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学术腐败的表现范文
秘书腐败的原因、表现形式及对策建议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秘书腐败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秘书利用领导干部“身边人”的身份进行腐败，已逐步成为一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腐败新形态，是现阶段中国官僚腐败的一个重要内容,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引起了全社会强烈反响。正视和解决秘书腐败问题，是我国全面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秘书腐败的原因
(一)秘书工作存在的特性
秘书是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被认为是领导的重要助手或最具影响力的参谋，是“人微言重、官小权大”的特殊公职人员，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助手和事务工作的角色，领导的话和决策、意见等都是通过秘书传达下去。官场上言传：“欲见领导，先求秘书”;“欲打通领导关节，先打通秘书关节”，足见其地位、作用非同小可。而相对于领导与秘书来说，前者是一种显性权力，后者是一种隐性权力，秘书运作权力时的“隐蔽性”很容易成为他人寻求利益时追逐的对象。同时，秘书作为长期生活在权力运行范围内的重要人员，耳闻目睹权力所产生的效用，而自身又不具备“真实权力”，也更易激发对权力使用的渴望。
(二)秘书与领导官员存在的特殊关系
秘书与领导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秘书腐败与领导干部腐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秘书作为一个无职无权的工作岗位，所依仗的只能是拥有实际权力的领导，而领导自身对权力的使用和对待秘书的态度则是秘书腐败产生的根本。就已公开的案例看，秘书腐败的前提大多是分享和递延了领导的权力，有腐败高官，身边人往往就有腐败秘书。同时，部分领导出于对权力的重要性未有足够认识和对秘书的过度信任，将权力放交给秘书，由秘书代为行使部分、甚至重要权力，也是导致秘书腐败的诱因。秘书写稿子，首长念稿子，秘书决定方针政策，首长处理日常事务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一些官员不仅稿子由秘书负责，连一些日常事务也托付给秘书处理。
(三)秘书自身的学习和思想修养存在不足
秘书腐败的发生，内在原因是严重扭曲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助长了消极腐朽思想，不能自律。部分人缺少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没有积极进行思想理论的学习，被官场上的阿谀奉承、不择手段的追逐名利等陋习所迷惑，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产生了动摇，灵魂受到了腐蚀，形成了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物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些经济准备的错误思想。在政治上投机钻营，经济上贪婪无度，为自己留“后路”、做准备，最终坠入了腐败的深渊。
(四)秘书选拔制度存在缺陷
我国尚无完备的秘书选拔制度，目前对秘书选拔的法律依据主要是1997年8月劳动部颁发的《秘书职业技能》以及《国家职业教育技能鉴定规范(秘书)》及1998年6月颁发的《秘
书职业资格鉴定试点工作方案》等行政法规。而此类规定并没有对秘书的工作性质、任职资格等作出具体的规定，使得秘书的任职资格和工作性质不明确;又加上社会对秘书专业认识不足，导致了秘书的选拔极不规范。虽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有不准“指令提拔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的规定，但实际中由于是给领导选配秘书，因而容易由该领导说了算，一般都不经民主推荐、民主评议、全面考察等严密的程序，在选用时个人好恶占了上风。
(五)秘书监督机制存在盲区
现行的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直接监督秘书的内容甚少，而秘书与领导干部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领导干部秘书又有规避监督的“避风港”，形成下级监督机关不会查，同级监督机关不敢查的尴尬局面。特别是由于秘书选拔任免的权力直接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因此对秘书的监督主要就是上下级的行政监控。对于进退一致、利益与共的官员和秘书来说，这样的监督无疑是形同虚设。同时，这种监督失控会被官员所利用，因为与秘书相比，他们处于相对复杂的监督下，一些难办的事交给秘书去处理会“安全”得多。
(六)秘书权力集团的形成
在目前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下，秘书容易被提升，领导喜欢提拔自己的秘书。所以，现在不少领导班子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个“圈”那个“圈”、这条“线”那条“线”、这个“帮”那个“帮”的权势分布状况。有的领导迁调之时，就会把自己的秘书进行提拔，在原地留下自己的影响延伸自己的权
力;有的甚至还要带上自己的秘书一起去履新职，美其名曰好开展工作。因此，多数情况下，一个集团性腐败案件的背后都会有一个秘书部落。
同时，秘书部落的形成又在一定程度上促生了部分腐败现象的产生。比如，个别事务需要几个单位部门的领导共同决定，如果单独找某一个单位的领导会无法形成决议，而秘书之间的联手运作往往能够办成这样的“难事”、“大事”。
(七)社会环境存在的影响
社会不正之风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形成了一个对干部秘书极具腐蚀性的环境。特别是部分错误的言传和社会秘书观念的不健康，致使许多人得到提拔重用后不感谢党组织，只是感激某个人。而有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提拔的也确是“自已的人”。这样一来，很容易把党组织分成宗派，丧失了党在领导干部中的威信和凝聚力，从而滋生了跑官、买官、卖官等不良现象，为秘书腐败的蔓延提供了环境。
二、秘书腐败的表现形式
(一)滥用职权，政令不通
某些秘书人员，凭借领导的威望与影响，滥用职权，不及时传达领导的正确指示，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贯彻中央政策措施上做表面文章，甚至以领导名义来操纵政府的部分工作事务，破坏了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一是表面做秀。对领导和上级的政策规定，表面上大张旗鼓地宣传，真正贯彻到位的少。忽视百姓利益问题，对真正事关百姓和社会的实际情况漠不关心，毫无反应。二是反馈做假。向领导汇报情况“报喜不报忧”，对
政策落实情况讲经验谈做法头头是道，对问题和缺点则闪烁其辞避重就轻。三是随意操作。凭个人好恶、得失、恩怨做事，以友情代替原则，用亲情代替党性，拿原则和标准做交易。如帮助亲朋好友、熟人处理违规事务，或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一些企业或者部门进行关照，而那些企业或者部门则向官员的亲戚、家属提供商业交易的机会。干扰选人用人工作，干预部门的合理工作程序等。
(二)利用职权，大肆贪污
据调查显示，秘书腐败行为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索取财物、贪污公款的行为，部分人员更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通过各种手段谋取巨额的非法利益。如原哈尔滨市政府秘书长朱胜文，原本是一个做事认真，积极进步的优秀秘书人员，在任上干出了不少政绩，因而被提拔为市委常委、副市长。但他掌握大权后，放松了对思想道德的修养，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了聚敛钱财的手段。朱胜文生一场病，就收受现金30万元，过一个春节就收现金十几万。据不完全统计，短短的几年里，其通过各种手段就收受贿赂180多万元，港币、美元、英镑、日元折合人民币20多万元。
(三)投其所好，带坏风气
部分秘书人员一心只想拉近与领导的关系，忘记了自身职责所在，不用心学习专业知识，却苦心揣摩领导的喜好，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说假话，办假事，阿谀奉承，讨领导的欢心，从而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王宝森的秘书闫振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闫振利原是北京市财政局的干部，曾因偷盗摩托车被
拘留、记过，时任财政局长的王宝森对他并无好感。但闫振利善于钻营，他“积极报名支援西藏建设”，每次回京休假总要带上土特产去看望王宝森，并帮王宝森家安装浴盆、买电视机，还揽下了许多家务事。王宝森当上副市长，当闫振利从西藏回北京后，王宝森就辞去原秘书，点名要闫振利当秘书。此类行为不仅是秘书自身的堕落，也会对领导干部的精神思想造成一定影响，其他干部也容易“向领导身边的人看齐”，导致少数领导干部在这种最靠近的“糖衣炮弹”的侵蚀下走向腐化的深渊。
(四)追名逐利，损坏国家利益
在市场经济下，部分秘书人员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恶性膨胀。一心追逐个人的享受和安逸，用尽一切手段来满足个人私欲。他们或大肆进行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借领导名义，以工作为由，到酒店、饭馆吃喝，前往旅游区和国外旅游，把洗浴、桑拿、按摩和个人家庭等一些不合理的、不能入账的消费通过变通票据全由单位作帐报销。或通过插手一些项目、工程、企业的活动，或充当顾问、股东或后台，通过向人透露权力机构的内幕，以为其谋划、打通关节、获取有关方面的支持等方式，大肆谋取个人私利。
三、防止秘书腐败现象的对策建议
(一)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杜绝腐败存在的根源 “树德务滋，除恶务尽”。提高素质是反腐倡廉系统工程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也是搞好秘书反腐败斗争的第一要素。因此，必须加强秘书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秘书自身素
质，使其能够在工作岗位上以相关精神来约束自己，牢固树立清正廉洁、大公无私、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要领导垂范。领导同志的言行对秘书人员起着潜移默化的示范和身教作用。作为领导，一定要以身作则，给秘书以表率，鼓励秘书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要正确处理好与秘书的关系，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决不姑息秘书腐败行为。二要正视身份。作为秘书，要正确处理好与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领导与秘书是上下级关系，也是平等的同志关系。在党内，他们是同志;在群众面前，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三要注重修养。要始终忠诚党的事业，爱岗敬业，淡泊名利，耐得艰辛，甘当无名英雄。要坚持严格按领导意图办事的原则，坚决反对先斩后奏之大忌。四要提高政策法律水平。秘书人员须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较高的法律正常水平，当领导意图与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发生冲突时，作为秘书一定要正确处理矛盾，使领导意图和领导行为在法制的轨道上正确运行。五要强化作风。要具有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和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兢兢业业地做好每项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准确地反映情况，决不能看领导脸色行事，违心表态;要实时保持谦虚谨慎，“自知而不自见，自爱而不自贵”，密切联系群众，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六要加强自律。认真执行廉洁从政各项准则和规定，以他律促自律，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荣辱观、价值观，决不能利用接触面广和在领导同志身边工作的有利条件，为一己之利去编织个人的关系网，搞投机钻营等违纪违法行为。
(二)要创新体制，努力构建秘书“不能腐败”的制度体系 防治秘书腐败必须从源头抓起，从有空隙的体制、机制、制度改起，把反对秘书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
一要严格选人用人机制。坚持公开考试、机构推荐、择优录用、正式录用的任用程序，达到秘书职位与个人综合素质相符合，坚决反对领导干部自己挑选秘书或先挑选再“戴帽考察”的现象。在选拔任用高级领导干部秘书时，应同选拔其他相同级别的干部一样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选配领导干部秘书或从秘书岗位调任实职时，完全应当一视同仁地按党员干部标准，按规定的程序选人用人。要制定秘书工作考核制度，对其工作成绩和实际表现进行定期考核，对表现优秀的秘书人员矛以奖励，对不合格的秘书人员进行清退，以此形成优胜劣汰的晋、退机制，给秘书以较大的自我发展空间。
二要健全监督管理机制。要建立健全对秘书的组织考核、民主评议和测评制度，推行秘书交流、岗位轮换、任职回避等制度，规范民主决策程序，健全监督机制;要强化领导对秘书的“授权”制约，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在授予秘书相关权力的同时应说明授权的范围、大小及交办事项的具体要求，授权后要加强对秘书工作过程的指导与控制，防止秘书滥用权力;要加强权力监督部门对秘书权力的监督作用。如通过纪委、司法部门对秘书的权力加以监督，使其心有所惧，从而达到制约秘书权力，防范秘书腐败的效果;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采取有力措施，鼓励群众对秘书腐败行为进行举报，把党内监 8
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做到对权力的上下和左右制约，以遏止腐败现象的蔓延。
(三)通过秘书立法来遏制腐败
首先要通过秘书立法来明确秘书的地位，赋予秘书相应的权力，使其在行使权力时有所依。在起辅助参谋作用时，避免成为领导的“附属品”，同时因有法可依，也可约束秘书的权力，使其不致滥用职权。这样既有利于秘书开展工作，也有利于领导对秘书的管理。
其次，要确立秘书任职资格制度。秘书任职资格是指从事秘书工作应具备的身份和条件。我国可在这方面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秘书考核制度和经验，建立起统一的秘书资格考试制度，即由国家指定相应的机构负责，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通过定期考核，确保秘书人才的高素质和高能力，为秘书职业化奠定基础。
第三，通过秘书立法，以法规的形式制定秘书人员相应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如制定秘书的晋升条件，将秘书划分为相应等级。秘书人员在工作一定时期后，依据一定的条件可晋升为上一等级的秘书，其工资福利待遇与该等级挂钩，这样就可有效提高秘书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使其在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也为自己争取到相应的待遇。
(四)“严”字当头，加大查处力度
反对秘书腐败要坚持严打方针，坚决克服失之于宽和简单化的问题，放大在腐败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的打击面，不给秘书腐败者以漏网机会。各级纪检部门应当注意研
究和掌握现阶段下秘书腐败案件的特点和规律，拓宽揭露秘书腐败问题的视野和渠道，注意剖析重大典型案件发案的原因和作案手段，提出改进措施，改进办案方法，用最严历的查处，打击迎风而上的腐败分子，从而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出现。人民法院要坚持从重从快原则，根据具体犯罪情节，对犯罪分子在法定刑幅内从重掌握，并对犯罪分子的赃款赃物全面追缴，依法适用罚金、没收财产等附加刑罚，决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
(五)大力推行秘书工作职业化
秘书工作职业化是指从组织上、制度上将秘书这一专业工作形成分级分类的管理体系，明确秘书职责范围、有完善的专业教育和培训制度，有规范的考核评定标准和有效的选拔用人机制等。秘书职业化是实现秘书工作走向规范化的必然趋势，是治理秘书腐败的有效措施，因此，我国应尽快研究和实现秘书职业化的相应制度。
(六)建立秘书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当前我国秘书队伍的构成情况复杂，大量非秘书专业毕业生充当秘书的现象普遍，这就造成了秘书人员普遍素质偏低，因而加强职业教育培训和考核就显得非常必要。建立秘书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必须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规范秘书学专业及学科建设，培养高层次的秘书人才。要提升秘书专业教育层次，有计划地增加本科专业或研究生教育，满足新时期社会对秘书人才的高要求;二是根据国家社会和劳动保障部颁发的《秘书职业技能标准》及《国家职业教育技能鉴定规范
(秘书)》的要求，对现有或正准备进入秘书行业的人员进行全国秘书职业资格考试，经考试合格方能持证上岗。
第二篇：农村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成因及防治对策
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国数亿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基层乡镇、村社干部的手里。近几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腐败现象出现高发态势，部分基层干部队伍中存在不思进取，贪图享受，弄虚作假，失职渎职，利欲熏心，以权谋私等现象，这些违纪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损害了党群关系，也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针对这些现象的发生中央纪委对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高度重视，出台了《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实施纲要》，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因此我们认真思考基层干部腐败的形式，发生腐败的原因，分析思考防治腐败的对策，不断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的监督和管理，对于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显得尤为重要。
一、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
近年来，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着软弱涣散、少数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作风不实，铺张浪费、以权谋私、办事不公以及损害农民群众利益等问题。村干部的基层腐败活动，损害了党和政府在农民群众中的形象，影响党和政府的政策在农村的贯彻落实。财务不透明，干部胡支乱用引起农民的不满，导致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直接影响农村社会和谐。村民上访居高不下，直接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后果严重。
(一)宗旨观念淡薄，思想意识滑坡。 乡村作为最基层的一级党组织，村支部书记是最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人，也是农村各项事业
1 的组织者和掌控者。少数农村党员干部缺乏群众观念、公仆意识，没有真正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没有真正解决好立党为公、掌权为民的问题。村级组织掌握着集体资金，如农村提留款、农副业收入、农村办企业利润提成、罚款收入等等，同时控制着国家的救灾扶贫款、公益事业捐赠款、扶贫款、农业直补款等资金的使用。少数村干部私欲膨胀，在国家惠农政策的落实中不按照规定执行，暗箱操作，弄虚作假，或是自己捞取利益，或是优亲厚友;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在宅基地分配、城镇建设及高等级公路建设征地补偿中，就存在着把集体和群众应得的利益私送亲朋好友甚至私分补偿款的现象;有些乡镇、村社虚列名单，套取国家的救济款、扶贫款，有些村社干部连农村修建卫生厕所这样的事情，都要为自己的亲朋好友虚报人口套取补助。再加上农村的事情本来就很多，尤其是各种民事纠纷多，排解疑难问题多，有些干部在处理化解矛盾中办事不公道，一碗水端不平，损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甘肃省临洮县漫洼乡簸箕台村在农村低保工作中存在的“关系低保”、“人情低保”、“优亲厚友”现象，引起了村民强烈的不满，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
(二)贪图享受，吃喝玩乐盛行。有的基层干部打着“吃了喝了不算犯错”的口号，无视群众疾苦，贪图享乐，公款大吃大喝。特别令人痛心的是在一些无任何集体企业，经济基础薄弱的村组，招待费数额也高得惊人;二是有的以“干部工资低，工作辛苦”为由，违反财经纪律，巧立名目，滥发各类补贴。在干部得实惠的同时，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变成一句空话，干部与尚未富起来的广大群众的隔阂越来越深;三是公款消费使行政经费呈跳跃式增长势头。
2 有的乡镇、单位领导竞相攀比配备专车，购车经费、汽油费、维修费成为行政性经费支出中一大项目，公款旅游则从国内到国外，一些干部在外吃喝玩乐也用公款报销。如今年我们查处一个案例就是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借接待相关单位人员，贪污单位小金库中公款2万元，用于个人吃喝玩乐，对国家扶贫款采用虚假票据套取后，放入单位小金库中，将其中63万元用于支付单位、个人非正常支出和非法占有。
(三)以权谋私，贪污、挥霍、挪用公款。“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村长不当干部”，这是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在相声里说的。在国家行政编制里面，“村官”并不是公务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官”。但正如那台词里说的“别拿村长不当干部”。近年来村干部以权谋私，贪污挪用的事时有发生，这类问题是引发农村信访和集体越级上访的重要导火索。有的基层干部利用职权将本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在村集体报销;有的村干部为谋求政绩，逢年过节“打点”上级部门或上级领导购买的礼品一概用公款报销;有的采取收入不入账或少记账，直接将公款据为己有或为日后随意动用公款提供方便;有的巧立名目、扩大支出、开假票据、重复报销、白条入账，侵吞村集体资财;有的倚仗职权在农村建房、计划生育、土地承包等方面以权谋私，侵犯集体利益。特别在一些涉及到土地征用、拆迁、重点项目的乡镇、村社，违纪人员一般是村里或单位的“一把手”，这些人“慷村里人之慨”，利用职权，以权谋私。如宁夏区纪检监察机关2010共查处乡镇、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101起，处理123人。纠正贪污、挪用、截留、骗取农村教育经费、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违法违规征占农村土地、违法调整收回承包地、强迫流转承包地等
3 损害农民利益行为53起，涉及金额105.32万元。
二、腐败存在的原因
导致农村基层组织及乡村干部违纪违法的发生，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干部队伍素质偏低。一是农村基层干部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法纪知识匮乏，由于文化水平低，加之平时对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党纪条规不学习、不研究、不认真领会贯彻，不懂法、不守法。造成既抓不好村务管理，又理不好村级财务，只能被动地应付一些事务性工作的局面;二是宗族观念比较重，“村官”都是从土生土长的农民中选出来的，本来受教育程度有限。再加上农村宗族势力比较严重，有人一上任就热衷于搞特殊化、特权化，做事武断、霸道，考虑自己的地位、权威和利益较多，思想动机不纯。
(二)财务制度不够规范。在一些地方，村级财务制度不规范，会计出纳不分家，账钱权村支书记一人独揽，权力高度集中，收支随便，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财务从不向群众公开，财务管理严重失控。一是违反规定，村级财务由村支部书记抓，形成一人说了算的局面。二是村会计账中“白条子”泛滥。在农村，有的买卖双方都没有正式的发票。因此白条子在村会计账目中成了正式发票的代名词，直接导致了财经管理混乱，真假难辨，村务透明度不高。在我们近十年查处的案件中，村干部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收入不入帐、白条子顶等方式贪污、侵占、挪用集体资金的案件4例。
(三)监督机制不够完善。一是群众监督，缺乏实际操作性。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已经搞了好多年，经验也层出不穷，各地也出
4 现了许多好的作法。如村级财务实行定期公开，村里重大项目或开支由村民理财小组商量讨论，村级财务实行村账乡管等等。但公开中却存在着透明度不够，暗箱操作以及“少公开”、“假公开”和不愿、不敢公开的现象。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采取回避、推诿的态度，该公开需要公开的不公开。正如一些村民说：“村务公开是不错，可是到了村里就成了能公开的公开，不便公开的，他就不公开，尤其是财务，只有村干部们才真正知道底细”。不少村务公开栏只是一种应付上级检查的摆设，每年一度的财务清理也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搞搞形式，制度也是墙上挂挂而已。有些地方政务、村务公开栏内容常年不换，审批资金手续不健全，群众意见很大。更有些村干部抱着“手中有权，不捞白不捞”的想法让他们能占则占、能捞则捞。有人甚至认为集体财务的钱就是自己管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怎么拿就怎么拿。二是上级监督，不够到位。 上级由于工作繁忙，多数注重事务性地布臵工作，缺少经常性地开展对“村官”的谈心、谈话活动。村支书或村主任，有的地方实行任命，有的实行公开选举。之所以能竞上村干部这个岗位，一般来说是地方上经济实力比较强或是家族势力比较强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是领导的得力助手。只要放开手去干，工作上即便有点失误，也是“情有可原”，上级注重的只是结果。基层工作本身就难搞，有些地方甚至使用一些在当地有一定势力，品德虽然有欠口碑，但能“镇”得住当地百姓的这种人。这样无形放纵了某些行为不端“村官”们膨胀的野心，使之处于无人监督的状态，任其所为。
(四)滥用职权责权不分。有些地方村委和党委权力不分，互相插手，有些地方，农村干部法律意识淡薄，个别村党支部书记，
5 村长视生效合同为儿戏，随意变更或终止，在发包上偏亲向友，一些重大事项，不经过民主协商，由村干部某一人决定，不能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对大多数村民而言，行使他们的权利，只是一句空话。再加上作为最基层的党组织，直接面对的是群众，针尖大的事、芝麻小的事都需要他们去解决，群众自觉不自觉地仰视，引起这些“村官”们思想上修德律己的严重缺失，把自己看成一方“神圣”，或认为“山高皇帝远”，我就是“土皇帝”，谁也管不着。
三、防治对策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直接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没有农村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农村基层干部腐败的产生和存在，不但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也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农民安居乐业，应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切实抓好农村基层干部腐败的防控。
(一)配好班子，提高干部整体素质。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教育、监督和管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一是配好班子强素质，要根据农村新形势工作的特点，有针对性地举办各类培训班，着力提高村级班子干部的整体素质，积极拓宽用人渠道，选出组织和村民比较满意的“两委”班子，着力解决干部廉洁从政方面存在的问题。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只有具备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水平，才可能知大局，懂大势，把握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洞察力，才可能政治上坚定，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
6 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二是加强思想教育，利用农村农闲时候进行冬训班培训，通过廉政文化进农村等活动，让积极的文化阵地占领农村，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权力观、荣辱观和政绩观，提高廉洁自律、拒腐防变的能力，从思想源头上遏止腐败动机的产生。使之能真正成为党和政府在基层的代表，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群众利益出发，一切为群众着想，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积极主动创造一种让群众和社会监督的氛围。
(二)加强监督，增加权力透明度。进一步加大“三务公开”力度，在村级中把群众关心的财务、宅基地审批、计划生育、发展党员、专项资金使用问题，严格按照公开要求进行公开;充分发扬民主，建立健全村民代表制度和村民代表议事制度，同时推行村民代表质询制度，进一步加大老百姓对村级事务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和管理权;发挥好村级财务“双代管”制度，把村集体的钱和帐由乡(镇)真正管起来，使“村官”们欲“腐”不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资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管理使用、发放以及各项扶持政策的落实，都成为今后农村基层加强监督检查的重点。另外畅通监督渠道，扩大监督参与面，也是加强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县开通了榆中廉政网，特别是设立了“书记信箱”，群众可以通过这个便捷途径向纪委书记进行举报。网上“信访举报”为群众投诉架起了便利、高效的快车道。
(三)完善制度，构建惩防体系。要抓好制度配套建设，当前特别要抓好三项制度的完善和落实。一是完善党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将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在公开栏内全部公开。二是强
7 化民主理财制度。民主理财小组要切实履行职责，并将理财情况张榜公布，增加群众的信任度。三是坚持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村干部任期内要由镇组织经济责任审计，重点审计经济工作目标完成情况，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情况，村财务收支情况，审计结果要向村民公开，发现问题，限期整改。四是坚持村干部勤廉双述考评机制。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充分发挥村干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重要作用。使他们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带头人和“领头羊”。
(四)有惩必惩，充分履行职能。查办案件是惩治预防职务腐败的重要手段。对于那些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损害老百姓利益的违纪违法行为，一定要坚持查处，决不姑息，才能遏制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滋生蔓延。一是要把握办案重点，突破一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要把经济类的案件列为重点，把党员干部贪污贿赂挪用挥霍公款案件列为重点，把妨碍农村经济发展和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列为重点。二是认真查找案件线索，拓宽案源渠道，针对作案复杂隐蔽化，要通过各种渠道，采取有效办法，主动出击，积极查找案件线索，将查案工作和执法监察、专项治理工作结合起来。三是充分发挥发挥办案的治本功能，增强办案的综合效果，要通过查办案件，及时发现掌握发案单位制度和管理上存在的漏洞，提出完善制度的意见和建议，针对办案中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制定相关规范措施加以防范。四是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加强与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的协调，发挥协同办案的优势，不断提高查办案件的实际效果。
第三篇：工程建设领域腐败表现、原因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各类工程建设项目规模和范围日趋扩展，工程建设相关领域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违规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日渐升级演化为一种行业性“潜规则”，成为反腐败斗争博弈较量的重点区域。特别是在当前国家为了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而启动数万亿投资计划的背景下，大量的基础建设项目正在成为各级政府投资的主要目标。如何保障这些巨额投资真正能够成为拉动内需的“民心工程”和“放心工程”，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通过对近年来查办的有关案件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就如何从制度层面上加强该领域的惩防体系建设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易发环节及表现
(一)工程建设行政审批权力寻租蔓延
目前工程建设领域中的行政审批事项繁多、程序复杂，一个工程项目从立项到开工建设，需要经过发改委、建委、国土局、规划局、卫生局、环保局等十几个部门的四十余项审批。由于层层审批的环节过多、周期过长，为尽快通过审批，有的施工单位往往会与一些掌握着审批权的国家工作人员大肆进行权钱交易。用一些业内人士的话说，“只要有公章的地方，就有存在灰色成本的可能”，“要想顺顺当当把手续办下来，哪个环节打点不到都不行”。此类案件的违规方式主要有：一是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事项予以审批，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在土地出让、规划调整、费用减免等环节滥用职权，为开发商谋取巨额利益，进而索贿受贿;二是内外勾结串通骗取审批，牟取非法利益，如与报批单位串通或者内部上下勾结，虚构审批事项或者伪造相关材料，套取国家专项资金或谋取其他私利;三是在审批过程中以故意拖延、刁难等手段“吃拿卡要”，此类行受贿的数额一般不大，每次只有一两千元，却往往是“雁过拔毛”，有的犯罪嫌疑人自己都供称“凡经办过的业务肯定都拿过钱”。可见，“大领导收了钱乱办事，小人物不给钱不办事”的行政审批弊端在工程建设领域中尤为突出。
(二)重点工程征地拆迁补偿成了“唐僧肉”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集体土地征用补偿过程中的职务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在一些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中，相关职能部门为了减少拆迁阻力和体现“让利于民”，在对群众补偿问题上往往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因此在具体操作程序上，尤其是对地上附属物的认定评估方面不是那么严格，而一些不法分子把这当成了难得的发财“机遇”，想方设法骗取国家补偿款。一是在地上附属物清点及评估认定过程中，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与被征地方串通，虚报房屋、树木等地上附属物丈量评估结果，以多付补偿费受贿或者冒领私分。二是农村基层干部乘经手、管理及发放征地补偿款之机贪污受贿，这也是近年来引发“涉农”信访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公开招投标难敌私下场外运作
应当说，自2000年招标投标法实施以来，工程建设招投标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程序，对招标过程的监管也越来越严格。但由于现行招投标制度的设计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尤其是相关各方之间的私下场外交易问题还难以纳入监督视野，以致工程项目招投标成为当前工程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的首要环节。其中常见的违规手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瞒天过海，规避招标。如将工程项目化整为零，拆分到法定公开招标限额以下，以避开招标;或者仅对主体结构等进行招标，附属工程则实行议标发包;违法变公开招标为邀请招标等。
二是明招暗定，虚假招标。有的建设单位早已内定了施工单位或者供货商，但迫于招标的规定还得走走过场，其中的“障眼法”，首先是从招标条件上为关系人“量身定做”，通过对既往业绩、产品品牌等方面的特殊限制，将潜在竞争者拒之门外;接下来是暗中泄露标底信息，使关系人编制的标书可以“照葫芦画瓢”，与标底最为接近;然后在评标过程中暗做手脚，搞“定向评标”，确保关系人最终能够中标。
三是串标围标，非法竞争。承建商为了承揽工程，以串标、围标等非法手段参与竞标的现象，已成为目前业内公认“潜规则”。有些施工企业之间甚至达成了轮流中标，并向“陪标”者支付“利润分成”的“君子协定”。还有的干脆由一家企业以数家企业的名义做几份不同的标书去围标，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挂靠多家有资质的施工企业四处竞标，中标后再转手牟利的围标“专业户”，加剧了工程招投标领域中的不正当竞争。
四是偷梁换柱，低中高结。由于公开招标压缩了承建方的不正当“利润”空间，一些施工企业遂先压低报价中标后，再设法变更合同，追加投资。合同变更的主要方式是“设计变更"，即通过贿赂甲方管理层，随意变更设计施工方案，提高工程价款。还有的事先就签订了“阴阳合同”，按中标价签订的“明”合同仅提交管理部门登记，实际履行的“暗”协议则高于中标价，甚至包括好处、回扣等内容，以致工程最后投资远远超出预算。
(四)工程设计图暗藏权钱交易
由于工程施工图设计等前期环节直接涉及工程造价、规划审批等问题，实践中也很容易诱发权钱交易行为。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委托设计方人员利用选择决定权受贿。如建设单位相关负责人借委托设计之机索取、收受回扣，或者设计方为了与委托方搞好关系而定期或不定期送“节礼”、“红包”等。二是相关职能部门人员借“介绍”项目受贿。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一些勘察设计单位往往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门路出面承揽项目，一些规划、土管等部门对建设单位有制约关系的人员遂充当起了“灰色中介”，并从中索贿受贿。三是设计方相关人员借机谋取私利。如将单位设计项目私下转给他人，从中赚取差价或者受贿;与委托方人员串通勾结，截留侵吞或私分部分勘察设计费用;冒用单位名义私自承揽项目，或者剽窃单位设计成果暗中出售给委托单位;通过限定材料规格、设备型号，推荐或者指定供货商，从中受贿等等。
(五)施工阶段凸现商业贿赂四大“节点”
如果说在工程立项、规划、设计、招投标等前期环节，主要是一些建设单位及主管部门的“大人物”容易被不法企业所“勾兑”的话，一些“小萝卜头”则只能在工程实质建设过程中“谋点私利”。因此，一旦进入施工阶段，发生腐败的环节和部位明显增多，有的窝串案中甚至出现了建设、施工及监理各方“集体腐败”的现象。
一是工程分包、转包层层盘剥渔利。有些资质较高的施工企业通过竞标获得工程总承包权后，通常会分为若干标段交由下属公司组织施工或者承包给资质较低的挂靠施工企业，后者又往往以劳务分包等名义将部分工程转包给更低一级的施工企业，最后由没有任何资质的个体工程队进现场施工。层层转包的结果，必然层层加收管理费、好处费，尤其是承包方为了能拿到工程或挑选好的工程，往往会向掌握发包权的人员行贿。上述各种费用无不转化为“工程成本”，最后到了个体包工头手里难免要偷工减料。
二是材料设备选购好处费、“回扣”盛行。在建筑材料及相关设备采购过程中，由供应商在账外暗中以现金、实物或者其他方式退还采购方一定比例的价款，或者给予高档娱乐消费、“考察”旅游等“软回扣”的商业贿赂现象，已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在选购材料设备时，不是首选质优价廉的产品，而是看对方所给的“回扣”是否足够优厚，有的甚至主动抬高价格签订供货合同，以增加其个人“分成”，结果只能是以次充好或价格畸高。
三是工程甲乙双方日常行受贿已成惯例。很多承包商或者施工企业为了顺利承揽工程、通过验收或者拿到工程款，除了关键时刻要重点“打点”和“勾兑”之外，平时也十分注重与甲方上上下下“搞好关系”。特别是在中秋、春节期间，施工方的领导或老板往往会以各种名义“看望”甲方管理人员，虽然每次出手的数额不会太大，但行受贿的范围却相当广。
四是现场施工监理也有腐败隐患。工程现场监理的主要职责是对施工单位的建设进度和工程质量进行监督管理，并有权根据现场情况对工程进行变更。没有监理方的签字，施工方一分钱也拿不到。而且监理企业作为中介组织，相对于和业主方的一次性雇佣关系而言，与被监理的施工企业之间更易于达成较为稳定的“业内合作”关系。一旦监理人员被施工方拉拢腐蚀而放弃职责，或者双方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无论虚报工程量还是隐瞒施工质量问题都很难被发现。
(六)工程竣工验收拉拢收买质监人员
工程竣工验收阶段主要易发生施工单位贿赂质监机构工作人员及甲方验收人员的问题。其中可能涉及的违规情形有以下几种：弄虚作假，隐瞒工程质量问题，让不合格的设备通过验收;双方勾结串通，使施工单位擅自追加的材料或者项目得以追认;随意放宽验收标准，提高工程验收等级等。据一些涉案施工企业坦言，向质监人员行贿是业内公认的“行规”之一，“只要质监人员到现场肯定得给个红包，有问题了再另说。”因为很多地方的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都是
三、两个人管理着辖区内所有的在建工程，而每一项大大小小的建筑工程都需要对基础、主体及配套等各个部分分别进行质量检查验收，有时质监人员一天要跑好几个工地。如果事先不疏通好关系，很难“请”得动他们;但只要托上关系送上钱了，很快就有人去走走过场，并且有些小的质量瑕疵也能“睁一只眼，闭一支眼”地过去了，为此施工单位大都乐于花点“小钱”以免因窝工、返工造成损失，一些质监人员因此得以很轻松地日进数千。
(七)工程款结算支付“雁过拔毛”
工程项目竣工结算作为工程造价的最后一道闸门，决定着整个工程建设项目的最终投资额，一些施工单位或者建设单位的管理人员常常借此做文章，使工程款结算及其支付成为继工程发包之后“猫腻”最多的一个环节。其主要手法是：
一是承包商贿赂、串通建设方人员，虚高造价，骗取建设单位工程款。一些承包商在工程决算书中常常采用虚设施工项目、重复计算或者夸大工程量、虚报材料用量、等级及价格等手段，想方设法提高工程造价。为防止被发包方查出，就会向建设单位的审核决算人员或者有关管理人员大肆行贿，相关人员遂对承包商提供的工程决算书不加审核就直接拨付资金，造成国家资金损失;有的甚至与承包商勾结串通，巧立名目，通过虚列付款项目或者加大付款数额等手段，套取工程款进而私分贪污，这也是不少工程建设项目投资大大超预算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建设方相关人员借工程款结算支付之机“吃拿卡要”。某些业主单位的负责人以施工企业的衣食父母自居，颐指气使，往往从验收、结算、付款等方面做文章，利用手中的职权谋取私利;一些具体负责工程项目决算、工程款拨付的工作人员，也往往采取故意刁难等手法，拖延结算、支付工程款，借机索取、收受贿赂。同时，一些施工企业及材料供应商为了“用小钱尽快换回大钱”，常常会主动投其所好，特别是当涉及工程变更，需要增加工程量或者提高合同价格时，出手更加大方。
三是承建施工单位内部人员乘机“揩油水”。由于目前大多数施工企业都实行项目法人承包制，公司往往只关心如何拿到项目及最终挣多少利润，对内部管理问题重视不够，加之很多工程项目属于异地施工，财务制度落实不到位，工程款拨付之后的具体管理使用完全由项目经理说了算，为一些人虚报冒领、套取截留工程款留下了可乘之机。一些工程项目负责人往往会采取“倒推”成本的方式，将差额部分转入小金库或者暗中侵吞私分。
(八)公用工程配套环节的腐败也很惊人
由于与工程建设项目密切相关的市政道路、自来水、电力、煤气、电信、热力供应、消防等基础设施建设均为国家相关部门所垄断，因此，几乎每个工程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涉及到的市政公用工程配套部分，从工程施工到设备采购都必须由相关部门负责，由此带来的腐败问题也不容忽视。一些公用事业部门利用自身垄断地位，往往要求建设单位只能选择其所指定的施工单位及设备供应商，其工程和设备报价通常也远远高于市场价，而建设方由于急于工程开工、审批或投入使用，和这些部门之间基本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否则对方可能会找借口不给施工或迟迟不供水电气等，或者在工程施工、验收过程中故意找茬。而这些高出市场价一大截儿的利润最后往往以“回扣”、“分红”等方式进了私人腰包。
二、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成因剖析
工程建设领域中之所以容易发生上述职务犯罪等腐败现象，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工程建设覆盖面宽，涉及的部门、环节较多，资金周转数额及伸缩空间大，客观上为各种违规腐败行为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但从体制、机制等更深层面上分析，主要涉及以下制度性因素。
(一)经济转轨时期体制不健全，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在当前的经济体制下，计划经济时期靠权力配置资源的惯性，行政手段仍与市场手段同时发挥作用，经济活动中因此渗透着权力的“魔力”，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起着决定性作用。与此相对，工程建设领域中市场自主决定能力较差，各环节的透明度不高，交易秩序的规范和约束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工程建设市场无序竞争的现象仍比较突出。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建设“热度”的持续上升，房地产开发及工程建筑行业因利润空间大、准入门槛低而呈现供过于求的发展态势。由于工程建设市场“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利润可观，部分建筑施工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往往采取各种公开或隐蔽的不正当手段进行竞争和“公关”，特别是一些资质较低的中小型施工企业及挂靠在其他企业名下的个体工程队，为了挤进分包行列，更是不惜以高额回扣等重金开路，使得工程建设领域成为商业贿赂的重灾区。
(二)工程建设管理制度不科学，给权力滥用留下了缺口。一是现行建设投资体制不健全、不科学。许多政府投资工程仍沿袭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模式，投资体制缺乏制度性、规范性，责任主体和资金管理虚化，建设单位使用国家投资款无需承担责任风险，导致投资不讲效益，不负责任，投资失误却无人追究或者不严格追究等现象时有发生。二是工程管理权力配置存在弊端。一方面，由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还不彻底，一些部门死抱着“含金量高”的审批项目不放，以致工程建设领域的审批环节过多，一些本可用市场原则和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仍沿用行政审批的办法来处理;另一方面，权力过于集中，一些政府部门集工程立项、资金、招投标、建设、监管、使用于一体，既当业主，又当管理者，容易形成权力壁垒，也让想借此发财者趋之若鹜。三是权力运行缺乏监督制约。建设工程的重大决策权往往掌握在掌握在一个部门甚至个别领导手中，缺乏规范透明的权力运作程序和有效的内外监督制约机制。权力的失控，使得少数领导干部可以随意干扰工程审批、招投标的正常程序或者决定土地开发、工程建设权的归属。从媒体的相关报道看，许多高官的落马也都与插手工程有关。
(三)工程建设法规体系不完善，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尽管国家早已出台了建筑法、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但现行法规体系仍存在不配套、不细致、不完善和不严谨的问题，尤其是在具体落实的各个环节上缺乏一套完整的操作程序，以致政出多门，条块分割，造成管理上的真空。按现行职能分工，工程建设由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管理，但实际上是根据其投资性质和行业类别分部门来管理的，各行业、各部门又根据国家相关法规分别制定一些部门规章。由于各行业规章往往尺度不一，执法的力度和水平也有差别，缺乏协调统一，难免会给不法行为留下空子。特别是在有形建筑市场监管方面，现行招投标制度多头管理的格局，使得各地区、各部门招投标操作细则不统一，地方保护色彩严重，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统
一、透明的有形建筑市场，难以有效防止工程交易中的人为因素。加之现有机制下缺少对招投标弄虚作假、非法分包转包等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机制和有效制裁手段，违法的成本和风险过低，一些不法企业和个人可以有恃无恐地钻相关制度漏洞，为腐败行为创造了一种有利可图、有机可乘的扭曲的激励机制。
(四)工程建设监管落实不到位，有些制度措施流于形式。现有的工程建设监督管理环节多，各种层次的制度规范、防范措施细，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并未都真正落实到实处，有些环节的制度和措施形同虚设。以招投标监管为例，现行招投标中心工作机制下，政府招投标机构只是进行过程监督和备案，相关各方的场外私下交易等不法勾当很难进入相关监管部门的视野;同时，由于相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多头管理，许多工程项目的招标涉及到多个监管部门，难以形成统一有效的监督管理。近年来为了加大工程建设领域反腐败力度，各级纪检监察部门也都介入了工程建设招投标等环节的监督，但实践中还存在职责不明，主次不清，效果不佳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纪检监察部门因客观原因不能参加工程建设全过程，而且招投标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一些关键环节又无法直接监控，使监督很难达到全、精、深的层次。工程质检、监理、审计等其他监督制度，由于缺乏严格的责任制，往往也难于落实甚至流于形式。
三、从源头上治理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的对策思考
正如美国学者阿密泰所指出的：“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而更应该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要遏制工程建设领域中的种种腐败行为，必须坚持惩治、预防两手抓，既要坚决对敢于以身试法的腐败分子给予严肃查处，又要深刻反思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深层次原因，在根治和预防上下功夫。
(一)深化体制改革，从源头上推进制度防腐。一是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理顺和整合政府审批职能，尽量压缩行政审批事项，同时应完善政务公开制度，简化和规范审批事项办理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透明度，以解决目前工程建设审批环节过多、暗箱操作、效率低下等问题。二是深化公共建设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职能，对经营性的公共建设投资项目尽量引入市场机制，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领域，打破部门、行业垄断所致的寻租链条;对于公益性和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也要按照投资、建设、监管、使用相分离的原则，改革现行的投资管理方式，加快推行委托代建制度、项目法人责任制度及建设资金第三方监督等制度，建立符合市场规则的造价审核模式，确保公共建设投资安全与收益。三是加快政府职能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的改革。将招投标中心与招投标管理办公室脱钩，使政府监管职能与有形市场操作相分离;同时，相关职能部门下属的各类咨询、设计、监测、认证、代理机构也应彻底脱钩，成为真正独立进行市场竞争的社会中介机构，以改变目前中介组织竞争无序，甚至沦为行政干预等“腐败中介”的问题。
(二)完善市场机制，创建良好的市场秩序与环境。要根治工程建设领域腐败这一“毒瘤”，还必须铲除腐败滋生的温床，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一是要改革现行招投标管理体制，强化对工程建设市场的统一有效监管。进一步强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业监管职能，积极创造条件，逐步组建统一的有形建筑市场，对各类建设工程实行统一招投标。同时应建立总分包的二级市场机制，规范总包与分包的二级市场秩序，从制度上解决因建筑市场分割带来的行政干预、地方保护等无序竞争问题。二是要完善招投标运行机制，确保招投标各环节“阳光操作”。规范招标文件商务、技术范本，研究科学合理的资格预审办法，改进招投标方式方法，通过实行“资格预审公示”、“无底价或公开底价招标”、“技术标、商务标分段评定”等制度，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招投标运作中的人为因素。三是要健全相关配套制度，切实优化招投标制度运行环境。健全责任约束和追究制度，从建设单位负责人、主管人员、招标机构工作人员到评委，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能严格落实责任;推行合同履约担保、有形建筑市场和施工现场“两场”联动等制度，加强对招投标活动的事后监督和约束;深化建设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合理确定市场准入控制的对象、标准和评价方法，依法限制有不良行为记录的企业及人员进入工程建设市场，促进整个行业的自律和信用。
(三)强化监督制约，防止权力运行失控失范现象。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失控，所以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切实解决好实践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因监督不到位、不及时，尤其是少数领导干部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的问题。一是完善权力运行的内在制衡机制。按照决策、监督、执行三分离的原则，科学配置和分解权力，建立结构合理、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真正达到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的规范化要求。二是构建全方位的监督制约机制。加强专门监管机构建设，明确招投标办公室与建设主管部门的监督责任，充实建筑市场执法队伍，改进监控手段，不断加强和完善对工程建设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完善重大项目稽查、审计监督、财政监管和行政执法监察等制度，强化纪检监察部门对招投标、施工、检查验收等工程建设重点环节的全程直接监督;完善建筑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财务监督机制，全面推进财务会计上级委派、民主推荐职工代表参与工程监督等制度，形成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方位监督体系。三是增强群众参与和社会舆论监督。完善政务公开制度，畅通廉政举报渠道，推行工程建设重要事项公示制度，将群众关注和法定的重要指标如实公开，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作用。
第四篇：美国的腐败与反腐败
2013年01月05日09:39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虽是一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腐败问题同样由来已久。美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腐败非常严重的时期，有人称其为“腐败高发期”，但是随着反腐败机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腐败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防止或惩处，腐败被抑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腐败可以得到有效治理
从历史上看，美国最严重的腐败时期大约是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到19世纪80年代，也正是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时期。严重的腐败之所以发生，是几种原因的综合：工业中兴起的大公司获得了对国民经济的很大控制权，它们能利用手中的金钱来收买各级政府中的重要官员，使他们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在南北战争时期，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联邦政府需要支出大量的经费来同南军作战，这使得政府官员有了更大支配资金的权限;美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大国的速度之快，使它几乎来不及建立起有效的控制腐败的机制;从1828年杰克逊当选总统起，美国开始在选举中实行政党“分肥制”等等。
美国最严重的腐败时期并不是自行消失的，而是通过各种社会改革力量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来终结的：19世纪后期至20 世纪20年代，美国国内的文官改革运动把择优录取的原则引入了对
官员的录用，从此从原则上来说党派倾向不再是选任官员的主要标准;进步主义的城市改革运动推动了城市公共管理方面的制度化，使其不再受“老板”及其同伙的操纵;报纸开始独立于政党，并不断揭露政治家的丑闻，这些丑闻报道唤醒了国民的道德意识，并迫使立法者颁布新的法律来抑制腐败。这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进步主义运动接近尾声之时，公共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已不再是一个严重的全国性问题。换言之，此时美国已度过了最严重的腐败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采取措施建立反腐败机制，并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机制。
美国联邦政府的反腐机制由关于政府道德规章和法律以及执行这些规章和法律的机构所构成的。这些规章和法律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以总统令形式颁布的《政府道德准则》，这是针对联邦官员和雇员而制定的道德规章，违反规章者可能受到谴责或撤职，二是由国会通过的《政府道德法》，该法具有法律效力，凡违反政府道德法的政府官员或雇员，会受到法律制裁，三是《联邦竞选法》，其目的是防止与竞选有关的腐败行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反腐败机制的发展受“利益冲突”这样一个重要概念的深刻影响。可以说，现代美国的反腐败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这个概念建立起来的。利益冲突概念假定，如果一个人在某项政策方面有利害关系，那么如果他在这一
政策上有决策权，他就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从公共利益出发来作出决策。美国人把利益冲突看作是最主要的腐败源泉，因此，为了防治腐败，一定要首先避免利益冲突。鉴于此，有关政府道德的法律和规章的许多重要条款都是以避免利益冲突为宗旨的，例如，在审查总统提名的主要官员的资格时，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其所担任职务的责任与个人财政利益之间不能有冲突。
在美国，执行反腐败职能的联邦政府机构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负有对公共腐败行为进行调查和起诉的职能，第二类则不具有这些职能。第一类部门包括联邦调查局(FBI)、司法部刑事局公共诚实处、美国检察官、根据《政府道德法》任命的独立检察官，以及各部门的检察长办公室。他们都在揭发、调查和起诉地方、州和联邦公共腐败方面起作用。
第二类，也即非刑事公共诚实管理机构的主要责任是为了避免利益冲突而审查联邦官员和雇员的财产情况，解释有关公共腐败的法律和行政部门的公共诚实准则，确保联邦官员和雇员理解法律和行政规章。这类部门主要包括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政府道德办公室、监察长办公室和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等。“水门事件”之后，负责公共诚实的联邦机构不仅大大增加了，而且扩大了其活动范围，并成为许多有关公共道德争论的最后仲裁者。反腐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虽然比起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美国，严重的政治腐败案例的发生频率要小得多，但从大量案例来看，在美国要想根除腐败也并非易事。实际上，美国反腐败机制的真正成型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而且，到现在这一机制还在不断针对执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新问题进行改革。
我们可以以国会与《政府道德法》的博弈来说明。国会作为立法机关一个主要责任是对政府行政部门在财政和行政方面进行监督，其中也包括对政府腐败的监督。然而，国会通过的《政府道德法》最初只适用于行政部门，国会本身却可以不受《政府道德法》的约束。直到1990年经过修订的1989年《政府道德法》生效时，国会才在行政部门的压力下，同意接受以国会议员提薪为条件，把原先《政府道德法》的适用范围从行政部门扩大到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
再以美国对竞选腐败的治理为例。对选举筹款和开支的控制始终是美国反腐败领域里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为了抑制与竞选有关的腐败，制约金钱对政治的直接作用，国会于1971年通过了《联邦选举法》，以取代1925年通过的《联邦反腐败行为法》，为联邦竞选经费的管理建立了一个全面的规范。该法对候选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提出了公共竞选经费的要求，对其媒体广告开支订立了最高限额，并对候选人本人及其家庭投入的竞选经费进行了限制。1972年尼克松班子在大选中的违法行为被
揭露之后，竞选经费改革的步伐加大了。1974年，国会通过了经过修订的新的《联邦选举法》。这项法律第一次建立起了一个全面的国家竞选经费管理制度，它对公开竞选财政活动的要求得到了真正执行。以后，《联邦选举法》又经过多次修订。同时，一个独立的机构——联邦选举委员会被建立起来，以监督实施这项法律。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的竞选经费改革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漏洞：《联邦选举法》对直接捐给候选人的资金额度进行了限制，但对捐赠给政党的资金却未加限制。这类不受法律限制的资金被称为“软钱”。经过多年的争议，2002年国会最终通过了《两党竞选改革法》，对“软钱”作出了限制。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竞选经费改革以来的又一次重大改革。但无论如何，对竞选经费管理的历次改革远没有消除金钱对政治的影响，针对新的漏洞进行的改革还在不断进行。
由此看来，在美国，尽管政治腐败问题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是反腐败仍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相关制度仍处于持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
(周琪)
第五篇：腐败对社会的影响及关于腐败的一些思考
当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出现了分工，而分工使得人类有了群居这一属性，于是渐渐形成部落。再往后发展有了部落间的联合或征服，由于分工的不同，负责保护部落的那群人拿起了武器，相较其他分工的人们因为手里的武器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于是形成各个阶级。随着这个社会所涵盖的地域越来越广，人口越来越多，国家由此形成，于是阶级的权力差距更大，由于统治需要，出现统治阶层，腐败也应运而生。以上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只是笼统的叙述，毋须拘泥，想说的只是腐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其必然性不容否决，因为人类的性格阴暗面无法抹杀。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会，有社会的地方就有组织，有组织的地方必然滋生腐败。古代中国有腐败，古罗马也有腐败;民国时期有腐败，共和国时期也有腐败。一个国家的政治清廉往往只能在其开国之初维持一小段时间，我们应该将腐败视为一个正常且合理的现象，一个没有腐败的国家注定只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无法立足于现实，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存在即合理，我们不应偏激地看待腐败问题，而是在合理范围内接受腐败的存在。这并不是为腐败问题强行洗白，只是为了端正看待问题的态度。任何事物超出了其合理范围(或规模)，都会产生危害，反之则益。就我国的腐败问题而言，毫无疑问其程度是相当严重的，其对我党产生了众多负面影响，同时也对我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
首先，所谓的经济问题，本质上指的就是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其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比如购物，是通过某种以价格和供货的体系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完成资源配置;再比如一块政府出让土地实地使用权，继而招标，众多公司进行竞标，最终一家公司拿到该地，这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所谓的“腐败”又是什么呢?本质上说，就是通过滥用权力来影响或控制资源配置，并获得不正当利益。广泛一点说，当政府官员或者掌握权力的人，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没有优先为公众利益考虑，没有最大化公众利益，而是被别的动机所左右，将资源配置给了不恰当的人，这就发生了腐败。如果腐败的成本是可以计量的，那么其对经济的影响也许没那么大。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之所以巨大，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其成本是不可计量的。举个例子，房地产商吐过都认为要通过贿赂政府官员而成功拿到一块土地的话，房地产商会把贿赂的金额作为购地成本，做出最合适的市场决策，如果受益不好，他们就不会去行贿。但如果腐败的成本不可计量，他们如果不行贿，他们不知道他们将损失多少，因为也许这不仅仅一块地的损失而已，还有可能会产生其他无形的损失，所以他们在权衡之后必然会行贿而规避不可计量的损失，这就扭曲了市场资源的配置，使得腐败难以避免。
在中国，其腐败现象的很多表现不同于很多国家。因为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以中国是一个国有资本主导经济的国家，很多投资和消费由政府主导，但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效力较为低下，往往会被官员盘剥投资额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即使是08年在皇城根下的奥运项目，其资金也不免会被一些官员从中盘剥了一部分去。这里所谓“腐败”其中包含了“贪污”与“腐败”两个内容，官员将项目的部分资金放入自己口袋一事为“贪污”，而“腐败”指的是使用贪污所得的资金。如果这些被贪污的资金用于再消费，对经济本身或许没有影响，只是某一部分人利益受到损害，一部分人得了好处而已。但假如这些资金被腐败分子用于储蓄，或其他非生产型投资，比如证券投资，这就影响政府投资本来对经济刺激的放大倍数，使投资效果低下。假如所有的资金全部用于奥运项目建设上，那么建筑工人的工资就会提高，就会更多的用于消费，因为穷人的消费倾向注定是要大于富人的。总而言之，假如被贪污的前并未用于消费，流入市场，那么也就减少了市场中的资金，由于这部分资金数目颇为可观，便降低了资金的流通速率，降低了经济活力，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便涉及方方面面，可以体现在个人工资增长缓慢，企业订单减少，市场需求减小，诸如此类。如此说来，腐败对经济发展注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然而让人有些惊讶的是，目前经济学领域关于腐败的研究并不能证明腐败对经济发展不利。整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后发现，有32%的论文说腐败和经济发展呈负相关关系，62%的论文说没有显著相关性，6%的论文说正相关。综合以上内容，私以为腐败并非必然会对经济造成恶劣影响，当其规模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时，其对于一个国家以及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譬如腐败提高了办事效率，利于转移社会矛盾，增强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利于拉动内需。
腐败妨碍经济发展这个假说有很多反例，最经典的反例莫过于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虽然国内腐败问题突出，但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而对此一些腐败问题很小的国家却望尘莫及。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是因为腐败的性质不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不同。分析腐败，可以从多种角度出发，用垄断性来衡量的话，不同国家的腐败性质就是非垄断性与垄断性两者连续区间内的一个点。比如在一个偏向垄断性腐败的国家，贿赂政府一些钱就能拿到你想要的利益，贿赂金额可以预见。而假如在一个偏非垄断性腐败的国家，需要贿赂很多机构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且因为各个机构之间缺乏不沟通，可能结果你花了好多钱也不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这时因为腐败而使成本增加的部分就无法预估了，腐败对经济的负面效应相当巨大。另一方面，腐败给人的感觉普遍是低效和落后，但这是一种错觉，是由于充斥着贪污腐败的国家往往也是低效和落后所带来的错觉。低效和落后并非就是由腐败
造成的，论其根本，私以为制度才是真正的原因。如果一个官员极度腐败的社会突然不腐败了，这个社会并不会变得高效和先进。官员即使不贪污，也并不代表他们就会有了工作的动力。他们仍然可以拿着工资在政府机构里悠闲散漫地工作，那些急需通过审批的项目仍然无法通过，去政府部门办个证件仍然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所以在一个信息不透明的、缺乏民主和自由、权力不受监督的社会，政府自然会是低效的，无论官员是否腐败。在这种社会里，行贿恰恰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贿赂给了腐败官员工作的“动力”，这胜过上百封投诉信。与此同时，也可以通过腐败官员绕过某些不合理的税负和法规。从这个角度看，行贿者无疑是悲哀的，因为行贿这一行为只是行为者为了从政府手中保护自己的权益，并非我们通常认为的利用政府侵犯竞争对手的利益，这或许也是整个体制的悲哀。假如体制无法及时地改变，那么我们只能暂时接受。在很多国家，没有贿赂是无法做生意和交易的，通过贿赂可以避免那些破坏性的法规以及勒索。从这一角度看，一个腐败的政府，与一个其官员非常严格的执行法律的毫不贪污受贿的政府相比，并非是一件坏事。腐败至少可以允许一个社会中自愿的交易和行为的局部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和高效只是一种妥协，对制度的一种适应，是相对于信息不透明的、缺乏民主和自由、权力不受监督的社会，并不是说一个腐败的国家就会比一个真正信息透明的、自由和民主国家更先进。
所以，在短期上，腐败促进经济增长是可能的，即前文所述的一个观点——“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但这首先要建立在腐败规模被控制在合适范围内才行，而我国目前的腐败规模已远远超出合理规模，所以反腐败是势在必行的事情，而且从长期来看，腐败是必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然而正因为短期内腐败可能促进经济，就出现了“我国现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对腐败问题应该予以容忍”这样的声音。腐败对社会的影响不仅仅只是局限于经济，它对一个社会道德、公平正义、人与人间的诚信的破坏是相当巨大的，假以时日，社会将会彻底失去温度，真善美将无处栖身。如果以最终收益的大小，来作为善和恶的标准，那么，腐败成为一种善举，是可能的。但是腐败是不道德的，经济利益是不能凌驾于道德之上的，否则只会出现一个经济高度繁荣却道德沦丧的社会，那时候，不禁要问人类文明发展到最后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物质?城市里的人们形同陌路，人人都被孤独笼罩，即使物质生活再丰富也无法抚慰心灵的孤寂。
腐败，可能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但长期而言注定影响经济发展，破坏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然而腐败在人类目前的发展阶段是不可能被彻底消灭的，所以要做的是如何将腐败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反腐败的措施有很多，纵观北欧各国，可以说他们的高薪养廉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成效，那么是否中国也应该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呢。就高薪养廉
而言，其不可能作为单一抑制腐败的办法存在，想要有效果必须配合监管和惩处，形成一个合理的抑制腐败的系统，才能有效的运作下去。除此之外，社会发展水平也至少要处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单纯的高薪是养不了廉的，因为这部分高薪对官员个人来讲，风险和收益比还没有达到一个阙值，只是削弱但是断绝不了贪腐的动机，只有把监管和惩处机制建立起来才有效。当官员收入太低时，他对风险的偏好就大，愿意冒风险去获得违规收益，当收入较高的时候，官员对风险的偏好就明显下降，当监管严厉起来的时候，风险成本之高会让官员对风险更加望而却步，而选择稳定的正常收益。人的贪念是无法根本解决的，我们得承认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相关措施的不完善的情况下贸然高薪会制约其养廉作用，但我们同时应当看到当前反腐工作确实遇到了一定的瓶颈，群众呼声高与措施效果不明显形成更鲜明对比。阻力来此哪里?很大一部分来自官员内部，因为反腐这一措施很大程度是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腐败的长期存在已经让官员习惯了工作生活中各种因上层腐败等带来的福祉了。面对切身的利益被剥夺，政策自然会面临官员内部的阻力，自然有人怨声载道，反腐工作也自然难如坚冰。我们需要的是在坚冰上找到一个一个突破口去打破它，那么通过高薪满足公职人员的合理诉求，便能起到这样一种缓冲作用，也就是一个突破口。类似的突破口还有很多，都可以成为反腐败的手段，就像我们当改革开放也要找试点，那么高薪养廉某种程度上就是我国较为可靠的试点。然而我们仍需徐图渐进，因为目前阶段，我国假如要实行高薪养廉除了社会发展阶段不允许之外，还有人民内部的阻力。兴许是历史遗留问题抑或是其他原因，现在我国的公民群体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显得愚蠢、短视、无知，整体的嫉妒心太强等等，人们一边为公务员福利削减而弹冠相庆，一边对官员的腐败表示怒发冲冠。有人说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就应该拿这微薄的工资。君不见明初年间朱元璋将官吏断骨扒皮却依然止不住腐败之风，究其主要原因，不外乎是官吏工资实在难以维持生计。隔行如隔山，一个不明白其他行业的人，总会把其他行业想的太简单。这年头，愚民要是没骂过两句官，都觉得不好意思继续夸夸其谈，有人嘲讽有人辱骂，看见工资低就说他们有灰色收入，看见工资高又说分配不公平。私以为官员拿一份高薪是与他们做出的劳动与贡献直接相连的，每个人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组成了公权力，现在我们将这份公权力托付于官员由他们代为行使，这些代行公权力的人一部份可以直接创造社会价值，比如修铁路，造大桥等，他们掌控国家的基础命脉;另一部份则可以为创造社会价值创造条件，他们构成国家的根基。官员需要人们去肯定他们的价值，而确认这样的价值，通过高薪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然而我国的大多数群众却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官员的工资就应该处于平均线甚至更低。如此，官员的低品质的物质生活又会促使其腐败。官员的重要性可以说是超过许多职业的，所以给与相对应
的高薪也是合适的。这其中并没有不公平的因素，因为官员的门槛就摆在那里，它不是垄断的行业，任何想要官员般待遇的公民都可以去考取公务员，而其中难度也确实不小。这么说可能有些庸俗，但却是实实在在地有助于他们树立责任感。古语云“敬畏之心，人皆有之”，一个敬畏公权力的官员才不会去贪腐，但假如公权力没有带给他相应的回报，为何要求他不去要求他应得的利益，既然这公权力不给官员应有的高薪，为何要敬它?抗争精神不也是我们所崇尚的吗，那么官员就会“勇敢”地去腐败。所以，这才是高薪养廉最为深层的含义。
腐败有其善恶，反腐败同样势在必行，现在的舆论都崇尚“法制”，却唾弃“德治”，认为那是中国传统之糟粕。然而，世界上没有一套完美的“法制”制度，有利益就会有腐败，事在人心，制度只能将腐败钉在那里，却无法让其真正消亡。我们在推行“法制”，建立一套可以钉死腐败的制服的时候，也应该重视“德治”，将腐败净化，古人追求的大同，也是现代人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