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家庭教育的困境与出路（精选6篇）

篇1：家庭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成教论文

监狱教育改造的困境与出路

教育改造作为改造罪犯的三大手段之一，在维护监狱工作长治久安、努力打造平安监狱，持续推进监狱质量全面建设战略，更好服务于创建和谐社会的大局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监狱体制的深入变革，教育改造自身暴露出不少问题，也面临着种种障碍，在困境中求发展。所以必须理清思路，拨云去雾，打开出路，使得其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实现监狱工作宗旨。

一、教育改造在监狱工作实践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1、劳动改造的强化与教育改造的弱化

劳动改造的强化与教育改造的弱化在经济社会中不是个别事例而是普遍现象。由于我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监企合一的制度，监狱既是国家刑罚的执行机构，又承担着企业生 产的功能，更甚者还担负着建立一个小社会的责任。在当今社会，这一体制尚未改变，监企仍旧是一体，监狱仍旧承担着刑罚执行的职能和经济功能。这样一来，监 狱除获得国家的部分财政支持外，还需由自己想办法解决另外一部分资金。而且在经济社会中，监狱企业还要上交一部分税收或利润。因此在这种直接利益的驱使 下，监狱必然会重视监狱企业的效益，也就是注重罪犯的劳动成果。同时，由于监狱要向上级单位上交部分利润，上级单位对监狱的考核直接与此有关并且占大比 例。那么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个追求经济效益的氛围。这样就必须强化罪犯的劳动，并且在对罪犯的考核时，同样以其创造多少劳动成果为重要依 据。如此一来，劳动改造就被追求经济利益的目的所异化，劳动较强地发挥创造物质的功能，而改造的目的由此被冲淡，甚至于造成罪犯厌恶劳动的后遗症。可以认 为强化劳动创造物质的功能，冲淡改造的作用，实际是在强化劳动的惩罚，也就是实现劳动的报应。根本上这与劳动改造的现代目的相冲突。

2、重视监管，轻视教育，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一方面对教育与监管的定位不准。辨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影响事 件有两大因素：内因和外因，内因决定事件的发展方向，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监狱宗旨是“挽救人、改造人、造就人”，从这方面讲，教育改造矫正灵魂、攻心治 本，是内因，监管改造重看硬守、规范行为，为外因。但部分人民警察在治标与治本的问题上思路不清，不能正确地处理好监管稳定与教育改造的关系，认为只要监 管不出现事故，教育改造工作只是监管工作的配角。为了稳定抓监管，忽视了教育工作的长效治本功能，因此，分析研究监管安全多，制定针对性施教措施少，使短期的稳定蒙蔽了人民警察的视线，导致狱内犯情动态复杂，长此以往，给狱内秩序稳定埋下了潜在的隐患。标本兼治才是确保监管秩序稳定、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治本之策。

另一方面民警的观念跟不上教育改造本身的步伐。实际工作中，个别领导和部分人民警察跟不上时代的 步伐，思想上墨守陈规，不思进取，工作上创新意识不强，习惯用多年的传统教育模式开展教育工作，对涉黑、涉毒、涉枪和“法轮功”类罪犯增多的趋势认识不 足，对“80后”罪犯改造中出现的问题不予重视，对近几年出现的“同性恋”、心理失调、心理障碍和心理变态的罪犯准备不足，致使教育方式、方法、手段和应对措施缺乏针对性，教育效果不佳。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干警从传统型的教育模式中解脱出来，应对押犯构成的新情况，在提高教育改造质量上下功夫。

3、人民警察素质与提高改造质量不相适应的矛盾

（1）部分民警的能力、素质确实有待加强。以江苏监狱为例，现在少数罪犯已达到本科、研究生学历，民警总体上也就是大专、本科，在苏北监狱个别民警还是中专，再囤于工作性质和场所的限制，疏于学习教育业务，视野不如罪犯开阔，思想不及罪犯新潮，往往在教育中“说”不过罪犯。

（2）监狱教育力量相对薄弱。部分监狱还是“大机关、小基层”模式，基层民警配备不足；监区、分监区各配备一名教育干事（兼职），对于目前的改造形势，已是远远不够。

（3）民警队伍建设存在不足。当前受监狱住房城市化的影响，民警的住房压力、子女受教育的压力比较大。缺少学习，常产生本能危机。严格的工作要求使民警不胜负荷，不少民警处于亚健康状态，甚至有轻微的心理障碍。这些均影响了对罪犯的教育效果。

4、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存在误区。

（1）思想认识上存在误区。不少监狱领导及普通民警分不清教育与心理矫治的区别，认为心理矫治同教育一样 都是面对面开展工作，换汤不换药。部分基层民警对“大机关”有抵触心理，对心理矫治人员来监开展工作不主动配合。

（2）人员配置上存在误区。心理矫治是一项 专业型很强的工作，其人员配备必须专业化、社会化，实际上不少监狱的心理矫治人员都是由其他科室抽调过来的民警担任的，缺少专业知识，且无实际经验。

（3）使用上存在误区。罪犯心理矫治又是一项实用性很强的工作，如用韦氏成人智力测验量表（WAIS-RC）可以测知不同罪犯的智商、操作能力、分析能力和理解 能力等，利于罪犯调配工种；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可测得罪犯的气质类型，予以不同的施教；用90项症状清单（SCL-90）可以排摸罪犯的精神状 况；用应对方式问卷可以测骨干犯、事务犯的责任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必须融入基层，方能发挥作用。但少数监狱却让心理矫治人员搞一些理论工作，甚至放在应付领导检查上，再不，用行政命令指导心理矫治工作，明确提出期限和效果，让其发挥“万能”作用，严重制约了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健康快速的发展。

二、相关对策和和今后的工作思路：

1、重塑经济社会中的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

现代刑罚目的必然要求监狱必须把教育改造摆在中心位置。监狱一切工作的重心是如何做好教育改造，以实现现代刑罚的主要目的。由于现实状况是劳动改造被置于中心位 置，而教育改造在经济利益面前被迫退居次要位置，甚至于尽占可怜的比例。鉴于这种情况，为在根本上实现现代刑罚的主要目的，就有必要重塑经济社会中的劳动 改造与教育改造。重新把教育改造置于中心位置，把经济利益追求放在次要位置。

监企分开是现今监狱体制改革的关键。监企分开实际上是把监狱的刑罚执行功能与经济职能分开。换言之，还监狱本来的面目——国家的刑罚执行机构，把创造经济利润的功能剥离出来。原属监狱的企业脱 离监狱的管理后，可以成立监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由其统一管理。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监企分开在根本上把监狱及其管理人员从原来高度追求经济效益的 主观态度转变到教育罪犯为主上来。因为监企分开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监狱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监狱及其管理人员的直接利益挂钩。这样一来，监狱及其工作人员可以从 繁重的经济劳动中解放出来，相应的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教育罪犯上。

2、积极探索三大基本教育手段在改造罪犯中的最佳结合点

改造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在监狱工作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狱政管理、教育改造、劳动改造为主要内容的改造罪犯三大基本手段，为此，我们应当按照系统科学的理论，把改造工作作为一个整体，统筹兼顾，以实现对罪犯改造的最佳效果。狱政管理、劳动改造如果不能与教育改造有机结合起来，只强调狱政管理或劳动改造，就难以 发挥教育改造攻心治本的作用。因此，在对罪犯的改造过程中，必须寻找三大改造手段共同发挥作用的最佳结合点，使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综合发 挥改造罪犯的积极作用，共同实现改造工作目标。

3、加强民警队伍建设，着力提高民警队伍的综合素质。

（1）打造“拴心留人”工程。监狱当局及监狱领导要真正深入基层一线，了解民警的工作困难、生活困难，倾听民警的呼声，落实从优待警的规定，待遇向基层一线倾斜，如优先晋级、晋职等。特别是农村监狱的住房城市化问题，各级领导要创造各种便利条件，帮助民警解决住房难、行路难、子女受教育难等问题。

（2）推进“素质强警”工程和“业务育警”工程。监狱要站在服务和谐社会的政治高度抓好民警队伍建设，当以打造“学习型监狱”为契机，鼓励及组织民警参加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等，定期安排民警警体技能培训、业务培训和政治理论学习；充实一线警力，让民警从繁重的工作压力中解脱出来，予以必要的学习时间，形成“工作＋学习”的模式；严格考核，奖优罚劣，形成制度，提高民警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教育业务素质和政治理论水平。

4、坚定不移地推进罪犯心理矫治。

（1）加大宣传，强行推进。对于罪犯心理矫治这一新事物，自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接受，上级机关应加大宣传，让民警和罪犯对此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消除”无用论”及“恐慌心理”，转而积极接受。另外，上级机关也要坚定认识，排除干扰，强力推进，让其早日发挥作用。

（2）建立良性的运行模式。上级对监狱方面要予以足够的经费、指导及检查；监狱要专款专用，配齐配强心理矫治人员，尊重心理矫治的规律，摒弃行政命令的方式；构建开放的心理网站，发布信息，开通咨询热线，对社会开放运转；加强与社会机构的交流，实施心理矫治人员走出去，引进来，聘请社会专业人士来监狱会诊与治疗；加大心理矫治软环境建设，提高心理矫治在民警和罪犯中的认可度。监区、分监区要主动走进心理矫治，理解支持心理矫治，加强对罪犯的教育，配合开展心理矫治。在矫治方式上，要充分使用卡特尔16因素个性问卷、艾森克人格问卷、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等方法，运用多媒体、测谎仪等器械，来保证矫治的效果。

5、建立科学的罪犯改造质量评价标准

为适应监狱工作发展的 需要，推动教育工作的深化和发展，提高改造质量，我们要打破传统教育模式束缚，探索出一条能够把教育内容、方法等有机结合，具有方法新颖、手段灵活、考核 标准科学的教育改造评价体系，全面推进教育工作的深化和发展。首先，依据监狱法“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的总体改造质量标准，作为建立罪犯改造质量评价 体系的指导思想。其次，在总体标准的指导下，根据分押标准，建立类别标准，对不同年龄、不同性质类型的罪犯，设定不同的评价标准。可建立成年犯改造质量标 准、未成年犯改造质量标准、暴力型罪犯改造质量标准、财产型罪犯改造质量标准和淫欲型罪犯改造质量标准。最后，建立个体改造质量标准，在总体标准和类别标 准的指导下，根据罪犯个体的不同情况，刑期长短、行为、恶习、心理状况等，制定不同的评估标准。建立罪犯改造质量标准的目的是对罪犯改造全过程进行综合考 核，对提高教育改造质量，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配合社会搞好接茬帮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篇2：家庭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农村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水平决定着当地农村教育的水平，生产力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农村义务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目前农村义务教育还面临着诸多的发展瓶颈、困境，制约着农村义务教育的进一步提高和发展。其重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费投入不足

农村义务教育实际是政府起主导作用，承担着主要责任的教育，经费投入主题应该在政府。眼下的情况是除了中央和省投入必要的教育经费保运转以外，地方政府特别是县、镇两级政府基本没有投入，导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在校舍修建，日常维护，设施设备的添置更新等方面与城里的学校差距越拉越大，导致教育均衡化发展无法实现，实际上成为一句口号，一句空话。

二、师资严重不足

教育说起来，没有人说他不重要，从国家层面到普通民众认识都是到位的，尴尬局面是农村学校连最基本的师资数量都不能保证。目前我们还存在大量的代课教师，而这些代课人员由于待遇太低（每月不足500元），也多是干一段时间就走了，各所学校再想法设方招一些在家有一定文化素质，又由于某种原因暂时离不开家的人来充数代课。县里每年也新招聘200多人，但新招的还抵不上退休的留下的空

缺。因此，农村教师更加紧缺，如此这般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村的义务教育该怎么做，教育水平怎么能得到保证，更不要说提高了，这是当前困扰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最大问题。

三、农村学生辍学率居高不下

由于当地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外出务工的农民较多，他们虽然没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技术水平，干一些粗重的活，但每月也能有3000—5000元的收入，这对于本地的青少年有很大的吸引力。再加上近年来高校毕业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上学除了花钱并不能改变家庭的境遇和个人的命运，一部分学生不再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因此，好多学生书读不到初中毕业，还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甚至是六年义务教育，一旦个头长得差不多了便离开学校，选择辍学打工挣钱。学校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政府的缺位、失职，不闻不问，因此控辍的力度显然不够，效果也不明显，这些辍学生成为新文盲，有的甚至成为社会安全稳定的隐患。

当然，学生辍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不科学的学校布局调整，造成上学路途遥远，上学路上安全隐患较大，学校又不具备食宿条件，或者是虽然具备了食宿条件，但由于没有管理人员编制，造成管理不到位，衍生出许多新的问题，导致学生辍学，这种辍学的现象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

四、学校布局不合理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时大势所趋，但县城内的学校布局要公民办统筹考虑，不能盲目设置撤并。现在我们的政策是一村一校，但现在的行政村是原来的两个或多个小行政村合并起来的，在布局调整时保留了那一所原来的村小，它的位置都不是新行政村的地理中心，被撤并的原其他村小所覆盖区域的学生路程就比较远，上学十分不便，群众意见较大。另外，新批复兴办的民办教育机构也有个合理布局的问题，不能具备了办学条件就批准发牌举办，要看需要不需要，有的公办学校对门路那边又批复兴办一所民办学校，这显然不妥。

五、公民办学校管理存在不应有的差别

按理说义务教育学校不论是公办民办在管理层面不应该有区别，不是管理层在管理指导思想上有区别，是客观现实造成的这种差别，继而造成公民办学校在竞争上的不公平。比如说在规范办学行为上，公办学校如果违反了，对学校的校长有明确的处罚措施和办法，但对民办学校处理确少实质性的处罚办法，对人无法处理，他（她）不是公职身份，给个什么处分在不在乎，经济处理好像于法无据，唯一的办法是吊销办学许可证，这种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又难以落实。因此，就出现一些公民办在办学行为不公平现象，像违规补课、大班额、违规招生、虚假宣传、违规订复习资料、非中考学科科目不开课的等，造成有些民办学校畸形发展，虽然中考成绩不错，但学生普遍缺乏灵性，进入高中后后续发展不足，高分低能现象普遍存在，严重背离了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

六、农村学校“失血严重”越来越弱

当前自上而下都在提倡推进教育均衡化发展，但实际的情况是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的差别越来越大，究其原因是城里学校享有得天独

厚的优质条件。首先是硬件设施上是农村学校远远不能比的，其次是师资水平农村学校与城里学校更是存在天壤之别。即便是如此，许多在农村学校稍有成色的老师也是想方设法调往城里，或集镇所在地学校，更进一步拉大了师资上的差距，再加上农村学校特别是村小不但教师整体数量上不足，甚至某些基础学科比如小学英语教师更是奇缺，直到现在也没有几个村小能开设英语课。因此，稍有教育常识的家长纷纷把学生转往城里的学校，不但造成城里学校大班额现象的产生，也加重了学生家长的教育成本，增加了家长负担。反观农村学校都是人去楼空，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才会出现像城市某校，几位老师教一位学生的尴尬局面。

七、学生安全存在重大隐患

学生安全工作时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安全不保何谈学校发展。学校的领导和教师在安全重要性的认识上是到位的，也建立了许多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但目前学校安全工作仍面临许多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为：第一学校安全保障力量薄弱，许多学校的安保人员都是学校老师轮流值班，有的聘用年老体弱的社会人员看护，真正发生学生的侵害事件他们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第二人员素质缺少专业的培训，导致一旦出现安全事件，应急处理能力较差；第三是民办学校的校车是个重大的安全隐患，普遍存在校车资质不够、超员超载等现象。交管部门由于人员较少监管不过来，即便是查到违规校车也是查了扣，扣了放，如此循环，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八、素质教育得不到落实

实施素质教育这可以说是国家意志，它的重大意义和历史使命大家都明白。但眼下农村义务教育离实施素质教育却感到越来越远，应试教育大行其道，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农村学校缺少必要的师资，或是教师素质本来不高这个原因外，关键是当前的评价机制是教育主管部门自身的导向有很大的问题，学校的好坏就看平时的统考成绩或是中考成绩，成绩好就是好，好学校一俊遮百丑，却很少考虑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学校发展的起点。

农村义务教育面临如此多的困境，解决起来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好在当和政府对教育越来越重视，有些问题包自身或政府应该尽快解决。

一、师资的配备

当前，学校的办学软硬件都比较缺，但最缺的还是办教育的人，就是学校的师资，不解决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一切都是空谈。政府花了很多钱为学校建校舍，配各种现代化的设施，但学校连基本的教书的人都没有，配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不是不需要，而是有比这些东西更需要花钱解决的师资问题，想当年战争年代，抗大连基本的办学硬件都没有，但有高素质的教师不照样培养出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可贵人才。因此，我们认为“人”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力的增长再逐步改善、完善，眼下当务之急是加大师资的配备的力度，尽快补养缺额教师，保证教学最基本的师资需求。

二、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实行倾斜政策

农村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收入待遇、进修培训机会等远不如城

里，因此，农村学校面临一新招教师不愿意来，二是来了也留不住。现在实行教育均衡化，我们认为教育均衡化首先应是师资均衡化，要想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应给农村教师的待遇实行倾斜，让他们获得比同层次老师更大的收益或实惠，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让农村教师相应高出一级工资或绩效工资活动的部分多向农村教师倾斜，给农村教师盖周转房解决食宿问题，根据路程增发交通补贴，在职评、岗位设置时增加更大的比例等。这些措施是当地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自己做的，这对稳定农村教师队伍将起到很好的作用。

三、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

农村义务教育政府投入是主渠道，我的理解政府投入不能只是国家和省两级政府，也应该包括市、县、乡镇政府，但目前的情况是县、镇两级政府的投入不到位，特别是镇乡级政府多数是零投入。因此，还应该明确规定县、乡镇政府在义务教育投入上的份额，并督促加以落实，有了这些经费，学校校舍的日常维护、教辅用房建设，食宿学校建设及学校的安全保障等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四、建立农村学校安全保障体系

学校安全问题不仅是教育学校自身的问题，更是社会的问题。学校安全光靠教育一家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也要建立农村学校安全保障体系，由政府牵头联合教育、公安、文化、工商、卫生、交通等机关部门联席办公。好多地方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关键是只有形式没有实际去做，联席各家只是停留在纸上挂在墙上，真正去做去落实也只有只有教育一家。所以要想把这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得有成

效，必须抓执行力的问题，各家必须切实承担起相应的职责，并把文落到实处，不能有做学校安全工作是给教育学校有情分的帮忙，应该认识到这是你应承担的职责，乃份内之事，出了问题不履职尽责是要接受组织处理的。

篇3：新闻学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十几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规模迅速扩大, 在高等职业教育研究和实践方面已经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成果, 但一些基本问题——新闻学教育问题仍未彻底解决, 普遍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实践环节薄弱, 二是课程结构不当。将“弱化理论、强化技能”简单地理解为“减少理论课时、增加实践课时”, 只是做了减少内容数量和降低内容深度的调整, 无异于“新瓶装旧酒”、“压缩饼干”的模式。尽管许多学校增加了专业技能、综合实训等环节来加强学生的实践技能培养, 但大部分仍以单项技能训练为主, 难以达到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新闻学教育已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也是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的核心任务。

新一轮新闻学教育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新的一轮高职教育新闻学教学——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在高职教育界广泛推广。新闻学教育中的项目课程、任务引领型课程等, 就源于工作过程的课程模式的核心思想。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整体化职业分析 (关注的是工作过程的系统化知识和完成工作任务的职业行为能力, 而不仅仅是独立的、点状的岗位技能和知识) , 并开发出一系列典型工作任务, 按照人的职业能力形成规律进行序列化, 形成学习领域, 并按照工作过程进行基于教学论的组合和序化构成教学体系, 以工作过程行动导向为教学实施原则的课程模式。这种改革方式已被学校教师普遍认同, 但教师的改革热情并不高涨, 院校实践教学条件不匹配等情况, 又使学校新闻学教育再次走入困境。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教师对新闻学教育的核心目标认识不清。目前尽管我国学校管理者对新闻学教育热情很高, 但大部分教师对“基于工作过程”的新闻学教育的核心目标是什么理解不深, 仍然简单地认为这种新闻学教育的核心是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 而提升学生专业技能的方法只能是增加实践课时, 过分强调技能训练。所以新闻学教育的步伐停滞不前。

教师的时间和精力不足。随着学校的扩招, 在校生人数普遍偏高, 有90%的学校生师比不符合教育部的规定, 大约为20∶1, 甚至有的学校生师比为30∶1, 这导致教师工作量加重, 学校大部分专业教师平均周课时数超过12节, 这是对广大教师精力和体力上的严峻考验。另外, 如果学院教学管理者为了适应基于工作过程的新闻学教育, 要求教师在钻研专业知识的同时每年还要有相当时间走向社会、融入企业提升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 会给广大教师增加无形的压力, 致使新闻学教育的关键因素——教师无暇顾及课程的开发和研究, 甚至对新闻学教学产生抵触情绪。

高职教师实践能力欠缺, 提升速度缓慢。据有关资料统计, 我国学校的教师绝大部分来自普通高校毕业生, 有少部分来自科研和企事业单位, 实践能力普遍较低, 学校与行业企业进行产学合作的经费投入有限, 社会行业企业与学校合作的积极性低下, 致使教师只能望“企”兴叹;大量的教学任务, 时间和精力上的严重透支, 加上部分高职教师思想上对高职教育的特点和要求认识不够, 使高职教师走进行业企业, 提升自身实践能力的意愿大打折扣。这无疑严重阻碍了教师实践能力提升的进程和速度。

新闻学教育的实施有难度。按照基于工作过程的新闻学教育的目标和要求, 课程的实施必须以行动为导向。行动导向不是一个或一类具体的教学方法, 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学习方案, 其基本特征体现在“行动过程完整”, 通过过程完整的具体的工作活动, 从中获取工作过程知识, 全面提高综合职业能力。因此, 要使课程得以有效实施, 必须创设真实的职业情景, 使学生能够置身于真实或模拟的工作世界中, 做到学习领域与工作领域一致, 学习过程与工作过程一致, 学习任务与工作任务一致, 这就对院校的教学条件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学校在开展校企合作的过程中, 往往是一厢情愿, 企业的合作欲望并不高;而大部分学校, 又来自于普通专科院校, 生产性实训基地和模拟实训场所的建设力度不够, 规模不大, 难以满足教学的需要, 使新闻学教育难以有效实施。

学校新闻学教育走出困境的出路

目前我国学校新闻学教育正处在“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阶段, 大部分学校或多或少地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但要想走出“基于工作过程的新闻学教育的困境,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更新教师的教育观念, 推进新闻学教育。教育观念是对教师教育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新闻学教育是对传统教育理念的冲击。首先, 在新的课程环境下, 教师的角色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教师将由原来的知识传授者向引导者转变, 教师的职责已不仅仅是传递知识, 而越来越多地是激励学生思考, 教师和学生都是教学过程的主体。其次, 传统的高职课程体系中也有实践课程, 但它是建立在“实践是理论的延伸和应用”的认识基础上的, 基本框架是围绕理论来教实践内容的, 而“基于工作过程”的新闻学教育的目的是围绕着实践来教理论, 即把实践作为课程的核心。所以教师要通过培训班、新闻学教育研修班或新闻学教育论坛的方式转变自己的教学观念, 增强新闻学教育意识, 尽快适应改革的需要, 实现和达到新闻学教育的目的。

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激发广大教师的改革热情。激励机制是通过一套理性化的制度来反映激励主体与激励客体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就是运用各种有效的方式、手段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使员工努力完成组织下达的任务, 实现组织的既定目标。在高职新闻学教育过程中, 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教育管理者就要自觉运用关怀激励, 对参与新闻学教育教师的生存状况、工作的辛劳、个人的前途等给予发自内心的关怀、理解、信任和肯定, 并积极为他们创造和提供有利于发展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条件, 激发广大教师参与新闻学教育的工作热情、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重视精神激励的同时适当满足人们的各种物质需求, 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并重。如:通过新闻学教育立项的方式给予新闻学教育负责人或者团队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 予以薪酬倾斜等, 激发教师课程开发与改革积极性, 让有能力进行新闻学教育的教师集中时间和精力, 专注于进行新闻学教育。

加强新闻学教育保障体系的建设。由于多数高职教师来自普通本科院校, 缺乏社会实践经验, 因此, 学校为了建设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教师队伍, 就要加强理论教师和实践教师的培训工作, 特别是要为理论教师到企业进行专业实践创造机会、提供条件, 不断提升专业技术水平和实践能力,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同时, 教学场地与设施是实施项目课程教学的保障, 学生的职业能力不是教师“讲”会的, 而是学生“练”会的, 因此, 学校还要加强对实训基地的规划和建设, 转变建设理念, 通过再现真实生产场景或模拟实际生产过程, 营造与专业教学内容相匹配的企业氛围, 形成有利于学习与工作一体化的项目课程实施教学环境, 这也是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教学活动的必备条件, 是形成职业技能的重要手段, 是实施新闻学教育的必要保障。

利用社会资源加大改革力度。目前我国学校的新闻学教育和开发, 主要是由学校教师为主, 这很容易造成开发的课程内容与工作过程相脱离, 不能适应企业、行业的需要和技术要求。因此, 学校在新闻学教育和开发中要在充分利用学校资源的前提下, 广泛吸纳行业企业专家、课程专家, 特别是要争取国内外职业教育专家或研究机构, 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资源, 形成包括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高水平的课程研究专家和职业经验丰富、具有不同企业背景的实践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 成立课题研究组协同攻关。

加强校企合作推动新闻学教育的实施。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 具有极强的职业性和科学性。目前, 我们可以说对新闻学教育的方向是比较明确的:项目课程要以工作任务为载体, 工作任务来源于企业实践, 是一项完整的工作行动。在教学过程中, 学生必须融入企业参与工作, 充分了解和认识企业, 了解和认识完整的工作过程, 并在完成企业工作任务的同时学习专业知识, 从而实现教与学的目的。但要实现这一改革, 除了进行广泛、深入的企业调研和建设一个专业的课程开发团队外, 还要加大校企合作力度, 加大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力度, 学校要与企业建立长期、有效、稳定的合作关系。校外实习基地既是校内实践教学的延伸, 也是对高职实践教学体系的完善。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基于工作过程的新闻学教育的实施。

结语

基于工作过程的新闻学教育, 就是要把知识人才体系改为岗位能力人才体系, 把学科体系改为工作过程体系, 提高职教特色和质量。目前学校课程开发与改革的困境主要在于教师和实践环节, 教学管理者要针对这两大因素找到突破口, 营造良好的课程开发与改革的氛围, 保证新一轮教学与改革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张健:《高等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整合》, 《中国高教研究》, 2008 (1) 。

[2].李义安、勇健:《山东省高职教师职业压力调查与分析》, 《教育与职业》, 2006 (12) 。

[3].姜大源:《当代德国职业教育主流教学思想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4].姜大源:《职业教育学研究新论》,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篇4：现代中国家庭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关键词：家庭教育；家长；孩子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05-002-02

家庭教育是对人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基础。《教育大词典》对家庭教育解释为：“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教育，通常多指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对子女辈进行的教育”。针对教育对象而言，家庭教育涵盖在亲子互动过程中，成员间有相互的教育影响，而我们通常多理解为父母对子女进行的教育，尤其对未成年子女从进行的教育。中国家庭教育起源较早，有关家庭教育的家训、家书反映了中国家庭教育发展的客观事实，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有《女训》、《诫子书》、《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等。在学校教育未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中，严格而规范的家庭教育一脉相承，与社会伦理规范相契相合，对个人的修身、立志、品德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自近现代以来，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也激发着我们对家庭教育进行更加广泛而深刻的思考。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成长与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作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一直以来是中国无数家长的心愿。然而，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层出不穷的教育问题却困扰着许多家长，也牵动着整个社会。

一、总结来看，当前中国家庭教育有以下几大困境：

（一）错误定位家庭教育

就对新一代孩子的培养而言，学校以及社会对家庭教育的功能有了更高的要求，随之对父母的知识水平要求也有新的提高。学校也越来越认识到，调动家长开展家庭展教育积极性的重要作用。从“家访”“家长会”到“家长参与学校管理”“家长辅导孩子作业”等，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化。然而，在社会广为呼吁为孩子减负的现状下，家庭教育的负担可谓越来越沉重。为尽快消化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许多家长变身成为孩子的“课外辅导员”，一些学校的“家校互动”实际上把学校应该承担的知识教育任务转嫁给家长不少家长深感自身知识不足或时间不够，干脆将放学的孩子直接送往辅导班等课外辅导机构。无疑，在家长尽心竭力满足孩子教育需求，并摩拳擦掌试图参与学校管理的现状下，我们不难发现家长被拉到学校智育共同战线的这样一种扭曲现象。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说：“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的界限本来很清晰，学校教育以知识教育为核心，家庭教育关注孩子的性格养成和身心成长，以前学校‘家校互动说的是互相共同关注学生的成长，但现在把家长变成孩子的课外辅导员，是一种教育的完全异化。”

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也伴随孩子终身，当因材施教在学校实行困难的时候，家长无疑要在关心孩子个性及人格培养上下更多功夫。近年来，社会上有关初中学生因嫌母亲唠叨，管教研而弑杀母亲的案件；大学生因嫉妒心理而给室友投毒的事件；以及每年都存在的因受不了高考失败而跳楼的事情等，无疑不是在提醒我们社会、学校以及家长，我们在关心分数，要成绩的时候，更要关爱到孩子心灵的呼唤，心理的健康。因此，现代家长在盲目追随学校给学生智力教育助力的时候，还应给自己的家庭教育正位。

（二）家庭教育观念有待更新

1、父母与孩子的民主平等

社会的变革必然带来观念的更新，尤其冲击着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 。不过，虽说民主平等的思想已深刻地被我们社会所理解和接受，但长幼尊卑的家庭观念仍然在很大范围内践行着。专制型家庭模式下，父母往往高高在上，希望孩子虚心接受自己的绝对领导，以保障其在孩子面前的权威地位。而在这种不平衡的家庭关系下，最有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孩子逆来顺受，二是孩子被逼急而反抗。

另外，有些父母将一切听从孩子视为民主平等，却让孩子走向骄纵，蛮横的另一极端。目前，小规模家庭模式下，孩子往往变成家庭的核心，越来越多的“小公主”“小皇帝”由此诞生。父母与长辈对孩子的尊重越来越偏离理性，走向盲目，这种对“民主与尊重”的标榜，我们也认为是不可取的。

2、物质奖励与精神支持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父母对子女承诺，这次考试进步就给你买什么什么。这些父母坚信，物质奖励最能成为孩子学习进步的动力。其实，精神支持可以有很多种，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下，家长也偏向于将对孩子的精神支持等同于物质奖励。如此做法，不仅会引导孩子对物质消费品越来越高的需求，也容易让孩子形成“学习是给父母学的”想法。

同时，我们必须相信儿童具有自我约束和管理的能力。谈到“错误及改正方法”，蒙台梭利认为“如果我们必须对儿童进行夸奖和惩罚，他已经没有了自我约束的能力，约束的方法必须由老师来提供。假设他们正在进行工作，我们不停的给他们奖赏或惩罚，这种会严重影响儿童精神上的自由”。②因此，过度给予孩子惩罚或物质奖励，不仅容易形成我们常见的儿童思想—学习是给父母或老师学的，而且限制孩子心灵的自由发展与成长。

3、教导与沟通

从伊伊学呀开始，我们就不断地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来自父母的教育和教导。我们可以看到，在多数父母与孩子交往过程中，大到做人处事，小到穿衣吃饭，父母往往会珍惜可利用到的机会来教导子女，在孩子有疑惑的时候，一些父母会直接驳斥到：“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你懂什么？”这些父母不是不懂得沟通的作用，而往往是在生活中认为自己的教导就等于沟通，甚至是教导的效果要胜于沟通。但父母等于真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根据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的《重庆市中小学生家庭教育发展报告》显示：“不知道怎样教育孩子、没有时间教育孩子、教育孩子经常不一致。”这三项是家长们在家庭教育中的最大烦恼，达到了92.3%，认为完全有能力教育孩子的家长只占极少数。③因此，在父母对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还没有完全成熟和科学化的时候，父母不要以自己的经验及意愿来一刀切。有效地沟通往往可以达到双向的理解，而一味单方面的教导总有对孩子不再受用的一天。许多父母对这些道理也是能够理解，不过，一方面，有的家长是习惯了居高临下的方式，一时难以降下自己的身份与孩子沟通；另一方面，更多的家长会困惑于如何找到有效的沟通方法。endprint

（三）家庭教育方式有待落实

近年来，有关家庭教育的书籍大量畅销，无数家长希望经过苦读，找出最适用的家庭教育方式。同时，2013年，一档亲子类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受到了热烈追捧，也掀起了社会上对家庭教育方式的大讨论。不少做父母的观众反应：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对自己的家庭教育方式进行了反思。如此，足以反应中国广大父母自己学习，更新教育观念的热情与信心。不过，生活中我们还是常见许多家长给孩子提各种各样的要求，而没有看到他们新的教育方式的落实问题。

一方面，许多家长信誓旦旦，或在他们面前夸夸其谈，但在实际教育中，又阻挡不了自身的粗暴蛮横或是纵容娇惯。处于这种情况的父母，多数并未意识到自己行动与观念的落差，也看不到孩子出现的问题与缺陷，而是单纯地沉浸在自我满足的世界中。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家庭结构又决定了一个家庭中是多个大人来共同抚育教育一个子女。由此，观念的差异就容易导致教育方式难以达到统一，同时，也影响着教育方式的落实。

二、现代中国家庭教育的出路

（一）找到家庭教育的合理位置

在孩子正式接受学校教育之前，通常为6岁以前，是孩子性格及习惯养成的关键期。顾名思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当今大众共认为学校教育占主导，家庭教育做辅助的。而“每一个社会成员几乎都是在家庭中诞生的，从家庭中获得生命，在家庭环境中得到最初的也是给他生命打上烙印的教育”。因此，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性格、意志、品质、情操、爱好乃至人生观、世界观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回顾历史，我国古人往往以志向教育、待人教育、勤奋好学教育、勤俭教育、行为习惯教育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以此培养子女完美人格，这也是我们常谈到的“教人先行而后文”。许多父母望子成龙，追求成绩，只看分数，却忘了“成才先成人”的道理。由此，在重新审视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家庭教育真正的地位所在。

（二）传播科学的家庭教育观念

一方面，创建民主而宽松的家庭教育环境。父母要改掉以往事事插手的习惯，尊重孩子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走弯路的时候，孩子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碰壁，他还能告诉自己：这是我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家长要试图打破长幼有序的古训，与孩子交朋友。成为孩子最忠实的听者，构建和谐的相处关系，才能找到沟通大于教导的最大效用值。最后，合理利用奖惩手段。孩子能自己意识到的错误，要相信其改正的勇气，而不是惩罚的手段强化他犯错的意识。适当的奖励可以激发孩子的潜力，但是频繁的奖励，容易形成疲惫和降低奖励效用，因此，父母在实际状况中，要合理把握好这个度。

（三）共同落实正确的家庭教育方式

首先，家庭成员之间要寻找到一种最为合理的家庭教育方式，并达成共识，保证家庭教育的发展性和连续性，以免在实践中造成教育方式错乱的问题。其次，“家庭教育是渗透在家庭全部生活之中的”。所以对孩子言传身教，要求孩子做到的家长首先也要做到。④最后，在家庭教育方式落实的过程中，要不断的去反思和检验，改正不合理的地方，并接受新的教育理念，以确保教育方式的科学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家庭教育还需要我们共同的探索与研究，需要家长的学习，更需要社会的关注。现代人讲：好父母是学出来的，好孩子是教出来的，好习惯是养出来的，好成绩是帮出来的，好沟通是听出来的。确实，没有天生成功的父母，也没有不需要学习的父母。只有不断学习和掌握现代家庭教育科学知识和方法，才能扮演好家长的角色，孩子的健康成长才有基本保障。

参考文献：

[1] 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词典.第1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2] 有吸收力的心灵.意.蒙台梭利著.高潮.薛杰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7 P273.

[3] 要治孩子的病父母须先吃药.李国.黄仕强.工人日报.2013年11月29日第005版.科教周刊.

篇5：论儿童道德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10303班蔡亦璇02号

【摘要】：中国正处在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巨变之中，传统的道德规范受到强烈冲击，而与社会转型相一致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导致社会道德出现了某种混乱和无序。在这一社会快速变迁与转型的时期，道德和道德教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惑和价值失落，道德的困惑和困惑的道德成为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探讨儿童道德教育所面临的多重困境。然后分析了儿童道德教育面临困境的历史与现实、内部和外在因素。以哲学和心理学研究发展为依据，最终提出儿童道德教育的出路：让儿童的道德在美好生活中自由成长。

【关键词】：儿童道德教育、困境、出路

【正文】：

一、儿童道德教育的困境

（1）：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并称为教育的三大支柱

在很长一段时间，父母在培养孩子时一致认为IQ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很多家长费尽心思只为培养一个高智商的“神通”，然而能称得上成功的却不是很多。近年来，EQ也逐渐受到父母的重视，他们了解到，情绪健康的重要性更重于人的聪明头脑。所以，各种培养情商的游戏和玩具开始吸引他们的注意。直到MQ的提出，让父母知道品格更胜于知识。

虽然，父母对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没有异议，他们也觉得自己一直都重视道德教育。然而，许多父母对孩子的道德教育并不全面，多数只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如何让自己快乐、如何欣赏美等方面，而对于道德智商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却不甚了解。

在教育学和心理学界的研究中，道德智商包括体贴、尊重、容忍、宽恕、诚实、合作、负责、平和、忠心、礼貌、独立、幽默等各种美德，因此也称之为美德智商。

现代父母都愿意接受新的教育观念，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得到更全面的发展。因此他们自然会乐于配合孩子的道德智商培养。在道德教育中，父母的作用至关重要，而从另一个方面讲，影响孩子们道德智商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急于教育好自己孩子的父母们。

（2）道德价值观教育从“只说不做”到“只字不提”。

家庭教育需要言传身教，对孩子的道德教育应放在首位，这是一个常识，更是中国数千年传承的家教传统，孝文化、君子文化便是这一传统结出的硕果。但今天似乎并非如此。天津市曾进行一项7～14岁儿童家庭教育调查，当列出健康、安全、学习成绩、品德、自理能力、兴趣爱好、交友、吃、穿等9项指标要求家长回答“您平时最关心孩子什么”(选其中三项)时，有87.2%的父母选择“学习成绩”，为第一位；而最关心孩子“品德”的比此低25.4个百分点。当进一步要求家长对所选三项内容按重要程度排序时，将品德摆在第一位的仅占全部调查对象的18.1%。

（3）“狼性教育”让孩子缺乏爱心。

在社会主义市场和社会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从小培养孩子的能力，让其今后在社会上有竞争力，成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重点。但不少家长片面地把爱心和竞争力对立起来，在两者之间选择了后者。

一些家长、学校和教育者赞同甚至实施“狼性教育”，即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里，要对孩子们进行“狼”的教育，而不应是“羊”的教育。上海儿童健康基金会儿童心理工作室主任吴亦君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她曾接触一个在打骂中长大的高二学生，孩子最大的愿望竟然就是希望自己快点长高长壮，可以对一直责打自己的父亲还以颜色，考试故意考砸、家里故意捣乱，看着父母焦急生气就会产生快感。

实施“狼性教育”有两种情况，一是父母本身难以控制住情绪，加之“棒下出孝子”等观念，因而对孩子万般严苛，教育方法也过于激进。二是受社会竞争压力的影响，一味培养孩子的竞争观念，最终造成孩子缺乏爱心，甚至导致性格的扭曲。

北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忠心表示，狼的本性是凶残的，是通过掠夺占有的，“狼性教育”如果是为了适应竞争，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肤浅认识。狼性教育的实质是以自我为中心。一些少年儿童的父母对社会上非正常的人际关系和不良社会状态存有不满情绪，以至于对个人和家庭之外的一切都失去信心和责任心。加之社会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存在，更使一些人个体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感淡化，表现为凡事以我为中心，对自己、对家庭有利的事就做，无利的事不做。一些家长对孩子在学校参加劳动，在社会上参加公益活动抱不支持态度，教孩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公共秩序、公共规则置之不顾，我行我素等等。这种不负责任的社会观助长了少年儿童的自我中心倾向。

应该看到，转型期的中国，传统道德体系面临挑战，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道德体系尚未建立，道德价值的失范成为现实中的普遍困境。面对“拿什么教给你，我的孩子”的问题，许多家长十分困惑：拿什么正面的成才观、成功观向孩子解释现实生活？显然，要彻底解决其中的价值观扭曲问题，尚有待于全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重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和家庭教育的直接责任人，家长们，老师们应当行动起来，从自我道德重建出发，为下一代成长负起应有的责任。

二、儿童道德教育困境的历史与现实因素分析

传统文化中儿童的缺失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儿童、儿童生活长期以来处于是被忽视的地位。

1.“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家长制作风。中国儒学重礼，“礼”是传统儒学心目中的伦理纲常、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礼”包含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意思是君主要像君主，臣民要像臣民，父亲要像父亲，儿女要像儿女;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很显然，子女在父亲面前是没有独立人格的，甚至连自身的生存权都无法保障。时至今口，我们虽然不再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这种封建家长制作风在当代家长身上依然存在。表现在父母可以随意打骂儿童，父母让儿童弹琴学画，子女就得弹琴学画。家长包办一切，主使一切，子女只能被动接受，否则就得挨打受骂。

2.“小时了了”的儿童观。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成人为本位的，儿童在传统文化中受到蔑视。“人们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儿童的文学》)即使赞及小孩，也是推崇那种“小时了了”的少年老成，对天真无邪、童言无忌则讥为乳臭未干。为了快快

结束儿童期，成人便用长袍马褂将儿童打扮成成人的样子，以成人的规范要求儿童，用四书五经作为催熟剂灌输给儿童。

3.“父以子贵，光宗耀祖”和“小祖宗”的儿童工具观。中国人大都把子女的出人头地看成是自家门庭的无尚荣光。从古至今，许多家长把子女当成自己脸上贴金的工具。他们在子女身上相互攀比，别人的孩子会什么，我家的孩子就不能落后，甚至还要超过他们。

当前社会上各种特色班、强化班，以及家长逼迫孩子学钢琴、美术、等现象，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封建儿童工具观的延续。“小祖宗”现象是古人的儿童工具观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伦、重血脉的特点往往使家长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家长对儿童蔑视与束缚，把儿童看成是“小奴才”，随意打骂儿童。另一方面，视儿童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是自家传宗接代的工具，是家庭的小祖宗、小太阳。结果，家长们要么对孩子过分控制，要么过分地对孩子娇惯放纵，任其所欲，尽情满足，这样一来，孩子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任性、懒惰、依赖、怕苦、怕失败等不良品质。

4.回顾以往德育课程中的道德，就其存在的形式而言，可概括为一个基本特点：就是知识道德。他存在于一种体系化的道德中，把道德看作知识或主要表现为知识，在西方是源远流长的，从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到柏拉图的“道德即规范性知识”都是把道德看成一种知识，这种道德不仅是学生学习的对象，也是全社会的道德蓝本。

但是我认为道德的知识与理论与生活隔绝的话，那道德的自足、自明、自我完成将会消失。

基于新德育课，我们应于道德存在论的误区出发，从知识德育走向生活德育。我觉得以往的小学生习得的道德教育只是价值判断上的道德，我们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今天小孩子想得到的道德教育，可能更多是缘于生活。在生活中的道德教育，其根本目的不是道德知识的获得，而是引导孩子选择和构件什么样的道德生活和生活方式。

5.从古至今，反思而得，也许我们遵守的道德不是知识逻辑的道德而是生活逻辑的道德，不是由概念、范畴推演而来的课程体系，而是根据儿童生活的演进、发展、而建构的课程体系。如我们今天新课改后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就是以健康安全的生活、愉快积极的生活、负责任有爱心的生活、动脑筋有创意的生活作为课程的框架，以不断扩大生活场域——家庭、学校、家乡（社区）、祖国乃至世界的道德活动、道德关系中去，以此为课程建构的框架。

在儿童道德的视域中，应以儿童的“生活事件”生成教育话题来呈现道德教育，这样不仅能调起儿童的“胃口”，而且也体现了以儿童为中心，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不妨打个比方，假如生活经验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图景，德育教育就是努力把这幅多彩的图画展示在学生面前，使他们从多形态、较完整的生活经验中真正领悟生活，体验生活中的道德。

三、儿童道德教育的出路

对于儿童而言，他们的生活经验是自身的、是无价的、是不可替代的，他们对生活的需要、期望都寄予正在进行时的生活之中，当然，他们对未来的憧憬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体验眼光和愉悦，也引导他们去获取解决现在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的种种经验，把现在正在进行的生活建构的更道德、更美好！

要想把孩子教育好，仅有正确的家教观念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发解当代儿童所处的客观环境和过去比发生了那些变化，这些变化在孩子身上发生发那些影响，他们成长有那些需要，时代对儿童的成长提出了那些新要求，如何根据儿童的认知规律以及非智力因素形成的规律，采取适当的教育方式来帮助他们健康成长。面对这些问题，必须确定科学的教育内容和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从家庭教育上看，对于每个具体孩子，需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育儿方式，身教重于言传

每一个孩子在出生时，品德上都是空白的，孩子日后的发展完全是受周围环境和父母的影响。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因为孩子在模仿上是天赋，父母是他最主要也是最可信的模仿对象。所以孩子日常生活习惯的养成、待人接物的方式等都可以通过模仿形成习惯，当父母们了解MQ及其带来的一些新思维后，为了孩子，父母需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智商，随时随地调整自己的行为。

儿童成长需要空间。创造和谐宽阔的环境，要从尊重孩子开始。浙江省金华市高二学生徐力把母亲打死的悲剧使我们看到，孩子的心灵世界是靠人格尊严支撑的。在压力之下，人就没有被尊重的感觉，他就不会尊重别人，就不会尊重社会的规范。母亲把孩子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过高的期望值使母亲扭曲了。不能给孩子宽阔的环境，自由的空间。孩子没有快乐，只有压抑。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的今天，孩子成长却出现了“三大三小”即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大，生长的空间越来越小；房屋的空间越来越大，心灵的空间越来越小；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内在的动得越来越小。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之早就发出呼吁：“解放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儿童的头脑，解放儿童的空间，解放儿童的手、嘴，解放儿童的时间”。这一点是对孩子的尊重，是为孩子创造的和谐、宽阔的成长环境的前提。

成长需要理想。它是孩子心灵世界的阳光。是孩子的人生目标和健康成长的动力。这一点许多孩子成才的例子都已证明。家庭是孕育孩子理想的温室，种下正确理想的种子，给它适量的水、肥、阳光，才能顺利的发芽、开花、结果。

成长需要肯定。肯定是对孩子拥有的潜在的力量的信任，会给孩子带来一生的自信和勇气。

但是我们首先要做到肯定儿童生活及其经验的价值，不把儿童期的存在作为消极的、被否定的因素来对待，另一方面，也不是把儿童的生活经验绝对化、理想化，以“儿童中心”来替代“成人中心”。

当然，儿童的生活世界与成人的生活世界是相互交叉和重叠的，儿童与成人生活在一起，他们也在追逐的感受和理解成人生活中的人与事，成人的生活经验正渐渐地渗入他们的生活经验中去，因为儿童的生活和成人的生活经验是不可能截然分离的，而且儿童的生活经验是更多的关注现在的遭遇，然而对未来生活的筹划也必然在此进行中。这些期待、筹划、关注也构成儿童生活的一部分。儿童是发展中人，他们离不开成人的经验、示范和引导。

道德教育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希望我们从生活出发，变单向为交互作用，在课程学习中交往、在文本中对话、在自我经验中反思。

一个孩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千万个孩子时一个民族的希望。

愿我们的青少年儿童拥有一个美好的道德前程！

【参考文献】：1.李江、李微：《皮亚杰儿童道德发展理论述评及启示》，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J 第3期

2.唐淑、何晓夏：《学前教育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篇6：家庭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内容摘要】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出了问题，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出了问题。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从来都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制度、社会的文化、政治的体制的问题。

【关 键 词】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

当代中国的“桂冠”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垂垂暮年里，为了唤起最高当局和有关方面对于教育问题的重视，每当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去看望他的时候，他都不厌其烦、明知故问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代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当代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当代中国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就是前些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出了问题，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出了问题。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的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制度、社会的文化、政治的体制的问题。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一个多层次的存在。其最表层是经济，经济背后是政治，政治背后是文化。一个国家，可能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但未必是一个文化大国，未必是一个具有崇高尊严和巨大魅力、影响力的伟大的民族。文化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文化是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的最根本、最内在的“软实力”。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间漂泊流荡、备受摧残和蹂躏而没有被消灭与同化的以色列证明了这一点；当代世界先进文化、先进价值观的实践者、倡导者、领航者的北欧几个小国家证明了这一点；多次遭受外族的入侵与征服，然而立国泱泱五千年，至今仍然继续存在与发展的中华民族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什么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文化的背后是什么？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教育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的背后是教育。

教育的状况（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性质。而大学教育，则是一个国家整个教育的领路者和航标灯。由于它直接导向人才的基本定型与人们的社会角色，因此它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个教育具有明显的导向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大学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是一个国家整体教育的统帅和灵魂。

前些年，以季羡林先生等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化的乐观主义者提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世纪。针对这种观点，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先生提出：如果此间（21世纪）中国没有五十到一百个世界一流大学，所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世纪”云云，最多不过是一句美丽的空话。这种声音颇令人警醒。当下，印度人为什么能占有西方IT业百分之六七十的份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印度的大学教育搞得好，迄今为止，它的德里大学（1922年）、尼赫鲁大学（1969年）、瓦拉纳西的贝拿勒斯印度大学（1916年）等等，都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南非迄今为止拥有四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两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它的开普敦大学（1829年）是享誉全球的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世界大学排名第七十二位，其医学院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进行了胸外科心脏移植手术的世界第一流的医学院。现代以色列建国（1948年5月14日）之前，所有的移民定居点都建有学校。海法以色列理工大学（现在更名为以色列科技大学）1912年就开始招生。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建于1925年，是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最著名的高等学院之一。魏兹曼科学院建立于1934年，是一所具有国际声望的研究院，以从事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而著称。现代以色列建立之后，最先通过的法案是《义务教育法》，以色列的教育经费一直不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比例远远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每一百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二十二人已经完成或正在接受大学教育，是全世界拥有大学学历比例最高的国家；就业人口中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数占20%，仅仅低于美国。以色列的工程师比例居全球之首，每万人中有一百三十五名。以色列是迄今获得博士学位人数最多的国家。以色列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全世界人均最高的，每年一万人发表论文一百一十篇。以色列的许多学者、科学家荣获过世界大奖，包括诺贝尔奖：从1901年至1995年，全世界共有六百四十五人次获得诺贝尔奖，其中以色列人一百二十一次，占诺贝尔奖获得者的18.76%，而以色列人占全世界人口却不到0.2%。

放眼当代世界那些发达国家，哪个不拥有数量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而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一所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还没有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更不要说别的大学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的现代大学一降生就是一个“大产儿”。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渐，具有悠久的“太学”传统和民间“书院”传统的中国教育，立即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文化特色，融入世界现代教育的大潮流之中。政府、民间、外国传教士等先后陆陆续续地创建了现名为武汉大学（1893年）、天津大学（1895年）、上海交通大学（1896年）、浙江大学（1897年）、北京大学（1898年）、山西大学（1902年）、南京大学（1902年）、复旦大学（1905年）、同济大学（1907年）、华西医科大学（1910年）、清华大学（191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1914年）、湖南湘雅医学院（1914年）、燕京大学（1916年）、南开大学（1919年）、东北大学（1923年）、中山大学（1924年）等等著名大学，尤其是在八年抗战的烽火中，建立了屹立于西南边陲的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从这些大学中，后来走出了许多科学、教育、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的大师、巨子和栋梁之才。

然而，回顾历史，正视现实，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国的大学教育乃至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都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巨大变化，产生并积累起一系列根本性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和难以解决，就是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重要原因。

这些问题，梳理、概括起来，似乎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长期以来，受制度、体制的决定和制约，我国的教育制度明显地不够良善

第一，表现为国家对教育的全面垄断。众所周知，现代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中，民办、私立学校（包括大学）占有巨大的份额，美国的哈佛大学（1636年）、耶鲁大学（170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1740年）普林斯顿大学（1746年）、哥伦比亚大学（1754年）、布朗大学（1764年）等“常青藤大学”，就是最具说服力的明证。我国的民国时期，国立、私立教育并存，也有相当数量的民办、私立学校（包括大学），诸如，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华西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等等。然而，1949年以后，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我国取缔了所有的民办、私立教育机构，境内没有一所民办、私立的大学和其他各层次的学校。1979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才逐渐产生了一些发育不良的民办、私立的教育机构，包括民办大学和私立学校。但是，这些民办大学和私立学校，在各个方面都基本享受不到与国立大学和公办学校同等的待遇，致使它们的发育、发展困难重重，难成气候。由朱清时院士等亲手创办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2011年）一波三折、步履维艰的办学历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我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冲破重重阻力从发育、发展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开始的。经过三十多年悲壮的拼搏，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必须认识到，比较而言，民办、私立教育的发育和发展，要比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发育、发展艰难得太多。

在很长时间内，我国教育的“主旋律”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我国，不是教育家办教育，而是政治家办教育；不是把教育当教育办，而是把教育当政治办；不是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而是为政权培养“革命的接班人”。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不是在自己的学校举行，而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校庆的主角不是校长、教师、学生，而是领导人。欧美等发达国家，它们的政府都十分重视教育，它们的教育也十分发达。但是，谁能告诉我们，它们有哪个大学的校庆是在国会或议会大厦里举行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不仅受政治权力的主宰而无所作为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而且还受到了经济权力的严重干扰而无所措手足。清华大学的“真维斯楼”事件，就是一个生动的体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学和学校常常能够得到来自一些大企业、大公司的捐款，但是，它们绝不会把学校的某座建筑以给它们捐款的大企业、大公司的名字来命名，因为这关系到教育的尊严和荣誉丝毫不可玷污与侵犯。

第二，“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的缺失。“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是实施良善教育须臾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资源。一个国家、社会、学校，当然应该有基本共识，但是与此同时，绝对不可以没有思想自由，相反它还必须努力提倡、促进、发展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才能产生人才，甚至天才；思想不自由，只能造就庸才，甚至奴才。胡适、徐志摩、徐悲鸿、刘海粟、钱学森、陈省身等等在思想自由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者、大诗人、大艺术家、大科学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有人说，现今的中国人已经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至少很肤浅。中国人没有丧失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国人缺乏的是思想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制度安排与社会环境。自由像阳光一样宝贵。坚忍的中国人是“给点阳光就灿烂”，有点自由就能发挥出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时下“互联网”上那些幽默、深刻、独特、隽永的表达，就是雄辩的例证。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第三，“教授不治校”的缺憾。学校，尤其是大学，是传承、生产、创造知识、思想、精神的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尊师重教，以“育人”为宗旨，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和学生是学校的主人，是学校重大决策的制定者；而管理人员则为教学、教师、学生提供有效服务，是教师、学生的集体意志和学校各项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实施者。世界上（包括民国时期的中国）那些著名的大学，无一不秉持这样一种教育、办学理念。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在1931 年 12 月2日的就职演说中就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为落实这种教育、办学理念，他和教师们一起创建了体现“教授治校”思想的清华大学“教授会”制度，学校的各项决策悉由“教授会”制定，而作为校长的他和其他管理人员，则不过是教师、学生集体意志和学校各项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实施者。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不仅完全抛弃了这种纯正的教育、办学理念，抛弃了这种优良的教育、办学传统，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致使我国各级学校，尤其是大学，“官本位”“行政化”愈演愈烈，更加根深蒂固。迄今为止，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全都有行政级别；党委书记、校长、管理人员成为学校的主宰、“老板”和“白领”，包括教授在内的教师不过是“知识蓝领”和“文化打工仔”。这实在是中国教育的一大耻辱。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教师，包括刚刚毕业入校的博士，不愿意当教师从事教学，倒是十分热衷于当官搞行政。

梅贻琦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校长，可是清华大学里至今没有梅贻琦先生的雕像。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角落里的蔡元培先生的雕像，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毕业生捐款建造的。

时下，许多大学的校庆活动，充分而集中地体现和展示了根深蒂固、愈演愈烈的“官本位”“行政化”思想与意识。校庆活动的主角，通常不是教师、学生、校友，而是党和政府的官员；请来的重要嘉宾，不是学者、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更不是那些至今仍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校友，而是党和政府的要员，是如今当了大官的校友。“水木清华九十年”的校庆，主席台上前排就座的，绝大部分是党政官员；会场正对主席台的数百个红椅子，是专供当上了省部级官员的校友坐的。这哪里是学府，分明是官场！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主题宣传画上，高大的居中者是当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临时工毛泽东，他的两边是李大钊和鲁迅；画面上完全不见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和历史贡献的、被称为北京大学三个“兔子”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身影。无独有偶，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纪念册上，占据显要地位的，也不是被称为“清华四哲”的梅贻琦、陈寅恪、叶企孙、潘光旦等大教育家、大学者，而是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校友。

更为可悲的是，时下的一些大学已然沦落到给不良官僚发放“注水文凭”的可怜境地。云南省委原第一书记在所谓的“读博士学位”期间，没上过一次课，在博士论文上没写过一个字，便拿到博士学位，前些年携巨款逃亡国外，至今逍遥法外。当年美国总统里根曾暗示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能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而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都毫不犹豫地明确表示拒绝。两相对比，确实是发人深省。

应该说，“教授不治校”，实在是由大的文化传统、社会环境决定和导致的。在这种大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中，中国社会长期弥漫着怕官、敬官的权力崇拜的鄙俗气；“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做“人上人”，是大部分士子、学人的人生理想和根本追求。一个时期以来，流行着一种似乎很权威的说法，20世纪中国出了三个伟大的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官本位”色彩。中国人历来不仅讲政统，而且讲道统、学统；不仅尊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且更加尊崇孔孟老庄、李杜苏辛。20世纪的中国，不仅出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而且还出了梁启超、胡适、鲁迅等等。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过眼烟云、从来不作“谦谦君子”的毛泽东自己就说过，鲁迅是圣人，我至多不过是贤人。

对比我国的情况，外国的一些现象非常令人深思。在欧洲一个国家的小城，一位指挥家病了，市民们把自己家中的地毯拿出来铺在这位指挥家门口的马路上，为的是汽车走过时声音小一点，不要打扰了这位指挥家的梦乡，使他的病快点好。英国剑桥大学的克莱尔学院里的草坪旁边竖立着一个木牌，牌子上写道：“只允许教授踏入。”以此表达对教授的特殊尊重。德国前总理科尔说：“我们德国人对于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了对于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的尊重，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希望之所在。”奥地利总统访华，掏出的名片赫然有一行字：“某某大学哲学讲师。”这位总统为此感到很骄傲。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校园里有许多雕像，其中大部分是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的雕像。在那些雕像中，我看到了两个中国人的雕像：一个是祖冲之，一个是李时珍，他们寂寞地站在异国他乡的阳光下和风雨中。但是，在他们自己的祖国，没有人为他们立雕像。具有九百多年历史的英国牛津大学，培养出了七个国家的十一位国王、六位英国国王、四十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五十三位总统和首相、十二位圣人、八十六位大主教、十八位红衣主教，影响着整个文明世界。可是，从它的官方宣传材料中，人们几乎看不到这些。甚至迄今为止，这所英国最古老的大学没有举办过像样子的校庆。他们说，对学术、对真理的追求，让我们畏惧名利。法国的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高度评价英国人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当时还没有这个词）。他说，牛顿的葬礼，王公大臣都参加了，他们跟随在牛顿的棺材后面，一直送到墓地，好像是国葬。他认为，当时法国比不上英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法国人不像英国人那样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牛顿逝世前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凄凉、寂寞地死在瑞典，就是一个例证。在法国巴黎，经过公民决定，至今安息在“先贤祠”中的四百六十多人中，只有十一位政治家，其余都是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等等。法国人认为，不是拿破仑而是雨果救了法国；法国社会的根本转折是“从拿破仑回到雨果”。

第四，“学生不自治”的规章和规定。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教育，没有把自己的教育对象——大学生当成已经独立的成年人，而是把他们当成仍然需要时时看护的不成熟的孩子；特别是出于防范青年人被敌对势力、敌对思想影响和利用而“和平演变”的考虑，更是对他们无论是个人的行为，还是集体（例如社团）的活动，都严加管理和控制。这是一个不小的误区和不必要的担心。所谓自治，就是公民依法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所谓大学生自治，就是大学生在校期间，学着像一个郑重的公民那样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以准备在走向社会以后成为一个依法自治的良好公民。大学生自治，既是社会自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公民自治的学习和预演，它对于大学生的成长、发育是十分重要和有益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大学生自我成长的权利，我们的教育不仅不可以伤害它，而且还必须精心而有效地尊重它、呵护它。中国和世界的大学教育的实践证明，从具有学生自治、思想自由意味的学生社团中走出来的杰出人才，代不乏人。民国时期的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新民学会”说明了这一点；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几乎遍布全国各大学的学生社团也说明了这一点。

二、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理念，表现出的某种荒谬性

这种教育理念的荒谬性，第一，体现为严重忽视甚至排斥个性化教育。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你是如此如此的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成功的民办教师，他一生秉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培养了三千多个“本科生”和七十二个“博士“（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为我们树立了伟大的榜样。可是，多年来，我们摒弃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正确教育理念，硬是要把上帝创造出的“作品”，变成生产线上的“产品”。当年钱钟书考大学，数学15 分，国文第一名，英语100分，他可以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当年吴晗考大学，虽然数学0分（考北京大学的成绩），但国文 100分，也可以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这些，在当下的中国，都是近乎“天方夜谭”的故事。现如今，人们怎么能设想，“韩寒”们能被破格录取上大学？

第二，这种教育理念的荒谬性，还体现为严重忽视甚至取消“精神成人”的文化素质教育。教育的宗旨是“育人”。大学教育的根本追求是学生的“精神成人，专业成才”，是使学生成为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热烈的科学精神的有益、有用的人才。作为伟大教育家的孔子，秉持“君子不器”的教育理念，终生追求受教者成为君子、成为“君子儒”，而不要成为小人、成为“小人儒”。所谓“君子儒”，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

一、有仁者心怀、有美好理想、有宽广视野、有博大襟怀、有高远志向，除了具有精湛的专业技艺之外，更具高尚品格的真君子、“道义儒”。所谓“小人儒”，与“君子儒”恰恰相反，他们言行不

一、表里不一，没有仁者心怀，没有美好理想，以“儒”为职业，虽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但“志于仕”“志于利”，是像奴才一样卑微的伪君子、真小人、“稻粱儒”“名利儒”。在众多出色的弟子中，孔子特别钟爱和器重的是颜回。颜回英年早逝，孔子大放悲声：“噫！天丧予！天丧予！”可见，孔子是把颜回看作自己的精神传人、精神之子。《论语》中有很多处记载了孔子对颜回的赞美，其中有一句特别典型：“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从这些赞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最看重的，并不是一般人所特别重视的聪明才智，而是比聪明才智更为内在、更为根本的即人的道德、情操、意志、气象、趣味等文化素质与精神品格。儒家所尊崇的理想人格被命名为“孔颜人格”，颜回被儒家尊崇为“复圣”。在儒家文化的价值天平上，“仁”从来就高于“智”；儒家文化认为，完美的人是具备“仁、义、礼、智、信”的人。这“仁、义、礼、智、信”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有机统一，是人的文化素质的深刻内涵。

古今中外人才成长的实践证明，“道德常常可以弥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不能弥补道德的缺陷”（但丁）；“支撑生命的有三种激情：对爱情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对人类苦难的同情与悲悯”（罗素）；知识不如思想重要，思想不如教养重要，教养不如情趣重要，情趣不如情怀重要，情怀不如信仰重要。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中说：“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先贤一再告诫我们：“知道为智，体道为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四书·大学》）

然而，现如今我们的学校，尤其是大学，几乎成了单纯的职业技能培训所。我们的教育正在抛弃其根本宗旨和根本追求，按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要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的指引，把学生工具化、技术化、机器化、能源化、物质化、经济学化。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教育危机、文化危机，它的恶性发展将断送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与希望。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都取得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成就和长足的进步；唯独教育领域变化不大、成就不大、进步不大，甚至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倒退，概括地说，这主要就表现为严重忽视乃至取消文化素质教育。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曾经刮起的一股“高等教育产业化”之风，根本违背和抛弃了教育的宗旨与规律，把教育商品化、商业化，严重损害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精神和品格，大大恶化了中国大学生的生态环境。这股有害于立国之本的邪风，至今危害犹存。

三、我国的教育实践存在的某种扭曲和怪诞现象

这种扭曲和怪诞，第一，体现在对历史真相的掩盖和歪曲上。历史是人类的往事，是人类的记忆，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它给人类提供巨大的智慧和勇气，是人类打开现实与未来之门的一把钥匙。

历史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于增强和提升人们的文化、民族、国家认同感、尊严感，对于人们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以直面现实、继往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一个成熟的民族和国家不重视历史教育的。中华民族是立国泱泱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大国，从来就有修史、治史、读史的优良传统。

历史教育的基本而根本的内容，就是呈现历史真相（这虽然几乎是难以做到的，因为现今的人们难以回到历史现场，难以真实地复原历史全貌。但是，这依然是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崇高目标），探寻蕴藏在历史真相中的历史奥秘（这几乎也是难以穷尽的，所以有学者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然而，多少年来，我国在教育实践中，对一些历史真相实行了掩盖、歪曲的手法，使广大青年人对于自己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历史知之甚少、甚浅，不知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类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从而，成为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使命感的失重的“空心人”，使广大青年人思想浮浅、偏激，精神畸形、残缺；从而，成为没有大胸怀、没有包容性的抗拒世界主流文明的“愤怒”的“政治狂人”和难以理喻的疯狂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是国家主义者）。

时下的一些青年人（甚至包括一些学历很高的年轻人），对于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诸如，抗日战争问题、西安事变问题、外蒙古独立问题、“抗美援朝”问题、三年大饥荒问题等等）不是茫然不知，就是所知甚少、甚浅、甚谬、甚偏。他们不时流露和展示出的历史观与价值判断，更是相当可怕、相当可悲，令人惶惶，令人谔谔。这是多年以来扭曲而怪诞的教育实践造成的严重恶果。

第二，扭曲而怪诞的教育实践，还体现在某些教育思想观念上的错误。比较典型的是“救恩论”思想。我们一面高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一面宣传“大救星”的观念。把一个政党伦理化为慈爱的“母亲”，把人民说成是这位慈爱的“母亲”养育和疼爱的儿女。其实，人民和政党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才是主人，才是“母亲”，任何政党都只应该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工具；任何政党的权力，都理应是由人民授予的。2010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品性良好的政党，应该是人民手中合意的工具，其宗旨应该是依据人民的授权为人民做事；一个政党，如果不合人民的心意，人民就有权利收回授权。

长期以来，这种“救恩论”灌输，还把士大夫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情怀，完全当成“为人民服务”的美好情怀，没有看到和剔除它里面包裹着的“为民做主”（而非“以民为主”）的封建主义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救恩论”的元素。例如，“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是手段；得天下，是目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只是强调为了更好、更长久地“乘舟”（坐天下），不可太不顾及民心、民意。“兵民乃胜利之本”：这里的“本”，不是作为目的的“本”，而是作为工具、作为本钱的“本”。这些，与“要让马儿跑，就要给马儿吃草”是同样的味道。对此，在继承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要有所警惕。

第三，我国的教育在其实践中，“工具论”观念长期盛行。这种“工具论”思想与“以人为本”的思想背道而驰。它引导人们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奉献给所谓的“集体”和“国家”；从理论上，将个人主义（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与自私自利划等号，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舍己为人的义勇精神相对立。其结果，既没有增强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又造成了极其虚伪的社会道德风气。

四、多年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的教育在其实践中，堕落到赤裸裸地向广大青年灌输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庸俗的成功学的地步

时下流行的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成王败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把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和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的某些倚强凌弱、“强权即真理”的“实然”状态，说成是永远存在的“应然”状态；否认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不断追求爱与公义的悲壮历程，否认人类历史从来就不乏牺牲个人利益、为人类道义而献身的事实和先驱。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灌输，毒害了人们的心理，毒化了社会风气，使人们认为，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正义，只有永恒的利益”，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从而使人们丧失理想和盼望，使生活缺少爱与公义，使整个社会充满利益至上、一切为了自身利益的血腥的戾气。

时下横行无阻的庸俗的成功学，是其来自享乐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人上人”教育的大泛滥。它源于人的恶性物欲的极大膨胀，显示出中国人道德底线在某种程度上的沦丧和我国教育的严重溃败。这种极其庸俗的成功学，摒弃并嘲弄美好的精神价值追求，以物欲的极大满足为最大、最终的乐趣，渴望并追求“位子、票子、女子、房子、车子”的“五子登科”，其最为通俗而形象的表达是：“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绝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这种思想，实际上是真小人在社会道德风气极其败坏情况下的斗胆表达，它对于欲望多多、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危害最大。正如有人说：“信仰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民主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自由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不能当饭吃的都不重要，于是信奉了猪的生活原则，于是也得到了猪的命运——迟早给别人当饭吃掉。”

不够良善的教育制度、相当荒谬的教育理念、扭曲而怪诞的教育实践，扭结在一起，像一个魔鬼之枷，桎梏着中国的大学生，像一根绊马绳索拦截着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道路。它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大学教育品格的侏儒化和中国大学生人格的病态化。中国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每时每刻都在“谆谆”告诫中国的学生：说真话的成本和代价太高（毛泽东就说过，说真话需要“五不怕”：“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因此说话要三思而后说，行动要三思而后行。这样，中国人打小就学会了说谎（正如韩寒所说，中国人说谎是从小学写作文开始的），逐渐娴熟地掌握了“两套话语”，逐渐养成了说谎的习性，逐渐形成了“双重人格”。他们善于识别场合，善于察颜观色，善于把握自己，说话、做事可以拿捏到炉火纯青、游刃有余、“无法之法”的境界。他们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私下里说的和场面上说的不一样。如此这般，哪里还谈得上敢想敢说、敢作敢为、表里如

一、知行合一的独立健全的精神人格？

正确的诊断是有效治疗的前提。有了正确的诊断，就等于治疗成功了一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陷于重重困境中久矣，其百病缠身，并且许多病痛已经成为顽症，难以在短时间内治愈，使其获得崭新的生命。但是，绝望的尽头是希望，不是哪里有生命，哪里才有希望，而是哪里有希望，哪里才有生命。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我们能够有所作为。

如前所述，根本说来，教育问题绝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国家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因此，要改良中国的教育，首先必须实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作为教育工作者，在推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完全可以大力推动教育自身的改革。

我们可以在教育领域提倡并推动“天足”运动。“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科教兴国”，其前提是“国兴科教”。当下，“国兴科教”的当务之急，是给教育松绑，打破国家垄断教育的局面，还我国教育一双健康、美丽的“天足”。要大力扶持、发展民办、私立教育，要还民办、私立教育与公立教育同等的待遇，逐步形成公立、民办并存的多元局面。

我们可以在指导思想和制度安排上推动教育独立。“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亚里士多德的，归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的，归亚当·斯密”，加快形成政治家、企业家、教育家三足鼎立、良性互动的局面。大力提倡企业家给教育以更多的资助，严格要求政治家为教育提供有效的服务。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不再是政治家办教育，不再是企业家干扰教育，而是教育家办教育，教育家在政治家和企业家面前挺直脊梁、高贵而谦卑地昂起头颅，什么时候，中国的教育就获得了新生，中国就能够高贵而谦卑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可以尽快树立、建立起“育人为本”、富有科学精神和职业精神的思想自由、思想表达自由的理念与制度，以保证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尊严。

我们可以尽快修订、改良、完善“高等教育法”，尽快制定“学生自治条例”。大力提倡、推动由学校的教师选举产生学校的校长、由学校的教师选举产生学校的“教师委员会”，坚定不移地走教育家办教育、教授治校、教师治校的道路。正确处理学校党委、校长、“教师委员会”的关系，有效保障学生的各项合法权利和权益，推进学生自治的健康发展。

我们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教育理念的大讨论，以洗刷荒谬的教育理念的影响，以确立纯正的现代教育理念。我们可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遵循“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宗旨，大力推动、有效实行“精神成人”的文化素质教育（关于文化素质教育，敬请参阅拙文：《文化素质的重要价值》《文化素质的基本内涵》《文化素质的有效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