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批评例子

社会历史批评例子（通用6篇）

篇1：社会历史批评例子

社会历史的主体例子

2、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1）屈原的《离骚》、《九歌》直接取材于远古时代人民群众创造的神话和传说。

《水浒》、《三国演义》、〈西厢记〉、〈浮士德〉等世界名著，都是在民间口头文学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修琢提炼而成。

明代著名的 《本草纲目》，就是总结了历代的药物学家、医学家和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经验，特别是药物经验，而由李时珍经过27年艰苦劳动，加以检验、丰富和发展，所完成的药物学巨著。

西汉后期的《汜胜之书》，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元代的《王祯农书》，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都是直接总结劳动群众的农业生产和饲养经验写成的。

这些说明了什么？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实践是一切精神财富产生的源泉。

（2）鲁迅说：“田园诗人陶渊明如果没有劳动人民供他吃穿住用，那他就不但没有酒喝，而且也没有饭吃，只能饿死在东篱旁边，那里还能吟出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呢”？

作家著书立说需要“文房四宝”，演员表演需要舞台道具，科学家做试验离不开仪器设备。

这说明了什么？人民群众的实践为精神财富的创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3）华彦钧即“瞎子阿炳”，1893年出生，一生坎坷，献身音乐。他创作演奏的6首二胡、琵琶乐曲是我国民族音乐的瑰宝，在国际乐坛上享有盛誉。其中，《 二泉映月 》被列为世界十大名曲之一，被美国宇宙飞船带入太空播放。

以上事例说明了什么？劳动群众还直接创造了精神财富。

3、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材料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都是伟大的人民战争，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没有三大战役的胜利。－-------毛泽东

材料二: 在所有资产阶级大起义中，如果没有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单靠资产阶级决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恩格斯

材料三：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民有三个伟大的创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

上述材料共同说明了什么道理?给我们什么启示？

上述材料共同说明了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启示我们必须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1、人民群众的含义：人民群众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们，既包括普通个人，也包括杰出人物。

第一，“人民群众”是群体概念，是相对于个人而言的。

第二，“人民群众”有量的规定性，是“人们”中的大多数。

有质的规定性，是指一切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

第三，人民群众是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和各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第四，劳动群众是人民群众的主体部分。

第五，在我国现阶段，人民群众包括……

梁启超认为，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这个观点夸大了杰出人物的作用，否定了人民的历史主人和实践主体的地位

国际歌中有这样一段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辨析：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话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请简要评析。（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2）荀子的这句话，把人民群众比喻为“载舟” “覆舟”之水，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有其正确性。但由此认为荀子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不正确的。

（3）荀子是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代表，他的这句话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剥削阶级的阶级统治。

“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和代价的。”——毛泽东

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出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邓小平

“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温家宝

篇2：社会历史批评例子

关键词:社会历史研究法 传记研究法 沈从文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发表于1934年,是沈从文创作的一首美好的抒情诗、一幅秀丽的风景画,也是支撑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的坚实柱石。《边城》写了一个古朴的爱情故事,翠翠与傩送,面对无法预知未来的茫然和期待。应该说沈从文写《边城》是有其时代背景的,更主要的是这是湘西苗民族的故事,沈从文对苗民族有着骨子里割舍不断的感情,所以我们不妨用丹纳的“三元素”说去解读《边城》。另外,沈从文对《边城》的叙述是一种抒情的笔调,有很多人称这是诗化小说。那是什么原因使得沈从文的笔调如此细腻,描写得温婉悲情,这又与沈从文本人的生活经历、性格、气质有相契合的地方,因此,我们也可以用圣佩韦的传记批评研读一下作品,以求分析更加全面,角度更加多元。

首先,所谓社会历史研究法是一种按照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去解释文学活动的文学研究方法,共同特征在于,透过作品本身而试图窥见它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并凭借这种背景而最终解释作品本身。丹纳被公认是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重要代表,他综合了几种学说,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说,影响很大。在丹纳看来,种族指族类人种的特性,这种种族特性构成它未来发展的“原始地层”{1}。环境指种族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地理、气候)和社会环境。时代指种族的文化传统在一定阶段或时期的情形,包括政治、哲学、宗教、艺术、社会心理等。

《边城》是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湘西,是他创作的主要源泉,是他人生情感的生发与寄寓之所。可以说,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与湘西历史的独特性根连枝接。湘西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苗族是主要的世居土著民族,历代统治者开始以武力强迫湘西土著民族归于王化,于是在长达两千年的湘西民族关系史中,征服与反征服, 同化与反同化成为主旋律。虽然这种征服与同化推动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的统一进程,但处江湖之远的苗民却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血腥杀戮。沈从文对湘西的历史是了然于胸的,正如丹纳所描述的,这种种族特性是天生的、遗传的。沈从文曾与研究他的学者凌宇说过,“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虽然在《边城》的文本中,人物、故事的身份与特征的苗族指称被隐去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边城》具有丰厚的苗族文化背景。故事发生的原型地茶峒属于苗区,边城之边的本意,也是防范苗民的戍边之边。而且文本中涉及到了苗族习俗,端午节赛龙舟,对歌,傩事活动等。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边城》的创作和沈从文所了解的苗族文化是分不开的,这是一个故事的背景,也是一个作家内心深处的种族观念,可以说,没有苗族文化的存在,沈从文所构筑的湘西世界将土崩瓦解。

丹纳很注重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对文学活动的影响。提到湘西的自然环境,不禁想起沈从文笔下的两岸青山、吊脚楼、云雾中的楼阁,翠色的篁竹。沈从文在这种自然景色的沉浸中展开了《边城》的故事。丹纳认为自然环境的好坏会影响作家的情绪和价值观。沈从文可能也受优美景色的影响,对翠翠的描写像一首诗:“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可见,自然环境对沈从文塑造人物产生了很大影响。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通常隐去故事发生的时间,即使描述也是作为背景推得很远。但从很多作品中我们已经看出苗民依旧麻木地生活着,沈从文对苗民的描写其实是在唱一首首挽歌。在《丈夫》《萧萧》等作品中,“乡下人”虽然热情、善良、正直,合乎自然,但与此相伴随的理性的愚昧又使他们无法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实环境。我们看到萧萧木然地抱着小儿子给大儿子迎娶童养媳,多么蒙昧的悲剧轮回啊!沈从文可能早就注意到了,所以在《边城》《长河》中他要表现理想的人生形式、人性,因为他知道只剩下理想的形式了。他在《〈长河〉题记》里这样写:“‘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湘西在变化中见出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所以,苗民的时代状况以及民族政治、文化的发展对沈从文的创作观念是起着制约作用的,很可能到苗文化几近被汉文化同化后,沈从文就连理想都没的写了。

其次,透过《边城》的表层文本,我们可以窥见沈从文本人的一些经历、经验和人格特征。所谓传记研究法就是悉心探寻作品与作者的联系,试图透过作品寻找作者经历、人格,并根据作者经历、人格去解释作品。法国19世纪浪漫派批评家圣佩韦的传记批评把作品看作是作家生活经历、性格、气质、心理因素的投影。一般来说,传记研究法重要的是弄清作家的传记。可以根据作家的亲身经历解释作品,即自传;也可以根据作家的人格风范考察作品风格,根据作家对待世界的态度主要是人生态度、政治观点、伦理观点、哲学观点研究作品;还可以根据作家的创作意图解释作品;分析作家的时代状况等。

沈从文的传记有《从文自传》《自传编零》,美国学者金介甫著的《沈从文传》,凌宇著的《沈从文传》等。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曾提到“我所生长的地方”一切事物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以至于他十五岁离开后,“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2}。所以,在沈从文到北京后创作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也多是他对家乡浓浓乡愁的抒发,其中也不乏含有城乡文化对立的心理考虑,在他眼中,城市的喧嚣、人际关系的尔虞我诈反倒让他更加想念湘西,那里永远是他的理想寄托和精神家园。因此,沈从文作品中的人物的淳朴、善良,《边城》中翠翠,傩送的古朴爱情都是作者头脑中的家乡投影。沈从文还从小就不喜欢枯燥的书本,经常逃学,这反而使他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他不止一次在《从文自传》中提过水对他创作的影响:“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同水不能分离”,“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很大的关系”{3}。这就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想象力,因此,他看山看水都是带着审美的眼光,感性的他对自然和美的抒发是直接的,富有激情的。但他也总说“美丽总是愁人的”,这里有一种忧郁的情调。他的性格内向,既富于幻想又敏感,以及不为人理解的内心的孤独,这些情感经历融入了小说人物的心理及情绪状态,因此我们会发现翠翠的性格和沈从文有某些相对应的地方。翠翠的性格“显示出从文这方面的性格”{4}。

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的审美观和他所处的年代,将这两方面联系在一起,不仅是因为很多人对他的审美观的评判总是结合那个年代,而且也因为沈从文的审美理想在那个年代确实是朵奇葩。沈从文曾说过,他只想造希腊小庙来供奉“人性”,“我以为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需以‘人性’作为准则”{5}。这种人性即是生命的天然形式,原始形态就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契合。柏子、贵生、萧萧、翠翠都是这种自然生命形式的表现。这可能也是沈从文反对作家从政的理由,他一直在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也发表了很多文章,如《文运的重建》《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等。这种文学观或审美观在他的自传中很明显地流露出来,“我看一切,却并不把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的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6}。这样,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带给他自己和读者的就是感官上的享受,视觉的、听觉的,甚至是触觉的。《边城》开头三章集中笔力描绘了湘西山水图画和风俗习惯,我们随着文章的叙述节奏,仿佛置身于那张风景画之中。通篇的和谐之气与沈从文的文学观是完全契合在一起的。所以说,作家创作的视角,采用的文体,运用的语言等问题都是与作家内在的生命气质相契合的。

解读《边城》的方法有很多种,相信以社会历史研究法和传记研究法来解读文本,会相对全面一些。而且相对于沈从文的苗族身份、京派的主要作家来说,这样的方法或许更恰当一些。

参考文献

{1} 胡经之、王岳川主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2} 沈从文:《我所生长的地方》,《沈从文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

{3} 沈从文:《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沈从文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

{4} 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花城》,1980年第5期。

{5} 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抽象的抒情》,复旦大学出版社,8月版。

篇3：社会历史批评例子

一、影片《亲爱的》的真实性

影片《亲爱的》是以央视法制栏目的真实案件为创作基础的,将镜头对准中国当今社会的底层市民的平凡故事,将寻子、打拐引申出的社会现状加以客观的呈现,构建大银幕上的中国群体形象。这就是影片成功的一大基本因素——真实性,它是艺术作品所展现的社会生活、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符合程度以及创作者、观赏者和艺术形象的真实的统一。影片《亲爱的》的真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此影片是以真实的案件为创作基础,此事件为中国当代社会所熟悉,此社会现象对中国当代人影响最为深重,因此影片《亲爱的》有着这个社会中最为坚实是依据,最能引起的当代人的关注和共鸣。

其二,影片当中所塑造的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的真实性。影片的视角是对准中国当代农村和城市两大方面的底层市民故事和生活,真实地呈现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以及心理情感。影片当中所饰演没有生育能力的拐卖儿童“养母”一角色的李红琴,影片从其生存方式与场景中描绘出她生活的朴素与艰辛,从她的人生经历中刻画了她命运的悲剧,但尽管如此,如果从本质上去衡量她对待丈夫“带回来”的两个孩子的疼爱,却是一种超越的血缘和一切的爱。因此,作为一个反面角色的她,依然闪烁着的人性光辉和母爱。将观众带入这样一位具有真实性人物的痛苦和无助中,让观众感受到生活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双面性,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与同情。

其三,此影片的制片人对此现象或问题的态度和价值评判的真实性。不同的价值导向会造成不同的真实性,也就是对此社会现象的价值评判应该具有普遍性,或者说是此价值尺度代表着这个社会群体的一个大的方向和标准。那么此真实性就不得不和艺术家的倾向性联系在一起了,真实性很重要,但不是必要条件,倾向性更具有重要作用。任何一个具有真实性的艺术作品,它总是对社会生活的再现,艺术家就是对社会生活通过加工再创造来创造艺术作品,因而在此过程中就有一个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理解问题,这也就艺术的倾向性。

二、影片《亲爱的》的倾向性

总体来看,《亲爱的》制片人是有着明确的立场或者倾向性去评判此类社会现象,它是以此社会问题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带来的生活、情感上的悲剧去强烈地抨击它。这种具有社会倾向性的观点可以说是一种当代伦理道德观,我们生活于社会环境中,不仅受到法律的约束,有时候更多的是受到来自我们这个社会所约定成俗的一套伦理道德观。黑格尔曾指出,伦理性的实体是由各种不同的关系和力量所形成的整体,这种整体概念本身要求这些不同的力量由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现实和人世间的现象。由于这些因素的性质,个别人物在具体情况下所理解的各有不同。

导演就将讲这种悲剧冲突寓于电影各个情节之中,使之具有强大是冲击力和感染力。其电影主线是这对找寻孩子的夫妇田文军和鲁晓娟,他们这样一对平凡的夫妻经历了,从失去孩子的悲痛到找寻孩子的艰辛和内心的痛苦,到最后找到孩子却的无法相认团圆,田文军夫妇通过孩子身上的胎记确认了自己的孩子就是长大之后的田鹏,可是在田鹏的意识和记忆里真正的母亲就是李红琴,冲突的双方各持自己片面性的真理或辩护理由,去否定或毁坏对方真理,从而形成不可逆转的冲突和对立。

对于田鹏来说,李红琴是他意识里的母亲,而田文军夫妇才是真正的父母,如果他遵从自己否定对立方的的真理,伤害的就是自己的身生父母,如果他放弃自己去依照对方的真理,对他自己而言何尝不是一种伤害呢?对于田文军夫妇来说反之亦然。同样的冲突也出现在李红琴与田文军夫妇争夺孩子的事件上,田文军夫妇可以以法律的手段争夺回自己的孩子,但是这不仅是对李红琴的否定,也是对自己孩子的否定。导演在最终还是给出了合理的结局或者解决方案,田鹏回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田文军夫妇身边,但也忘记自己以前的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家,李红琴也有了自己的孩子。黑格尔说:“两种具有片面性真理的观点的相互斗争,留下了的是合理的绝对真理”。从结局可以看出导演是维持了这个社会基本亲情、血缘伦理观,这也是此影片成功的第二大因素。

三、影片《亲爱的》的社会效果

篇4：社会历史批评例子

“人必自轻而后人轻之”。我作为一个当代文学评论者虽然感到愤懑，却不能不承认：一切诟病都缘于文学评论者的“自轻自贱”。——是时候进行自我把脉了。

一、文学创作中的轻文学化与后殖民化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一体两面。文学评论界的乱相，与“小时代”的“轻文学”创作转型密切相关。

中国内地1990年以后的文学创作进入新写实、元叙事、意识流、后现代等手法的实验期；玄幻、穿越、新历史和网络生活，则成为新千年“小时代”文学主流题材。这种变化一方面极大地解放了文学想象力，使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之轻；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淡出”、朱文和韩东的“断裂宣言”、郭敬明以及网络文学的财富神话，也使文学走向了眼球经济、话题经济、物质主义和下半身写作。这种“纯文学”或“轻文学”趋向固然对一元话语有某种消解作用，但更大的伤害则是对文学意义的消解，文学不仅失去了“新启蒙”时代的轰动效应，而且越来越趋近于消费读物和小资身份装饰。文学批评也相应出现了轻薄化、媚俗化倾向。

与此同时，中国内地文学创作的后殖民化倾向日益凸显。“唯新唯西”，追求“国际化”，已成为一种严重的身份焦虑；作家多以拿到布克奖、国际书展奖、诺贝尔奖等国际奖项为荣耀。事实上，比起这种“后殖民化”倾向，更可怕的是“自我殖民”心理。很多作家有意识地猜想西方人的中国趣味，然后刻意迎合西方人的“中国想象”，甚至高行健、哈金、严歌苓和莫言的创作中都存在某种程度的“自我殖民”意识。电影人似乎走得更远些，像《霸王别姬》《金陵十三钗》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相应的，文学批评也大面积套用西方话语而匮乏原创精神，整体上出现“失语”状态而浑然不觉、缺少反省。

二、文学批评中的学院派与洋八股

当前文学批评最显著的怪现状，就是令人气闷、让人“看不懂”的“学院化”倾向。“学院化”是“祛政治化”的一种策略，有利于学术独立。但是，现在的“学院派”批评论文一般发表在学报、C刊上，主要用于评职、晋级和考核。这些论文与文学创作者和读者基本不发生关系，读者要么看不到，要么看不懂。这样的文学评论根本“不接地气”，于是就成了体制内的文字游戏。学院派评论者忙于完成各种课题，却很少进行调查研究，因而与社会文学生活实际是脱节的，不知道读者想读什么。于是学院派评论就成了“自说自话”，对读者起不到引导作用。在此情形下，大众传媒和传媒知识分子反而起了更多的包装、促销与引领作用。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学术堕落的一种表征。

中国文学批评界越来越像西方文论的实验场，评论者越来越像理论贩子，论著中袭用西方理论而少有“中国创造”；这样的著述“看上去很美”，很“高大上”，实际上根本不契合中国文学实际。它们形成了这样的洋八股模式：挪用一段西方文学理论，拼贴几个中国作品案例，再凑上几句“胶水浆糊”式的说明；行文一定要充满术语和符号，注释最好是外文的；句子一定要长，要使用巨型的复合结构，最好让人一口气读不下来……这样的文章似乎祛政治化而学术化了，但也异化了。其结果要么是削足适履，要么是强制诠释。而读者也只能集中精力对付那些理论术语，很难关注文学艺术和评论本身，这就很难使文学发生“熏浸刺提”的作用。

对于读者“看不懂”文学批评的现象，有三件事促我反思：一是2012年11月10日参加山东大学“莫言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时，莫言长兄管谟贤说，现在很多文学评论他“看不懂”。要知道管谟贤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也是“文学圈”里的专业人士，如果他也看不懂当下的文学评论，那么这里一定出问题了。二是2013年我与正在读高二的孩子一起读《少年Pi的奇幻漂流》，有个“父子对话”发表在《博览群书》2013年第6期上；我的孩子对我说：“你们评论儿童文学、少年文学时，应该化繁为简、深入浅出，要让少年读者读懂，这样才能起到‘导读’作用。”他让我明白，真正的学者，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是把复杂问题简洁化；文学评论应当明白晓畅，“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样说就怎样说”，要用自己的话语来表达思想。三是胡适1931年3月5日与徐志摩谈艾略特、乔伊斯和卡明斯等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连志摩也承认不很懂得了。……志摩说，这些新诗人有些经验是我们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用平常标准来评判他们的作品。我想，他们也许有他们的特殊经验，到底他们不曾把他们的经验写出来。” 胡适看不懂现代派作品，绝不装懂，并以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自勉。——我想，评论者援引西方新理论却不知其产生的背景，盲目套用，很容易造成“错位”和“误读”，实在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糊涂做法，远不如说一点实实在在的、读者“看得懂”的话。

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评论者忘记了“批评”职责。批评，就是实事求是地“好便说好，坏便说坏”。但当下的文学批评者已经“失职”，评论者变成了广告员和吹鼓手。作品研讨会简直变成了吹捧大会，拿了人家一点“车马费”，就得说好话，于是天花乱坠，一口好活，拿着肉麻当有趣，边拍马屁边看人家脸色，看给人家挠痒痒的力度合适否，一副下九流的嘴脸直比文娼、文丐。胡适1930年给梁漱溟的信中感慨说：“今日文治势力所以失其作用者，文治势力大都已走狗化，自身已失掉其依据。” 那么，当今文学批评界之所以失其作用，全在于精神侏儒化。长此以往，作家们根本瞧不起你，也不可能尊重你的批评。人们称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那么知识分子得时时扪心自问还有没有良心！批评家，至少要说真话、说实话，要对得起良心。——忘记了“批评”职责，失去了“问题”意识，甚至自轻自贱，那么文学批评这个圈子还有什么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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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仍须提倡“社会—历史”批评

我个人认为，在“小时代”更须提倡“社会—历史”批评。

从“启蒙”立场出发，无论从哪个角度、层面来谈启蒙，文学批评者的著述首先都应让人读懂听懂。如果读者读不懂听不懂，那主要是因为评论者自己没有看明白、想明白、说明白。而“社会—历史”批评，特别强调知人论世：对于评论对象要听其言、读其书、观其行、知其义，更要把作家作品放到历史当中，站在“百年”的单位时间中去评价他。比如，对于莫言、阎连科这类作家，寻找他们的语病、论述他们的技法、评价他们的“狂欢化”，实在是舍本逐末、偏离大义、见木而不见林。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更应关注他们的思想，关注他们整体性的史诗意图，这样才能理解他们对某些细节、某段历史的“重复”，这样才能明白他们的“重复”绝不是黔驴技穷而是有意反复，是一种刻意的强调……

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充满机遇和挑战，也充满社会矛盾与精神危机。按照世界文学史经验，这应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社会—历史”文学批评的用武之时。但由于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中国文学界正在自我边缘化、自我矮化，文学批评界也在精巧化、犬儒化，评论家变得油头滑脑、油嘴滑舌，正在蜕变为消费市场的掮客。这即使不算可耻，也足以说可悲。——我们应当饮流怀源，回到现代文学的发生期，重新从胡适、鲁迅、胡风那里寻找思想资源，让文学评论真正对社会发声，与作者互动，与读者对话，与现实发生关系。

文学和文学批评，在所有时代都不可能存在于真空状态，不可能与政治、社会、历史分离。“小时代”固然是“个人”的时代，但不应沦为“小人”的时代、无特操的时代。文学，固然是“抒情言志”的，但所抒之情，所言之志，总离不开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否则就不可能“以诗证史”。批评，源于不满足，源于知识分子的天性；知识分子应当与时代“逆向而动”，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在这样的“小时代”，我们正应思考书写“大历史”，更加重视提倡“社会—历史”批评。

现在，有些人对“社会—历史”批评存有误解甚至认为这种方法已经“过时”，这一来是由于他们的趋新心理，二是因为“社会—历史”批评曾在很长时期内被曲解利用、被庸俗化了。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恢复“社会—历史”批评的本义，为之正名，正如我们现在应明白“现实主义”只有一个“批判”的本义，而不能被“革命化”“浪漫化”“无边化”一样！

篇5：高一历史新学期教学计划例子

本学期历史教学主要是完成必修一第七、八、九专题和必修二经济史的内容，而这学期我们对学生又进行了分科，即学习文科的同学将要面临历史的高考，所以对学生上学期不重视历史科的学习，应该作一些说明和鼓励，我们常说，科教兴国，历史学科在高考中同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团队精神，既分工又合作，保质保量地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为将来的高考打好基础。

二、历史备课组整体教学策略基本要求

1、对备课组的基本要求：全组成员互相关心，互相支持，使我们高一历史组更加优秀;互相交流进一步研讨教材及适合与我们学生的教学方法，努力提高课堂效率。以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入手，提高教学质量。

2、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教学设计与学生的学习方式整合，使历史学习成为一个不断积累历史知识、不断加深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过程;成为一个主动参与、学会学习的过程，一个逐渐掌握出国留学网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的过程。通过历史学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陶冶关爱人类的情操，使学生增强历史意识，汲取历史智慧，开阔视野，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增强历史洞察力和历史使命感。

三、教学进度安排及周课时进度的安排

第1周：发达的古代农业

第2周：发达的古代农业

第3周：古代手工业的进步古代商业的发展

第4周：古代的经济政策，讲评练习

第5周：近代中华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曲折发展

第6周：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及讲评练习。

第7周：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

第8周：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交通和通信工具的进步

第9周：大众传媒的更新、专题总结

第10周：期中复习

第11周：期中考试

第12周：开辟文明交往的航线、血与火的征服与掠夺

第13周：蒸汽的力量、走向整体的世界

第14周：自由放任的美国、罗斯福新政

第15周：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讲评练习

第16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期探索、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17周：苏联社会主义改革与挫折、讲评练习

第18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当今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

第19周：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

第20周：期末复习

第21周：期末考试

四、教材及学生情况分析

1.教材分析：

(1)本学期高一历史学科采用人民版教材，教学内容是历史必修1最后3个专题和必修2经济专题史，主要反映了人类社会经济领域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经济活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且它在政治、文化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

所以必修2在三门必修课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要求学生在了解中外历史上重要经济制度、经济政策、重大经济事件及重要人物基础上，探讨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汲取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经济史的内容理论性较强，学习的难度增大。重点专题是__，讲解这部分内容时，应该再详尽一些。

(2)新课标打破了传统的知识体系，教学内容不是按照学科知识体系编排的，而是采用模块的方式，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必修课和六个选修课。每个模块下又分为若干专题。从形式上看，模块和专题是各自独立的。设计这种体例的初衷是避免高中教学成为初中教学的再一次重复，有助于学生学习的深入。

但是，在现实中，政治、经济、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对于很多问题，只有历史的、多角度地观察，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教学过程的试题不可能局限于模块和专题来命制。而且，当前绝大多数省份高考采用的是文科综合的试卷，要求学科内和跨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因此，从教学过程的实际出发，需要对新课标的模块和专题加以整合，构建学科体系。

2.学生分析：

学生经历了初中新课程改革的教学，都对通史的情况有所了解，专题经济史的学习，要求对通史知识要熟悉，所以部分学生会感到相当困难，容易造成记忆混乱。只有多强化和理解。

3.师资状况：

高一历史备课组共x人，都有一定高中教学经验，备课组对通史教学都相对熟悉。重点是做好教学理念的更新及新的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的宏观指导。

五、试题命题及审题人

1.如果月考考历史，我和__则一人一次，如，第一次月考我出题，曾则负责审题，下一次相反。

篇6：社会历史批评例子

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为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完整准确地解读文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文本自从脱离作家母体开始, 就成为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 有其自身的意义。如果仅从文本的艺术性与思想性去分析, 割裂与文本母体的联系, 又觉得远远不够。况且这一个个静态文本的解读又常常受到解读者本人的生活阅历与知识结构的影响, 解读终究是不全面的、不完全准确的。如果从社会历史批评视角来看, 将静态文本放置于一个大的背景与环境下观察, 将文本置于全方位的动态研究过程中, 了解作品的写作原因、作者的生活经历以及与作品相关的文后故事, 教师的解读会逐渐地趋向准确与全面。本文从《背影》一文来看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对语文阅读教学的指导意义。

一、联系写作背景, 挖掘文本关键信息

写作背景是一篇文章的写作缘由, 往往蕴含着作者的写作动机。文学作品的分析如能联系作者写作此文的背景, 可以发掘作者的情感入口, 找到文本的关键词句, 从而为充分理解文本提供条件。

《背影》写于1925年, 浦口送别发生在1917年, 相隔时间有八年之久, 那么到底为什么相隔如此之久才有《背影》一文的问世?先来探究下作者写作此文的原因。朱自清曾说:“我写《背影》, 就是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来信, 真是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 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 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只写实, 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2]可见朱自清写作《背影》是缘于父亲从扬州发来的一封信, 这封信在《背影》一文中提到, 文中说道:“我身体平安, 惟膀子疼痛厉害, 举箸提笔, 诸多不便, 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接到这封信的朱自清泪如泉涌, 是什么感动的力量使得朱自清如此情动于怀?从此信的内容得知, 大概父亲的病痛是触动朱自清的原因, 因为病痛, 父亲说到可能“大去之期不远矣”, 读到此处, 不禁悲从中来。如果文本的分析仅仅停留在此, 大概《背影》一文也仅仅是一篇写父子之情的感人之作。朱自清先生说“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 父亲曾经如此关爱我, 我还来不及真正关心父亲, 他就慢慢地老去了, 这当然是很痛惜的事情。那么, 为什么这么些年来, 作为一个成年人, 还来不及关心自己的父亲, 父亲却已老去呢?这些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结局?

因此, 联系写作背景, 我们触摸到了文本的关键信息, 而这只是触发朱自清先生情感的“导火线”, 但这却是解读文本的关键, 没有这样的发现, 无缘无故再去探究作者身上所发生的无关联的故事, 对于文本的解读没有任何的帮助。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发问, 那对于这些年来作者家庭与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探究就势在必须了。

二、了解作者家庭情况, 深化文本解读

情感类的文学作品, 是独特个体在独特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的。如果说联系写作背景来看文本是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进入文本的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就应该循着文中的关键信息往下探索, 而这关键信息可以通过查阅作者的家庭情况与生活经历来进行佐证与分析。

通过查阅作者个人经历与家庭情况的资料, 再结合《背影》一文内容, 你会发现朱自清先生之所以接到父亲来信如此伤心, 表层原因是父亲的病痛折磨, 更深层原因则是与父亲计较赌气这么些年, 父亲就在这样的痛苦时日中慢慢老去, 而自己都没来得及向父亲表达内心的情感。此时读到来信, 无论之前父子之间有过什么矛盾与愤怒, 无论那些年内心所积攒的什么忧伤与不满, 大概在朱自清阅读此信时全部得到舒缓与抚平, 此刻眼前浮现的只是父亲曾经的好, 曾经那令人感动的背影。

有了这样的理性认识再阅读《背影》, 我们会觉察到父子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背影》一文中有多处的暗示与提醒。

1.父子见面:间隙的产生

《背影》开头记叙:那年冬天, 祖母死了, 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此事在《朱自清年谱》中有详细的记载, 那年即1917年, 事情发生的原委为:“因祖母逝世, 回扬州奔丧。父亲时任徐州榷运局长。在徐州纳了几房妾。此事被当年从宝应带回淮阴的淮阴籍潘姓姨太得知, 她赶到徐州大闹一场, 终至上司怪罪下来, 撤了父亲的差。为打发徐州的姨太太, 父亲花了许多钱, 以至亏空五百元。让家里变卖首饰, 才算补上窟窿。祖母不堪承受此变故而辞世。”[3]祖母的去世与朱自清父亲的纳妾终致遭祸有关。当朱自清回到徐州, 见到家庭“祸不单行”的现状, “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这眼泪不仅仅是为祖母的去世而伤心, 也是为家中凄惨的现状所难过, 还是对父亲造成这种局面的伤感与痛苦之泪。了解了这一层原因, 读者自然也会感受到, 朱自清在见到父亲之时, 一方面为现状担忧、难过, 另一方面不免也有对父亲的埋怨与不满。

2.父子惜别:情感的疏离

在浦口送行这一节的叙写中, 虽然字里行间流露了父亲对待儿子深切的关心, 但朱自清当时与父亲之间的隔阂是存在的。这隔阂大概因父亲所带来的亏空以及家景惨淡就已经存在了, 而细加思量送行此节中朱自清的种种做法更是体验到儿子对于父亲给予关怀的淡然。一开始同行到“南京之时, 有朋友约去闲逛, 勾留了一日”, 与父亲相处的时间极为短暂, 这其中或许也有着逃避与父亲相处时光的意思。对于父亲执意要送我, 我那时认为, “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 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父亲的再三嘱咐, 在当年朱自清的眼里, 是大可不必的, 自然也是不屑的。对于父亲与脚夫讲价钱, “我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 非自己插嘴不可”。“他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 我暗笑他的迂”。“插嘴”与“暗笑”, 在朱自清的内心, 是不满于父亲的这种做法的, 父亲的行为在当时接受新思想教育的朱自清看来是多余的。父亲艰难爬过月台买来橘子时, 朱自清当时感动于父亲对我细致的关怀而流泪, 可我赶紧拭干了泪, 怕他看见。为什么怕父亲看见, 怕别人看见尚可理解为年轻小伙怕别人笑话他, 但怕自己的父亲看见, 大概是心里仍然有些介蒂, 不想在父亲面前动情, 不想原谅父亲当时所做的种种, 不想对于父亲的好与关怀表示领会与接受。

其实他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似乎是愈来愈激烈。1921年朱自清北大毕业后, 回到扬州一所中学任教, 他的父亲与该所学校的校长熟识, 凭借关系将朱自清的所有薪水领走, “这种专制式的家长统治激怒了朱自清。一个月后他愤然离去, 到外地执教”[4]。并且在离开扬州之时, 接走妻儿, 在外地建立了小家庭。这样一来, 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是越来越尖锐, 两人的隔阂也就越来越深了。

加之, “近几年来, 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 能够沟通的时间尚少;况且父亲曾经干过大事的, 而“老境却如此颓唐”, 生活的压力与前后的悬殊对比, 父亲自然“触目伤怀”, “情不能自已”。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只好将这种怒气与不平发在家人身上。因此, 在1925年之前的几年间, 朱自清与父亲的矛盾似乎并没有得到缓和, 反而在家庭琐事中父亲“待我渐渐不同往日”。而我也不曾理会父亲的困难与艰难, 不曾表达过自己对父亲的关心与照顾, 正是这样, 当父亲提到“大去之期”时, 情感的洪堤终于决堤。

3.和解信号

至此, 我们清晰地了解到他们父子之间矛盾冲突的发展。1925年朱自清在北京接到父亲那封信, 信中说“离大去之期不远矣”, 实际上他的父亲后来活到1945年, 离1925年有二十年之久, 当时父亲的情况并不如信中所言, 这或许是父亲爱子之情所作出的让步与和解, 希望通过这样的信来引起儿子的关注, 能够回来一趟, 也或许是晚境颓唐, 心境消沉的必然表现。不管怎样, 这样的一封信的确使朱自清当时流泪不止, 他伤心, 伤感, 伤痛, 伤悲。在这一刻, 过往的不愉快的往事烟消云散, 回忆起父亲曾经对我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照顾, 回忆起父亲这起伏变化的一生, 感于父亲爱的无力以及生活之艰难, 情动于中写下了《背影》。

其实, 在此信之前, 从《背影》一文中我们还可以窥见朱父另外两次和解暗号的, 只是朱自清先生并没有能接收到。一是奔丧回家后, 朱自清见到了家庭的现实情况, 朱父变卖典质还了亏空, 借钱办了丧事, 事后朱父与朱自清同行, 其实这里暗含着朱父希望能与儿子的共处来得到儿子的谅解, 可惜儿子与朋友闲逛去了。二是父亲为朱自清送行, 按当时朱自清先生的年龄与能力, 完全可以一己上火车回北京, 可是朱父仍然不放心, 表面上看来是不放心, 实际上想争取共处的时间, 因为与儿子共处时间太短, 儿子还未能领会到父亲的一片心。在即将分别的时刻, 哪怕是得到儿子的半句温言, 做父亲的也就安心了, 他的叨叨之声实是对儿子的提醒与暗示。其后的买橘, 是送别中的一幕, 这一幕上演了中国人最为感动的情感瞬间, 父亲的攀爬, 父亲的艰难, 以中国父母的关怀行动表达了自己对儿子的关心与爱, 也是父亲对儿子发出的又一次和解信号。很可惜的是, 朱自清先生掩盖了自己本来已感动的情感, 以淡然的方式结束了与父亲的告别。

三、探析文后故事, 加深文本理解

许多情感类的文学作品, 作品发表后还会有一些故事发生, 有作家的创作感言, 也有作品中涉及到的相关人物的事件。补充这样的细节, 对于文本的理解是有好处的, 不仅可以印证此前的解读是否正确, 而且能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背影》发表之后, 据朱自清的弟弟记载, “我接到了开明书店寄赠的《背影》散文集, 我手捧书本, 不敢怠慢, 一口气奔上二楼父亲卧室, 让他老人家先睹为快。父亲已行动不便, 挪到窗前, 依靠在小椅上, 戴上了老花眼镜, 一字一句诵读着儿子的文章《背影》, 只见他的手不住地颤抖, 昏黄的眼珠, 好像猛然放射出光彩。”[5]此时此景, 如果说朱自清在写作该文时情感已经得到释放, 弥漫在胸间的是深深的歉意与想念, 那么此时父亲读到《背影》, 感受到儿子浓浓的深意, 他也释怀了, 他明白儿子已然读懂了父亲的心, 明白了父亲的付出, 至此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因为《背影》最终得以化解与消除。孙绍振先生说:“朱自清……笔下的亲子之爱, 是错位的, 爱与被爱是有隔膜的。爱的隔膜, 正是《背影》之所以不朽的原因。”[6]之所以爱的隔膜, 爱的错位, 是有原因可寻的, 父子之间矛盾的无法释怀应该是最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心结横在两人的心间, 朱自清虽然懂得父亲的不易, 父亲的艰难与关爱, 但也没有最终能消解他心里对待父亲所做的种种不合时宜造成的不满。而父子之间最终和解的起因应该是父亲稍去的一封和解信, 因为这封信, 朱自清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 想起父亲一路的辛酸与坎坷, 想起父亲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关爱, 想起父亲曾发出的求和暗号, 而自己一直未能领悟, 想起自己对待父亲的爱“太聪明的做法”, 这一切凝聚成《背影》一文。而《背影》一文的出版, 当朱父读到此文之时, 彼此的心结算是完全解开, 之前的一切矛盾都化解而消逝了。

从对《背影》的研究过程显示, 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来指导语文阅读教学的探索是有意义的。从社会历史批评视角中所获得的相关作品与内容, 可以说是互文性文本的一部分。这“为我们的文本解读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野, 为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文本所要传达的思想与意义提供方式与方法, 从而使我们的解读更加深刻与准确”[7]。同时它会拓展教师的文化视野, 深化文本的分析, 提升教师的研究能力。教师向学生呈现教学内容之时, 教师的全方位的考证也会影响学生, 这种研究性的钻研态度潜移默化感染学生, 学生在习得知识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获得自主探究的学习能力。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2]朱自清.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3]姜建, 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

[4]关坤英.朱自清评传.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5.

[5]朱国华.朱自清写《背影》的背景.人民政协报, 1998-10-25.

[6]孙绍振《.背影》的美学问题.语文建设, 2010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