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地震看我国非政府组织

从汶川地震看我国非政府组织（共6篇）

篇1：从汶川地震看我国非政府组织

汶川地震突发事件非政府组织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广大公众的力量。从这次汶川大地震来看，尽管政府和民众有效地应对了这次突发事件，但广大公众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本文重点从非政府组织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作用及优势，探讨如何借鉴他国经验找到适合我国非政府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大地震发生之后，整个国家也随之震动，胡锦涛总书记立即发出紧急指示，要求迅速组织救灾。国务院迅速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并由温家宝总理亲自担任总指挥，19时10分许温家宝到达成都后就乘车前往震中地区现场办公并深入救灾现场安慰灾民为废墟中的群众打气，还马不停蹄地前往医院看望受伤灾民。截止5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相继召开三次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

这次汶川大地震，政府的表现无疑是非常出色的，首先是反应迅速，在第一时间迅速公布，由于的公开，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也得到了国际上的支持，而且温总理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带领大家抗震救灾，领导人的这种亲和力凝聚了全党和人民，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其次是政府部门、军队和社会其他的各个方面密切配合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密切配合，这就提高了救助反应的效率。

突发事件发生时的管理中，需要政府部门紧急调动国家资源、做出决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消除危机。所以，我们容易看到应急管理中对政府部门集权的需求，却不容易看到这个时候社会组织的参与同样有着急迫的需求。在政府所追求的资源与社会的高度动员、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目标中，非政府组织理所应当地成为行动力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此次抗震救灾，非政府组织反应也相当迅捷，不慢于政府，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快于政府。5月12日晚，南京爱德基金会在成都建立救灾办公室，并拨款100万，紧急采购救款物资；5月13日，自然之友、绿色和平、绿家园志愿者等非政府组织联合发起“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的抗震救灾行动，当天有全国的近30家非政府组织加入；5月14日，“国际心连心组织”就进入北川灾区。上面这些事实，反映出我国非政府组织面对突发事件反应迅速，为抗震救灾赢得了时间。当然，这次地震灾害中，囿于法律等外部环境，非政府组织也只发挥了部分功能，社会组织功能还受到约束，尚待发掘，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仍在成长中。

一、汶川地震中非政府组织所表现出的优势非政府组织具有迅速动员群众的能力

汶川地震这样的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不可预见性的特点，因此突发事件中应急管理的关键，社会动员就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我们知道，政府的任务指令到了行政体系的下边界，执行的难度就开始增加了。非政府组织多发源于民间，又一直在非政府性的社会基层层面运作，其工作手法中特别注重于引导社会公众参与、与社会成员打成一片、使用志愿者等方式。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可以将其与社会公众长期建立的信任与友好关系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能将公共服务职能更好地深入社会，产生与行政体系相对接的社会机制。这次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十多家非政府组织还发出《抗震救灾十万火急，灾后重建众志成城---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采取“各自行动，联合公告”的方式，13日当天就有57家非政府组织参加。

非政府组织的灵活反应性

与政府体系相比，非政府组织的组织行动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对于出现的新问题，行政体系由于受制于庞大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管理方式，有时还受制于某些政治原因或价值观因素等，往往行动滞后，或者形式单

一、简单。而非政府组织则可以迅速调整自己，针对公共危机带来的社会问题而迅速行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这次大地震中，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发挥作用的是非政府组织和民众自发组织的救援队伍；在印度洋大海啸的救灾工作中NGO更是承担了三分之一的援救工作都体现了民间力量的作用，非政府组织比政府具有更加灵活快速的反应性。

非政府组织的专业优势

在应急管理的核心环节，非政府组织可以表现出自己专业能力上的优势。人们一般认为非政府组织缺乏专业能力。但实际上，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在成立之初就有其明确的宗旨和目标，然后根据自己的目标设定标准来召集组织成员，最后形成专业特色鲜明的人员组合，并长期从事社会或科研最前沿的工作。在我们国家，尽管非政府组织的发育还只是处于初步阶段，但也能够看到很多组织已经拥有了很高的专业性。中国红十字协会在灾情发生后迅速组织调运灾区所需物资，组织医疗小分队奔赴灾区，为抗震救灾贡献了很大力量。

二、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地震救援中表现出的不足及原因分析对于那些不畏生死的志愿者们、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我们深深的感激。但在应急救灾阶段过后，我们再理性地梳理一下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却也看到一些不足。

救灾期间，我们看到有关部门曾发出这样的婉谢信：恳请志愿者另择适当时机前往灾区。原因在于志愿者数量众多、缺乏组织性，热情的志愿者为灾区增添了食宿和交通方面的负担„„很多志愿者是个人前往，缺乏组织性，他们满怀热情来到灾区，却发现无从插手。一些志愿者想安慰一些灾民，却不断地触碰他们失去亲人的伤痛，因为这些志愿者并不专业„„。我们不难看出，在面对“汶川地震”这样的大灾害时，我们的非政府组织在组织、协调管理志愿者方面，还没有一个具体管理的细则，诸多方面都还需要完善。以至于大量的志愿者充满激情奔赴灾区，最后却不能为灾区尽力。此外，救灾资源分布不均，有的地方社会捐助物资堆积成山，有的地方寥寥无几，这其中政府部门服务不到位是一个方面，大量非政府组织之间缺乏协调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行政改革进程的困难，许多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仍以政府为唯一主体，特别是危害程度高、管理难度大的公共危机管理更是如此，社会力量的参与明显欠缺。当前我国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体制实行的是登记管理体制，其核心内容是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这给实际操作中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是门槛过高，双重管理体制使得非政府组织在通过登记注册成为合法组织之前，必须先找到一个党政部门作为其主管单位，而且必须具有一定的资金条件；另外，登记注册的手续复杂、程序严格，这就使得很大一部分非政府组织因达不到要求而不得不在工商机关登记，或处于地下状态。二是控制过严，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非政府组织运作的方方面面都被列入业务主管部门的管辖范围之内，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是主管单位的下属机构，从而导致非政府组织过于依赖政府，独立性不够。三是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在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和社会监督体系，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从事违法活动，严重影响了非政府组织的声誉。

三、建立促进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的管理机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美国非政府组织有着非常好的发展，与其相比，我国的非政府组织管理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美国的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方式有其优势之处就在于：

低门槛、严管理的全方位监管机制

美国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可以说是类似于大学的宽进严出。他们创建一个非政府的门坎相对很低，但对于非政府机构的监管却是非常严格的。首先，非政府组织的财务要接受联邦税务局的监督并且向公众公开。其次，非政府机构达到一定规模，必须接受包括律师在内的独立的第三方的审计。再次，非政府组织要接受行业自律。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已经成功地发展成包括多个层次的相互依赖的网络结构。另外，媒体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也是非常严密的。他们不仅帮助非政府组织扩大影响，为他们招来支持者和捐款人，而且对于非政府组织都会先做调查，出现问题就追查到底。

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竞争机制

非政府组织更重要的成长动力来自竞争。多数消失的非政府组织不是因为犯了错误、出现问题，而是筹款能力下降而消失。各个非政府组织除了进行资金上的竞争，还要进行对于人才尤其是对于志愿者的竞争。据研究统计，近来美国每年有超过六百万人在非盈利机构做定期志愿者，每年的志愿服务时间加起来要超过150亿小时，相当于七百五十万人的全年工作时间。充分体现了美国人民的志愿精神。此外，还有一种形式的竞争，那就是非政府组织对于捐款人的挑剔和选择，捐赠行为中，无论捐款人还是获赠人都是平等的实体，都有选择的权利，非政府组织也要对捐赠人进行“审核”，选择接受捐赠或是拒绝。

各非政府组织之间、政府与非政府之间互相支持，携手发展

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之间在竞争的同时更强调合作与分工，各个非政府组织的专业都很明确，非常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与分工。同时，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有所发展，政府的支持有非常大的作用。例如，政府相应机构和大的非政府组织联合体如联合劝募等等的培训项目，费用很低或者干脆减免，给非政府组织更多发展的机会。培训的范围也非常广泛，从政府的相关政策、税收、会计，到理事会的组成和管理、募捐的组织、通和交流等等，应有尽有。

总的来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还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它的优势还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特别是应对像汶川地震这样的特大突发事件时，我们的非政府组织虽然较之从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有很多不足之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除了非政府组织自身需要不断完善、借鉴国外经验相互支持外，更需要的是各级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提供相应的支持，让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尽显其能。参考文献

赵语慧：

王乐芝、柏琳木《治理理论视角下中国公共危机管理主体的多元化》 蔡东进《大参考发展非盈利组织需要制度生态--以美国为例》

篇2：从汶川地震看我国非政府组织

转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陈伯君 张晓雯

一、对政府在汶川大地震中应急管理成效的基本评估

我国政府应急管理机制和能力，在这次抗击四川汶川大地震中表现出色，得到国内外广泛赞誉。总的特点是：政府快速反应、措施得当、效果明显，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对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和谐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标志着我国应对突发事件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已经走向成熟。

（一）反应迅速

与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1998年百年不遇的大洪灾、2003的“非典”相比，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率领社会各界与时间竞跑，出现了“第一时间现象”。国家最高领导机构在震后第一时间作出了应对决策；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地震的信息；军队和政府各部门第一时间布置救灾工作；灾区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亲临一线，深入灾区靠前指挥。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各地、各单位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组织多个医疗救援队赶赴灾区。在这场生死竞速中，新闻报道发挥了独特作用。一个个急促的时间刻度，清晰地记录下党和政府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民的责任，彰显出法治政府、服务政府、民主政府、责任政府的形象。

（二）成效显著

在危机爆发的几个小时内，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就设在了重灾区，国务院总理坐镇指挥并亲临一线，为打赢抗震救灾这场硬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短时间内，各种救援工作很快就进入了一种紧张却有条不紊的有序状态。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政府发挥的作用突出表现为“两规模、一高效”：一是动员社会各界积极投入的人力规模空前，调集投入抗震救灾的物质种类和数量规模空前；二是在调配和使用好、发挥好这些规模空前的人力物力上效率之高也是空前。这些都体现了政府的应急管理机制和应急能力已经完全能够应对汶川大地震这类重特大突发公共事件，体现了这些机制和能力已经基本上具备国际水准。由于政府应急管理得力，抗震救灾成效明显，众多的受灾群众得以脱险，人员伤亡和损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三）以人为本

本次抗震救灾充分体现了“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一线希望，百倍努力！”，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贯穿抗震救灾的全过程。这场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救援行动是在十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展开的。受灾地区山高路险，受灾群众居住分散，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党和政府领导人冒着危险，亲临灾区指挥救灾，与百姓零距离接触，手与手相握，心与心相通。通过这种亲和力凝聚了党心、民心，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使这场抗震救灾成为规模空前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四）信息透明

1976年唐山发生7.8级地震，新华社只是在3天以后发了条简讯，国家3年后才公布了24万人的死亡数字。32年后，情况大为改观，汶川大地震发生几分钟后，新华社就发布的信息，接着各类媒体追踪发布受灾信息和抗震救灾进程信息。震情、灾情、救灾行动等一切相关信息都高度透明，与时间同步。由于信息快捷、公开、透明，使社会各界及时了解灾情，抚平了公众的躁动和不安；信息公开，使人们直接获知灾情的惨烈程度，直接了解中央抗震救灾的部署和行动，唤起了强烈的同情关爱之心和社会责任感。

（五）协同应对

一是政府与社会力量的空前合作。除了捐款以外，急需的帐篷、医药、食品等都得到了社会的积极支持。服务类支持，包括医疗、心理援助等都有效动员起来。二是参与的部门非常协调，提高了救助反应的效率。突出的表现就是政府部门、军队和社会其他的各个方面密切配合。另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密切配合，达到了很好的救助效果。三是对外合作规模空前。不仅接受了国际上基于道义的礼节性慰问，还公布帐篷需求寻求国际帮助，接受国外资金和救灾物资的捐助，允许国外救援队进入灾区，允许其他国家的军机运送物资到灾区等。

二、对汶川大地震中政府应急管理不足的检讨

虽然汶川抗震救灾中政府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信息的沟通交流，广泛的社会动员，构成了应急管理机制的核心，应急管理成效明显，但政府的应急管理系统仍然存在一些可挑剔的地方。

（一）应急预案存在不足

国家减灾委灾害救助的先期响应级别是二级响应，级别不够到位。尽管当天夜里就改为一级，仍然错过了抗震救灾的第一时间。这反映了我们在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分级标准及其灾害风险评估标准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其实这个问题在2008年初南方冰冻雨雪灾害时就已经暴露。政府必须尽快修正自然灾害应急救助预案中的预警与响应分级标准。

（二）通讯系统脆弱

从应急的角度看，无论是什么样的应急预案，信息的获取，相互之间的协调、沟通的基础条件就是通讯保障。汶川大地震是继年初南方冰雪灾害后，中国通信史上发生的第二次超大面积的通信中断。四川、甘肃境内部分地区通信受到严重影响，汶川等多个县级重灾区内通信全面阻断。在整个救灾区初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只有阿坝州政府网站。阿坝州政府与受灾地区联系的主要渠道只有靠少量海事卫星电话。地震发生两天，仍有不少受灾地区通讯中断，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影响了救援工作的开展。

（三）受灾详情报告明显滞后

如果在灾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在国家启动应急预案后，即刻出动飞机飞赴受灾地区探明灾情和架设通讯设施，确保信息通畅，部署得当，指挥有力，是应该做得到的。由于错失了利用地震发生后大约4个小时天气良好的机会探明灾情，受灾详情报告明显滞后，使大量的人力物力主要集聚在一个地方，并受到气候和道路的阻止，被调集起来的众多人力物力难以发挥最大效益。

（四）救援设施落后、器械工具少、专业人员不足

通向重灾区的公路没有如期打通，除了险要的地形和天气因素以外，反映出我们在地震应急救助中的机械工具、手段的落后。倒了那么多的楼，眼睁睁看着被压者却救不出来，还是用手刨，比起从国际救援组织带来的先进的搜救工具来看，我们靠较原始的人海战术，显然是落后了许多。同时，救灾所需生命探测仪、警犬、破除器材、担架、医疗设施等均不够。各类救灾专业人才、技术人才、救治人才等严重不足。

（五）协调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方面存在不足

政府应急管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应急管理的全过程，实现政府功能和社会功能优势互动、良性互动，还缺乏有效措施。在保障自愿者有序全面参与、积极合作方面，政府还应当发挥组织协调作用。

（六）专家参与应急决策咨询滞后

在这次灾害初期应对过程中，政府就应该启动有关专家咨询机制，但直到5月21日，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才宣告正式成立。这对初期科学应对地震灾害是不利的。

三、进一步提高政府应急管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政府的职责。针对政府处置汶川地震中暴露出来的不足，借鉴世界各国已有的经验，提出加强我国应急管理和应对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预警体系建设，提高应急能力

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特德·盖布勒、戴维·奥斯本人为，一个有预见性的政府应该采用预防而不是治疗的管理模式，政府不应该被动的接受突发事件带给社会的巨大损失，而是应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预警预防上。建议政府在加快预警体系建设方面：一是完善各类应急预案，防患于未然；二是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体系；三是完善应对各类灾情的应急通讯设备；四是建立高效的综合性应急战略储备相关体系。

（二）成立综合性的危机治理机构

美、俄、日、法、韩等国都建立了处理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权力机构。目前我国正在推进的“大部委制改革”思路，很适合改革现行突发事件应对组织体制的要求。应该充分整合现有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系统和应急救援队伍，成立一个具有调动各种资源、具有大部委性质的“减灾部”或者“应急部”，规避“多龙治灾”的种种弊端，开展对重大灾害的预测评估、辅助决策和紧急救援等工作，从而形成现代化、综合性的危机治理系统。

（三）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法制体系

一要尽快制定并颁布专门的紧急状态法，以更充分的法制安排应对比目前法律界定的特别重大事件灾害还要严重的个别极端巨灾事件。二要明晰在紧急状态下政府可以采取紧急措施的必要行政程序，不为政府随意扩大行政紧急权力留下法律上的漏洞。三要对公民的权利保障要有底线，对公民在紧急状态时期遭受的损害获得法律上的有效救济。同时，还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在应对危机与处理突发事件中的法律责任。

（四）引入第三方评估制度

在危机后阶段，发达国家一般都设立了第三方性质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公正甄别事件诱因，举一反三，吸取教训，最大限度地减少类似灾难事件的发生和次生灾害的发生。如建筑物倒塌造成的人员伤害究竟是危机事件的责任还是建筑质量的责任，应该由于第三方鉴定。建立第三方的危机事后评估制度，其优点就是隔离了民众与政府在认识上的直接分歧，在科学和法制的基础上有效化解矛盾和冲突。

（五）建立政府应急管理检测预警机制。

预警机制可以帮助政府对分阶段期间内可能会发生的各种形式的突发公共事件作出准确的预测，并做好应急准备，选择最佳应对策略。一是要建立、健全联动协调机制；二是要健全危机预警机制；三是进一步修订公共行政绩效考评体系；四是建立社会应急网络，完善社会动员机制。

（六）建立政策性巨灾风险保障机制，提高巨灾风险承受能力

参照发达国家的作法，首先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要求，尽快建立国家巨灾风险保障体系，提高国家和民众对巨灾的承受能力。其次，利用政府财政资金作为种子基金，通过财政拨款、发行特定巨灾公债、社会资金、保险费用，建立巨灾保险基金。第三，考虑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再保险资源问题。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再保险市场机制，将巨灾风险在更大的的范围内分散，使国家应对巨灾的基金获得更高程度的保障。

（七）建构研究型政府应急管理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迅猛发展，社会的不安全因素日显突出，如金融危机、社会安全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频频发生，使得各国政府应急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提高政府应急管理的科学性、前瞻性，应在制度上发展和完善多种形式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咨询机制，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建立政府应急管理与学者之间良性互动机制，促使政府应急管理的公职人员与学者之间在知识、信息方面的相互交流。

（八）建立善后修复转化机制

篇3：从汶川地震看我国非政府组织

近年来,随着人化自然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自然灾害日益频繁,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各类突发事件也呈上升趋势。突发事件已由原来的非常态转变为如今的常态,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成为当今政府与媒体经常面对的话题。

突发事件主要指人们事先无法预计的那些突然发生,带有异质性的公共事件,包括灾难性突发事件和社会性突发事件。所谓突发事件报道就是媒体在突发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中,利用自己的媒介资源就突发事件的各种情况向社会和公众进行通报和交流。当突发事件的影响突破了国家范围,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对象时,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就显得尤其关键。它不仅代表的是对单一事件的报道和解释,更多的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政府在突发事件面前所作出的决策的正确度和所做到的信息公开、透明化的程度。作为社会的守望者、社会信息的提供者,媒体理当及时准确地向受众传递信息,充分发挥好“舆论监督”的功能,与政府共同合作,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是应尽的义务。

一、突破:我国突发事件报道的全方位互动

2008年5月12日,伴随着几秒钟的剧烈震动,汶川及其周边几万人瞬间消失,全国各大媒体纷纷投入到这场“抗震救灾”的报道之中,规模之宏大、影响之深远为前所未有。在汶川地震报道中,我国的突发事件报道呈现出政府、媒体和受众全方位互动的局面。

1、政府的紧急指导

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国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要求成都军区迅速前去灾区救援,随后一连数天,中央各级领导人反复强调“抢救人员是当务之急”。在特大灾难面前,国家领导人的出席及附带的讲话不足为奇,而由领导人亲自来到现场、亲手指挥抗震救灾工作的事例在国际上并不常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一时间乘专机赶赴四川指挥部署救灾工作。他反复强调要尽一切可能确保群众的生命安全,要安排好他们的衣食住行,他深情地对当地灾民说“我们会尽全力抢救你们的,请你们相信党、相信人民!”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新闻媒体,反复播出这一个个感人的画面,营造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氛围。

在此期间,政府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提上议事日程,要求“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信息;信息发布要积极主动,准确把握”。政府在对突发事件进行宏观管理时,以总体预案为蓝本,切实贯彻执行预案中的要求,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公众的自救能力,增强公众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这为各大媒体正确面对和报道突发事件作出了指导和规范,同时,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又使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的问题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在这次特大地震中,我国政府充分发挥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从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到国家相关政策的发布,直至最终产生的一系列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无不是政府起到了核心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深切关注和对受灾群众的深切关怀在报道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更重要的是,政府的人文关怀在媒体报道这一平台上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打破了以往新闻报道“重事不重人”的理念,终于使新闻媒体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实现了从政治化到常态化的回归。

2、媒体的理性宣传

在“5·12”震灾特别报道中,广播、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介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不仅在第一时间向受众发布最新消息,而且在分析灾情的前因后果上、在报道深度上较之以前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特别是以文字见长的报纸、以时效性和多媒体链接见长的网络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南方周末》就以几个整版刊出了地震发生的原因、灾区现场、领导视察、救灾等情况并刊发了相关图片,从不同的侧面深刻概述了汶川地震灾情的全貌。网络媒体也不甘示弱,据不完全统计,新华网发展论坛、天涯虚拟社区、上海交通大学饮水思源论坛、虎扑体育论坛和百度汶川吧在5月12日到13日仅两天就发帖15192篇,报道内容丰富多样——包括祝福/祈福,报平安,灾情更新,关注灾区天气,号召捐款和献血,亲历地震(讲述自己或朋友的经历),寻人求助,地震知识,提出建议和意见等。

央视一套在《新闻联播》报道地震情况的用时由5月12日的5分33秒到13日的22分45秒、14日的28分9秒,直至15日增至到30分钟……由此足以看出央视对“抗震救灾”工作的重视。他们通过对地震本身的报道与随后对受灾者和相关事件的报道不仅为我国受众全面详细了解灾情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而且也为海外受众全方位了解中国突发事件提供了相关线索。可以说,央视的这次特别报道是对媒体议程设置功能的最好诠释。在央视大面积报道的带领下,国内各省市的电台、电视台也纷纷滚动播出关于灾情的详细信息。国外的电视台也以央视的报道为蓝本对中国四川大地震作了全面的报道。

另外,记者们的相关报道和采访权限也框定在了一个理性范围内,他们不是一味地发表过度血腥的新闻图片,而是在既保证读者知情权又尊重采访对象的隐私权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发布图片(总理看望灾民、受灾群众在医院接受治疗、受灾孩子向军人敬礼……);不再一味地询问受难者的各种细节,而是通过自己的观察力和理智判断分析灾难给人们带来的种种影响,除了对灾情进行客观报道外,更多的是关注人在灾难中的情况,包括遇难者、受伤者及其他们的家人情况,力争用最平实的语言传递最真实的现场信息。

3、受众的热心关注

诚然,在“5·12”地震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各种媒体得知这一事实的,但绝非所有的受众群体都像“魔弹论”所阐述的那样:媒介自身具有无可抗拒的力量,受传者除了无条件接受和信服媒介的传播外,绝无反抗力。即媒体说什么,受众就信什么;媒体播报媒体的,受众仅仅是听众,听完就完。如今的受众打破了这种旧的传播观念,他们在媒体正确的舆论引导下为震后的“抗震救灾”工作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许多受众群体第一时间在网络论坛上作出了迅速的反应。他们不仅及时更新灾区灾情信息,积极号召群众献血捐款,努力筹办“心连心”文艺活动、为灾区人民祈福,还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形成了传统主流媒体之外的另一股强大的传播力量。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当时汶川道路不通、音信不畅,救援队伍和新闻记者尚未抵达时,网上就已出现了汶川映秀镇的网友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上传的10幅照片,真实地再现了灾区的现场。一位网友在帖子中写道,“许多民众自发开道,冒着大雨,维护秩序……”,“八架飞机陆续降落,大雨倾盆……战士们高喊着口号……”一位茂县女孩在百度汶川吧和QQ群里发帖说,知道汶川某处有大块空地适合空降救援。经2000多次的转载后,四川省抗震救灾临时指挥中心军方指挥层终于电话联系上了她,为救援部队寻找空降汶川的合适地点提供了有效的帮助。

受众对“5·12”地震的广泛关注不仅体现出了人间宝贵的真情,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国受众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所表现出的成熟心态和成熟行动。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恐惧、害怕,一味地逃避,而是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正确面对,在媒体的舆论导向下,共同努力帮助受难群体渡过难关。应该说,此次大地震是不幸的,然而有幸的是,我国传媒和受众在这次突发事件中形成了良性互动,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问题上显得更加理性了。

二、思考:我国突发事件报道的改进措施

通过“5·12”汶川地震报道,人们看到了我国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无论是报道内容的涉及面、信息公开的透明化程度,还是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及人文关怀的程度,与前期相比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当然,这并不是说突发事件在我国的报道已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

1、重视人才培养

央视网的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底,央视台本部有正式职工(含台聘人员)2529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1541人,占61%;大学本科人员1276人,占50%;拥有硕士学位人员236人,占9%;拥有博士学位人员29人,占1%);台本部编外人员总数4905人(研究生以上学历230人,占4.7%;大学本科学历2163人,占44.1%)(1)。单看这些数据,央视的人才机构似乎十分庞大,但在实际运作中才发现,央视频道的多样化使分流到各个部门的人员是十分有限的。在此次四川大地震的报道中,央视就存在记者无法全覆盖性到达现场的情况。另外,专业记者队伍素质的培养也迫在眉睫。例如,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当下,有些记者竟为了抢新闻和猎奇,频繁采访一位侥幸获救的九岁孩子,导致其情绪失控,在医院里大喊大叫,拒绝所有人接近自己。记者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属于专业记者队伍建设的问题,如不引起足够重视并加以解决势必影响传媒水平的整体提高。为此,笔者认为,可通过媒体与学界联合的方式加强对新闻人才的培养,除此之外,加强在职人员的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强化人文关怀精神在职业规范中的应用,对不同层次的记者实行不同的奖惩制,也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

2、强化深度报道

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连续报道和深度报道是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媒体除了不间断地报道突发事件的进程外,应更多地着眼于对灾难背后深层原因的分析以及社会、政府在灾难气候的所作所为。针对此次地震报道,央视实现了对震情的24小时播报,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在24小时的直播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信息存在大量重复,很多情况下不再是直播而是重播,严重缺乏新意,直接导致了很多有价值的新闻被忽略、被掩盖。国家主流媒体应通过大量综合性报道和探讨性报道形成一定的舆论影响,而不是简单地陈述事件的来龙去脉。在抗震救灾中所暴露的所有问题及造成这些问题出现的所有原因都应是媒体高度关注的对象,“要从高度和厚度上做文章,由点到面、点面结合,从特殊到一般,引发对问题的深层次观察”,“充分调动新闻报道的高度与厚度,建立一个空间与时间的立体网络,是加强报道深度的有效选择。”(2)因此,突发事件报道不仅讲适度和速度,还要讲深度和广度,形成整体报道的氛围和足够的影响力。

3、注重区域报道

当我国的突发事件报道走过了“报喜不报忧”的年代后,大多数媒体和政府官员在对待突发事件这一问题上表现得较为成熟,他们几乎在尽自己所能为公众提供准确、翔实的信息,力争全方位、多视角地为受众解读突发公共事件,努力使信息透明化,从而打造阳光媒体、阳光政府。然而,“也有少数地方的宣传部门,依然按照惯性方式控制传媒,使得那里的信息得不到关注,例如,临近四川北部的甘肃几个县也遭受了震灾,当记者准备前去采访时,接到通知:所有报纸不准派记者到灾区采访,不能报道死亡的人数。于是,当天该省除个别报纸报有死亡人数外,对地震失声。到了中午,又接到通知,说可以去一线,但要以领导在抗震救灾一线的行动为准,死亡人数仍然不能报道,直至第4天,还说不要写灾区困难,尤其是灾区缺物资,坚决不能写。”(3)正是该省个别官员的愚蠢做法,对信息严格、无理地把关,使得媒体对甘肃部分地区的灾情报道少之又少,使得公众误以为各灾区的抗震救灾工作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殊不知当四川的灾民们吃上救灾食品时,甘肃部分地区的灾民却得不到及时救助。所以,新闻媒体在受政府管控的同时,也应充分发挥自身的舆论监督功能,搜索突发事件涉及的所有区域,探求与突发事件相关的方方面面;另外,一定要加强政府官员自身素质的培养,使他们正确认识到政府与媒体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唯有如此,才能使报道的区域更广泛、报道的内容更多样、报道的视角更新鲜,从而使我国的新闻媒体在对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实施多元化的监督。

4、兼顾平衡报道

新闻报道中的平衡主要指事发前期、中期和后期报道的平衡,也指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的平衡。“新闻报道要本着全面反映事实原貌的原则,注意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展开,报道不同的观点和声音,而不是以偏概全,甚至‘一面倒’”,“只有一种声音和一面倒的报道,无论它又多么真实和公正,都难以使公众信服和接受。”(4)

追踪央视等媒体对“5·12”大地震的报道,不难发现央视和各大媒体对中期和后期的报道是十分充分的,由点到面、由上到下、由局部到整体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然而,它们对地震前期的报道却是微乎其微的,留下了大片空白。这里所谓的“前期报道”主要是针对地震的预警机制而言的,这是汶川地震发生后许多人十分困惑的问题,而媒体对此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对人们一系列的疑惑以及前期的预警机制是否到位未给予足够的关注,致使前期与中后期的报道形成了极度的不平衡。

参考文献

①数据源于央视国际网站http://cctvenchiridion.cctv.com/20070416/100708.shtml

②张自力:《认识“失范”寻找出路》,《中国记者》2006-1

③陈力丹、于庆浩:《汶川地震报道践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今传媒》2008年第7期

篇4：从汶川地震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

【摘要】2008年，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已经落下帷幕，然而，就在全国人民都在为这一盛会努力、欢呼的奥运年，中国却遭受了一连串的巨大灾难。这些灾难给人们的生活和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社会再次呼唤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文章通过对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现状的分析，借鉴国外经验，对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完善提出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巨灾风险 保险 保险制度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发生了里氏8.0级地震，造成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死亡人数预计超过8万人，数千万人受灾。人们心中的伤痛将慢慢抚平，但汶川大地震给世人的警示不应当被忽视和忘却，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障体系。

一、我国巨灾风险的现状

巨灾风险通常指可能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和重大人员伤亡的风险，包括地震、洪水、飓风等自然灾害现象和恐怖主义等人为灾害。各国对巨灾风险并没有一个统一和明确的定义，大都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对巨灾风险进行定义，如美国保险服务局按照1998年的价格水平，将巨灾风险定义为：导致财产直接损失超过2 500万美元并影响到大范围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事件。我国疆域广大，地理环境复杂多变，存在着很大的发生巨灾风险造成重大损失的可能性，版图的幅员辽阔加大了巨灾风险的暴露程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跨世纪减灾规划》提供的数据，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继日本、美国后居于第三位，具有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大等特点。中国位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和喜玛拉雅山、阿尔卑斯山的欧亚地震带两个地震带的包围中，是地震的多发国。我国东面有绵长的海岸线，台风等热带风暴造成的损失也在与日俱增。另外，我国每年受洪涝灾害的危害也十分严重，给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全国大约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有着不同类型不同危害程度的洪水灾害。与此同时的是，北方地区的旱灾多发，造成粮食减产、人畜缺水等种种人员和经济损失。据联合国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世纪全世界54次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发生在我国的就有8次，其中地震、洪水、台风带来的损失最为惨重。

二、各国巨灾保险制度经验借鉴

发达国家应对巨灾风险的常规风险转移机制主要有保险/再保险，包括商业性保险和政策性保险，面对巨灾风险带来的集中且巨大的风险损失，单个商业保险公司甚至整个保险业都无法承担，而社会对巨灾保险的需求却很大，因而一些国家将巨灾从一般商业性保险业务中分离出来，作为政策性保险业务来经营，而政府采取直接介入管理，或通过各种方式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鼓励发展巨灾保险，有效分散巨灾风险。发达国家还通过再保险向国际再保险市场转移巨灾风险。由于传统保险市场中保险业资本相对巨灾保险需求仍然显得不足，非传统风险转移工具的发展及应用也为巨灾风险管理带来新的选择。

在商业性保险和政策性保险两种形式及其交叉渗透的运作模式下，综观各发达国家通常有强制巨灾模式和自愿巨灾模式两大类。有些国家法律规定将一类或在特定区域的某些巨灾风险甚至各种巨灾都作为强制保险，国家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巨灾风险，商业保险公司具体经营但由政府充当最后再保险人，政府设立灾害基金，为保险公司提供无限额的资金担保，其他类别或地区的巨灾风险可自愿投保的。

三、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发展历程、现状及问题

1、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发展历程

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1-1959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做出了《关于实行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财产强制保险及旅客强制保险的决定》，到1952年底，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的财产绝大多数都办理了保险，而这些保险的责任范围中已包括了地震等巨灾风险。但是，由于历史原因，1959年我国全面停办了国内保险业务，刚刚建立起来的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就这样夭折了。第二阶段（1979-1994年）。1979年国务院决定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1980-1994年是我国巨灾保险的恢复时期。在这个时期，针对我国企事业单位的财产保险等险种的责任范围均包含了洪水、地震等巨灾风险，同时，居民家庭财产保险的保障范围中包括了各类巨灾风险。另外，在这个时期，我国的农业保险也得到快速发展，为农业生产的巨灾风险提供了保障。因此，从这个时期的保险供给看，巨灾保险的体系建设已经初步完善。第三阶段（1995至今）。从1995年开始，我国保险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从控制和防范保险公司经营风险的角度出发，要求保险公司停办地震保险，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自当年7月1日起实施的新的企业财产保险条款中，将洪水、地震和台风等巨灾风险从基本责任中剔除，并将洪水风险列为企业财险综合险的承保责任范围。而在2000年和2001年，保监会连续下发了关于地震保险的通知，指出“地震险只能作为企业财产保险的附加险，不得作为主险单独承保”。 到目前为止，各保险公司只将洪水灾害作为特约附加险种承保，而对破坏性特别严重的如地震、海啸等巨大灾难，保险公司则不予承保。因此，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面临新的问题。

2、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现状及问题

我国的巨灾保险目前采用的是自愿巨灾保险方式。由商业保险公司运用巨灾统计数据和管理费率精算厘定各类巨灾保险费率，这通常存在着由于保险费率高且投保门槛高的问题，潜在投保人的投保积极性不高，而业务规模不大致使大数法则难以成立的情况下保险人对巨灾保险的经营也难以产生很大的兴趣。另外，我国再保险市场的发展也不尽如人意，中国商业再保险市场是世界上最小的市场之一，仅占全球市场份额的0.1%，再保险市场的承保能力十分有限。而再保险是巨灾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中国再保险市场的供需失调更使得我国的巨灾保险业务起步艰难。具体说来我国现行巨灾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针对企业各类财产的保险和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保险不能提供巨灾保障；二是针对巨灾风险的农业保险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解决全社会的保险意识问题，即自觉接受保险制度，主动购买保险；三是投保率过低。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方面使得受灾损失得不到保险赔偿，另一方面也使保险公司在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的同时对高赔付率的巨灾保险望而却步。

四、建立和完善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对策建议

2006年3月份，全球最大的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在其一份题为“应对自然灾害，确保长期稳定”的报告中表示，由于中国遭受自然巨灾的风险较高，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可能造成占GDP（2005年）6%的经济损失。瑞士再保险建议，中国应创立全国自然巨灾保险联合体，以防御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因此，结合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现状，充分利用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的力量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合理、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加快和谐社会建设步伐刻不容缓的课题。

1、加强政府对巨灾保险制度的介入，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体系

我国政府现阶段对巨灾保险还都是商业运作，政府在立法、财税政策支持以及其他政策配套上，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投入和参与，而投入并不仅仅局限于财政资金，更多的应当是一些非资金形式的公共资源。由于人们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对于巨灾风险及其损失的处理，存在一种对政府的依赖惯性，“一切找政府”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政府除了要加大风险意识教育和宣传力度外，更需要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推动巨灾保险的推广与普及。例如，对于一些财政资金项目，国有资产应当强制要求办理巨灾保险；对于银行贷款项目，应当在贷款合同中明确巨灾风险管理问题；对于高风险区域，应制定更加具体的巨灾风险管理办法。同时，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需要法律保证，因此要加快我国的巨灾保险法律体系的建设。另外，解决巨灾风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资金，政府应统筹职能，解决资金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强制巨灾保险和商业保险等方式聚集资金，另一方面应当在各级财政中，按照一定的比例和规则，逐步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国家可通过应用巨灾保险基金提供无限额担保；巨灾理赔要接受保险监管机关和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

2、提高全社会的防灾意识和保险意识

在我国要迫切提高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的农村人口保险意识，教育人民对巨灾风险产生主动的防范意识，形成主动投保提前转移巨灾风险的理性规避风险的态度而不是对巨灾风险抱着侥幸心理。这一点既需要保险公司的推广活动更需要新闻媒体的舆论力量，宣传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威胁，指导国民在灾前如何采取措施防灾，一旦灾害发生如何减灾等技能，同时加强保险知识的普及。

3、重视再保险安排机制

再保险可以将巨额风险分散给其他的保险人，从而由众多保险人来共同承担风险。再保险一般是在国际范围内运作的，通过再保险可以在地域上分散风险，扩大承保能力，稳定经营成果。因此，再保险可以对风险进行全球性平衡，实现风险分散的最优化。

4、依危险分布状况和标的状态有区别地合理地厘定保险费率

就地震险而言，处在地震带上的地区应承担较高的费率。地震险费率的测定应由地震专家参加审定。就洪水风险而言，我国洪水分布更有地区规律可循，因此更应遵循差别费率原则。如我国七大江河流域的行洪区、滞洪区和受益地区应承担较高费率。洪水险费率可依据近年损失率数据订立，就企业财产险而言，改革后基本险费率加上附加险的费率应适宜广大企业的经济实力，大可保持现行1‰-7‰的水平。这样较能保持保费负担一贯性，易为投保人所接受。但也可结合费率结构有所改变，针对地区间有所区别，以促进总量的增加。总量的增加有益于保险人建立保险基金。

【参考文献】

[1] 刘京生：促进我国巨灾保险发展[J].中国金融，2005（7）.

[2] 孙祁祥、郑伟、孙立明：中国巨灾风险管理：再保险的角色[J].财贸经济，2004（9）.

[3] 王小平：中国呼唤巨灾保险[J].中国金融，2005（24）.

篇5：从汶川地震看危机管理

2012级传播学（2）班 马优优 学号：20122209042047

【摘要】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是2O世纪以来继唐山大地震后最大的一次灾难性的危机事件，也是对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和中国新闻传媒的危机管理能力的一次前所未有考验。灾难发生后政府就及时给出一个很好的并且令人满意的答卷，在众多成就之下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予以赞扬。

【关键词】汶川地震、危机管理、新闻传播、政府

【事件回顾】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震级8.0级大地震。由于印度洋板块向亚欧板块俯冲，造成青藏高原快速隆升、逆冲、右旋、挤压型断层地震。四川特大地震发生在地壳脆韧性转换带，震源深度为10～20千米，与地表近，持续时间较长，因此破坏性巨大。短短的几分钟，大地颤抖，山河移位，满目疮痍，此次灾难造成69142人遇难，17551人失踪，伤亡惨重（摘自百度百科）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大肆破坏，导致地球活动频繁也就意味着自然灾难频繁，每一次的灾难都会带给人类沉重的打击和巨大的伤痛。然而不仅仅是对亲人的打击，更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考验。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是对中国政党和政府能力的巨大考验。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立即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国务院首先以

最快的速度成立了抗震救灾总指挥部，而我们最敬爱的温总理也在灾

后四小时内出现在灾区慰问受灾群众，并将总指挥部设在前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席在知道灾情后快速做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的生命安全”的重要批示；中央解放军和各部委迅

速启动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在又短又赶急的时间里，因为有中央坚

强而有力的指挥，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队不断在灾区集结了一支支以

部队官兵为先锋、专业化的抗震救灾团队、医疗卫生团队和消防队伍

一次跟进的综合救援突击队。这就使得救援进程可以更快地完成。

“速度”始终是危机管理原则的首要原则，在危机发生后，能不能控制事态，使其不扩大、不升级、不蔓延，是危机处理的关键，因为在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当机立断，快速做出处理方案，果断行动，才能

较好的控制了灾后的各种不良的连带反应。中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向来就是讲究“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汶川大地震中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深刻内涵。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第一时间里做出指示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早一秒种就可能就活

一个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应尽百倍的努力”的呐喊感动着世

界各国人民。“不抛弃、不放弃”，在72小时黄金营救时间过后，营救

记录一次次的刷新，一个个生命的奇迹在不断的努力中被创造。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真正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惜一切为人民服务，得到人民信任和支持，才能更好的处理各种危

机的发生。在灾后抢救一周后，也就是2008年5月18日，国务院

发出公告，为表达对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决定将5月19日至21日3天定做全国哀悼日，全国降半旗为遇难同胞致哀。中国政府的这一重大决定和行动，不仅仅寄托了对不幸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思，也展示了国家对每一个生命的爱惜和尊重。这同时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坚强，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团结友爱，不畏艰辛、众志成城的情怀，这一切都在于我们是一个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国家。

危机的传播与管理，媒体必须承担责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下，媒体和危机传播的关系就更加密切。在危机中，媒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媒体感知危机的存在，使其对危机的重视，并且能帮助有效快速地处理危机。

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任何危机面前人人都是记者。当时汶川遭受强烈地震时，就有学生将室内的震动情况通过网络媒介在第一时间发送出来，后被各大网站转发播报。政府在也在第一时间向群众公布，于是人们在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里就能迅速的从电视、网络、广播、手机等多种渠道中获知灾情。之后各大知名媒体赶到现场进行跟踪报道，新闻媒体通过在不同的媒介向民众报道灾区灾情，除此之外国内的一些权威的电视、广播等众多媒体也中断以往的正常播出，改以24小时，全面、深入、准确地滚动播报地震灾情和救灾的进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四川本省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民众及时告知有关灾区伤员和损伤情况。全国各地区通过了解信息后，各地区政府纷纷组织各地民众进行捐赠（筹集）物资并向灾区运行物资和派遣救援部队进行增援，就连学生没也纷纷向灾区献血捐钱，希望能解救燃眉

之急。记得在那段时间，我们不光忙着帮忙筹集物资，而且我们还在各大电视台或者网络中学习到很多的防震知识，这对增强了民众的防震意识提高全国民众的预警能力有很大的帮助。这些种种的努力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使得全国民众和全世界都迅速的了解到灾区的灾情和中国政府高效率的救灾努力，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肯定和信任。也通过媒体获得了世界各国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国外各知名媒体都对中国抗震予以报道，也通过此获得许多来自国外的帮助，这也加速了抗震救灾的进程和效率。

在社会透明度日益增强的新媒体时代，媒体无处不在，人人都可以是记者，危机管理中媒体的传播力量是不可小觑的。这也就说明了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媒体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力量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此次的危机政府处理算是成功的，政府在第一时间快速反应是确保危机处理成功的关键，而且充分发挥媒体在传播中的积极作用，才能使得救灾进程能够快速的完成。此次抗震救灾行动速递快、效率高创下历史之最，不仅表面了政府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而且表明了在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危机快速反应机制正在走向成熟，并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一致好评。

【参考文献】

1、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中国人民大学生出版社

2、唐钧，《应急管理与危机公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吴宜蓁《危机传播》，苏州大学出版社

篇6：从汶川地震看我国非政府组织

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看32年间祖国发展——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实践意义三个代表即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1)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2)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3)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密切相关、辩证统一的关系告诉我们，先进生产力是基础和前提，先进文化是灵魂和旗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主体和目的，三者统一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一，要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落实到坚定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去。我们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一系列重大政策，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实践所证明的完全正确和卓有成效的。党的十五大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正确执行这个纲领，有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妥善解决我们在前进中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更好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坚定执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就要切实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第二，要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落实到党的各项工作中去。江泽民同志强调全党同志在各项事业中都要牢记落实三个代表要求，使我们的改革和建设不断向前推进。就党的自身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来说，必须把三个代表落实到实处，使之具体化、行动化、度化。当前，抓好党的基层建设工作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定要使分布在全国各条战线、直接联系着社会各个阶层群众的基层党组织，不仅能在改革、发展、稳定等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在遇到突发事件、面临各种政治风浪时也能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第三，要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落实到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中去。党的干部队伍状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的事业成败。现在，党正处在整体性的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必须不失时机地抓紧对年轻干部的培养、锻炼，培养和造就数以万计的年轻干部的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要抓紧培养和造就一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第四，要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落实到从严治党中去。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好这个方针，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三个代表的提出，使从严治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和具体要求。“三个代表”既是要求，又是准绳。对于一个党员来说，遵循三个代表就是正确的，违反三个代表就是错误的。坚持从严治党就要对任何违反三个代表的行为进行斗争。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里氏7.8级地震；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地震。这时隔32年的两次大型地质灾害，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透过这两次抗震救灾的过程反映出了两个不同的时代背景，在这32年当中中国社会各个层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本文着重从抗震救灾的各个侧面所反映出的问题，分析32年来祖国的变迁。

一、从救援态度看政治环境1976年，中国正处在一个混乱动荡的年代，蒙受着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媒体记者只允许报道军民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而不允许报道国内外人民普遍关心的人员伤亡、房屋倒塌、财产损失等灾情；面对国际上的友好援助，我们也是婉言谢绝、闭门不纳。然而这种情况在汶川地震时就再也没有出现，深入灾区一线的记者，包括外国记者，在采访中没有任何限制，如实地报道了灾区受灾情况，曾一度被视为国家机密的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等信息第一时间通过电视媒体、互联网等途径发布给了全国人民，人民时刻关注着抗震救灾的进展情况；与此同时，我们还接受了来自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四国派出的专业救援队伍赴地震灾区协助抗震救灾。如此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折射出的正是一个时代背景的变迁，30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封闭、保守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洗礼，中国政府和人民能以更宽广的胸怀与眼光面对全世界，不再讳言灾难，同时坦诚接受全世界伸出的援助之手。今天，中国正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全新的姿态站立在世界舞台上。在抗震救灾方面与国际社会合作，表明中国借助一切力量减轻灾害对民众利益的损害，也表明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融入国际社会的开放姿态，增进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

二、从救援手段看经济背景2006年，正值唐山地震30周年，电视上播出了关于唐山地震纪录片，看过后带给我的不仅仅是震撼，更多的是钦佩，许许多多在今天看来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却出人意料的完成了！?唐山地震时所采用的救援手段和设施都十分简单，唯一能够与外界联系的是唐山机场的一部与北京联通的军用电话；由于地震毁坏了机场的跑道，指挥塔也陷入瘫痪，所有救援飞机的起飞和降落都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而这一切工作的进行通过的仅仅是一部对讲机和调度员的眼睛，实现了飞机起降零事故。后来听家里人讲，地震时各家都有吃的，救援人员通过飞机空投下来的是余温尚存却已经有些发霉的大饼，尽管如此，这唯一的干粮成为了当时许多人的救命稻草；地震后所住的房子是通过油毡搭建起来的简易房，难避风雨，可这一住就是10多年。汶川地震的救援工作的开展是完全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开展起来的：通讯信号发射塔倒了，有海事卫星进行通信联络；成都机场进出港航班每天运送大量救灾物资进入灾区，空投下来的是各种营养丰富的食品和新鲜蔬菜；抗震救灾的房屋都是全国各地加班赶制的帐篷和简易房屋，确保每户一座，甚至有的还配备了空调。透过救灾手段，我们看到了这三十年中国经济和科技的腾飞，正是经济和科技上的突飞猛进，才给救援工作带来了如此巨大的便利！

三、从人文关怀看精神面貌汶川地震中，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汶川地震后，全国众多心理工作者和志愿者赶赴前线，对在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孤儿进行心理干预，同时全国各地妇联、福利院都在联系地震孤儿的收养等一系列工作；在对待遇难者遗体上是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对每一位死者都进行DNA采样和拍照，以便进行遇难者遗体的确认工作，同时在征得死者亲属同意后进行妥善处理。这些在唐山地震中都是没有的。心理干预还是一个没有诞生的名词，而遇难者遗体被一层一层的码放在军用卡车上，一辆卡车可以装下二、三十具，运往掩埋地。三十年前，解决温饱是是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而三十年后解决了温饱的人们尤其是受灾的人们更需要情感的滋润，而在这个时候，来自国家、团体、民间的心理干预、心理救援工作的展开，是减少地震后二次灾害的坚强的力量。?短短30年，祖国的方方面面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这不得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在今天也有着新的时代意义！

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济的飞速发展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步走出低谷，弥补1967年以来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巨大创伤，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几个主要经济体之一，成为世界经济的大潮下的一股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重要体现。

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政治环境的极大改善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果断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路线，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中国的政治发展逐步引向正确的轨道上来，使之服务于经济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更为良好的政治大环境。特别是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都能够切实体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新闻媒体的全方位报到进一步加强了政治的透明化，使得平民百姓也有机会了解国家政治，及时了解国家和世界大事；一座座外国大使馆拔地而起，高层国家领导人互访，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为中国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一个崛起的中国，正以一种自信的心态，去面对国内舆论的监督，去面对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这一切不能缺少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精神文化事业上我们党始终坚持与经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大力发展科技、教育等各项文化事业，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人文观念逐步得到加强，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集中最好的体现。通过地震灾害，我们看到了祖国的新变化，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地震灾害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改革开放的卓越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