体——纸 自从汉代纸发明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古籍的面貌。纸张逐渐代替了简牍和缣帛，成为古籍的书写、印刷的材料。

关于纸的发明，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蔡伦于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发明了纸，同时蔡伦也是第一个用植物纤维造纸的人，早已为世界所公认。我国有的历史文献说明在公元前汉武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纸，可是没有事物佐证，未被学界接受。1933年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亭故址中发掘出一片古纸，白色，约４Ｘ１０厘米，其形状为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质地很粗糙，纸面露有麻筋。当时根据一同出土的黄龙元年（前４９）木简，推断为汉宣帝（前73-前49）时的遗物。这一发现，关系到植物纤维纸的发明时间问题，可惜发现后不久这片古纸就被毁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中日战争的炮火，无法再作深入的研究。

1957年5月，西安市郊灞桥汉墓发掘出

来的古纸，黄色，长宽差不多10厘米，出土时已裂成一些碎片，经取样化验，认为主要为大麻纤维所造，间亦混有少量苎麻。1972－1974年甘肃居延肩水金关汉代遗址中又发现两种麻纸。其中一种色白，质薄而匀，细密坚韧，一面平整，一面稍毛糙，含有大麻纤维。1978年12月陕西扶风县一处西汉窖藏中出土3片可能是汉宣帝时的麻纸。根据以上这些新发现，有的学者们断定我国植物纤维纸发明于西汉，把植物纤维造纸的时间上推了近二百年，把这些作为有力的实物佐证。当然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实物制作时间是否确在西汉时期，还很难确定。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对上述几次出土古纸的时代都表示怀疑，他认为“即使在同一处发掘出来的古物，也不一定都是同时的”。“同地出土的东西，有时年代可能相差很大，而纸的本身又无文字，所以说它是公元前一世纪物，也只是一种推测”。

我们撇开上述古纸的制作时代，单就他们的用途而言，这些古纸，都是为专供包裹和衬垫等杂用的，至今还没有发现上面写有文字的西汉丝纸或麻纸。所以，迄今为止，最早采用多种植物纤维为原料制造、专供书写用的纸张，应是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制造成功的“蔡侯纸”。《后汉书·蔡伦传》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蔡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小注又引用今本《东观汉记》（卷二十）云：蔡伦“典作尚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元兴元年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两者文字几乎全同，都有“造意”二字，造意就是出主意，就是发明创造，意思已很明白，这是蔡伦发明造纸的有力证据。

虽然自蔡伦以后，纸已用来写字著书，但汉代用纸写书的文献记载和出土的文物，都非常罕见，现存古纸亦只有寥寥数种，这些事实，说明纸作为新兴的书写材料刚刚问世，还没有得到普遍的注意和应用，一是当时生产力仍然低下，无法普及；二是长期使用竹帛的传统习惯一下子难以完全改变过来，从东汉至魏、晋，一直是缣帛、简牍、纸三者并用，贵族和上层阶级重帛轻纸的观念仍然强烈，直至东晋元兴三年（404），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皇帝，下令说：

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初学记》卷二十一引‚桓玄伪事‛）

确立了纸作为唯一的文献载体的地位，从而结束了简牍时代。当代出土文物，也证明晋灭以后，不再有简牍文书，而多为纸写的资料了。

两千年来，我国古文献用植物纤维纸作载体，其记录形式有两种：写本和印刷本。至今为止，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写本是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发掘的西晋元康六年（296

年）佛经残卷写本以及《晋人田赋》残卷。北京图书馆所藏的西凉建初年间（405年）所写的《律藏初分》与北魏太安四年（458年）所写的《戒缘》，也是较早的写本。其次是唐写本，1966年至1969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北区的唐墓中发现一批唐代写本古文献，如《论语郑玄注》残卷等。由此可知，唐代写本流传很广，不仅盛行内地，而且在边疆地区的流行也相当广泛。

宋代以后，尽管雕版印刷日益兴盛，但是写本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些大藏书家是靠抄本积聚文献。如陈振孙家中藏书五万余卷，均抄自郑、方、林、吴诸家。到了明代，抄本仍流行，有所谓吴抄（长洲吴宽）、文抄（长沙文征明）、王抄（金坛王肯堂）、沈抄（吴县沈与文）、杨抄（常熟杨仪七）、姚抄（无锡姚咨茶）、秦抄（常熟秦酉岩）、钱抄（常熟钱谦益），等等。清朝时期，不少典籍也靠抄本流行，1962年福建发现了道光年间福建女作家李桂玉用毕生精力写成的弹词长篇小说《榴花梦》完整抄本，全书共三百六十卷，大约四百八十三万八千字。是目前我国流传的古典小说中最长的一部抄本，十分可贵。

印本书籍，是随着我国雕版印刷术的兴起而出现的。我国雕版印刷术兴起于唐初。唐朝后期，逐渐普及，当时刻印地区有长安、敦煌、四川、浙江等处，所刻内容有日历、字书、歌曲、诗文以及佛经等。传世最古的

唐代印刷品是太和二年（828年），乾符四年（877年）刻的两本日历以及咸通九年（868年）雕印的《金刚经》，已被伯希和从敦煌盗往国外。国内现存的唐代印刷品仅有两件：一是在四川成都唐墓中出土的梵文《陀罗尼经》，二是浙江龙泉塔中发现的卷本《妙法莲花经》。

五代时期，雕版印书事业发展迅速。据记载，后唐长兴三年（932年）由冯道等人建议，曾依照石经刻“九经”印版，这是用雕版印刷经书的开始。其后又扩至《孝经》《尔雅》《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书，由国子监负责此项工作，成为我国最早的“监本”古典文献。五代私人刻书，有四川毋昭裔在明德二年（935年）刻成的《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书，乾德五年（923年）贯休和尚自刻《禅月集》。

宋代雕版印书事业十分发达，官府、书院、极的推动作用。

北宋中叶，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此后，又陆续出现有木活字、铜活字、铅活私家与书坊都从事雕版印书工作。印本书籍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成品之精，都是前所未有的。当时刻印书籍，除儒家经典外，还大量刻印史书、子书、医书、算书以及日常参考的类书和诗文等。当时刻印的中心地区，除首都汴梁（开封）外，还有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眉山以及山西平水（临汾），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广东等地也都有水平很高的各类印本书。当时社会出现了专营出版物的“书肆”，如杭州陈道人的“经籍铺”、尹氏“书籍馆”以及建阳余家、虞家经营的“书肆”，对丰富人民文化生活起了积

字和磁活字印本书籍，这类印本虽未普及，仍以雕版为主，但反映了我国古代印刷事业的进展情况。

明清时代，印本书籍已成为古典文献的主要表现形式。明代北京与南京是刻印图书中心，杭州、建阳等地刻印事业仍在发展，四川眉山等地已为苏州、徽州等地新兴印刷业所代替。此外，边远地区已开始刻印书籍，如海南岛刻印的书籍也具有相当的规模。雍正四年（1726年）陈梦雷用新制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这是一大创举，此书每部一万零四十卷，五千零二十册，共印六十四部，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现代石印、铜版印刷以及铅字排印等新技术兴起，逐步取代了古老的雕版印刷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近二十来，在我国激光照排技术逐渐普及，这种用计算机自动编辑、通过激光照排再进行印刷的印刷术，是印刷史又一次巨大进步，传统的雕版印刷乃至活字印刷都很快被它取代，因为，无论在印刷速度还是印刷质量等方面，它都具有诸多优越性。

第四节 感应型载体——胶片、磁带、光盘等

随着生产、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文献越来越多，而存贮的空间有限，人们就设法寻找一种占据空间小、存贮密度大的载体。１９世纪末以后，载体有了新的发展，种类多起来了，开始出现了以感光材料记录知识、信息的载体，这是以缩微照相为记录手段而产生的一种信息存贮载体，有缩微胶卷、缩微平片、缩微卡片和缩微印刷四种，其优点是存储密度大、体积小、价格便宜、寿命长、携带方便。利用感光材料作为载体，经过一定的加工处理，对文献进行印刷、复制、摄像、传递，比起以纸为载体采用雕版印、铅字印刷要快速得多、方便得多、准确得多，工作效率的提高，更非传统的印刷方式所能比拟。但是由于人们不能用眼直接阅读，而需借助于阅读机，且人的眼睛易于疲劳，所以它的发展也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到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后，科学技术更进一步发展，知识信息急剧地增加，文献的数量也成倍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的则是载体发生了又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出现了以磁性材料为载体的文献。先是将视频和音频记录在磁性材料上，用声音和图像存储和传递知识、信息，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视听资料或声像资料。随后，由于计算机等高科技

应用于文献情报信息工作领域，就将知识、信息以数字符号的形式记载在磁带、磁盘、磁鼓上，成为机器可以阅读的文献。二十世纪80年代初，载体又发生了一次大的革命，人们利用一种激光技术在特制的圆盘上记录和再生信息，这是一种不同于前述的磁性载体的光学存贮器，它是继纸张、缩微品、磁性存贮器之后出现的又一种新型的知识载体，是目前世界上既能用于存贮文字、图像、符号，又能存贮声音等各种知识信息的最为理想的信息载体，就是当前人们所说的光盘数据库。这种载体不仅存贮容量大，读取速度快，而且稳定性能好，寿命长，使用方便，大受人们的欢迎，发展至今不仅有了只读光盘，而且有了写读光盘和可擦写光盘，其发展异常迅速，自1985年世界上出售第一张光盘以来，其品种、数量与日俱增，光盘载体有其自身的很多优点，但也有它的不足，而纸质载体虽有其自身的弱点，却也1992年，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重庆分所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个光盘数据库《中文期刊篇名数据库》，此后，我国的光盘数据库也迅速发展起来，各种光盘数据库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这种全新的载体，对知识、信息、情报的存贮、传递、交流，以及信息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不可估量的影响。目前这种全新载体几乎达到了与纸质载体分庭抗礼的境地，因而，“无纸世界”、“无纸图书馆”、“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等看法在世界上漫延开来，似乎整个世界将要用新型的载体完全取代纸质载体。但是我国图书情报界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虽然

有光盘所没有的长处。更何况纸张在全世界已应用近2000年。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世界上还不会成为无纸世界，仍然还是纸质载体与光盘载体近期并存、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相得益彰的局面。当然，再过多少年，人们也许会再发明一种更加新颖的、先进的载体来取代目前所有的载体，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第五节 与载体相联系的文献阅读视听

类型

由于文献载体的多种并存和不断更新，现在我国的文献资料在阅读和视听方面，大约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原始型文献 包括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文献，铸造在青铜器皿上的金文文

献，雕刻在碑版上的石经和石刻文献，书写在竹简、木牍上的简牍文献；以及书写在缣帛上的帛书文献等等。

2.书写型文献 这是以纸为主要载体(也采用简牍缣帛等)的我国古代的非印刷型文献和今天的没有付印的手稿，也就是雕版印刷发明之前的古写本和印刷发明之后的写本、抄本、稿本、文稿等。如日记、书信、笔记、契约、文章、会议记录、电话记录等。这类文献对研究工作往往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有的可能还具有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3.印刷型文献 这也是以纸为载体，采用雕版刻印、活字排印、石印、铅印、影印、复印等方法产生的文献，是传统文献的基本形式，也是现代文献的主要形式。例如复印

的古籍、当代的图书、期刊、报纸、图册等，机将贮存的信息输出。计算机能贮存大量信这类文献的优点是便于交流传递，缺点是体积大，较笨重，收藏管理都比较麻烦。4.缩微型文献 这是一种新型的文献,是以感光材料为载体，利用缩微照相技术摄制产生的文献。如缩微胶卷、缩微卡片等。激光技术和全息照相技术发明和应用以后，又出现了超缩微胶片。缩微文献的优点是体积小，贮存密度高，节省贮藏空间。缺点是必须借助缩微阅读机才能阅读。

5.机读型文献 这是一种最新型的文献。也就是计算机可读型文献，是以磁性材料磁带、磁盘、光盘等为载体，通过编码和程序设计，把信息变成计算机可识别的机器语言，输入计算机,必须要阅读时,再由计算

息，并能高速度地通过多种途径检索，虽然它必须具有一系列的配套设备，还需要有掌握计算机技术的专门人员操作,但机读型文献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文献类型。6.声像型文献 也是一种新型文献。也称直感资料或视听资料。是以磁性材料或感光材料为载体，借助一定设备直接记录下声音或图像信息，诸如唱片、录音带、录像带、电影片、幻灯片等，它脱离了或基本脱离了文字形式，只是利用视觉、听觉直接接受文献信息，它可以帮助人们观察某些特殊现象，尤其在传播文化艺术方面所起作用更大；但对于常规的书本学习,目前还不可能作为经常性的使用手段代替印刷型的纸本文献。

第三章 文献的体裁

我们这里讨论文献的体裁，是就文献编篡形式而言的。从文献的编篡形式上说，古典文献的体裁至少可分为文书、档案、总集、别集、类书、政书、表谱、图录、丛书、方志等十多类。

第一节 文书和档案

一、文书 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

侯马盟书 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前494—前489）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举行盟誓的约信之辞。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发掘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时发现。盟书又称“载书”。《周礼·司盟》；“掌盟载之法。”郑玄注曰：“载，盟誓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当时诸侯和卿大夫举行盟誓活动，以盟书记录盟誓之辞。盟书皆有数本，一本埋于盟所或沉于河，以取信鬼神，与盟者各持一本，藏于祖庙或司盟之府。出

土的侯马盟书共5000余件，字迹比较清楚的有600余件，每件最少10余字，最多达200余字，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侯马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文书、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都有重大意义。

吐鲁番文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古墓葬区出土的东晋到元代（4-14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的纸质写本文书。主要是汉文，也有古粟特、突厥、回鹘、吐番文等。19世纪末，先后遭到俄、英、德、日等国人的掠夺。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外陆续发表了一些中国吐鲁番文书的考释材料，令人深思与关注。1954年科学院出版《吐鲁番考古

记》，自1959年起，我国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墓葬区进行了十多次大规模的发掘和清理，写成发掘报告和文书简介，在70年代后期分别以普及本和图版本陆续出版。吐鲁番文书就其性质而言，可分为以下四大类：（1）公府文书，有朝廷诏敕、律文、籍帐以及各级军政机构的文牒；（2）私人文书，包括世俗及寺观所有的衣物疏、功德疏和其他各类疏，以及契券、遗嘱、辞、启、信牍等；（3）古籍，有儒家经典、史书、诗文、启蒙读物等；（4）佛教经论、道教符箓以及其他宗教文书和典籍。吐鲁番文书早于敦煌文书，其中以唐代公私文书数量最多，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原始文献资料。

敦煌文书 指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所出土的五世纪至十一世纪的多种文字古写本。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于莫高窟17窟藏经洞。1944、1965年又续有发现。遗书总数超过4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3万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遗书多为卷轴式，写本题款有记年者近千件，年代最早者为西涼建初元年（405），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1002）。汉文写本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其中佛典占95％，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发愿文、忏悔文等；非佛典文献占5%，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其中曾发现一些很有价值的佚书。敦煌文献中最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官方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

籍帐等；私家文书有契券、社司转贴、帐历、明代徽州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书牍、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都是研究唐五代至宋初社会经济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徽州文书 指明代安徽徽州地区的文书，包括官府文告和私人契约等。明代徽商势力雄厚，徽州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文书契约存留至今的比较多。现在安徽、北京、南京、天津一些图书馆和科研单位多有收藏。其中官府文书有官府颁发的文告、编发的户帖、清册供单、鱼鳞图册、催征税粮条鞭长单、审图小票、审定户由、归户册等；私人文书契约多属程、汪、胡、王等大户的文件，如收租底、分家合同等等。这些文书对于研究

系、租佃制度、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及封建宗法制度的状况，都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二、档案

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

我国古代档案，先后以甲骨、金石、简牍、缣帛为载体，造纸术发明以后，档案又以纸作为书写材料，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一些具有保存和查考价值的照片、影片、录音带也可存作档案。我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36 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1975年底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葬中出土的一千多枚秦简，其中大部分是秦代律法的原文和解释，是一批非常珍贵的律法档案。我国现存的档案实物，除上述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简牍档案以外，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包括明清两朝中央机关和少数地方机关、少数个人的档案，共计74个全宗。其中明朝档案较少，只有三千多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时期的兵部档案，也有少数其他时期档案。清朝档案在所藏明清档案中占绝大多数，从时间上看，包括入关前天命前九年（1607）至宣统三年（1911）以及溥仪退位后于1912

至1940年形成的档案；从所属全宗看，有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有管理皇族和宫廷事务机关的档案，有军事机构的档案，有地方机关的档案，也有个人全宗的档案；从档案的种类和名称来看，上行文书、下行文书、平行文书、特定用途的文书均有，有制、诏、诰、敕、题、奏、表、笺、咨、移、札、片、禀、呈、照、单、函、电、图、册等不下百种之多；从文字上看，绝大部分是汉文档案，一小部分是满文或满汉合璧档案，也有少量的外文档案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档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从1925起编辑出版的各种档案史料汇编、目录、图集、论述文集等共有50余种，370余册，其中如《文献丛编》《掌故丛编》《清代文字狱档》《筹办夷务始

末》等，为当时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图书是作者为了传播知识专门写给人看的，档案是作为人们交流的工具客观地产生而不是专门编写的。由于档案具有这样的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举例来说，研究明清史，一般都根据《明史》《清史稿》以及官修的会典、方略等史籍。其实这些史籍都是根据档案编写的，与档案比较，这些史籍又都属于第二手材料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档案中还有一些不公开的、在一般的史籍中找不到的材料，如《清史稿》一书，虽然经过了长达14年的编篡，使用清代国史馆历年收集的大量史料，可是没有使用清宫密藏的“大内档案”，因而《清史稿》在史实的论述和材料的引用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讹误和缺漏。

对于档案典籍的重视和利用，是我国自古以来的良好的历史传统，孔子整理六经，司马迁编纂《史记》，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章学诚编写地方志，都重视搜求并使用过大量档案材料，取得卓越的成果，是据档修史、以档征史以及体现史档结合的成功的范例。

第二节 总集和别集

一、总集

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它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

我国古代的总集与其他的古书一样，其发展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

又《总集类小序》说：“《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这说明总目编定者纪昀认为《诗》《骚》应为先秦时代的总集，而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则首推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晋书·挚虞传》：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 可惜《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

关于总集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说它“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就是说：总

集既可把散佚的、零星的作品，集中起来，又可做一些鉴别、删选的工作，去其芜杂，取其精华，使它成为文章的总汇。大型的总集和重要选本，对于古籍研究，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使用价值。在历代编写的总集中《古文苑》、《玉台新咏》、《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中州集》、《河汾诸老诗集》、《全唐诗》、《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南北朝诗》等都是公认的著名的诗文总集。

总集的种类也比较繁多，主要有以下几种划分方法：

（1）按编辑体例划分：有收录宏富的“全集式”的“总集”，例如清朝的严可均编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将很多人 的著作都合编在一起，成为一部很有价值的图书；有经过认真地择优选精所编辑的“选集式”的总集，例如梁代萧统所编辑的《文选》便是这类总集的代表。

（2）按所收录的时代划分，可分为通代总集，例如明朝的张溥所编辑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就收录了多个朝代很多作者的著作；断代总集，专门收编某一个朝代的多个作者的著作，例如宋朝的姚铉所编纂的《唐文粹》就属于这一类。

（3）按所收编的著作的体裁划分，可分为专门编辑历代同一体裁的作品的总集；例如清朝陈元龙等所编辑的《历代赋汇》；专门收编某一个朝代的某一种体裁著作的总集，如清朝董浩等所编的《全唐文》属此类著作；

此外还有汇集了各种体裁作品的总集，例如宋朝的李昉等所编辑的《文苑英华》，就是这类图书的代表。

二、别集

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别集也有其自己发展的历史。“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唐宋以后就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相当之多。《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小序》说：“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于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均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后，名目益繁。”

别集所收载的文献一般为文学著作，也兼收一些奏议、论说、序跋、书信、语录、传记等。有些别集还附有作者的专著，如唐朝的《韩愈集》内就收有他所著的史学专著《顺宗实录》一书，宋朝的《欧阳修集》中就附他的笔记《归田录》等。所附的这些专著使别集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使之更加具有保存价值。

别集的种类为数不少，也有多种划分方法，上要有：

（1）按所收载的范围划分：可分为收录

某一个人全部著作的全集，例如宋朝的《陆放翁全集》一书就收编陆游的全部著作；选编某一个人的部分著作的选集，例如唐朝的皮日休的《皮子文薮》一书就属这一类

（2）按照别集编辑者划分：可分为由作者自己编辑的别集，例如唐朝孙樵的《孙可之文集》便是孙樵本人编辑自己的著作而成；由编辑者收编他人的著作的别集，例如唐朝的韩愈撰写、李翰编辑的《韩昌黎集》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种。

（3）按别集文献的编排方式分，主要的有如下四种：一是按照著作的内容主题排列的，例如宋代文天祥的《文山先生集》；二是按著作写成的时代的顺序编排的，例如唐代杜甫《杜少陵集》就是按时代的顺序编排的；

三是按著作体式分类编排的别集，例如唐代李白的《李太白集》；四是综合前面几种编排方式编排而成的别集，例如宋代黄庭坚的《山谷全集》等就是这样编排的。

由于别集比较系统地收载了某一个作者的著作，所以这就为研究该作者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创作提供了较重要的材料，为研究所涉及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它对保存历史文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编辑总集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据。今天，我们所编辑出版的个人作者的著作无论是全集还是选集，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我国古代的别集和总集的影响。

第三节 类书

一、类书及类书的特点

所谓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次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序》中说：“类事之书，虽兼收四部，而实非经、非史 非

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何类可归。” 我国古代的类书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很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成为我国古籍辑佚、校勘和考证的重要文献资料的来源。

类书，“以杂见称”为其特点。所收内容往往是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举凡人间的学问，世上的知识，以类相从，无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古典文献。

类书按内容性质分类编排，先分成若干个大部类，如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一般帝王、后妃、职官、州郡、政理、产业、人、祭祀等部，再在每个大部类下分若干个小类，小类之下先排书名，再排材料并注明出处，其材料按原书时代的顺序排列。

如：《艺文类聚》第五十八卷《杂文部》除个人从事著述外，还特意组织当代名家学“纸”项下，引用了古文献《东观汉记》《董巴记》《三辅决录》《晋书》《渚宫旧事》《抱朴子》《文士传》《晋阳秋》《语林》《宋书》以及晋人傅咸的《纸赋》、梁人刘孝威的《谢赉宫纸启》等十二种文献资料，其中有史书，有子书，有小说，杂录等，列举了蔡伦造纸的传说，韦诞、陈寿、葛洪、杨修等人的有关纸的故事，以供人们检索。

二、我国古代类书的产生 关于类书的产生有三种说法： 1.类书始于《皇览》

南宋王应麟《玉海》第五十四卷：“类事之书，始于《皇览》。”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是当代著名文学家，十分重视文化事业，者王象、桓范、刘劭、韦诞、缪袭等人，编辑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编成大型类书《皇览》，本书分四十余部，每部数十篇，共八百余万字。从延康元年（220年）开始编篡，数年完成。后人一般认为是我国古代类书之祖。可惜原书早已佚失，清孙冯翼从各书中仅辑出佚文一卷，收入《问经堂丛书》，黄奭辑本收入《汉学堂丛书》。

由于《皇览》，到赵宋时代已亡佚，学者不及见，乃以为类书起于齐、梁间，如衢州本《郡斋读书志》卷14“同姓名录”条下说：“齐、梁间士大夫之俗，喜徵事以为其学浅深之候，梁武帝与沈约徵栗事是也。类书之起，当在是时。”袁州本卷3下《同姓名录》

的解题里没有这几句话。2.杂家乃类书托始说

另有一种说法，是把类书的开端推得早早的，认为战国末年的杂家著作，即类书之所托始。倡此说者为清代中期学者汪中,他在其《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 中说：

司马迁谓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然则是书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而为后今《修文御览》《华林遍略》之所托始。《艺文志》列之杂家，又有以也。

随后，以辑佚名家的马国翰推广此意，也在其《玉函山房文集》卷3的《锱珠囊·序》中说：

类书之源，开于秦，衍于汉。余观《吕氏春秋》，《十二纪》取诸《月令》，《至味篇》取伊尹书，《当染篇》取墨子书，《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述后稷之言，与《亢仓子》所载略同。而取黄帝、老子、文子、子华子之说，不一而足。意盖以周《月令》为纪，杂采百家分属之。此类书之最先者也。3.类书起源于《尔雅》

由于类书是明标类目，分别部居的，而《尔雅》正好是分类书籍，所以，又有人把《尔雅》作为类书的起源。张舜徽反对马国翰的说法，他在《清人文集别录》卷15中说：国翰此言，乃由乎不明古书体例而致谬戾耳。夫诸子百家，以立言为宗，45

例多援据旧语，以明欲宣之义‚《诗》云‛、‚《书》曰‛，见之《论语》《孟子》者，亦已多矣，安得悉谓为类书耶？类书之起，昉于明分部类、据物行目，盖必推《尔雅》为最先。

类书是兼具资料汇编和百科全书性质的工具书,而《尔雅》尽管具有百科全书性质，但它并非资料汇编；诸子百家之书则既不具有百科全书性质，又非资料汇编。所以，《皇览》应是最早的类书。

三、类书的范围和类型

我们说，“类书”是兼有“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性质的古籍文献。正宗的“类书”，也就是这种性质的古籍。类书的始祖《皇览》，完全具有这种性质，所以它是正宗的类

书，也是标准的类书。作为“类书”这一体裁的书是取此做衡量标准的。但是，在古今的古典文献著录中，“类书”一类的包容范围却不一律，当然，正宗的类书一定照收在内，可是其它门类的书籍也往往混入，象姓氏书、政书，有时甚至还有考证笔记、目录书都会列在类书类里。这些，我们就不能认它们为类书，至少有些不是正宗的类书。1935年出版的邓嗣禹所编的《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集》的“类书之部”，就将类书分为十门：

1.类事门：收《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

2.典故门：收《事类赋》《骈语雕龙》《子史精华》等；

3.博物门：收《全芳备祖》《事物纪原》

《方舆类聚》等；

4.典制门：收《通典》《经济类编》《时务通考》等；

5.姓名门：收《古今同姓名录》《元和姓纂》《万姓统谱》；

6.稗编门：收《太平广记》《宋稗类钞》等；

7.同异门：收《鸡肋》《古事比》《事务异名录》等；

8.鉴戒门：收《类林杂说增广分门》《谷五类编》《人寿金鉴》等；

9.蒙求门：收《蒙求集注》《十七史蒙求》《记事珠》等；

10.常识门：收《万宝全书》《世事通考全书》《广学类编》等。

上述分法，比较清楚，易于检寻。但由于取村过泛，分类过细。其中不少典籍本不属于类书范围（典制、姓名等门），也列入“类书之部”，结果混淆了类书与其他典籍界限。

正宗的类书，分析起来也有许多类型。（1）就内容性质来说，有一般性的类书，有专业性的类书。前者是包综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的。如《皇览》《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后者则只是一方面的，如《册府元龟》，为政事历史的专业类书。《格致镜原》，为科学技术的专业类书。

（2）按编录的体裁来说，有徵事的，如《修文殿御览》；有徵事兼采诗文的，如《艺文类聚》；有词藻的，如《佩文韵府》；有编成韵语的，如《幼学故事琼林》；有重视图表

的，如《帝王经世图谱》；有综合数种的，如《初学记》综合第二与第三两种，《古今图书集成》综合第二与第五两种。

（3）按编录的方法来说，有分类编的，有分韵编的，有以数目字来编录的。分类的是一般的形式，也是类书的主要形式，从《皇览》以下，大多数是采取分类编录的方式。分韵编的如《韵府群玉》《永乐大典》《佩文韵府》等，较分类的更便于寻检到所需的主题材料，但也有不能把有关的主题材料“类聚”在一起的缺点。以数目字来编录的类书，以数字为纲，聚集事实，如《小学绀珠》《读书纪数略》等。

（4）按编纂的情况来说，有官修的，有文人学者编的，有书坊编辑的。第一种如《艺

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第二种如《北堂书钞》《白氏六帖事类集》等，第三种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事林广记》等。

（5）从编纂时提供的用途来说，有为一般检查的，有为诗文取材的，有资科场之用的，有供启蒙之用的，还有备家常日用的。

四、现存历代主要类书简介== 现存完整的类书最早的唐代，唐代所编的类书，据史籍所载有十余种，现在流传下来的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等四种，被称为“唐代四大类书”，其中以《艺文类聚》最为有名。

《北堂书钞》 唐虞世南编，清孔广陶再校，光绪十四年（1888年）南海孔氏刻本，台湾宏业书局1974年彩印，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年影印。虞氏任隋秘书郎时，于秘书省后堂摘录群书中的名言佳句编辑成书，以供当时作文时采集辞藻之用。所以取名为《北堂书钞》。《北堂书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类书，成书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全书160卷（《隋书·经籍志》著录174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173卷，今本地部止于泥沙石，可能不全），分为19部，依次为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艺文、乐、武功、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酒食、天、岁时、地等。部下再分类，共 851类。类下先摘引词句作标目，标目之下再征引包含这个语句的古籍文句。全书征引古籍，除集部外，总数达800多种。由于此书成书较早，记载

了隋以前的一些可贵资料，对于我们今天辑佚古书、校勘史籍和研究历史很有作用。也可用于查考辞藻出处和典故来历。宏业书局影印本有《北堂书钞子目索引》可供查考时使用。

《艺文类聚》

唐欧阳询等奉敕编撰，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汪绍楹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类书。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成书。全书100卷。分为46部，包括天、岁时、地、州、郡、山、水、符命、帝王、后妃、储宫、人、礼、乐、职官、封爵、政治、刑法、杂文、武、军器、居处、产业、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食物、杂器物、巧艺、方术、内典、灵异、火、药香

草、宝玉、百谷、布帛、果、木、鸟、兽、鳞介、虫豸、祥瑞、灾异等。每部下又分各事物的细目，如天部下又分为天、日、月、星、云、风、雪、雨、霁、雷、雾、虹等，共计727个子目，约百万字。此书资料古稀，引用的古籍达1431种，现存者不到百分之十，且所援用者都为唐以前的古本。体例比较完善，事文兼备，先事后文，改变了以往类书偏重类事、不重采文，以及随意摘句、不录片断的缺点，对后代类书影响较大。该书用途较广，宋以后多用来校勘古籍、辑录佚文以及查找唐以前的文献资料和诗文典故，颇有学术价值。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附有《艺文类聚索引》（包括引书人名索引和书名篇名索引），并附校记1600余条，可供

查考时使用。

《初学记》 唐徐坚等奉敕编，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以古香斋本为底本的校点本，1980年重印。此书是唐玄宗为他的子女作诗行文、查检辞藻典故方便而命人编纂的，故曰“初学记”。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成书。全书30卷，分为23部，313类。每类之下，先为“叙事”，次为“事对”（取古代故事或文句概括成对偶词句，并注明出处），最后是“诗文”。此书虽卷帙不大，但采摘皆隋以前古籍，且选材较精，可用来校正今本古书的一些错误，还可供查找辞藻典故用。中华书局重印本同时出版有许逸民编的《初学记索引》（包括事对索引和引书索引），可供查找时参考。

篇2：古典文献学教案

这是记述北京去岁时风物的两本专书。《帝京岁时记》有乾隆二十三年(1758)自序。书中专记北京四季风土景物，自正月至腊月，分月叙述北京习俗、游览、物产、技艺与饮食、爱好等。如上元张灯、燕九(正月十九)逛白云观，三月游蟠桃宫和东岳庙，四月逛药王庙，八月中秋吃月饼，九月重阳吃花糕，腊月八日喝果粥，以及斗蟋蟀、溜冰等，全带有季节性，重点谈民俗。如明清时代，北京护国寺、隆福寺、花市火神庙和下斜街土地庙是传承时间最久、生意规模最大的庙市，整个明清两代，它们构成北京最繁华的商业风景，《帝京岁时记》为我们记述了清代北京庙市的概况：“都门庙市，朔望则东岳庙、北药王庙，逄三则宣武门外之都土地庙，逄四则崇文门外之花市，七、八则西城之大隆善护国寺，九、十则东城之大隆福寺，俱陈设甚多。人生日用所需，以及金珠宝石、布匹绸缎、皮张冠带、估衣古董，精粗毕备。”书中还记载许多北京习俗，如夏至节吃凉面的习俗：“是日，家家俱食冷淘面，即俗说过水面是也……谚云：‘冬至馄饨夏至面’”所谓“二月二，龙抬头”：“二日为龙抬头日……小儿辈懒学，是日始进书房，曰占鰲头。”

《燕京岁时记》和《帝京岁时记》性质相同，而内容或详或略，可以相互补充。由于《燕京岁时记》成于清末，北京的社会状况、街市面貌等已和康、乾时不同，故两书对比，可看出社会和街市的变迁。如《帝京岁时记》的“琉璃厂店”条以窑场为游览中心，而《燕京岁时记》写“厂甸儿”则只提街上店肆的古玩、书画和火神庙珠宝，《帝京岁时记》中提及的康、乾时的公廨、石桥、茂树、土阜以及烟水一泓，皆化为乌有，不再是什么游览名区，只是以商业为中心的庙会了，和近代过春节时的琉璃厂已很相似了。《燕京岁时记》记录北京新年朝贺和民间贺新禧的情况，也很生动：

京师谓元旦为大年初一。每届初一，于子初后焚香接神，燃爆竹以致敬，连霄达巷，络绎不休。接神之后，自王公以及百官，均应入朝朝贺。朝贺已毕，走谒亲友，谓之道新喜。亲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貂裘蟒服，道路纷驰，真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之盛，诚太平之景象也。是日，无论贫富贵贱，皆以白面作角而食之，谓之煮饽饽，举国皆然，无不同也。富贵之家，暗以金银小锞及宝石等藏之饽饽中，以卜顺利。家人食得者，则终岁大吉。

皆可视为民俗学的珍贵资料。《帝京岁时记》通行本有《北平史迹丛书》本。

今有：《帝京岁时记、燕京岁时记》，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该版以《北平史迹丛书》《帝京岁时记》本为底本，将《燕京岁时记》合在一起刊印;《帝京岁时记、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有法文、日文译本)。

《梦厂杂著》

清代历史琐闻类掌故笔记，十卷，俞蛟撰。俞蛟字青源，号梦厂。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嘉庆间曾在南北各地做幕僚，见闻很广，且工文笔，与陈纫兰为书画友，亦工山水。

《梦厂杂著》内容丰富，文字清新，是一部很好的笔记。其中分“春明丛说”、“乡曲枝词”、“游踪选胜”、“临清寇略”、“读画闲评”、“齐东妄言”、“潮嘉风月”七个部分，书前有嘉庆六年(1801)年自序。书中所记多为自己的经历。如“游踪选胜”记桂林七星岩，扬州平山堂，北京万柳堂等地游踪，描摹景物，相当生动，可藉以了解乾嘉时期这些名胜的情况。其中“岩里记”一篇，文字尤妙。不仅语言雅洁，颇似六朝小品，刻画幽深，情境毕肖，如“山虽层叠，高不过三四仞;惟石径千纡万折，杂树藤萝，扶苏蓊郁;白云若飞絮缭绕，间以烟岚，轻笼淡抹;野鸟关关，似讶客之何来哉”。而且从山水中领悟作文的要领，亦颇有见地：“譬如长江大河，必有隘处束其源，然后一泻而畅其澎湃汪洋之势。行文者必纡徐往复，逐层顿迭，而后纵笔出其诡丽宏杰直之词”。“读画闲评”部分记叙清代名画家闵贞、童钰、余集、潘恭寿、王三锡、方薰、奚冈、罗聘等人言行，各见特点，能使读者相见其生平，如描写嘉庆年间名画家陈寿山作“五松”画时的情景：

寿山作画时，值长夏，解衣裸体，酌巨觥连饮，磨墨贮瓦瓯，然后累几而上，皴擦勾折，飒飒有声。晌午，天大雨倾注。若黄河乍泻，千珠万珠，跳掷阶下。庭水积尺许。雨霁而画毕。夕阳而在高椿也。

评画亦多中肯。“临清寇略”记山东清水教王伦起义从起事到被镇压的详细经过，具有史料价值。“春明丛说”、“乡曲枝词”和“齐东妄言”多记神怪迷信和异人侠客故事;“潮嘉风月”记潮州一带船妓事，可作为研究当时社会风俗参考。

《梦厂杂著》有嘉庆和道光年间刻印的巾箱本，通行的是大达图书供应社的排印本。

今有：《梦厂杂著》方南生等校注，文化艺术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丛书1988年版;《梦厂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丛书》1995年版。

《啸亭杂录》

清代著名笔记之一，今本十卷，续录三卷，嘉庆年间礼亲王昭梿撰。昭梿(1776—1833)，字汲修，自号汲修主人，另说号檀樽主人。满清贵族。努尔哈赤次子礼亲王代善的第六世孙，父名永恩，原封康亲王。字汲修，自号汲修主人，另说号檀樽主人。爱好文史，精通满洲民俗和清朝典章制度，与魏源、龚自珍、纪昀、袁枚等名士有往来。嘉庆二十一年，坐陵辱大臣，滥用非刑虐下获罪，革除王爵，圈禁三年。半年后释放，但未复其爵。道光时病故，追封礼亲王。其文稿大多散失，后由端方搜集整理，有《啸亭杂录》十五卷。《清史稿》卷三十“礼烈亲王代善传附昭传”。

《啸亭杂录》以及续篇《啸亭续录》以记清代仪制掌故为主。两部著作记录了许多清朝的政治、军事、文化、典章制度等文献资料，如卷二记清初官名和汉军八旗的设置，卷六属銮仪卫的职务;卷八叙内务府的定制;卷九谈满洲嫁娶礼仪，都非常详细，可为考史的佐证。有些资料还能补正史之不足，如关于图海用兵征服察哈尔事件，卽不见于《清史·图海传》，清史稿中虽曾涉及，但极为简略。而本书“图文襄用兵”一条，不仅备载图海用兵征察哈尔的详细经过，并且透露了图海之所以能够担任副帅的真正原因：“吴三桂既叛，察哈尔复蠢动，事闻，圣祖忧之。孝庄文皇后曰：‘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上立召公，授以将印。”这短短的一段文字，反映出孝庄文皇后在清初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癸酉之变”条记述嘉庆中期林清攻进紫禁城，昭梿亲自参加镇压时的所见所闻。“木果木之败”条是写清政府平定大金川时木果木一役的经过;“孝感之战”条记清廷与白莲教在湖北孝感一战的经过。以上两件事是昭梿听明亮亲自对他讲的，前一战役明亮任参赞，后一战役他又以副都统术署广州将军。这些第一手材料应当比较可信，可补史书之不足。

有关清政府文武官员的遗闻轶事，特别是他们的贪婪、骄淫、怯懦、自私、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等等一些不光彩的事，是当时士大夫所不敢写的，而昭梿却直言不讳的把它记录下来。“岳威信始末”条记岳锺琪被夺爵的原因是因为得罪过一个满族小官吏;“明太傅家法”条记明珠被郭华野弹劾后，自己感到勋名不获树立，于是制定了一套企图保持身家的持家之道。“时帆之吝”一条写法式善因吝啬致富。这些记载都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官员的情况。

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也是本书中很有价值的部分。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笔记》中说：“阅啸亭雑录，所载国朝掌故机详。……考国故者，莫于是书。”书中“曲宴宗室”、“廷臣宴”、“茶宴”、“蒙古包宴”记录皇家元旦、上元的几场宴会：“曲宴宗室：每岁元旦及上元日，钦点皇子皇孙等及近支王、贝勒、公曲宴于干清宫，及奉三无私殿。皆用高椅盛馔，每二人一席，赋诗饮酒，行家人礼焉”;“廷臣宴：每岁上元后一日，钦点大学士、九卿中之有勋者宴于奉三无私殿，名廷臣宴，其礼一如曲宴宗室礼。蒙古王公皆预是宴，盖以别燕毛行苇之义也”。“茶宴：乾隆中于元旦后三日，钦点王大臣之能诗者曲宴于重华宫。演剧赐茶，仿百梁制，皆命联句以纪其盛。复当席御制诗二章，命诸臣和之，后遂以为常礼焉”;“蒙古包宴：乾隆中廓定新疆，回部、哈萨克、布鲁特诸部长争先入贡，上宴于山高水长殿前，及避暑山庄之万树园中，设大黄幄殿，可容千余人。其入座典礼，咸如保和殿之宴，宗室、王公皆与焉。上亲赐卮酒，以及新降诸王、贝勒、伯克等，示无外也，俗谓之大蒙古包宴。嘉庆八年，今上以三省教匪告蒇，亦循例举行焉。”使我们了解清代皇家设宴具体情境。

《啸亭杂录》和《啸亭续录》虽为文言，但文笔简练而不晦涩。而且昭梿治学严谨，凡涉及历史事件多为亲历，如系道听途说则注明来源，因此错误不多。更为可贵的是，昭梿在文中直言不讳、毫不客气地刻画出许多满洲亲贵勾心斗角、凶残暴虐、不学无术、无知愚蠢的嘴脸，在宋、元、明、清历代笔记中并不多见，考虑到他所处的位置，更表现出难得的客观。

《啸亭续录》有醇亲王奕譞的九思堂刻本;光绪扫叶山房石印本;宣统元年上海图书公司的《足本啸亭杂录》的铅印本;《啸亭杂录》三册十卷，进步书局19版。通行本为《申报馆丛书续集》、上海文明书局编辑的《说库》和《笔记小说大观外集》等。

今有：《啸亭杂录》何英芳点校，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1980年版;(以宣统元年上海图书公司的《足本啸亭杂录》的铅印本为底本);《啸亭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藤阴杂记》

清代兼载古迹、掌故、轶事、诗文综合类笔记，十二卷。戴璐撰。戴璐(1739—1806)，字敏天，号菔塘，一号吟梅居士。归安(今浙江省湖州市)人。乾隆年间进士，历官工部郎中、太仆寺卿。他任职朝廷和地方四十年，又曾为广西乡试官，充文渊阁详校官，晚年为扬州梅花书院山长，对当时典章制度、科举情况、文坛掌故等所知甚多。生平好文史之学，治学谨严。著作除《藤阴杂记》外，还有《石鼓斋杂记》、《吴兴诗话》、《秋树山房诗稿》等多种。

《藤荫杂记》是戴璐为工部郎中时，就京师(北京)五城并及郊区，搜访坊巷名迹，掇拾闻见，汇集而成。自序中说：“余弱冠入都，留心掌故，尝阅王渔洋《偶谈》、《笔记》等书，思欲续辑，于是目见耳闻，随手漫笔。及巡视东城，六街踏遍，凡琳宫梵宇，贤踪名迹，停车咨访，笔之于书。”所以作者志在续写王世祯《池北偶谈》、《香祖笔记》，记载康熙中叶以后京城的典章逸事。凡已见于成书如《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的，作者皆不录。书中对于京师五城沿革，考证精审，陆续增辑，并录存了诸多当时名家诗词题咏。成书用时达数十年。书以“藤阴”为名，是因为作者前后官署及赁居京师西城槐市斜街居所中均种植了紫藤的缘故。此书取材可分为四类，一，记述清初至作者同时代人的科名甲第。二，记述各部官署的典章制度、官吏铨科概况，并于此反映了作者对这些制度的态度。三、记述京城及京郊坊巷、官署、寺观、祠墓的分布情况。四、录存同时代人游宴时题咏的诗词，这些大概占全书的五分之三。这些诗词大都结合文士的交游、聚散、吟咏来叙述，带有诗话意味，其中保存康乾间人唱和之作甚多。如卷七“西城”两条：

孔东塘(尚任)《燕台杂兴》云：“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自注：“渔洋(按，名诗人王士祯号渔洋山人)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寺庙市购书，乃得一瞻颜色。

慈仁寺庙市久废，前岁复兴，未几仍止。盖百货全资城中大户。寺距城远，鲜有至者。国初诸大第宅，皆在城西，往游甚便。自地震后，六十年来，荒凉已极。近惟崇效、法源二寺，春日看花，余寺无问津者矣。

这两条叙述，使我们知道北京庙会集会除去隆福寺、护国寺、土地庙三处外，还有西城的慈仁寺，也和厂甸一样设有书摊。书中还分析了慈仁寺庙会的兴废及其原因，为研究北京庙会兴衰提供了详细的资料。《藤荫杂记》确有一些它书不载的材料。要考察康熙、乾隆、嘉庆三朝掌故、古迹、名士寓所、会馆的设置以及一般社会风俗等，都可以试查此书。

《藤荫杂记》初刻于嘉庆丙辰(1796)，光绪三年由其同乡沈自重刻。后收入《北京历史风土丛书》。此后又收入上海文明书局编辑的《说库》。通行本有《说库》本，《北京历史风土丛书》本。

今有：《藤荫杂记》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书，1980年版;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藤荫杂记》施绍文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以嘉庆丙辰刻本为底本，光绪重印本做校对本，参考《风土丛书》本、《说库》本)。

《扬州画舫录》

记载扬州城市园林、商业、工艺建筑和社会风俗等状况的笔记，十八卷，李斗撰。李斗，字北有，号艾塘，江苏仪征人。生卒年不详，生活于乾隆年间。诸生。著有《永报堂集》，内含《奇酸记传奇》和《岁星记传奇》两种戏曲作品。

《扬州画舫录》十八卷，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乾隆六十年(1795)，作者用了三十一年时间。李斗根据目见耳闻，详细地记载了扬州一地的园亭奇观、风土人物等情况。其中，涉及园林的内容占有相当比例，所记诸园布局，特别详明。先总叙布局，再依次分述园内景物、布局，使读者对清代扬州园林有一个全貌性的了解。书中还详细介绍了扬州二十四景：拳石洞天、西园曲水、虹桥览胜、冶春诗社、长堤春柳、荷浦薰风、碧玉交流、四桥烟雨、春台明月、白塔晴云、三过流淙、蜀岗晚照、万松叠翠、花屿双泉、双峰云栈、山亭野眺、临水红霞、绿稻香来、竹市小楼、平岗艳雪、绿杨城廓、香海慈云、梅岭春生、水云胜概;扬州八刹：天宁寺、重宁寺、建隆寺、慧因寺、法净寺、高旻寺、静慧寺、福缘寺。

书中除了戏曲史料之外，《扬州画舫录》还保存了一些小说史料。卷十一有关于扬州评话的记载，其中包括浦天玉的《清风闸》、曹天衡的《善恶图》、邹必显的《飞跎全传》等。卷九介绍了邹必显、浦琳(天玉)的生平，以及他们的作品《飞跎子书》、《清风闸》。卷十还提到了《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及其长子吴烺。乾隆五十八年，袁枚为此书作序，认为此书胜于宋李廌的《洛阳名园记》和吴自牧的《梦梁录》。

《扬州画舫录》现存有乾隆六十年自然庵初刻本、同治十一年(1872年)方浚颐重印本、光绪元年(1875)申报馆排印本、古今书室石印本等。

篇3：古典文献学教案

一、古典文献的研究价值

(一) 品味历史, 借古惜今

我国古典文献品类繁杂、数量众多, 堪称浩瀚。而巨著同样也数不胜数。这些古籍中不乏众多史学古籍, 虽然在经、史、子、集四部中史并不是排在最前, 但是史学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对史学古籍的探索和分析、学习和鉴赏, 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封建时代的社会, 甚至是更早期的历史现实, 更清楚地发现历史运行的轨迹, 历史发展的脉络也更清晰。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古人的发展经验和优秀成果来制定正确的政策, 以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对于个人来说, 也能从历史中找寻到那些能够为自己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力量。

(二) 传承文化, 延续精神

经、史、子、集四部中, 不论哪一部中所承载的知识和内容, 无一不是几千年来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和延续。同时也从各个方面、不同角度记录了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过程。古典文献中所代表的已经不仅仅限于文字、知识、历史了, 而高于这一切的是精神, 是整个民族在几千年发展中一步一步发展、一人一人承担而延续下来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又代表了整个民族、整个历史中的优秀的、值得我们骄傲的文化, 其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也同样代表了整个民族的个性的力量。

(三) 价值典范, 提高自我

作为传承学问的代表, 我们应该自觉、主动地走进文献, 接受文献学的知识体系, 并且加以系统的训练, 更重要的是感受文献学的熏陶。当今社会浮躁、烦乱的风气日益严重, 做研究并不是为了真的研究, 而是为了功名利禄, 所以研究的成果都显得不坚固, 很虚浮。然而古典文献中所体现的是历代文献学家们所做出的切身的实践努力和博学笃行的功力, 所以文献学的学习以及对古文献的研究, 应该自觉融入古典文献的朴素学风之中, 砥砺意志, 用心诠释经典并学习经典, 最终吸收经典加以发扬。古典文献中所蕴含的是真的立世起代的价值典范, 是我们国家区别于他国的强大的价值支柱。

(四) 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

章学诚先生的这一句简单明了的总结其实很革命性地概括了文献学的价值和作用, 通过对古代文献细致的研究、诠释, 加上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三条线路的共同努力, 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出古典文献的内容, 更能深入发掘出其价值所在。清晰地分析出古代学术方向和源流, 对整个学科的发展是一种细致入微的剖析。使后代的学者研究先人们的成果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和可以遵循的道路, 更加方便快捷。也使得学术更加细致, 研究能够更加深入。

二、文献学研究方法

(一) 文献学传统研究方法

传统文献学中所用的方法例如校勘、辑佚、辨伪等不应该算是全面的文献学研究方法, 更趋向于是对古典文献的整理和解读。而文献学的方法论体系又没有一个完整的建立, 或者说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认知比较统一的理念。现在对于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论断为三个层次, 即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具体科学方法。

但是, 以上的三个层次明显不是文献学所独有的, 这种体系并没有办法凸显出文献学的特点和高度。虽然三个层次可以为大部分的学科提供较为宏观的方法论体系, 但是文献学是一门既具有高度又有概括综合性, 而且需要内外兼修的素质的学科, 所以创立一门文献学所独有的, 适合于其他学科而无法超越的方法体系是必要的, 也是文献学作为一门有高度的学科的体现。

(二) 文献学研究的不足

1. 学科局限性

文献学定义的纷乱繁杂实际是文献学在目前学科体系中定位不清的直接反映。在官方公布的学科体系中, 三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图书馆学, 下均分别设置二级学科“文献学”。不仅如此, 其内容也是异曲同工, 区别却只是在学术的目的、出发点上。文献学的综合类定义, 试图融汇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两个二级学科, 在上述的定义上我们也可以略知一二, 但似乎只是强调兼容并包, 而忽视文献学学术主体性的建立, 故学术定位只是服务于文史研究的基础学科。所以问题多多, 使文献学走向了闭塞, 远远落后了当年晚清学者们所创造的学科精神和境界。

在研究内容上, 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很明显是着重于某部专著、某个人物、朝代, 或者以对一个时期、一个时间段的研究为主。

在研究方向上, 以文学、史学等方向为主, 其他的则明显不足。

2. 研究方法匮乏

文献学研究方法匮乏, 多采用其他学科逐渐定型的方法, 搬过来进行文献学的研究, 采用传统的文献分析和整理。我们需要更先进或者是更为独特的突破点。

3. 没有联系

学科之间的联系少, 国内与国外经验的交流少, 虽然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 但是不能说国外学者就不进行同样的研究。几千年来, 尤其是近百年来流出的珍贵古籍数量就非常庞大, 而国外的研究必定也同样在进行, 虽然在成果上无法比拟国内, 但是在方法上也许会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所以我们应该走出去, 加强交流。

三、对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意见

既然要创新, 就是要用不同于以往的方法, 或者是突破于以往的方法, 但是作为后辈, 知识的吸纳和经验积累必然达不到创新的高度, 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的熏陶和雄厚的内在素质的培养也拿不出些有用的东西。但每一个学习文献、热衷于文献学的人都会怀着这样的情愫, 希望文献学有一个自己的完整系统的方法论体系。笔者根据所看到的一些文献和资料的总结, 初步有一些想法。

(一) 文献学方法论、文献学研究体系应该建立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范畴内

即使是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洪湛侯的《中国文献学新编》也都是对古典文献学的探索和总结, 仍然是以古典文献的整理研究为主, 还是在围绕版本、目录、校勘、注释等文献整理、鉴定的基础上, 后来者也是在此基础上将这些总结加诸于各种文献。我认为首先应该突破这些传统, 当然, 前提是在已经能够掌握这些基础知识。不只是要对古人留下的遗产进行整理和解读, 而应该学习古代学者们“为我所用”的态度。学习古人在著作中所表达的价值观和精神。

(二) 文献学研究应当把研究和工作分离开来

目录、版本、辑佚、校勘、注释等方法应该算是文献的研究方法, 是更为严谨细致的工作。而针对于文献的工作就很多了, 例如整理、加工、搜集、管理等。两个方面的工作虽然都是对文献的, 但是目的的不同导致二者存在区别。区分开来对各自的进程都会有帮助, 效率也会提高。

(三) 吸收优秀方法经验并加以创新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了, 文献学研究的方法其实多是来自其他学科经验,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 在使用过程中, 除了让这些方法有作用之外, 还要能够分析出为什么对文献学研究有作用, 其中对文献学有作用的地方在哪里, 抽取出来加以分析、完善, 使之成为文献学自己的方法。独特的方法是能够根据文献学的特点从容进行研究的方法。

除此之外, 国外学科研究的先进理论和方法也值得借鉴, 这里指的并不一定是成果, 虽然我们应该看到国外研究古典文献的成果, 但是我们更要关注其进行研究所使用的不同于我们的方法和技术。以西方优秀理论, 套用于中国雄厚的文献资源上, 更能发挥良好的作用。

(四) 认清研究初衷

难倒我们研究文献只是想要还原古人的真迹, 聆听古人的教诲?中国古文献学以经学为中心, 长期的封建社会中, 由于儒家思想被奉为正统, 所以经学几乎与整个封建社会的思想史有关。可以说这种思想代表了整个民族的思想, 经学的发展也代表了整个社会思想的变化。研究古典文献, 我们应该上升到对自己民族、社会的内在思想和价值观、世界观体系的形成发展的研究, 是对整个民族信仰和民族精神的研究。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文献学研究的方法创新是一个灰色地带, 诚然, 我们能力上和水平上也许达不到这么高的要求, 但是我们应该要有古人致学的态度和理想。摆脱浮躁的社会风气, 真正进入古典文献研究的朴实的环境中。而且, 研究古典文献的目的性应该崇高一点, 获取知识、精神的慰藉、价值观的标榜都应该是我们研究古典文献的高尚目标。完善自己、提高自己、弘扬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才是真的能够把古人辛苦记录下来的东西传承的最好办法。

科学化、专业化、系统化是我们应该追求的高度。在研究内容、对象、体系上也要得到提高, 运用现代技术, 加强联系和交流, 最重要的是达到古典文献传承下来所应该达到的效果。

摘要：学科的兴旺、学术的活跃、研究成果的丰富离不开学科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先进、独特和系统能够有效地帮助学科研究实力的提升。文献学研究经历了从文献整理的方法总结到有关理论的概括,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摆脱方法手段单一、套用其他学科方法、理论系统薄弱的桎梏。本文从文献学研究的价值起步, 以从宏观到微观的角度、从国内到国际的视野, 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联系, 概括现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体系, 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想法, 希望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创新能够得到推进, 可以有所突破, 达到传承古典文献的最优效果。

篇4：古典文献学教案

【关键词】古籍电子文献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一、古籍电子文献的基本要素

提到古籍电子文献，我们好像并不熟悉。但是，如果我们说到《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中国基本古籍库》、《国学宝典》等大型网络数据库，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因为这些数据库是我们从事文史研究者经常使用的“秘密武器”。对了，这些“秘密武器”就是古籍电子文献。

古籍电子文献是指以数字代码方式将古籍文献以文字或影像等形式存储在磁、光、电等介质上，并通过计算机或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检索或阅读利用的文献。按照这一定义，古籍电子文献的构成应该具有这样三个基本要素：首先，它是文献。古籍电子文献本身有其一定的知识内容，这一知识内容即以古代典籍中内容或古代典籍本身所包含的信息（如版本信息等）为表现形态。其次，它是多种载体存在。古籍电子文献主要载体形态有：软磁盘、光盘、计算机硬盘、网络存储器等。其三，它必须依托计算机或其他设备才能使用。古籍电子文献是通过计算机技术记录、储存、传递、检索和浏览信息、知识的文献，也即，这种文献传播的手段是通过计算机或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来完成的。

二、古籍电子文献的学科归属

古籍电子文献涉及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二级学科）、中医医史文献（二级学科）等多门学科，是古典文献在现代信息技术影响下而产生的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

长期以来，古籍电子文献被认为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分支学科。存在这种认识是毫不为奇的。这是因为，第一，古籍数字化尤其是古籍影像数字化首先在图书馆机构获得成功实践；第二，有关古籍数字化方面的研究论文大多发表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刊物上，给学术界产生的印象是古籍电子文献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研究范畴；第三，通过中国知网主题检索也能够证实古籍电子文献属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分支学科。笔者通过“古籍数字化”“古籍书目数据库”“古籍全文数据库”“古籍电子语料库”“古籍电子化”“古籍电子文献”等6项主题词检索（检索日期2014年1月29日），检索结果显示：超过40篇论文的涉及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中国语言文学、中医学、新闻学（出版）等5个学科，低于40篇论文的涉及中国通史（5篇）、民商法（5篇）、档案及博物馆（5）、考古（4篇）、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3篇）等学科。

事实上，这样的数据并不能说明古籍电子文献的学科属性。真正能够说明古籍电子文献学科属性的当通过活跃作者的学科背景进行分析。通过主题检索结果的作者署名单位分析，我们发现古籍电子文献研究的活跃作者如下：

学科 姓名 署名单位 所获学位 研究领域 发文量

文学、史学 毛建军 南京大学文学院、新乡学院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 古籍电子文献学 53

郑永晓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中国古代文学博士 古籍数字化与古典文学研究 8

葛怀东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 中国古典文献学、古籍数字化 5

王文涛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古代史

博士 中国古代史、灾荒史、史料数字化 5

管理学 李明杰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图书馆学博士 文献学、中国出版史与出版文化、古籍数字化 9

王立清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情报学博士 信息组织与检索、电子出版、政务信息资源管理 7

上表清楚显示，古籍电子文献研究的活跃作者毛建军、郑永晓、葛怀东、王文涛等均来自文史背景，共计发文71篇。活跃作者中来自管理学背景的只有两位作者，发文总数为22篇。

显然，古籍电子文献学科属性应归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平行的二级学科。理由如下：一是，中国语言文学历史悠久，招生培养规模庞大，有利于古籍电子文献学科的传承；二是，中国语言文学肩负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重责，古籍电子文献同样是传承传统文化的最现代媒介和手段；三是，古籍电子文献是计算机技术与古文献学内容的融合，而传统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才是古籍电子文献的实质内容，技术仅仅是手段而非本质。

三、《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新内容

古籍电子文献作为一种新的文献类型首先被高校文献学教材所关注。张三夕先生编撰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华中师大出版社2003年）是目前在高校使用面最广泛的教材之一，张著为“古籍电子文献”设立专节讲授。[1]张三夕先生十分关注古籍电子文献这一新文献载体，他在多次会议和论文中强烈呼吁支持成立古籍电子文献学这一新兴学科。张著之后的几乎所有新出版的古典文献学教材均涉及古籍电子文献的教学内容。[2]如，张大可、俞樟华著《中国文献学》（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十章第五节《电子文献的检索与利用》、王俊杰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论》（齐鲁书社2006年）第十章第二节《电子文献的检索和利用》、项楚、罗鹭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十章《古籍电子文献》等等。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其核心内容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古籍电子文献的出现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古籍电子文献不仅是一次保护式的再现古籍原典的载体转变，更重要的是实现古典文献学研究手段的现代性转换。因此，基于古籍电子文献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也成为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古籍电子文献的长期实践必将产生古籍数字目录学。随着古籍电子文献的快速发展，古籍目录学的研究也逐渐转向书目情报挖掘和知识整合的发展方。知识挖掘是古籍书目数据快速增长的产物。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应更多地借鉴传统目录学的长处，充分发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势。“中国历代典籍总目分析系统”的成功研发即是对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功能实现的有效尝试。

古籍电子文献的长期实践必将为传统版本学增添新内容。古籍电子文献的技术实现和持续的资源建设对古籍版本信息的挖掘和古籍版本的研究将产生全新的范式和理念。古籍版本是古籍全文数据库成功的关键，古籍全文数据库建设必须采取合理的版本模式。古籍数字化资源为古籍的版本鉴定工作和方法提供了全新思路，利用古籍数字资源可以进行有效和快捷的版本鉴定。

古籍全文数据库的检索功能为古籍的计算机校勘和辑佚提供了完全可能。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升级，古籍智能数据库也不断问世。近年来，古籍自动标点技术实践逐渐成熟。黄建年、侯汉清主持的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籍计算机断句标点与分词标引研究》（项目编号：08ATQ002）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古籍电子文献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提供了全新载体和技术手段，也对《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古籍电子文献必将促使传统文献学向数字文献学转型，并衍生新的学术方向，最终会对传统文史类学科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张三夕，高华平. 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教学的实践性研究[J].文学教育（上），2013（2）：35-38.

[2]毛建军. 《古籍电子文献》课程建设与教学设计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13（21）：22-26.endprint

【摘 要】 古籍电子文献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古典文献学有了新的研究对象，必将给《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带来新的视野。古籍电子文献作为一种新的文献类型逐渐被《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所关注。基于古籍电子文献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也成为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关键词】古籍电子文献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一、古籍电子文献的基本要素

提到古籍电子文献，我们好像并不熟悉。但是，如果我们说到《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中国基本古籍库》、《国学宝典》等大型网络数据库，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因为这些数据库是我们从事文史研究者经常使用的“秘密武器”。对了，这些“秘密武器”就是古籍电子文献。

古籍电子文献是指以数字代码方式将古籍文献以文字或影像等形式存储在磁、光、电等介质上，并通过计算机或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检索或阅读利用的文献。按照这一定义，古籍电子文献的构成应该具有这样三个基本要素：首先，它是文献。古籍电子文献本身有其一定的知识内容，这一知识内容即以古代典籍中内容或古代典籍本身所包含的信息（如版本信息等）为表现形态。其次，它是多种载体存在。古籍电子文献主要载体形态有：软磁盘、光盘、计算机硬盘、网络存储器等。其三，它必须依托计算机或其他设备才能使用。古籍电子文献是通过计算机技术记录、储存、传递、检索和浏览信息、知识的文献，也即，这种文献传播的手段是通过计算机或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来完成的。

二、古籍电子文献的学科归属

古籍电子文献涉及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二级学科）、中医医史文献（二级学科）等多门学科，是古典文献在现代信息技术影响下而产生的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

长期以来，古籍电子文献被认为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分支学科。存在这种认识是毫不为奇的。这是因为，第一，古籍数字化尤其是古籍影像数字化首先在图书馆机构获得成功实践；第二，有关古籍数字化方面的研究论文大多发表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刊物上，给学术界产生的印象是古籍电子文献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研究范畴；第三，通过中国知网主题检索也能够证实古籍电子文献属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分支学科。笔者通过“古籍数字化”“古籍书目数据库”“古籍全文数据库”“古籍电子语料库”“古籍电子化”“古籍电子文献”等6项主题词检索（检索日期2014年1月29日），检索结果显示：超过40篇论文的涉及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中国语言文学、中医学、新闻学（出版）等5个学科，低于40篇论文的涉及中国通史（5篇）、民商法（5篇）、档案及博物馆（5）、考古（4篇）、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3篇）等学科。

事实上，这样的数据并不能说明古籍电子文献的学科属性。真正能够说明古籍电子文献学科属性的当通过活跃作者的学科背景进行分析。通过主题检索结果的作者署名单位分析，我们发现古籍电子文献研究的活跃作者如下：

学科 姓名 署名单位 所获学位 研究领域 发文量

文学、史学 毛建军 南京大学文学院、新乡学院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 古籍电子文献学 53

郑永晓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中国古代文学博士 古籍数字化与古典文学研究 8

葛怀东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 中国古典文献学、古籍数字化 5

王文涛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古代史

博士 中国古代史、灾荒史、史料数字化 5

管理学 李明杰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图书馆学博士 文献学、中国出版史与出版文化、古籍数字化 9

王立清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情报学博士 信息组织与检索、电子出版、政务信息资源管理 7

上表清楚显示，古籍电子文献研究的活跃作者毛建军、郑永晓、葛怀东、王文涛等均来自文史背景，共计发文71篇。活跃作者中来自管理学背景的只有两位作者，发文总数为22篇。

显然，古籍电子文献学科属性应归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平行的二级学科。理由如下：一是，中国语言文学历史悠久，招生培养规模庞大，有利于古籍电子文献学科的传承；二是，中国语言文学肩负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重责，古籍电子文献同样是传承传统文化的最现代媒介和手段；三是，古籍电子文献是计算机技术与古文献学内容的融合，而传统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才是古籍电子文献的实质内容，技术仅仅是手段而非本质。

三、《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新内容

古籍电子文献作为一种新的文献类型首先被高校文献学教材所关注。张三夕先生编撰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华中师大出版社2003年）是目前在高校使用面最广泛的教材之一，张著为“古籍电子文献”设立专节讲授。[1]张三夕先生十分关注古籍电子文献这一新文献载体，他在多次会议和论文中强烈呼吁支持成立古籍电子文献学这一新兴学科。张著之后的几乎所有新出版的古典文献学教材均涉及古籍电子文献的教学内容。[2]如，张大可、俞樟华著《中国文献学》（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十章第五节《电子文献的检索与利用》、王俊杰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论》（齐鲁书社2006年）第十章第二节《电子文献的检索和利用》、项楚、罗鹭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十章《古籍电子文献》等等。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其核心内容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古籍电子文献的出现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古籍电子文献不仅是一次保护式的再现古籍原典的载体转变，更重要的是实现古典文献学研究手段的现代性转换。因此，基于古籍电子文献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也成为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古籍电子文献的长期实践必将产生古籍数字目录学。随着古籍电子文献的快速发展，古籍目录学的研究也逐渐转向书目情报挖掘和知识整合的发展方。知识挖掘是古籍书目数据快速增长的产物。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应更多地借鉴传统目录学的长处，充分发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势。“中国历代典籍总目分析系统”的成功研发即是对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功能实现的有效尝试。

古籍电子文献的长期实践必将为传统版本学增添新内容。古籍电子文献的技术实现和持续的资源建设对古籍版本信息的挖掘和古籍版本的研究将产生全新的范式和理念。古籍版本是古籍全文数据库成功的关键，古籍全文数据库建设必须采取合理的版本模式。古籍数字化资源为古籍的版本鉴定工作和方法提供了全新思路，利用古籍数字资源可以进行有效和快捷的版本鉴定。

古籍全文数据库的检索功能为古籍的计算机校勘和辑佚提供了完全可能。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升级，古籍智能数据库也不断问世。近年来，古籍自动标点技术实践逐渐成熟。黄建年、侯汉清主持的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籍计算机断句标点与分词标引研究》（项目编号：08ATQ002）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古籍电子文献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提供了全新载体和技术手段，也对《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古籍电子文献必将促使传统文献学向数字文献学转型，并衍生新的学术方向，最终会对传统文史类学科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张三夕，高华平. 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教学的实践性研究[J].文学教育（上），2013（2）：35-38.

[2]毛建军. 《古籍电子文献》课程建设与教学设计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13（21）：22-26.endprint

【摘 要】 古籍电子文献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古典文献学有了新的研究对象，必将给《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带来新的视野。古籍电子文献作为一种新的文献类型逐渐被《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所关注。基于古籍电子文献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也成为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关键词】古籍电子文献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一、古籍电子文献的基本要素

提到古籍电子文献，我们好像并不熟悉。但是，如果我们说到《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中国基本古籍库》、《国学宝典》等大型网络数据库，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因为这些数据库是我们从事文史研究者经常使用的“秘密武器”。对了，这些“秘密武器”就是古籍电子文献。

古籍电子文献是指以数字代码方式将古籍文献以文字或影像等形式存储在磁、光、电等介质上，并通过计算机或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检索或阅读利用的文献。按照这一定义，古籍电子文献的构成应该具有这样三个基本要素：首先，它是文献。古籍电子文献本身有其一定的知识内容，这一知识内容即以古代典籍中内容或古代典籍本身所包含的信息（如版本信息等）为表现形态。其次，它是多种载体存在。古籍电子文献主要载体形态有：软磁盘、光盘、计算机硬盘、网络存储器等。其三，它必须依托计算机或其他设备才能使用。古籍电子文献是通过计算机技术记录、储存、传递、检索和浏览信息、知识的文献，也即，这种文献传播的手段是通过计算机或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来完成的。

二、古籍电子文献的学科归属

古籍电子文献涉及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二级学科）、中医医史文献（二级学科）等多门学科，是古典文献在现代信息技术影响下而产生的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

长期以来，古籍电子文献被认为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分支学科。存在这种认识是毫不为奇的。这是因为，第一，古籍数字化尤其是古籍影像数字化首先在图书馆机构获得成功实践；第二，有关古籍数字化方面的研究论文大多发表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刊物上，给学术界产生的印象是古籍电子文献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研究范畴；第三，通过中国知网主题检索也能够证实古籍电子文献属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分支学科。笔者通过“古籍数字化”“古籍书目数据库”“古籍全文数据库”“古籍电子语料库”“古籍电子化”“古籍电子文献”等6项主题词检索（检索日期2014年1月29日），检索结果显示：超过40篇论文的涉及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中国语言文学、中医学、新闻学（出版）等5个学科，低于40篇论文的涉及中国通史（5篇）、民商法（5篇）、档案及博物馆（5）、考古（4篇）、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3篇）等学科。

事实上，这样的数据并不能说明古籍电子文献的学科属性。真正能够说明古籍电子文献学科属性的当通过活跃作者的学科背景进行分析。通过主题检索结果的作者署名单位分析，我们发现古籍电子文献研究的活跃作者如下：

学科 姓名 署名单位 所获学位 研究领域 发文量

文学、史学 毛建军 南京大学文学院、新乡学院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 古籍电子文献学 53

郑永晓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中国古代文学博士 古籍数字化与古典文学研究 8

葛怀东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 中国古典文献学、古籍数字化 5

王文涛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古代史

博士 中国古代史、灾荒史、史料数字化 5

管理学 李明杰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图书馆学博士 文献学、中国出版史与出版文化、古籍数字化 9

王立清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情报学博士 信息组织与检索、电子出版、政务信息资源管理 7

上表清楚显示，古籍电子文献研究的活跃作者毛建军、郑永晓、葛怀东、王文涛等均来自文史背景，共计发文71篇。活跃作者中来自管理学背景的只有两位作者，发文总数为22篇。

显然，古籍电子文献学科属性应归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平行的二级学科。理由如下：一是，中国语言文学历史悠久，招生培养规模庞大，有利于古籍电子文献学科的传承；二是，中国语言文学肩负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重责，古籍电子文献同样是传承传统文化的最现代媒介和手段；三是，古籍电子文献是计算机技术与古文献学内容的融合，而传统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才是古籍电子文献的实质内容，技术仅仅是手段而非本质。

三、《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新内容

古籍电子文献作为一种新的文献类型首先被高校文献学教材所关注。张三夕先生编撰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华中师大出版社2003年）是目前在高校使用面最广泛的教材之一，张著为“古籍电子文献”设立专节讲授。[1]张三夕先生十分关注古籍电子文献这一新文献载体，他在多次会议和论文中强烈呼吁支持成立古籍电子文献学这一新兴学科。张著之后的几乎所有新出版的古典文献学教材均涉及古籍电子文献的教学内容。[2]如，张大可、俞樟华著《中国文献学》（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十章第五节《电子文献的检索与利用》、王俊杰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论》（齐鲁书社2006年）第十章第二节《电子文献的检索和利用》、项楚、罗鹭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十章《古籍电子文献》等等。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其核心内容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古籍电子文献的出现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古籍电子文献不仅是一次保护式的再现古籍原典的载体转变，更重要的是实现古典文献学研究手段的现代性转换。因此，基于古籍电子文献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也成为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古籍电子文献的长期实践必将产生古籍数字目录学。随着古籍电子文献的快速发展，古籍目录学的研究也逐渐转向书目情报挖掘和知识整合的发展方。知识挖掘是古籍书目数据快速增长的产物。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应更多地借鉴传统目录学的长处，充分发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势。“中国历代典籍总目分析系统”的成功研发即是对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功能实现的有效尝试。

古籍电子文献的长期实践必将为传统版本学增添新内容。古籍电子文献的技术实现和持续的资源建设对古籍版本信息的挖掘和古籍版本的研究将产生全新的范式和理念。古籍版本是古籍全文数据库成功的关键，古籍全文数据库建设必须采取合理的版本模式。古籍数字化资源为古籍的版本鉴定工作和方法提供了全新思路，利用古籍数字资源可以进行有效和快捷的版本鉴定。

古籍全文数据库的检索功能为古籍的计算机校勘和辑佚提供了完全可能。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升级，古籍智能数据库也不断问世。近年来，古籍自动标点技术实践逐渐成熟。黄建年、侯汉清主持的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籍计算机断句标点与分词标引研究》（项目编号：08ATQ002）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古籍电子文献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提供了全新载体和技术手段，也对《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古籍电子文献必将促使传统文献学向数字文献学转型，并衍生新的学术方向，最终会对传统文史类学科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张三夕，高华平. 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教学的实践性研究[J].文学教育（上），2013（2）：35-38.

篇5：中国古典文献学剖析

1、文献：所谓文献，就是指任何具有一定历史或科学价值的含有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

2、古典文献的载体形式

1）甲骨：所谓甲骨，是龟甲和兽骨的合称，是古典文献载体的一种。具体地说，甲，指龟甲的腹板；骨，主要指牛的肩胛骨或腹骨，也有猪和羊的肩胛骨。人们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文献是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又称甲骨文。

2）金石：金，指青铜器，铸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

金文又称为“铭文”“铭辞”，铭辞被赋予了有意识进行历史记载的性质，其文献性质也得到加强。

《后汉书·蔡邕传》称：“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

魏废帝齐王芳正始二年，又用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刻儒家经典于石上，世称“正始三体石经”。

3）竹木：竹，指竹简；木，指木牍，合称简牍。简牍作为文献载体的使用，据说早在殷商时就出现了，但从出土文献考察，主要集中在战国至汉晋这一段时期。东晋以后，纸张使用取代了简牍。

4）缣帛：缣帛即丝织品，类似的织物还有“素”，即白绢等.丝织品作为文献的载体的出现，有其自身的优点，平整易于舒卷，长短便于裁剪。5）纸张 6）电子文献

3、古典文献的传抄方式

刻写：甲骨时代—金石时代—简牍时代 书写：简牍时代—缣帛时代—纸张时代

1）*刻写：是最原始的自然方式。古人在甲骨、青铜器、石头、玉器等坚硬物体上传抄文献只能采取刻写(刀刻或铸刻)的方式。

2）*书写：即用笔在各种材料上写，是迄今为止的有文字以来的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传抄方式。与简牍、缣帛、纸张有关。

4、古典文献的类型

1）总集：总集是汇集两人或两人以上的作品的合集，它可以包括一个朝代（断代）和多个朝代（通代）的作品，也可以包括一种体裁和多种体裁的作品。一般说来，古代的总集多为诗、文的合集。

*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总集是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编的《文选》

2）别集：别集是相对总集而言的，它是指搜集一个作家部分或全部作品的个人作品集。西汉刘向整理群书时已有别集。

3）单行文献：单行文献，是指单独印行的某一位或几位作者的某一种作品或著作，又称单行本。单行文献与别集有所不同，别集只是一位作者的部分或全部作品，即一位作者的多种作品，而单行文献可能是一位作者，也可能是几位作者，但只能是一种作品或著作。代表作《战国策》《红楼梦》 4）丛书：丛书指搜集两种以上的文献，按照一定的理念和体例编校，冠以一个总的书名，用统一的版式和装帧印行的文献类型。

丛书又名“丛刊”“丛刻”“类编”“合刻”、“汇刻”、“汇钞”、“全书”等。“丛书”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笠泽丛书》。

 现一般认为南宋俞鼎孙、俞经编辑的《儒学警悟》为最早之丛书。 南宋左圭编纂《百川学海》则为大规模综合丛书之先声。

 综合性丛书是指包罗各种各类著作的丛书，其中最著名的是《四库全书》，后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等。5）工具书：

工具书为搜集一种或多种资料，按照一定编排体例和检索方法编写的、主要供人查阅的知识型文献。一是书目、索引。二是字典、词典。

中国最早的字典和词典分别是《说文解字》和《尔雅》.关于《说文解字》最著名的注释是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三是类书、政书。

类书：类书是我国古代分类式的资料汇编性的工具书。类书采辑古典文献中有关典故史实、名物制度、诗文词语等方面的各种资料，分门别类编排，每一类门下又分若干子目，以供读者读书或写作时查阅、征引。*历代著名的类书有：

最早类书为三国曹丕时所编《皇览》（已佚）

唐代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 宋代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 明代的《永乐大典》、《经济类编》； 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涵》

类书在古典文献的辑佚和校勘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政书：为专门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工具书。

*政书代表作：

最早之政书为唐刘秩的《政典》，杜佑扩充为《通典》。宋郑樵《通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与《通典》合称“三通”，为极重要之典章制度史。

清十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

5、目录与目录学

目录就是按照一定的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

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出版、收藏等情况，指导阅读和检索图书等文献资料的工具。目录在古代有“录”、“略”、“志”、“叙录”、“解题”、“提要”、“考”、“记”等异名，而汉晋以后，“目录”已成通名。一书目录

群书目录：群书目录是指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图书的书名和叙录。它产生于我国图书、目录事业正兴起的西汉时期。成帝时，刘向校定群书，作《别录》，后刘歆作《七略》，均是群书目录的范例。目录学的兴起

6、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

1）一部体制完备的古代目录，其基本结构主要包含书名、叙录、类序三项。2）书名

书名项为著录文献的名称、篇（卷）数以及作者姓名、附录等内容，反映图书的外貌特征。书名项为目录结构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没有书名不能成其为目录。

早期文献大多没有篇名和书名，现有篇名和书名为文献整理过程中产生或确定。书名有时反映了文献主旨或著作形式等内容。

3）叙录：叙录（或称书录解题、提要等）列于书名之后，是用以揭示图书的内容主旨、价值得失，介绍作者生平事迹、学术源流，以及该书的版本、校勘、流传情况等。

叙录是中国古代目录书中最重要的结构成分，是古代目录学具有学术性和指示读书治学作用的具体表现之一。

4）类序：类序是中国古代目录书中介绍某一部类图书的学术流变、特点、得失的说明性文字，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

7、古代目录的分类沿革 1）“六分法”

“六分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法，它创始于《七略》（西汉·刘向）。《七略》已经散佚，班固（东汉）《汉书·艺文志》在其基础上编成，列其类目

六略（六分法）将各类典籍分门别类，条理井然，开创我国古代图书分类之先河，确为文化学术史上的伟大创造。2）“七分法”

魏晋南北朝：王俭的《七志》、阮孝绪《七录》。《七志》分为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又附道经、佛经。

萧梁阮孝绪撰《七录》，斟酌王（俭）、刘（歆），分内外二篇。内篇五录：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二录：佛法录，仙道录。3）“四分法”

四部分类法起源于魏晋之际，成熟于东晋时的李充。郑默（曹魏时期）《中经》、李充（东晋）《晋元帝四部书目》、唐初《隋书·经籍志》

荀勖四部实际即经、子、史、集。此当为后世四部分类法的开端。4）经史子集四部概述（辨认四部）

1、*经部：经部著录儒家经典与后儒解经之著作，以及与学习经书有关的读物如小学之类。“十三经”有《诗》《书》《仪礼》《周礼》《礼记》《易》《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儒教经书初为“六经”（《乐经》消亡，实为五经），东汉时增加《孝经》、《论语》，合为“七经”。唐代又分《礼》为《仪礼》、《周礼》、《礼记》，分《春秋》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再加上《尔雅》，共为十二经。至宋代理学家将《孟子》地位抬高，朱熹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孟子》列入“经”的行列，“十三经”正式诞生。）

2、史部: 只收历史类书籍，专科性较强。

3、子部: 其他三部不能归属的,全都统归子部

4、集部: 主要收集诗文集和诗文评著作

8、古代目录书的类别 1）官修目录

国家图书目录即所谓“朝廷官簿”，一称官修目录，为朝廷主持对国家藏书进行校理后所编的国家图书目录。

西汉成帝、哀帝时期，令刘向等整理群书，最后编成《七略》，是为国家图书目录之始。清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当属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官簿。2）史志目录

“史家著录”，指由史家编入史籍的目录

现存最早确立六分法《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3）私家目录

宋代著名的私人藏书目录有：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尤袤《遂初堂书目》

9、目录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

1）有助于掌握历代文献的基本情况，了解学术的盛衰 2）有助于粗知学术源流，了解学术的演变 3）有助于文化学术的研究和古典文献的整理

10、版本的类别

1）写本：写本又称手写本，指成书时以手写形式流传的本子，是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的主要版本形式，唐以前的纸书都是手写本。

2）刻本：刻本指在板木上刻字刷印而成的图书。

3）善本：善本指珍贵难得的古籍刻本、写本，其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源性、艺术代表性或某一方面的特殊价值。不仅原本或接近原本的版本可称为善本，大凡经过名家精校过的版本都可视为善本。4）活字本和影印本

11、纸书的装式

为了便于纸书的阅读和收藏，纸书的装帧形式先后有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1）卷轴装

初期的纸书都是卷轴装。从六朝至唐五代，纸书皆用卷轴。直到北宋，也仍有用卷轴装帧的，所谓卷轴装，就把抄了书的纸粘连起来，形成长卷，在其尾端装上一根用木或竹做成的轴，收藏时用轴由尾向前卷成一束，称为一卷。2）旋风装

旋风装就是将裁成一定大小的纸两面书写，或将两页裱成一页两面书写，然后将写好的树叶的一端依次粘贴在一张卷纸上，装上卷轴，就成为一本旋风装的书籍。3）梵夹装

梵夹装不是中国典籍固有的装帧形制，而是古代中国代对从印度传进来的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式的一种称呼。4）经折装

经折装就是把卷轴式改为折叠式，书纸仍然是由多张纸粘连起来的长幅，但不用卷轴，而是按照一定的宽度一正一反折叠成一个长方形的折页，前后用两块与折页一样大小的硬板把折页夹起来，类似于梵夹装。因古代中国佛道二教经典主要采用这种装式，所以称为经折装。5）蝴蝶装

蝴蝶装也简称蝶装，装订方法是将每一页有字的一面向里对折，然后把折缝粘连在一张大纸（底纸、稍硬）的中央，最后将大纸折过来就成为前后封皮了。这种装帧形式，从外表看很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好像蝴蝶身躯居中，书叶恰似蝴蝶的两翼向两边张开，看去仿佛蝴蝶展翅，故称蝴蝶装。6）包背装

这装订形式约始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和明代前期。包背装是对蝴蝶装的一种改进。人们把印好的书页在版心中线处背面对折，让版心向外，单口向内，然后将单口粘连到裹背纸上，外面再加上护页和封面。7）线装

线装书只在前后各加一张护页，连同正文用线装订在一起，不包书背。线装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克服以前各种装帧的缺点，因而最终成为古代图书装帧的主流。

12、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

1）讹：讹也称”误”，就是文献原有文字写错了，是文献中最常见的错误现象。

2）脱：文献在传抄过程中脱去一字，或数字称脱文，也称夺文或阙文。从脱文的多少看，有脱字、脱句、脱简、脱行、脱页等多种。

3）衍：原稿所无而传写与出版的过程中误增的文字称衍文，亦称衍字、羡文。

4）倒：倒指原稿文字具存，并无讹误、缺脱或衍羡，但在流传过程中，文字的先后顺序被弄颠倒了的现象称为倒文。纠正之则称为乙转或乙正。其中又有字倒、句倒、篇章倒等不同情况。

13、古典文献校勘的资料 1）本书的异本 第一，稿本 第二，抄本 第三，拓本 第四，印本

第五，注本：对古书加以解释，旧有传、注、说、故、训、记、解、笺、章句等多种名称，我们统称为注。注通常附书以行。我们将附有注释的文献称为注本。注本是文献的异本之一，也是重要的校勘资料。第六，选本 第七，校本 2）他书的引文

除同一文献的各种异本外，还可利用其他古书的引文进行校勘，主要有古类书引文、古书注、书抄等。

第一，古类书引文。

第二，古书注引文。其中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尤为考据家所重。第三，书抄。

3）底本：校勘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即校勘的底本。底本一定要选择比较可靠的版本。底本选择为校勘之起点。其选择标准，张之洞归纳为三：一曰旧本，二曰足本，三曰精本（善本）。其余参校本的选择亦可仿此。

14、校勘的主要方法 1）对校

对校就是将某一文献的不同版本进行对比，从而发现并改正书名材料错误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选择一种版本作为底本，再用其他版本逐字逐句地比较，把各本的异同记录下来。优点：1.便于发现文献中的错误和找到改正错误的依据。其发现和改正的错误，均有版本上的依据，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主观武断、妄改原文的弊病;

2、若将所有异文汇编成校勘记，则无异于汇聚了多种版本。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即是此种著作。

缺点是：比较死板，其主旨是只校异同，不校是非。2）本校

将某种文献的上下文进行对比，找出其内容上与文字的异同，从而确定与改正其错误的方法，称为本校。

优点：在未得到祖本的情况下也可以校勘。

缺点：有的古籍不出自一手，有的古籍可能有不同的资料来源，其内容和文字容易出现矛盾。3）他校

用其他文献中的引文及相关文字来校勘某一文献称他校。

但我们要对他校的资料的可靠程度作出判断。一般而言，时代越早，越接近原貌，也越可靠。还应考虑古人引书之不严的通例。4）理校 理校即推理的校勘，是校勘工作的补充方法。可以进行语言、体例、史实的校勘 当文献材料存在明显错误，而又缺乏足够资料可供比勘时，可采用推理之法加以合理改正。此外，由于古代文献所用语言往往含有特定义例，也可据此校出某些错误。

15、伪书产生的原因

1）尚古观念而产生的伪书 如《易卦》托名伏羲，《本草》托名神农 2）文献亡佚而产生的伪书 东莱张霸伪造102篇《尚书》最为典型

3）政治相争而产生的伪书 如原题唐牛僧孺撰《周秦纪行》，即为牛李党争中，李德裕门人韦瓘假托牛僧孺之名而陷害对方的

4）学术相争而产生的伪书 曹魏时王肃为贬低郑玄而伪造《孔子家语》最具代表性 5）伪署作者而产生的伪书 6）好事妄为而产生的伪书

16、伪书存在的价值 1）保存古代的佚书 2）保存古代的神话 3）保存古代的制度 4）保存古代的思想 5）保存古代的科技 6）保存古代的语言

17、辑佚工作的程序

第一，准备阶段工作。

第二，辑录阶段工作。指佚文搜集过程

第三，整理阶段工作。指对佚文考究加工之过程，第四，综结阶段工作。指辑佚成果最后编辑成书，18、辑佚的主要资源

1）类书 类书是保存佚文最多的图书类型之一，因此倍受辑佚家之重视

刘校标《世说新语注》

3）史书 史著收录文献丰富

4）地志 有专志、方志、一统志等。一些未刊之文或亡佚之书，往往借地志得以保存。5）字书 字书多引群书以训诂解说，故也是辑佚必采之书。

6）杂抄 古人杂抄颇类今读书笔记，所抄者多有后世亡佚之书，辑佚于杂抄中也颇丰。

19、句读

古人著书，一般不加标点符号，人们在读书时必须对如何停顿做出判断，这项工作，古人称之为“句读”。在一句话的结尾点断称为句，为便于阅读而在一句话中点分称为读。20、古籍标点致误的原因(记大点)1）不明词义：不明古汉语词汇、不明古音通假、不明典故、不明方言俗语 2）不明专有名词：不明人名、不明地名、不明官名 2）古注 四大古注： 裴松之《三国志注》 郦道元《水经注》 李善《文选注》 3）不明文献名称：系文献名称而未标书名号、非文献名称而标了书名号、两种文献名合而为一、一种文献名误分为二

4）不明引文：直接引用的话未加引号、非直接引用的话加了引号、将两条引文误合在同一引号中

5）不明语法：不明词类、不明句式、不明句子的成分和结构 6）不明文体 7）不明文意 8）文献有误

21、注释的名类（给作品选择注释名类）p260 1）注：注是注释中最通行的一种名称，西汉便有以注为名称的书籍。东汉则较为普遍，如马融《周易注》、《尚书注》、《毛诗注》等，郑玄则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以后则更为普遍。

2）笺：笺是表识的意思，指引申、发挥、或补充、订正前人说法的一种注释。自郑玄始，其注《诗经》在《毛传》基础上加以解说补充，表明为笺。笺的体例实际为后世疏、正义的源头。

3）章句：章句是在解释词义之外，再以分章析句的方式串讲经文大意，为的是使文章意义更为明显。汉人有《尚书》的《欧阳章句》、大小《夏侯章句》等，赵岐有《孟子章句》，王逸有《楚辞章句》。

4）集解。集解种类有二，名同实异。一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略同于郑玄《毛诗笺》。一如何晏《论语集解》，聚集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王肃等诸家解说。孔颖达在疏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时曰：“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后世集解多为何晏《论语集解》体例。而后世集注、集传、集说、集释均由此发展而来。

5）疏、正义：疏和正义，是一个意思，都是不仅解释正文，而且还给前人的注释作注释。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

22、注释的术语

反、切：用这种术语注音叫做反切法。是用两个字合注另一个字的读音，取前一个字的声母和后一个字的韵母及声调，拼读成被注字的音。

23、古文今译的标准

 信，当即真实，忠实于原文，即孔子于《周易·乾卦·文言传》中所说“修辞立其诚”。要准确理解原文，不可任意发挥，更不可有意曲解。译文违背“信”，即不是真正的翻译，而是改写。

 达，即通达，译文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做到通畅、明白，文从字顺，符合现代语言习惯，无晦涩难懂之感。

 雅，即典雅优美，有文采。雅必须以信、达为基础，不信、不达，徒具所谓优雅的外表，是以文害意，丝毫不足取的。信：在三者中信是基础

24、出土文献

出土文献指从地下发现的古代文献资料，主要指著于出土文物之上的文字材料，不包括图画饰物等古代文物。

25、甲骨文献的整理

甲骨文献：在甲骨上刻的文字，学者称之为“甲骨文”，甲骨文作为来源的文献，称之为“甲骨文献”。

 刘鹗（字铁云）拓印出版《铁云藏龟》，为第一部汇集甲骨文献的专书。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著。“甲骨四大家”（或称“甲骨四堂”）

王国维（号观堂）

董作宾（字彦堂）

罗振玉（号雪堂）

郭沫若（笔名鼎堂）

26、金石文献

金石文献包括金文文献和石刻文献两大部分。

金文是指各种镂刻或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石刻是指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包括石经，墓志等。

27、简帛文献

简帛指古代的两种书写材料简牍和缣帛。

简帛文献：简帛文献指书写、刻写在缣帛与简牍上的文字，简帛文献是缣帛文献与简椟文献的合称，但简帛文献更多的指的是简牍文献。

28、敦煌文献

 敦煌文献（遗书）发现概况及其种类。

篇6：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教学讲义稿

导 论

一、教学目标： 通过导论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文献”的由来，知晓“文献”古今含义的异同。理解“征文考献”的作用和意义。知道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内容及任务。了解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概况。

二、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

（1）“文献”的含义：古代“文献”的含义；古人强调“征文考献”的作用及意义。现代“文献”的定义。

（2）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内容及任务。（3）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的历史概况。2，教学难点：

中国古典文献的起源与性质；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现代意义。

三、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为主，启发学生阅读思考为辅。

四、教学课时： 2课时。

五、教学内容：

第一节 “文献”与“古典文献学”

1，“文献”概念的起源、定义及其内涵的古今变化。“文献”起源：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按：文指文章；献指贤（贤才），谓博学多闻、娴熟掌故之人，约相当于今日之谓“活字典”。

司马迁亦有将书面材料和口头材料同视为“文献”之明显表现。其撰著《史记》，一方面广泛阅读“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即国家藏书），一方面游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文献”由“典籍与贤才”到专指“典籍”：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正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元·马端临《文献通考》

现代定义：

“文献，原指典籍与贤者。„„后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资料。„„今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的统称，即用文字、图像、符号、声频、视频等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各种载体（如纸张、胶片、磁带、光盘等）。”——《辞海》1999年版

附：什么是古籍（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古籍2001）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这都不存在问题。问题是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在某些人的头脑中并不十分清楚。如有人谈我国书的历史，说最早的书是刻在甲骨上的，以后是铸在青铜器上的，这就不对。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我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当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当时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过去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我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当然被公认为古籍。

2，“古典文献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及其发展趋向。

古典文献学：研究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和方法及其利用的一门学科。

亦即广义的校雠学，由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开创，为历代学者不断发展扩充的，以研究古代典籍的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点、翻译和流通等为主要内容的学科。

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即古典文献，指1919年以前产生的文献，基本以文言文和繁体书写的文献。对古典文献在书写、编纂、著录、印刻、流传过程中诸环节的文本形式（含物态形式，有时兼及内容）的研究，构成古典文献学的主体内容。

1980s以来，古典文献学出现一些新的趋向，分支文献学和专科文献学受到重视，如文学文献学、文学批评文献学、文献目录学等。

第二节 古典文献学的知识范围与功用

1，古典文献学的主要范围：目录、版本与校勘及其定义。目录、版本和校勘为传统文献学的三大主要内容。目录，即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文献出版和收藏情况，指导阅读和检索图书等文献的工具。目录学即是研究目录的形成和发展，探讨目录工作的一般规律的学问。目录学向来被看成治学之门径和指南，为学中第一要紧事。

版本，指同一种文献在编辑、传抄、刊刻、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形态的文本。版本学即研究各种文献的版本源流，比较其优劣异同，鉴别其真伪高下的专门之学。学习研究，一般以选择善本为上，引用文献同样必须注意版本。

校勘，为纠正文献在形成和流传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而出现的字句篇章上的错误，使之尽可能恢复或接近文献原貌。校勘学即研究和总结校勘工作的一般性方法和规律的专门之学。

2，古典文献学的其他内容：辨伪、辑佚、标点、注译、检索。

辨伪，辨别文献中存在的各种作假情况，伴随伪书而产生，张舜徽称：“古代典籍堆积如山，其中真伪参半。”

辑佚，把散佚文献从其他文献中逐一辑出，重新整理的工作。

对阅读者而言，古典文献的标点、注释、翻译等亦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古人著书无标点，读书人须断句、标点，此乃阅读古籍所必备之入门学问。古籍注释是为更好地阅读文献提供帮助，含古注、今注和古注之今注。现代以来，为普及文献而出现的文献翻译工作，也逐渐成为文献学的重要内容。文献检索，科学、准确、高效地检索各种所需文献的方法，其方法、手段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

3，辨别古典文献，研究、利用古典文献以从事学习研究的重要性。

文献是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从事学习研究必须要掌握处理各种文献的能力。学习古典文献学不仅是更好地接受、继承文化遗产的需要，也是未来学习、工作、研究的需要。文献学是方法之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好文献学，必将大有裨益。

古典文献学学科具有很强的当代意义。传统文化研究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中国古典文献学承担着为其提供真实、可靠的文本的重任,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具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因之，文献学的重要性可谓显而易见。

第三节 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概况 1，先秦两汉古典文献学的主要成就。

古典文献学的历史几乎与文字的历史同样久远。殷商中后期之甲骨文为现今所见之最早出土文献。《尚书》、《周易》、《诗经》为最早之传世文献。《国语·鲁语》：“昔正考夫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正考夫为见诸史籍的最早一位文献学家。

春秋孔子兴办私学，考校文献，对文献整理贡献卓越。孔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或者都有整理，方法上主张“多闻阙疑”，对后世文献学影响深远。孔门第子及后学对文献整理继续作出贡献，子夏尤其突出，传《毛诗》、《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均传自子夏。

秦为控制思想而行的焚书坑儒，对文献破坏非常严重，随后项羽火烧咸阳，又致使秦国家图书馆文献遭到劫难。

西汉建立，部分文献逐渐得到恢复、整理，尤其是儒家典籍被广泛整理、注解和传播。至西汉晚期，刘向、刘歆等对文献作了大规模的整理工作。刘向广搜异本，仔细比勘，除去重复，校出脱讹。又编定篇章目次，确定书名，又对每部文献就作者、内容、学术源流等方面写作叙录，汇编为《别录》，具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之重要意义，开创中国各地目录之重要范式。

东汉学者继续整理、注解文献，尤以大儒郑玄遍注群经、兼及纬书，对各种文献作注释兼校勘的工作，并作《三礼目录》、《毛诗谱》等文献学著作。郑玄堪称两汉文献学集大成者。

另，司马迁作《史记》，广采文献，搜罗异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对众多史籍辨别取舍，提出文献互证的方法：“《书》缺有间矣，其佚乃时时见于他说。”又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司马迁整理文献之方法与对待文献之态度均有可取之处。且《史记》以汉代通行语言改造古奥之《尚书》，亦是开辟古籍翻译之典范。

后汉熹平（173－178）年间刊刻之熹平石经，亦是文献传播之大事。

2，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古典文献学的主要成果。

魏晋南北朝分裂**，对文献破坏严重，但文献整理亦有较突出成就。文献注释仍较普遍，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均为文献注释之范本。

魏晋南北朝佛教文献之翻译与整理普遍，四声的发现与反切的运用对古籍注音释义意义重大。

图书分类方面，由《汉书·艺文志》（继承刘歆《七略》）之六分法逐渐转变为经史子集四分法，并成为中国各地目录划分之主流。

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刊刻之三体石经在当时文献传播和后世文字校勘学方面价值突出。而西晋太康元年（280）左右汲郡发掘之战国魏襄王冢中文献，共16种75篇，至今流传有《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为重要之出土文献，在校勘学、史料学和文字学方面均有很大价值。

隋唐之交的学者陆德明《经典释文》采录汉魏六朝以来230多家有关儒家经典之古注、旧注音义，在校勘和训诂方面成就极高。稍后之孔颖达等《五经正义》，确立了对儒教经典的权威解释。

诗学文献方面，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等均价值极大。刘知几《史通》注重文献辨伪，在文献学史上也具有特殊意义。

文献版本印刷方面，一般认为最早可靠的雕版印刷本为唐咸通九年（868）刻印之《金刚经》。而大规模雕版印刷则始于五代。

3，宋辽金元古典文献学的主要成果。北宋初年宋太宗命李昉等人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

宋代史学文献编纂主要有欧阳修、宋祁之《新唐书》、欧阳修《新五代史》、司马光主编之《资治通鉴》尤为突出。

宋代集部文献的编辑整理也较普遍。金石考据有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

宋目录学著述成就突出，官著有王尧臣等于仁宗景祐元年（1034）编写之《崇文总目》（后亡佚，部分保存）。私著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高似孙《子略》、《史略》等。

宋代杰出文献学家有郑樵、洪迈、朱熹、王应麟等。郑樵《通志》200卷，为继唐杜佑《通典》之后又一部系统的典章制度史，其有关文献学内容集中于二十略中（称“通志二十略”）。洪迈《容斋随笔》对图书辨伪、文献考证、文本校勘、文字训诂等均有论述。朱熹广泛编选、注释旧籍，其后学整理的《朱子语类》也保留丰富的文献学资料。王应麟为宋代后期著名文献大家，其著《汉书艺文志考证》10卷、《困学纪闻》20卷等为文献考据学之重要著作。

陈寅恪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中有《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史记辨惑》、《诸史辨惑》等文献考辨著述。

元代成就突出的文献学家有胡三省、马端临等。胡三省由宋入元，隐居不仕，其《资治通鉴注》在考证、校勘等方面成就卓越。现代陈垣有《通鉴胡注表微》。马端临积二十余年功力著成《文献通考》，为一部著名的典章制度通史。

4，明清及近代古典文献学的辉煌成就。

明成祖永乐初年（1403）由解缙等奉诏编纂《永乐大典》共计22877卷，3.7亿文字，收录大量古书之片断或全文。其正本神秘失踪，副本毁誉八国联军火烧北京之乱。现辑录者不及原书5％。

佛教典籍《大藏经》编纂，自宋至清，前后近20次。但明前编纂基本未完整保存。今存最早之完整《大藏经》为金代刊刻。明代于英宗正统五年（1440）刊刻之《正统藏》影响最大。道藏方面，现存最早之完整者为正统十年（1445）刊刻之《正统道藏》。

明代刻书也发达，刻书流传也较多，嘉靖前较严谨，万历后改窜古书成风。明私刻图书最突出者为毛晋，其藏书与刻书极多，汲古阁藏书八万四千余册，多宋元刻本。

明文献整理与研究大家有杨慎、焦竑、胡应麟、方以智等。

清代文献整理工程最大者为《四库全书》之编纂。乾隆组织360余名学者以10年时间编纂，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共收书3461种（一说3503种），7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四库全书》既是对典籍的大整理、大搜集，也有对典籍的大禁毁（焚毁）、大破坏（删削或篡改）。

附：纪晓岚与四库全书

在中国学术史上，清朝乾隆年间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学术文化思潮的‚回归‛和‚穴结‛伴随‚盛世‛而悄然出现。而最能展现这一文化风貌的当是《四库全书》的纂修。身为总纂官的纪昀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学术巨人。

纪昀（1724－1805），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省）人。他在清代官场上驰骋近半个世纪，又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主考官，是乾嘉时期公认的文坛领袖。他官位虽大，但为人通达，礼贤下士，人情味很浓，其友朋知己、门生故吏不计其数。当时许多著名汉学家、文人学士都和他有密切的交谊，乾嘉汉学风尚的形成，纪晓岚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朝夕筹划，校勘鉴别，进退百家，与陆锡熊一起完成了《四库全书》及其总目的编纂，成为中国学术考证、典籍评论及版本考核、文献钩稽的集大成之作。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一项浩大文化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著录书籍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全书分装成36000余册，约7．7亿字。几乎囊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堪称传统文化的总汇，古代典籍的渊薮。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馆‚正式开馆。在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的大力举荐下，纪晓岚被任命为《四库全书》馆的总纂官，与陆锡熊一道，负责全书的编纂审核工作。陆锡熊（1734-1792），上海人。乾隆52年隆冬，他终因心力交瘁而死于重校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任上。四库馆的学者们无不以毕生精力投入其中，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前后十五年间，正式列名参与《四库全书》编撰的文人学者达360多人，另有抄写人员3826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六日，经过纪晓岚和众多纂修官八年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四库全书》第一部终于抄缮告成。纪昀为此专门写了《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后收入《四库全书》卷首。全文条分缕析，词采飞扬，富丽精湛，被称为‚集中第一篇大文字‛。《四库全书》共抄写了七部。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七部《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分别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北京西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又称‚北四阁‛。而藏在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的三部，又称为‚南三阁‛。底本存放于京师翰林院。七部《四库全书》中现完整保存下来的仅三部。文渊阁《四库全书》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文溯两阁《四库全书》，现分别由国家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收藏。

自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提要》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当时的大学者朱珪在《纪晓岚墓志铭》中也说：‚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知足斋文集》卷六）；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亦云：‚公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对该书有着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虽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目录的纂写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学科分类的基本认识，反映了文字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成就，代表了目录学发展的最高水平。

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纪昀曾得到过乾隆帝的许多赏赐，但也遇到很多麻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库全书》复校完成，后发现大量讹误，乾隆帝就曾‚令纪昀、陆锡熊两人一体分赔‛。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乾隆帝翻阅文津阁《四库全书》，又发现‚其中讹谬甚多‛，遂下令复校内廷四阁全书，给纪昀等莫大的压力。

编纂《四库全书》期间，据说乾隆帝时不时会驾临四库馆。有一年夏天，汗流浃背的纪晓岚忽然见皇帝来了，因为他当时没有穿上衣，遂赶快躲到桌子下面。其实此时乾隆帝也知道他在桌子底下，最后就装着没看见走了。皇帝出门以后，纪晓岚问身边人：老头子是否走了？恰好被跟着的和珅听见，他以此来问罪纪昀，你为什么敢称乾隆皇帝是个‚老头子‛？这个野史里说得更是有声有色。纪昀说，‚老，万寿无疆则为老；头，万民之首则为头；子，昊天之子则为子。‛他解释得非常圆满，乾隆帝当然也很欣赏。

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保存和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余嘉锡曾全面肯定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嘉（庆）、道（光）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四库提要辩证〃序录》）但由于《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种官方行为，编纂指导思想受政治目的所左右，所以著录的书籍并非兼收并蓄，而有着严格的取舍标准。这在《四库全书》卷首的《圣谕》中说得很清楚。他们在对古代书籍进行辑佚、校勘、考辨等整理的同时，也在干着对不利于清朝的一些书籍进行销毁、删削或改易的不光彩勾当；在钩沉、辑佚、保存古籍的同时，也在破坏、摧残文化。其结果，不仅使许多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籍遭到摒弃，而且使收录的一部分书籍尤其是宋元以后的许多具有异端色彩的书籍失去了原貌。从此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文化浩劫。

宋明人著作涉及辽金元少数民族史实，一概在查禁之列，投降清朝之人的文集因其人无节操在禁毁之列，一些戏剧、小说因为事关风化也不许留传后世。最糟糕的是，四库馆臣任意删改书籍，改变文献的原始面貌，而根本不加任何标注，现收入《四库全书》的有些书籍的可靠性遂成疑问。如对明代李贽的言论，清政府就不仅把他的著作列为焚毁书目，而且直斥李贽‚非圣无法，敢为异端‛，‚为小人无忌惮之尤‛。（《四库提要》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存目《藏书》提要）再如对屈大均等那些强烈抵触清朝人的作品，自然尽在销毁之列；至于偶有一二语伤触清朝而又气节凛然的明代遗民作品，则稍加‚酌改‛即为我所用。（《清高宗实录》卷1095）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根据流传至今的几种禁毁书目和有关档案记载，全毁的书约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铲毁、烧毁书版约八万块。同时清政府还大兴‚文字狱‛，据《清文字狱档》记载，《四库全书》开馆后10年内竟发生了48起‚文字狱‛。其实际情况恐怕还不止这个数字。

清代为宋代后文献学发展之又一高峰。清儒长于考证，小学基础扎实。清代考据亦称清代汉学，尤以乾嘉时期成就最著。

语言文字方面，整理研究《说文解字》成就最著，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释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康熙年间之《康熙字典》、阮元主编之《经籍纂诂》为影响极大之字典工具书。

经学方面，主要成就为经传的整理与考辨。著作极多，大家辈出。历史文献及周秦诸子文献整理方面同样成就不菲。史学上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三大家。章学诚《文史通义》为刘知几《史通》之后又一部著名史学理论著述。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荀子集解》、《汉书补注》，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孙诒让《墨子閒诂》等均成就突出。

清代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藏书刻书方面成就亦大。

清代著名文献学家有顾炎武、阎若璩、钱大昕、纪昀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章学诚等等。

晚清（近代）文献家著名者有龚自珍、魏源、廖平、皮锡瑞、俞樾、孙诒让、王先谦、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罗振玉等。

5，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分期问题。

1930s，蒋元卿《校雠学史》分五期：发轫时期（先秦）、建立时期（两汉）、衰落时期（魏晋南北朝）、复兴时期（唐宋元明）、鼎盛时期（清及近代）。

1990s，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分六期：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及近代。

其他分法（略）。

六、思考题：

1，如何理解“文献”一词古今含义的演变？

2，现代古典文献学研究内容较之古代有何变化发展？ 3，研究古典文献学的现实意义究竟如何？

七、参考文献： 1，洪湛侯著：《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孙钦善著：《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第一章 古典文献的载体与类型

一、教学目标：

通过绪论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古典文献的主要载体形式，了解古典文献的传抄方式。认识掌握古典文献的主要类型及其性质。

二、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

（1）中国古典文献的主要载体形式。（2）古典文献的主要类型。2，教学难点：

中国古典文献主要类型的区别及其性质。

三、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为主，启发学生阅读思考为辅。

四、教学课时： 3课时。

五、教学内容

第一节 古典文献的载体形式 1，甲骨文的时代及其文献价值。

甲骨：龟甲。兽骨的合称。甲为龟甲的腹板；骨为牛肩胛骨或胫骨（也包括猪、羊肩胛骨）。

甲骨文为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古典文献与系统文字。其内容为记载殷商时代王室占卜及其相关记事。因其最初出土于殷墟（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又称“殷墟书契”或“殷墟卜辞”。

甲骨文于1899年为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偶然发现，后为刘鹗（字铁云）所得，拓印出版名《铁云藏龟》，为著录甲骨文之第一部著作。后罗振玉、王国维等陆续搜求整理，董作宾、郭沫若等贡献亦多。罗、王、董、郭合称“甲骨四大家”，亦称“甲骨四堂”（罗号雪堂，王号观堂，董字彦堂，郭笔名鼎堂）。

1959年社科院编辑《甲骨文合集》13册，后由中华书局1978－1982年间出版，为甲骨文研究之权威文献。

1970s-1980s，陕西岐山周原遗址发掘出土周代甲骨1000余件，有文字者约300多片，共刻文字约900个。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现存甲骨（含拓片）14－15万片，单字约4500个，可认者不及一半。

甲骨文对研究商周历史文化具有非常重要之文献价值。王国维、郭沫若等利用卜辞考索殷商制度、文化与历史，均取得丰硕成果。甲骨学已成为与古文字学、古史学密切相关的一个分支学科（参第十章之“甲骨文献及其整理”）。

2，金石文字的历史与“金石学”的主要成果。金，指青铜器（铜、锡合金）。铸于青铜器上之文字即金文，与石刻文字合称金石文字。殷、周均有金文，又称铭文、铭辞。现存最早之石刻文为秦刻石鼓文，为刻于十方鼓形石头上之十首四言诗。秦始皇巡游天下，先后刻有泰山、琅邪、芝罘、碣石、会稽等七处石刻，现存唯琅邪石刻。后汉“熹平石经”、曹魏“三体石经”亦是著名石刻文字。

金石研究起源颇早，至宋代形成专门之学“金石学”。学者对青铜器及金文拓本搜集整理、金石文字考释方面成果卓然。有吕大临《考古图》、《续考古图》，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近现代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社科院编《殷周金文集成》，另有金石学者编纂《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等。

3，竹木简牍及出土主要简牍文献。

竹，竹简；木，木牍。合称简牍。简牍或在殷商即已出现，但出土文献显示主要集中于战国至汉、晋时期。东晋以后，纸张基本取代简牍。

竹简剖开成片后，为防蛀和便于书写，需用火烤干其水分，谓之“杀青”，亦称“汗青”。

一般单支竹片为“简”，连缀后为“策（册）”，多以帛或丝连缀，亦有以熟牛皮（韦），史称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即是。竹简一般长二尺四寸，长短或有不同。连缀成册者为一卷，长篇者多一篇一卷或分卷，短篇者亦可数篇合卷。

木牍一尺见方者称“方”。《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即百字以内者多书写于木牍。单片木牍多书写公文、函柬等，汉代标准长度为一尺，后世因称书信为“尺牍”。木版大者称“业”，后世“肄业”、“毕业”亦由此而来。

西晋太康年间（281），河南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凡书75篇，10万余言。后整理得《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1930s西北发掘居延汉简，1970s山东出土银雀山竹简均意义重大。

4，缣帛的优劣与重要帛书文献。

缣（jiān）帛，即丝织品。丝织品作为文献载体之优点如轻柔、易于卷舒、便于剪裁等，但其价格昂贵，亦不便长久保存，故缣帛文献出土相对较少。

1940s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一批著名帛书后流失国外。1970s长沙马王堆西汉王陵再次出土重要帛书，有《老子》等，价值极高。

纸张出现后，缣帛亦逐渐退出，但至唐代亦有缣帛书信。

5，纸质文献的历史沿革。

纸，原指漂洗蚕茧时附于筐上之絮渣，先秦即有“絮纸”记载。后来缣帛有时也称为纸。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造纸昉于漂絮，其初丝絮为之。”可见丝织纤维在前，植物纤维在后。

中国造纸历史悠久。1933年于罗布泊发掘之中国早期植物纤维纸，早于蔡伦造纸150余年，此当为西汉纸。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大大降低成本，使纸张普及成为可能。

纸张价廉物美，作为文献载体，其优点多而缺点少，故最终取代了其他载体而成为文献载体之主导。纸张普及自东晋开始，南北朝更趋流行，宋代随着印刷术之发明，造纸水平也不断提高。宋以后，图书文献基本一统天下。造纸术堪称文献载体之一大革命，亦是人类文明史之一大革命。

6，当代电子文献的时代特色。

电子载体的特点：一是“无形”，二是“存储量大。

电子文献改变了传统的阅读、使用和收藏方式。电子文献逐渐以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相结合的多媒体形态，且以更大容量、更便捷的方式为我们提供服务。

第二节 古典文献的传抄方式

1，由口头传抄到书面文献：文字诞生的重要意义。

未有文字之前，人类传播信息基本靠口耳相传，即所谓“献”。早期的神话与歌谣即是靠口头传播下来的。

文字的发明，使文献传播有了赖以固定和长久保存的基础。文字传抄不但使文献得以久传后世，而且也大大减少了口耳相传造成的“失真”。《吕氏春秋·察传》所谓“数传耳白为黑，黑为白”，所谓“以讹传讹”，确是口传文献的明显缺陷。

2，历代文献传抄形式的演变及其意义。

文献载体大致经历了由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张－电子的不同时代，与之相一致，传抄方式也大致经历了刻写－书写－印刷－拷贝（copy）四个阶段。

刻写为最初、最原始的方式，因受载体及刻写速度等的限制，刻写文献文字数量有限、总量不大，规模较小。

书写直到现在仍是文献传抄的最重要方式，电子拷贝不能代替书写，将来也很难完全代替。书写工具由传统的毛笔发展为现代各种更便捷的书写工具，载体也不断更新发展。

由书写到印刷是文献传抄史上一次质的变化。造纸术和印刷术均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尤其是印刷术，给文献整理和流传带来革命性的意义。刻写、书写均属“一对一”的传抄，而印刷则是“一变多”的传抄，它解决了大量生产和流传的问题，以高效、便捷的方式传播文献，又为人们节约了大量的时间。

而电子拷贝的出现则是文献传抄史的第二次质变。它使文献存储方式和存储容量发生空前变化，其传抄速度更加迅速，随着网路的进一步发展，电子文献传抄将在时间上接近即时，空间上达到无限。电子文献拷贝存储量巨大、无纸化传抄的方式正给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带来全新的思路与发展空间。

第三节 古典文献的类型

1，总集的性质、分类与发展史。

总集是汇合两人以上作品的合集，它可以为一个朝代或多个朝代作品，可以是一种文体或多种文体，可以为作家全部作品或部分作品。一般以诗、文或诗文合集为多。

《诗经》我我国最早之诗歌总集，后来归入“经部”。刘向编辑《楚辞》，后世有称为“总集之始”。而晋代挚虞编有《文章流别集》，为早期之诗文总集，未能流传至今。萧梁太子萧统主持编纂之大型诗文总集《文选》为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文总集，对其研究后形成专门之学“文选学（选学）”。

总集按编辑时段和体裁可划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通代的有选择的编集多种文体作品的总集。如《文选》、《文苑英华》、《古文辞类纂》等。

二是断代的有选择的编集多种文体作品的总集。如宋姚铉《唐文粹》，宋吕祖谦《宋文鉴》等。

三是通代的不加选择的专门文体作品总集。如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现代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

四是断代的不加选择的专门编辑一种文体的全部作品的总集。如清董诰等编《全唐文》，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等。

五是通代的有选择的专编一种文体的作品总集。如梁徐陵编《玉台新咏》。六是断代的有选择的专编一种文体的总集。如清吴之振等编《宋诗抄》。七是按作者地域群体或宗派关系编集之作品总集。如北宋杨亿之《西昆酬唱集》，五代赵崇祚《花间集》，元方回《瀛奎律髓》等。

总集文献价值重大，尤其是通代或断代的全集更为学习、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目前正在整理的全集尚有《全宋文》、《全明诗》、《全清词》、《全清诗》等。

2，别集的性质、命名、编纂体例与文献价值。别集为搜集一个作家全部或部分作品之著作。

刘向整理群书已有别集，当时有集之实而无集之名。

东汉以后，别集渐多，其名称亦繁多。张舜徽《旧学集成》曰：“凡自褒所为文，或身后由门生故吏辑录之以成一编者，大抵沿前世旧称，名之曰集，或曰文集，或曰类集，或曰合集，或曰全集，或曰遗集。亦名之曰稿，或曰文稿，或曰类稿，或曰丛稿，或曰存稿，或曰遗稿。而集之中有正集、别集之分，稿之中有初稿、续稿之辨。其不以集或稿为名者，则命曰文抄，或曰文录，或曰文编，或曰文略，或曰遗文。名目繁多，不可胜数。”

别集编纂体例主要有分类、分体、编年三种。分类，即按作品内容分类编排，宋人多类编别集，如《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分体，即按作品体裁、文体编排，如清王琦注《李太白集》，按古赋、古诗、乐府、古近体诗、序文、记颂赞、铭碑祭文等文体编排。编年，即按作品写作年代顺序编排，如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

别集流传情况复杂。唐以前别集的宋刊本基本失传，元刊本有少量流传，多数则为明清以来翻刻本。因翻刻而出现讹、脱、衍、倒等文体较多，选择善本、精校本可减少讹误。

别集数量多，价值大。其收录一个作家全部或部分作品，为研究作家生平、背景、思想等的主要依据。别集之序、跋以及相关资料为研究作家作品提供很多便利。别集也是总集、丛书编纂的基础。

3，单行文献与别集的区分及其分类。

单行文献，指单独印行的一个或几个作家的一种作品或著作，又称单行本。单行本与别集区别：别集作者只能是一位，作品可为全部，也可为部分；单行本作者可为一位，也可为多位，但只能是一种作品或著作。单行文献又可分为三类：一是单行的文论文批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等。二是诗、文、词、曲、小说等单行作品，如《战国策》、《世说新语》、《水浒传》、《桃花扇》等。三是从某种著作中选出之一篇或一组作品，如《离骚》（从《楚辞》中抽出），《古诗十九首》（从《文选》中选出）。

4，丛书的种类、发展与文献价值。

丛书，即搜集两种以上的文献，按照一定理念与体例编校，冠以总名，以统一的版式和装帧印行的文献类型。

“丛书”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笠泽丛书》，此书并非后来意义之丛书，只是陆龟蒙个人诗文集。现一般认为南宋俞鼎孙、俞经编辑的《儒学警悟》为最早之丛书。南宋左圭编纂《百川学海》则为大规模综合丛书之先声，其收书达100种，170余卷。

丛书应在印刷术发明的基础上方能产生的一种文献类型。

丛书种类按内容有综合性丛书和专科性丛书。前者最著名即《四库全书》，后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等。后者专收某一学科、某一文体或某一类别之书。如文学方面，明无名氏编《唐五十家诗集》，为最早的唐代诗集大型丛书。清朱孝臧编《彊村丛书》，收书179种，含唐至元词总集5种，别集174种，为后来之《全宋词》奠定了基础。明毛晋编《六十种曲》，为明传奇戏曲丛书。清何文涣编《历代诗话》、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为诗话方面代表性之丛书。

1949年以后，中华书局编“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中国古典文献读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集”；上海古籍编“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等均有重要影响。

丛书文献价值明显，能相对满足读者对特定文献的要求，便于阅读、研究。张之洞《书目答问》单列“丛书”类，并称：“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

5，工具书的性质、类别与使用。

工具书为搜集一种或多种资料，按照一定编排体例和检索方法编写的、主要供人查阅的知识型文献。工具书与普通文献的界限是相对的，“查阅”的含义也是相对的。

与古典文学文献相关的工具书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书目、索引。为查阅文献的自然状况的最常用工具书。文献自然状况包括书名、作者、篇数、卷数、版本、内容提要、类别等。我国最早的书目为刘向、刘歆编辑之《别录》、《七略》（后亡佚）。《七略》部分内容保存于《汉书·艺文志》。《汉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均为重要的书目文献。重要的目录学著作还具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之意义。

索引又称“通检”、“引得”（index音译）。书后编写索引为西方学术传统。索引通常含四方面内容：按一定的排列法编排；有明确的索取范围；有特定的检索对象；注明标目在文献中的位置。索引可帮助迅速查找所需之资料。索引种类又可分为专名索引、印书索引、篇名索引、词语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等。

二是字典、词典。为最普遍常用之工具书。中文字典、词典编纂与汉字特性密切相关。古代以训释字形为主的称字书或字典，如《说文解字》；以训释字义、词义为主的称训诂书，如《尔雅》；以讲字音为主者称韵书，如《广韵》。现代字典、词典一般按照字序（形序或音序）、部首、笔画、四角号码等编排。

《说文解字》为最早之字书；《尔雅》为最早之词典。今人常用之字典、词典有《新华字典》、《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等。

使用工具书要明确工具书的类别，了解工具书的性质、熟悉编排体例，尽量使用权威工具书，对疑难字词可多种字典、词典参互使用，鉴别取舍。

三是类书、政书。类书为古代分类式资料汇编的工具书，多采辑文献中有关典故史实、名物制度、诗文词语等方面资料，分门别类编排，每一门类下又可分若干子目，供读书写作时查阅、征引。类书搜集资料广泛，内容丰富，被成为中国古代之百科全书。古代类书还可为科举考试之参考资料。

最早之类书为三国曹丕时所编《皇览》（已佚）。南北朝类书也基本亡佚。现存类书多为唐宋以后所编。唐代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宋代有《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等，明代有《永乐大典》、《经济类编》等，清代有《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涵》等。类书保存大量文献资料，为辑佚、校勘提供极大帮助，亦是今人研究古典常用之工具书。

政书为专门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工具书。它搜集历代或一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史料，分门别类加以编排和叙述，具有制度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性质。最早之政书为唐刘秩的《政典》，杜佑扩充为《通典》。宋郑樵《通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与《通典》合称“三通”，为极重要之典章制度史，后有“九通”、“十通”。另外，会要专记断代典章制度，唐苏冕为创始，著《会要》（宋王溥修订为《唐会要》100卷），王溥又编《五代会要》，南宋徐天麟编《两汉会要》，宋政府组织编纂《宋会要》，后有《明会要》、《春秋会要》、《战国会要》、《秦会要》、《三国会要》等。

四是历法、纪年。（略）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等。

附：干支常识

中国古代用干支纪年、月、日、时。天干地支简称‚干支‛，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注：十二地支对应十二生肖——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 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干和十二支依次相配，组成六十个基本单位，以甲子始，以癸亥终，周而复始。古人以此作为年、月、日、时的序号，叫‚干支纪法‛。

传说早在中华始祖黄帝建国时，命大挠氏探察天地之气机，探究五行(金木水火土)，始作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十天干，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地支，相互配合成六十甲子用为纪历之符号。根据《五行大义》中记载，干支是大挠创制的。大挠‚采五行之情，占斗机所建，始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谓之枝。有事于天则用日，有事于地则用月。阴阳之别，故有枝干名也。‛

我国历法以月球绕地球一周的时间（29.5306天）为一月，以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365.2419 天）为一年，为使一年的平均天数与回归年的天数相符，设臵闰月。据记载，公元前六世纪中国开始采用十九年七闰月法协调阴历和阳历。

天干地支，是古人建历法时，为了方便做60进位而设出的符号。对古代的中国人而言，天干地支的存在，就像阿拉伯数字般的单纯，而且后来更开始把这些符号运用在地图、方位及时间(时间轴与空间轴)上，所以这些数字被赋于的意思就越来越多了。

古人(一说黄帝)观测朔望月，发现两个朔望月约是59天的概念。12个朔望月大体上是354天多(与一个回归年的长度相近似)，古人因此就得到了一年有12个月的概念。在搭配日记法(十天干)，产生阴阳合历，发展出后来的天干地支；较为成熟时应该是在夏商周三代。

五是地理、方志（地方志）。（略）地理类主要有历代史志《地理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图集》等。我国记载某一区域（地方）自然与人文方面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地方文献即方志（地方志），为地方史与地理的结合。方志著作极多，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旧地方志有8000多种，类别以府志、州志、县志最多，另有以全国为对象之“一统志”，以省为对象的“通志”，小范围的乡镇志、边关志等。

六、思考题：

1，古典文献载体形式的演变有什么特征？

2，印刷文献与电子文献的出现在传抄史上分别有何重大意义？ 3，总集和别集的关系如何？

七、参考文献： 1，张舜徽著：《中国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徐有富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刘国钧著，郑如斯订补：《中国书史简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

第二章 古典文献的目录

一、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古典文献目录学的悠久历史与主要成就，了解古典目录的分类与沿革。认识掌握目录学是治学的重要门径及如何利用目录学著作。

二、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

（1）中国古典文献目录学的历史发展与主要成果。（2）古典目录的分类及其利用。2，教学难点：

如何引导学生利用目录学著作为学习和研究服务。

三、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为主，启发学生阅读思考为辅。

四、教学课时： 3课时。

五、教学内容

第一节 目录与目录学 1，目录与目录学的定义。

所谓目录是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出版、收藏等情况，指导阅读和检索图书等文献资料的工具。

目录在古代有“录”、“略”、“志”、“叙录”、“解题”、“提要”、“考”、“记”等异名，而汉晋以后，“目录”已成通名。

目录学则是研究目录的形成和发展，探讨目录工作一般规律的专门之学，它是目录实践活动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2，一书目录与群书目录的区别。

一书目录即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书的篇名和该书各篇叙录（或只有篇名没有叙录）。一书目录出现较早，《诗》、《书》之序，《周易》之《序卦传》就可看作早期之目录。而《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则为更典型的一书目录。一书目录多是一书的组成部分，附本书以行。古人多撰成全书然后编定目录，故目录通例在全书之末。

群书目录为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图书的书名和叙录（也有无叙录者）。它产生于我国图书、目录事业正式兴起的西汉时期。《汉书·艺文志》载“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成帝时，刘向校定群书，作《别录》，后刘歆作《七略》，均是群书目录的范例。

群书目录因著录众多文献，比一书目录作用与意义更大，其编排、著录也往往复杂和艰难。因之群书目录为目录学研究之主要对象。

3，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历史与主要目录学著述。

中国古代目录学萌芽于先秦，而正式兴起于西汉。随着汉代重视文献与文化的发展，散失文献得以集聚收藏，整理工作也应运而生。汉初即有张良、韩信等序次兵法，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成帝时，又广搜遗书，并名学者刘向遍校群书，编写篇次，撰写撮述全书大意之叙录，汇成《别录》。刘向开创了叙录体目录的范例。叙录现存《战国策叙录》、《晏子叙录》等八篇。哀帝时，刘歆又在其父基础上，“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七略》虽不存，但主要内容保存于《汉书·艺文志》。

东汉继续重视图书整理与目录学工作，班固《汉志》开创了根据官修目录编制正史“艺文志（经籍志）”的先河。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继续发展，《隋书·经籍志》著录官修目录十余种。唐宋目录学蓬勃发展，官修目录质量提高，史志目录有较大发展，私家目录也开始兴起，并有目录学理论的探讨研究。《隋志》、两《唐书》经籍（艺文）志、《古今书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等为目录名著。

元代目录学相对欠发达，有《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与钟嗣成《录鬼簿》（元杂剧专科目录）。

明清为目录学繁盛时期。明代如《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焦竑《国史经籍志》等较为著名，吕天成《曲品》为明代传奇专科目录。清代目录学最盛，《清史稿·艺文志》载各类目录百余种。数量多且内容、体例有开拓。《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为目录学史上巨著。章学诚《史籍考》、姚振宗《后汉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考证》、张之洞《书目答问》亦为目录名作。

第二节 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 1，古代书名的特征。

书名项为著录文献的名称、篇（卷）数以及作者姓名、附录等内容，反映图书的外貌特征。例：

楚兰陵令《荀况集》一卷，残缺，梁二卷。（《隋书·经籍志》）书名项为目录结构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没有书名不能成其为目录。早期文献大多没有篇名和书名，现有篇名和书名为文献整理过程中产生或确定。章学诚《文史通义·繁称》：“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校雠，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标书名，后世校雠，即以其人名书。”如先秦诸子著作《墨子》、《孟子》等，《孟子》有“梁惠王”、“公孙丑”等七篇均取各篇开首数字。

书名有时反映了文献主旨或著作形式等内容。如《孙子兵法》、《说文解字》、《十三经注疏》等。

2，叙录的源起与体例特点。

叙录（或称书录解题、提要等）列于书名之后，用以揭示图书的内容主旨、价值得失，介绍作者生平事迹。学术源流，以及该书的版本、校勘、流传情况等。

叙录为古代图书目录中最重要的结构部分，是古代目录学具有学术性和指示读书治学作用的具体表现之一。

叙录起源于刘向，其整理群书，所作《别录》，今存《战国策叙录》等数篇。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均为叙录体目录。

如《郡斋读书志》卷二“毛诗正义”条：

《毛诗正义》四十卷。右唐孔颖达等撰。据刘炫、刘焯疏为本，删其所烦而增其所简云。自晋室东迁，学有南北之异。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博，穷其枝叶。至颖达始著《义疏》，混南北之异，虽未必尽得圣人之意，而刑名度数亦已详矣。自兹以后，大而郊、社、宗庙，细而冠、婚、丧、祭，其仪法莫不本此。元丰以来，废而不行，甚无谓也。

清《四库全书总目》为叙录之集大成，所作提要灵活多样，简明扼要，堪称古代提要目录的代表。如《柳宗元集》提要：

臣等谨案：《诂训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唐柳宗元撰，宋韩醇音释。醇字仲韶，临邛人，其始末未详。宗元集为刘禹錫所编，其后卷目増损，在宋时已有四本：一则三十三卷，为元符间京師开行本；一則曽丞相家本；一則晏元献家本；一則此四十五卷之本，出自穆修家，云即禹锡原本。案陈振孙《书录解题》曰：‚刘禹锡作序，称编次其文为三十二通，退之之志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当时本也。‛考今本所载禹锡序，实作四十五通，不作三十二通，与振孙所说不符。或后人追改禹锡之序，以合见行之卷数，亦未可知。要之刻韩、柳集者，自穆修始。虽非禹锡之旧第，诸家之本亦无更古于是者矣。政和中，胥山沈晦取各本参校，独据此本为正，而以诸本所余者别作《外集》二卷附之于后，盖以此也。至淳熙中，醇因沈氏之本为之笺注，又捜葺遗佚，别成一卷附于《外集》之末，权知珍州事王咨为之序。醇先作《韩集全解》，及是又注柳文，其书盖与张敦颐《韩柳音辨》同时并出，而详博实过之。魏仲举《五百家注》亦多引其说。明唐觐《延州笔记》尝摘其《南霁云碑》，不知汧城凿穴之奇句，本潘岳《马汧督诔》，是诚一失，然不以害其全书也。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古代目录书的叙录，写作体例并不完全一致，如《四库提要》即根据各书内容特点即版本、校勘等情况各有侧重，灵活变通。目录学家有所谓“传录体”和“辑录体”之说等。

传录体叙录，始于刘宋王俭《七志》。王俭偏重于作者传记而不述图书内容主旨，《隋书·经籍志》批评其“文义浅近，未为典则”。因其不能全面揭示图书内容及其价值得失，而不受目录学家推重。

辑录体叙录，是辑录诸家评述和其他书内有关资料而成的叙录。其特点是不由叙录撰写者自己直接介绍评述，而是广泛汇集已有相关资料。其萌芽于佛经目录《出三藏记集》之“总经序”，而以《文献通考·经籍考》为代表。马端临广泛搜集各种资料，价值颇大。辑录体叙录对目录学史影响深远。

3，类序的种类与学术意义。

类序包括各大类（略、部）之序和小类（种、类）之序两种。目录学有称大类之序为“大序”或“总序”，小类之序为“小序”。《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

类序为古代目录中介绍某一类图书学术流变、特点、得失的说明性文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与叙录一起，体现了古代目录学“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

类序起源于刘歆《七略》之《辑略》（后佚）。《汉志》继承《七略》，而将其分散于各略、各家之后。此后多仿刘、班体例。

例：《汉书·艺文志》关于诸子之小说家著作之小序：

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关于诸子著作之大序：

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蹵一家，二十五篇。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书名、叙录、类序三项，为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但不同体例的古代目录，有时三项俱全，有时仅具一两项。大致而言，有下列三种体制：一是部类之后有类序，书名之下有解题，三项俱全者。如《郡斋读书志》、《四库提要》等。二是有类序而无题解的，如《汉书·艺文志》，《隋志》同。三是类序、解题均无，仅有书名一项。如《新唐书》、《宋史》、《明史》等艺文志。

第三节 古代目录的分类沿革

1“六分法”与“七分法”的基本情况。

“六分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法，创始于《七略》。西汉末年，成帝令刘向等整理群籍。刘向领衔，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李柱国校方技。后刘歆继续整理为《七略》，含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辑略为综述学术源流的绪论，不是图书分类。实际为“六略”（即“六分法”）。《七略》基本为《汉志》继承，据《汉志》，其“六略”类目如下：

（1）六艺略（九种）：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2）诸子略（十种）：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3）诗赋略（五种）：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4）兵书略（四种）：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5）数术略（六种）：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6）方技略（四种）：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六略（六分法）将各类典籍分门别类，条理井然，开创我国古代图书分类之先河，确为文化学术史上的伟大创造。其后学者多沿用六分法。魏晋南北朝之时，又有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等七分法。

刘宋王俭为秘书监丞，依《七略》别撰《七志》，据《隋书·经籍志·序》，其分类名目如下：

（1）经典志，（2）诸子志，（3）文翰志，（4）军书志，（5）阴阳志，（6）术艺志，（7）图谱志。附道经、佛经二类。实为九类。图谱及道经、佛经为其新增。

萧梁阮孝绪撰《七录》，斟酌王（俭）、刘（歆），分内外二篇。内篇五录：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二录：佛法录，仙道录。

《七志》、《七录》均继承《七略》传统，而又反映魏晋南北朝佛、道书籍兴起的实际情况。

2，“四分法”的演变历史。随着学术和文献状况的发展演变，图书分类法也在不断加以调整或改革。由《七略》六分法到四部分类并最终成为图书分类的主流，其本身就是一部学术史的折射。

四部分类起源于魏晋之际，初步成熟于东晋时期。曹魏时，秘书郎郑默“考核旧文，删省浮秽”，制成国家藏书目录《中经》（失传）。稍后西晋秘书监荀勖因《中经》而著《中经新簿》，分群籍为甲乙丙丁四部，据《隋书·经籍志·序》，其分类如下：

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

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 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

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

荀勖四部实际即经、子、史、集。此当为后世四部分类法的开端。又据《隋志》，其后经“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至东晋，方才重新搜集整理图书。大著作郎李充编制《晋元帝四部书目》，调整荀勖四部为“五经、史记、诸子、诗赋”。后世经史子集分部顺序“自尔因循，无所变革”。（《隋志》）

唐初修《隋书·经籍志》，继承发展荀勖、李充四部分类法，正式确立经、史、子、集名称，概括各类书籍性质内容。《隋志》分经部10类，史部13类，子部14类，集部3类，附加道、佛15类，构成55类图书分类。从此，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正式成为我国古典目录分类法的主流。

3，经史子集四部划分文献的概况。（1）经部：

经部著录儒家经典与后儒解经之著作，以及与学习经书有关的读物如小学之类。儒教经书初为“六经”（《乐经》消亡，实为五经），东汉时增加《孝经》、《论语》，合为“七经”。唐代又分《礼》为《仪礼》、《周礼》、《礼记》，分《春秋》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再加上《尔雅》，共为十二经。至宋代理学家将《孟子》地位抬高，朱熹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孟子》列入“经”的行列，“十三经”正式诞生。由《七略》之“六艺略”到四部之“经部”，儒家经学书籍一直列于群籍之首，其数量也可谓汗牛充栋。《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达1773部，20427卷。

（2）史部：

《汉志》无史籍类，而附于“六艺”之“春秋”类中。晋荀勖《中经新簿》始设史籍，后对史籍划分渐细，《旧唐书·经籍志》云：“乙部为史，其类十有三：一曰正史，以纪纪传表志。二曰古史，以纪编年系事。三曰杂史，以纪异体杂纪。四曰霸史，以纪伪朝国史。五曰起居注，以纪人君言动。六曰旧事，以纪朝廷政令。七曰职官，以纪班序品秩。八曰仪注，以纪吉凶行事。九曰刑法，以纪律令格式。十曰杂传，以纪先圣人物。十一曰地理，以纪山川郡国。十二曰谱系，以纪世族继序。十三曰略录，以纪史策条目。”后世仍有调整增设。

（3）子部：

《汉志·诸子略》含诸子十家，合并“兵书”、“数术”、“方技”三大类，唐以后又增释家、道书（神仙家）、艺术、类书、谱录等类，使子部内容庞杂，包罗哲学、军事、农业、医药、天文、数学、艺术、手工、饮食、动植物及阴阳五行、风水占卜和类书等各方面著述。其小说类还包括小说一类文学作品。

（4）集部： 以《汉志·诗赋略》为基础不断扩展而来。《隋志》有“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后世增设“文史”，《四库全书总目》又增设“词曲”，共为五类。

经史子集四部中，经部为与经学有关之著作，史部专科性较强，集部特点也较明显，而子部相对庞杂，凡难以归入其他三部者，全部归入子部。

4，其他分类法（略）。

第四节 古代目录书的类别

1，中国古代国家图书目录概况。

国家图书目录即所谓“朝廷官簿”，一称官修目录，为朝廷主持对国家藏书进行校理后所编的国家图书目录。西汉成帝、哀帝时期，令刘向等整理群书，最后编成《七略》，是为国家图书目录之始。后历代多有编纂，主要如下：

魏《中经》，郑默撰，已佚。西晋《中经新簿》，荀勖撰，已佚。东晋《元帝四部书目》，李充撰。隋《开皇四年四部目录》，牛弘撰，已佚。唐《开元群书四部录》（即“群书四录”），殷践猷撰，已佚。宋《崇文总目》，王尧臣撰，已佚。明《文渊阁书目》，杨士奇撰。明《永乐大典目录》，解缙等撰。清《四库全书总目》，纪昀等撰。

国家图书目录根据国家藏书而编成，著录图书全面丰富，基本代表各个时期国家藏书水平，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文化学术事业发展状况。这类目录基本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同魏晋以后国家藏书按四部陈列相一致。

2，史志目录的主要著作。“史家著录”，指由史家编入史籍的目录，包括历代正史原有或后人补修的“艺文志（经籍志）”。自《汉书》在《七略》基础上著成《艺文志》（一卷）始，后历代正史原有目录者有：

《隋书·经籍志》（四卷），《旧唐书·经籍志》（二卷），《新唐书·艺文志》（四卷），《宋史·艺文志》（八卷），《明史·艺文志》（四卷），《清史稿·艺文志》（四卷）。

以《汉志》和《隋志》最为著名。因历代正史“艺文志”所缺甚多，后来学者多有补修与补注者。其中有《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宋王应麟撰）、《汉书艺文志拾补》六卷（清姚振宗撰）、《后汉书艺文志》四卷（清姚振宗撰）、《补三国艺文志》四卷（清侯康撰）等数十种。

1955年始，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十史艺文经籍志，至1982年出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重版洪业等编纂之《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颇便检索。

史志目录多为后代史家根据以前国家藏书目录编制或根据各史列传、旧有目录及其他文献资料补撰而成，并不是严格、全面的藏书目录。所录范围或包括本朝及前代图书，或只录本朝著述（如明、清二志），有些史志目录并撰有叙录，学术价值颇高。

3，私家目录的历史与重要成果。

由私人藏书家或学者私人撰修的目录书，或说刘宋王俭《七志》即属于私家目录，稍后阮孝绪《七录》亦是。但二者均非私人藏书目录。

私家目录主要是指私人藏书目录。我国私人藏书历史悠久。《庄子·天下》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汉代私人藏书风气渐盛。其后历代均有藏书大家。

编制私人藏书目录约起于南朝宋齐时期。见于记载者，以萧梁任昉为始。《梁书·任昉传》载：

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昉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昉所著文章数十万言，盛行于世。

雕版印刷产生之后，书籍易行，私人藏书日盛。私人藏书目录也愈多。唐代有名者三家：吴竞《西斋书目》、蒋彧《新集书目》、杜信《东斋集籍》，均亡。

宋代著名私人藏书目录有：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尤袤《遂初堂书目》 其中前二家尤为著名。《郡斋读书志》撰成于1151年前后，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全书前有总序，四部各有大序，每类之首又有小序。每书写有提要，介绍作者生平，讨论书中要旨，或评论学术渊源，叙述篇章次第。其上承刘、班，下开陈振孙、马端临，意义深远。

而《直斋书录解题》后散佚，清代编《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2卷（原56卷），详加校订，即武英殿本。亦按四部编排，无总序和大序，只有七类小序。书目将《论语》、《孟子》并列单设一类，反映了当时学术文化状况。明代私人藏书目录约有十余家，如周弘祖《古今书刻》、钱谦益《绛云楼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清代私人藏书大盛，私家目录亦难以计数。著名者有：

钱曾《读书敏求记》等

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等。

私人藏书目录为古代目录中最丰富多样的一类，尤以宋、明、清三代为盛。多数著录详细，加以提要，对读书治学极有帮助。私人书目又因收录正统书目不收之小说、戏曲等，因而可补官修之缺。

4，丛书目录及其成果。

丛书为一种按照一定编辑原则汇聚群书的形式，其特点为仍保留各书原名和原有体例，而冠以一个总书记名（如《四库全书》），一同抄刻或印行。丛书便于利用，价值重大。张之洞《书目答问》称：“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因丛书具有广泛的综合性，其书目也地位独特。

《四库全书总目》、《四部丛刊书录》、《四部备要书目提要》等均是重要的丛书目录。而专门性丛书目录，以嘉庆四年（1799）顾修编录《汇刻书目初编》为最早。“汇刻书目”即丛书目录，此书收录宋元以来丛书260余种，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后有续补之作，如光绪时朱学勤、王懿荣《汇刻书目》，清末杨守敬《丛书举要》。而影响最大者为《中国丛书综录》，由上海图书馆编写，中华书局1959、1962年出版，收录全国41个大型图书馆各类丛书2797种，最为完备，且便于检索。

5，其他目录著作。（略）

主要有：地方文献目录，推荐书目录，专科目录，禁毁书目录，目录之目录等。

第五节 目录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

1，对了解历代文献状况与学术盛衰的意义。目录著述以其特有的形式为人们了解、检阅图书提供极大的便利。各类目录（尤其是官修目录）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各代官藏文献典籍状况，并大致反映了一代学术盛衰情况。

《汉志》著录屈原、荀况以来至西汉时期诗歌辞赋作品共106家，1318篇，其中1254篇为西汉之作。据此可知西汉诗赋创作之发展状况，而秦代仅有“杂赋九篇”，没有诗歌，又可见秦代无文的状况。

2，对把握学术流变的意义。

刘、班目录学著述，均具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之功，并成为目录学之重要特色与优良传统，目录学因此也被称为“流略之学”。

目录著作对文体兴起、流变、盛衰、得失往往予以简明扼要的叙述，显示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又对文献类别之产生、发展予以交待；从古代目录的分类及其图书著录情况方面，往往也能窥见学术演变的规律。如《隋志》较《汉志》，增加诸多新的文献种类，包括文学理论著作、佛学、道教著作等，正鲜明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文化的流变状况。

3，对学习、研究和整理古典文献的意义。

古典目录之“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使其具有很强的学习研究方面的指导意义。学习研究学术，最要辨明源流，考察得失，否则如在黑暗中摸索。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明目录，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江藩《师郑堂集》：“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

张之洞亦有言：“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致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

文献古籍整理，也须借助目录。目录保存关于文献方面大量的原始资料，要整理古籍、考订作家，必须充分利用目录、版本。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论“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举古代利用目录学考辨古籍之六项方法：

一曰以著录之有无断古书之真伪； 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

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 四曰因目录访求阙佚； 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

六曰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如考察“三家诗”流传亡佚情况：据《汉志》，有“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三家皆列于学官”。《隋志》仅著录《韩诗》与《韩诗外传》，其《诗》类小序曰：“《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仍著录《韩诗》及其《外传》，至《宋史·艺文志》则仅录《韩诗外传》而未见《韩诗》，可见《韩诗》于宋代已然亡佚。考察几部目录学著述，三家诗存亡情况基本可知。而目录学对整理研究古代文献之意义也不言而喻。

六、思考题：

1，中国古典目录学形成、发展的基本线索如何？ 2，古代目录在基本结构和分类体系方面有哪些特点？ 3，如何认识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七、参考文献： 1，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 2，纪昀等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第三章 古典文献的版本

一、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古籍版本的源流与版本的重要性，认识古籍版本的类别与纸书的不同装帧样式，初步掌握版本鉴别与选择的相关知识。

二、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

（1）中国古籍版本的类别与纸书样式。（2）古籍版本鉴别与选择。2，教学难点：

如何鉴别与选择中国古籍版本。

三、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为主，启发学生阅读思考为辅。

四、教学课时： 3课时。

五、教学内容

第一节 版本的源流及名称

1，版本的定义与现代版本的概念。

版本，严格意义是版刻（雕版）印书出现以后为区别刻本和写本而使用的名称。最初印版为木板雕刻而成，故又名“板本”。

而“版（板）”和“本”很早就作为书籍文献的名称在使用，因此，广义版本又指一切形式的书本。

中国古籍历史久远，相传三皇五帝时代即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的典籍，多不可信。而《尚书·多士》曰：“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或属可信。殷墟甲骨文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然目前尚未出土殷商“典”、“册”文献。

书籍的载体由甲骨到青铜到石头再到竹木、缣帛等，逐渐向后世严格意义上的书籍方向发展。石鼓石刻已具备书籍规模，简册（简策）则已成为一种正式书籍的形式。

“本”原为木之根，后书籍文献的原本亦称“本”。《文选·魏都赋》注引《风俗通》云：“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其后简册之制既废，写书者借人之书传录，则称所借者为“本”。《后汉书·延笃传》注引《先贤行状》曰：“延笃欲写《左氏传》，无纸，乃借本讽之。”

版本之称，正式起于雕版印书。《梦溪笔谈·技艺》：“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曰：“唐以前书籍皆写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可见宋人“板本”乃指与“写本”相对之雕版印刷之书本。

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雕版谓之板，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自雕版盛行，于是版本二字合为一名。”

随着书籍文献的发展，版本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它囊括了以雕版印刷为主体，同时包括雕版之前的写本和之后的抄本、活字本、手稿本、批校本、影印本等各种类别，也包括新式印刷的各种书本。现在，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等电子音像制品，也是一种广义的书籍，同样有版本问题。

2，了解版本的重要性。

重视版本是我国学术的优秀传统之一。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不同版本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读书能获得好的版本，意义十分重大。张之洞《书目答问》曰：“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四部丛刊》编辑者则称：“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紧要。兹编所采录者，皆再三考证，择善而从。„„若仅以时代先后论之，则不免于盲人道黑白矣。兹编于此类，颇用苦心，非泛泛侈言存古也。”以精益求精的态度选择版本，是出版高质量文献的保证，也是文史研究者高质量研究的基础。

而现代意义的版本很大程度上又与知识产权相联系。现代法律制度规定，著作者享有著作权，出版者享有版权。而无论著作权还是版权，其物质形态都是某一版本。我们选择某一版本，也就形成了与著作人及版权人的法律关系。因此，重视版本的选择和使用，应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思想意识。好的版本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正确的信息，也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研究的便利。

第二节 版本的类别 1，写本的性质与种类。

写本亦称手写本，即成书以手写形式流传的本子，为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的主要版本形式。唐以前的纸书均为手写本。印刷术发明后以至明清时期，手写本仍然存在。一是刻本面世之前，几乎所有书籍均有写本之阶段，二是有些大型类书或需求量极少的书籍，不便刻印而只能以写本形式流传（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

写本因其性质与作用又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手稿本。作者亲笔所写，多增删修改，一般有署名和序跋，最能体现作品原貌，反映作者的创作过程。

二是稿本。非作者亲笔所写，但经过作者校改，一般有作者印鉴。又称清稿本，也能体现作品原貌。

三是抄本。未经作者过目，更无作者笔迹。或从稿本过录，价值仅次于稿本；或为传抄，其价值当视具体情况而定。一些难得珍本正赖抄本得以流传。时代自唐抄本至清抄本均有。时代难以确定者统称为旧抄本。

2，刻本的历史与分类。刻本指在板木上刻字刷印而成的书籍。刻本始自唐代，分类复杂，因不同的划分标准而有不同分类。

按时代论，有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民国刻本等。唐刻本现存极少，现存最早为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刻印的《金刚经》。五代刻本传世亦甚少，国内现存有杭州雷峰塔所出《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宋代为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校勘精审，刻印精美，堪称楷模。现存宋刻本几乎都是精品。元刻本首推学校刻本。明清刻本种类多、层次丰富，质量亦参差不齐，需要加以辨别。

按区域论，可分为浙本、蜀本、闽本（因以福建建宁府建安、建阳为中心，又称建本）、平水本（山西）等。浙本、蜀本重校勘，质量较好；建本多考试书和通俗书，建阳麻沙镇刻本粗制滥造，麻沙本几乎成为劣本之代称。

以刻印主体论，有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官刻本因单位不同又有监本（国子监刻本）、经厂本（明内府司礼监经厂库刻本）、藩府本（明藩王府刻本）、局本（清末各地官书局刻本）、书院本（各地书院刻本）等不一而足。家刻本、坊刻本均属私人刻本。家刻本多由学者或藏书家主持，目的主要是为了流传善本、保存自己或亲友著作，不为营利，一般质量较高。坊刻本由坊主主持，目的多为营利，刻书质量高低差别很大。

以刻印版次先后论，有初刻本、原刻本、重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修补本、增修本、重修本、递修本、三朝本、百衲本、补配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一般以初刻初印本价值最高。

以版式和字体论，有大字本、小字本、巾箱本、书帕本、插图本、批校本、黑口本、白口本、十行本、八行本等。

以印刷墨色论，有蓝印本、朱印本、墨印本、套印本等。大抵明人多蓝印本，清多朱印本。

以流通情况论，有通行本、旧刻本、残本、善本、孤本等。通行本指最为流通的版本。

3，善本的定义与范围。

善本即珍贵难得的古籍刻本、写本，其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或某一方面的特殊价值。原本或接近原本的版本属于善本，经过名家精校的版本均可视为善本。

善本的范围，《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列有九条：

（一）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含残本与零页）。

（二）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含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零页），不含印版模糊、流传尚多者。

（三）清乾隆以前流传较少之刻本、抄本。

（四）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之稿本，以及流传很少之刻本、抄本。

（五）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六）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

（七）印刷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本，或有较精版画、插图的刻本。

（八）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行的图书。

（九）明代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者。

按：如从阅读角度看，足本、精本即是善本。孤本指现存唯一版本。

4，活字本与影印本概况。

写本、刻本之外，还有活字本和影印本。

活字本即用活字排印之书本。根据活字原料，有泥活字本、磁活字本、木活字本、铜活字本、锡活字本、铅活字本。活字排版技术于北宋成熟。泥、铅、锡活字本图书流传甚少，主要为木活字和铜活字本。木活字本最著名者为清武英殿聚珍版，共印书134种。铜活字最著为清《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至雍正四年（1726）。

近代西方活字排版技术引进后，雕版于传统活字技术逐渐淘汰，铅活字本成为近代主要版本形态。目前，激光排照技术已普遍运用，即为电子版或电子活字本。

影印本指采用照像制版等工艺使原书或原稿得以再现的复制本。有石印本、胶印本等。影印本能保持文献原貌，出版成本相对亦较低。但影印本的价值主要依赖其所依据的原本价值。

第三节 纸书的装式

1，卷轴装的特点与优劣。

纸书出现后的装帧形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盛行卷轴装，这无论从文献记载和实物流存都能得到充分的证实。生活在三国至西晋时的傅咸曾作有《纸赋》，说当时的纸书“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当是最早对纸书卷轴装的形象描绘。纸张有一定的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可见三国两晋时期的纸制书籍已是卷轴装。

卷轴装为写本书的主要装帧形式，其缺陷，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称：“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一纸表里，常兼数番。且每读一卷，或每检一事，细阅卷舒，甚为烦数，搜集整比，弥费辛勤。”

2，旋风装的特点与优劣。

为克服卷轴装阅读和翻检的不便，旋风装应运而生。

旋风装即将裁成一定大小的纸两面书写，或将两页纸裱成一页，两面书写，然后将写好的书页一端依次粘贴在一张卷纸上，装上卷轴，成为一本旋风装的书籍。旋风装的卷轴不是装在该卷的末尾，而是装在开头。其打开后似一片片独立粘于卷纸上的叶子，故又称“叶子”。又因其将书页鳞次栉比地相连，看似龙鳞，故又称“龙鳞装”

旋风装缩短了卷子的长度，增加了卷子的容量，又便于翻检，均优于卷轴装。但其不能完全克服卷轴装的卷舒之难，且其散页卷曲后难以平复，故缺点仍然明显，难以被广泛采用。

3，梵夹装的特点与优劣。

梵夹装不是中国典籍固有的装帧形制，而是古代中国代对从印度传进来的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式的一种称呼。隋朝杜宝在其《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筴”。“筴”即册意，后来演化为“夹”。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翻经场有新从外国传进来的佛经，经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文字横行。写好的贝叶，约磨厚薄多少，形成一摞，再做成两块与贝叶大小相同的木板，上一块下一块地将摞起来的贝叶夹住，然后在中间穿一孔，或在两端靠里的位置上各穿一孔，最后用绳穿孔，绕捆夹板贝叶，一个梵夹装式就算装帧完了。因其是梵文书写，又因其是夹板穿捆，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就称其为梵夹。

梵夹装与中国的所谓的经折装，没有任何相通或相同之处。由于贝叶经梵夹装式的影响，中国纸书也有仿此装式的现象出现。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收藏的中国敦煌遗书中，有唐末或五代时书写的《禅门经》一件，纸为长条状，似仿加工好的贝叶，共19叶38面。其夹板穿绳虽早已失传，但两端靠里部位的穿孔犹存，说明它就是当时中国纸书的梵夹装。

梵夹装的优点是每页独立存在，便于翻检。其缺点是穿绳磨断或页洞破损，易造成书页散失或阅读不便。

4，经折装的特点与优劣。

经折装是将卷轴改为折叠式，书纸仍由多张纸粘起来的长幅，但不用卷轴，而是按一定宽度一正一反折叠成长方形的折页，前后则用两块与折页相同的硬板把折页夹起来，类似于梵夹装。

经折装吸收了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的经验，比较便于诵读，古代中国佛道二教经典主要为经折装，经折装之名亦由此而来。但经折装的折口容易断裂，断后亦易造成散页，如此，蝴蝶装应运而生。

5，蝴蝶装的特点与优劣。

清·叶德辉《书林清话》称：“蝴蝶装者，不用线订，但以糊粘书背，夹以坚硬护面。以版心向内，单口向外，揭之若蝴蝶翼然。”蝴蝶装也简称蝶装，其具体的装法是将每张印好的书叶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上下两个半版字对字地折齐。然后集数叶为一叠，以折边居右戳齐成为脊，而后再在书脊处用浆糊或其他粘连剂逐叶彼此粘连。再预备一张比书叶略长的硬浆湖的书脊上，作为前后封面，也叫书衣。最后再把上下左三边余幅剪齐，一册蝴蝶装的书就算装帧完了。这种装帧形式，从外表看很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好像蝴蝶身躯居中，书叶恰似蝴蝶的两翼向两边张开，看去仿佛蝴蝶展翅飞翔，故称蝴蝶装。蝴蝶装适应了一版一叶的特点，并且文字朝里，版心集于书脊，有利于保护版框以内的文字。上下左三边朝外，则均是框外余幅，磨损了也不致于伤害框内文字。这就是蝴蝶装广泛流行于宋、辽、西夏、金、元的根本原因。蝴蝶装始自唐末五代，敦煌文献《王陵变》已是蝴蝶装。宋元时流行。但因当时印书只印一面，翻阅时，有时翻到无字书页，颇有不便。因此蝴蝶装也有缺陷。

6，包背装的特点与优劣。

包背装的特点，是一反蝴蝶装倒折书叶的方法，而将印好的书叶正折，使版心所在折边朝左向外，使文字向人。书叶左右两边的框外余幅，由于是正折书叶，故齐向右边而集成书脊。折好的数十叶书叶，依顺序摞好，而后戳齐左边书口，压稳。然后在右边框外余幅上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裁齐右边余幅的边沿，形成平齐书脊，也称书背。再用一张硬厚整纸比试书背的厚度，双痕对折，做为封皮，用浆糊粘裹书背（脊），再裁齐天头地脚及封面的左边，一册包前装的书籍就算装帧完了。这种装帧的特点主要是包裹书背，所以称为包背装。包背装有些类似于今日之无线装订，只是其书页为双页。它是对蝴蝶装的改进，出现较早，而盛行明代。包背装版心向外，插架时容易磨损书口，故改蝴蝶装的直立插架为平放，封面也改为软质，类似于今日之平装书。

包背装仍有版心较易磨损等缺点，而线装书最终取代了蝴蝶装和包背装。

7，线装成为装帧主流及其原因。

与包背装的整纸裹背不同，线装书只在前后各加一张护页，连同正文用线装订在一起，不包书背。线装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克服以前各种装帧的缺点，因而最终成为古代图书装帧的主流。线装书约于宋代已出现，今大英图书馆藏北宋写本《金刚经》即是线装。至明代中叶以后成为主流，至今仍有部分古籍采用线装形式。

西方印刷及装帧技术传入中国后，又逐渐取代中国传统的装帧形式，现多数古代文献的重新排印本均采用新式装帧，装帧、印刷均更加精美。

第四节 版本的鉴别与选择

1，如何依据版本形式进行鉴别。

第一，验牌记。牌记又名碑牌、木记、墨围，俗称书牌子，即刻书的一种版本记录，相当于今版权页。一般认为牌记始于宋代。牌记最初环以墨围，是为了区别正文，引起读者注意。后来为了美观而对墨围进行美化，形成单线牌记、双线牌记和花线牌记数种。一般为长方形，也有钟形、鼎形等。通常为一两行文字，用以说明刻书时间、地点或刻书人、刻书铺号等。牌记位置不定，其信息丰富。概言之，牌记内容可反映：刻书过程；所刻字数；刻书部数及定价强调版权；显示版本类型；表明版本源流等。

牌记虽是鉴别版本的重要依据，但亦不可过分迷信。因牌记具有广告性质，特别是一些坊刻本为牟利而作伪，挖改牌记等时有发生。

第二，考刻工。刻工即刻字工匠。古代刻字工匠以刻板计酬，故往往要求刻工于书板上附刻其姓名（或姓名之一部分）。刻工有时为自我宣传也会刻其姓名。根据刻工及序跋、碑记等，较易断定刻本年代。

版本学界颇为重视刻工问题，中外学者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有宋、元、明历代刻工表等著作。然仅凭刻工鉴别版本仍然不够。一是非所有书籍均附刻工姓名，二是很多刻工姓名不全或古今同名，难以考证，三是明清覆刻宋元本，有时连同刻工一并翻刻，造成混淆不清。

第三，看版式。版式即书板样式，包括版面、栏线、行款、版心等。版面指纸面上印版所占的面积。其四周以线包围，称版框（又称版匡）。栏线也称界栏，即版面四周的边线，上方为“上栏”，下方为“下栏”，左右称“边栏”或“左、右栏”。只用一条粗线的称“单栏”，用一粗一细的称“双栏”。不同时期、不同出版人往往使用不同的栏线，因之其可以作为鉴别版本的依据之一。

行款即行文款式，包括行格和字数，通常以半页计算。各代刻书行款复杂，但也有规律可循。不同时代每行刻字多寡不一，横竖整齐度也不一，因此行款可作版本之重要参考。

版心即刻板的中心部位，为两半页的分界处，一般不刻正文，而刻有折叠书页标志的“鱼尾”。鱼尾数量、形状有不同，有“单鱼尾”、“双鱼尾”（上下均刻）、“三鱼尾”（上中下均刻），“黑鱼尾”（鱼尾全黑）、“白鱼尾”（鱼尾全白）、“线鱼尾”（以线条表示）、“花鱼尾”（类似花纹图案）等。宋代通行蝴蝶装，鱼尾朝里，故名版心。后改为包背装和线装，版心朝外，故又称“书口”（有黑口、白口、大黑口、小黑口、上黑口、下黑口等之分）。

版式涉及很多版本学问题，综合考察版式各方面，对于鉴别版本帮助极大。第四，查讳字。了解古代文字避讳制度（分避国讳和避家讳两种），一般认为始于周，行于秦汉，盛于隋唐，严于宋，极于清，直至民国改元。文献避讳常有该字、空字、缺笔、改音等。

讳字可作为鉴别版本之一途，但非绝对可靠。一是覆刻本对原本讳字原样保留，容易形成误判，二是书商有故意利用讳字作伪，三是不同时代避讳制度不同，家刻本、坊刻本有时避讳不严，均可造成误判情况。

第五，看字体。古人刻书颇重书法，一个时期或一个区域流行某一种或几种字体，与时代风气、文化传统相关。不同时代与区域刻书之字体往往具有不同特色，因此亦可用来鉴别版本。

第六，看纸墨。刻板印书所用纸墨一般也具有时代性和区域性，因此亦可用此作为版本鉴定依据之一。

第七，看装帧。各个时期有不同的装帧样式，版本装式同样可以作为版本鉴别依据。不过也需注意历代图书装帧的复杂性。

第八，审书名。有些书名前冠以“国朝”、“皇朝”、“昭代”等，可鉴别是否为本朝刻本。

2，如何依据书籍内容进行鉴别。

第一，读序跋。古籍多有序跋，序（叙）有自序、他序两种。跋（跋尾）约始于唐，为置于篇后或卷后之文字，为序言之补充。跋置后则序居首，渐成惯例。一般年代最晚的序跋与该书刊刻时间较近，因此可以作为鉴别版本的参考。但要注意序跋是否完整，是否覆刻，是否伪造序跋。

第二，审内容。因文献刻印时间总在成书之后，依据书籍内容即可断定该书版刻之上限。审查内容包括人名、地名、官名、年代、事件等。审查内容需要细致阅读，更需要丰富的文史知识与敏锐的眼光。

3，如何依据前人成果进行鉴别。

第一，读题识。题识即藏书家或其他人在书上留下的题跋识语。古代藏书家对经手图书多仔细鉴定并留有鉴定意见，即题识。好的题识对于鉴别版本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名家题识不仅有助于鉴别版本，还提升了版本收藏价值。历代学者普遍重视名家题识版本。但需注意伪造名家题识的情况。

第二，审藏印。古代藏书家喜在收藏之图书上钤以自己的藏书印之类，表明此书为其鉴定收藏。一般说，该版本刻印的下限应早于鉴藏者的年代。且藏书印各有特色，钤印习惯也有不同，因此审藏印可助鉴别版本。但也有牟利书商伪造印鉴的情况。

第三，查著录。注意前人对该书及其版本的著录情况，含文献名称、卷数、作者、成书时间、版本流传等均对版本鉴别有极大帮助。

除目录著作外，许多学者在书信、日记、札记、文集等各类著作中往往也论及版本问题，同样值得参考。只是不能完全迷信盲从。

总之，鉴别版本是一项复杂而专业的工作，各种方法应参互使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注意文献的每一方面特点，仔细比勘，不可轻下断言。

鉴别版本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选择：选择购买、阅读或收藏。一般最有价值者为善本、孤本，但普通读者难以目睹，更难以得手。

对新刊古籍，也需择善而从。张之洞曰：“此有一简易法，初学购书，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刻，卷尾附有校勘记，而密行细字，写本精工者即佳。”今人整理之传统古籍，须尽量选择名家精校、精注本。

六、思考题：

1，掌握版本知识和鉴别版本有何重要意义？ 2，什么是善本？如何判别善本？

3，鉴别和选择版本有哪些常用的方法？又各有什么局限？

七、参考文献： 1，叶德辉著：《书林清话》，岳麓书社1999年版 2，毛春翔著：《古书版本常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3，程千帆、徐有富著：《校雠广义之版本编》，齐鲁书社1998年版

第四章 古典文献的校勘

一、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古典文献发生错误的原因及错误类型，掌握校勘的几种基本方法。认识校勘成果的不同处理形式。

二、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

（1）中国古典文献发生错误的主要类型。（2）古典文献校勘的主要方法与处理形式。2，教学难点：

如何灵活掌握中国古典文献校勘的不同方法。

三、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为主，启发学生阅读思考与练习为辅。

四、教学课时： 3课时。

五、教学内容

第一节 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

1，“讹”及造成文献讹误的原因。讹也称误，为文献中最常见的错误现象。《吕氏春秋·察传》：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以上即是典型的文献讹误。由于古代文献先由手自笔录、辗转传抄，唐代才逐渐有刻板印刷，且即使刻印也有精粗之分，所以年代既久，文献讹误势必难免，有些文献文字讹误甚至极为严重。

2，“脱”及脱文的类型。

文献在传抄或刻印过程中脱漏一字或数字称为脱文，也称夺文或阙文。脱文现象产生应甚早，且也较普遍。

古代简册因编绳断烂，在重编时失去一简或数简称为脱简，后世也称脱文较多的现象为脱简。古书脱页现象也较常见，如《文心雕龙·隐秀》一篇脱去一页，后人予以增补，已非原貌。黄侃称：“此纸亡于元时，则宋时尚得见之。惜少征引者。唯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此真《隐秀》篇之文，今本既云出于宋椠，何以遗此二言？然则赝迹至斯愈显，不待考索文理而亦知之矣。”古代脱文甚至有脱卷的情况，如《汉志》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注曰：“十篇有录无书。”可见东汉之时《史记》已有十篇（亦即十卷）亡佚。

3，“衍”及衍文的类型。

原稿所无而传抄或出版过程中误增的文字称为衍文，亦称衍字、羡字。衍一字或数字情况多见。如《淮南子·氾论》：“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王念孙校：“‘诵先王之诗书’，‘诗’字因上文《诗》、《春秋》而衍。先王之书泛指六艺而言，非《诗》、《书》之书也。‘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两‘得’字皆因下句‘得’字而衍。高注云：‘闻圣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时之本意。’则‘闻’下无‘得’字明矣。《文子·上义》篇正作‘诵先王之书，不若闻其言；闻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

衍文也有衍出一句以至数句的，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宋·王应麟《困学纪闻·考史》指出其为后人取《汉书·司马相如传》赞语，正是。

4，“倒”及倒文的类型。

倒指原稿文字并无讹误、衍、脱等，只是在流传过程中产生文字前后次序颠倒错乱的现象。次序被颠倒之文字称“倒文”，纠正之则称乙正或乙转。倒文较多的习惯称“错简”。倒文分字倒、句倒、篇章倒等，目录、表格也有颠倒错乱情况。

字倒之例，如《淮南子·人间训》：“家富良马。”王念孙云：“良马本作马良，与家富相对为文。”

句倒之例，如《老子》第十四章：“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周祖谟指出：“汉代帛书《老子》乙本作：‘随之而不见其后，迎之而不见其首。’”

5，文献多重错误概况。

文献同时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错误类型即为多重错误。有既讹且脱、既讹且衍、既讹且倒、既脱且衍、既脱且倒、既衍且倒。既讹且脱又衍、既讹且脱又倒、既脱且衍又倒等情况。

两重错误者，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开元天宝遗事·斗花》：“长安王士安，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王士安”实为“士女”之误。是为既衍且讹。

三重错误者，如《淮南子·说林》：“屠者羹藿，为车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处狭庐。”王念孙曰：“‘羹藿’本作‘藿羹’，‘藿羹’与‘步行’相对为文。诸书多言‘藿羹’，无言‘羹藿’者，此写者误倒也。‘为车者步行’本作‘车者步行’，古者百工各以其事为名，故《考工记》曰：‘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此言车者，犹《考工记》言车人也。后人误以车为车马之车，故又加‘为’字耳。‘陶者’本作‘陶人’，与‘匠人’相对为文，今本‘人’作‘者’，因上二句而误。‘庐’与‘卢’同。道藏本、刘本并作卢，庄改‘卢’为‘庐’，未达假借之义。《太平御览·器物部三》引此正作‘屠者藿羹，车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处狭庐’。”是为既讹且衍又倒例。

第二节 校勘的资料

1，依据本书的异本进行校勘及异本的种类。

章学诚《校雠通义·校雠条理》称：“校书宜广储副本，刘向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夫博求诸本，乃得雠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书籍异本一般包括： 第一，稿本。稿本为成书时最初文字记录，保持书籍的本来面目，因此为校勘之最可靠依据。稿本又有初稿与定稿之别，定稿更能代表文献原貌。

第二，抄本。稿本为数甚少，留存更少。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以抄写方式流传；印刷术之后，抄本仍是书籍流传之重要方式。抄本特别是旧抄本价值很高。抄本有简书、帛书、纸抄本之分。

旧抄本保留了文献较为原始的面貌，因此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敦煌卷子的发现，为我们打开了古代纸抄本的宝库，提供了极为丰富和宝贵的校勘资料。敦煌卷子对唐诗等的校订作用十分明显。

第三，拓本。将刻石上的文献资料用纸摹拓下来，于是形成了拓本。由于不少拓本所据石刻文献比较原始，因此较为可靠，常被用作校勘资料。拓本越原始、越完整，也越可靠，价值越高。

第四，印本。稿本、抄本、拓本总体不多，故校勘之主要资料还是各种印本，包括刻本和活字本。校勘家特别重视那些既早又可靠的本子。

第五，注本。古籍有多种注释方式，注又通常附书以行。附有注释之文献即为注本。注本为文献异本之一，也是校勘的重要资料。

需注意者，注文同正文一样，也会出现各种错误，有无心之错，有被后人改造成错。校勘必须谨慎。

第六，选本。选本可能是抄本，也可能是印本。不少选本编辑较早，较多保留作品原貌，因此可作校勘资料。如《文选》、《文苑英华》等。

第七，校本。凡经校勘之书称为校本。今人校勘当充分利用前人校勘成果，校本正是前人重要的校勘成果。校本的优点是：一是前人据以校书的某些版本及相关资料可能已经亡佚，或某些资料难以见到，校本将其保存或让我们易见；二是校勘者多为专家学者，校勘成果多值得参考。

2，利用他书的引文进行校勘。

利用他书的引文校勘，引用各书较多者为古代类书、古书注及书抄等。

第一，古类书引文。类书节录各书原文，甚至整部收录，不少类书资料原始，为校勘的较好资料。宋人即已用类书进行校勘，清代乾嘉时期尤为广泛。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成就最为突出。

但引类书也要特别慎重，因类书编纂往往对原文有删节改易，也有传抄错误。第二，古书注引文。古代有些注本知识丰富、注释严谨，博引群书，较为接近文献原貌。因此古书注也可作为校勘之资料。如王念孙校《汉书》特别注重利用《史记》、《后汉书》、《水经注》等注释。但古注也有对原始文献进行删节改造，因此也需鉴别。

第三，其他古书引文。其他古书引文虽然情况复杂，检索不易，但仍为校勘参考的重要资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者为书抄。汪辟疆《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云：“书抄在六朝唐初最盛，但抄而不类，故与类书不同。今存者如《群书治要》、《意林》，皆可看。亦因其保存古书至多也。”《群书治要》为魏征等撰，于原文皆无增损，较接近原貌，故王念孙父子尤为重视。此外，古代小学类工具书引文较多，也可作为校勘之资。

需注意者，古人引书方式多样，加之文献传抄、刻印难免出错，因此引文与原典不符者时有。校勘引用尤需谨慎。

3，利用其他文献资料进行校勘。

本书异本、他书引文之外，一切相关资料皆可作校勘之资。此类资料与原书关系往往间接，援用当更加谨慎。

一是甲骨文。为古代文献之源头，与后世文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校勘时常可作参考。

二是金文。三是石刻。四是古印、封泥。古印、封泥亦属原始文献，多涉及官名、地名、人名，对校勘有特殊之借鉴。

第三节 校勘的主要方法 1，对校法及其优劣。

对校就是将某一文献的不同版本进行对比，从而发现并改正书面材料错误的方法。首先选择一种版本作为底本，再用其他版本逐字逐句比较，把各本异同记录下来。陈垣《校勘学释例》：“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

对校法优点在便于发现文献中的错误和找到改正错误的依据。其发现和改正的错误，均有版本上的依据，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主观武断、妄改原文的弊病；而且若将所有异文汇编成校勘记，则无异于汇聚了多种版本。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即是此种著作。

对校的第一步是广搜异本，以便对照和选择。在各种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鉴定，确定底本，并按照各本的校勘价值分他本为主校本、辅校本、参校本等。

底本选择为校勘之起点。其选择标准，张之洞归纳为三：一曰旧本，二曰足本，三曰精本（善本）。其余参校本的选择亦可仿此。

2，本校法及其优劣。

将某种文献的上下文进行对比，找出其内容上与文字上的异同，从而确定与改正其错误的方法，即本校。陈垣《校勘学释例》：“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缪误。„„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予于《元典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节目讹误者若干条。至于字句之间，则循览上下文义，近而数叶，远而数卷，属词比事，抵牾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

一书内容前后相联，语言风格往往一致，故可据此而进行校勘。但有的古籍非出自一人之手，或可能有不同的资料来源，其内容文字往往本身前后不一，因而本校法亦需谨慎从事，以免以此律彼，增加新的错误。

3，他校法及其优劣。

他校即引用其他文献中的引文或相关文字进行校勘。陈垣《校勘学释例》：“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但我们要对他校的资料的可靠程度作出判断。一般而言，时代越早，越接近原貌，也越可靠。应考虑古人引书之不严的通例。

4，理校法及其优劣。

理校即推理式校勘，是校勘的重要的补充方法。当文献材料存在明显错误，而又缺乏足够资料可供比勘时，可采用推理之法加以合理改正。陈垣《校勘学释例》：“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理校通常需要从语言、体例、史实等多方面寻找作为推理的依据。

一是语言。根据字形、字音相近的情况来推断并改正。如陈垣校《元典章》吏部卷五“合无滅半支俸”，校曰：“‘滅半’当作‘减半’。”卷六“年高不任部书”，校曰：“‘部书’当作‘簿书’。”因不明词义而造成之错误，亦可通过训诂来校勘。有时还可考虑语法习惯、修辞艺术等等。

二是体例。古书通常有一定的体例，可据此校勘。阮元称：“经有经之例，传有传之例，笺有笺之例，疏有疏之例。”古书正文与注释常易混淆，但二者体例不同，据此也可校勘错误。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十二诸侯年表》：“《史记》诸年表皆不记干支，注干支出于徐广„„考徐注体例，唯于每王之元年记干支，此表每十年辄书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甲子字，不特非史公正文，并非徐氏之例，其为后人孱入，凿凿可据。”

三是史实。文献如有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则可能有两种情况：原稿本身有误，或者流传时致误。校勘之任务即在纠正后一种错误。对于人物、年代、地点、名物制度等的疑问均要详察实际情况，斟酌取舍。如敦煌曲子词之一首《浪淘沙》有“五里竿头风欲平”句，任二北（中敏）《敦煌曲校录》改作“五里滩头风欲平”。对此，潘重规《天真质朴的敦煌曲子词》分析曰：

第一句‚五里竿头风欲平‛，文义不通，任二北没有看到原卷，所以将‚竿‛字改作‚滩‛；但是改作‚滩‛后，仍然和第二句文义不能贯串。其实伦敦斯二六〇七号作‚五雨（两）竿头风雨平‛，伦敦写本‚雨‛和‚两‛往往不分，……《文选》郭璞《江赋》云：‚觇五两之动静‛，李善注云：‚兵书曰：‘凡候风法，以鸡羽重八两，建五丈旗，立军营中。’许慎《淮南子》注曰：‘綄，候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原来古人测候风力的仪器叫做五两，而五两是系在旗杆之颠，所以这句词应作‚五两竿头风欲平‛。

5，综合考辨法在校勘中的运用。

在实际校勘中，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往往参互使用，以便得出更加可靠的结论。

戴震提倡理校，但在其校勘实践中，也兼用对校、他校等。顾千里（广圻）强调对校，但同样兼用他校、本校以至理校。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更是广泛运用各种校勘方法取得了突出的校勘成果。

6，校勘记的撰写方法。

为了同原文有所区别，人们早就注意用不同颜色的笔墨来做校勘工作。从汉代开始，学者就如何写校勘记已形成一定的格式，如遇误字，则在校勘记中用“当为”表示。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归纳历代校勘记的十条方法：

一、凡文字有不同者，可注云：‚某，一本作某。‛（或具体写明版本名称）

二、凡脱一字者，可注云：‚某本某下有某字。‛

三、凡脱二字以上者，可注云：‚某本某下有某某几字。‛

四、凡文字明知已误者，可注云：‚某当作某。‛

五、凡文字不能即定其误者，可注云：‚某疑当作某。‛

六、凡衍一字者，可注云：‚某本无某字。‛

七、凡衍二字以上者，可注云：‚某本某字下无某某几字。‛

八、字倒而可通者，可注云：‚某本某某二字互乙。‛

九、字倒而不可通者，可注云：‚某本作某某。‛

十、文句前后倒臵者，可注云：‚某本某句在某句下。‛ 上述情况之一，有前后数见者，但于首见时注明‚下同‛或‚下仿此‛等字样。

第四节 校勘成果的处理形式 1，定本与定本附校勘记。

书籍经过校勘，分别异同，判断是非，然后将自己认为正确的文字记录下来，即成定本。凡重新整理编排的文献常采用定本形式。刘向校书已采用此法。最初定本如刘向等所整理者，并不出校勘记；后来定本则多附校勘记，以便复按。

不附校勘记可简单明了，便于阅读。但短处是有时所定正文未必正确，则校勘记可供读者参考取舍。

因此，写成定本之后，附以校勘记，说明校定的依据或理由，是较为审慎的作法。其方法如朱一新《校本意林跋》云：“罗列各本，择善而从；其不善者，弃而不言。然必择一本为主，若他本他书有善者，据以校改此本，必注云：原本作某，今据某本或某书改。”

此一方法长处是既有定本之简明，又不至于使人不知定本文字之所出；既便于阅读，又相当程度地保留了各本面目。但因其仍是定本文字，对于读者不免先入为主，且又不能保证其所定为准确无误。

2，底本附校勘记。

选择一个作为校勘基础的底本和其他资料互校，然后连同底本和校勘记一并整理，为发表校勘成果的主要形式。

很多学者主张此一方式。因其优点在能存真，并无改动正文，没有以意取舍，而是详尽排列材料，然后加以判断，甚至不加判断，只给读者鉴别。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既保留宋本原貌，又胪列各善本之异同，并判断是非，其参考价值很大。但缺点是往往文字繁多，对未加判断之文字读者有时莫衷一是。

3，单行校勘记和与注释混合之校勘记。

单行校勘记的出现，或因底本繁重，或因底本习见易得。宋代已有此种方式。清代此类单行校勘记更多，可以卢文弨《群书拾补》为代表。

单行校勘记一般有两种：一是每种校勘记自为一书，二是合多书的校勘记为一书，王念孙《读书杂志》即含《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子》内篇、《后汉书》、《吕氏春秋》、《韩非子》、《法言》、《楚辞》、《文选》等书校勘记。

此种校勘记写法一是记录各本异同，基本不加判断，二是加以判断，后者带有考证研究性质，对读者往往更有帮助。

这种单行校勘记能集中反映校勘成果，但阅读时不便当下检索原书。

学者作注往往也兼涉及校勘。因此文字校勘时常与注释混合于一起。汉唐学者如郑玄、陆德明、孔颖达、颜师古等多将校勘与注释一并进行，于注解中保留了丰富的校勘资料。这一方式颇便于读者阅读，其整理之后的书题多名为“校注”。

4，笔记载录之校勘记。

前人读书多随文作记，如王应麟《困学纪闻》、顾炎武《日知录》等。学者笔记普遍包含校勘成果，自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开始，渐成传统，而清代以笔记、杂记形式载录校勘成果者更所在皆是，而以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最为著称。其范围广泛、形式活泼，但散见各书，稽检利用不便。

六、思考题：

1，文献发生错误有哪些类型及原因？ 2，从事校勘需要具备哪些基础知识？ 3，校勘中为什么不应轻改古书？

七、练习题：

1，杜甫《寒雨朝行视园树》：“丹桔黄柑此地无。”“此”一作“北”，试联系全诗判断孰是孰非。

2，某版本郦道元《水经注》：“水流松果之上。”明钟惺以为妙景。逆认为钟说是否可靠，抑或是文字错误所致？

3，《战国策》：“左师触詟愿见太后。”《史记》：“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战国策》、《史记》孰是孰非？请试证明之。

4，某版本《陶渊明集》之《读山海经》作：“形夭無千歲，猛志故常在。”一句五字全误，为什么？

八、参考文献： 1，陈垣著：《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2004年版 2，张舜徽著：《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程千帆、徐有富著：《校雠广义之校勘编》，齐鲁书社1998年版

第五章 古典文献的辨伪

一、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古典文献中的伪书及其产生原因，了解辨伪的意义并初步掌握辨伪的方法。认识历代伪书存在的价值。

二、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

（1）伪书及中国古典文献中伪书产生的原因。（2）辨伪的意义及基本方法。（3）历代伪书存在的价值。2，教学难点： 辨伪的基本方法。

三、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为主，启发学生阅读思考为辅。

四、教学课时： 3课时。

五、教学内容

第一节 古典文献中的伪书

1，伪书概念的界定与伪书的基本种类。

文献学上的伪书是指哪些作者不真、年代不实以及内容造假的古典文献。作者不真，即在书名项、作者项、序跋等文献形态上明确标明的作者姓名是不真实的。年代不实，即文献形态上明确体现出文献产生的年代不真实。作者不真的文献大多也有年代不实的问题。内容造假指具有特定作者和年代的文献中搀入某些非故有或应有的内容，或借助某些文献（多数为亡佚文献）的名称而编造新的内容者。

历代学者讨论具有真伪问题的古书，张心瀓《伪书通考》载录达1104种。对伪书较早进行系统研究的为明·胡应麟，其《四部正讹·序》将伪书现象归为21类：

1）有伪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 2）有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 3）有掇古人之事而伪者； 4）有挟古人之文而伪者； 5）有传古人之名而伪者； 6）有蹈古人之名而伪者； 7）有惮于自名而伪者； 8）有耻于自名而伪者； 9）有袭取于人而伪者； 10）有假重于人而伪者； 11）有恶其人，伪以祸之者； 12）有恶其人，伪以诬之者； 13）有本非伪，人托之而伪者； 14）有书本伪，人补之而益伪者； 15）有伪而非伪者； 16）有非伪而曰伪者； 17）有非伪而实伪者；

18）有当时知其伪而后世弗传者； 19）有当时记其伪而后世弗悟者；

20）有本无撰人，后人因近似而伪托者； 21）有本有撰人，后人因亡佚而伪题者。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又把伪书列为10类： 1）全部伪；

2）一部（部分）伪； 3）本无其书而伪；

4）曾有其书，因佚而伪； 5）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

6）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作者）皆伪； 7）内容、书名皆不伪而人名（作者）伪； 8）盗袭割裂旧书而伪； 9）伪后出伪； 10）伪中益伪。

古今对于伪书分类并无统一标准，角度不同，则划分不同。

从行为动机看，伪书基本有三类：主观故意作伪；主观过失作伪；客观因素促成伪书。

从存在形态看，则可分为四类：全伪；真伪混杂；内容真而形态伪；本真而误认为有伪。

从作伪方式看，伪书种类有八：掇拾古人之事而伪；挟辑古人之文而伪；假传古人之名而伪；蹈用古书之名而伪；自隐假托他名而伪；剽窃题属自名而伪；后世臆改妄题而伪；后世增补益附而伪。

2，伪书产生的几种主要原因。

一是因尚古观念而产生的伪书。古代普遍存在厚古薄今、迷信前贤的心态，一些人为宣扬其学说，博得名誉便采用托古的方法。战国秦汉此风已流行，后世历代不衰。如《易卦》托名伏羲，《本草》托名神农，《内经》托名黄帝，《周礼》托名周公，《山海经》托名大禹等即是显例。

二是因文献亡佚而产生的伪书。文献大量散佚是伪书产生的重要原因。种种原因导致前代文献大量亡佚，后代统治者多有搜亡补遗之举，投机者趁机欺世盗名以谋取私利。西汉时期正是我国伪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胡应麟称：“赝书之昉，昉自西京乎？六籍既焚，众言淆乱，悬疣附赘，假托实繁。”东莱张霸伪造102篇之《尚书》最为典型。而《古文尚书》、《竹书纪年》（今本）均为因亡佚（或部分亡佚）而导致作伪掺假的显例。

三是因政治相争而产生的伪书。政治斗争中，为制造舆论而不惜造伪以陷害对手。如原题唐牛僧孺撰《周秦纪行》，即为牛李党争中，李德裕门人韦瓘假托牛僧孺之名而陷害对方的。

四是因学术相争而产生的伪书。古代学术亦多有门户之争，同时而才名相当的学者往往互相轻视，彼此攻讦，为抬高自己、取胜对方，伪造古书亦成为重要之手段。曹魏时王肃为贬低郑玄而伪造《孔子家语》最具代表性。

五是因好事或妄为而产生的伪书。好事之徒时代有之，或出于一时之兴，或为邀誉当世，往往不惜作伪。如今本《列子》或为张湛所造，或为他人所造，总之绝非列子本人或先秦著作。后世一般文人有自耻其名者，其著作往往假借名人以行世。

第二节 古典文献的辨伪

1，辨伪的含义（广义辨伪与狭义辨伪）与辨伪的重要意义。

广义辨伪指对一切有真伪问题的事物进行考察鉴别，以定其真伪。凡有真伪问题者如古史、古书、古器物、碑刻、字画等等，均在其辨识范围之内。

文献学所论为狭义之辨伪，主要指辨别古文献的真伪。其任务是确定文献的真实作者、年代、体现其原本的文献归属，而考证认定文献形成的真实年代则是文献辨伪的核心内容。从这一意义上说，文献辨伪学也可称为文献年代学。

文献辨伪通常会有五种结果：一是被认为是“真”的古籍考证后可能被定为“伪”书；二是被认为是“伪”的古籍，考证后可能被恢复为“真”（如《孙子兵法》）；三是被认为是“伪”的古籍，考证后实际可能有伪句伪段；四是被认为是“伪”的古籍考证结果可能真伪参半（如《古文尚书》）；五是被认为全伪之书，考证结果可能有部分“真”的文段。

辨伪意义重大，为一切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研究古代历史文化，首先是时间概念的限定，其次是空间概念的限定，再次是个体概念的限定。时间阶段、空间方位、个体体现三者间的不断变化构成了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链条，三者的规定性构成了历史文化研究的三要素。而伪书所模糊混淆的正是其真实的时间与个体。古人称：“伪书滋多于世，„„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郭沫若《十批判书》则称：“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

前人对古书辨伪的学术意义的论述，归纳大致有四点：一是不辨真伪则无法确定文献价值；二是不辨真伪无益于古籍整理；三是不辨真伪无法编纂史书；四是不辨真伪无法理清学术源流。

2，辨伪的基本方法（前人方法与今人方法）。

先秦以来学者时有关于辨伪的见解，朱熹、胡应麟等均有辨伪方法之论述。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对辨伪方法更有详细概括：

甲、从传授统绪上辨别，有8种方法：

一、从旧志不著录，而定其伪或可疑；

二、从前志著录，后志已佚，而定其伪或可疑；

三、从今本和旧志说的卷数篇数不同，而定其伪或可疑；

四、从旧志无著者姓名，而定后人随便附上去的姓名是伪；

五、从旧志或注家已明言是伪书而信其说；

六、后人说某书出现于某时，而那时人并未看见那书，从这上可断定那书是伪；

七、书初出现，已发生许多问题，或有人证明是伪造，我们当然不能相信；

八、从书的来历暧昧不明而定其伪。乙、从文义内容上辨别，有5个方面：

一、从字句缺漏处辨别（如从人的称谓上辨别、从用后代的人名地名朝代名来辨别、从后代的事实或法制来辨别等等）；

二、从抄袭旧文处辨别；

三、从佚文上辨别；

四、从文章上辨别（如从名词、文体、文法、音韵等等）；

五、从思想上辨别（如从思想系统和传授家法辨别、从思想和时代的关系辨别、从专门术语和思想的关系辨别、从袭用后代学说辨别）。

梁启超的辨伪方法相对繁碎，不便初学者把握。今人在梁氏基础上提炼为6种途径：

1）从目录文献入手，考察古籍文献的流传以辨真伪。

2）从历史事件等入手，考察其发生的时间与作者在世的时间以辨其真伪。3）从作者生平入手，考察作者生平事迹和著述等以辨其真伪。

4）从文风语体入手，考察其出现的特定文风、语词、文体等以辨其真伪。5）从征引文献入手，考察其与传本的异同、时代的前后等以辨其真伪。6）从思想内容入手，考察其体现的学术观点、语词文风等以辨其真伪。

3，辨伪的原则要点。

为使辨伪工作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辨伪而不轻率疑古，将原本可信的文献定为伪书，在科学运用辨伪方法之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尊重而不迷信前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存门户之见，不简单从固有观念出发，以求真为最高目的。前贤往往以“道统”作为定真伪的标准，凡是不符道统思想者即加以贬斥，所谓求善而不求真，结论往往难以正确。南宋高似孙、明代宋濂等即是如此。崔述《考信录》虽为辨伪名著，也同样迷信儒家经典，无法真正实事求是，以至有自相矛盾之处。现代“古史辨派”则又完全不信儒家经典，走上另一极端，致使几乎无书不伪，无事不伪。因此，一切以尊重事实为上，不迷信，无偏见，方能使当代辨伪工作超越前贤。

二是分清主体与局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文献流传愈久，与原貌差距愈大，甚至真伪混杂，乃必然之规律。古代文献搀入部分伪作的现象较为普遍，如《苏轼文集》中《飓风赋》、《思子台赋》确属伪篇，但如因此而怀疑《文集》真伪，显然武断以至荒唐。书目文献为考察真伪的一般方法之一，但书目文献未载之书也不能一概断为伪作，当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全面鉴别，方能更加接近真理。要之，辨伪必须对文献作历史的、综合的、全面的考察，分清主体与局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不因局部有伪而否定主体，不以一般原则代替特殊情况。

三是关注考古新发现，吸取最新研究成果。考古出土各种文献、文物无疑是证明古籍真伪及其年代的最可靠资料，考古新发现不断改变人们对历史文献以至历史的认识。如曾被定为伪书的《尉缭子》、曾受到怀疑的《孙子兵法》都随着1970s山东银雀山出土文献的发现而被确定为真实。某种意义上说，出土文献是辨伪工作的试金石。

第三节 辨伪活动的历史

1，早期（唐前）辨伪工作的主要成就。

文献辨伪大致滥觞于春秋战国。孔门子贡已怀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孟子更明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韩非对儒、墨二家后学立论的真实性直接提出质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馀岁，虞、夏二千馀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韩非子·显学》）

汉代学者司马迁、刘向父子、王充、马融等均有各种文献辨伪工作。司马迁著《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多次表达了对文献的信疑取舍态度。刘向父子遍校群书，去伪存真。王充为《论衡》为“疾虚妄”而作。马融以先秦文献所引《泰誓》文字不见于汉代流行之《尚书·泰誓篇》，证明流行之《尚书·泰誓》为伪。汉代学者将辨伪与整理文献相结合，刘向父子成就最著。汉代学者的文献辨伪为后世辨伪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局动荡，辨伪工作成就突出者无多。唯佛教盛行带动佛教文献辨伪有较大发展。

2，唐宋辨伪的主要成果。

唐宋社会总体稳定、发展，辨伪亦得到较大发展。

《隋书·经籍志》专列部分文献伪书，考辨也较为确凿。刘知几《史通》特设《疑古》、《惑经》，审论史籍真伪。柳宗元以其疑古证实精神较大地推动了辨伪的发展，他对《列子》、《文子》、《鬼谷子》、《晏子春秋》、《亢仓子》、《鹖冠子》等均作研究，堪称将古籍辨伪作为专门之学的第一人。

宋代疑古风气盛行。辨伪学者比肩而出，如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郑樵、洪迈、朱熹、叶适、晁公武、高似孙、陈振孙、李心传等均有成绩。其中欧阳修、郑樵、朱熹尤为突出。

欧阳修《诗本义》辨正《毛传》、《郑笺》疑误百余处，又有辨《史记》等文献谬误之作。郑樵《诗辨妄》专斥《毛序》之失。朱熹受欧阳修、郑樵等影响，作《诗序辨说》，以《诗序》为东汉卫宏所作；又作《孝经刊误》指出“《孝经》疑非圣人（孔子）之言”；又认为《古文尚书》及《孔传》、《书序》皆伪。朱熹将《易经》与《易传》、《书经》与《书序》、《诗经》与《诗序》、《春秋》与《左传》等经、传分开刊行，意在将两周、战国、秦汉间的文献区分开来，对后代学者认识、评价、使用不同时代史料具有极大启示。

宋代辨伪成就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辨伪原则和论证手段。宋人辨伪具有一定的条理化、系统化，为辨伪史之重要阶段，是明清辨伪的前奏。然宋人有时勇于疑古、其“荒经蔑古”之风也造成明显偏颇。

3，明清辨伪工作成熟的标志。

金元辨伪成就较弱，学者主要有王若虚、马端临等人。明初宋濂《诸子辨》一书多取材《文献通考·经籍考》，成为辨伪学史上第一部专书。明代将辨伪推向成熟的为梅鷟、胡应麟。

梅鷟为大力考证一部文献的第一人，其《尚书考异》、《尚书谱》搜集丰富材料，多方论证《古文尚书》之伪，认为其为西晋皇甫谧伪造。其《尚书》辨伪工作为清代学者打下坚实基础。

胡应麟《四部正讹》堪称辨伪成熟的标志性著作。《四部正讹》也多取材于《文献通考》，但与宋濂《诸子辨》相比，考证扩大至四部，辨别伪书达104种，且对伪书现象、类型加以概括、归纳，书后又专门探讨伪书特征等问题，总结辨伪方法8条，第一次对辨伪作了方法论的阐述。《四部正讹》集前人辨伪思想、方法之大成，是辨伪学史之里程碑式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

清代是辨伪理性化、规模化的发展时期。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万斯同《群书疑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为《四部正讹》之后的辨伪专著。

崔述则是清代乾嘉后期一位疑古大家，专以疑古、辨伪、考信为业，其《考信录》考订古书所记上古三代及《论语》所记孔子事实，将文献辨伪与史实考证相结合，影响极大。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总结两汉今古文公案，对刘歆所倡《周官》、《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尔雅》等，一一指为伪赝。

专考一书而著称者，以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近代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等为首。

清儒辨伪工作不仅在其成果，而且在其精神和方法。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清儒辨伪工作之可贵，不在其所辨出之成绩，而在其能发明辨伪方法而善于运用。对于古书发生问题，清儒不如宋儒之多而勇，然而解决问题，宋儒不及清儒之慎而密。宋儒多轻蔑古书，其辨伪动机往往由主观的一时冲动。清儒多尊重古书，其辨伪程序，常用客观的细密检查。”

4，现代辨伪的主要特征。

现代以来，东西学术相互碰撞、融合，一批学贯中西的实证主义历史家应运而生，既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有丰富的理论素养。梁启超、胡适等均具有一定的疑古辨伪倾向。实证主义史学思潮一度成为主流，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趁势而起，气势勇猛，影响极大。现代文献辨伪中，梁启超为代表的理性派风行崛起，以张心瀓为代表的目录学派用工勤勉。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均对辨伪有理论阐述。其辨伪方法学术界虽不无异议，但对现代辨伪学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的完善意义巨大。

顾颉刚受胡适、钱玄同等疑古思想影响，以“疑古”、“求真”为口号，系统清理历史文献和古史体系。其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一说，即越往后人们附会出的历史就越古远，而居于历史传说中心的人物之材料就越丰富，形象就越大，而其中包含的虚伪就越多，因此必须审慎考察，剔出虚假，别求旁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顾颉刚将其学派论争文章汇编为《古史辨》（共7册），有将前人辨伪著作如《诸子辨》、《四部正讹》等汇为《古籍考辨丛刊》，对辨伪学的继承和发展推动极大。

现代还产生了继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之后的一些辨伪目录著作，如顾实《重考古今伪书》、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张心瀓《伪书通考》等。以《伪书通考》为集大成。

5，当代辨伪工作的新进展。

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1980s以来，辨伪学有了长足发展，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古文献辨伪更加客观严谨，二是辨伪学科建设日渐完善，三是辨伪学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文献辨伪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长足发展。如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证明疑古学者怀疑《孙子兵法》等为无稽。出土文献的发现，影响了一批当代学者，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对前代辨伪进行拨乱反正，意义重大。邓瑞全、王冠英主编《中国伪书综考》，收录古近代伪书或有作为嫌疑书籍1200种，为目前收录伪书最多的辨伪目录学著作，分经、史、子、集、道、佛六部分。

辨伪学科在当代也不断发展，自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以来，一批文献学专著相继问世，其中包括大量辨伪学内容。在此背景下，孙钦善《古代辨伪学概述》（1983）、郑良树《古籍辨伪学》、杨昶《辨伪学讲义》（1993）等辨伪专著前后刊行，使辨伪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发展的学科。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1999）的问世，又真正结束了辨伪学只注重文献考辨而忽略辨伪活动史的研究的局面。

目前，辨伪学仍会大有作为，在新的学科知识——考古学、年代学、文字学、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辨伪工作必将出现新的突破。

第四节 伪书存在的价值 1，保存古代佚书的价值。

伪书虽伪，但并非向壁虚构，多借助当时流行文献。当时文献亡佚之后，则伪书可保存其一二。《列子》虽为伪书，但书中存留较多古代文献资料，如杨朱学说等。《古文尚书》之伪篇也同样具有此等价值。

2，保存古代神话资料。

《山海经》虽非大禹或伯益所作，但其记述古代地理和神话，价值重大，以至被誉为中国古代神话的渊薮。

3，保存古代文化制度。《周礼》本名《周官》，托古者以其为周公所作，专记周代官制。《周礼》实非周公所作，且成书年代至今仍无定论，当非周代之书，但其反映周代后期之秦汉政治当为无疑，其价值自不可抹杀。

4，保存古代学术思想。

很多伪书虽伪，但仍然反映特点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如《列子》即为反映魏晋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文献价值不可否认。

5，保存古代自然科学。《本草》（托名神农）、《内经》（托名黄帝）、《周髀算经》（托名周公）等作者显然伪托，但其本身却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医学著述和数学著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6，保存古代语言资料。《古文尚书》、《周礼》等语言风格、用词习惯均很大程度保存上古面貌，对研究上古语言文字意义不可低估。

六、思考题：

1，伪书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如何灵活运用基本的辨伪方法？ 3，为什么要保存古代伪书？

4，试举明清至当代一部重要辨伪著作说明其辨伪成果。

七、参考文献： 1，胡应麟著：《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中华书局1958年版 2，梁启超著：《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华书局1955年版 3，邓瑞全、王冠英著：《中国伪书通考》，黄山书社1998年版 4，杨绪敏著：《中国辨伪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六章 古典文献的辑佚

一、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古典文献散佚的主要原因，了解有关辑佚的基本问题。掌握辑佚的基本方法。了解历代辑佚的主要成果。

二、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

（1）中国古典文献辑佚的基本问题。（2）古典文献辑佚的基本方法。2，教学难点：

中国古典文献辑佚的基本方法。

三、教学方法：

教师讲授为主，启发学生阅读思考为辅。

四、教学课时： 3课时。

五、教学内容

第一节 古典文献的亡佚

文献学之辑佚，是指将散见于现存图书文献中的散佚、亡佚文献的残篇散句等各种佚存之文字逐一摘录，按一定的方法原则加工后编辑成册（篇），使之集中复现流传的文献整理活动，或以此为手段的研究方法。

狭义辑佚单指辑佚书；广义辑佚有辑佚书、辑佚文、辑佚诗、辑佚书目等。1，历代文献散佚的基本状况。

先秦文献流传到汉代者，多载于《汉书·艺文志》。《汉志》所收文献614种，现仅存87种（其中完整42种，残本45种）。两汉旧籍新书总数约有2000种，而《四库全书总目》收录仅100种，今存汉人著述（含辑佚本）总约120种。秦汉文献遗存至今实为少数。

魏晋南北朝期间，私家著述渐多，纸墨应用渐广，图书流传较易，私家藏书也得以发展。但社会动荡，战火连年，对保存文献又极为不利。此时文献得以流传者也只有100余部，约仅有当时著述的百分之一二。

隋唐著述繁盛，《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唐代学者著作28469卷，约6500种左右。《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唐人著作也仅307部，佚书亦达百分之九十四以上。

宋代以来文献数量更为丰富，文献散佚情况尚无明确统计。大概文献时代越远散佚越多。

2，散佚文献的主要类别。

一是亡佚之书。简称“佚书”（初作“逸书”）。指原有其书而后代毁亡、散失不传之书。佚书又分三种情况：全佚之书，缺佚之书，散佚之书。

全佚之书即一页不存的佚书。如晋·王涛著有《三国志序评》三卷，至隋亡佚，只有零星散句为他书所征引。缺佚之书为独立文献尚存，但残缺不全，并非完帙。古籍流传中，缺佚现象十分普遍，且愈古缺佚愈多。散佚之书为原书已不存在，但其某些篇章完整保存于其他文献中。散佚之书以诗文别集最为显著。如曹操有《魏武帝集》梁朝增辑为30卷、录1卷，宋代已散佚，但其诗文有整篇见载于《文选》、《艺文类聚》等图书中，明人张溥据以辑成《魏武帝集》1卷，凡诗文145篇，纂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二是脱佚之文。指形式上似乎完整保存但实际有文句、文段脱佚的古籍。如《容斋随笔》提及《太平御览》所引《史记》、《战国策》文字，“多今本所无”。《战国策》刘向校定为33篇，今传亦为33篇，但有佚文，王仁俊辑录《战国策佚文》1卷，可知洪迈所言不缪。

三是散佚之篇。指编辑诗文总集、别集之时，从多种书里零散搜集出来的那部分诗、文，以及全集编成之后漏收的诗文。漏收情况有二：编辑未知而遗漏；编辑有意弃而不收。如今人对《全唐诗》所做补遗，多数正是当时《全唐诗》编纂时遗漏之篇什。

3，文献亡佚的主要原因。文献亡佚原因，约有六点：

一是书厄造成。各种战乱兵祸、自然灾害以及管理不善均导致大量文献被毁。二是历代对某些文献重视不足致使其难以流传以至“自然消亡”。如大量科技书籍纷纷失传即是如此。

三是雕版印书之前，书籍主要靠手抄流传，对一般书籍抄录极少，因而也就逐渐被淘汰以至消亡。如萧统《文选》一出，前此多家文集相继亡佚；范晔《后汉书》问世，各家《后汉书》也基本不传。

四是雕版印书之后，两种以上相近之图书，往往只有一种广泛流行，其余逐渐被淹没不闻。如欧阳修重修《五代史》后，原薛居正《五代史》被学宫削去不刊，逐渐废止。而清乾隆时期又恢复薛居正《五代史》为正史，其书已不可得，乃就《永乐大典》及《册府元龟》等文献中甄录排纂，尽量按照原书体系，重新整理为150卷，即今日之《旧五代史》。

五是规模过大之书不易流传。如曹魏《皇览》，多达千篇，传抄不易，至南北朝时已不见完书，仅存节本，隋代则节本亦不存。

六是某些官书只存于宫廷秘府，视为秘籍，一旦亡失，即无法恢复。自汉至宋历朝实录，命运往往如此。私家所藏珍秘奇书也多秘不外传，一旦遇祸，命运同样如此。

第二节 辑佚的基本问题

1，辑佚工作优劣的评价标准。

一是辑佚能详考佚书、作者而撰写叙言者为优，否则次之；叙言学术水平高者为优，否则次之。

二是辑佚能博取群书，所辑佚文遗漏少者为优，否则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