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民族学分析论文

摘要：中国文化遗产拥有日益丰富的信息资源，通过传统的理念、方法以及单一信息化路径，已无法解决指数增长的数据量和需求。对于大数据的挖掘和梳理，以及进一步的解读和利用，文博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欧盟的民族学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欧盟的民族学分析论文 篇1：

中国在中东开展斡旋外交的动因分析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以来，美、欧、俄、联合国、阿盟和非盟等大国和国际组织针对中东传统与新型热点问题，开展了不同形式和不同特征的斡旋外交。本文以中东为考察范围，分析新时期中国在中东开展斡旋外交的动因，认为其斡旋外交的深度主要取决于四个基本要素——利益相关度、权力影响度、国际关注度和危机解决难度，这四要素使中国在中东的斡旋外交表现出四种不同形态——深度介入型、主动参与型、有限调解型和总体超脱型。中国在中东的斡旋外交有助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升中国在中东的政治影响力、议程设置能力和外交活力，也有助于构筑更加稳定的大国间合作关系。

【关键词】斡旋外交 中国中东外交 外交学理论 危机管理 中东研究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法】D822.337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区域一体化取得了飞速发展。无论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美国帝国管理模式，还是欧盟框架下的欧洲合众国管理模式， 抑或是南方共同市场、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等非正式机制，区域内合作都成为一种时代潮流。相比之下，由于历史、文化、宗教、民族和教派冲突等原因，中东地区是当今世界唯一尚未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地区。 与其他区域相比，中东地区国际关系更具不确定性与易变性，领土争端、民族恩怨、宗教矛盾、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欧盟、俄罗斯（苏联）、中国、阿盟、非盟和联合国等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通过政治斡旋参与中东地区治理，拓展政治影响力，如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基辛格的穿梭外交最终使美国在美苏博弈中处于明显的上风。 因此，斡旋外交是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提升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重要手段。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和国际地位的持续提高，中东地区日益成为中国的“大周边”，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是中国维护国家利益、履行国际责任的重要手段。中东对中国更具有战略意义——它是中国运筹与其他大国关系的支点，是大国合作与竞争的重要舞台，直接关系到冷战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本文认为，从1991年冷战结束到2011年中东国家相继发生剧变，中国实际上获得两次战略机遇期。这两次战略机遇期总体上以十年为一个周期，均以西方和中东伊斯兰国家爆发的重大冲突为起点和终点。冷战结束20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准确把握这两次战略机遇期。

2011年以来，以西方衰弱、新兴大国崛起、区域中小国家联合自强为主要特征的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中东剧变发生后，长期受到打压的反以、反美势力恐将在今后的中东伊斯兰国内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伊朗核问题与中东剧变恐将再次在战略上牵制美国，使之难以在短期内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中国势必将迎来冷战结束后的第三次战略机遇期。积极参与中东热点问题解决，提升中国在中东的政治话语权，使中东热点问题朝着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需要中国积极介入中东事务，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实施政治斡旋。关于新时期 中国在中东的斡旋行动，有两个问题至今仍缺乏深入的学理探讨：

第一，中国介入中东热点问题的动因是什么？是基于利益的驱动，还是基于国际责任的考量？中国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是否与国际社会的期望和关切存在一定的关联？中国对中东问题解决难度的认知是否也影响中国在中东斡旋的深度？

第二，为什么中国对中东热点问题的介入程度存在差异？众所周知，中东问题大体可分为传统热点问题（如巴以问题、西撒哈拉问题、塞浦路斯问题、伊朗核问题等）与非传统热点问题（索马里海盗问题、巴林内部冲突等）两类，亦可分为内部型（一国内部矛盾，如也门政府与反对派的矛盾）、区域型（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如巴以冲突、西撒哈拉问题等）和跨区域型（中东国家与地区外国家的矛盾，如伊朗核问题背后的美伊矛盾）等三类。这些问题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不同，中国投入的外交资源不同，中国斡旋外交的形态和目标也不一样，其差异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迄今没有专门的论述。

二、文献综述

斡旋也叫调解，普遍存在于社会、商贸、民族、政治和国家间关系中，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外交学、民族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属于跨学科研究议题。 斡旋是指第三方以非强制和中立的方式介入冲突，以和平手段管理和化解冲突的行为，其直接影响是将原来的双边关系变成了三方关系。 20世纪以来，世界上许多重要的多边与双边国际条约都把国家诉诸斡旋解决争端的义务载于有关条款之中，如1907年的《海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和1948年的《美洲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等。 虽然斡旋是一种古老的外交行为，但国内外学界关于国际斡旋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其学术探索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成果主要考察斡旋的概念和理论。这类成果主要以西方学者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为主，探讨斡旋的定义、类型、动因、机制和绩效，通常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彰显了西方的斡旋理论与实践；

第二类成果主要分析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斡旋实例，包括美国、以色列、卡塔尔、联合国等在中东的斡旋实践，通常运用历史研究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

第三类成果主要从外交学和谈判学角度研究斡旋，并将其视为一类特殊的模型，认为斡旋是危机管理和冲突预防的一种手段，是第三方介入的一种行为方式；

第四类主要研究新时期中国的中东外交，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刘中民教授在分析新时期中国在中东的热点外交时探讨了其中的一种模式——特使机制（如2002年9月设立的巴以问题特使机制），特使机制实际上也是斡旋的方式之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锋教授等人关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的探讨，也主要是从斡旋的角度展开的。

归纳起来，目前学界对斡旋的研究大体从三个角度展开。第一个层面是从外交学层面探讨斡旋理论，包括从危机管理、冲突解决和预防性防御的角度探讨斡旋的基本理论；第二个层面是从大国和中东地区国家在中东斡旋实践的角度，比较分析联合国、阿盟、非盟、海合会、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卡塔尔、埃及、阿尔及利亚、沙特、土耳其等国斡旋实践的特点，分析其开展斡旋的理念、动因、机制、资源配置、议题设置和具体策略等；第三个层面研究中国中东外交的主要手段、目标、机制、资源（包括双边和多边斡旋）等。以上研究成果具有研究议题的多元性、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研究视角的新颖性等特点，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首先，从理论角度来看，学界大多关注斡旋的绩效问题，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是否多边斡旋比单边斡旋更有效、实力对称国家是否比实力悬殊国家更有助于第三方开展斡旋等诸多方面，忽视了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参与斡旋的动因分析。其次，目前的研究成果大多考察西方国家以及卡塔尔、阿尔及利亚、联合国、阿盟与非盟等国和国际组织的斡旋模式与经验，忽视了近年来中国的斡旋实践，特别是缺乏对中国在中东斡旋实践的理论梳理。本文尝试从外交学角度，探讨中国在中东开展斡旋的动因与类型，弥补学界对斡旋和中国中东外交研究之不足。

三、核心概念：外交类型学视角下的“斡旋外交”

本文从外交类型学的视角尝试提出“斡旋外交”这一概念，即“主权国家或国际组织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主动以非强制方式介入冲突，以和平方式管理危机和化解冲突的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类型，斡旋外交具有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第一，实施斡旋的主体必须是外交行为体，即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及其代表，而不是家庭、企业和社会纠纷的民事调停者；第二，斡旋的主体作为中立的第三方调停冲突，主观上有化解危机、解决矛盾的愿望；第三，斡旋的主体主动介入冲突，并通过与冲突各方建立信任关系，提出折中方案，该折中方案被认为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但不具有强制性；第四，斡旋方试图以和平手段管理危机和化解冲突，而不是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不包括人道主义干涉。从下页图1可以看出，斡旋外交将原来的敌我双方零和博弈，变成了三方基于冲突管理的互赢合作，即由双边关系变成了三方关系，由冲突关系变成了合作关系，由安全竞争变成了政治妥协，由国际政治变成了国内—国际政治互动。

斡旋外交不同于外交斡旋，前者是一种外交类型，后者是外交活动中一种“劝和促谈”的行为。在国际关系领域，斡旋外交的例子比比皆是。统计数据显示，1945—1974年，世界上爆发了310起较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冲突爆发后，第三方主动提议斡旋的例子占82%，而霍尔斯蒂（Kal Holsti）的研究表明，在二战后发生的94起国家间冲突中，有第三方主动斡旋的占45%。 无论是82%还是45%都表明：斡旋外交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当然，斡旋外交尽管比较普遍，但绩效千差万别，如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冲突后，当年12月锡兰（斯里兰卡）等亚非六国提出斡旋方案，但最终以失败告终；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包围西奈半岛上的埃及第三军后，基辛格通过开展斡旋外交，史无前例地让两国坐到了谈判桌前，并最终实现了埃以和平，美国的斡旋外交以胜利告终。 一方面，斡旋外交的实施者需要有硬实力作支撑，通过施压敦促冲突方达成共识；另一方面，某些中小国家有时利用与冲突方之间的特殊关系，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如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美国与伊朗围绕人质危机剑拔弩张，后在阿尔及利亚的斡旋下，局势化险为夷，阿尔及利亚的积极形象随之大幅度改善。

图1：斡旋外交示意图

中国的斡旋外交历史悠久，可上溯到古代。尤其是春秋时期，许多思想家和战略家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斡旋外交十分频繁。近代以来，中国政府的斡旋外交也比较活跃，如1885年4月15日，英国的亚洲舰队突然占领朝鲜的巨文岛，控制了俄国远东军舰自日本海南下出入黄海的通道。作为宗主国，清廷本着维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为出发点，利用英俄两国的矛盾，使两国争端得以缓和，最终以俄国承诺不侵占朝鲜领土和英国撤出巨文岛结束，中国的斡旋外交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2003年8月以来，中国发起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进一步展现了中国斡旋外交的活力。 在中东，中国参与苏丹问题、伊朗核问题、巴以和平进程问题、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等问题的和平解决，也凸显了中国斡旋外交的风格。

四、理论假设：影响中国中东斡旋外交的因素分析

新时期，中国在中东实施斡旋外交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第一，中东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领土、民族和教派矛盾尖锐，中东各国面临着国内社会转型、中东格局转型和国际体系转型三重挑战，各种危机频发，矛盾与冲突不断，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肩负着独特的责任；第二，中国长期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不与中东任何国家建立战略联盟关系，同各方均保持友好往来，有益于成为冲突各方之间公正的调解人； 第三，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等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没有哪一个能将中东完全纳入到自己的战略发展轨道，中东作为一个整体长期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不是任何大国的“后院”或“势力范围”，中国开展斡旋外交不仅有助于推动中东地区治理，而且有益于构筑新型大国合作关系；第四，阿拉伯剧变发生一年多来，中东国家普遍奉行大国平衡战略，欢迎崛起的中国积极参与中东问题的解决，为中国开展斡旋外交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第五，近年来，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巴以和平问题、伊朗核问题、利比亚和叙利亚国内冲突等问题上已初步积累了斡旋外交经验，为今后形成中国特色的斡旋外交理论和实践模式奠定了基础。

2002年9月，中国政府首次设立巴以问题特使机制，中国在中东的斡旋外交从此拉开序幕。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在中东的斡旋外交从无到有，由浅入深，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开辟了一条新道路，斡旋外交的领域不断拓展，包括巴以问题、苏丹问题、伊朗核问题、索马里问题、利比亚和叙利亚内部冲突问题等。以斡旋外交中的特使机制为例，迄今中国分别设立了朝核问题特使、苏丹问题特使和巴以问题特使等，其中中东问题特使就占了两席，也从侧面反映出中东已成为中国运筹与其他大国双边和多边关系、参与中东治理的重要舞台。

十年来，中国在中东的斡旋外交逐步成熟，彰显出原则的坚定性与对策的灵活性，对有些问题（如苏丹问题和伊朗核问题）的介入深度超过对其他问题（如塞浦路斯问题和也门国内冲突问题）的介入。中国在中东斡旋外交差异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归纳起来，本文认为中国参与中东斡旋外交主要有四个动因：利益相关度、权力影响度、国际关注度和危机解决难度，这四要素决定了中国中东斡旋外交的深度。

1.利益相关度

假设1：中东热点问题与中国的现实利益关联度越强，中国开展斡旋外交的可能性越大。

一般认为，第三方参与斡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身利益的考量。 新时期，中国在中东主要存在四个层面的利益，第一是确保中国在中东的能源正常供应、维持能源价格稳定和提升经贸利益；第二是确保中东地区保持力量平衡，避免任何地区或外部大国垄断中东事务、谋求中东霸权；第三是预防中东地区出现反华政府，破坏与中国良好的外交关系；第四是争取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避免中东地区出现政局动荡。在上述四个层面的利益中，第一个层面主要是中国的现实利益，更直接也更有现实意义，当这种现实利益受到威胁时，中国投入外交资源、开展斡旋外交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例如，伊朗核危机爆发后，中国积极参加“5+1”谈判机制，积极推动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很重要的原因是：伊朗石油事关中国国民经济命脉，且伊朗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双方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经贸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多，合作潜力大。相比之下，中国在西撒哈拉的现实利益较少，因而投入的外交资源有限，中国虽在联合国框架内参与西撒哈拉维和行动，但尚未开展斡旋外交。

2.权力影响度

假设2：中国对中东热点问题的影响力越强，开展斡旋外交的可能性越大。

斡旋外交不仅与第三方的斡旋意愿有关，而且与其斡旋能力也存在关联。当中立的第三方能够胁迫冲突方，并具有影响双方行为的能力和资源时，其开展斡旋外交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例如，美国卡特总统之所以能够实施斡旋外交，推动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戴维营和谈，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说服埃及和以色列均作出让步的大国（以援助和安全保证为诱饵）。 同样，中国和苏丹各派均保持建设性合作关系，中国对南北苏丹的影响力都很大，这种影响力因军售、援助和经贸合作关系而进一步得到强化。2007年4月曹刚川会见苏丹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吉利（Ahmed El Gaili）时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关系。 当南北苏丹局势紧张后，中国国家主席亲自访问苏丹，并派出特使刘贵今斡旋苏丹南北两派。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南北苏丹最终于2011年“和平分手”。相比之下，中国对塞浦路斯南北双方（南部的塞浦路斯政府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影响力有限，因而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中国尚未开展斡旋外交。

3. 国际关注度

假设3：国际社会对中东热点问题的关注度越高，中国开展斡旋外交的可能性越大。

中国在中东实施斡旋外交，不仅是对现实利益的考虑，而且是对国际责任认知的结果。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值也不断增大，希望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国际秩序稳定。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发展中大国，中国肩负着维护中东地区稳定、加强中东危机管理、促进中东冲突解决的特殊责任。在中东地区，没有任何热点问题能够像巴以问题那样牵动整个世界的神经，成为影响中东政治生态的“晴雨表”。由于认识到国际社会对巴以问题的关注度较高，也由于巴以问题事关中东的全局，因此2002年以来，中国以巴以问题特使机制为抓手，积极在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开展斡旋外交，有力地推动了巴以和平进程。毋庸置疑，中国在巴以地区的现实利益较为有限，中国开展斡旋外交主要是对国际责任的一种回应，而不是对现实利益的考量。相比之下，新时期国际社会对沙特与卡塔尔之间的领土纠纷关注度较低，该问题也一直处于可控范围内，因而中国尚未开展斡旋外交。

4. 危机解决难度

假设4：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难度越小，中国开展斡旋外交的可能性越大。

过去十年里，中国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还与中国政府对危机的解决难度的大小判断有关。一般而言，问题越难解决，中国投入外交资源、开展斡旋外交的可能性越小，反之亦然。例如，南北苏丹爆发危机后，喀土穆中央政府同意南方以全民公决的方式决定是否独立，使中国斡旋外交取得成功的几率增大，故刘贵今特使开展了频繁的斡旋外交；相比之下，中国未能参与伊朗与阿联酋在大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屿争端的斡旋，也未能在索马里各派武装之间开展斡旋，主要是因为这两处危机的解决难度较大，冲突方短期内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小，中国不愿冒太多的外交风险。

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新时期中国在中东开展斡旋外交具有选择性与差异性，综合考虑了利益关联度、自身影响力因素、国际期望值和热点问题本身的解决难易程度等四要素，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和针对不同性质的热点问题，投入外交资源的多寡也不一样。为检验本文提出的关于中国中东斡旋外交的四个假设，下文结合实例加以分析。

五、实证分析：中国在中东斡旋外交的四种类型

众所周知，中东地区是世界上热点问题较为突出的地区，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包括阿以和平进程问题、中东国家领土争端问题、中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中东国家民族与教派冲突问题等。2010年底以来的中东剧变又给中东国家增添了更多的社会、教派与族群矛盾，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和巴林内部热点问题亦浮出水面，成为中东新的热点问题。因此，美、欧、俄、联合国、阿盟、非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大国和国际组织以及中东地区国家纷纷开展斡旋外交，既维护了中东局势稳定，避免热点问题升级，又提升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使中东问题事实上成为各方运筹大国关系的重要抓手。

从下页表1可以看出，大国参与中东地区治理的重要手段就是开展斡旋外交，斡旋外交的主体不仅包括世界大国和国际组织， 而且包括中东国家如卡塔尔、沙特等。从表1还可以看出，中国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的深度不同，中国的斡旋外交具有选择性。下文根据中国参与中东热点问题斡旋的深度，将新时期中国在中东的斡旋外交分为四个层次：深度介入型、主动参与型、有限调解型和总体超脱型。

1.深度介入型

深度介入型是指中国投入很多外交资源，包括派出特使参与热点问题的解决。这些热点问题与中国的现实利益直接相关；中国与冲突各方之间保持良好的互信关系；国际社会对热点问题的解决寄予厚望；热点问题的可控性较强。在此类斡旋过程中，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高层领导人包括国家主席、总理、部长等常常直接参与斡旋，设计谈判议程，使争端各方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达成妥协，至少避免危机的升级。在冲突管理过程中，

中国常常利用援助和施压两种办法。一方面，中国向谈判各方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贸易倾斜政策、减免进口商品关税、邀请谈判方领导人访华、提供军事援助和军事训练项目等，促使冲突方达成共识；另一方面，中国会以减少经济援助和限制高层往来等为杠杆，向谈判各方施压，使谈判尽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效果。例如，据统计，2006年，中石油在苏丹的利润总额达258亿美元，净利润146.9亿美元，而苏丹当年的GDP才380亿美元 ，中苏两国成为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这是中国开展斡旋外交的现实利益基础。中国在南北苏丹谈判过程中积极运用了援助和施压两手政策，并积极提供解决方案，为双方的和平分手积极开展斡旋外交，避免了双方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也积极斡旋，提出建设性意见，为达尔富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贡献了智慧。2007年2月，胡锦涛主席访问苏丹，与巴希尔总统举行了会谈，并会见第一副总统马亚尔迪特和副总统阿里·塔哈。 2007年5月，中国设立了达尔富尔问题特使机制，刘贵今大使多次出访苏丹南部、其他非洲国家、欧洲与美国，积极与联合国、非盟、阿盟和欧盟沟通。中方还利用2007年7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机会，推动安理会通过第1769号决议，促成了联合国、非盟与苏丹政府关于在达尔富尔地区部署非盟—联合国“混合行动”问题上达成一致，并向该地区派出了315人的多功能工兵连。 中国在苏丹的斡旋外交就属于深度介入型。

2.主动参与型

主动参与型是指中国投入较多外交资源，包括派出特使参与热点问题的解决，中国国家领导人也时常参与斡旋。与深度介入型不同的是，中国一般不主导谈判节奏，不提供议程设置，不通过援助和施压两手办法去影响谈判的进程。中国乐见热点问题的解决，但是主观上无意通过外交资源的投入来加快谈判进程，不期望在短期内见到谈判效果。例如，中国中东特使在巴以问题上多年来一直开展穿梭外交，王世杰、孙必干和吴思科等前任和现任特使经常穿梭于巴勒斯坦、以色列、埃及和约旦之间，劝和促谈；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也积极参与，通过“5+1”机制积极敦促伊朗核问题通过对话和谈判方式解决，在联合国主导下的多边机制中寻求解决办法。如2006年4月18日，六国副外长在莫斯科举行闭门会；2006年6月1日，六国外长在维也纳举行会议并达成共识，提出了一项旨在解决伊核问题的新方案，即“六国方案”；2008年4月16日，六国外交部政治总司长及欧盟理事会对外关系总司长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伊核问题复谈方案；2012年4月，伊朗核问题新一轮“5+1”会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中国再次提出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核问题。 如同在巴以问题上一样，中国主动参与斡旋，但一般不寻求主导议程设置，也很少主动提出解决方案。

3.有限调解型

有限调解型是指中国投入较少外交资源，要么临时参与斡旋外交，要么斡旋停留在浅层次。一般而言，这些热点问题与中国的现实利益关联度不大，中国对冲突各方的影响能力有限，国际社会的关注度不高，或者热点问题在短期内难以找到有效的和平解决方案。在此情况下，中国即使派出特使也是临时性的和象征性的。如2012年叙利亚危机进一步升级后，2月9日，叙利亚反对派应邀访问北京。2月17日，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翟隽一行6人抵达大马士革，开始对叙利亚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翟隽表示，将通过此访接触叙利亚领导人和叙利亚各政治派别，为妥善解决叙利亚问题“做些贡献”，“发挥一些建设性的作用”。 在有限调解型斡旋外交中，中国高层领导人一般不会亲自参与斡旋，而常常委托驻外使馆官员或低级别官员参与斡旋，或者通过邀请冲突各方访华。如2011年6月21—22日，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执行局主席马哈茂德·吉卜里勒访问北京，中国在利比亚卡扎菲政府与“全国过渡委员会”之间开展有限的斡旋外交。 在这类斡旋外交中，中方阐明立场与谈判原则，但不主动设置谈判时间和地点。

4.总体超脱型

总体超脱型可视为“间接斡旋”，是指中国不去主动参与斡旋，而是通过国际组织如联合国，间接参与中东地区危机的解决。这些热点问题一般与中国的现实利益关联度较低，中国与冲突各方缺乏战略互信，缺乏影响冲突各方的能力，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对其关注度不高，或者长期以来该问题一直是热点问题，难以在短期内找到解决方案。例如，在黎巴嫩问题、索马里问题、也门教派冲突、巴林政府与反对派矛盾、西撒哈拉问题、伊朗与阿联酋岛屿争端等问题上，中国并未主动参与斡旋，而是通过联合国发挥间接作用，属于总体超脱型斡旋外交。

从表2可以发现以下三个基本规律：第一，中国在中东的斡旋外交具有差异性；第二，中国在中东斡旋外交的深度主要受利益相关度、权力影响度、国际关注度、危机解决难度四个要素的综合影响，利益相关度越强、权力影响度越大、国际关注度越高、解决难度越小，中国实施斡旋外交的动机就越强烈，反之亦然；第三，中国在中东斡旋外交的介入深度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背景和不同领导人任期内，中国的斡旋外交投入的资源和介入的深度不同。

六、结 语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中东地区成为中国“大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依托点。中国在中东的斡旋外交是全方位外交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国维护海外利益、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提升软实力、协调与大国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在中东的斡旋外交主要针对以下几种性质的热点问题：其一，在中东主权国家内部不同派系和族群之间开展斡旋外交，如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斡旋外交，今后不排除在多边组织框架内中国参与黎巴嫩、也门、索马里等国内部冲突的解决；其二，在中东国家之间开展斡旋外交，解决其彼此间领土、资源等争端，包括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等；其三，在中东以外大国与中东国家之间开展斡旋外交，如伊朗核问题等。研究发现，中国在中东开展的斡旋外交具有轻重缓急的层次性，其斡旋外交的深度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利益相关度、权力影响度、国际关注度和危机解决难度，这四个要素的综合影响决定了新时期中国在中东斡旋外交的四种形态——深度介入型、主动参与型、有限调解型和总体超脱型。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理应在中东问题解决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中国的斡旋外交使中国在冲突各方之间扮演桥梁和纽带作用。与美、欧、俄等大国不同，中国在中东未进行过殖民统治，没有“历史包袱”；中国的和合文化和中庸思想强调中和、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不干涉他国内政，只是提出或联合提出建设性解决方案； 中国的外交官比西方的外交官更有耐心，通常采取说服和规劝而不是压服和胁迫手段，有助于各方最终达成共识。不断走向成熟的中东斡旋外交恐将成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有助于中国软实力建设和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构建。

当然，在认识到中国在中东开展斡旋外交优势的同时，也应看到其不足的一面。第一，迄今为止，中东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地位仍然偏低，不仅排在世界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后面，而且经常排在非洲和拉美的后面，进而中国对中东外交的资源投入严重不足，未能从全局的高度审视中东伊斯兰地区对中国延缓战略机遇期的独特意义；第二，中国学界和政界有人认为，中东热点问题盘根错节，解决难度大，投入外交力度、开展斡旋外交无异于浪费资源，实际上忽视了中东热点问题往往成为大国间战略合作的新领域，其有助于美、欧、俄、中等大国和大国集团之间建立更加稳定的合作关系； 第三，中国在中东开展斡旋外交迄今缺乏强大的人才库和知识库作为支撑。一线外交斡旋者只有精通中东语言、掌握伊斯兰历史、文化、国情和政治制度，才能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战略沟通能力，才能在斡旋外交中使中国方案真正赢得各方的积极响应。总之，中国在中东斡旋外交从无到有、由浅入深，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力、道义感召力和文化亲和力，也丰富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内涵。

作者：孙德刚

欧盟的民族学分析论文 篇2：

智能时代遗产信息的分析与应用

摘要：中国文化遗产拥有日益丰富的信息资源，通过传统的理念、方法以及单一信息化路径，已无法解决指数增长的数据量和需求。对于大数据的挖掘和梳理，以及进一步的解读和利用，文博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以网络技术为手段，以智能设备为工具，以全息展示为表现形式，以满足公众对文化遗产“认知、体验、学习和分享”的服务需求为出发点，新型智能技术为相关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新时代，通过动态挖掘、整理遗产信息的内容，疏通分布式信息渠道，建设自组织的信息平台，自恰性的知识存储，以及全息融合的演示方式，同步信息反馈等几个环节，将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应用方面形成整体性方案。

关键词：智能时代;文化遗产;信息分析;大数据;全信息视角

智能时代的来临，为遗产保护带来契机，从技术到观念，将构成全新的保护和应用体系。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信息载体，不同遗产的属性、价值与作用，将随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被重新界定。通过厘清遗产保护层级和应用维度，在遗产信息的发掘、存储、传播以及再现等方面，我们可以形成新思路，采用新方法，解决新问题。

一、技术的代际效应

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反映在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从数字时代，到知识时代，再到智能时代。与之相应的，我们有关文化遗产保护与应用方面的进展，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一）数字化阶段

1990年代初，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始尝试在河南班村新石器遗址中使用计算机整理发掘资料;敦煌研究院自1997年开始与浙江大学就壁画临摹与修复的数字技术应用展开合作;2009年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作业工作规程》明确指出：“为了便于档案的管理、查询和进一步研究，可建立电子数据库”。以此为契机，从国家到地方，各级遗产管理单位开始将种类繁多的纸质、胶片以及影像、视频信息，转变为计算机可以识别的数字代码。在考古、文物、博物馆领域，完成了最初的数字建档为主要特征的遗产采集、保存、检索与管理的信息化探索。李安波等（2004）、张鹏程（2008）、毕硕本等（2009）等人从理论、方法和技术路线对相关信息系统的建设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这一阶段的成果应用。

（二）3S技术阶段

“3S“是指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定位系统（GPS）等空间信息技术在文物普查、考古发掘、大遗址监测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为文化遗产研究中的数据分析、模型设计、数字形态模拟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张震宇等（2005）、杨瑞霞（2005）、刘建国（2007）等学者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环境考古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建立了古环境、古遗址、古代人地关系等环境空间信息为核心的数据采集、分析和可视化表达的应用与管理研究体系。

（三）虚拟现实和全息化阶段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升级，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3D投影成像技术，也很快纳入文物、博物的展示领域。这种将考古學、人类学和文化遗产学的数字成果，通过各种介质进行可视化的形式显示、并进行交互处理的方式，不仅为向公众更好地展示古代情境提供了支撑，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拓宽了前景。在此应用的带动下，近十年来，国内出现了一大批数字博物馆，通过3D扫描、全息技术为各类文化遗产摆脱地域和时间限制，步入全民共享的智慧时代奠定了基础（陈刚，2013;姜红德，2016）。

二、文化遗产的全信息视角

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为遗产保护和应用，带来了观念上的巨大变化。人们关于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层面。基于古董、文物、遗产等不同时期的概念，有关保护与应用的认知，也经历了由分散到系统、从物质到非物质、以及从被动到主动等的转变和完善。在此基础上，信息作为一种“元概念”的引入，将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于文化遗产及其核心价值的理解。 文化遗产的实质是一种信息的载体和表现，无论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可以统合到这个基础上（赵生才，2004）。本质上，文化遗产对于人类的效用与价值都是基于不同类型的遗产与各类主体之间的信息发掘、交流、加工和反馈过程。因此，有关遗产信息的研究，可使我们在智能时代，对于文化遗产的认识、解读和应用，获得一种全新的视角，进而推进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各项工作。从狭义的信息技术应用，转向广义的遗产信息的分析和理解，并为遗产管理、创意产品开发以及政策制定和资金投放，发挥进一步的引导作用。

目前，信息科学的最新进展，使得人类超越理性分析的时代，进入智性的自由王国。在我们已知的知识领域，都加强了以信息为对象的认识方法和学科理论的研究。许多前沿性课题，如遗传基因、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虚拟社区、网络治理、信息安全、脑科学等，也都进一步拓展了信息理论的观念与体系。在此背景下，信息学已发展成为一门“元学科”，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形成了密切的横断性联系（邬焜，2005）。

1948年申农（C.E.Shannon）在通讯领域创立“信息论”以来，信息概念已从具体而细分的通信范畴，延伸到人类生产生活以及文化艺术等更广阔的领域。对信息技术、信息经济、信息医学以及信息社会、信息伦理、信息哲学的研究，已涉及到人类大部分的知识体系。就一般意义而论，“文化遗产信息”也是一个很宽泛的对象，从理念到实际操作的研究内容都十分繁杂。为了精准有效地界定研究对象，我们要对“信息”概念进行内涵与外延的充实与拓展，从“档案”“数据”等单一维度，走向“考虑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的外在形式，内在含义和效用价值的认识论全信息”的新时代（钟义信，2013）。

就文化遗产而言，这种全信息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层次：

（一）规范型信息

揭示遗产的物质结构以及时间、空间等确定的真实内容。对于这类信息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这是考古学的主要内容。其主要价值取向是“求真”，各种智能技术的应用，如前述的3S技术阶段，都极大地提升了相关遗产信息的准确度和精确性。

（二）经验型信息

揭示遗产的意义和个体感受。这一类信息的分析与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受众欣赏、学习各类遗产时的状态，这也是博物馆学的主要内容。其主要价值取向是“求美”，各种新的智能技术手段，如前述的虚拟现实和全息化阶段，则更好地提升了相关遗产信息的审美效应，以及教育方面的成效。

（三）关联型信息

揭示遗产与事物（人、事、技术与环境等）的联系及其相互作用，属于社会价值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类信息更接近于遗产的常识性知识，涉及民俗学、民族学研究的范畴。其主要价值取向是“求善”，或者说讲求和谐与认同。这方面，智能信息技术也具有很广泛的应用，例如近年来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大多利用了各种信息手段，从记录到传播，以及各类在线交流方式等。

三、认知困境和信息变量

从英国1973年发起的“数字考古国际会议”，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2年开始推动的“世界记忆工程”，再到欧盟的“文化2000计划”，以及美国谷歌公司在201 2年启动的“谷歌艺术计划”，在发达国家倡导下，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和相关企业竞相将文化遗产转换为数字形态，形成了一批商业化或公益性的数字化平台。与此同时，国内学者的成果也使得我们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上的数据收集、存储、检索和管理能力迅速提高（周明全、耿国华，2011）。

虽然上述研究拓宽了文化遗产转向信息方式的渠道，案例也十分丰富，但总体而言尚处于跟随先进国家与技术被动选择阶段，应用上仍在形式、含义和效用等层面对信息进行“分离态”处理，缺乏内在逻辑性，故无法确立整体性信息分析框架，明确下一步的研究方向。相比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我们对文化遗产信息的专项研究还很不足。在对待数据的方式、寻找数字背后的意义、控制信息的流动与效应等方面，还缺乏有效的针对性的理论进行分析和预测。虽通过多年的努力，学界大体上构筑起文化遗产研究的知识谱系，进入与自然科学广泛结合的新时代，但研究上仍是“各自为政”的格局，如同“盲人摸象”，只解决了片面的、局部的信息问题，在更高级的智能策略和应用方面，还存在不少空白点。相关的研究偏重技术应用，缺乏理论框架，导致成果较单一，不系统，不全面，缺乏广度和深度。 一直以来，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应用工作侧重于物质属性的维度，因此在智能时代，我们面临着三重困境： （1）本体论层面的“信息孤岛”。由于权属、流通机制以及行政垄断等因素，我国各类文化遗产及其所携带的信息，常常被隔绝于收藏机构，事实上造成了文物信息资源整合的第一重困境。 （2）方法论层面的“信息鸿沟”。由于投融资、技术和管理上的差异，我国不同地域、部门之间数字化手段和条件的落差，也造成了对文物信息资源使用的第二重困境。（3）价值论与效用层面的“信息失效”。由于理念、信息能力甚至心理的排斥，中国文博界在信息资源利用方面的成效，与发达国家同行以及国内数字产业相比，还有差距，事实上造成了文化遗产影响力拓展的第三重困境。

从“全信息”的角度看，解决上述三类问题，先要厘清三种遗产信息的变量及其效应：

（一）遗产信息的基础变量

这方面的变量分析，主要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包括信息源以及相关信息流的组织。如对于考古遗址的发掘、整理、形成考古报告，并与其他同类型遗址进行比较研究等;在此基础上，是针对遗产信息的系统与相关机制的分析，如考古发掘后的信息系统的加工、存档与检索;以及通过信息分析，对遗产进行真伪的判定，包括公众对于信息的接受和反馈等，我们可以用框图来标明其关系（图1）。

图1中，基于人工智能理论，在规范型知识体系基础上，通过功能模拟方法（专家系统），开展基础变量的研究，分析遗产信息的认知要素。从遗产存续环境、使用状态、管理体系等方面来进行动态和静态的分解，分别形成三级指标，在具体应用方面，可以指导遗产普查和元数据库建设。

（二）遗产信息的传导变量

这方面的变量分析，主要针对遗产信息在不同的传播系统中，在不同环节的状态。包括人际、组织、大众传播以及具有综合性的互联网传播，对遗产信息的控制者、内容的解读者、媒体分析以及受众的接受度和反馈等。如在博物馆的布展中，对于文化遗产相关信息的筛选、组织以及场馆空间、展示技术等.我们可以用框图来标明其关系（图2）。

图2中，基于人工智能理论，在经验型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通过结构模拟方法（人工神经网络）分析遗产信息的传播因子，進行传导变量的研究。从控制、内容、媒介和对象来分析不同阶段，人际、组织、大众以及网络等不同机制的作用，提炼遗产影响力形成的模式，可以指导遗产教育，以及基于深度学习方法的软件模型设计。

（三）遗产信息的价值分析

这方面的变量分析，主要针对文化遗产主客体关联因子的耦合关系，包括客观性因素和主题判断两个维度：遗产信息的基本状态——属性、特色、效用和规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增殖能力与延展空间;另一方面是围绕人的感知所形成的需求，如遗产的经济价值、科学价值、美学价值以及文史价值等，如图3所示。

图3中，基于人工智能理论，在关联型知识体系基础上，通过行为模拟方法（感知动作系统）分析遗产信息的价值测度。结合信息的属性与特色、规模和效用、增殖能力及延展拓扑状态等，展开效果变量的研究，从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等角度研究其社会、经济、文化效应，并进行不同评价因子间的耦合研究，以此为遗产监测等提供工作导则。

四、信息过程及其应用

在了解遗产信息的问题和需求的基础上，要进一步研究信息变量的转换规律，从中采用新的技术手段加以控制与应用。在文化遗产的领域里，实际发生、发展和产生影响的各类信息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但抽丝剥茧，其中最重要和最典型的信息过程及其变量的产生，是与人们认识遗产并改善遗产的状态，使之服务于人类的需要相关的。从信息学的角度看， “这种信息过程既是研究信息科学和智能科学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它的全部归宿：改善人类认识世界和优化世界的能力” （钟义信，2004）。图4所示为信息全过程的基本模型。

图中的外部世界，可以作为我们面临的文化遗产各种类型以及相关问题、也包括各种环境的约束条件。这是全部遗产信息的来源;作为被人类智能系统优化后的结果，这个外部世界又是各种信息作用，包括物化后的归宿。以往我们认知遗产，通过感觉器官获取相关信息，再通过神经网络传递给思维器官，由大脑加工成为关于文化遗产的各类知识，实现认知。在此基础上，针对所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形成價值判断和解决问题的智能策略，作出决策;再通过神经网络传递给效应器官，产生相应的智能行为，作用于外部世界的文化遗产，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解决问题，达到目标。这个过程中，知识和智能是遗产信息的两类高级产物，两种特殊的信息类型。

按照上述信息过程图，我们结合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可以将遗产信息的开发与控制，应用于以下六个方面：

（一）从静态转向动态地挖掘遗产信息内容

如前所述，在信息获取的环节，以往通过人工的考古发掘、数据整理以及计算机录入等，完成最初的静态遗产信息的数据库建设。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针对这一类规范型信息，以功能模拟方法为基础的专家系统，已经可以实现按照设定目标，在元数据技术的支持下，实现动态的信息挖掘和识别工作，为包括文物普查、数据采集以及智能分类处理提供更好的应用支持。

（二）从单向性转向分布式疏通信息渠道

在遗产信息的传输环节，一些文博机构和个人仍较多采用单线、封闭式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方式;在大众传播方面，也仅限于部分旅游热点，或文博会展方面的渠道，极大地束缚了文化遗产影响力的形成和巩固。网络时代的来临和快速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重塑了人类社会的整个信息环境。全天候、跨地域、多频道、全网端，以及高效、快捷的全媒体方式，使得包括文化遗产信息在内的所有传播方式得到整合和重塑，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5G通信、三网融合、GIS等“智能技术”分布式体系的广泛应用，也彻底改变了遗产信息传递的单维度，形成了智能传输的格局。

（三）从有限性转向自组织建设信息平台

在考古与文物保护及应用工作的信息化初期，信息平台建设的主要方式是采用数据录入，将种类繁多的纸质、胶片以及影像、视频信息，转变为计算机可以识别的数字代码，完成了最初的数字建档为主要特征的遗产采集、保存、检索与管理的平台建设。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分散、独立以及相对低端的门户网站和以单位为主体的数据库。随着人工网络技术、超链接，以及基于深度学习方法的软件、APP应用程序的成熟，使得“世界记忆工程”“谷歌艺术计划”、维基百科、百度百科等自组织数字化平台得以快速发展。

（四）从确定性转向自恰的知识存储

从广义的角度看，各类文化遗产就是不同类型和体量的文化信息的载体，通过现代考古和文博系统的建立，我们可以将这些分散、独立以及隐蔽的信息单元，组织成为较为系统、确定性强的知识存储库，为不同需求和地域的人们提供相应的观赏、检索和研究服务。在新的智能时代，通过高阶计算机、移动终端、智能设备的应用，各类智慧图书馆、数字博物馆不断涌现，各地各部门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上的数据收集、存储、检索和管理能力迅速提高（王云庆，彭鑫，2017），形成了自恰性的文化遗产信息数据库。

（五）从多媒体转向全息融合的演示方式

如图4所示，满足公众对文化遗产“认知、体验、学习和分享”服务需求，是整个信息过程的最终目的所在。以往通过设立博物馆、展示厅以及多媒体网站、信息平台为手段，向公众提供关联型知识展演服务，伴随着智能时代的来临，以“数字考古”“智慧旅游”“智能管理”为表现形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为融合式的“全息展示”奠定了基础。

（六）从间接性转向同步信息反馈机制

在计算机与互联网时代来临以前，遗产信息的发现、传递和反馈的过程是间接、分散和被动性的，伴随着智能技术的涌现，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同步、即时的信息反馈机制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此基础上，结合遗产信息的属性与特色、规模和效用、增殖能力及延展拓扑状态等，从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等反馈状态，研究其社会、经济、文化效应，并进行不同评价因子间的耦合研究，可以为遗产监测等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五、结语

如何“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所谓智能时代，是我们对于信息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加强的新阶段，有关信息技术的应用，已不止于单纯的数据传输和显示，在文化遗产信息的认识理念与方式;文化遗产信息的解读与传达机制;文化遗产信息的价值分析等不同维度，都需要我们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

（责任编辑：孙秀丽）

作者：黄松

欧盟的民族学分析论文 篇3：

“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外语教育政策面临的挑战与变革

摘要：在当今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在近期“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国现有的外语教育政策已无法满足社会对外语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制定和实行区域性多元外语教育政策显得尤为必要。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尤其是新疆外语教育的现状和不足，参考国外外语教育政策，结合新疆实际，提出实行多元化的外语教育政策、提高小语种外语人才培养规模的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外语教育；外语人才；新疆；小语种

一、引言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构想，目前已经上升为国家决策，同时也得到了相关国家、地区领导人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培养大量合格的外语人才是“一带一路”战略成功实施的重要因素，这给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区，如新疆等地区的外语教育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亟需对外语教育政策作出必要的改革与调整。“加强关于‘一带一路’沿线语种的外语教学政策与规划研究，为‘走出去’提供语言支持、储备语言人才，是‘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核心内容。”西方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外语教育政策，他们常常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不断适时调整和完善外语教育政策。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语言文化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和价值，“语言的传播意味着文化的传播，语言的交流意味着文化的交流，语言的趋同意味着文化的趋同。”外语资源成了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主权国家掌握外语资源的多寡不仅关系国家的全球化水平和竞争力，还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鉴于此，本文以新疆地区外语教育为例，通过分析现状与不足，认为在以“一带一路”为重要代表的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应该结合各省区对各类外语人才的实际需要，改革现有的全国“一刀切”的外语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区域性、多元化的外语教育政策。

二、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与新疆外语教育现状

在我国，外语教育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其滥觞可以追溯至元朝，“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外语学校，是元朝时期开设的波斯语学校。”不过直到清末，外语教育才正式成为学校教育的科目。1862年（清朝同治元年），设立京师同文馆，内设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等以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为我国外语教育奠定了一定基础。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中学以上各学堂均开设外语课，使外语教育得以普及。

外语教育离不开教育政策的规范和指导，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成了一个研究热点。外语教育政策是语言政策在外语教育领域的体现。语言政策是国家干预语言使用的主要手段，对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和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各国的外语教育政策总是与其外交政策、经贸往来、科技发展密切相关。我国向来重视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多项外语教育政策，主要有：

《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1964）、《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1978）、《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1998）。新世纪以来又制定了有关中学、大学和研究生外语教育的文件，如2001年颁发了《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全日制义务教育俄语课程标准》、《全日制义务教育日语课程标准》，并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促进了中小学课程改革试验和教材编审工作；2007年颁发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8年颁布了《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第一外语）教学大纲（试行稿）》，等等。

新疆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1/6，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陆地边境线有5600多公里，周边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印度、阿富汗等八个国家接壤。新疆地处亚洲中心，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历史上曾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现已成为我国向西开放及欧亚经济贸易的桥头堡。新疆是多民族、多语言地区，也是反分裂斗争前沿。在新疆，外语是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边疆的稳定发展重要工具，外语教育非常重要，它不仅决定着本地区外语人才培养，而且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国家安全和新疆对外开放。

新疆地区的外语教育，可追溯到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俄文法政学堂。由于经费与政策等原因，俄文法政学堂在民国期间几经停办与复办，不过外语教育的理念一直薪火相传。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作为新疆大学前身的俄文专科学校培养了大量俄语人才，为新疆外语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新疆的外语教育得到迅速发展，英语取代了俄语，成了第一外语。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新疆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新一轮援疆项目的开展，新疆的各类教育，尤其是外语教育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然而，新疆外语教育的总体现状却依然不容乐观。在中小学阶段，外语教育一般只限于英语，所以在此主要分析新疆普通本科高校的外语教学现状。截至2013年，新疆全区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共有43所，其中：普通本科院校13所，高职（专科）院校23所，成人高等学校7所。其中综合类大学3所，师范类5所，农林、医学、艺术及理工类等各1所。目前新疆本科高校开设外语教学情况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知，新疆高校中，开设英语专业的高校有7所。外语小语种中，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石河子大学、喀什大学和伊犁师范学院开设俄语本科专业，新疆大学和新疆师范大学开设日语本科专业，新疆大学和石河子大学开设阿拉伯语本科专业。此外，在研究生学位点设置方面，新疆大学设有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点，新疆师范大学设有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点；新疆高校外语专业博士点为零。

笔者通过调研走访，进而归纳分析，发现目前新疆高校外语教育教学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1）开设的二外语语种过少，除俄语和日语外，未开设其他传统的主要二外语种，比如法语（伊犁师范学院的法语二外刚刚开设，且规模尚小，影响力有限，暂时忽略）、德语、西班牙语等。这使得疆内高校英语专业毕业生在报考内地高校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时，会因二外语种过少而受到限制。同时也不利于疆外英语专业学生报考和调剂到疆内高校的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一定影响了疆内外高校高层次外语人才的培养和流动。

（2）除俄语和阿拉伯语，疆内高校未开设与新疆有密切经贸文化往来的周边国家的实用小语种专业，比如土库曼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乌克兰语、塔吉克语等，无法满足新疆目前日益增长的对这些小语种的人才需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与上述小语种国家的交流和往来。

（3）新疆的外语专业研究生硕士点太少，研究方向相对单一，缺少外语专业博士点，高层次外语人才在新疆难有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这造成了引进高层次外语人才难，留住高层次外语人才更难的尴尬局面，也影响了新疆高层次外语人才的培养，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新疆外语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升。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外语教育政策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中国新一轮开放和走出去的战略重点。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今年重点工作时指出，将“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写入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上升为国家战略。外交部部长王毅认为：“‘一带一路’的主线是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优先是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方式是平等协商、循序渐进。”2014年8月在兰州大学举办的“一带一路”文化圆桌会议的开幕式上，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指出，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要更好地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教育交流，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交流合作，以发挥高等教育在沿线国家人文交流中的桥梁作用，发挥沿线各国高等教育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智库作用，发挥高等教育在增强沿线国家互信中的催化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的外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应对这些挑战，不仅需要提高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方法，更需要国家从教育政策层面做出调整和改进。目前，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本身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我们至今没有一份国家层面的有关外语教学的政策纲领性文件，另一方面中小学和大学的外语教学课程目标也缺乏连贯性”。“目前的外语教育政策不仅难以适应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还阻碍了外语教育的区域多元化发展”。我国的外语教育费时低效，以英语为主要语种的同质专业盲目扩张，我们的外语教育在政策和规划上存在重大缺失。“这种缺失主要表现在外语教育政策制定缺乏中长期的全盘规划、缺乏权威的管理及指导机构、语种设置过于单一和集中，发展不协调外，更为突出的是，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往往还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很少结合各地区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不同需求的实际，地方在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中很少有自主权。”同时，我国外语教育语种结构也不甚合理。“根据1999—2001年进行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统计数据，当时具有初中文化且学过外语的人口中，学习的主要语种和所占比重分别是：英语93.8%、俄语7.07%、日语2.54%、法语0.29%、阿拉伯语0.13%、德语0.13%西班牙语0.05%、其他0.16%。

就新疆的外语教育与使用现状而言，除了以上提及的普遍性问题，还面临一些独特情况。

（1）学习和掌握英语甚至俄语，并不能解决新疆与周边国家在经济文化交往中的所有语言交流问题。一方面，“全球化并没有带来英语的全球化，世界上说英语的人仍然是少数。而且，随着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市场对语言本土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学习当地市场的语言和文化才能获得进入当地市场的资格，这早已成为各界共识。”另一方面，新疆周边国家语言使用现状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一些国家相继通过政策、法律等手段正在进行的“语言改革”，其目的就是要提高中亚国家本民族语言社会地位，促进本民族语言在其国内和国际各方面的发展和使用。中亚国家在国际交流中，用本民族语言取代俄语的苗头已经出现。

（2）现有的教育政策下，新疆的英语人才相对过剩、小语种人才严重不足，甚至奇缺的矛盾日益尖锐。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的实施，新疆作为中亚乃至亚欧的经贸、文化中心的地位愈发凸显。始于1992年，已连续成功举办十八届的乌洽会于2011年升格为“中国-亚欧博览会”，每年9月在乌鲁木齐举行，极大地推动了新疆的对外开放和经贸往来。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副局长胡晓东表示，随着中国-亚欧博览会影响力的增大，参展商越来越多，翻译人才，特别是小语种翻译越来越走俏：“从需求、从使用、未来的发展，俄语翻译的需求量都在增大，不仅是俄语，还包括阿拉伯语，哈萨克语等多语种在亚欧博览会中都有很好的体现。我们亚欧博览会今年有一个供稿中心，供稿中心就是用了六种语言。”据一家翻译公司网站报道，在亚欧博览会，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土耳其语等小语种客户服务占到客户需求的三四成；阿拉伯语、日语、韩语等小语种翻译的最低报价为每天1200元，像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这些历届乌洽会上很少用到的语种，最低报价为每天1800元；不过相对于小语种，俄语、英语翻译的报价为每天600元左右。此外，新疆还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业蓬勃发展，目前新疆全区年接待海外游客超过一百万人次，且增长势头强劲。旅游业的发展也亟需大量小语种翻译人才。然而现行的新疆外语教育政策以及外语教育，造成了新疆英语人才相对过剩、小语种人才严重不足的窘境，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制约了新疆的改革开放和经贸文化交流。

（3）新疆多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复杂多样，具有独特的区域特性。自古以来，新疆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区，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居着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等47个民族。一方面，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一般分为“民考汉”和“民考民”两大类，对于“民考汉”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学习外语是学习第三语言，这与汉族学生学习属于第二语言的外语自然有很大差异；在文化传承和负迁移影响上，在学习条件与学习环境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中亚五国的哈、吉、塔、乌四国语言在新疆有跨境语言特点，这些语言兼具外国语和新疆少数民族语的双重属性。这些语言与新疆的相关少数民族语言相通或者相近，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这些语言具有其他民族不可比拟的优势。鉴于此，“政府有必要特别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为少数民族地区制订专门的外语教育政策和外语课程标准，并据以编制少数民族适用的教材和提供相应的课程资源。”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外语教育政策的变革思路

从上述分析可知，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当下，外语资源已经成了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大量合格外语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施，需要大量外语人才，这对我国现行的外语教育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目前，针对“一带一路”沿线语种的外语教学政策与规划研究已悄然起步，比如文秋芳指出“一带一路”战略面临小语种人才匮乏的瓶颈，建议成立“丝路”小语种强化训练基地、设立“丝路”小语种人才培养基金、改革招生制度、调整培养体系、培养“语言+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其外语教育现状不容乐观，亟需从外语教育政策层面做出调整与变革。文秋芳的建议为“一带一路”沿线语种的外语教学政策与规划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在此基础上制定符合新疆外语人才培养与需求实际的外语政策提供了参考。

1.国外外语教育政策对新疆外语教育政策变革的启示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制定和实施多语政策的第一个英语国家，先后颁布了《国家语言政策》，《国家语言及识字政策》（1991）及《澳大利亚学校国颁亚洲语言和学习策略》。”“俄罗斯外语教育呈现出外语教学语种多元化、外语教学模式多样化、外语教学过程个性化等发展趋势。俄罗斯中小学不仅开设欧洲主要国家的语言，也开设与俄罗斯相邻国家的语言（如汉语、日语、波兰语、保加利亚语、芬兰语、瑞典语、挪威语等）”。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是欧洲地区重要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现拥有28个会员国，有24种正式官方语言。语言多样性是欧盟国家的重要特征，

“4亿9千多万欧盟公民来自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讲60余种语言。”欧盟走的是经济政治一体化道路，却实行多元语言文化政策，把促进所有成员国之间的理解和团结设立为自己发展的总目标。欧盟在语言政策中提出的具体方针是“更多语言原则”，“这种语言多元化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保护丰富多彩的欧洲语言和文化，最大限度地使用所有欧洲公民接受多语言文化的教育和培训，为达到上述目的，欧盟通过各种研究项目鼓励并支持语言教学多样化。”欧盟非常重视语言多元化问题，“从语言多元化的理念出发，欧洲联盟的语言政策将外语教育看成是建设民主、宽容和开放欧洲的重要手段。将语言多元化视为欧洲联盟的核心价值观，与尊重人权、文化多元、宽容和接纳他者同等重要”。东亚外语教育战略的重要任务就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国家外语教师师资认证制度，加大外语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日本和韩国已经出台国家外语教师师资标准。韩国于2010年率先实施“国家外语教师资格制度”，对新任外语教师的资格进行考核和认证。为激励和推动这一计划顺利实施，韩国政府还计划从201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聘用本国外语教师任教。

国外的经验表明，实行区域性多元的外语教育政策时，应该坚持国家总体教育政策的核心地位，在不违背总体教育政策的前提下，各地可以结合各自实际情况与需要，灵活调整和制定较为具体的区域性教育政策，试行多元的外语教育政策，包括语种的选择、课程的设置、考核与评判标准等。

2.新疆外语教育政策变革的基本思路

本文基于实行区域性多元外语教育政策的思考，参考新疆外语教育现状，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对新疆地区外语教育的需求，就新疆外语教育政策提出以下几点改革建议：

（1）在新疆成立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机构，规范指导外语教育教学。为了使外语教育更加贴近社会对外语人才培养和需求的实际，使新疆的外语教育政策更“接地气”，更好地服务本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方便区域性国际交流，建议在新疆成立专门外语教育政策机构，负责全疆外语教育政策的调研、考察、制定、调整、实施和监督等工作。

（2）要特别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为少数民族地区制订专门的外语教育政策和外语课程标准，并据以编制少数民族适用的教材和提供相应的课程资源，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外语学习效果。考虑到“民考汉”和“民考民”两类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外语时的差异，可以为“民考民”学生编写专用外语教材，以便外语教师直接用民族语言讲授外语课程，民族学生直接借助母语来学习外语，从而提高外语学习效果。

（3）改变目前新疆英语教育独大的教育格局，变英语独大为英语和小语种教育并重互补。扩大外语教学语种数量，除了增加如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传统小语种之外，在有条件的学校和地区开设与新疆经济、文化往来密切的土库曼语、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乌克兰语、塔吉克语、波斯语等小语种。在有条件的地区，小语种外语学习可以提前到中学甚至小学阶段，鼓励高职高专院校开设小语种课程和方向，切实提高小语种人才的实际应用能力，区内各高校应结合当地实际需要，大力培养高质量、高层次的小语种外语人才。力争在不远的将来，在新疆地区形成从中小学到大学的区域性多元化的外语多语种教学体系。

（4）制定实施有利于推广小语种学习的政策和人才培养模式。鼓励各高校实行灵活多元的外语教育模式，制定小语种学习激励政策，比如学生学习小语种可以计算学分，学习小语种可以不再学英语；小语种的成绩达到相应标准时，可以减少或免去相应学费等。必要时，还可以设立小语种奖学金，为鼓励大学生学习一门周边国家的语言，应该制定一系列与奖学金挂钩的政策，提高他们学习小语种并且用小语种交流的积极性。尝试和推广外语人才尤其是小语种人才培养的复合型模式。外语人才的培养可以采取英语+小语种、专业+小语种模式等多元模式；实行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外语人才的交换培养，师资交流和培养模式。在成功实施“3+1”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④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校际2+1+1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即三年级时插班学习模式。充分利用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西南大学等“对口支援”高校的小语种教学资源，继续推进和深化新疆高校小语种人才的“插班生”培养模式。

（5）加强外语、尤其是新疆急需的小语种的教学研究水平与资金投入。一是要继续加强新疆高校外语学科和学位点的建设力度，力争在不远的将来，成功申办小语种专业硕士点以及英语、俄语等专业博士点；重视小语种教学的特色与理论研究，为小语种教学提供理论指导。二是切实提高外语人才的福利待遇，筑巢引凤，进而吸引全国各地更多高层次外语人才到新疆工作，促进疆内外外语人才的交流，提升新疆外语师资的整体教学和科研水平，为培养更多高素质、高质量的外语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五、结语

党中央“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构想的提出和实施，不仅赋予了新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历史重任，更赋予了21世纪的新亚欧大陆桥以崭新的意义和价值。“一带一路”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和促进国际区域经济文化一体化的重要发展战略，作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外语人才的多寡和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效果，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应根据各地的实际需要作出调整。“我国幅员辽阔，邻国众多，各地区的外语教育可以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开展不同语种教育，实现外语教育的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和生态化，保证外语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新疆作为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前沿地区，应该抓住机遇，大量增加实用外语小语种，实行区域性多元化的外语教育政策，优化外语教育结构，提高外语教学质量，提升区域经济文化交流软实力，从而培养更多的高素质外语人才，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施提供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持。

[责任编辑：陈立民]

作者：蔡志全　赵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