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理论述评

新批评理论述评（共6篇）

篇1：新批评理论述评

新批评理论述评

作者：王宏飞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 年第 14 期

摘;要：新批评是英美现代文学史中最有影响力的流派之一,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影响颇深。本文依据赵毅衡编撰的《新批评文集》,从新批评的理论与方法、新批评对诗歌语言的研究、细读法以及这一理论的局限着手,对新批评进行研究述评。

关键词：新批评;本体论;诗歌语言;细读法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4-0-01

新批评这一文学理论得名于美国著名的批评家兰色姆,他所写的《新批评》,这本书的许多观点来自于理查斯和艾略特。新批评可以说是英美现代文学史中最有影响力的流派之一,影响深远。这一理论之所以叫新批评,是由于对旧批评进行了反驳,其中的旧批评有两个：一是作者中心论,把文学研究变成作家生平、传记和考订,作品反而成了作家传记的零件;二是把文学作品当做时代经济、宗教、政治状况的图解。新批评以文学文本词语及其关系为中心,倡导文本细读的批评理论,从文本内部着手研究。

一、新批评的理论与方法

新批评的理论是指文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文学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作品的内在构成等问题的理论;方法论指的则是新批评的指导方针。两者显然是相互联系的,方法论是从基本理论推演出来的。[1]新批评比较注重对文学文本本身进行形式主义批评,认为文学的本质就是文学作品,文学研究应该以作品研究为中心,从而对作品的构成、语言、意象等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研究。新批评将“本体论”作为它的批评术语,兰色姆在《世界的形体》中首次提出了文学批评应着眼于诗的“本体”理论,进行局部的和整体的研究。这种研究不关心阅读者的个人感受、作者的背景、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形势等外部问题,而是主张应该进入作品内部,全面又细致地对作品的内容、形式、结构等进行整体把握和分析。新批评的这种理论和方法有助于人们从总体上加深对作品本身的理解和把握,从而提高文学鉴赏能力。

二、新批评的诗歌语言研究

新批评理论主要适用于诗歌这种文学作品类型,在诗歌的语言研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新批评家是把诗与文学作品等同来看待的。诗人在创作时设法找到新的形象以表达体会到的感情,最后逐步把这一行行模糊组合起来的词汇构成诗歌。瑞恰慈又把语境的范围从传统的“上下文”意义扩展到最大限度,不仅是共时性的“与我们诠释每个词有关的某个时期中的一切事情”,而是历时性的“一组同时复现的事件”。[2]

艾伦·泰特的“张力”说,是根据形式逻辑中的外延（extension）与内涵（intension）的概念,用以对待诗进行语义学的诠释。外延指的是词的本义,内涵则指词的引申义。“张力说”将外延与内涵的前缀“ex”和“in”去掉,创造出新词“张力（tension）”,并指出诗歌的意义在其张力,研究诗的张力就是研究其丰富的语言。

“反讽”这一手法也普遍应用在诗歌的语言之中,实际上,诗的语言就是反讽语言。瑞恰慈认为,“反讽”能使通常相互冲突排斥的对立面达到平衡。新批評将诗歌的感染力归结为修辞结构的胜利,要想读懂一首诗的真正意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学会识别诗中的反讽手法。诗人常常用反讽的手法揭示诗中的意象,从而营造意境。

三、细读法

所谓细读法 ,就是要求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从细节着手,耐心揣摩、仔细推敲文学作品的语言和结构。[3]主张对作品进行仔细推敲,从语言及其结构中寻找线索,对作品中出现的每一个词语都反复研读、推敲。新批评的细读法主要适用于诗歌批评,由于一首诗是一个独立主体,它的内在结构具有张力,语言充满反讽、悖论和含混,因此适用细读法。

新批评的追求目标是在文本的“内部”,但是又不能涉及情感,这样看来似乎对诗歌的语言更有可研究性。新批评是一种立足于文本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批评方法,它要求运用隐喻、反讽、含混、悖论、张力等概念和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尽可能详细的分析和理解,从而将作品中的真正含义和神韵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诗人总是把平常的现象写得不平常,如丁尼生的诗歌《泪水,无端的泪水》的头一节：

泪啊,无端的泪,我不知道它为了什么

泪啊,它来自神圣的绝望的深渊

这里“无端的”和眼泪的痛苦含义有着冲突,“绝望的深渊”是表明绝望的情感,和前面不知道为什么也是不相容的,这就有反讽的意味,而“神圣的”和“绝望的深渊”也有冲突,这也是一种反讽。又如古诗《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的首联：“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读起来像是在交代这样一个事实：黑夜即将过去,情人不在身旁。但是稍微推敲一下就会发现一个悖论：来是空言,可得知是没来,既然没来又何来的去呢？第二句解开谜题,梦为远别,去绝踪应该是在梦里。

作为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新批评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细读法这一方法过于专注对文本的自身研究,导致其忽略了文学与社会、政治、历史等方面的联系,比较孤立、片面,不仅割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的联系,还破坏了文学研究的整体性,不利于文学规律的总结和创作实践,从而这一理论从六十年代开始走下坡路,最终被其他理论超越。

注释：

[1]赵毅衡,《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2页。

[2]赵毅衡,《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303页。

[3]王一川,《文学批评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3月,第66页。

参考文献：

[1]朱炎皊,《新批评的理论、方法及其在文学欣赏中的应用》,安徽文学,2008年第4期.[2]赵毅衡,《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2页.[3]赵毅衡,《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303页.[4]王一川,《文学批评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3月,第66页.知识改变命运

篇2：新批评理论述评

分工理论的发展历程是曲折的。经济学文献开始关注“分工”这一概念始于17世纪晚期。从18世纪开始，特别是亚当·斯密论证分工几乎是经济进步的惟一因素之后，直到19世纪末，分工问题在经济理论著作中都处于重要的地位。但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分工问题不再是经济研究的主题，而被资源配置问题取代了。这与马歇尔(1920)倡导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有关，马歇尔用规模经济概念替代了专业化经济概念，这使得经济学的焦点从生产率与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分工问题)变成了要素、产品数量与价格的相互影响(资源配置问题)。尽管随后就有扬格(1928)指出马歇尔这样替代是个错误，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增长问题成为经济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后，分工问题才重新开始受到重视。20世纪50年代的两篇文献对这一回归起到了很大作用，一篇是豪客尔(1956)的，一篇是斯蒂格勒(1951)的。前者唤起人们分清斯密的分工经济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的区别。该文指出，斯密的分工经济是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更一般的概念：即使没有事前的比较优势，如果当事人关于专业化选择的决策不同，也有可能因为分工经济产生事后生产力的差别。后者延续扬格(1928)的研究，部分区分出了专业化经济与规模经济的不同。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分工理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我们的分析表明，由于新国际分工是一个纷繁复杂、动态变化的过程，诸多层面的相关问题还没有进入理论的视野，现有的理论范式还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20世纪5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国际分工。对近来有关新国际分工现象的论述进行归纳、总结，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新国际分工现象的重要观点

自从弗洛布尔(1978)的著名论文《新的国际分工》发表以来，很多学者开始讨论新的国际分工现象，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新国际分工”是跨国公司生产体系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扩展

弗洛布尔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国际分工与此前旧的国际分工进行了比较。作者通过对德国纺织与服装业的全球区位演变的分析论述道，此前形成的极少数工业化国家从事工业生产，其他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则为前者提供原材料，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国际分工格局正在打破，跨国公司将一批批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线，开始从工业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转移。欠发达国家由此涌现出越来越多与世界经济体系相关联的生产部门。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也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贸易”转向“生产”。

弗洛布尔认为，新国际分工发生的根本原因是：(1)技术进步使得距离和地理位置对于生产的重要性减少了；(2)技术进步、企业组织的改进使得复杂的生产过程可以分解为基本的简单步骤，受教育很少的人也可以很快学会；(3)发展中国家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赫里克(1982)论述的新国际分工与弗洛布尔比较接近。但他揭示出了资本—生产关系在国际分工中的改变。他选择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作为国际分工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传统的国际分工占主导地位，基本特征是美国、西欧、日本等国家用制造品换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材料；之后，体现为第三世界国家用制造品换取西方工业国家的资本品。这种改变显然也是跨国公司生产体系向第三世界国家扩展的结果。贝隆(1981)、拉斯蒂(1985)、马斯达帕(1998)定义的“新国际分工”与赫里克基本相同，也是从资本—生产—商品的关系来论述国际分工的新特点的。

(二)“新国际分工”是国际垂直一体化

在题为《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所有权的优势》这篇著名论文中，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并没有明确指出垂直一体化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国际分工。但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的发展看到，他们对于垂直一体化的所有权优势提供了准确的预见，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开始采用这种分工方式，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国际分工模式。20世纪80年代晚期后，跨国公司采取垂直一体化方式的FDI开始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1990—1995年，采用垂直一体化分工模式的FDI每年增长了20％，而1996—2000年间，则每年增长了40％(UNCTAD，2002)。

(三)“新国际分工”是“订单制造”(或者“外包”)

罗斯杰把订单制造(contract manufacturing，简称CM)称为网络时代的新国际分工。罗斯杰对订单制造的定义是：大型公司把部分(或全部)零件设计、程序工艺、装配设备、后勤、营销渠道、仓储、售后服务等环节用合同的方式外包给其他企业，产品和服务贴发包公司的品牌，承包企业则一般没有品牌。订单制造是IT行业增长最快的一个亮点，每年达到20％—25％的增长率。根据“技术预测者”的计算，2000年全球的订单制造达到了880亿美元。而IT产业的迅猛发展使得CM从“美国模式”变成了全球的大规模生产模式。CM不限于IT行业，通讯行业、汽车行业、空间技术等行业都有。订单制造导致了专门从事订单制造企业的产生。订单制造业开始成为行业的“基础设施”，而订单企业则成为跨国分工网络的载体。

(四)“新国际分工”是产品内分工对福特制、丰田制分工模式的替代

卢锋认为，分工首先是企业内分工，以始于20世纪初的福特制为代表。[9] 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例：生产方式是：从大湖附近矿山运来煤炭和矿石，全部过程，包括热处理、制模、铣削、冲压、焊接、抛光、喷漆、总装等数百种工艺，都在底特律的雷格工厂完成。克鲁格曼形象地说，雷格工厂一头吃进的是煤和矿，另一头吐出的是轿车。其次是企业间分工，以20世纪80年代风行世界的丰田制为代表。以丰田汽车为例：这是一种多层次生产方式，总公司只进行最终组装和基本原材料供应；数以百计的企业在第一层：次级组装，大部件生产；数以千计的企业在第二层：单个部件生产；数以万计的企业在第三层：工程性服务。此后就是产品内分工，以产品为对象的分工——以工序、区段为对象的分工体系。这开辟了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新源泉。为发达国家对全球资源进行整合提供了方便；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提供了新的契入点，这正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网络的细密化。

(五)“新国际分工”是随资源禀赋变化的国际分工

在《全球化与“更新的”国际分工》一文中，弗朗西斯描述了比弗洛布尔(1978，1980)的“新”国际分工“更新”的国际分工。他认为，弗洛布尔的新国际分工理论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的动态发展，因而认为新国际分工的根本特征是中心国家集聚高技术生产，外围国家集聚低技术生产，而且外围国家越来越被逼到外围。可是，弗朗西斯认为，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虎”的崛起否定了弗洛布尔的观点。[10]

弗朗西斯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有了巨大的增长。他援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来说明这一点。到1995年，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校生达到3540万，超过了发达国家的3370万。其中技术类在校大学生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发达国家(700万/580万)。技术类大学生在多为发展中国家的亚洲分布最多，达到460万(其中中国120万，印度100万)，而发达国家集中的欧洲、北美分别只有270万、200万。拉美地区的技术类大学生也达到了140万。发展中国家这种资源禀赋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按照里德尔(1996)的研究，一个国家有没有绝对数量的技术人力资源，对于这个国家能否参与基于知识的经济活动具有关键的意义。发展中国家技术类人力资源的增长将影响跨国公司的生产分布决策，使发展中国家卷入新的国际分工。罗尔(2000)和伯曼、马欣(2000)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11]

(六)“新国际分工”是基于“全球商品链”的国际分工

格里(1998)将“全球商品链”定义为：一系列企业围绕着一种最终产品而建立起来的劳动和生产过程的组织间网络，这一网络将居民、企业、国家融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12] 新的企业不断通过整合到这种全球商品链参与国际分工，使得全球商品链条越来越庞大，其作用开始超越政府之间的经济交往作用。[12]

(七)“新国际分工”是基于跨国公司关系网络的国际分工

孟庆民、李国平、杨开忠这样描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新国际分工的基本内涵：跨国公司是新国际分工的主角，推动跨国公司促进新国际分工格局的动力是市场需求、契约转让、生产一体化以及降低成本的要素构成和生产组织的改革，新国际分工的直接动力是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生产。[13] 新国际分工的全球格局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格局、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格局的差异，以及分工中区域分工优势的升级转换规律。再之，新国际分工促使企业国际化、区域一体化。因而企业、地方在新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地方、国家在新国际分工中的角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了各种利益的需要而参与新国际分工的竞争，竞争成为新国际分工的基本机制。

(八)“新国际分工”是市场价格引导的国际分工演变为跨国公司引导的国际分工

冼国民(1994)认为，主权国家对于要素流动的限制，对本国工业和市场的保护以及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存在，价格机制对国际分工的调节受到一定的限制。跨国公司的成长改变了传统国际分工的性质及其协调机制。[14] 随着传统国际分工部分被跨国公司内部国际分工所替代，世界市场机制就被跨国公司的层级管理制所替代。“看得见的手”因此替代了“看不见的手”来协调各国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调节资源在各国企业之间的配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改变了传统国际分工的性质，使当代国际分工出现了转型：在由盲目的市场机制协调的国际分工中，出现了由跨国公司内部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予以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这样，当代国际分工就成为由跨国公司占主导地位的，包括其他传统类型国际分工的混合结构。

(九)“新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性质从“剥削”转向“经济互补”

多杜辛(1993)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尽管18、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证明了不仅个人之间可以实现高效率的分工，国家之间也是可以的，但由于殖民地时代的阴影，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很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因为害怕“资本主义的剥削”以及受“自立发展”思想的影响，低估了国际分工带来的机会，拒绝参与国际分工。[15] 在《互补性——国际分工的新趋势》这本书中，多杜辛认为，殖民地时代的国际分工是以“剥削”为特征的，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国际分工是以“经济互补”为特征的：国际分工同样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会，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国外要素弥补自己的不足，通过国内国外要素的组合实现经济、社会的更高效率。

(十)“新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从为国家服务演变成为跨国公司服务

在《新国际分工中的后工业化》中，伍(1994)从市场功能/企业功能对比这一角度来研究新旧国际分工的对比。他引用了哥德斯丁(1976)提出的这一命题：企业内交换是一种后市场经济机制，对市场机制具有某种替代作用，不过前者只能平衡企业内经济，不具备后者平衡整个社会经济的功能。伍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企业内交换”已经超过了国际贸易的一半这一事实出发，认为，近来跨国公司的快速成长使得企业内交换逐渐将市场平衡社会经济的功能弱化了，国际分工也就发生了新的变化：尽管新的国际分工与旧的国际分工相比，减少了传统剥削，增加了经济互补作用，但这是以扭曲所在国的市场功能为代价的。伍认为，跨国公司力量的来源是对产品的创新和多样化具有控制力，这使得它们与当地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很强，最终将发展为当地政府与其说是参与国际分工，不如说是参与跨国公司的企业内分工。

二、对新国际分工理论的综合分析

我们注意到，上述研究几乎都论述了新的国际分工与跨国公司有关。盎德深咨询公司的一篇工作论文形象地称跨国公司为“全球网络人”，这提示我们，新的国际分工可能是一种基于跨国公司全球网络的分工，而不同的学者看到了网络的不同的部分，从而研究了不同的国际分工。下面的论述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跨国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贸易，通过自己的“国际贸易网络”吸收廉价的自然资源以及推销自己的产品来增加企业利润；而6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就开始在第三世界大量复制生产体系，从“国内生产”转向“国际生产”，通过“生产网络”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降低成本来增加企业价值，这正是弗洛布尔看到的“新国际分工”。

跨国公司在其他地方复制生产系统时，首要考虑的问题是：要不要对这个生产系统拥有所有权。如果需要，就是“垂直一体化”，如果不需要，就是“外包”。当生产地既可以是国内又可以是国外时，就可以有四种选择：国内垂直一体化、国外垂直一体化、国内外包、国外外包。跨国公司到底选择哪种分工模式，要看哪种模式有利于增长企业利润。这四种分工模式构成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框架。如果跨国公司选择拥有所有权的国外生产，就是从国内生产转向“国际垂直一体化”，这正是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的理论预见的“新国际分工”。如果选择没有所有权控制的国外生产，就是从国内生产转向“国际外包”，这正是罗斯杰(2002)看到的“新国际分工”。这里我们看到，“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6](P25)

跨国公司建立起全球生产网络后，就会谋求生产网络的细密化，以便在全球捕获更多的利润增长点。理论上，从企业内分工、企业间分工、产品内分工这个分工细化的路径可能产生分工经济，于是跨国公司开始大量采用产品内分工，这正是卢锋(2004)看到的“新国际分工”(产品内分工又可能采取四种分工模式：国内、国外垂直一体化，国内、国际外包。可见后四种分工模式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框架)。

上述三种研究都只是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某个单一视角进行观察，因而掌握到的是新国际分工局部的性质。

格里和孟庆民、李国平、杨开忠的研究视角更大一些。格里定义的“基于‘全球商品链’的国际分工”，将观察视角从跨国公司一个特定的价值链扩展到跨国公司的商品网络，发现了新国际分工更多的性质。比如观察到生产网络对于其他企业、国家、地区的分工的整合性。但他们的研究没有充分考虑跨国公司对于这一网络的主动构建性，也没有对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予以足够的重视。孟庆民等比格里更加重视跨国公司在新国际分工中的主动性，可是“跨国公司关系网络”这样的定义过于抽象和宽泛。

上述四种研究基本上是静态的分析，弗朗西斯用动态的眼光考察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变化。理性的跨国公司必然随着“当地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全球生产网络，以便动态地最大化企业价值。弗朗西斯看到的原来的附属企业在国际分工链中地位的上升可以看成是在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的上升。这很可能是跨国公司生产决策的结果：把更高的工序给资源条件更好的企业，选择资源条件更次一些的企业替代它的位置。当然，还可能是附属企业主动采用了新的技术框架，发生了分工地位的跃迁。

上述五种研究更加重视的是新国际分工的“现象”，而冼国民的研究更加重视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分工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的：社会分工和企业分工。社会分工受市场机制的引导，企业分工受管理机制的引导。当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时，社会分工的显性地位就被企业分工取代了，这势必带来世界经济联系的深刻变化。只不过，冼国民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更进一步地分析跨国公司的具体生产活动，可以发现新国际分工更加生动的性质。我们看到，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交易的商品，相对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即是卢锋论述的“企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

上述五种研究都是实证的，多杜辛、伍的研究是规范的，用同一种价值标准来判断新国际分工的“好”或者“坏”。

三、启示：新国际分工引发的新问题及亟待研究的领域

上述分析提示我们，“新国际分工”可以概括为“基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的产品内分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每一部分都由分工链(或者国际分工或者国内分工)组成，它将世界各地的个人、企业、国家、地区以及世界各种资源整合到国际分工体系中来，形成一个基于分工网络的共同利益。[17] 总结起来，新国际分工“新”在：(1)新国际分工是由跨国公司生产网络主导的；(2)导致了新的生产现象——产品内分工：从“产品在一个民族经济中完成制造的过程”(霍布斯巴，1979)逐渐转变到“不再有民族的产品或技术，民族工业，乃至民族经济”(瑞奇，1991)。

由于产品内分工成为重要的经济现象，笔者提出应该寻求重新解读国际贸易数据的理论依据。这里的基本问题是，A国对B国的贸易顺差可能是由于B国(或者C国)跨国公司在A国的子公司通过企业内贸易方式出口引起的，而且A国的顺差反而是B国(或者C国)收入：比如A、B两国最初贸易平衡；A国跨国公司在A、B两国实行产品内分工，分别完成X、Y两部分工序，X是高端价值部分，Y是低端组装部分。A国出口X到B国，B出口X+Y(作为一个产品)到A国，A再将X+Y出售到世界各地。这样一来，海关统计出来的数据是，从事低端生产的B国比A国出口量还多，看似是B国打破了贸易平衡，实则主要由A国跨国公司的产品内分工引起，而且利益的大部分仍然在A国。不过这里还有诸多问题没有研究，比如如何在理论层面上更新当前国际海关统计通行的原产地规则赖以建立的传统分工、贸易理论，等等。

篇3：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述评

从本质上讲,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属于批判领域的范畴, 是建立在美学、解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等相关领域或学科基础之上的, 是对文本意义的一种新的诠释, 同时也是文本意义诠释的一次历史性变革。目前, 对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进行研究的流派较多, 角度各异, “虽然有一些公认的观点, 但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1]。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文本意义的社会建构观点, 基于社会的角度来解读文本意义的内涵。这引发了人们对文本意义的建构及读者在其建构过程中的角色定位的反思。

1否定——读者反应批评阅读理论的哲学价值取向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阅读学习领域的一种具体外显。这种外显表明了该理论的价值取向。从本质上讲, 取向亦即价值观应为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 是一个社会主体与其他社会存在发生关系时所持的态度, 观点或倾向, 是社会主体的抽象价值观的外显。

近现代主流文化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里面流派众多, 而且各个流派之间的渊源也不尽相同, 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哲学理论基础—主客体或思维与存在或外显与本质的对立统一。它是建构近现代主流文化大厦的基石。作为其对立面而成长起来的后现代主义, 其哲学理论基础恰好与之相反。通过对主流的否定彰显其存在, 否定主客体 (或思维与存在) 的对立统一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为该思潮存在的哲学理论基石, 同时也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处理社会问题与关系时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广泛存在于文学、语言和哲学等诸多领域。读者反应批评作为后现代主义在语言文学领域的反映, 也具有上述的基本特征。

传统的阅读理论得以存在的哲学基石是主客体的对立统一, 即读者与文本的对立统一。但是,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却通过消解的手段融解了此种读者与文本的对立统一的关系, 在消融的前提下, 引入了自己的构建认知。该认知首先认为:“文学并不是白纸黑字的书本, 而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体验”[2]。既然是阅读所为的体验, 那么文本所含具有主观性和易变性。在此基础上, 它提出文本所含“也并不是可以从作品里单独抽取出来的一种实体, 而是读者对作品文本的认识, 并且随着读者认识的差异而变化不定”[2]。最后, 该理论提出文本、意义、文学等概念不具有客观性, 他们“存在于读者的心目之中, 是读者经验的产物”[2]。既然文本成为了读者心目中的一个幻想, 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就融为了一体, 失去了主客体的界限, 文本的客体性也就消解了。

2信息——读者反应批评阅读理论的知识观

不论人们选择何种阅读理论, 都离不开阅读的对象---文本所含。但是在不同的理论支撑下, 读者对文本蕴含的感悟是迥异的。这种感悟实际上亦即知识观的问题。从本质上讲, 知识观属于哲学的范畴, 与阅读理论的哲学基石有着密切的关系。

传统的阅读理论的哲学基石是主客体的对立统一, 文本所含是其作者对所处时空的特定社会关系或存在的观点、看法或评价。这就是文本具有目的性, 所含具有时效性。文本与作者所处的特定的时空环境和其自身的认知水平建立了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导致了文本所含意义诠释的唯一性和客观性。传统的阅读理论认为文本是客观实在的所含, 是特定时期的社会问题的再现, 具有客观性。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其哲学基石是否定主客体的对立统一。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者认为“文本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 而不是独立于人类思维的现实”[1], 是一种蕴含信息符号, 符号是具有相当程度的主观变动性的。由此可见, 文本所含的获取和利用是一种单纯的符号、意象或画面的交换过程。正基于此, 人们发现文本知识是一种虚拟的实在, 是一种信息, 其传播似乎与真假无关, 真与假仅是一种语言游戏。这种真假判断标准的缺失是对文本知识客观性的否定。

3读者——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的中心观

认知是人类诠释社会存在的一种脑力劳动, 劳动成果丰硕与否与人的自身认知水平有关。在传统阅读理论中, 我们总是基于一种假设:作者所述的都是真的, 文本是忠实体现作者意图的外显。该外显通过文字符号的形式彰显其存在。另外, 作者所述的意图具有排他性, 因此彰显该意图的文本, 其意义就具有恒定性和静止性。作者和文本成为阅读认知的中心就成了一种必然。这种中心观决定了读者的阅读习得目的, 即认知一种具有恒定性的意图, 这同时也限定了读者主观性的即兴发挥。而在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中, 文本所含被诠释为一种虚拟的缺失真假判断标准的信息。对信息的认知是建立在读者自身的社会经历、时代背景、认识水平和价值观念等知识之上的, 而且这种认知是通过个体与文本的融合所获信息或体验的行为。这种行为的所获更多依赖于读者的自身能动性, 读者就成了阅读认知的中心。从这个视角而言, “读者的理解是作品历史性存在的关键”[3]。这一关键概念的提出确立了“读者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文本意义创造的主动参与者”[4]。自此, 读者的作用在该理论得到了明确的界定。界定的背后是其作用的诠释和强化, 从而读者成为阅读认知的核心, 进而为阅读中心观转向的实现提供了理论支撑。

4自身加工——读者反应批评阅读理论的意义观

从哲学的视角来看, 文本或话语意义的阐释和接受是一个阅读认知观的问题。该问题的诠释是建立在对文本及意义本质的感悟的基础上。在传统阅读理论中, 文本是彰显作者所图的文字符号。因此, “阅读意义正确与否要由作家裁定”[5]。该结论同时也意味着“创作者垄断着文本意义的解释权”[5]。这种阅读意义认知观“从而在理论上取消了阅读主体的能动性”[5]。而读者反应批评阅读理论则“否认文本有客观不变的意义”[5]。因为该理论认为“意义不是来自文本, 而是来自读者自身”[5]。这种意义认知观可以归纳为:“读者+文本=意义”[6]。Stanley Fish[7]认为意义不是文本话语提供的各种信息, 而是读者阅读文本过程的感受和反应本身。这一过程是读者对意义的自身加工过程, 也是“一个由读者参与, 发生在读者身上的事情”[7]。也就是说, 意义不存在于文本中, 而是源于读者自身的加工。同时, 加工过程也是读者个体性体验与反应的累加过程。文本意义就形成与这个累加过程中。在这个累加的过程中, 由于阅读被视为一种个体的体验和反应行为, 因此文本的意义就受到了个体主观性影响, 烙上了个体性的烙印。这一烙印主要体现在意义的认知“还要不断受到自身及外界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历史经历、信仰、意识形态乃至偏见等因素的影响”[8]。特定的时空环境, 特定的个体造就了意义认知的时代性, 每一种时代性的诠释都有其合理的一面。这种现象的出现为文本意义诠释的多元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5不固定性——读者反应批评阅读理论的模式观

从哲学的视角来看, 模式观属于方法论的范畴, 是解决某一问题的较为固定的方案上升到了一种理论层次的抽象概括。每种解决方案都是其抽象性的具体体现。每一种具体的阅读方案都是一种阅读模式, 其实质是如何对文本所含进行解读。传统的阅读理论主要包含三种比较固定的阅读模式, 即信息加工模式、心理语言模式和交互模式。信息加工模式“为文本意义从最小语篇单位到段落等高层次的语篇单位的构建过程”[1]。心理语言模式恰好与之相反;交互模式则是前两种模式的中和”[1]。而在读者反应批评阅读理论中, “它将意义的分析对象诉诸读者的阅读经验, 而个人经验总是充满不确定性的”[9]。这种个体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再加上篇章的多样性和阅读的目的的差异性, 导致当前的任何一个阅读方案都不足以充分地把介入阅读过程的各个方面有机地集合在一起并加以解释。因此于兆辉认为“读者反应批评阅读理论没有固定的模式与技巧”[9]。这意味读者反应批评阅读理论模式普遍性的缺失。这种缺失并不代表该理论缺乏实用性, 相反的却代表了该理论的优势所在, 即阅读模式的个体性。个体性的存在为学生选取适合自己的阅读模式提供了可能, 从而为自主学习理论的存在提供了支撑。

6结束语

在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中, 通过对传统阅读理论哲学基石的否定, 从而确立了该理论的知识观, 即文本是缺失真假标准的信息, 进而为“读者再也不会在意义的获得过程中遭到忽视”[10]提供了理论基础。读者成为阅读认知行为过程的中心, 对其作用的聚焦使得读者中心观的确立成为一种可能。这种中心观确立对文本意义观和阅读模式的不固定性做下铺垫。这种铺垫使得文本意义构建于读者自身感悟与反应加工和阅读模式的个体性成为可能。

读者反应批评阅读理论其哲学观、知识观、中心观、意义观和模式观的提出有力地反驳了传统阅读理论。但该理论过度注重读者在文本意义阐释中的决定作用, 将“意义”居寓的领域转移到读者自身意识或经验的加工中, 从而造成了意义的不确定性。另外, 该理论“容易使阅读从一个极端陷入另一个极端”[4], 从而失去了文本知识的客观性, “导致主观主义、相对主义、阅读中的无政府主义”[4]。尽管该理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误区, 但它毕竟代表了意义诠释观念的革新, 为人类探索文本蕴含开辟了一种崭新的视野。

摘要：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作为后现代主义的阅读理论的代表成为国内学者探讨的热点。这种建立在美学、解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等相关领域或学科基础之上的批评理论在其价值取向、知识观、中心观、意义观和模式观等诸多方面明显别与其他阅读理论。通过对其探讨以促其进一步的发展, 更好服务于国内阅读教学。

关键词：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简介,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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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于兆辉.“读者反应批评”中读者观之流变[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 .

篇4：新批评理论述评

关键词：新农村；文化建设；农村文化；网络文化

中图分类号：D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2-0109-04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推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农村文化建设则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神保障。近年来，新农村文化建设成为诸多学者研究的焦点，学者们围绕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意义及模式进行了探究，取得丰硕成果。与此同时，网络在农村的蓬勃发展又使得网络文化因素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理论研究新热点，网络文化理论研究也进一步推进了农村文化建设研究的新转向。

一、农村文化的理论与发展

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将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是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狭义文化专指精神成果，而且更突出了文化的动态性。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农村文化内涵进行探究，给予不同的解读，可归纳为3种视角：第一，农村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苏国勋认为：“农村文化就是农村居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为了适应环境而形成的特定生活方式。作为价值体系，农村文化是由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即所谓道德体系、典章制度、品物行为）3个层面共同构成的统一整体。”[1]第二，农村文化内容的广泛性。王家新认为：“所谓农村文化，其内容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所有领域，具体包括文学、艺术、体育、历史、科技等各个方面，如农村的地方戏曲、民间曲艺、传统手艺、传说传奇、婚丧嫁娶、群众体育等，它一般通过乡村风貌、乡民气质、民情风俗等加以体现。”[2]第三，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界定农村文化。吴理财认为：“在广义上可以把农村文化视为农村社会生活的整体；在一般意义上可以把农村文化定义为农民独特的生活方式；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农村文化仅仅指农民特有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3]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农村文化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农村社区文化研究、农村公共文化研究和农村和谐文化研究。在农村社区方面，代表人物有王春光、费孝通、弗里德曼等。在农村公共文化研究方面，研究成果相对匮乏，最为重要的一项成果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2006年3月就全国16个省区所做的专题问卷调查。就农村和谐文化研究而言，学者们主要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加以研究，主要成果有杨荣翰的《民族地区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主要原则及其实施》、魏文婷的《农村和谐文化建设需要农民的积极参与》等。

二、农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一）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与背景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民带来切实的实惠，中国的农村建设成为国家建设的着眼点。但是此时，现代性向农村的骤然涌入与农民大规模的外溢成为新时期农村建设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城乡二元结构也逐步形成。自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央明确强调“三农”问题是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并且连续强调4次。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根本遏制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就必须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大各方面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农村建设新的飞跃，“新”在以农村综合发展为核心，实现城乡统筹、现代农业、农村改革、农村公共事业和农民收入的全面建设。在这一背景下，农村文化建设也又一次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所规定的内容，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是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经过5年的努力，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农村文化建设新格局[4]。

（二）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现状

自2005年中办、国办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战略任务以来，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便成为学术界长盛不衰的热点。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一直是学者研究农村文化建设不可规避的一部分。学界的意见并不统一。王建林认为：“农村的文化建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涵盖农村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等诸多领域的建设工程。”[5]张庆满认为：“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包括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艺术等各项事业以及良好的乡风民俗、道德习惯的养成。”[6]相比之下，本研究更认同马永强和王正茂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要从5个方面理解：（1）新农村建设视域中的农村文化建设，归根到底是建设一种属于乡村和农民的新乡村文化；（2）新农村建设视域中的农村文化建设是“现代”与“传统”的对话与互融，是民族的、地域的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话与互融，是乡土文化内涵的重构与创新；（3）农村文化建设说到底是“人的建设”；（4）农村文化建设是乡村精神与乡村文化价值观的重构；（5）农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文化生态的建设。此外，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也曾给出界定，认为农村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围绕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转变的需求，培养一代具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技素养和专业职业技能的新型农民。

在内涵的诠释基础之上，学者们普遍探究了农村文化建设的价值与意义。在这一方面，研究者们的观点相近，普遍认为农村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中之义，是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例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指出：“农民也是有着精神生活需要的活生生的人，当他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他们就需要有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当前的市场经济及现代价值观的侵入，使农民传统的生存价值边缘化，农民作为自己生活主体的地位，被一种强有力的外来力量所压抑和排斥，而不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因此有着强烈证明自己人生意义的内在需求。”[7]何兰萍则从农村文化本身发展的角度，强调农村文化建设在保护、传承农村优秀民间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endprint

而对于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很多学者都进行了实证的研究。一方面，研究者们都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文化建设的显著进步。另一方面，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农村文化建设仍旧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无法满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并指出了实际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第一，农村文化的供给与村民的实际文化需求不平衡。这是诸多学者都指出的一个问题。当前，政府兴建了“村村通”、“文化下乡”、“农家书屋”等各类文化工程，虽说给村民们送去了文化，但是这些仅仅只能满足村民的基本文化需要。随着现代性逐步冲击着农村，传统的文化供给已经无法满足村民更高的精神需求，“农村文化供需严重失衡，即农村文化需求旺盛而农村文化供给不足”[8]。第二，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中，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是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吴理财曾在对安徽的实证调查中发现，村民的私性文化资源丰富，主要是电视和手机等现代设备。而相比之下，农村的传统民间活动却愈见衰落，村民只是参加庙会、祭祖等活动。因此，他得出结论：“农村的私性文化生活有所发展，但是公共文化生活逐步衰落。”崔海兴、郑风田也认为，“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文化差距逐步拉大，农村文化有陷入边缘化的危险。”第三，农村文化建设只注重前期建设而未关注后期的管理。当前，农村的文化建设仍旧是行政为主导，由政府统一规划投入建设。虽说各地农村都建立了乡镇文化站、图书馆等，但是实际的运行和管理并没有随时跟进，缺乏必要的评估。财政部教科文司在2006年的调查中发现：“当前的评估一般都是一次性评估，缺乏一个事后的反馈监控机制，一些已建成的农村文化设施很难得到有效使用。”[9]从现有的文献看，在建设现状的研究方面，大多数学者更多是定性的论述，缺少量化的研究。只有少数的实证成果呈现，例如财政部教科文司与华中师范大学联合课题组于2006年3-7月组织了全国农村文化调查。同时，关于现状的描述通常过于空泛，缺少对个案的透析。

（三）农村文化建设的模式探索

农村文化建设的进行通常都需要以某种形式、机制作为载体。因而，建设模式的探索也一直是农村文化建设研究中的热点。例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对建国以来农村文化建设模式进行了概述，提出“三种理论模式”，认为建国以来，我国农村文化发展呈现出从计划控制模式、过渡转型模式向公共发展模式层次递进的基本趋势。这3种模式是农村文化建设的理论模式。计划控制模型是计划经济时期以文化参与权为核心的农村文化建设模式，即以行政主导为重要动力，以维持既定秩序为价值取向，以树结构为基本组织形态，以国家资源注入为基本维持方式。过渡型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时期以文化享有权为核心的农村文化建设模式，即以行政主导和市场导向并存，以树结构或树果结构为基本组织形态，是国家公共资源注入与社会赞助共同起作用。公共发展模式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建设模式，即以果结构或果树结构为基本特征，以利益协调为基本维护方式，以人为本，以文化方式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除了理论建构模式以外，全国各地都在文化建设实践中探寻新的模式。河北省大力推行一种“民资文化”模式，把新农村文化建设作为安民、乐民、助民、富民的重要载体，鼓励农民采用市场融资办法自办文化团体，兴办文化产业，探索以民间资本“入股”方式发展农村文化，从而形成了企业资助型、集体投资型、村民集资型等形式多样的“民资文化”格局。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课题组对该省近年农村文化建设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以农民文化需求为导向，构建多元化农村文化主体”的农村文化建设模式：一是按照“两转四化”的思路，盘活做强乡镇文化服务中心；二是按照专业化、市场化的思路，建设好文化中心户、文化科技屋等文化个体户；三是按照政府引导与农民自发相结合的思路，大力扶持民间文化活动主体[10]。浙江省台州市则是推行“农村网络文化俱乐部”，充分将网络文化这一新兴文化形态融入到农村文化建设中，激发了村民的参与性与创造性，取得了丰硕成果。

关于模式探索的研究虽然并不匮乏，但是更多是一般性的阐述或是理论意义上的建构，缺乏实际的操作性和可行性。同时，研究者们对于近几年来各地出现的新的建设模式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

（四）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证研究成果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农村建设问题，尤其是农村文化建设问题，并且进行不少实证的调查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财政部教科文司、华中师范大学、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的《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与战略思考》，吴理财、夏国锋的《农民公共文化生活的衰落与复兴——以安徽省农村文化调查为例》，江丽的《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当下态势和推进举措研究——针对郑州市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证调查分析》以及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安徽省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村文化产业研究”等。

财政部教科文司与华中师范大学联合课题组于2006年3-7月组织了全国农村文化调查。本次调查按东部、中部、西部以及宗教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五大类选择了19个省（自治区）的70个县（市）200个乡镇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调查显示，农民的业余文化活动多以现代文化形式为主，对传统民间文化活动的兴趣正在逐步降低，即农民私性文化有了长足发展，农村公共文化却不断衰落。与此同时，调查从体制、结构和变迁的角度全面了解当前农村文化发展特点与态势，发现建设呈现明显的“重投轻管”、“部门分割”、“供求不对称”等特点。此外，调查以三大理论模型的分析最终得出当代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指向是通过建立健全国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农村文化市场服务体系，提升农民的素质，保证农民群体的文化发展权。

三、网络文化与人的发展

（一）中国网络文化的理论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互联网便在全球迅速发展。网络的日益普及也不断冲击着传统的社会文化，这也使得学界越来越关注网络文化的研究。近十年来，国内网络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学者们集中于网络文化的内涵、特点、价值和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endprint

就网络文化的内涵而言，学界观点不一。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视角：第一，从网络的技术特性角度，网络文化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紧密相联的文化。匡文波认为，网络文化是指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融合为物质基础，以发送和接收信息为核心的一种崭新文化；第二，从文化意义上界定，周鸿刚认为，网络文化就是以网络物质的创造发展为基础的网络精神创造[11]。第三，从网络的双重特性角度，即技术与文化特性。刘同舫认为，网络文化一方面是由网络技术做界定，另一方面又超过技术规定，使技术成为人类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充分体现着文化的精神内涵。

就网络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多数学者都是通过二分法进行了分析。一方面，网络文化的低成本、低门槛、高效率的传播方式及其为大众提供的参与捷径，缩短了人社会化进程的时间，扩大了社会化的受化范围，并且对个人角色具有重塑作用。同时，网络文化对社会的影响颇深，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网络文化与社会政治。网络时代的政治将打破以往金字塔型的政治结构，网络文化中的平等性和开放性还销蚀着金字塔式的等级集权制的权力结构，促进了政治的分权化。第二，网络文化与社会经济，主要是网络对文化产业、社会经济的影响。第三，网络文化与社会文化。

近几年，我国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发展观：第一，在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中，要坚持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第二，我国网络文化建设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进行的。胡锦涛同志还指出，加强我国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坚持积极利用、大力发展、科学管理，以先进技术传播先进文化，促进和谐文化建设。这是我国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基本方针。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发展观不再单单强调网络文化的技术特点，而是真正还原了网络文化的文化属性，主张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出发考察网络文化问题。

（二）农村网络文化发展研究

就农村网络发展的研究而言，学者们主要是从农村网络的发展现状、价值与意义等方面加以探究。首先是农村网民研究。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1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农村网民规模已达1.36亿，占整体网民的26.5%，占农村总人口的20.7%[12]。从互联网发展的城乡结构来看，网民中农村人口所占比重也在不断提升。互联网正在不断向农村地区渗透。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向“网民”转变。其次是网络对农村发展的影响。研究者们大多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加以探究。其中，从农村经济发展视角进行研究的居多。不过，随着农村文化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更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网络及网络文化对农村文化的影响。网络对农村文化的影响可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网络改变了农村文化的传播渠道和分布结构。第二，上网推动着农民文化活动由公共空间向私人空间迁移。第三，上网推动农村文化内容由一元主导趋向多元共生。第四，互联网的兴起为农村跨区域的文化交流排除了障碍，农村文化交流可以借助互联网来实现跨越时空的双向互动。第五，网络不仅可以展示本地区的特色文化，扩大其影响力；同时，还能为农村居民提供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机会，不断丰富和发展本地区的特色文化，特别有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综上所述，通过对近年来文献的查阅，我们深入了解了农村文化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农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以及网络文化的研究现状。我们发现，就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而言，以往的研究已经对其内涵、必要性、发展现状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总结，并且拥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实证成果，但仍旧存在一些不足。不少实证研究多集中在湖北、江苏、安徽、福建等省，没有涉及其他省区的重点探究。同时，研究者们没有对近几年涌现出的新的建设模式的关注。例如，山西省的“网络文化站”、浙江台州的“网络文化俱乐部”等等。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试图将网络文化、人的发展与农村文化建设创新相联系，从网络文化下人的发展观的角度探索农村文化建设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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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ncbg /201208/t20120803_32962.htm，2012-10-7.

篇5：《语篇:批评性概论》述评

《语篇:批评性概论》述评

对语篇的批评性研究已成为当代语篇分析的热点问题之一.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语篇分析的批评视角进一步拓宽,语言学家如Chouliaraki & Fairclough等倡导从语言角度对社会问题进行跨学科乃至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的研究.

作 者：高军 GAO Jun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上海,35刊 名：语言与翻译(汉文版) PKU英文刊名：LANGUAGE AND TRANSLATION年，卷(期)：“”(4)分类号：H0关键词：

篇6：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

[内容提要]文化批评作为重新回到文学外部研究的批评，它的可能性如何证明?当年形式主义批评对于外部批评的指责是这样脱离了文学本身，那么文化批评有多少为自己加以辩护的理由呢?本文从文化批评的理论、方法以及它的言说的有效空间这样三个方面，对于文化批评的基本状况作了一些分析和说明。并且认为，文化批评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不是追求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对待文学现象，而是更这重于对于文学研究提供思想的解剖刀和反思。

[关键词]文化批评 理论 方法 话语权力

“文化批评”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共识，即文学研究除了应该深入到对于文学自身的剖析，尤其是语言分析之外，还应该有着一种文化层面的`眼光。那么这里的文化可以是文化人类学意义的范畴，探讨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俗中的基本样态，也可以是着眼于当代生活中或隐或显地起着引导、支配或者影响人们生活的事体。如果我们把眼光聚焦到后者，就有可能面对各种生活事实，这些事实是刚才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缺乏成系统的言说渠道，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理论范式和话语规则，因此有必要对于其中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讨。

一、批评的根基：为何理论与如何理论

事实上，人们看待事物都是内含理论或依靠理论的。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们有“早晨”的观念，而“早晨”除了是一个特定时段，同时还是一种循环的、多次重复的时辰。古代人们更多地从周而复始的意义理解它，今天人们主要从矢量发展的角度看待它，这里分别就有不同理论作为内在依据。除了日常生活有着理论的背后的依托，就是在学科研讨中，也同样有着理论的先行。在实验室里，科学家用显微镜观察微小的对象，这是非常客观的了，可是这种客观中也有发现的预期，而预期就有某种假设，它是依据理论的。诸如现代高能物理在探测新粒子时，要预先建立大型设备，投资巨大，探测的结果实际上是有着理论预期成分的。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

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他们认为，理论应该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到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说”――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1]

通过这种回顾可以见出，仅仅依靠经验的基础面对事物，这既是不可能的，也不是科学所推崇的态度。

为何理论是回答理论支撑的必要性，在此之后就有采用什么理论即如何理论的问题。这里当然应该包含经典的文艺学教材和专著的理论，也应该包含从文化学角度看待文艺的有关理论，此外还应该吸纳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引发的理论思考。

马克・波斯特在结合电脑写作问题时，联系德里达关于说与写即语言与文字对立的观点展开了讨论。他指出，纸笔的书写方式使显现的文字有物质性质，难以抹去;这些纸面的文字脱离了作者，它的意思是在相应语境确定而不是听命于作者，因此也可以说这些文字成为作者的敌人，对抗作者。可是电脑写作中，屏幕显示的亮点能够轻易消除，它还没有成为物质存在，这样书写与说话就有了同一性。[2]它颠覆了笛卡尔以来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电脑是一种物质存在，可是它是模拟人脑的，在电脑的工作中，我们面对的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镜映效果(mirror effect)，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遭遇拉康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