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批评（精选十篇）
社会历史批评 篇1
一、影片《亲爱的》的真实性
影片《亲爱的》是以央视法制栏目的真实案件为创作基础的,将镜头对准中国当今社会的底层市民的平凡故事,将寻子、打拐引申出的社会现状加以客观的呈现,构建大银幕上的中国群体形象。这就是影片成功的一大基本因素——真实性,它是艺术作品所展现的社会生活、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符合程度以及创作者、观赏者和艺术形象的真实的统一。影片《亲爱的》的真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此影片是以真实的案件为创作基础,此事件为中国当代社会所熟悉,此社会现象对中国当代人影响最为深重,因此影片《亲爱的》有着这个社会中最为坚实是依据,最能引起的当代人的关注和共鸣。
其二,影片当中所塑造的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的真实性。影片的视角是对准中国当代农村和城市两大方面的底层市民故事和生活,真实地呈现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以及心理情感。影片当中所饰演没有生育能力的拐卖儿童“养母”一角色的李红琴,影片从其生存方式与场景中描绘出她生活的朴素与艰辛,从她的人生经历中刻画了她命运的悲剧,但尽管如此,如果从本质上去衡量她对待丈夫“带回来”的两个孩子的疼爱,却是一种超越的血缘和一切的爱。因此,作为一个反面角色的她,依然闪烁着的人性光辉和母爱。将观众带入这样一位具有真实性人物的痛苦和无助中,让观众感受到生活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双面性,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与同情。
其三,此影片的制片人对此现象或问题的态度和价值评判的真实性。不同的价值导向会造成不同的真实性,也就是对此社会现象的价值评判应该具有普遍性,或者说是此价值尺度代表着这个社会群体的一个大的方向和标准。那么此真实性就不得不和艺术家的倾向性联系在一起了,真实性很重要,但不是必要条件,倾向性更具有重要作用。任何一个具有真实性的艺术作品,它总是对社会生活的再现,艺术家就是对社会生活通过加工再创造来创造艺术作品,因而在此过程中就有一个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理解问题,这也就艺术的倾向性。
二、影片《亲爱的》的倾向性
总体来看,《亲爱的》制片人是有着明确的立场或者倾向性去评判此类社会现象,它是以此社会问题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带来的生活、情感上的悲剧去强烈地抨击它。这种具有社会倾向性的观点可以说是一种当代伦理道德观,我们生活于社会环境中,不仅受到法律的约束,有时候更多的是受到来自我们这个社会所约定成俗的一套伦理道德观。黑格尔曾指出,伦理性的实体是由各种不同的关系和力量所形成的整体,这种整体概念本身要求这些不同的力量由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现实和人世间的现象。由于这些因素的性质,个别人物在具体情况下所理解的各有不同。
导演就将讲这种悲剧冲突寓于电影各个情节之中,使之具有强大是冲击力和感染力。其电影主线是这对找寻孩子的夫妇田文军和鲁晓娟,他们这样一对平凡的夫妻经历了,从失去孩子的悲痛到找寻孩子的艰辛和内心的痛苦,到最后找到孩子却的无法相认团圆,田文军夫妇通过孩子身上的胎记确认了自己的孩子就是长大之后的田鹏,可是在田鹏的意识和记忆里真正的母亲就是李红琴,冲突的双方各持自己片面性的真理或辩护理由,去否定或毁坏对方真理,从而形成不可逆转的冲突和对立。
对于田鹏来说,李红琴是他意识里的母亲,而田文军夫妇才是真正的父母,如果他遵从自己否定对立方的的真理,伤害的就是自己的身生父母,如果他放弃自己去依照对方的真理,对他自己而言何尝不是一种伤害呢?对于田文军夫妇来说反之亦然。同样的冲突也出现在李红琴与田文军夫妇争夺孩子的事件上,田文军夫妇可以以法律的手段争夺回自己的孩子,但是这不仅是对李红琴的否定,也是对自己孩子的否定。导演在最终还是给出了合理的结局或者解决方案,田鹏回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田文军夫妇身边,但也忘记自己以前的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家,李红琴也有了自己的孩子。黑格尔说:“两种具有片面性真理的观点的相互斗争,留下了的是合理的绝对真理”。从结局可以看出导演是维持了这个社会基本亲情、血缘伦理观,这也是此影片成功的第二大因素。
三、影片《亲爱的》的社会效果
略论党内批评的历史作用 篇2
【摘 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也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锐利武器。在党九十年的奋斗历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证明，能否正确掌握和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关系我们党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我们不但要继承更要发扬这一优良作风。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和党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要充分认识新时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现实意义，与时俱进，转变观念、创新方法，从而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关键词】批评与自我批评；历史作用；现实意义；实现途径
批评是指对别人的缺点或错误提出意见，自我批评是指政党或个人对自己的缺点或错误进行的自我揭露和剖析。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作风，是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的一大法宝，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有力武器，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不但要继承更要发扬这一优良作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抵御各种政治灰尘和腐朽思想侵蚀、纠正自身错误，解决党内矛盾、维护党的纪律的有效方法，也是我们党光明磊落、富有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全党同志必须正确运用这一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只有认真贯彻这一精神才能更好地实现党风的更大转变。
新时期，新形势下，胡锦涛同志更加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他曾经指出：主要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带头讲真话、讲心里话，自我批评襟怀坦白，批评别人真情实意，做出好的样子，就会给下面以好的影响，带出好的风气。要做到讲真理不讲面子，讲原则不讲关系，讲党性不讲私情。每个领导同志都要经常想到自己的缺点、弱点和不足，养成严以律己，广纳善言的好习惯。这就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试图在简要总结一下党的历史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一下现阶段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的重要意义，并结合现实要求对新时期的党内批评的实现途径做理论上的探讨。
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涵及历史作用
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党员素质是党的一贯做法，但对其内涵的认识却有个过程。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倾思想路线盛行，提倡“批评”，但没有“自我批评”的概念。而批评成为攻击个人、实行“残酷斗争”的代名词。遵义会议后，党的思想路线开始恢复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并认真纠正“左”倾思想路线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危害。抗日战争开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面临新形势，需要解决一些新问题。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需要有正确的方式方法解决党内矛盾。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培养全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毛泽东在《矛盾论》这篇不朽的哲学著作中提出：“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
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之后，毛泽东多次反复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进步”。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他说，“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至此，批评与自我批评和他在1942年2月1日作的《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成为整风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在中共七大上，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内容第一次被写进了中共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这标志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已用党内法规的形式在党内确立。
从此内涵可以看出，党所倡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纠正和解决党员和党组织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救人、爱护人和提高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的有效方法，而不是整人、斗人、笑话人。
从党的建设的实践来看，在党8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党为如何解决党内矛盾采取积极探索和创新的态度。经长期的努力和培养，产生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形成新的工作作风。回顾历史，作个评估，应该说有失误和错误，也有成功的范例。凡方法失当，效果就不好；凡方法正确，效果就好。从党的历史来看，凡是“左”倾思想路线占主导地位时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几乎都成为对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伤害党的团结，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展的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以及反“右”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演变成批斗、批判，这些过激、过“左”的方法，不但没有很好地解决党内矛盾，起到帮助同志的作用，反而伤害了一大批党的干部。当然，在党的历史上也有不少由于正确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较好地解决了党内矛盾、纠正了错误、教育了同志、增强了团结、挽救了党、挽救了事业的有重大影响的例子。
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此会议对“左”倾军事路线展开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对博古、李德等同志“左”倾错误开展了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纠正错误，重新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被历史认为是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既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又避免了过去一开展批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既纠正了错误又团结了大多数。是一次成功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典范。
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认真严肃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而着重分析其犯错误的环境和原因，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既要总结经验教训，又要提高思想认识”的目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我们党由于比较正确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了自身的错误、缺点，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臶下，不仅实现了党内的大团结，还实现了与人民群众的大团结，赢得了民心，党内出现了朝气蓬勃的局面，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进行，从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上、政治上的坚实基础。
七千人大会。面对三年“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7000余人。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
话。1月30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并作了自我批评。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中央领导人带头认真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带头对几年来发生的问题作自我批评，使与会者解除了不少顾虑，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七千人大会取得了重要成果。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实质上是党内关系的一次调整。大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增强了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的信心。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以身作则，节衣缩食，形成了领袖与人民、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不畏困难的高昂精神状态。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经济调整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建国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在领导全国的事业取得成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错误，如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犯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并且在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均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正如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所说的：“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
二、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现实意义
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健全党内生活、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的有力武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不断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切实运用好这一武器，对于更好的改造客观世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机制、加强党内团结，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以及党员个人的成长进步，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改造世界的客观需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两个方面。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就是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为了改造客观世界就必须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就是使自己的主观认识合乎客观实际，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地修正自自己认识过程中的错误，这个修正的过程既包括主体自身的修正，也包括其他个人或社会团体帮助下的修正，其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其主要表现和实践形式。
（2）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需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陈云同志曾经在《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我要特别着重的说,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严重的损害群众的利益，党员违反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我们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事是绝对不允许的。再加上现阶段党中央高度重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能力，继续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势在必行。（3）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本质要求。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党的先进性是由每个党组织和党员先进性体现出来的。当前，在党员队伍中也存在着与保持先进性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集中教育活动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加以解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防止党组织和党员思想僵化、防止党
员和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防止党员和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的客观需要。保持党和党员的先进性，既要靠思想教育，又要靠制度保证；既要靠个人自觉，又要靠严格管理；既要靠集中教育，又要靠长抓不懈。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有效方式来落实。
（4）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实行党内监督的有力武器。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批西方文化涌入我国；新时期党的数量急剧增加，个人素质参差不齐，带入了一些旧习俗旧思想；权利的过分集中，干部制度不完善等导致了一些不良倾向，这些不良倾向严重腐蚀了党的肌体，败坏了党的名声，消弱了党的战斗力。为了抵制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腐蚀我们的党。就要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起约束约束机制，扩充党的制度资本，使党的各级组织乃至人民大众对党员干部实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党的肌体永葆健康和活力。
（5）积极开展党内批评是增强党组织凝聚力、加强班子团结的重要保证。一个强有力的班子、一个干事业的班子，必然是一个有凝聚力、团结统一的班子。班子的凝聚力和团结统一来源于对共同事业的追求，来源于相互之间的肝胆相照，也来源于相互之间的及时提醒和真诚批评。任何一个班子都会有矛盾、有分歧，只有通过积极正确的思想斗争，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分歧，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团结。批评之所以能增进班子团结，原因就是善意的批评是对同志政治上最大的关心和爱护。多数领导干部对“难得是诤友”都有深切的认识和体会，都希望周围同志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特别是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及时提醒，即便批评得很重、面子上不好看，冷静以后也会意识到批评者的良苦用心。这样的批评，不仅不会伤害感情，而且会增进感情。
（6）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的中心环节。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员对党内民主生活的积极参与是党永葆生机、充满活力的力量源泉。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中心环节。刘少奇在《论党》一文中指出：“扩大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历史已证明并将再次证明，哪个时代、哪个政党、哪个部门、哪个地方不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会有民主政治，就会搞专制政治，最终会垮台。哪个政党、哪个部门、哪个地方能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有民主政治，事业就会兴旺发达。江泽民同志指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是极其宏伟的事业。……要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制度建设，切实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民主权利。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使党员的意见、建议、批评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出来。对侵犯党员民主权利、压制党员批评的人和事，要认真查处。”
（7）积极开展党内批评是共产党员成长进步的内在要求。一个党员干部的成长进步，离不开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从主观上讲，需要有强烈的进取心，有自觉接受指点、提醒、批评的愿望，有听得进不同声音、逆耳之言的胸怀。如果讳疾忌医，拒绝批评，一触即跳，一批就倒，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事实上，任何批评包括严厉的批评，并不会抹煞一个人的优点和成绩，也不会影响其威信和形象。从客观上讲，需要有上级领导、周围同志的关心、帮助和扶持，这种关心、帮助和扶持既包括肯定、鼓励和宽容，又包括点拨、教诲和批评。那种认为“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是发展进步最佳环境的认识，既不现实也很片面。
（8）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内具有实践可能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党员经过了层层选拔和考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优秀的，但是人无完人，这些同志也会犯错误，有些犯错
误的同志的身上存在着“二重性”，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优点和成绩很突出，有羞耻心和责任心，对自己的错误深感内疚和悔恨，非常愿意并且急切地希望改正更错误，这就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提供了可能。
三、现阶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途径
现阶段，要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做到在思想上重视、在内容上深化、在方法上要创新、制度上完善等等，具体如下：（1）提高认识，引起重视，加强教育，营造氛围
我们要提高认识，认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研读我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正是由于我们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放在了关键位臵，才使我们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促进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实践证明,党内是否具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氛围,是判断衡量党内民主生活状况是否正常健康的主要标志之一。同时批评与自我批评又是落实党内责任,监督和团结党员干部,增强党的办事效率的重要手段。我们要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需要和高度,教育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太多的赞歌包围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清党内批评的珍贵作用.倡导对待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和闻过则喜的正确态度,对经常发生的越级、匿名和言辞比较激烈的批评也应当予以宽容.推行开明政策,在传统批评信息表达、传递方式渠道的基础上,尽可能允许党员使用现代信息社会提供的一切先进技术手段,开展党内批评,活跃党内民主。我们应该要牢牢记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除了会失去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外,什么都不会失去,而得到的是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革命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加强学习和教育，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群众所拥护和满意为最高标准。只要真正站在党性的立场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就会自觉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不只是停留在表面上。
（2）把握方向，深化内容，扩大范围，创新方法
首先，应该把握方向，引导党内批评的深化。当前相当时间里，党内批评的内容会比较集中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尤其是贪污腐败等问题上。这些都是目前党建和社会生活不可回避的问题，党组织和党内同志对待党内批评万不可因而产生逆反和烦躁心理，应该站在一个堪当领导重任与历史重任的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高度，引导党内批评。
一是允许党内批评内容比社会批评更激烈更具体。党内批评有党的理想信念和事业基础，有广大党内同志对党忠诚品质和责任感，嫉恶如仇是正常现象。党内对党的无论是组织还是领导干部或者某些事务的批评应该打破客套，直指问题关键，允许党员在党内开展内容公开指向直接明确以及措辞严厉的批评。
二是引导内容的深化与扩展。教育引导党内同志，从思想理论政策和制度建设的高度着眼，避免和纠正泄愤式批评倡导和推动建设性批评。把批评内容从对笼统现象的批评，逐步深化为对具体制度机制缺陷的批评，下功夫做好批评后的工作，党内批评由此提升转化为对制度机制改革创新的研讨与强力促进。从而使但党内民主向着健康有序务实的目标方向发展，大大增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成效。
其次，破除禁忌，容忍对敏感对象的批评
党内批评的对象、范围和层次，只要是属于党内就不应该有所限制，如果在党内批评对象上受到限制有太多的禁忌和顾虑，或者只能上级批评下级，领导干部批评普通党员，普通党员则只能批评普通党员或普通的事，那就不是真正的党内批评，也就更谈不上有真正的党内民主问题了。在这里应该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应该专门就党内批评对象、内容、方式方法加以明确规定，使正常的党内批评不再有禁忌和顾虑。二是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对党内批评作出回应，以达到批评的目的。没有回应，不予理睬的批评会引起党内同志的失望和无奈，甚至于会引发更激烈更不理智的批评。因此，党组织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通过组织出面或允许党内批评对象自行对批评对出回复。具体措施根据需要，可以是接受党内质询、进行答辩，也可以是自我批评、检讨与道歉。
当前应当容忍和保证党内对党的各级组织与各级领导，尤其是对“班子”“一把手的”等敏感对象的批评。有这样的批评对象，才能增强党内批评的生动性和可信度，从而深化和扩展党内民主的内容，才有利于形成生动活泼的党内民主局面。
最后，应该积极研究和探讨新时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新思路新方法新形式。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最有效的方法。要积极探索新时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新方法新思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一要划清正确的批评和“打棍子”、“戴帽子”的界限，确立批评以是否符合党和人民利益为是非标准，是批评具有严肃性、原则性和准确性。二是要目的明确，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对方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所以一定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为指导，做到诚心诚意批评人、实心实意帮助人。批评者要有与被批评者同忧的情感，共同认识所存在的错误或缺点的思想基础，促进提高整改的自觉性，携手共进。三是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方式方法上要和风细雨循循善导，达到既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既不搞“和稀泥”也不搞“火药桶”。批评的内容要有根有据，不能捕风捉影，说话时要语气温和，不能以权压人、以势压人，做到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四是要抓住主要矛盾。批评时要抓住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主要问题，不要拘泥于一些细枝末节，更不要求全责备、吹毛求疵。（3）健全制度，完善机制，保障权利，消除后顾
好的制度和机制具有很强的约束规范保证和导向作用.现在一些单位党内批评开展的不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于新形势相适应的制度和机制.加强对批评的硬约束,对开展党内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党章》和《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文件对如何开展党内批评都有明确的具体的规定,例如开民主生活会班子成员要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之间要开展积极的思想交锋等.但在有些单位,这些制度规定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敦促和保证这些制度的落实.进一步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是建立健全先进性建设长效机制的根本途径。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努力推进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化建设。
首先要建立党代会上的批评制度。党的代表大会是发扬党内民主及党员参与党内生活、开展党内批评最重要的制度载体.要在在会议议程的设计、大会发言的安排、党代表的权利和义务扩大会议的公开性方面做出相关的制度性规定,以有利于党内各种不同意见在会上自由讨论,尤其是使党内的批评性建议
在会上能够得到自由充分的表达.其次，进一步健全民主生活会、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民主评议党员、领导干部过双重组织生活、经常性地谈心等制度，建立起落实这些制度的效果评估、通报、监督体系，督促工作落实。坚持把党组织换届、干部提拔、发展党员、反馈谈话作为批评的重要时机，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纳入党员和单位党建工作目标管理及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作为评价党委班子、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要坚持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保障群众对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情况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最后，建立和完善党员权利保障制度，消除批评者的后顾之忧。从现实情况来看，有些坚持原则、有正义感的同志，由于提意见受到打击报复后得不到保护，所以就使一些人不敢批评，这是造成目前党内批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建立透明度高、可操作性强的党员权力保障制度，鼓励人们讲实话、讲真话，切实保障广大党员能够正确行使党章赋予的各项权力。对于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的，一定要及时查处、严惩不贷，决不姑息养奸，为营造一个良好的党内民主氛围提供制度保障。
总之，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发扬自己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才能抵御各种政治灰尘和腐朽思想的侵蚀，使党永远保持先进性，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全面推进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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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历史批评 篇3
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为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完整准确地解读文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文本自从脱离作家母体开始，就成为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有其自身的意义。如果仅从文本的艺术性与思想性去分析，割裂与文本母体的联系，又觉得远远不够。况且这一个个静态文本的解读又常常受到解读者本人的生活阅历与知识结构的影响，解读终究是不全面的、不完全准确的。如果从社会历史批评视角来看，将静态文本放置于一个大的背景与环境下观察，将文本置于全方位的动态研究过程中，了解作品的写作原因、作者的生活经历以及与作品相关的文后故事，教师的解读会逐渐地趋向准确与全面。本文从《背影》一文来看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对语文阅读教学的指导意义。
一、联系写作背景，挖掘文本关键信息
写作背景是一篇文章的写作缘由，往往蕴含着作者的写作动机。文学作品的分析如能联系作者写作此文的背景，可以发掘作者的情感入口，找到文本的关键词句，从而为充分理解文本提供条件。
《背影》写于1925年，浦口送别发生在1917年，相隔时间有八年之久，那么到底为什么相隔如此之久才有《背影》一文的问世？先来探究下作者写作此文的原因。朱自清曾说：“我写《背影》，就是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来信，真是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只写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2]可见朱自清写作《背影》是缘于父亲从扬州发来的一封信，这封信在《背影》一文中提到，文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接到这封信的朱自清泪如泉涌，是什么感动的力量使得朱自清如此情动于怀？从此信的内容得知，大概父亲的病痛是触动朱自清的原因，因为病痛，父亲说到可能“大去之期不远矣”，读到此处，不禁悲从中来。如果文本的分析仅仅停留在此，大概《背影》一文也仅仅是一篇写父子之情的感人之作。朱自清先生说“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父亲曾经如此关爱我，我还来不及真正关心父亲，他就慢慢地老去了，这当然是很痛惜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么些年来，作为一个成年人，还来不及关心自己的父亲，父亲却已老去呢？这些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结局？
因此，联系写作背景，我们触摸到了文本的关键信息，而这只是触发朱自清先生情感的“导火线”，但这却是解读文本的关键，没有这样的发现，无缘无故再去探究作者身上所发生的无关联的故事，对于文本的解读没有任何的帮助。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发问，那对于这些年来作者家庭与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探究就势在必须了。
二、了解作者家庭情况，深化文本解读
情感类的文学作品，是独特个体在独特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的。如果说联系写作背景来看文本是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进入文本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应该循着文中的关键信息往下探索，而这关键信息可以通过查阅作者的家庭情况与生活经历来进行佐证与分析。
通过查阅作者个人经历与家庭情况的资料，再结合《背影》一文内容，你会发现朱自清先生之所以接到父亲来信如此伤心，表层原因是父亲的病痛折磨，更深层原因则是与父亲计较赌气这么些年，父亲就在这样的痛苦时日中慢慢老去，而自己都没来得及向父亲表达内心的情感。此时读到来信，无论之前父子之间有过什么矛盾与愤怒，无论那些年内心所积攒的什么忧伤与不满，大概在朱自清阅读此信时全部得到舒缓与抚平，此刻眼前浮现的只是父亲曾经的好，曾经那令人感动的背影。
有了这样的理性认识再阅读《背影》，我们会觉察到父子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背影》一文中有多处的暗示与提醒。
1.父子见面：间隙的产生
《背影》开头记叙：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此事在《朱自清年谱》中有详细的记载，那年即1917年，事情发生的原委为：“因祖母逝世，回扬州奔丧。父亲时任徐州榷运局长。在徐州纳了几房妾。此事被当年从宝应带回淮阴的淮阴籍潘姓姨太得知，她赶到徐州大闹一场，终至上司怪罪下来，撤了父亲的差。为打发徐州的姨太太，父亲花了许多钱，以至亏空五百元。让家里变卖首饰，才算补上窟窿。祖母不堪承受此变故而辞世。”[3]祖母的去世与朱自清父亲的纳妾终致遭祸有关。当朱自清回到徐州，见到家庭“祸不单行”的现状，“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这眼泪不仅仅是为祖母的去世而伤心，也是为家中凄惨的现状所难过，还是对父亲造成这种局面的伤感与痛苦之泪。了解了这一层原因，读者自然也会感受到，朱自清在见到父亲之时，一方面为现状担忧、难过，另一方面不免也有对父亲的埋怨与不满。
2.父子惜别：情感的疏离
在浦口送行这一节的叙写中，虽然字里行间流露了父亲对待儿子深切的关心，但朱自清当时与父亲之间的隔阂是存在的。这隔阂大概因父亲所带来的亏空以及家景惨淡就已经存在了，而细加思量送行此节中朱自清的种种做法更是体验到儿子对于父亲给予关怀的淡然。一开始同行到“南京之时，有朋友约去闲逛，勾留了一日”，与父亲相处的时间极为短暂，这其中或许也有着逃避与父亲相处时光的意思。对于父亲执意要送我，我那时认为，“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父亲的再三嘱咐，在当年朱自清的眼里，是大可不必的，自然也是不屑的。对于父亲与脚夫讲价钱，“我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他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暗笑他的迂”。“插嘴”与“暗笑”，在朱自清的内心，是不满于父亲的这种做法的，父亲的行为在当时接受新思想教育的朱自清看来是多余的。父亲艰难爬过月台买来橘子时，朱自清当时感动于父亲对我细致的关怀而流泪，可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为什么怕父亲看见，怕别人看见尚可理解为年轻小伙怕别人笑话他，但怕自己的父亲看见，大概是心里仍然有些介蒂，不想在父亲面前动情，不想原谅父亲当时所做的种种，不想对于父亲的好与关怀表示领会与接受。
其实他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似乎是愈来愈激烈。1921年朱自清北大毕业后，回到扬州一所中学任教，他的父亲与该所学校的校长熟识，凭借关系将朱自清的所有薪水领走，“这种专制式的家长统治激怒了朱自清。一个月后他愤然离去，到外地执教”[4]。并且在离开扬州之时，接走妻儿，在外地建立了小家庭。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是越来越尖锐，两人的隔阂也就越来越深了。
加之，“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能够沟通的时间尚少；况且父亲曾经干过大事的，而“老境却如此颓唐”，生活的压力与前后的悬殊对比，父亲自然“触目伤怀”，“情不能自已”。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只好将这种怒气与不平发在家人身上。因此，在1925年之前的几年间，朱自清与父亲的矛盾似乎并没有得到缓和，反而在家庭琐事中父亲“待我渐渐不同往日”。而我也不曾理会父亲的困难与艰难，不曾表达过自己对父亲的关心与照顾，正是这样，当父亲提到“大去之期”时，情感的洪堤终于决堤。
3.和解信号
至此，我们清晰地了解到他们父子之间矛盾冲突的发展。1925年朱自清在北京接到父亲那封信，信中说“离大去之期不远矣”，实际上他的父亲后来活到1945年，离1925年有二十年之久，当时父亲的情况并不如信中所言，这或许是父亲爱子之情所作出的让步与和解，希望通过这样的信来引起儿子的关注，能够回来一趟，也或许是晚境颓唐，心境消沉的必然表现。不管怎样，这样的一封信的确使朱自清当时流泪不止，他伤心，伤感，伤痛，伤悲。在这一刻，过往的不愉快的往事烟消云散，回忆起父亲曾经对我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照顾，回忆起父亲这起伏变化的一生，感于父亲爱的无力以及生活之艰难，情动于中写下了《背影》。
其实，在此信之前，从《背影》一文中我们还可以窥见朱父另外两次和解暗号的，只是朱自清先生并没有能接收到。一是奔丧回家后，朱自清见到了家庭的现实情况，朱父变卖典质还了亏空，借钱办了丧事，事后朱父与朱自清同行，其实这里暗含着朱父希望能与儿子的共处来得到儿子的谅解，可惜儿子与朋友闲逛去了。二是父亲为朱自清送行，按当时朱自清先生的年龄与能力，完全可以一己上火车回北京，可是朱父仍然不放心，表面上看来是不放心，实际上想争取共处的时间，因为与儿子共处时间太短，儿子还未能领会到父亲的一片心。在即将分别的时刻，哪怕是得到儿子的半句温言，做父亲的也就安心了，他的叨叨之声实是对儿子的提醒与暗示。其后的买橘，是送别中的一幕，这一幕上演了中国人最为感动的情感瞬间，父亲的攀爬，父亲的艰难，以中国父母的关怀行动表达了自己对儿子的关心与爱，也是父亲对儿子发出的又一次和解信号。很可惜的是，朱自清先生掩盖了自己本来已感动的情感，以淡然的方式结束了与父亲的告别。
三、探析文后故事，加深文本理解
许多情感类的文学作品，作品发表后还会有一些故事发生，有作家的创作感言，也有作品中涉及到的相关人物的事件。补充这样的细节，对于文本的理解是有好处的，不仅可以印证此前的解读是否正确，而且能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背影》发表之后，据朱自清的弟弟记载，“我接到了开明书店寄赠的《背影》散文集，我手捧书本，不敢怠慢，一口气奔上二楼父亲卧室，让他老人家先睹为快。父亲已行动不便，挪到窗前，依靠在小椅上，戴上了老花眼镜，一字一句诵读着儿子的文章《背影》，只见他的手不住地颤抖，昏黄的眼珠，好像猛然放射出光彩。”[5]此时此景，如果说朱自清在写作该文时情感已经得到释放，弥漫在胸间的是深深的歉意与想念，那么此时父亲读到《背影》，感受到儿子浓浓的深意，他也释怀了，他明白儿子已然读懂了父亲的心，明白了父亲的付出，至此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因为《背影》最终得以化解与消除。孙绍振先生说：“朱自清……笔下的亲子之爱，是错位的，爱与被爱是有隔膜的。爱的隔膜，正是《背影》之所以不朽的原因。”[6]之所以爱的隔膜，爱的错位，是有原因可寻的，父子之间矛盾的无法释怀应该是最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心结横在两人的心间，朱自清虽然懂得父亲的不易，父亲的艰难与关爱，但也没有最终能消解他心里对待父亲所做的种种不合时宜造成的不满。而父子之间最终和解的起因应该是父亲稍去的一封和解信，因为这封信，朱自清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想起父亲一路的辛酸与坎坷，想起父亲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关爱，想起父亲曾发出的求和暗号，而自己一直未能领悟，想起自己对待父亲的爱“太聪明的做法”，这一切凝聚成《背影》一文。而《背影》一文的出版，当朱父读到此文之时，彼此的心结算是完全解开，之前的一切矛盾都化解而消逝了。
从对《背影》的研究过程显示，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来指导语文阅读教学的探索是有意义的。从社会历史批评视角中所获得的相关作品与内容，可以说是互文性文本的一部分。这“为我们的文本解读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野，为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文本所要传达的思想与意义提供方式与方法，从而使我们的解读更加深刻与准确”[7]。同时它会拓展教师的文化视野，深化文本的分析，提升教师的研究能力。教师向学生呈现教学内容之时，教师的全方位的考证也会影响学生，这种研究性的钻研态度潜移默化感染学生，学生在习得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获得自主探究的学习能力。
参考文献
[1]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 朱自清.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3] 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4] 关坤英.朱自清评传.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5] 朱国华.朱自清写《背影》的背景.人民政协报，1998-10-25.
[6] 孙绍振.《背影》的美学问题.语文建设，2010（6）.
[7] 方小凤.互文性理论在语文阅读教学中的运用.教学与管理，2013（2）.
社会历史批评 篇4
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为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完整准确地解读文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文本自从脱离作家母体开始, 就成为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 有其自身的意义。如果仅从文本的艺术性与思想性去分析, 割裂与文本母体的联系, 又觉得远远不够。况且这一个个静态文本的解读又常常受到解读者本人的生活阅历与知识结构的影响, 解读终究是不全面的、不完全准确的。如果从社会历史批评视角来看, 将静态文本放置于一个大的背景与环境下观察, 将文本置于全方位的动态研究过程中, 了解作品的写作原因、作者的生活经历以及与作品相关的文后故事, 教师的解读会逐渐地趋向准确与全面。本文从《背影》一文来看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对语文阅读教学的指导意义。
一、联系写作背景, 挖掘文本关键信息
写作背景是一篇文章的写作缘由, 往往蕴含着作者的写作动机。文学作品的分析如能联系作者写作此文的背景, 可以发掘作者的情感入口, 找到文本的关键词句, 从而为充分理解文本提供条件。
《背影》写于1925年, 浦口送别发生在1917年, 相隔时间有八年之久, 那么到底为什么相隔如此之久才有《背影》一文的问世?先来探究下作者写作此文的原因。朱自清曾说:“我写《背影》, 就是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来信, 真是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 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 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只写实, 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2]可见朱自清写作《背影》是缘于父亲从扬州发来的一封信, 这封信在《背影》一文中提到, 文中说道:“我身体平安, 惟膀子疼痛厉害, 举箸提笔, 诸多不便, 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接到这封信的朱自清泪如泉涌, 是什么感动的力量使得朱自清如此情动于怀?从此信的内容得知, 大概父亲的病痛是触动朱自清的原因, 因为病痛, 父亲说到可能“大去之期不远矣”, 读到此处, 不禁悲从中来。如果文本的分析仅仅停留在此, 大概《背影》一文也仅仅是一篇写父子之情的感人之作。朱自清先生说“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 父亲曾经如此关爱我, 我还来不及真正关心父亲, 他就慢慢地老去了, 这当然是很痛惜的事情。那么, 为什么这么些年来, 作为一个成年人, 还来不及关心自己的父亲, 父亲却已老去呢?这些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结局?
因此, 联系写作背景, 我们触摸到了文本的关键信息, 而这只是触发朱自清先生情感的“导火线”, 但这却是解读文本的关键, 没有这样的发现, 无缘无故再去探究作者身上所发生的无关联的故事, 对于文本的解读没有任何的帮助。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发问, 那对于这些年来作者家庭与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探究就势在必须了。
二、了解作者家庭情况, 深化文本解读
情感类的文学作品, 是独特个体在独特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的。如果说联系写作背景来看文本是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进入文本的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就应该循着文中的关键信息往下探索, 而这关键信息可以通过查阅作者的家庭情况与生活经历来进行佐证与分析。
通过查阅作者个人经历与家庭情况的资料, 再结合《背影》一文内容, 你会发现朱自清先生之所以接到父亲来信如此伤心, 表层原因是父亲的病痛折磨, 更深层原因则是与父亲计较赌气这么些年, 父亲就在这样的痛苦时日中慢慢老去, 而自己都没来得及向父亲表达内心的情感。此时读到来信, 无论之前父子之间有过什么矛盾与愤怒, 无论那些年内心所积攒的什么忧伤与不满, 大概在朱自清阅读此信时全部得到舒缓与抚平, 此刻眼前浮现的只是父亲曾经的好, 曾经那令人感动的背影。
有了这样的理性认识再阅读《背影》, 我们会觉察到父子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背影》一文中有多处的暗示与提醒。
1.父子见面:间隙的产生
《背影》开头记叙:那年冬天, 祖母死了, 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此事在《朱自清年谱》中有详细的记载, 那年即1917年, 事情发生的原委为:“因祖母逝世, 回扬州奔丧。父亲时任徐州榷运局长。在徐州纳了几房妾。此事被当年从宝应带回淮阴的淮阴籍潘姓姨太得知, 她赶到徐州大闹一场, 终至上司怪罪下来, 撤了父亲的差。为打发徐州的姨太太, 父亲花了许多钱, 以至亏空五百元。让家里变卖首饰, 才算补上窟窿。祖母不堪承受此变故而辞世。”[3]祖母的去世与朱自清父亲的纳妾终致遭祸有关。当朱自清回到徐州, 见到家庭“祸不单行”的现状, “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这眼泪不仅仅是为祖母的去世而伤心, 也是为家中凄惨的现状所难过, 还是对父亲造成这种局面的伤感与痛苦之泪。了解了这一层原因, 读者自然也会感受到, 朱自清在见到父亲之时, 一方面为现状担忧、难过, 另一方面不免也有对父亲的埋怨与不满。
2.父子惜别:情感的疏离
在浦口送行这一节的叙写中, 虽然字里行间流露了父亲对待儿子深切的关心, 但朱自清当时与父亲之间的隔阂是存在的。这隔阂大概因父亲所带来的亏空以及家景惨淡就已经存在了, 而细加思量送行此节中朱自清的种种做法更是体验到儿子对于父亲给予关怀的淡然。一开始同行到“南京之时, 有朋友约去闲逛, 勾留了一日”, 与父亲相处的时间极为短暂, 这其中或许也有着逃避与父亲相处时光的意思。对于父亲执意要送我, 我那时认为, “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 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父亲的再三嘱咐, 在当年朱自清的眼里, 是大可不必的, 自然也是不屑的。对于父亲与脚夫讲价钱, “我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 非自己插嘴不可”。“他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 我暗笑他的迂”。“插嘴”与“暗笑”, 在朱自清的内心, 是不满于父亲的这种做法的, 父亲的行为在当时接受新思想教育的朱自清看来是多余的。父亲艰难爬过月台买来橘子时, 朱自清当时感动于父亲对我细致的关怀而流泪, 可我赶紧拭干了泪, 怕他看见。为什么怕父亲看见, 怕别人看见尚可理解为年轻小伙怕别人笑话他, 但怕自己的父亲看见, 大概是心里仍然有些介蒂, 不想在父亲面前动情, 不想原谅父亲当时所做的种种, 不想对于父亲的好与关怀表示领会与接受。
其实他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似乎是愈来愈激烈。1921年朱自清北大毕业后, 回到扬州一所中学任教, 他的父亲与该所学校的校长熟识, 凭借关系将朱自清的所有薪水领走, “这种专制式的家长统治激怒了朱自清。一个月后他愤然离去, 到外地执教”[4]。并且在离开扬州之时, 接走妻儿, 在外地建立了小家庭。这样一来, 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是越来越尖锐, 两人的隔阂也就越来越深了。
加之, “近几年来, 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 能够沟通的时间尚少;况且父亲曾经干过大事的, 而“老境却如此颓唐”, 生活的压力与前后的悬殊对比, 父亲自然“触目伤怀”, “情不能自已”。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只好将这种怒气与不平发在家人身上。因此, 在1925年之前的几年间, 朱自清与父亲的矛盾似乎并没有得到缓和, 反而在家庭琐事中父亲“待我渐渐不同往日”。而我也不曾理会父亲的困难与艰难, 不曾表达过自己对父亲的关心与照顾, 正是这样, 当父亲提到“大去之期”时, 情感的洪堤终于决堤。
3.和解信号
至此, 我们清晰地了解到他们父子之间矛盾冲突的发展。1925年朱自清在北京接到父亲那封信, 信中说“离大去之期不远矣”, 实际上他的父亲后来活到1945年, 离1925年有二十年之久, 当时父亲的情况并不如信中所言, 这或许是父亲爱子之情所作出的让步与和解, 希望通过这样的信来引起儿子的关注, 能够回来一趟, 也或许是晚境颓唐, 心境消沉的必然表现。不管怎样, 这样的一封信的确使朱自清当时流泪不止, 他伤心, 伤感, 伤痛, 伤悲。在这一刻, 过往的不愉快的往事烟消云散, 回忆起父亲曾经对我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照顾, 回忆起父亲这起伏变化的一生, 感于父亲爱的无力以及生活之艰难, 情动于中写下了《背影》。
其实, 在此信之前, 从《背影》一文中我们还可以窥见朱父另外两次和解暗号的, 只是朱自清先生并没有能接收到。一是奔丧回家后, 朱自清见到了家庭的现实情况, 朱父变卖典质还了亏空, 借钱办了丧事, 事后朱父与朱自清同行, 其实这里暗含着朱父希望能与儿子的共处来得到儿子的谅解, 可惜儿子与朋友闲逛去了。二是父亲为朱自清送行, 按当时朱自清先生的年龄与能力, 完全可以一己上火车回北京, 可是朱父仍然不放心, 表面上看来是不放心, 实际上想争取共处的时间, 因为与儿子共处时间太短, 儿子还未能领会到父亲的一片心。在即将分别的时刻, 哪怕是得到儿子的半句温言, 做父亲的也就安心了, 他的叨叨之声实是对儿子的提醒与暗示。其后的买橘, 是送别中的一幕, 这一幕上演了中国人最为感动的情感瞬间, 父亲的攀爬, 父亲的艰难, 以中国父母的关怀行动表达了自己对儿子的关心与爱, 也是父亲对儿子发出的又一次和解信号。很可惜的是, 朱自清先生掩盖了自己本来已感动的情感, 以淡然的方式结束了与父亲的告别。
三、探析文后故事, 加深文本理解
许多情感类的文学作品, 作品发表后还会有一些故事发生, 有作家的创作感言, 也有作品中涉及到的相关人物的事件。补充这样的细节, 对于文本的理解是有好处的, 不仅可以印证此前的解读是否正确, 而且能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背影》发表之后, 据朱自清的弟弟记载, “我接到了开明书店寄赠的《背影》散文集, 我手捧书本, 不敢怠慢, 一口气奔上二楼父亲卧室, 让他老人家先睹为快。父亲已行动不便, 挪到窗前, 依靠在小椅上, 戴上了老花眼镜, 一字一句诵读着儿子的文章《背影》, 只见他的手不住地颤抖, 昏黄的眼珠, 好像猛然放射出光彩。”[5]此时此景, 如果说朱自清在写作该文时情感已经得到释放, 弥漫在胸间的是深深的歉意与想念, 那么此时父亲读到《背影》, 感受到儿子浓浓的深意, 他也释怀了, 他明白儿子已然读懂了父亲的心, 明白了父亲的付出, 至此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因为《背影》最终得以化解与消除。孙绍振先生说:“朱自清……笔下的亲子之爱, 是错位的, 爱与被爱是有隔膜的。爱的隔膜, 正是《背影》之所以不朽的原因。”[6]之所以爱的隔膜, 爱的错位, 是有原因可寻的, 父子之间矛盾的无法释怀应该是最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心结横在两人的心间, 朱自清虽然懂得父亲的不易, 父亲的艰难与关爱, 但也没有最终能消解他心里对待父亲所做的种种不合时宜造成的不满。而父子之间最终和解的起因应该是父亲稍去的一封和解信, 因为这封信, 朱自清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 想起父亲一路的辛酸与坎坷, 想起父亲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关爱, 想起父亲曾发出的求和暗号, 而自己一直未能领悟, 想起自己对待父亲的爱“太聪明的做法”, 这一切凝聚成《背影》一文。而《背影》一文的出版, 当朱父读到此文之时, 彼此的心结算是完全解开, 之前的一切矛盾都化解而消逝了。
从对《背影》的研究过程显示, 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来指导语文阅读教学的探索是有意义的。从社会历史批评视角中所获得的相关作品与内容, 可以说是互文性文本的一部分。这“为我们的文本解读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野, 为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文本所要传达的思想与意义提供方式与方法, 从而使我们的解读更加深刻与准确”[7]。同时它会拓展教师的文化视野, 深化文本的分析, 提升教师的研究能力。教师向学生呈现教学内容之时, 教师的全方位的考证也会影响学生, 这种研究性的钻研态度潜移默化感染学生, 学生在习得知识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获得自主探究的学习能力。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2]朱自清.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3]姜建, 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
[4]关坤英.朱自清评传.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5.
[5]朱国华.朱自清写《背影》的背景.人民政协报, 1998-10-25.
[6]孙绍振《.背影》的美学问题.语文建设, 2010 (6) .
文艺批评的价值与社会主义荣辱观 篇5
审美是文学艺术独特的本质特性，因而文艺批评往往强调其审美价值，却忽视意识形态价值，甚至认为意识形态价值损害了审美价值，这种片面性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以狭隘的审美观来肯定某些作品和文字群体，有意无视意识形态。这在当前的文艺批评实践中有很多深刻的教训，如女性文学的长足发展本是文艺界一大幸事，但是随着女性文学多元化，作家队伍也逐渐鱼龙混杂，出现所谓的美女写作、下半身写作、胸口写作等等“伪文学”，但是一些文艺批评者却无视这些因素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却对那些虚无缥缈的文字和变异的审美情趣大为赞赏，冠之以“女性意识的解放”、“文学的解禁和突破”等等谬名，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引入所谓的人权和女权思想，对其合理性进行多方面的论证，甚至还追溯到中国历史上女性地位如何不合理，以所谓的历史发展观来证实当前体现这种女权意识崛起的女性文学的合理性。这种文艺批评的出发点是合理的，但是其论证立场是错误的，女性文学的崛起虽与女权意识有关，但女性文学的根本是文学，不是政治学，更不是性学，如果文艺批评片面地强调其社会意义和性意识，其结果只会使女性文学离真、善、美越来越远，离文学越来越远，甚至完全背离了文学。
以西方的审美观来审视中国文艺，并试图把中国文艺改造为被西方认可的文艺，达到所谓全球化之目的。当前文艺批评存在十分严重的片面化倾向，认为这是中国文艺唯一的出路，完全忽视国人对文艺的需要，意识形态的方向发生偏离。如某些国产大片，在演员阵容、前期拍摄、后期宣传等等方面都极尽炒作之能事，中、日、韩三国偶像演员的加盟，日本漫画家的操刀，在长城上的作秀，“无极门”之搞怪，馒头血案的纠缠，完全脱离了电影艺术本身以及对观众的审美需求的满足，电影评论界也把精力投入到一些与电影无关的无聊纠葛。正如《可可西里》导演陆川所言：“如今中国电影界的文艺批评现状本来就不健全，电影过度宣传已经越来越常见，在利益的驱动下，民众反应与电影评论越来越脱节。”在对待这些影片以及相关炒作事件方面，电影评论界已经集体失语，幻想着这种多国演员和制作人员共同拼凑的无多大意义的作品能够被西方审美观所认同，入围奥斯卡实现所谓的走向世界。
以自由化和多元化的审美观批评中国文艺，这种自由化和多元化并非引导文艺达到“百花齐放”之局面，而是出于私人化和团体化的目的，企图以此抵制主流意识形态获得话语权，使意识形态多元化甚至解构意识形态以实现小团体利益。近几年，行为艺术在中国的崛起，各种裸体艺术、人体盛宴、写真集、激情视频等等都冠之以“行为艺术”而冠冕堂皇地进入大众生活空间。文艺批评并未对此作出合理的引导，甚至还推波助澜，致使这种庸俗和粗痞的风气逐渐泛滥。如近年来一些电视节目扛着“大众文艺”的旗号，以一种极端庸俗化的方式迎合一些人窥视、猎奇和性的欲望，模仿境外的庸俗娱乐之风，文艺节目的语言日趋粗痞甚至下流，但是文艺评论界却对此保持缄默，甚至以某种方式对此予以默认，全无社会责任感和文艺良知。文艺批评一方面应当鼓励新兴文艺形式的成长和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文艺立场，我们倡导多样化，但并非无节制的庸俗化、粗痞化，并非是解构意识形态甚至抵制意识形态，我们仍然需要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对我们的艺术进行规范化，弘扬高尚的精神品格和思想道德观念。
以上三种文艺批评之所以偏离其价值观，其根源在于文艺批评中渗入了个人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无视当前中国文艺现实及其存在的核心问题，片面地强调个人意志和私人化的目的，缺乏社会责任感和文艺良知。而社会主义荣辱观则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主要是倡导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崇高精神品格。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这种强调审判价值而忽视意识形态价值的文艺批评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结合起来，以荣辱观来完善文艺批评的价值观。
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思想导向，这是根本的政治立场问题。此处的政治是广义的政治，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政治，原创文秘材料，尽在文秘知音wm338.com网。并非行政意义上的政治，这种大政治是我们的生活空间，我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质量。因此文艺批评必须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挖掘和推介此类主题思想的文艺作品，批评和抵制那种有损于国家和集体利益、有悖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文艺活动，充分发挥文艺批评的舆论导向作用。
以提高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素养和文学艺术学素养为目的，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伦理观念价值、科学观念价值和美学观念价值。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通过人们的观念层面而起作用的。而文艺批评作为对文学艺术的一种评价活动，必须深入到人们的观念层面，提取出文学艺术中体现高尚的道德情操、科学的知识理念和高雅的审美趣味的因素，发挥文艺作品的认识、教育、审美、娱乐等功能，使人们在文艺批评的引导下通过文艺活动的熏陶，逐渐形成崇尚科学、诚实守信和艰苦奋斗等等崇高的精神品格，并提高人们的艺术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
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原则，这是文艺为人民服务根本方向的体现。文艺批评不能仅仅以纯粹的审美观为原则，而应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并且积极推动贴近群众生活的文艺创作的发展，对那些远离群众生活和实际情况的无病呻吟和虚无缥缈的文艺创作持批判态度，倡导内容充实和情感饱满的创作倾向，在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之下引导文艺创作走大众化之路。
社会历史批评 篇6
就徐刚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来看，他的学术兴趣和关注点十分广泛，举凡电影和文学的评论研究均有涉及。纯文学之外，对于诸如科幻小说、青春文学、官场写作与武侠传奇等等类型文学也都有论述。总体上看，他的文章给人最为深刻的印象莫过于“繁复”二字。说其“繁复”，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文章常常不免反复而兼重复，他会围绕一个核心理论问题前后左右、“不厌其烦”地加以辨析和梳理，直到让你不得不心悦诚服地“接”下他的观点为止。另一方面，这也是他的学术表达上的迂回战术。在看似漫不经心的文字表达背后，是他朝向某个中心议题的不同方面的同时出击。这一迂回战术，形成了他的文章时而态度鲜明，时而又显得犹豫不决的气质。所谓“繁复”更多是这一多重面向的表征。他的文章，特别是那些文学批评文字，常常在酣畅淋漓一气呵成的气场下，让人不时感到那浸透在字里行间的困惑与无奈。
这样一种隐藏在文字表达背后的无力与无奈，某种程度上源于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的基本判断。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这个时代既是最为充满生机的时代，同时也是问题重重的时代。他从香港电影“北上”这样一现象，以及诸如《非诚勿扰》《唐山大地震》《杜拉拉升职记》《夜宴》《无极》等华语商业电影（大片）中感受到大国崛起背后的“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但通过对诸如《隐身衣》《炸裂志》《一句顶一万》和《牛鬼蛇神》等等小说的持续阅读，他又明显感觉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无以名状的“病症”。所谓“时代的精神状况”正是这一生机和危机的矛盾辩证。这样一种双重特征，使得他的文章常常处于一种整体的张力结构之中，有时也往往不免顾此失彼、前后矛盾：在对某一作家的努力充分肯定的同时，又会不由自主地对自己的判断怀疑不已。
如此复杂情绪，在他的《先锋记忆的缅怀与溃散——评马原长篇小说〈牛鬼蛇神〉》等文中有集中呈现。在这篇文章中，他一方面为马原的“回归”欢呼，一方面又举棋不定：“这种强势的‘复出’，究竟是‘先锋派’别开生面的‘王者归来’，还是‘纯文学’聊胜于无的‘回光返照’呢？”通过不断深入地解读，徐刚逐渐发现，这两者往往纠缠在一起，实难两分。这当中，既有马原“先锋记忆”的重叠（所谓“重复”），又呈现出试图通过“重述”历史和现实以达到两者某种程度的和解的努力，同时，这里面，既糅合着作者对一系列抽象问题的思考，又弥漫着他对自己长达几十年的人生经验的总结。在这部作品中，马原的野心不可谓不大，情感投入不可谓不高，但正是这种“囊括一切的野心”，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显现出某种不可能来，“他幻想着从先锋文学的余烬中‘死灰复燃’，去写作一部旷古未有的大书。然而，这终究只是一次‘借尸还魂’的表演，召唤出的或许只有先锋的虚假魂魄。在这‘小说已死’的时代，即使神奇如马原也无力回天，去期待‘纯文学’的‘转世重生’。”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马原自己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结所在。同为“先锋五虎将”的格非，他的《隐身衣》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同样具有两难的悖论和困境。在一篇专论《隐身衣》的文章中，徐刚深刻而敏锐地意识到，一个作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真正脱离自己的时代，即使是像格非这样的先锋作家，困扰他的问题仍旧是诸如历史演变、革命意义、哲学精神、爱情理想、乌托邦情思等等之类的宏大命题。因此对很多作家而言，其区别往往只在于，如何以及采取怎样的方式表现他的时代精神，如何以及怎样同他的时代之间展开一种积极有效的对话，如何以及怎样表达他的思考、努力和困惑。“小说的目的从来都不是锁定根本的解决之途，而是提出相应的问题，引起人们思索的必要。在这个意义上，《隐身衣》无疑是成功的。它让每个正直的人都掩卷而思，思索这个时代知识的高贵与纯洁，世界秩序的混乱与人心溃散的命运。在洞悉这个时代精神分裂的本质之后，尝试着寻求根本的解决之道。尽管小说在无奈中引出的思考，有着虚无与犬儒的嫌疑，但这种呈现的姿态和提问的方式，无疑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对于马原与格非而言，他们的不同似乎在于，一个是通过历史和现实的重叠与“重述”，而另一个则是通过现实的“隐喻”的方式，以完成对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状况的不无症候的表达。
二
联系徐刚的博士论文《1950至197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城市叙述》（北京大学中文系2011年），便会发现，他这一针对时代精神状况的思考，很大程度上是与他对革命成功之后的“后革命”语境下如何叙述现实问题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就现实表象的层面而言，所谓“后革命时代的焦虑”就是革命之“后”，在现实日常的日复一日的重复中如何，以及能否继续保持革命激情与理想这一难题的表征，对于这一难题，20世纪50—70年代文学/文化实践提供了极具症候性的表象。
“十七年文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文化实践，其面临诸多问题的纠结；革命成功后如何保持革命激情，社会主义现代性如何处理城乡间冲突，劳动和休闲的关系如何配置，以及消费和积累、欲望和理想间的矛盾，等等。这些都在有关城市的想象中凸显出来。而这同时又与社会主义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纠缠在一起。徐刚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为基点，开始他的博士论文写作和相关研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思考虽聚焦于“十七年文学”及其文化实践，但其落脚点或者说问题意识却是在当下。
对于今天的现实语境而言，总体性的坍塌和宏大叙事的解体无疑是最为触目惊心且让人堪忧的。这一现状的造成当然与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对革命激情的耗尽及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探索误区密不可分。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激情甚或社会主义现代性本身就有问题，就像一个人青年时期曾经犯下错误并不代表青春本身的罪愆一样。社会主义实践本身就带有青春激情和青年期的双重特质。历史要求或者赋予我们今天的责任，正在于如何从这一社会主义青年时期的经验中剥离出“原初”意义上的青春激情的现代性质素来。徐刚近几年来的思考虽并不均衡，但他把焦点对准“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想象，却不能不说是眼光独到而切中要害。对于“十七年文学”，曾有过所谓“重大题材”的说法，工业题材（城市想象即属于其中之一表征，但又并不等同）是其重要的构成；但悖论的是，即使彼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极力推崇并在政策上大力支持，其在文化实践中的实绩却并不理想。相比彼时繁荣兴盛的农村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工业题材作品虽频现繁出，但反响寥寥问题重重。徐刚的思考核心，正在于这一看似悖论的矛盾现象。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体化进程，虽能创造出所谓的“三结合”“三突出”式的写作模式，却并不能很好地处理城市空间和工业建设及其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其中症结，或许恰在于正是这一领域充分聚集并凸显了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必然遇到而又不能很好解决的复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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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特别是工业题材写作确实比较失败，但其提出的种种命题仍在一直困扰着当今的人们，从这个角度看，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在今天看来尤其具有警示意义。虽然说今天的现实早已摆脱“继续革命”这一激进现代性逻辑的束缚，但在面对碎片般的日常生活世界能否继续保持青春激情以及如何避免坠入庸常这一“后革命”式的悖论仍是困扰着现代化的建设与“中国梦”的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在他的博士论文及其相关研究中，徐刚通过对社会主义现代性实践的深入研究和思考，回答并回应的正是现实当下提出的前述难题。
如果说七八十年代“后革命”语境下的现实叙事同当前现实题材中的现实表象之间有着某种内在联结的话，这也就意味着，当前时代的精神困境，并没有因发生于七八十年代的社会转型与“知识型”的更替而从根本上改变。换言之，如果说我们今天社会的“精神溃散”不仅仅关乎革命激情的耗尽的话，那么这种病症的产生必然与80年代以来的“新启蒙”思潮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因此，这时要求于我们的，就不仅仅是反思革命的现代性逻辑，而应该把启蒙的现代性重置于近现代以来整个中国现代性的语境下加以重新审视。在这种逻辑下，文学如何叙述或呈现（革命）历史就成为一个核心议题被不断重启。沿着这一思路，徐刚对近几年来的历史书写（比如《繁花》《日夜书》《很久以来》《风流图卷》《老生》）十分关注，就当前的长篇历史小说写作而言，其中存在的“碎片化”“传奇化”和“风格化”的倾向值得警惕。徐刚注意到，贾平凹的《老生》“着力于描绘被压抑者历史的挖掘与呈现，但其历史观却显得极为简单，依然秉承的是‘去历史化’与‘去革命化’的历史脉络”，在小说中“革命叙事沦为谶语和传说，被还原成暴力与荒谬的夹杂”所暴露出来的，仍旧只是“历史与怪兽”的逻辑：“通过‘暴力的再现’的方式，呈现历史之恶。”因此，他提出：“中国革命的难题要求我们要不断地回顾鲁迅关于‘革命混着污秽和血’的提醒，在文学创作上，也要直面这种难题性，因此如何理解革命自身必然携带的‘污秽和血’，而非简单地在‘重述’历史的潮流中反过来用‘污秽和血’整个地取代了‘革命’，这是需要小说写作者认真思索的问题。”
就像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样，历史写作的年代往往决定了被表现的年代。这一情况对于历史小说而言，也是如此。随着“告别革命”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对革命历史的重写/再重写已成为历史小说写作中的主潮，原来意义上的革命历史早已是“面目全非”。因此，对于不同时代（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而言，历史所呈现在小说中的差别往往只在于，被重写的方式方法上的不同。徐刚注意到了《老生》中历史书写的“怪兽”性的一面，但他忽视了这一“怪兽”性的由来，某种程度上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重写中以人性的丰富复杂性呈现历史多面性的逻辑延伸。在这一过程中，与人性的恶的一面的“发现”一同到来的，不仅仅是革命历史重写中的“怪兽”性的张扬，也是现实写作中的“精神溃散”的不断呈现。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与历史书写中的“怪兽”性间有着某种同构关系，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革命或启蒙的现代性本身，而在于对人性的复杂性内涵的态度。可以说，是“人的发现”最后导致我们时代的“精神溃散”和“历史与怪兽”奇怪扭结。
三
就徐刚的学术研究来看，他的文学史研究文章虽充分彰显其底蕴和学养，但更见其才情与才性的却是他的批评文字。他的批评文章，有文气而无匠气，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文章写得有匠气并不难，靠长期的打磨或可达到，但于文气，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批评文章一般有几种写法，一种是自说自话，追求理论的完备、表述的严整和批评的尖锐，评论者的文章可以写得很漂亮，但却往往是不及物的，评论者似乎只是为了用评论对象印证他的观点而去写作，其结果，观点的完备的重要性常常不免要胜过他的评论对象。一种是围绕评论对象的“贴地行走”，文章写得很“贴”，但也因为这太过于“贴”反而失掉了评论文章应有的批评力量、观察的距离及其宏阔的视野。另一种则是在问题意识引导下的有方向、有目的的探寻和摸索。这一种批评写作，虽也追求理论和观点的高妙，抑或紧“贴”文本的完备，但这些往往只是手段或过程，其目的却在于背后所蕴含问题的提出、展开及其尝试性的解决。这样一种批评，既无意于简单的肯定，也并不故作耸人的高论，而是围绕问题对批评对象展开既有系统而又别有幽径的梳理、辨析和评判。徐刚的批评文章，当属于这第三种。他的文章，文气的背后，是贯穿始终、若隐若现的问题意识，更多时候，这两者是“耦合”在一起的。
联系他对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状况的基本判断，可以看出他所追求的往往是一种“症候性”的批评写作：文本中“症候”式的存在，提供了可供言说的空间，文本的批评实践也因此而得以能够完成。这从徐刚的评论文章的题名中往往能略窥一二，诸如《先锋记忆的缅怀与溃散——评马原长篇小说〈牛鬼蛇神〉》《时代的精神状况——评格非〈隐身衣〉》《“寓言中国”的“实”与“虚”——评阎连科〈炸裂志〉》，等等。即以《时代的精神状况——评格非〈隐身衣〉》为例。“时代的精神状况”既是徐刚一篇论文的题目，也是他最近一本著作的章节名，这充分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而事实上，他的批评文章很多都是以此作为切入点，而开始他对时代精神与文学写作之间关系这一命题的持续深入思考的。可以说，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使他的批评写作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时代特色和精神上的高度，他的文章的“内在的批评力量”也因此而产生。纵观徐刚的批评写作，虽看似驳杂，各研究对象之间并没有一条主线，但从中仍能看出他的隐忧和试图重建时代的“总体性”这一若隐若现的诉求来。从这个角度看，他的批评文字与他的博士论文间自有其内在的关联。
对于这样一种“总体性”的诉求，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为“宏大叙事”的追求。徐刚当然清楚，在这样一个解构主义盛行的碎片化时代里“宏大叙事”的重建的难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总体性”的虚妄。如果说“宏大叙事”更多涉及一种理念、构想和方案的话，“总体性”却可以体现为一种姿态、立场和策略，乃至视角。具言之，它可以是一种寻找症候和取意批判的做法；同样，它也可以是一种以当代为基点回溯历史的对话。这些都根植于现实意识的土壤之中。从这个角度看，徐刚的批评文章和“史”的研究，某种程度上构成一种对话关系。他的文学史研究不仅仅是“史”的梳理和辨析，而毋宁说是现实意识的回溯。同样，他的批评文字，虽谈论的是当下的创作，但指涉的却是历史其来有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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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总体性”的批评立场，在徐刚那里常常表现为二元对立的选择和把握。我们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不论是文学史研究写作还是文本细读，他都擅长于从研究对象所涉及的核心概念（范畴）或二元对立的角度切入。这是一种十分便捷且行之有效的批评策略。虽然说解构主义早已成功地对诸多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范畴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但就如何认识纷乱的世界并安置自身而言，这些二元对立仍是必须且可行的抓手，而事实上，人们一旦离开了二元对立的辩证思维便不可避免地陷入相对而迷乱的境地，二元对立显然是处于宇宙核心位置的人类建构主体性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参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很多时候，虽然作家们不断声称远离时代的主潮而写作，但事实上要真正做到脱离时代却并不可能，因此，从时代的主题及其核心命题（各种制约时代的二元对立范畴）入手，展开对作家作品及其创作历程的分析，要比那些仅仅从作家作品所表现的主题入手探讨，更为有效而深刻。
就徐刚的写作实践而言，他主要是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从诸如“激情”/“理性”、“摩登”/“革命”、“空间政治”/“消费主义”、休闲（“舞厅”）/“劳动”，以及“城乡交叉地带”等等范畴入手，既能有效而迅速地把握对象（就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实际情形来看，这些范畴也确实是始终困扰着的重大问题），同时也使自己的文章充满一以贯之的文气。这也与他能从核心命题入手宏观把握对象有关。才气有所谓小桥流水和大漠烽烟的区别，如果没有宏阔的视野、理性思辨的论证与丝丝入扣的分析，纵是才华横溢也只能溃不成军聚不成形了。虽然说徐刚的文章并不都尽如人意，但他能从大处着眼，细处下笔，这一气象和格局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另一方面则是从某一制约或纠缠作家的核心命题入手。这一核心命题因其涉及多个层面与方面的问题，而往往具有很大的阐释力。因此，通过对核心命题的把握就可以很方便地切入到对复杂问题的梳理和辨析中去。抓住了核心命题，也就抓住了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的支点。徐刚往往看到了作家及其创作中充满的悖论的地方，他从这些地方入手，努力挖掘造成或形成这一悖论的原因及其多重矛盾。“故事”的讲述背后，是“抽象的伦理、道德和人生境遇”的缠绕，而像“时代的精神状况”这一命题所指向的却是“目睹那混乱破碎的世界图景后，我们该当如何？知识人何以安身立命？”的困境。“消逝的故乡风景”显现的是“残酷的美感与心痛的诗意”的辩证，而“疯狂和精神分裂”则毋宁说是从反面指向对“一刹那间点燃生命的真情之光”的“寻找”。
事实上，对于这些二元对立范畴及其核心命题，它们的出现及其矛盾的展开，都是现代性本身所固有的，或者说，是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性实践相伴始终的。就中国当前的语境而言，虽然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深入到文化肌理之中，但现代性作为一项事业并没有过时，相反，它不仅仅是未竟的，可以说是未及充分发展，就已经进入到后现代主义语境之中。因此，一方面是后现代式的平面化、均质化的日常现实，另一方面却是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各种矛盾的缠绕。对于后者而言，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启蒙”与“革命”所代表的两种现代性的“未完成状态”在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共存与冲突。因此可以说，抓住了这些二元对立范畴及其核心命题，也就从整体上把握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的矛盾和复杂之处。从这个角度看，“症候”式的批评，在徐刚这里确切地说，就是一个“永远文本化”的过程。所谓“文本化”在这里是指，任何矛盾、问题以及乌托邦情思都应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被糅合进“文本”的编织中才能被有效理解，与此同时，“文本化”还意味着各种文本间的“互文本性”，它们共存于更大的社会历史文本之中，彼此勾连互相转化；因而，“文本化”也意味着各种矛盾的展开及其解决，最终都是以“症候”的形式显现，它是“文本化”的，因而也就只能是象征性的乃至未完成的。
四
生活中的徐刚是一个足球爱好者，这使我想到，如果说踢球的乐趣很多时候体现在“传”球的过程而非仅仅临门一脚的射球的话，那么对于徐刚而言，文学批评写作就是这样一种足球运动的传球游戏。这里所说的“游戏”，当然不是朱光潜所说的审美游戏，而毋宁说带有罗兰·巴特意义上的阅读游戏的味道。他把批评当作一种阅读“游戏”，是因为他十分清楚地看到，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随着文学的边缘化和文学批评的学院化，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学实践已越来越趋向于成为个人的事业，而与思想启蒙和民族国家无涉。对于这样一种“无用”的文学，任何赋予其宏大意义的做法都将显得无力而悲壮，徐刚显然无意于此。他既无意于追求所谓的“纯文学”的格调，也不以搜寻杰作视为自己的崇高使命。在徐刚那里，文学批评写作的乐趣更多在于理论的操练和立场的表达，以及“借由认识这个世界”并进而达到“反观自身”，而非仅仅旨在简单的肯定或批判，虽然在文学（学术）态度上他常常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
说其是“操练”，这并不是对徐刚的文学批评的揶揄，恰恰相反，这说明他的文学批评常常有某种自觉意识。就像他所特别强调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辩证，落脚点仍是在“思想”上。因此对他来说，思想的灵动往往比思想的完备更为重要。但也因此带来批评身份认定上的困惑和游移不定，是要做一个趣味纯粹的学者，还是立场鲜明的批评家？是满足于某种“严谨求实”的阐释，还是坚持“荒腔走板”的批判？就其“症候”式的批评写作来说，虽然也有自说自话的嫌疑，但他更多关心的是作品引出的思想的话题及其不同应对之间的对话。比如说历史书写与现实意识的关系问题，时代精神问题，等等。他通过深入文本内部的矛盾和裂缝，而不是作品之外的强攻，以此实现现实与历史的对话。而事实上，随着文学越来越远离宏大叙事，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写作越来越趋向于个人心灵史式的精神独白和自恋游戏，因此，以心灵史或精神史的角度进入到对作品同世界之间对话关系的考察，就成为徐刚的批评写作经常采用的方法。
“症候”式的批评写作，与纯粹的审美批评（或“寻美的批评”）不太一样。其好处是常常有话说，有问题可以探讨，但也常常令人困惑：仅仅打开批评的空间，围绕“问题视域”展开话题，这样的批评文字可以写得很漂亮而有深度，但是关键是，这样的批评文字之于作家和他们的创作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问题，一直是困扰“学院派”批评的症结所在，同时也是“学院派”批评让人诟病不已的地方。应该看到，“学院派”批评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与90年代以来知识界从“思想”转向“学术”这一整体趋势相吻合的。当批评不仅仅指涉思想上的交锋，其充当的也不再是思想启蒙的任务之一种时，文学批评的自主性——回到文学批评本身——命题就会被提出；从这个角度看，文学批评的专业化，及其转向知识生产的一面，其实是充分彰显了文学批评的自主性和独立地位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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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刚当然知道，如果自说自话，仅仅只是借作品引出话题，之后便是“得鱼忘筌”，或者得出什么早已存在于头脑中的宏论，这样的批评终究只能是与作品无关的。他的批评文章，不仅有鲜明的问题意识（“现实的针对性”），还注重一种“精神世界的‘在场’”感。他常常自觉把批评对象——作家作品——置于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的角度展开。这样一来，问题便不会仅仅只是问题，而具有具体的历史语境的指涉性，而如果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的话，对作品的阐释就会更加深刻而有力。在这方面，徐刚可谓心得颇多。但另一方面，又有问题随之而生，这样一种围绕核心问题的批评写作，有可能最终演变成为一种封闭式的话语增值。大凡不具有症候性或没有话题可以展开的作品，便会被有意无意地遗漏，而被选中的作品也似乎只是为了印证某一话题而存在。因此，对于症候式的批评写作来说，如何避免这样一种圆圈式的话语增值，并在批评的纯正和立场之间寻找平衡似就显得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限制并制约着我们当前文学批评写作的重要问题。我们仍需前行！
【注释】
徐刚：《华语商业“大片”与“文化软实力”问题》，载《天府新论》2011年第2期。
徐刚：《先锋记忆的缅怀与溃散——评马原长篇小说〈牛鬼蛇神〉》，载《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3期。
徐刚：《时代的精神状况——评格非〈隐身衣〉》，见《后革命时代的焦虑》，17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想像城市的方法：大陆“十七年文学”的城市表述》已由台北新锐文创2013年2月出版。
徐刚：《“碎片”、“传奇”与历史的“魅影”——近年来长篇小说历史叙述的几个侧面》，载《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0期。
徐刚：《历史的野兽：〈老生〉论》，载《文艺研究》2015年第12期。
载《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5期。
徐刚：《“激情”与“理性”的争斗——1950至1970年代工业题材文学及其文化政治》，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5期。
徐刚：《“摩登城市”与意识形态表达——以“十七年”文学与电影中的“上海姑娘”为中心》，载《当代电影》2012年第3期。
徐刚：《空间政治与消费主义幽灵——兼论1930—1950文学中“舞厅”的话语流变》，载《粤海风》2013年第2期。
徐刚：《“劳动乌托邦”的建构——试论1950至1970年代工业文学中“劳动”的意义》，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徐刚：《“交叉地带”的叙事镜像——试论十七年文学脉络中的路遥小说创作》，载《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
徐刚：《“讲故事的人”——评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载《山花》2010年第8期。
徐刚：《时代的精神状况——评格非〈隐身衣〉》，见《后革命时代的焦虑》，16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徐刚：《消逝的故乡风景——评陈应松〈夜深沉〉〈送火神〉》，见《后革命时代的焦虑》，17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徐刚：《苍凉而卑微的女性叙事——孙频小说论》，载《百家评论》2013年第2期。
徐刚：《末路与生机：漫谈“学院派”批评》，载《长江文艺》2015年第9期。
徐刚：《后革命时代的焦虑·后记》，见《后革命时代的焦虑》，23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徐刚：《末路与生机：漫谈“学院派”批评》，载《长江文艺》2015年第9期。
（徐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浅谈历史的与美学的批评标准 篇7
在中国,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是讨论文学批评标准的主要问题。1948 年, 恩格斯最先提出了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 之后又在写给拉萨尔的评《济金根》信中提到了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 并把它确立为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之所以强调是最高标准, 主要基于两点原因:其一, “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标准的科学性决定了它理应成为一切文学批评参照的基本原则; 其二, “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标准所具有的开放性特征决定了它能够包容文学研究的诸多理论视角, 可以成为文学批评多样化发展的科学基础。因此, 在文学批评标准的研究中, 如何理解恩格斯所持的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及二者之间的联系即成为研究的核心问题。下面将对其进行浅略分析。
一、历史标准的批评
历史的批评标准具有具体性和客观性。
( 一) 具体性
历史的具体性是指在特定时代的基本特征。从文艺发展史上看,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批评家, 甚至同一个批评家在不同时期, 也会持有不同的批评标准。不同的年代, 文学的批评标准也不同。从古到今, 文人作家创作大量文学作品, 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审美标准, 也有自己具体的批评标准, 要拒绝以今人的批评家标准评价古人的文学作品, 反之, 也不要以古人的评价标准来评价今人的文学作品。
( 二) 客观性
文学批评中的批评标准是客观存在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 它也在无时不刻地改变着自己的形态。马克思主义强调要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考察人的本质, 研究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实实在在的人。文学本身是客观的, 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 文学批评标准是衡量作品客观价值的标准。作品价值同商品价值一样也有其自身的规律, 不是由人主观制定。
二、美学标准的批评
美学的批评标准具有普遍性、创新性和继承性。
( 一) 普遍性
文学活动是一种以审美方式来观照世界的人类实践方式, 是一种艺术审美活动, 根据审美规律可以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文学作品, 相应地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审美的批评。这种审美的批评, 包括对艺术家审美地掌握世界的评价、对欣赏者审美接受的评价、对文艺作品审美价值的评价等等。因此, 真实性、人性和艺术性的标准适用于各类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 是最普遍的文学批评标准, 具有普遍性。
( 二) 创新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 文学作品的累积, 文学创作会超越之前的作品, 且具有创新性, 随之发生变化的还有文学批评标准。在《艺术的起源》中, 德国著名的艺术史家格罗塞曾指出: “18 世纪的批评, 很注意理解各种艺术的特质, 又按着各该艺术自己的标准去评衡各该作品。19 世纪的批评, 则从一个较高的观点来看, 以为那样划分各种艺术的界限是很少意义的, 所以对于每种艺术, 往往要求它担负别种艺术所能尽的责任。”19世纪的文学批评较18 世纪的文学批评来说有了更高的批评标准, 是对之前的批评标准的突破创新。
( 三) 继承性
继承是创新的源泉, 创新来源于继承, 有创新就必须有继承。文学作品的创新来自于文学作品的累积, 而积累则是源于对前人的继承。然当不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继承, 而是要进行筛选,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继承前人的文学作品中的精粹,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望得更远, 飞得更高, 从而创作出更具内涵、形式新颖的高水平文学作品, 这体现出文学创作具有继承性的特点, 相应地文学批评也具有继承性。
三、历史的美学的批评标准的统一
做为文学活动的本质属性, 审美性和历史性二者相辅相成, 互为补充, 缺一不可。
以历史性为根本, 文学既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审美现象, 又是具有审美价值的历史现象。任何排斥历史性的审美价值或是排斥审美性的历史价值都是不全面的, 而“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标准正是对文学基本价值的宏观而准确的把握, 理应成为一切文学批评参照的基本原则。
以历史具体性为基础, 审美的超越性文学创作必须在历史具体性的基上才能创作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文学作品。只有历史的标准与抽象的标准相结合, 才能正确的反映文学作品的价值, 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批评标准的最高价值标准。
对于文学批评标准的认识, 目前文艺理论界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你。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运动的, 文学批评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而这些“文学批评家们” ( 包括艺术家、欣赏者等等) 也都是处于动态之中, 正所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文学批评的标准自然也不例外, 也会存在各种不同的批评标准。因此, 对于文学批评标准而言, 要从实际出发, 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不同的文学作品的评价要选取适宜的批评标准, 不要一刀切, 以防止教条主义和拿来主义,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而, 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标准是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文学实践和总结前人文学批评经验的指导下提出的, 是对文学批评原则的科学认识。文艺求美, 美在和谐, 文学批评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和历史观, 不趋时尚, 勇于担当。
参考文献
[1]陈翠平.文学批评标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J].广西师院学报 (哲社版) , 200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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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伟林.对文艺批评标准问题的思索[J].海南大学学报, 1994 (1) .
[4]鲁迅.鲁迅全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社会历史批评 篇8
最近十年来,国内开办设计类专业的高校越来越多,设计理论的研究成果数量自然也随之水涨船高。然而也不需要讳言,中国当代设计理论研究的水平,较之设计专业师生数量的增长,还是显得太慢了。在出版方面,我们看到最多甚至已经有些生厌的一个现象,便是“设计概论”(或称《新编设计概论》、《设计艺术学××讲》、《设计学概论》等)类教材的泛滥“编著”或曰自我克隆。据我非常不完全的统计,这类图书在短短的十年内已经出现了三十本以上,但与此同时却可以说没有出现一部堪称学界经典的设计研究专著。教材类图书的确不乏销路,但如同一位法学学者所指出的,只有教科书三级以下的标题才能形成一部专著。无论这些教材的课堂效果如何,“教科书”这种体例使得这种缺乏问题意识的研究注定是难以深入的,设计原理类教科书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目前大可叫停。
在文章方面,虽然不乏精彩之见, 但与设计类理论文章整体研究的水平相比,这样的成果也是并不值得炫耀的。 出于专业,我比较关注各大设计类专业期刊上刊发的各种设计学论文,看到最多的是全国各地设计学院教师的作品。 我绝对没有贬低设计专业一线教学工作者的研究能力的意思,并且我不否认其中也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作者和杰作,但必须承认的是,这个作者群体之中的绝大多数,往往是在发表了一次有关设计教育或者设计实务的文章后便不再有任何后续的研究。这种典型的“评职称导向”的写作,直接的后果就是占用了设计研究有限的学术阵地,间接的后果则是使中国设计学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迟迟没有形成,甚至伤害了专业的设计学术共同体的尊严。
艺术设计学研究领域内的抄袭、剽窃现象,其抄袭之大胆和出现之频率,恐怕整个中国学术界都没有一个领域可与之“媲美”。某学院的一位教师发表的“古代设计思想研究”的论文,只是变相复制罗筠筠在1997年出版的专著《审美应用学》 中的有关章节及其注释。同年,一所美术学院的教授出版的中国现代设计史的教材,更是对于多种二手资料现成文字的“汇编”……这里所列举的,还仅仅是我在自己阅读范围内的粗粗浏览中所见若干“个案”中的一部分。
其次是基本的研究方法意识与学术规范的缺失。由于设计理论界的作者多出身于艺术类院校或是从美学、美术史等人文学科转行而来,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缺乏严格的社会科学学术训练。因此,对于设计这样一门贴近产业实务的学科,国内的理论研究却大多停留在感性的、经验的、哲学的层面,而十分罕见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对它进行的实证研究。一本以“设计社会学”为题的专著,竟然只是“设计哲学”或“设计美学”的更名复制,作者甚至没有过从事社会学实证研究的经历。有的设计学者甚至用“形而下”来贬低广告学界的定量研究成果,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国内设计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之间的鸿沟。一如学者陈刚指出广告学界的某些类似情况时所说,很多时候“设计文化”、“设计社会学”一类大而空的口号,成了一种“脱离业界实务的托辞”。
然而,即便是非实证性的研究,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与形式逻辑的现象也比比皆是。一篇有关“设计的人文精神”的文章中,倘若我们把全篇中的“设计”两字换成“美术”或者“文学”,其论点也完全能够成立。还有一篇探讨“21世纪中国设计理论体系”的文章,作者在倡导“独特的中国有机设计理论体系”的文化特殊主义的同时,竟引用翟墨先生“融合中西文化的一种新的设计理论体系”的文化普遍主义观点来印证自己的结论。相信这位作者并没有形成清晰的观点,只是人云亦云,仓促成文。这样的文章的大量涌现,也迫使学术期刊在发表设计类文章时相对于成熟一些的美术理论,无形之中降低了标准。
在专业的设计理论研究者(多为美术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史论系科或大专院校中的专职的理论教员)中,这种情况相对而言要少一些。但在这种设计学界的“上层”同样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一个典型的情况就是以“跑马圈地”取代“问题意识”。很多人宁愿在资料占有不充分的情况下写大部头的“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而很少发表一些有深度、依据一手材料和新史学方法进行的设计史个案研究;而很多时候人们出版题为“设计美学”、“设计伦理学”、“设计哲学”、“设计社会学”一类大部头的著作,并不是说这些设计学的分支学科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是为了尽快填补或曰抢占某个领域的“学术空白”。更遑论一位在“中国期刊网”中仅仅能查到七八篇文章的学者,竟然在自己的简历中炮制出“在各种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的天方夜谭。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很多专业的设计理论研究者互相之间不但各自为政,“不相往来”,而且“文人相轻”——互相看不起、不读、不引用甚至背后诋毁他人的研究成果的情况屡见不鲜。不同学术谱系出身的学者彼此之间往往缺乏足够的理解,使得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名目繁多的“设计论坛”都打着“全国”甚至“国际”的旗号,但每次论坛的参加者似乎都不是同一拨人。我不否认在任何一个领域,几位一流学者之间都可能有“个人恩怨”,一如阿恩海姆与贡布里希,或者矶崎新与安藤忠雄。这本身并不可怕。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如果从业者至今还希望把“设计艺术学”这个学科建立起来并得到整个学术界认可的话,就必须让“个人恩怨”从属于更大范围内的“学术交流”。
而今,缺乏必要的沟通机制,缺乏一个全国性的同业者组织,缺乏一个团结不同系统出身者的权威性论坛,似乎已经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任何一个领域缺乏必要的学术组织机制,注定只能是“自说自话”一一人们都认为自己在建立“中国设计艺术学”的宏大体系,但到头来还是连彼此之间都互不认可。令人欣慰的是,眼下“70后”的学者已经逐渐成长起来,其中一批活跃者,极有可能成长为未来本领域学术组织的重要力量。这一代人是否能够做到不同师门之间通力合作,打破“文人相轻”的痼疾,我们拭目以待。
新历史主义与新批评——传承与协商 篇9
一、新批评理论简介
新批评 (The New Criticism) 是关注文学文本主体的形式主义批评, 认为文学的本体即作品, 故新批评批评理论又称“本体论批评”。文论史家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在英美的一批文学批评家所形成的这种批评倾向称之为“新批评”。新批评的直接开拓者是英国诗人和批评家T.S.艾略特和英国美学家、批评家I.A.理查兹、威廉。代表人物还有兰色姆、克林斯·布鲁克斯、艾伦·推特、威廉·K·维姆萨特和勒内·韦勒克。这个派别和运动因兰色姆的同名论著《新批评》而得名。新批评之“新”, 在于它对占据文坛多年之久的维多利亚式批评方法的反叛之上。新批评派还通过提出文本中心理论、强调诗歌的本体性和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 将文学理论科学化。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新批评在美国进入极盛期。新批评派几乎在所有的大学文学系占据了统治地位, 大批文论家、美学家、大学教授归附新批评派。当时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几乎都是新批评派的论著。当时论者说:“说到当代批评, 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新批评”。即使在新批评渐趋衰落的60年代甚至21世纪的今天, 文学课的教授在授课时仍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新批评方法。新批评派的主将勒内·韦勒克曾坚信:“新批评已经提出或者重申了许多基本的真理, 后来时代的人将不得不回头去重温它们。” (1) 而事实也的确如韦勒克所言, 在新批评“衰落”之后兴起的各种批评流派都在与新批评的比较中确定自身的位置。弗·兰特里夏在其著作《新批评之后》 (After New Criticism) 里就曾指出:新批评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为其后丰富多彩的文论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新历史主义批评简介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 在欧美一批从事文艺复兴研究的人文学者中, 日益萌动起一股后来被称作“新历史”的思潮。这一新动向的代表人物, 主要有:格林布拉特、道里摩尔、孟酬士、奥格尔等。《ELH》、《英国文学的复兴》、《表征》以及《LTP:政教文学学刊》等学术刊物也经常发表“新历史”方面的文章。“新历史主义”作为一个批评流派获得正式命名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1982年,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为《文类》杂志的文艺复兴研究专刊号编选一组论文, 并撰写导言, 称这些论文体现了一种“新历史主义”的倾向。从此“新历史主义”很快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个批评流派其共性可简洁地概括为:以特有的方式回归历史。“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 不是要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它吸收了非历史主义批评的若干成分。正如格林布拉特自己所承认的, 他们的批评实践很难划入哪一个居主导地位的理论营垒, 只能置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来加以说明。另一个重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也说过:“新历史主义既过于历史化, 又不够历史化, 既过于形式主义, 又不够形式主义, 而这完全取决于以何种历史和文学理论为基础来对其加以评判。”
三、新历史主义者的学术传承
虽然“‘新历史主义’一词起初意味着对美国新批评的反拨, 是一种异议和狂热的好奇相交织的产物” (2) , 但是若深入分析, 就会发现新历史主义与新批评理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仅从学术传承角度就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这种联系。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美国大学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而当时美国大学文学教学还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教学系统和教学方法, 当时盛行的是社会历史、作者心理的阐释方法, 而这种方法在实际教学当中极易造成混乱。新批评派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批评术语和方法, 从而结束了当时美国批评界尤其是文学教育界的混乱局面, 并在短时间里“教会了整整一代人如何读作品。”
纵观文学理论史, 很多文学理论批评家都是在大学时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而这样的理论基础对其日后的文学理论研究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而早期大部分新历史主义批评家的大学时光就是在新批评统治下的课堂中度过的。以新历史主义的领军人物格林布拉特为例:格林布拉特于1961年考入耶鲁大学, 而耶鲁大学正是新批评后期中心。新批评派中理论修养深厚、学术成就巨大的理论家维姆萨特和韦勒克以及布鲁克斯、沃伦从四十年代后期起长期在耶鲁大学共事, 论者称他们为“耶鲁集团” (Yale Group) 。可想而知年轻的格林布拉特所在的课堂正是被新批评教学法所牢牢控制的, 从使用的教科书到授课的老师, 从课堂上所教授的理论方法到生活中偶遇的人和事, 都充满了新批评的“气息”。 (格林布拉特曾多次谈到自己的经历:他曾经在药店门口偶遇艾略特, 而艾略特正是英美新批评的鼻祖, 也曾在酒吧听到维姆萨特即兴而作的关于诗与美的演讲。) 格林布拉特也曾谈到他在研究生期间对英美新批评的代表性人物维姆萨特的理论很感兴趣, 尤其是维姆萨特的理论观点:诗歌是一种特殊神秘的产物, 同时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和个性。这一观点引发了格林布拉特对自己职业的思考。
格林布拉特曾到剑桥大学做了两年的富布莱特访问学者。他的老师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威廉斯。格林布拉特将威廉斯所传授的社会政治细读与新批评的细读结合起来, 在社会文化领域研究罗利爵士 (Sir Walter Ralegh) 的政治生涯与其诗歌创作的关系, 从而阐释罗利爵士“自我戏剧化”生命历程和虚幻实质。这篇博士论文Sir Walter Ralegh:The Renaissance Man and His Role于1973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发行。而这篇论文是格林布拉特的文艺复兴研究成熟的标志。
格林布拉特谈到自己学术生涯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我感觉的其中 (游记) 巨大的魅力。正是这种魅力决定了我随后十多年的工作成果……我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使我意识到这些资料虽然不显眼但是非常令人振奋。我发现不仅可以把锋利的理论批评工具用在应该用的地方上, 而且也可以用在那些看起来不值得关注的东西上。后来我试着把文学档案和历史档案用一种新的揭示性方式放在一起。” (3) 格林布拉特所说的游记的魅力指的是
浅谈什么是现代动画思维
张雯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610064)
摘要: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动画思维, 现代动画思维有新的意义, 本文从全新的角度来理解什么是现代动画思维。通过解读现代动画思维的构成来定义现代动画思维, 包括什么是漫画思维和漫画思维的语言, 以及电影动画思维的构成。
关键词:漫画思维;动画电影思维;线条;色彩;声音
一、动画思维
在电视技术发明之前, 人类所具有的“动画思维”所指的“动画”, 普遍意义上是指“活动的图画”, 而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卡通”之意。
动画思维是人类一种原始的形象意式。美国艺术家阿诺德·豪泽在《艺术史的哲学》一书中说:“我们所具有的最早的艺术属于绘画…就视觉艺术的起源而论, 它就是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 它们最动人的地方就是显著的写实风格和几乎毫无例外的‘再现性特征’……”距今约2-1.2万年在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中“奔跑的野猪”, 用重复描画的八条腿再现野猪奔跑的动态。我国青海马家窑“舞蹈纹盆”也试图变现舞蹈的连续性动作。这反映了人类在静止的写实画面中力图再现运动的连续, 也就是使“面”具有“动”感的动画意式。 (1)
二、现代动画思维
现代动画思维并不等同于现代动画创作的思维。现代动画创作思维可概括为形象性思维, 抽象性思维, 假定性思维, 以及思辨性思维 (2) 。这些不同的思维方式都不同程度上的受到创作者的创作技能, 创作意图, 创作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现代动画思维这一概念更加的纯粹, 它是现代动画创作思维的基础, 它是人类思维进化的结果。
1.现代动画思维的构成:漫画思维与动画电影思维
“感官将外部事物的属性反映到意识中, 思维正式对这些映像进行加工, 整理, 寻求其中所蕴含的特定含意, 进而获得对外部世界的进一步认识的心理过程。” (3) 我们这里的思维, 既可以指人的某种相对固定的思想活动, 也可以指某个特殊群体的共有语言。因为思维和语言是密不可分的, 语言是思维的直
文本的审美因素。他所谈到的这个对他的学术生涯具有关键意义的过程, 其中由新批评教育为他打下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敏锐的文本感知性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以上是格林布拉特对自己学术生涯一个重要阶段的回忆, 在这个阶段中新批评的影响功不可没。
从以造反激进著称的西海岸名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转入美国最古老的哈佛大学 (1997年) , 从挑战传统理论权威的小将到与新保守主义主将艾布拉姆斯无间合作的沉稳学者 (合作主编《诺顿英国文学选集》) , 从被全美学界惧怕的左倾颠覆者到哈佛大学教授职位最高荣誉——John Cogan人文学科大学教授获得者, 格林布拉特的学术生涯和社会地位变迁过程, 标示着格林布拉特这位当年激进的反叛者已经一步步被正统学术领域收编了, 当年激进的新历史主义也在不知不觉中被以新批评为代表的传统批评理论体制化了。
新历史主义的创始者格林布拉特的学术经历某种程度反映了新批评理论对新历史主义的“殖民化”。
综上即使像新历史主义与新批评, 这两种看似南辕北辙、颠覆与被颠覆的理论, 若仔细观察研究, 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学术传承。
接外化, 而思维“是在语言中实现出来的”。 (4)
通过解读现代动画思维的构成, 我们可以初步的认识什么是现代动画思维。现代动画思维可分为两部分, 一是漫画思维, 二是动画电影思维。通过分析漫画思维与动画电影思维的语言,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什么是现代动画思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以及思想的不断解放, 比较于传统的动画思维, 现代的动画思维更加显得天马行空, 不拘一格。
(1) 漫画思维
A.漫画思维的最基本语言——线条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油画以其鲜亮的色彩, 丰富的表现力在艺术领域中独占鳌头。水墨画则以变化莫测的水与墨与纸之间的微妙结合所幻化出的韵味而妙趣天成。版画则是在刀与木的撞击中展现出纹与痕的独特魅力。而线条则是漫画思维的最基本语言。
18世纪德国哲学家温克尔曼说:“线条是决定一切物体形式的中心。”一般来说, 线条有三种基本类性:直线, 曲线, 和折线。而漫画思维中的线条却不是这么简单的。浏览一下世界上著名的漫画家的作品, 你会发现线的世界原来是如此的丰富多彩。漫画家的个性不同, 使用的工具不同, 所要表现的气氛不同, 于是画面上的线便有了不同的个性与表情。
线的个性与表情
一般来讲, 线的出现依赖于笔, 不同的笔画出不同的线。笔的移动方式不同, 流淌出来的线也不同。在计算机还没有广泛使用之前, “G”笔和小圆笔是漫画界最常见的两种工具。因为这两种金属笔的笔尖有弹性, 既可以用于对细部的描画也可以稍加用力, 是作画时产生粗细的变化。另外签字笔也很受欢迎。它的笔芯是尼龙制成, 既不像毛笔那么柔软, 随意, 又不像金属笔那么坚硬, 冰冷。因此, 它画出来的线虽然没有粗细, 浓淡变化, 但并不让人感到生硬, 反而感觉很松软, 温暖。
线的表情直接发挥了线条的叙事功能, 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平面的漫画作品中, 什么是线的表情。例如, 直线, 给人硬, 冷, 畅的感觉。而曲线则给人柔和, 丰富, 弹性, 跃动的感觉。
摘要：新批评理论和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美国大陆为世界所奉献的两大理论流派。长期以来新历史主义一直都是被当作新批评的“终结者”来介绍的。但是对新历史主义进行深入研究后, 从多个角度都可以发现新历史主义对新批评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本文试图从学术传承角度剖析新批评理论对新历史主义的深刻影响, 以期对两种理论有进一步的认识。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新批评,学术传承
参考文献
[1].Gallagher C.&Greenblatt S.[M]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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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盛宁.新历史主义.[M]台北市:扬智文化.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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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逻辑批评 篇10
在鲍德里亚的当代生活中, 鲍德里亚把使用价值的功能和使用价值的逻辑作为一个实践操作的逻辑来理解, 并且把它定位于实用逻辑的范式之下。在交换价值领域里交换价值的经济逻辑同事也是一种等价逻辑, 是市场的逻辑, 象征性交换的逻辑在这里也是不定性的逻辑, 是一种礼物的逻辑思维, 符号的逻辑和价值的逻辑在这是差异性的逻辑, 是地位的逻辑, 在鲍德里亚眼中, 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存在中的这几种逻辑他很独特的主张和观点。这完全是一种全新的思想领域的思想够建的整体凸显, 鲍德里亚自己的体系从此建立起来, 生产之境的一种符号之境是独立的理论, 鲍德里亚从新整合了马克思等人的不用学术, 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批评逻辑。他在自己的一本《象征交换与死亡》书中真真正正写到了自己的原创理论与思想。
二、鲍德里亚消费的社会逻辑思维方式
鲍德里亚认为,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有的物都是以消费为主, 所有的东西都把它看做是消费之中的物品, 而代表物的形式就是符号, 鲍德里亚以符号逻辑来物, 并直接说出社会中物和人一样, 都是处在消费之中, 与哈贝马斯不同的是,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重要的不是资本主义制度, 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内, 人与人的交往更为重要, 哈贝马斯更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逻辑之后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与鲍德里亚不同,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观念, 也提出物体系, 符号逻辑在1970年鲍德里亚来中国讲学的时候起, 就影响一大批人, 直到现在也在影响着他们, 但有其不正确之地, 值得商榷的。他过分强调消费, 而没有看到社会中生产逻辑重要之处, 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相互交织组成的这个社会, 先与资本逻辑之前的生产逻辑, 相互影响, 是推动社会发展主动力。
三、鲍德里亚体系中消费的逻辑对社会的影响
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逻辑里, 讲到人必须在消费中才能够找到自己, 人只有在消费中才能够获得安宁, 这个观点完全扭曲了, 但他的这个观点, 与当下人的消费观念, 人消费要体现个性化, 每个人买东西都要买与众不同的东西, 与之表象有相同之处, 消费社会的评价
消费社会离不开经济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使得消费社会丰富起来。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 进入消费社会是必然现象, 经济学家也告诉我们, 消费社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消费是毋庸置疑的, 消费可以给我们提供便利, 从而保障我们的生活。但是, 身处消费社会的人们总难免感到一些难以摆脱的问题:紧张的生活、沉重的压力和越来越难以满足的欲望……这一切都提醒着, 庞大的消费社会或许并不像它表面那样光明美好。
消费社会的发展带来的是危害, 在鲍德里亚已经说的很多了。但是从它自身的发展方式来讲, 这是一个生命力极其旺盛但是很快会面临着衰落的社会。它的丰富是以耗尽有限的能源为代价的, 无休止的生产着满足, 并以更多的消费品作为解决忧虑的唯一途径。然而, 这个恶性循环造成的是资源更迅速的耗竭和环境的破坏。因而, 这种模式不可能大规模的被推广和复制。消费社会的结论在鲍德里亚看来, 消费社会只是一种不同的社会类型, 但是消费的力量渗透一切。在一个中国人看来, 消费社会正好很正确的表现了中国的现状。中国的经济近几年飞速发展, 但是从一些人的消费观念和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到, 消费的变化并不是人们的需求发生了变化, 而是人们越来越懂得符号的力量, 买任何东西都会要求品牌, 而且远远不足的渴望这更多的不同, 更多的个性。其实市场经济发展形成这样的结果也在情理之中, 商家之间的争斗难免会把消费者当做最后的牺牲品。但是我们不应该忘了我们本来的东西。不应该片面的只追求精神上的满足, 即使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也不能以无节制的消费为代价。这样才能阻止消费社会的恶性循环的现象发生在我们周围。因为一旦发生这种现象, 最终, 还是得人留下来收拾残局, 如果人都留不下了, 那么社会也就完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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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羿.论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J].学理论.20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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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剑, 孔明安.消费社会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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