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通用6篇）

篇1：非政府组织

一、名词解释：（重）

1、非政府组织：在特定的法律体系下，不被视为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团体、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而且其不以营利为目的。

2、公民社会： 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团队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

3、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4、志愿失灵：志愿失灵是个人或集体自愿的非政府组织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在以筹款志愿为基础而建立的非政府组织中，实际上也是问题重重，由此便诞生了志愿失灵的说法。

5、国际非政府组织：是从非政府组织演化而来，是组织目的与活动范围具有国际性，或机构设置与成员构成具有国际性，或者资金或其他的主要资源或用途具有国际性的现代组织。

6、战略：指导全局工作、决定全局命运的方针、方式和计划。

7、战略管理：是对组织的活动和发展实行的总体性管理，是组织制定和实施战略的一系列管理决策和决定。

8、慈善主义的特殊主义：就是由于非营利组织服务的狭隘性，使得其公益只是组织所服务的特定对象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公益，甚至出现为了本组织的共同利益而去损害社会其他成员利益的情况。

9、政府的内部性：指政府所经受的但没有在交易条款中说明的交易的成本和效益。

二、简答：

1、非政府组织的特征。

答：（1）组织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正式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二是有成文的规章制度及固定的人员；（2）非政府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独立自主的自治组织，二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三是属于竞争性的公共部门。（3）非营利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二是不能进行剩余收入的分配，三是不得将组织的资产转变为私人财产。（4）自治性，非营利组织能控制自己的活动，有不受外部控制的内部管理程序；（5）志愿性，主要表现在组织的志愿性、活动的志愿性及服务的志愿性。

2、非政府组织的现实分类。

答：主要分为以下三类，（1）政府主导的非政府组织，政府主导的非政府组织是指非政府组织是由政府组建的，不管是人事还是财政都是掌握在政府手中，没有独立性。（2）创新非政府组织，创新非政府组织主要是指那些虽然由政府的扶持发展起来的，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已经成长壮大，可以独立开展活动的非政府组织。（3）基层非政府组织，基层非政府组织主要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草根组织，是正真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

3、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功能。

答：（1）弥补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契约失灵，提供公共服务；（2）协助控制政府规模，消除公共权力的寻租现象，降低公共管理的成本；（3）提供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4）凝聚社会资本，是社会安定有序的源泉和动力；（5）培养人们的互助协作精神，带来了组织间的“伙伴理念”。

4、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治理的发展方向。

答：非政府组织在以往到的公共治理中的活动领域主要有六个方面，第一是环境保护，指的是环境、生态与资源的保护；第二是扶贫发展，指的是救助贫困和促进发展；第三是权益保护，指的是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第四是社区服务；第五是经济中介；第六是慈善救济。

5、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

6、（重）志愿失灵的表现及原因。

答：表现（1）慈善不足，一是由于公共物品的供给中普遍存在着搭便车问题，二是由于潜在的捐款者和非营利组织之间信息不对称；（2）慈善组织的特殊主义，由于部门利益的膨胀，使非营利组织为了维护本部门、本行业的利益而损害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3）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由于富人偏好取代了社会需求、弱势群体的需求掩盖了弱势群体的需求；（4）慈善组织的业余性，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只能由富有爱心的业余人员来承担。

7、（重）公民社会的价值与原则。

答：（1）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假设一直是公民社会理论的基石；（2）多元主义，公民社会倡导个人生活方式的多样性、社团组织的多样性、思想的多元化；（3）公开性和开放心，政务活动的公开化和公共领域的开放性是确保公众在公共领域进行讨论和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提前；（4）法治原则，保证公民社会成为一个真正自主独立的领域。

8、现代非政府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答：（1）创建普及阶段：以社会救济和辐射性服务为工作重点；（2）成长阶段：以推动社会发展和经济开发为工作重点；（3）调整改革阶段：世界范围内的引导和协助。

9、（重）合作互补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与特征。

10、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原动力。

答：由党和政府主导的这场深刻的体制变革，一方面坚持经济建设，追求经济的发展和效益，另一方面又顾及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政府失灵、亟待改革的同时，市场力量又缺乏保障公益和正义的可靠性及有效性，非政府组织从一开始就视为同盟得到认可与包容，这就是中国非政府组织30年来迅猛发展的原动力。

11、（重）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阶级基础及理论。

答：首先，政治精英广泛参与并逐渐成为中国非政府组织赖以存续的重要骨干；其次，知识精英逐渐成为中国非政府组织发挥社会价值的精神脊梁；最后，经济精英开始崛起并逐渐成为支持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新的社会力量。

12、战略分析的方法。

答：（1）PEST分析方法，（P：政治，E：经济，S：社会，T：技术）；（2）SWORT分析方法；（3）战略规划书的写法；（4）战略评估方法。

13、非政府组织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区别。

答：（1）领导者可以被任命也可以从群体中自然产生，而管理者是被任命的；（2）领导者可以不运用正式权利而是运用非权力性因素来影响被领导者的活动，而管理者拥有合法的权力进行奖励和惩罚。

14、非政府组织营销的必要性。

答：（1）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2）营销是非政府组织获取资源的有效手段；（3）营销将推动非政府组织更新运营观念；（4）营销有利于提高非政府组织的竞争力。

三、论述：（重）

1、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必要性。

答：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探讨究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必要性，（1）历史原因。在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发展进程中，志愿组织的成长比政府要来得更早，其早期以宗教团体或慈善团体出现，主要是解决诸如灾害、难民、孤儿、贫困等问题。现代非政府组织在更多的公民服务领域，显示着更重要的作用。（2）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使得私有市场技能运行受到限制，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反应了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契约失效”问题使得市场竞争并不能提供市场技能充分运作的法则，而非政府组织不分配盈余的特征决定它不会降级治疗以图盈利，在产品和服务上更值得信赖。（3）政府失灵。政府服务的高昂行政成本及服务的低抑制性，使得政府的行为必须获得更高的支持，而非政府组织能为少数人提供政府不愿意或未能提供的服务。（4）社会的多元需求。公共部门的支出有限，但公众的需求却是无限的，非政府组织一则可以减少公共部门的支出，二则可以弥补公共部门服务的不足；同时，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可以对公共部门构成压力，促使其提高效率，起到监督政策的作用。（5）公民社会成长的需要。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在过度强调个人利益的前提下，社会变得越来越疏离，而非政府组织可以让一些有相同理解的人，积极参与相关活动，提供个人善于发挥才能、力量和善意的途径，继而满足社会公民的需要，造就真正的公民社会。

2、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答：问题—

（一）非政府组织发展面临的外部制度环境问题，（1）法律体系不健全，社会公信力低；（2）双重管理体制，治理效率低下；

（二）非政府组织发展中的自身制约因素，（1）资金不足；（2）人力资源水平偏低；（3）内部治理不足。对策建议—（1）完善管理体制，正确处理好与政府之间的关系；（2）制定和完善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对非政府组织依法进行管理；（3）改善非政府组织的收入结构，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4）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建立外部监督机制。

3、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

答：

（一）政府是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不可或缺的主导者，（1）政府必须对非政府组织进行扶持和培育；（2）政府必须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督；（3）努力建立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竞争—合作关系。

（二）非政府组织是政府不可或缺的支持者，（1）职能关系；（2）利益关系；（3）责任关系；（4）互信关系。

篇2：非政府组织

题 目 关于非政府组织以及非营利组织的现

状及管理

专业

学生姓名张莎 准考证号 指导教师

二○一一年十月

目 录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一、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基本内容

（一）概念

（二）非政府组织的特点与职能

（三）非营利组织的特点与职能

二、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的现状

（一）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的发展

（二）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的现实问题研究

二、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的管理

（一）非政府组织的管理

（二）非营利组织的管理 结束语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本文对非政府组织以及非盈利组织的现状和管理进行了简单研究，在不同方向上区别对待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的异同，有针对性的对现今两个组织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客观的探讨，以期促进对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学术研究。关键词：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职能现状管理

关于非政府组织以及非营利组织的现

状及管理

一、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基本内容

非政府组织以及非营利组织尽管在一定范围内有着极其相似的职能和特点，但严格上在侧重点不同情况下，二者又有略微区别，尤其在我国这种社会主义国家里区别更为明显。在进一步深层次研究这两种组织之前，我们先要明确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基本情况。

（一）概念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简称NGO）在国际上通常由《非政府组织法的立法原则》一书中对其有以下解释:“非政府组织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一部分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燕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且其不以盈利为目的。即使如有赚取任何利润，也不可以将此利润分配。工会、商会、政党、利润共享额合作社或教会均不属于非政府组织。

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简称NPO）这一概念最早源自于西方的语境，但目前即使在西方它也并非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与外延的术语，从而导致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如果严格按照目前最受认同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研究中心推荐的“结构运作定义”，认为只有符合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五个特性的组织，才可被视为非营利组织。

相对于国际上主流的定义，基于我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和政治制度，对NGO和NPO的对待上也与国际有区别。在中国，官方一般将非政府组织称其为“民

间组织”，相对应于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这一称呼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之所以称其为民间组织，是因为我国的这类组织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例如，很多这类组织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有的组织实际上在从事着一些营利活动。可以说“民间组织”一词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向适应的概念。对于这一类组织的范围，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国内学者王名将其定义为: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公益性或互益性活动、独立于政党体系之外的正式的社会组织。同样，中国并不存在典型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但是鉴于在我国现实中确实存在为数众多的在行为和运作机制上不同于政府又不同于企业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虽不完全具备非营利组织上述的五个特性，但它们在性质、功能、组织特性等方而与非营利组织极为相近，或者其发展逐渐趋向于非营利组织。因此学者们大多更倾向于从中国实际以及推动和促进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角度出发，不将非营利组织的范围限定得过于严格。比如康晓光主张，只要是依法注册的正式组织，从事非营利性活动，满足志愿性和公益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就可被称为非营利组织。王名等人认为非营利组织是指在政府部门和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市场部门)之外的一切志愿团体、社会组织或民间协会。

总而言之，在我国，非政府组织并非严格无政府色彩，非营利组织并非严格不能有任何形式的营利，在我国，这两种组织界限并不很明确，只是各自主要侧重点偏向不同，因而会在社会不同情况下灵活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非政府组织的特点与职能

从上面已阐述的概念，我们知道在我国，NGO与NPO既然在概念上只是

侧重点不同，那同样，二者在特点与职能上肯定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非政府组织可以认为它是指那些非政府的、非赢利的、自愿组成的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互动的产物。它的主要特点可以总结为：

1、志愿性 非政府组织的组成和成员往往是基于有着共同的志趣、信念和目标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和结合之上的，并为这些共同的志趣、信念和目标而自觉自愿地开展活动和行为。

2、自组织性 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程度一般来说虽然不及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那样严密，其活动和行为也相对比较自由，但仍然有其自组织性，而且其组成和成立往往也都要经过一定程序，有自己的活动规则（准则）、行为规范或章程。

3、独立性 既然是非政府组织，那么其运转肯定不能由权力机构主导，不是宗教、政党、宗族组织。虽然可以有政府民政部的共同协调管理，但其核心是强调无政府性、无宗教性的。正因如此，非政府组织才能不易受利益驱动的影响和长官意志的支配，便于解决一些特定的社会问题。

4、自治性 非政府组织具有平等、自治和自主地开展活动的特点，是在法律法规以及自身的规则和品行约束范围内自立、自助和自主地存在和发展，这就尤其要求其行为的自律性，从而在本组织、本行业内充分地发挥自我监督、自我管理的作用和功能。

5、公益性 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宗旨是为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不以赢利为目的，主要体现为所从事事业和服务的社会价值或社会效益，所致力于解决的往往是被主流社会组织体制（企业-市场体制和政府-国家体制）所罔顾或所顾不及的一些重大或重要的社会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排除某些非政府组织可以兼具有偿服务性，即一些非政府组织在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前提下，可以收取一定费用，依照政策、法律、法规和价值规律得到合理的报酬，以体现服务的社会需求性并便于自我发展。

6、专业性或专门性 非政府组织以自己特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包括专业知识和技能）等条件来为社会或特定领域的人们提供服务，其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主要凭借这种专业或专门优势来获得社会和民众的支持和信任。

基于以上特点，结合我国社会现状及政治制度，我国非政府组织的职能大体可有以下六点：

1、非政府组织可以代表民众直接参与公共管理,推动政治民主化,促进行政伦理建设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民意，其公开宣称的使命和价值观，是公益性的，代表人民的利益。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可以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完善行政伦理的发展。

2、非政府组织可以弥补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不足，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促进社会伦理的发展。

3、国家和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总是以主流民众、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覆盖面有限。事实上，任何政策都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覆盖社会的各个层面，有时某项政策的出台会损害到少数人的利益，特别是某些弱势群体和社会边缘性群体的利益。非政府组织就是关注这些群体，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从而促进社会公平。

4、非政府组织可以弥补市场的不足,促进经济伦理的发展。市场的利润原则、功利原则，又极易诱发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的经济腐败、贫富不均、社会不公、经济秩序混乱等社会问题，一方面要靠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来调整和治理，另一方面也需要依靠非政府组织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来解决。非政府组织可以利用其多样化的手段和灵活的机制，以市场为向导,合理利用人才、技术、信息等各种资源，为民众和市场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以弥补市场的不足，促进经济伦理的发展。

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性、志愿性和非营利性，可以培养其成员良好的个体美德，促进公民道德的发展和提高。

5、公益性、志愿性和非营利性是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伦理基础。这些伦理属性决定了非政府组织成员的活动是以公共利益为宗旨的,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非政府组织的这种道德优先性,在组织内部形成了良好的道德关系和浓厚的道德氛围。这种良好的组织环境和道德氛围可以培养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人道主义、关爱他人和牺牲奉献的美德,有助于道德人格的发展和完善。

6、在社会结构并不十分完善的今天，社会各个团体的相互交流有时单方面依靠政府是完全不行的。在处理各个团体的交集点处，非政府组织担任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一方面可以成为政府的最佳搭档，一官一民，共同应付某些复杂事件；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也可以成为政府与民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缓冲地段，用通俗语言形容，就是充当“和事佬”的角色。

（三）非营利组织的特点与职能

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定义，较为流行的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 · 萨拉蒙(Lester Salamon)教授提出的所谓五特征法，即将具有以下5个特

征的组织界定为非营利组织：(1)组织性；(2)非政府性；(3)非营利性；(4)自治性；(5)志愿性。这一定义被用于萨拉蒙教授主持的对全球42个国家非营利组织开展的国际比较研究项目，后来常为人们所引用。在这一定义的5个特性中，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被公认为是非营利组织的基本特征，组织性被视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但对非营利组织的其他特征，有人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情况提出了修正。日本的重富真一提出结合亚洲国家的国情，可将上述定义修正为如下6个条件：(1)非政府性；(2)非营利性；(3)自发性；(4)持续性/形式性；(5)利他性；(6)慈善性。综上所述，可见非营利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特点在很大程度上相一致，上述的非政府组织特点是可以直接来描述非营利组织的。区别就在于在非政府性和慈善性（非营利性）这一特点上，二者各有不同程度上的偏重，在职能上，非营利组织也有着上述非政府组织第2~5等同样职能，这里要介绍的是非营利组织不同于非政府组织的另外功能：

1、非营利组织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动员社会资源。它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各种慈善性、公益性的募款活动筹集善款和吸纳各种社会捐赠,从而动员社会的慈善捐赠资源;另一方面,发动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志愿者参与到各种慈善公益活动或互助共益活动中,从而动员社会的志愿服务资源。

2、非营利组织可以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非营利组织提供公益服务的功能主要有三:首先,非营利组织将其动员的社会资源,按照组织的公益宗旨和理念并遵循对社会所作出的承诺,用于开展各种形式的公益性的社会服务。其次,非营利组织应对各种社会问题,通过提供服务拓展公共空间,维护并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再次,非营利组织通过接受政府委托或参与政府采购,加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拓展公共服务的空间并提高其效率,同时形成与政府公共服务之间助力互补、合作互动、共同发展的关系。

二、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的现状

正规非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在我国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到现阶段已愈发成熟和多样化，已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组织形式。针对NGO和NPO的现状，我们就其发展过程以及现今遇到的困难两个角度进行研究。

（一）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的发展

 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

在我国,最早出现纯民间组织的地方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村,第一批NGO是由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自上而下的技术服务型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包括技术研究会)。例如: 1980年四川省郫县成立的养蜂协会、1980年广东省恩平县牛江镇成立的杂优稻研究会。到了80年代中后期以后,在政府和中国科协的扶持和推动下,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城市,中国NGO的发展始于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时候。据统计,从1984年开始,中国城市的NGO进入快速发展期。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对浙江萧山市的一项调查表明:“1984年起社团发展进入高峰,到1987年四年间共成立新社团44个,比前5年的15个大大增加。它开始突破科技领域,向经济、文艺和体育方面发展”。可见,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单位制度的弱化为中国城市NGO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与良好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到了1989年全国性非政府组织剧增至1 600个,地方性非政府组织达到20多万个;1997年,全国县级以上的非政府组织已达到18万多个,其中县级非政府组织21 404个,全国性非政府组织1 848个;1999年,全国各种形式的民间非企业单位总数已达到70多万个。在活动领域方面,他们已遍及各行各业,行业性、专业性、联合性、学术性门类齐全;在作用和影响力方面,它们在参与社会微观管理、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扩大就业渠道、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减轻政府机构改革中人员分流的压力、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效缓解了政府的巨大工作压力,弥补了政府作为单一公共产品提供者的不足,对改善政府的运行机制、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已成为社会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的发展

我国非营利组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包括社会团体、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和未登记的民间组织。截至2001年底，民政部登记的全国各类社会团体12.9万个，重新登记确认的民办非企业单位8.2万家。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活跃在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其发展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组织数量大大增加。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政府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市

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政治民主建设和公众参与程度加快，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等的突飞猛进极大地增加了公众对社会服务的需求，我国非营利组织在此背景下呈现日渐活跃和强劲的发展势头。

2、组织类型多样化。80年代以前，我国主要只有高度行政化的工青妇、文联、工商联、科协等九大团体。而目前根据国家统计数据我国的全国性社会团体覆盖了以下14个领域工商服务、科技研究、教育、卫生、社会服务、文化、体育、生态环境、法律、宗教、农业及农业发展、职业及从业组织、国际及其他涉外组织。其中以教育、社会服务、农业及农村发展居多。

（二）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的现实问题研究

不难看出，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在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发展十分迅速，在为社会服务上作出的贡献十分巨大，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现今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  非政府组织存在的问题

中国非政府组织得到的发展是不容否定的，但是要想让他们更好地发展，适应当代国内国际形势，我们还要看到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1、政策法律支持不够。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非政府组织是改革开放的 产物，而中国经济改革的速度是明显快于政治改革的。这就导致中国目前非政府组织快速发展，但是政策法规却不完善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必然限制非政府组织的正常发展。我国虽然颁布实施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公益事业捐赠法》等相关法律，但是这些法律规范对非政府组织的限制太多，现行法规注重对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管理，而登记注册的门槛又很高，这就使很多组织长期处于“非法”游离状态，得不到相应的待遇。由于门槛过高，一部分组织难以在民政部门注册，只能在工商部门登记成民办非企业单位，而这种注册方式使得组织在纳税方面不能享受优惠，很多相关工作也难以开展。

2、非政府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者，人员老化、人才不足、人员流动太快严重制约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二者，组织结构制度不完善，组织的资金管理不透明，这一方面大大降低了非政府组织的运作效率，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社会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容易引发社会对非政府组织能力的怀疑。三者，组织之间缺乏竞争与必要的合作，这也不利于非政府组织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3、社会支持力度不够。每个组织都会与社会力量去的合作，但是多数组织 得到的社会力量援助不够。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社会捐助不足、志愿者招募不足、社会认可度不足等方面。从社会捐助的角度看，大多数组织的项目开支除了基金会支持外，社会力量的援助显得较为薄弱。而社会上的捐赠者大多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公民，普通市民对于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4、宣传力度不够。众多非政府组织开展了许多相关项目，但是社会公众知 道的却很少，宣传的不足也限制了社会对非政府组织的了解。可以说在信息化时代，宣传是NGO生存的一条重要途径，合理利用媒体舆论的力量对NGO 的发展是相当重要的。

 非营利组织存在的问题

调查显示，41.4％的非营利组织认为资金缺乏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其他 相关的重要问题依次是：缺乏活动场所和办公设施(11.7％)，缺乏人才(9.9％)，政府支持力度不够(8.5％)，组织内部管理问题(7.5％)等。

具体来说，当前中国非营利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资源不足。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资金严重不足，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其中有不少组织处在名存实亡的“休眠状态”；也有一些组织为了维持生存发展，在通过各种渠道开展与其自身业务不相干的经营性活动或者违法活动。在人力资源方面，绝大多数受到政府支持的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组织中，基本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来自政府机构，其中有许多是从第一线退下来的离退休人员；很多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则没有或几乎没有固定的人才渠道，定员和编制极为有限，主要依靠志愿者开展活动，这导致了普遍存在的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科学、家长制等问题。

2，能力不足。资金、人才等资源不足之所以制约组织的发展，除了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与社会文化方面的限制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非营利组织自身的能力不足。这里所说的能力是综合来看的，包括一个组织的活动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扩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中国内外无数成功的经验表明，优秀的领导人是非营利组织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条件，但我国现行组织人事制度限制了优秀人才进入非营利组织，使得其中难以产生具有企业家精

神的优秀的领导人。

3、缺乏自治。从前述非营利组织的特征属性看，无论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还是自治性、志愿性或组织性，在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身上都表现得不鲜明。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缺乏自治。中国有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是通过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们或者由各级党政机构所直接创办，或者本身就从党政机构转变过来，或者由原党政官员及与党政关系密切的知名人士所创办。这些组织，不仅其主要的资源来源于党政机关，且在观念上、组织上、职能上、活动方式上、管理体制上等各个方面，都严重依赖于政府，甚至依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即使民间自发建立的非营利组织，由于要挂靠在业务主管单位上，也会受到政府各方面的限制和干涉。这种状态随着政府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仅束缚了自身的手脚，也严重束缚了政府的手脚。

4、发展不平衡。这表现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领域之间，呈现巨大的差距。就区域不平衡来说，不仅东西相比西部发展严重不足，沿海和内地相比内地发展严重不足，而且同为东部和沿海，区域之间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有很大差距；就城乡不平衡来说，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非营利组织发展得较快，开展的活动较为集中，社会对非营利组织的认知和公信度也较高，但是在中小城镇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除了扶贫开发的少数外来的非营利组织之外，真正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很少，社会对这些组织的关注和支持也很少；就不同领域之间的不平衡来说，非营利组织在那些相对说来政策宽松、易于得到资源而进入门槛较低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但那些存在大量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公民参与的领域，包括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领域，如失业与就业、社会保障、劳工权益保护、国际区域冲突和外交等领域，却因种种原因极少有非营利组织进入。这对于非营利组织整体部门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以上简要概括了中国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处在转型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可以说，中国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结构变迁和体制改革未成熟的结果，反映了整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价值观念、治理模式与体制的根本转变，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改善，将为社会服务做的尽善尽美。

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的管理

“一旦在某种自然环境中出现了人，出现了人类活动，出现了人类与外界的关系，也就随之而产生了反映这种关系的主体和客体的范畴。”任何体制的运行都需要明确地管理主体，管理主体在管理体制中间居于核心的地位。管理主体最重要的特征是其具有能动性。管理主体一方面根据社会状况的变化，发挥自主性能力，改善运作机制，保证其管理职能的有效发挥。另外一方面，管理主体本身也可能置于更宏观的结构中，因而从这个方向来看，管理主体本身的变化又存在消极被动的一面。下面我们就非政府组织以及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进行简单研究探讨。

（一）非政府组织的管理

我国现行的非政府组织管理实行的是双重管理体制，即由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分别行使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督管理职能。在这种体制下，各级民政系统的登记管理机关在法律上是统一归口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监督管理的政府职能部门，其相应的职能通过相关法规的规定和各级政府授权加以明确。但是在统一归口的同时，相关法规还规定：与非政府组织业务范围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或政府授权的单位，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行使监督管理职能。双重管理体制从其所创立的角度而言，主要是强化有关部门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管力度；同时，在非政府组织的准入上，又多了层限制。总体来看，这样一种管理体制应该说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情况的，而这样的双重管理从非政府组织的外部监督机制而言，应该说更具有监督力度。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尤其是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社会对非政府组织的诉求也在增加，双重管理体制不仅渐渐的丧失了其监督的功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发展。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遇到许多困难与阻力，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中旧的管理体制还不容易摆脱，只有大胆改革管理体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状况。

一、以非政府组织的科学分类为前提，实施非政府组织的分类监管。由于 现行的登记管理体制，现行法规和相关政策的有效范围只限于合法登记的非政府组织。事实上还有大量未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此类组织由于不能纳入现有法规和政策范围内而都被视为非法组织，换句话说，对于此类组织缺乏有效的法律法

规和管理政策。然而，要使法律法规和管理政策覆盖这类社会组织并进行有效的监管，就必须对社会组织进行科学分类，改革原来的“双重管理”为分类管理。

二、完善非政府组织的立法。针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制定不同的法规和相应的制度框架，从而采取不同的监管政策，这首先需要在现有法律法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的立法。首先，在宪法层面，我国公民具有结社自由等多项权利，因此，关于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等都要从宪法提出的这一根本原则出发，尊重并体现宪法。另外，关于非营利组织立法的国际经验也表明，一般来说，只要不关涉税收优惠和筹款等事项，不登记注册的非营利组织也受到国家法律保护。从我国现实情况和国际角度来说，改革双重管理体制为“准一元管理体制”，降低准入标准，简化登记程序，实行备案、登记“双轨制”，保护公民结社的基本权利，将更多社会组织纳入法律范围进行监管，是可行选择。

三、完善非政府组织的行政监管体制。现行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是控制取向型管理。随着社会组织法律框架的完善，社会组织的行政监管体制也要逐步完善。首先，在对社会组织的认识和定位上，政府要改变目前消极型的行政控制体制，在承认并肯定社会组织的存在及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分类监管和行为控制的新型管理体制。其次，在社会组织的登记审批上，逐步确立“备案登记、法人登记和公益法人登记”三级准入制度；再次，在社会组织的监管和自律上，建立统一协调、相对集权的行政监管体制，取消非政府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将非政府组织统一归口于民政部门管理，建立起全国性的社会组织监管体系。

四、发展公益服务类非政府组织，建立新型公共服务体系。政府应努力将非政府组织发展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整体目标中，努力构建一种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资源激励、合作互补的公共服务运作机制。由政府依法划定空间，政府公平选择对象，政府主动提供资源，政府有效引导方向。政府主动确立可以由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空间，把非政府组织推向前台并为其创造各种合作条件，使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形成有效的功能互补机制，构建起新型公共服务体系。

 非营利组织的管理

非营利组织所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良好的管理。在人们对非 营利组织是否需要管理这个问题还存有疑虑之时，德鲁克的著作就像迷雾中的 灯塔，为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指明了方向。1978年德鲁克在《非营利组织的管 理工作》一文中提出:“非营利组织还仅仅是一个新近出现的现象，但我们确实 认为，非营利组织需要管理。”其中，志愿者是非营利组织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因为志愿者是非营利组织重要的人力资源，在和平年代，志愿服务在帮助弱者、消除贫困、保护环境、维护社会秩序和世界和平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在沟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弥补政府和市场的缺失等方面等也发挥了重要的“第三只手”的作用。因此，这里以具象化的志愿者管理的研究来代表抽象化的非营利组织的研究。

我国志愿者管理现状我国志愿者管理现状我国志愿者管理现状我国志愿者管理现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最早的志愿者来自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当时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派遣了包括地理、环境、卫生、计算机和语言等领域的志愿者来中国工作。后来国外的其他组织也陆续派遣志愿者到中国来。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最早的志愿者产生于社区服务的层次上，并逐步建立起社区志愿者组织，90年代初期，另一支志愿者队伍在共青团系统中形成，并出现了全国性的青年志愿者组织。其中，广东是我国内地青年志愿者组织的发源地之一，较早地将“学雷锋、做好事”与志愿者组织“自由、灵活、人性化、国际化”的理念相结合，创造了我国志愿者组织发展史上四个“全国第一”。即全国第一条志愿服务热线电话、第一个正式登记注册的志愿服务团体、第一个地方性法规《广东省青年志愿服务条例》、第一个地方性公募志愿者事业发展基金会。当前，在中央精神的指引和2008年奥运会的推动下。我国的志愿服务事业迅猛发展。首先是打造了一批如西部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扶贫接力、环境保护、海外志愿者、红十字志愿者、应急救援志愿者、亚运志愿者、奥运志愿者等精品项目，既发挥传统志愿服务项目的优势，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志愿服务项目的新领域。其次，为适应志愿服务事业不断发展的需要，已有商务部、团中央和中国红十字会以及山东、福建、河南、黑龙江、吉林、宁夏、湖北、浙江、北京、天津等18个省市制定了志愿服务的条例、规定、办法，还有多个省市正准备对志愿服务进行立法或将志愿服务立法纳入2008年立法计划。再次，对志愿者组织的研究也如火

如荼地开展。

（四）结束语

在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社会结构日益成熟，社会团体日益增多，社会事件日益复杂，这也就预示着NGO和NPO在社会和谐运行中将会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我们一方面要加大对这种公益组织的研究力度，同时也要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支持它们的发展，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君丽：《关于界定中国事业单位与政府、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的文献综述》，《现代经济》2007年第6卷第10期。

[2]唐斌：《中国非营利组织研究的新进展》，《社会学研究》2005年7月。[3]《现代法学》2006年第2期。[4]Lester Salamon,《Partners in public service: 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 in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1995。

[5]王名：《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功能及其分类》，《学术月刊》2006年9月。[6] 赵文杰：《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现状与发展》。[7]崔开云：《近年来我国非政府组织研究述评》，《东南学术》，2003。[8] 欧阳兵：《近期国内学术界对于非政府组织研究综述》，《广州行政学院商报》，2006年6月。

篇3：非政府组织

关键词：合法性,组织,治理,回应

非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民间组织、第三部门等词语内涵相近, 在西方国家被普遍使用。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改革的深入, 非政府组织得到一定发展。其功能与作用不断具化, 学理地位不断提升。政治学中一个突出概念是“合法性”。“‘合法性’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合法律性’, 意指一个行为者一个事物的存在符合法律规定;第二种是更为广义层面上的合法性概念, 强调‘适用性’、‘正当性’、‘合理性’, 表述一个行为或一个事物的存在符合人们某种实体或程序的价值标准, 以及其他非强制原因, 而为人们所认可或赞同, 进而自愿接受或服从。”

一、属性与特征——作为组织的NGO

1. 组织性——非政府组织概念分析的逻辑起点

早在19世纪, NGO的雏形便已形成, 典型的NGO发展关注救助和福利, 直接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救助服务, 例如发放食物, 提供庇护所或医疗服务。到了20世纪70年代, 出现了全球性的“结社革命”或“社团革命”, 许多国家纷纷建立了各种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其他类似组织, 也就是我们所通称的“非政府组织”。国际上一般以出现在1945年6月《《联合国宪章》上的非政府组织一词作为其正式出现的标志。

由于不同国家在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历史传统、文化习惯、市场经济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对“非政府组织”的定义莫衷一是。本文将讲述重点放在了非政府组织最为重要的属性上, 即它的组织性。

2. 让渡——从契约理论看组织形成

回溯西方近代政治的发展, “契约理论”绝对是不可逾越的一环。近代思想家均在契约理论框架之上构建关于个人权利、国家权力、国家与个人关系的理论体系。社会契约论者普遍认为, 人类曾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环境中, 虽然生命、财产权利是天赋的, 但难免互相为敌, 彼此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于是人们选择通过相互订立契约, 将部分自然权利让渡出来, 从而形成国家及作为其实际代理人的政府。从人们最初选择立约的原因分析, 是因为自然状态缺乏一种秩序的制定。每个单一生命体无法获得足够保存个人权利的能力, 于是选择了结合。通过建立普遍的信任机制, 采取适当的方式结合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合理调配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 组织是人们按照一定目标有意识建立起来的社会群体, 是处于一定社会环境中人们相互作用的有机体, 是具有一定结构和活动方式的人类群体, 是能通过自身活动产生一定作用的社会单位。现代社会组织可分与政治领域相对应的政府组织、与经济领域相对应的营利组织、与社会领域相对应的非政府组织。

3. 内生性视角——结社自由

在西方语境中, 如果说非政府组织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 那么结社自由则是非政府组织的逻辑起点和技术保障。结社自由是非政府组织成型的最重要组织、制度和法律保证。契约理论者认为, 自然状态结束后, 个体无法确保自我保护, 于是让渡权利结成某种组织 (社团) 。“这种组织是在人们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和国家公共权力构造的社会关系之外, 构建的一种有别于这二者的一种社会生活形式。社团的存在是与人的自然特性和社会本性相关联的。”结社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 改变人的组合方式, 表现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本性。社会是人组成的, 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人的社会化有两个涵义:一是个人在社会中学习活动, 掌握技能;二是个人积极参与并介入社会环境。所以, 人的社会化也正是人的组织化的过程。

非政府组织的成型体现在对自由与人权的肯定上。自由既是人权的逻辑起点, 同时又是人权的终极目标。人权观的出现及发展是由自由概念生发;对人权的追求和保障, 本质上是对自由权利的肯定。正是为了享有社会化的结社自由, 人们才选择法律和道德的约束, 将自由交给组织行为来保证。

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体现民主与法制理念。民主强调少数服从多数, 是保护社会大众利益的制度设计。但其实现机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现代社会利益主体的呼声如何传达, 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回应并得以实现, 取决于这些利益主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政治过程。没有结社自由, 公民个人必然永远处于分散、孤立状态, 持共同利益的人无法结合, 其呼声必然是微弱的。“如果说代议制解决了作为‘原子式’公民参与的政治难题, 自由结社则提供了公共交流平台, 使公民能根据自身需要寻找集体交流的场所。”社团需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活动, 不能逾越社会道德底线, 需要组织自身的组织纪律和自治性。因此, 非政府组织的存在也是对良好法治运行的有效践诺。

4. 历史与现实——组织在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 分析“组织”这一概念要上溯到《吕氏春秋》, 组织乃经纬相交之意。最早期的组织可能是古代的“朋党”, 近代之后又有“会党”。在传统政治文化中, 自由地组成具有某些共同目标的“小团体”是不被广泛接纳的。中华文化讲求“政出一孔”, 提倡的是统一。到了近代, 现代政党作为最重要组织的诞生与历程也是饱经风霜的。

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历史与西方的市民社会问题密不可分。黄宗智在研究华北农村问题时考察了当地的风俗习惯, 他认为在中国国家与社会中间存在一个国家和社会都参与其间的领域。在晚清, 表现为国家官吏与士绅在此领域内合作进行公益活动;在民国, 表现为地方商会与国家在此领域出现的持续的、制度化的合作。最为典型的近代中国社会状况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大致有个描摹。尽管当时的民众并未能建立起普遍意义上的对于个人的身份认同, 但无疑由于宗法制度的存在, 当时社会中存在除官府外的其他组织。比如为同村人吃水问题而出现的水会, 基本是一种自愿组织, 非常接近于现代的志愿组织。

二、系统环境下的“需要”——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必要性

有学者将现代社会组织分为三类:“一是与政治领域相对应的政府组织;二是与经济领域相对应的营利组织;三是与社会领域相对应的非政府组织。”按伊斯顿政治系统理论, 可将政治、经济、社会看作一个整体, 作为统和的系统。三者之间相互影响、互为补充。但同时, 又可将三个组织看作是三个子系统。与社会领域对应的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也正是在作为外部环境系统的政府组织和经济组织相互运作下得以实现的。在政治—经济—社会三元框架下, 个人并不只在私域活动, 政府也并非只在公域运作, 政府的“有形之手”会越过公域的界限, 市场的“无形之手”同样也会超出私域。正是在这种互动关系下, 第三领域成为不可逾越的环节。

1. 经济组织与非政府组织

自发与异质性——市场经济的内生缺陷。市场组织借助市场交换关系, 依靠市场供求、竞争和价格机制进行组织和协调。在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模式。但市场内在的缺陷并无法避免, 由于它并非一个绝对的“理性人”, 市场的调节都是短期性的, 自身不能解决长期经济发展及总供给和总需求均衡的问题。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决定了它只能满足社会的部分利益, 而无法实现对公共利益的兼顾。经济学家韦斯布罗德提出“需求—供给”理论, 任何人都有对物品的追求。而政府和市场在提供产品供给上都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个人的追求是异质性的, 政府组织提供的任何商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倾向于反映“中位选民”的偏好, 对公共物品也不例外。公共物品具有功能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排他性、获得方式的非竞争性。公共产品的这些属性同样决定了此类物品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在个别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形成有效供给。所以在公共产品的生产分配链条上, 市场体制即便发挥作用也是有限的。

2. 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

按照萨拉蒙对NGO的七种属性的界定, 非政府组织是民间性组织, 不同于政府部门, 不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 而是以志愿公益为宗旨, 以受益者的需要为导向。早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 托克维尔就提出美国民主制度的典型特征在于自由结社, 无论是政治性质的结社, 还是民事性质的结社。他认为自由结社可以填补国家权力的空白, 同时作为一种社会中介可限制国家权力的扩张和社会的无序状态。之前我们提到, 组织的形成源于人的需要被满足。政府系统的运作之下, 同样需要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和介入, 这也是相对于政治领域不可或缺的原因。

(1) 转型——非政府组织生成的可能性。“改革前的中国可谓是一个‘总体性社会’, 国家垄断了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 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社会空间, 国家权力通过这些总体性的制度安排和反复再生产的支配结构渗透和散布到社会生活中去。”可以想见, 在这种环境之下, 国家直接面对民众, 中间缓冲层面断裂, 社会组织能力被不断抑制。随着改革的推进, 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不断分化。在中央与地方层面, 地方获得了很大的自治权, 尤其是在农村。随着国家控制资源的范围和力度的减弱, 一部分资源“流动”起来, 这些条件都为非政府组织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

(2) 弥合——政治视域下的非政府组织必然性。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很多新的问题不断涌现。按照孙立平教授的分析是一种“断裂”。随着行政权力的弱化, 社会失范现象越来越突出。个体成员迫切需要新的社会整合力量, 一方面可以协调传统政治组织的缺陷和问题, 另一方面又能和政治组织相互协调, 互为补充, 适应新形势的变化。从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关系角度看, 非政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应对政治组织机体自身必然存在的缺陷的方式, 也是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要求的题中之义。

(3) 回应——政府功能的有效补充。作为公民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 非政府组织将防止和补救政府与市场对公众利益的忽视和侵害视为天然使命, 在因应民众的利益诉求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对公众的有效回应是一个范围广、长期、艰巨的任务, 而政府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是有限的, 政府的回应只能是在可支配、可利用资源和环境的条件下尽自身的最大努力来回应公众。因此, 政府不可能满足每一个公众和社会组织的要求。与政府相比, 非政府组织更加贴近民众、灵活而便于创新。首先, 在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上, 非政府组织具有内在的动力性、更为高效。NGO在其发展初期也正是致力于此, 比如说“壹基金”“爱德基金会”等。他们更具有敬业精神和较快的适应性, 针对弱势群体的特殊性, 人性化地开展服务。很多情况下, 非政府组织都是一些专业化的志愿团队, 他们有专门的针对指向, 所以在应对相应问题上有很强的能力。其次, 非政府组织可以执行一些政府组织不方便执行的政策。由于历史文化, 在一些多民族地区, 政府行为的单一导致了相对的低效, 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受到政治、文化的约束则较小, 便于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同时, 在国际交往中, 非政府组织的功能尤为明显。他们在国际援助和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能承担国家正规职能之外的文化交流职能, 比如, 二战后的歌德学院。

(4) 协调治理——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我国长期处于“强国家、弱社会”的基本框架之下, 社会和公民习惯于被动参与公共生活, 自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受到一定抑制。由于社会中没有相应的空间或足够的能力, 承担政府在机构精简中下放出来的权力, 于是出现了真空, 最终政府只能重新组织机构承担这些职能。对政府而言, 这是改革没能真正落到实处的体现。

俞可平在《治理与善治》一书中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治理理论。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寻找到了一个良性的契合点。“治理意味着一些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 各种公共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利得到了公众的认可, 就可以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恰当的治理作为一种“善治”, 在运作的向度上不是单纯自上而下, 而是上下互动的过程, 是一种协商的、合作的关系。善治的本质特征是追求一种政府与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

(5) 监督与约束——政府智能的“守夜人”。任何权力都需要制约, 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政府内部的制衡固然必不可少, 外部的监督、约束力同样重要。政府作为权力机构, 并不是完全理性的, 自身带有一种自我膨胀的欲望。如果没有健全的制衡机制, 行政权力会不断侵蚀其他领域, 这就要求有限政府的存在。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都应该是有限的, 这不仅需要宪政法律的约束, 同样需要有能与之抗衡的社会组织。正如托克维尔所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 结社自由已成为反对多数专制的一项必要保障。”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发展转型期, 政府的作用很大, 同时政府和官员的行为随意性也很大, 无利于社会的有序、健康发展。非政府组织是一种社会团结的机制, 它反映了大众对于弊端的积极回应, 有利于正确的社会疏导。

(6) 演练——良性公民文化的构建。纵观我国的政治发展史, 公民参与政治的途径是极其单一的, 只有通过“科举”, 才有可能获得融入政治体系之中的机会, 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治。而非政府组织作为公民参与政治、社会生活的一种新的通道, 为公民提供了政治行为的演练空间。切实参与到政治、社会活动中, 切实地改变自己或是其他人的境遇是最为直观的民主体验模式。从这一点上来说, 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有利于政治系统的长远发展。

三、两种社会构建体系——政党与非政府组织

单纯从组织概念上来说, 政党与非政府组织是极为相近的, 都需要有一定的组织、纲领、财务、人员等, 而他们的本质区别在于最终目的上。从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来看, 政党与非政府组织都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林尚立教授在《两种社会建构:中国共产党与非政府组织》一文中指出, “它们分别开辟了不同的社会建构体系, 即组织化社会的社会建构体系与社会组织化的社会建构体系。”组织化社会的社会建构体系是以政党组织及其网络体系来建构国家, 实现国家整合。社会组织化的社会建构体系基于现代社会的诸多要素, 诸如独立的个体、自由的资本来建构、整合社会国家。在中国现当代的社会情境下, 两种社会构建体系应当并存。这也要求处于社会国家核心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允许非政府组织的存在, 主导其发展, 同时又要协调好二者之间关系, 这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考验。

参考文献

[1]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2]孙静.我国非政府组织面临的法制困境与对策[M].法制与社会, 2011 (7) .

[3]张清.非政府组织的法治空间:一种硬法规制的视角[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4]王建芹.非政府组织的理论阐释——兼论我国现行非政府组织法律的冲突与选择[C].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5.

[5]王楠, 郑保章.组织与社会的碰撞——中国非政府组织[M].前沿, 2004 (12) .

[6]俞可平:治理与善治[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篇4：非政府组织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政治参与；市民社会；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D03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178-02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缩写为NGO)，出现于50年代，兴起于70年代，在过去20年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如今非政府组织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虽然非政府组织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但是人们对于到底什么是非政府组织却还是模棱两可。虽然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方面阐述了非政府组织的某些特征，但是如果要是给非政府组织下个准确的定义真是难于上青天。当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就是莱斯特•萨拉蒙教授所给出的定义。他给出了非政府组织的七个特点或者是属性，认为只要符合这些属性的就是非政府组织。“组织性，就是有正式的组织机构，有成文的规章制度和固定工作人员；民间性，就是在组织上是独立的，不隶属于政府部门，也不受政府支配；非营利性，就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即使有了利润，也不能分配，而只能用于组织的正常运作；自治性，就是有独立的决策和执行能力，能进行自我管理；志愿性，成员的加入或者组织资源的集中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自愿性的；非政治性，不是政党，也不以政治权力为诉求，也不参加竞选等政治活动；非宗教性,不是宗教组织,不开展传教、礼拜等宗教活动。”［1］

一、非政府组织领导公民政治参与的必要性

1.中国从政府治理社会向市民自治社会转变的需要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又常被译为“公民社会”，是近年来社会转型的主要目的诉求。就学术界对市民社会达成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包括个人私域、非政府组织、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和社会运动四个方面［2］。由此看出非政府组织已经被认为是市民社会的核心因素。在一个社会中，政府是最强势的集团，中国也不例外。政府手中掌握着别的组织难以望其项背的强制力，政府凭借这种强制力对社会进行治理。但是随着政府的组织结构的扩大，工作人员的膨胀，原来运行自如的政府现在已经蜕化成一个行动迟缓的“怪物”，对社会的治理呈现出力不从心的状态。这就说明政府治理社会必须要向市民自治社会过渡。既然是市民自治社会，肯定离不开公民对于社会事务的治理，但是如果每个市民都想直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治理，后果可想而知。因此，必须通过非政府组织对公民进行引导，使之按照国家规定的法定程序来参与政治，明确自己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以及在市民社会中的权限。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公民政治参与合法，合理，高效，有序。

2.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公民的政治文化普遍偏低，必须通过非政府组织来提高公民的政治文化，使之具备治理国家，建立市民社会的基本政治素养

政治文化概念是阿尔蒙德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种政治文化是在该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3］因此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人们已经习惯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消磨了人民自我治理的诉求，好像治理国家理应成为统治者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因而，公民的政治参与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这种状态使得迫切提高人民的政治文化成为当务之急。只有提高公民的政治文化，才能使其“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过程、政治产品等各种政治现象以及自身在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4］有更清晰的认识，这样才能让公民参与政治内化到每个公民的心里。而非政府组织可以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个责任，来提高公民的政治文化水平，使之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从而使之适应市民社会的要求。

3.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也为非政府组织领导公民参与政治提供了便利条件

电脑科技的普及，让偌大的地球成为了一个“地球村”。通过网络，可以将整个世界连接起来。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网络方式比如“网上大课堂”来对公民进行政治文化的教育，同时可以通过网上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收集公民对于国家政治体系、政治活动的看法和意见，及时地根据民意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并且通过网络反馈给公众，这样使得非政府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简单易行，从而更能为公民政治参与服务。

二、非政府组织相比政府组织来说，在引导公民政治参与上的优点

1.非政府组织善于沟通，使得公众不排斥，更能代表民意。公民的政治参与必须符合自己的利益和诉求。非政府组织就是依法建立的、非政府的、非营利性的、自主管理的,并且具有一定志愿性质的、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性问题的社会组织。因此非政府组织既能深入到社会基层的民众中间, 又能同政府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它们可以宣传和普及国家的法律和政策, 教育和动员民众, 使他们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同时, 又可作为传达民情的渠道, 反映民众的愿望和意见, 去影响政府政策和计划以使其更适合民众的需要。公众是自觉自愿加入非政府组织的，因此他们能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对于政治制度、政治活动以及各种政治进程的看法、意见和要求呈现出来，从而希望通过非政府组织来使得自己的要求和利益得到满足。而政府则通过其工作人员或者某种制度来了解民意，鉴于政府的特殊性，民众与政府之间可能会产生“隔膜”，民众可能会隐瞒自己对于政治现象和政治进程的真实想法，使得政府得到的所谓的“民意”与真正的民意出现偏差，从而偏离了民众真正的诉求。

2.非政府组织具有能够灵活调整的优势，在引导公众政治参与过程中出现问题能调整。既然非政府组织是一种民间组织，在组织上是独立的，不隶属于政府部门，也不受政府支配，因此只要在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能够对公众需求做出及时的反应。能够依据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部门的条件变化，制定相应的决策，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更根据公众的需求变化来有效地引导公民政治参与，使之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要求。

3.非政府组织可以深入社会基层、贴近贫穷民众，与群众打成一片，真正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非政府组织能够接近社会最基层的群体, 促使这些社会成员参与同他们切身利益有关的决策和资源分配。既然非政府组织有能力让公众合法公开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能代表公众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这就使得非政府组织具备了领导公民政治参与的最重要的条件，使其能真正地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使得非政府组织与民众的利益休戚相关，从而更好地实现了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责任。

参考文献：

［1］ 莱斯特•萨拉蒙.非营利部门崛起［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3).

［2］ 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3］ G .A. 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 王惠岩.政治学原理：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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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Leader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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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Wei

(Business Schoo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nan41120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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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NGO)came into existence at 1950s,sprung up at 1970s,and has achieved huge progress since the past 20 years.Nowadays,NGO has penetrated into every aspect of the social life,and has more and more effect. Along with the democratic tide spreading over the world,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ecomes the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modern political life. But because of various reasons, for Chinese citizen, both the scope and the depth of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re on the low level. Who will be the leader to guide the citizens? The NGO is undoubtedly the best.

Key word：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ivil Society； Political culture

篇5：非政府组织管理1

非盈利组织是指那些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而是旨在通过努力，完成某项事业或使命的组织。在我国，非盈利组织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群众团体组织，如专业学术团体、业余爱好者协会、消费者协会、个体经济协会、工会、妇女权益保护协会、退休人员协会、退休人员协会、退伍军人协会、宗教协会、校友会、同乡会等，这类团体数量多、分布广、社会影响大；

另一类是事业性组织，包括学校、医院、图书馆、新闻媒体、出版社、文艺团体、科研院所、体育机构等。在国外，非盈利组织是一支很重要的社会力量。在美国，有超过750 000个服务于公众的非盈利组织，还有近400 000个服务于会员的非盈利性组织，每年盈利部门预算超过3 5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NP的6.3％)。单在华盛顿特区，就有2 500个行业和专业协会设立了总部，使协会成为美国首都继政府、旅游业之后第三大产业。尽管非盈利组织种类繁多，性质各异，但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1)独立性(自治性)。非盈利组织一般是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的自我管理和控制自身活动的组织，不是政府的下属机构，一般不受政府控制，有自己的董事会，独立地完成组织的使命。

(2)自愿性。这种组织使命的完成通常是团体成员(会员)自愿参与的结果，特别是一些公益服务组织，其会员、成员从事服务时，通常是义务的、无偿的、自觉的。

(3)不分配利润。非盈利组织并不意味着组织不能靠自己的经营行为创造收入、创造利润，而是不能把利润分配给那些管理和经营这个行业的成员或会员。事实上，在很多国家，从提供服务获得的收入是非盈利组织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这个收入占总资金来源比例在美国是52％，英国是48％，意大利是53％，也就是说，非盈利意味着不为业主或管理者个人谋利，而是把多余的收人也用在完成组织的使命上。

非盈利组织的上述特点，决定非盈利组织十分需要公共关系。因为对于非盈利组织来说，通过有效的公共关系，可以达到下列目的：

(1)使组织的使命得到认可，如学术团体旨在促进学术交流，工会旨在维护工人利益，消费者组织就是为保护消费者利益而组建的；

(2)建立起与组织公众沟通的渠道；

(3)创造和保持筹集组织活动经费的有利环境；

(4)推动有利于组织使命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施行；

篇6：非政府组织参与应急管理分析

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和区域应对危机的一股重要力量。政府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具有主导作用是无庸质疑的,然而,仅仅依赖政府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非政府组织作为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充分发挥其专业性、灵活性和强大的社会动员力等优势,在应急管理中成为政府强有力的补充力量,其作用不容忽视。非政府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是一种客观必然性,显示着自身优势。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优势分析

非政府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必然性是行政改革的必然反映与结果。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载体,长期以来一直在公共事务中起着主导作用,甚至被认为是公共事务治理的唯一负责人。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现代社会的集中化统治与权力的一元化独占态势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参与。政府、市场、社会、公民的多元共治已成为当代重要的治理模式。尤其在应急管理这个复杂、系统的社会公共工程中,更需要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基于公共危机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不确定性、潜伏性和难以预测性等特点,政府因其地位、职责所在,以及其独特的优势如大量的财、物资源的供给、严密的管理体系、强制性的管理机制等,一直以来在应急管理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政府也有如层级过多、信息传递不及时以及应对危机不够灵活等局限性,要使应急管理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高效性,就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配合和协作,因此非政府组织逐渐形成应急管理的主体优势。作为社会力量主体的非政府组织鉴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已经责无旁贷的成为应急管理的重要参与主体。

(一)作为“第三种力量”的优势分析

非政府组织作为独立于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体系,代表着社会中不同层次、不同阶层、不同团体的利益,起着上接政府、下连社会的“桥梁”作用。在应对公共危机时,非政府组织就能够凭借其广泛的社会基础进行社会动员,最大程度地凝聚民间的社会资本,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调动最大的社会力量投入到危机的应对之中。同时也能动员政府无法充分动员的国内外资源,为应对公共危机提供必需的物力和人力支持。

(二)作为社会动员力量的优势分析

非政府组织是社会动员的主要力量。有人将社会动员行政动员作比较。行政动员是一个科层组织式的,自上而下的传递指令;社会动员则不同直接在社会内部进行,因此行政动员是社会动员的导向力量,社会动员是行政动员的有力补充。由于非政府组织的动员,加速了应急的速度与能量发挥。

(三)具有较强灵活性的优势分析

在应对公共危机时,与政府决策行为缺乏弹性和政府的强制性相比,非政府组织表现出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大多数非政府组织规模相对较小,不受制于政府和其他组织,能更迅速有效的做出反应,灵活地调整自己的具体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顺应社会公众的心理并借助有说服力的社会公益活动来为应对公共危机服务,满足社会不同的要求。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方式

非政府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是贯穿应急全过程、渗透社会各领域的参与,在应急的不同的阶段通过预测与预防、物财提供、人力聚集、善后修复等不同的方式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的发挥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一)参与信息收集与预测的方式:

及时、有效地信息收集和预测,是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应急管理的重要体现。非营利组织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实践经验,紧密、广泛贴近民众,对社会群体中的各种问题具有十分敏锐的触觉,因此,它们信息来源渠道也较多,信息传递速度快,收集信息的功能较强。在危机发生之前,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及时地反映危机信息,给有关政府部门提供有效的决策信息,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二)参与物财保障与供给的方式

非政府组织是政府之外公共应急资源的筹集者。在危机发生后,非政府组织可以广泛动员政府财政体系之外国内外社会各界进行募捐,为灾区捐款捐物,向危机受害者提供最直接的人力和物力的援助,为应急管理中的物力和财力提供了保障。

(三)参与专业技术保障的方式

非政府组织参与应急管理为应对突发事件提供了强有力的专业化技术支持,大多数非政府组织都是围绕一定专业目标,并根据自己的目标设定标准来吸纳组织成员,最后形成了具有专业特长的人员组合,尤其是一些学术团体、行业组织,集中了本行业中的优秀人才。非政府组织无论是在实际的活动开展中,还是在管理组织的事务中,都能够更具有针对性地满足各种需要,为群众服务,并给复杂的和非常态的公共危机治理带来新的思维和转机。

(四)参与人力聚集的方式

非政府组织的人力聚集为应急管理中的人力资源提供了保障,志愿者是最活跃的力量。志愿者与政府人员不同,他们是志愿加入到某个专业性组织中,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主动性和灵活性,能够更加积极灵活的参与到危机的应对中来,并对相应危机事件提供对口的专业技术支持,同时他们也是非政府组织公益性的直接体现,他们强烈的使命感、对事业的执著和对组织的归属感是非政府组织应急方式的有效性所在。

(五)参与善后修复的方式

善后修复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动员各项物质和人力资源,组织公众和志愿者更有效地进行社会财产、基础设施等的恢复重建工作,在物资、人员、信息、技术上提供直接的支持。二是参与政府危机管理的评估工作。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性,确保评估的准确性和科学性。通过全面、客观、科学、规范的评估,公正地调查危机发生原因、评估危机的损失程度。三是积极配合政府进行管理、维护社会秩序,防止衍生灾害的发生。

三、非政府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改进对策

非政府组织通过不同的方式在应急管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仍存在一些原因制约非政府组织有效性的发挥,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一)健全非政府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法律规范

非政府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有效参与需要法律保障。一是,应以法律的形式把责任主体具体落实到非政府组织身上,明确其在危机中的权力与职责。二是,应加紧制定和完善管理非政府组织的各种单项法规,改善以往立法层次低、侧重登记管理等问题,并逐步完善对非政府组织依法监督和管理的长效机制,从而实现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加以有效规范和指引的目的。

(二)加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功能整合。

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是应急管理的主体,只有三者发挥各自的独特优势,通力配合,达到功能的最优化整合,才能有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因此,建立良好的沟通、协作机制,积极整合和利用相关资源,协同一致、高效运作显得特别重要。作为政府应该始终坚持核心作用,进行统一调配,协调指挥;而非政府组织则应全力协助政府部门的工作,服从政府部门的命令和安排,以求得到资源的最大化整合,在应急管理中发挥最大的作用。

(三)提高非政府组织的自身能力

非营利组织作用的发挥最终还是由其自身能力决定的。要提高非政府组织的自身能力,一是要完善非政府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和规章制度。主要是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非政府组织的各项活动有章可循;二是要强化组织自律和对内部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组织内部有效的分权与相互监督,完善对经营管理层的激励约束机制,吸引高素质人才,促进组织的专业化建设;三是,要加大技术装备系统开发力度。采用先进科技,优化系统功能,购置先进的特种车辆、侦检设备、防护器材及通讯设备等,还要不断研究、开发新技术和新装备,保证救援力量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只有非政府组织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才能在应急管理中独挡一面,发挥其独立、高效、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建构非政府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社会文化

良好的社会文化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有力的外部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成长壮大并有效参与应急管理,需在全社会弘扬非政府组织的精神内核——志愿精神,提高广大公民的公益与奉献精神。另外,还需加强危机的宣传、培训和演练力度。中国公民普遍缺乏实地的危机应对和救助经验,一旦发生危机事件需要寻求紧急避难时,多数人会陷入恐慌状态,贻误避难或抢救的最佳时机,造成局面失控,甚至会导致现场秩序无序化并产生更大的恐慌。因此应有组织的到社区、单位等地方对广大公民进行危机意识和相关危机自救知识宣传教育。而作为非政府组织,也应该针对不同的危机类型,对其组织成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救援演练,培养应对危机的实践能力。当然,这种良好的社会氛围和较高的危机意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全社会公民和政府各方面的通力配合、长期协作才能形成。

(五)开展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