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阅读理论述评

康有为阅读理论述评（共7篇）

篇1：康有为阅读理论述评

1、每个人都能有为有不为,一旦为错了,就毅然回头。

2、大善 大恶 小善 小恶

3、举例论证 一反一正 一古一今

4、示例：①引用“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论述应该不应该和善恶一样,也是有大小之别的。②引用“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是为了论述大小善和大小恶有时候是有联系的。③引用“行而宜之谓之义”是为了阐述什么是应该。

5、提出善恶有大小之分的观点---用事例论述什么是小恶小善和大善大恶,并得出结论----进一步补充论述大小善和大小恶有时候是有联系的。

6、不离题。因能分辨清是非善恶,就会分清什么事因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即什么是有为,什么是有不为。

篇2：康有为阅读理论述评

②在这里,关键是“应该”二字。什么叫“应该”呢?这有点像仁义的“义”字。韩愈给“义”字下的定义是“行而宜之之谓义”。“义”就是“宜”,而“宜”就是“合适”,也就是“应该”,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要想从哲学上,从伦理学上,说清楚这个问题,恐怕要写上一篇长篇论文,甚至一部大书。我没有这个能力,也认为根本无此必要。我觉得,只要诉诸一般人都能够有的良知良能,就能分辨清是非善恶了,就能知道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了。

③中国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可见善恶是有大小之别的,应该不应该也是有大小之别的,并不是都在一个水平上。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呢?这里也用不着烦琐的论证,只须动一动脑筋,睁开眼睛看一看社会,也就够了。

④小恶、小善,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见,比如,在公共汽车上给老人和病人让座,能让,算是小善;不能让,也只能算是小恶,够不上大逆不道。然而,从那些一看到有老人或病人上车就立即装出闭目养神的样子的人身上,不也能由小见大看出了社会道德的水平吗?

⑤至于大善大恶,目前社会中也可以看到,但在历史上却看得更清楚。比如宋代的文天祥。他为元军所虏。如果他想活下去,屈膝投敌就行了,不但能活,而且还能有大官做,最多是在身后被列入“贰臣传”,“身后是非谁管得”,管那么多干嘛呀。然而他却高赋《正气歌》,从容就义,留下英名万古传,至今还在激励着我们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⑥通过上面举的一个小恶的例子和一个大善的`例子,我们大概对大小善和大小恶能够得到一个笼统的概念了。凡是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类发展前途有利的事情就是( ),反之就是( )。凡是对处理人际关系有利,对保持社会安定团结有利的事情可以称之为( ),反之就是( )。大小之间有时难以区别,这只不过是一个大体的轮廓而已。

⑦大小善和大小恶有时候是有联系的。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拿眼前常常提到的侵吞行为而论,往往是先侵吞少量的财物,心里还有点打鼓。但是,一旦得逞,尝到甜头,又没被人发现,于是胆子越来越大,侵吞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终至于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受到法律的制裁,悔之晚矣。也有个别的识时务者,迷途知返,就是所谓浪子回头者,然而难矣哉!

篇3：金融结构理论述评

一、金融结构的理论溯源

1580年威尼斯银行的产生, 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金融业的产生。早期的关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伴随着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历史上看, 人们对货币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七世纪欧洲“价格革命”时期的货币数量论, 之后以著名的费雪方程为代表。欧文·费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交易方程MV=PT, 认为在货币的流通速度与商品交易量不变的条件下, 物价水平是随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动而正比例变动的。

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将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货币的中性与非中性的问题上, 中性论者认为货币不过是便利交易的工具, 非中性论者则强调货币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 非中性论者代表之一凯恩斯, 其《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著作把金融结构寓于金融业整体中进行研究的方法是与当时金融业的发展相适应的。

二、西方传统的金融结构观:两个基本角度

金融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之间进行资金融通。这种融资主要有两个途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因此, 传统理论对金融体系的研究也就相应地分为两个基本的角度:一是分析金融市场上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分析金融中介 (银行、保险公司等) 活动。

格利与肖的金融结构观。国外经济学家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主张强迫储蓄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学派影响下,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都实行了低名义利率政策,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金融抑制, 降低了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导致了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病态和金融体系的不健全, 从而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并真正关注金融在经济中应扮演的角色。1955年和1956年, 格利和肖合作分别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文章, 阐述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各种金融中介结构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在1960年出版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 把整个经济划分为盈余部门、平衡部门和赤字部门, 指出只要经济部门之间存在赤字和盈余, 投融资行为便不可避免, 而投融资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 并提出以多种金融资产、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 强调经济单位之间的储蓄—投资差异是金融制度存在的前提。虽然格利和肖没有明确提出金融结构概念, 但在他们的货币金融理论中, 已包含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融资方式和金融政策等金融结构问题。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观。研究金融结构问题的鼻祖是戈德史密斯, 其在经典著作《金融结构与发展》中, 通过对近百年的金融发展史及35个国家的金融结构现状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和统计验证, 戈德史密斯指出,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 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一般都伴随着金融发展的超常水平。此书还明确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 即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

麦金农—肖的金融结构观。肖在其《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完全放弃了新古典理论, 认为传统货币理论将货币视为财富的观点不符合落后经济, 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往往并未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 资本市场被严重分割, 且受到普遍的歧视和干预, 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 认为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压制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制度上的缺陷和当局政策上的错误, 特别是政府对利率水平的管制。因此应该放弃金融抑制而实行金融深化。

三、西方近现代金融结构研究: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经济学家如莱文 (Levine) 、金 (King) 、德米尔居斯·孔特 (Demirguc-Kunt) 、马克西莫维奇 (Maksimovic) 、泽尔沃斯 (Zervos) 等又从不同方面研究了金融结构问题, 其中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

迈耶 (Mayer, 1988, 1990) 说明了不同国家的企业如何获得资金。他发现, 主要发达国家 (除日本外) 的企业资金来源结构中, 企业利润留存是最重要的融资来源;在外部资金来源中, 银行贷款是最重要的, 而股权融资的比重较小。

克伯特和詹金森 (Corbett and Jenkinson, 1996, 1997) 提供了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近年来的数据, 表明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内部积累, 市场的作用很小。这意味着, 从企业融资角度看, 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结构差别并不大, 这一研究直接动摇了人们对金融体系进行金融中介主导型和金融市场主导型分类的基础。

莱文和泽尔沃斯 (1998) 的研究表明, 银行发展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不仅都和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和生产增长率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 而且还是三者很好的预测指标。

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 (1999) 利用155个国家的相关资料来验证戈德史密斯所论述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研究表明:随着财富的增加, 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 金融作用越强, 效率越高。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 金融结构的规模与收入增加没有呈现出明确的变化规律, 但是高收入国家的股票市场作用更强。

艾伦和盖尔 (Allen and Gale, 2000) 以传统金融体系分类为前提, 对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英国的金融体系主要功能的发挥进行比较研究。他们认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分类方法是有用的, 但是不同国家金融系统功能的发挥差异很大。他们也看到近年来欧洲和日本掀起了用金融市场来补充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广泛运动, 但也没有证明这是否代表金融体系发展的规律, 是否意味着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优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四、国内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

随着西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的逐渐引入和传播, 以及中国货币化和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 金融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 基本上停留于宏观层面的分析, 从其研究体系和内容方面看, 基本上还没有完全摆脱货币银行学的理论范式。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江其务 (1990) 、周晓寒 (1988) 、贝多广 (1989) 、李弘 (1988) 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 出现了对于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起, 一些中国经济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国内金融、经济关系进行实证性检验, 并有学者专门研究和探索金融结构问题。

李茂生 (1987) 、王兆星 (1991) 以中国金融结构论为题, 分析了金融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作用, 提出了中国金融结构的优化原则和目标模式。王兆星论证了金融结构模式应该是:多元性与约束性结合的组织结构, 多样性与流动性结合的资产负债结构, 政策性与灵敏性结合的利率结构, 开放性与高效率结合的市场结构, 以及完善的制度结构和健全的管理结构, 并有机统一的结构体系。

在金融结构的实证领域, 谢平 (1992) 较早地对1978—1991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 由此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改革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刻影响。张军洲 (1995) 以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为题探讨了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周立 (2000) 研究了中国各地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情况。

李量 (2000) 则把“反映一定时期各种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形式、内容、相对规模和比例理解为一国的金融结构。一定的金融结构反映一定的金融功能及效率, 也反映了一个经济的金融体系的特征。”他的《现代金融结构导论》在世界经济理论前沿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基础上, 从论述资本积累、金融系统与现代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入手, 对金融结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剖析;然后分析了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和战略模型, 剖析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结构, 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发展模型;最后分析了作为国内增长重要资源的境外资本, 提出了利用外国资本的基本方略和开放经济下的金融战略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危机管理模型。

赵志君 (2000) 从流动性出发, 将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 分析了这三类金融资产的内部结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关系的外部结构以及金融资产总量、结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杨林、李建伟 (2002) 对中国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邓智毅 (2003) 从制度及效率方面分析了金融结构;季冬生 (2004) 从信息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问题。

郑长德 (2006) 在《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利用四川省金融发展数据, 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 对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董晓时.金融结构的基础与发展[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2]李量.现代金融结构的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3]陈先勇.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4]谷秀娟, 沈其云.中国融资结构的演变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10-16.

[5]王兆星.中国金融结构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1.

[6]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4.

[7][美]罗纳德.I.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译本[M].上海三联书店, 1988.

[8]王广谦.现代经济发展中金融因素及金融贡献度[J].经济研究, 1996, (5) .

[9]李依凭.中国金融结构调整的难点和对策[J].上海金融, 2000, (6) .

[10]文玉春.山东省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1978—2004年的实证分析[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 (4) .

篇4：语文阅读理论研究现状述评

【关键词】语文阅读；作品；读者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古代，有关阅读的论述可谓举不胜举，如“学而时习”“由博返约”“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读书古训，仍深刻影响我们的阅读实践；也出现了一大批对阅读有着深切体会的能人志士，他们对阅读的独特见解和经验总结，至今仍熠熠生辉，如陶渊明的“会意读书法”、诸葛亮的“观其大略读书法”、朱熹的“熟读精思阅读法”等。但这些论述大多散见在一些文学、历史、哲学等古籍中，专门系统地阐述阅读理论的文章和著作则尤为少见。正如张志公先生所言：“我们国家正视阅读的传统虽然是悠久深厚的，可是对它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的研究，得出可供实施和推广的成果，我们还是走得慢了一些。”[1]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写作学的兴起，以曾祥芹、韩雪屏教授为首的一批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有组织、有意识地将阅读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1982年，韩雪屏、张春林等人在《语文教学通讯》发表了题为《应当建立一门阅读学》的文章，明确提出了“阅读学”这一名称，倡导在我国进行“阅读学”的全面深入研究。随后有关“阅读学”研究的著作如雨后春笋，1987年，高瑞卿出版《阅读学概论》；1991年，胡继武出版《现代阅读学》；1992年，曾祥芹、韩雪屏主编中国第一套《阅读学丛书》出版，该套丛书包括《阅读学原理》《阅读技法系统》《文本阅读法》《国外阅读研究》等五种，“集中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阅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作出了有突出性的理论探索，为90年代建设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阅读学开辟了道路。”[2]此后，1992年洪材章出版《阅读学》；1996年黄葵、俞君出版《阅读学基础》；1998年韩雪屏出版《中国当代阅读理论与阅读教学》；1999年王继出版《现代阅读学教程》，曾祥芹出版《阅读学新论》等著作。这些著作不仅对阅读学的内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阅读原理和技巧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初步建构了当代中国独具特色的“作品客体论”“读者主体论”“阅读三本论”“阅读文化论”等阅读理论体系[1]，为中国阅读理论的深入拓展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学理上分析，阅读学可分为阅读原理学、阅读技术学和阅读训练学。韩雪屏在其著作《中国当代阅读理论与阅读教学》中将阅读理论细分为“阅读原理论”“阅读技术论”“阅读教学论”和“阅读工具论”等四个阐释维度[1]。阅读教学理论作为阅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阅读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当代中国阅读教学理论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保初的著作《阅读教学浅论》、刘守立的著作《阅读教学论》和王松泉的著作《阅读教育学》。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阅读教育理论研究主要任务是结合中国阅读教育的实际，积极吸取西方的艺术生存理论、接受美学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等理论精华，努力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阅读教学理论。

与中国阅读理论研究相比，国外对于阅读理论研究更加具有系统性、规模性和理论性。国外对阅读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从“自下而上”的文本研究、“自上而下”的读者研究和“读者与文本相互作用”研究等三个维度来展开的。文艺理论界将“自下而上”的文本阅读研究理论称为“文本中心论”。以美国语言学家布鲁菲尔德和弗赖斯为代表的文本阅读理论认为，阅读文本是一个“自足意义”实体，自读物的信息优先于读者对读物内容的期望，读者的阅读过程其实是一个解码、编码、转换、意义生成的过程，“阅读是从部分到整体、从表层到深层、从外部到内部的；读者被认定为是从左至右、从字母到单词、从单词到较大的语法单位，逐步从本文中换回作者的意义。”[3]“文本中心论”阅读理论甚至认为：“在本质上，阅读是把书面符号转换成大致对应的口语的过程，即认为书面语言从属于口语。一旦书面符号被解码，读者只须运用已有的口语技能便能理解读物。”[4]“自上而下”的读者阅读研究理论则认为，读者阅读的过程不是一个纯粹对阅读文本的解码、编码、转换、意义生成的过程，读者在阅读前或阅读中都是带着某种“意义期待”来阅读文本的。这种阅读理论“强调读者已掌握知识与技能在理解中的作用”，认为“阅读是一种主动在读物中寻找意义的思考过程，阅读是有目的性、选择性和预见性的。”[4]读者与文本相互作用阅读理论全面吸取了文本阅读理论和读者阅读理论的研究成果，并意识到了二者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充分认识到了在阅读过程中阅读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和相互作用。该理论认为：“阅读既是一个知觉过程，也同时是一个认知过程”[4]“成功的阅读需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信息处理技巧之间的平衡的相互作用”。读者与文本相互作用阅读理论克服了将人类阅读行为引入“作品中心论”或“读者中心论”的理论弊端，指出阅读理论既要注重阅读文本的研究，又要注重文本接受主体的研究，为深化和拓展现代阅读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韩雪屏.中国当代阅读理论与阅读教学[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

[2]曾祥芹、韩雪屏.阅读学原理[M].序言.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

[3]林秋云.国外阅读研究述评[J].福州大学学报，1998（4）.

[4]刘天伦.国外阅读理论模式述评[J].江西大学学报，1992（l）.

作者简介：唐骋帆，女，1980年生，湖南蓝山人，馆员，硕士，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篇5：康有为阅读理论述评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阅读理论初现端倪，本文主要以魏晋时期的动荡社会环境为依托，整理散见于各篇中的魏晋时期阅读教学的相关内容，系统分析和探究魏晋时期阅读教学中的相关问题，并分析阅读理论中的生命意识，以期为现代语文教育中的阅读教学提供启示与参考。

关键词：魏晋；阅读理论；生命意识

以现有的研究情况看，专门研究魏晋时期的语文教育思想特别是阅读教学思想的文章并不多，尤其是关于阅读理论中生命意识教育的研究更是缺乏。大部分的期刊论文只是从玄学的学术背景及魏晋动荡时代的大环境的视角对教育的情况加以整体性的概括论述，没有突出研究的个性特征。本文在对文献初步分析的基础上，将从魏晋时期的教育、魏晋时期的阅读理论及生命意识这三方面分析魏晋阅读理论的生命意识的相关研究。

一、魏晋时期教育状况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为动乱的时期之一，政权更替，政局不稳，但魏晋时期的语文教育却能够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特点——重视培养人才、展开教育理论的百家争鸣以及玄、儒、道、佛的相互借鉴。

卜宪群、张楠（1994）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荡虽给教育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但是由于“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儒学独尊的地位受到冲击，思想的大解放也使教育的发展呈现了新的格局，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1]。

粟高燕、刘发稞及张传遂的《魏晋玄学的教学对话启示》从玄学教育思想的启示和借鉴入手，研究魏晋时期教育思潮。粟高燕（2005）认为玄学教育思想具有显明的时代特征：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和理性清谈，它在思维方式、思想内容、理论形态上对当时及后世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2]。刘发稞（2005）认为魏晋“风度”是玄学教育思潮的土壤和源泉[3]。张传遂[4]和王馥琴[5]从玄学的“言意之辨”和“清谈”角度入手，揭示了玄学教育思想的影响及其与现代教育教学理论的诸多不谋而合之处。

陈妍（2006）则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入手，以《世说新语》为整个研究的材料支撑，拟用文献法，对《世说新语》中有关魏晋时期语文教育的线索进行梳理，以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相关史料为基础，对这些线索进行系统分析与深入研究，进而准确把握魏晋时期语文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式与方法，从而探究其对现代语文教育的价值和影响[6]。

关于这时期的著作主要是教育史相关的书籍，王炳照和毛礼锐的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角度相同。王炳照在论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时，主要研究了学校制度以及选士制度，他主要关注嵇康的玄学教育思想[7]。毛禮锐和沈灌群编撰的教育史时，主要论述的是玄学背景下儒家经学的变化以及佛教的流行[8]。蒋凡在《<世说新语>的读法》一书中主要体现士人教育的问题，却没专门突出语文教育特别是阅读教学地位[9]。

从整个研究情况看，魏晋时期的教育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专门的语文教育几乎没有，文献资料大都是比较笼统的介绍当时的教育状况。

二、魏晋时期阅读教学的研究

魏晋时期的教育特别是阅读教学的研究并不多，大都是从整体出发，没有专门突出阅读教学。如何官峰[10]主要是从刘勰的《文心雕龙》的“知音”篇阐述了知音论，钟嵘的阅读滋味说以及颜之推的阅读功能论三方面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三者共同奠定了魏晋时期的阅读理论发展的基础，并使魏晋成为一个特别的发展时期。

比较系统的论述魏晋阅读教学的则是田永峰[11]，他以《世说新语》为研究背景，主要从阅读教材、文本解读理论、阅读教学的形式和方法、读写结合及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几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并通过对《世说新语》中与语文阅读教学相关的记述进行提炼和整理，还原魏晋时期的阅读教学风貌，探究其阅读教学的理论和关注点，为现代语文基础教育教学的发展提供参考。

三、魏晋时期阅读理论的生命意识研究

语文阅读教学生命观主张阅读教学是一种生命的教育活动，在这活动中教师以文本为载体帮助学生唤醒生命、认识生命、尊重生命、超越生命，培养对生命、自然、社会及他人的关爱，促进生命主体全面、个性、自由的发展。受玄学思想的影响，士人追求自由与个性，这和现在阅读教学的生命观不谋而合。

关于语文阅读教学的生命观的研究有大量的资料，但是专门研究魏晋时期的阅读理论的生命意识的相关研究只有一篇期刊论文，即唐海波的《玄学语境下的语文阅读教学生命观》。

唐海波（2007）认为魏晋时期玄学的基本精神是“贵无”，它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着眼建构士人的理想人格。人主体生命的觉醒，个性的自由张扬，人获得精神的解放与当今社会中“教育民主”、“个性发展”、“关爱自然”一致[12]。

唐海波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语文阅读教学过程是师生共同成长的过程，是帮助学生提升生命品质，体验生命意义，实现生命价值的过程，这不仅是新课程理念的内容，更是生命发展所必需的[13]。在唐海波的学位论文中认为“以人为本”和“追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新课程的基本价值，生命本体关照当前的语文教学，建构语文阅读教学生命观[14]。张遵光（2012）认为传统教育的功利化使得教育缺少了人文关怀，缺少了生命教育的渗透，生命教育势在必行[15]。

四、总结

魏晋时期是我国语文历史上相对特殊的时期，民族的大融合，使得教育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发展。魏晋时期士人追求的“贵无”思想，以及玄学的基本精神都和当代社会倡导的生命教育不谋而合。魏晋时期阅读理论的生命意识的相关研究只有一篇期刊论文，研究并不深入彻底。因此，从魏晋时期的阅读理论中的生命意识出发，寻求与新课程阅读教学的生命观的契合点是值得关注的。（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卜宪群、张楠.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发展的特点[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4（04）

[2]粟高燕.论玄学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代启示[J].台州学院学报，2005（04）

[3]刘发稞.魏晋“风度”与玄学教育思潮[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5（03）

[4]张传遂.魏晋“言意之辨”及其教育教学思想[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01）

[5]王馥琴.魏晋清谈及其对教育的影响[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07）

[6]陈妍.《世说新语》与魏晋时期语文教育初探[D].吉林大学，2006

[7]王炳照.简明中国教育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9]蒋凡.《<世说新语>的读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0]何官峰.魏晋南北朝阅读理论探析[J].西南大学图书馆杂志，2014（06）

[11]田永峰.《世说新语》与魏晋玄学影响下的语文阅读教学[D].天津师范大学，2014

[12]唐海波.玄学语境下的语文阅读教学生命观[J].语文学刊（高教版），2007（07）

[13]唐海波.建构语文阅读教学生命主体观[J].阅读与鉴赏，2007（10）

[14]唐海波.生命化语文阅读教学的审视与构想[D].四川师范大学，2009

篇6：康有为阅读理论述评

季先生这番话谈及的是小学生课外阅读的“无为”与“有为”的问题。

作为语文教师，我认为对于当前的学校而言，季先生这段话中描述的“为的太多”的现象是鲜见的。随意走进某个班级，翻开某个学生的书包，总能轻易地发现一本乃至数本课外书。平日里，老师与家长谈起如何提高孩子们的语文素养，老师们说的最多的恐怕就是让孩子们多读，大量地读，甚至只要感兴趣的都可以去读。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有些“无为而治”的感觉。

但细细想想，这样“无为而治”的读，对提高小学生的语文素养真的是最有效的吗?就拿中高年级的学生来说，某些学生现在读过的课外书，恐怕接近百本。但细细问来，却鲜有读“破”一本书的，这恰如法国人文思想家蒙田所说：“我这人博览群书，但是阅后即忘。”这种雁过无痕似的读，笔者认为是难以获得积累的，这似乎更多的是带有一种消遣式的味道，类似于成年人阅读《读者》《小说月报》等，获得的只是“一点廉价的小感动，一点模糊的小感悟。”(周国平语)，在提高语文素养方面积淀的成分似乎很少。

别林斯基曾说：“阅读一本不适合自己阅读的书，比不读还要坏。”那我们如何引导学生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读物呢?

1.以教材为起点，相随共往

课外阅读是提高小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方面，它不仅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又是对课本内容的补充和拓展。教师应尝试以教材为原点，多角度去找同类型或与之有关联的材料进行拓展阅读，使学生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在课堂内外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例如在学习《一本男孩子必读的书》时，教师应有意识地向学生推荐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在学习《林冲棒打洪教头》之后，教师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去阅读施耐庵原著中的相关精彩片段，进而向《水浒传》整本书辐射……这样以点促面，以点带面，从而确保课外阅读的有序、有效进行。

2.以经典为原点，牵引共行

什么是经典?经典是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是经过人们阅读的过滤，经过细密的思想的网筛选出来的精华。因此我们在为孩子选择读物时，千万不能忘记“经典”。家长和教师应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年龄特点，选择适合孩子身心发展、认知水平的经典读物。《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经久不衰，《论语》《千字文》《三字经》等常读常新，唐诗宋词元曲等恒久流传，这些读物无不有助于学生陶冶性情、提高素养、丰厚积淀。即使孩子们对于目前所背诵的“经典”暂时还无法完全理解，但“生柿子是可以慢慢悟熟的”(薛瑞平语)。因为这些文字已刻入了学生们记忆深处，它们最终会在逐渐成长的过程被领悟、吸收，从而无声地丰厚孩子们个人的文化底蕴。

3.以时代为基点，幸福共生

儿童作家在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时，因为有着明确的读者目标定位，其内容表达和写作技巧符合小学生的口味。因此，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的儿童文学作品也应成为小学生阅读的重要部分。学生们在阅读这类作品时，总会在作品中寻找到某个似曾相识的影子，这样的阅读使孩子们的童年生活涂抹上一层幸福的奶油。如作家杨红樱创作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孙幼军的《小猪唏哩呼噜》、沈石溪的《一只猎雕的遭遇》、曹文轩的《山羊不吃天堂草》等备受学生的欢迎。当然，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引导他们阅读当前主流报刊杂志，如《读者》《青年文摘》中的优秀作品，使孩子们更好地感受生活、感悟社会、了解历史，让荡漾着时代气息的儿童作品与孩子们一起共生。

此外，对于小学生课外阅读，教师应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无需进行过于微格的技术指导。但在“无为”的同时，教师也应“有所作为”。例如教师可要求学生每天坚持诵读100字左右的文段，早读10分钟，下午10分钟，有时语文课亦可挪出5到10分钟，持之以恒下去，奇迹就会发生。此外，教师还可以适当运用多媒体，设计趣味诵读游戏，读读议议，再疑再议再读，带领孩子们一起享受课外阅读的快乐。在阅读欣赏课上，教师也可以不断变换阅读的方式，如跟音响中的“老师”对比读，跟授课老师比读，跟同伴比读，小老师领头读，擂台读，发现好词好句似的读。有时还可以把录音机带进课室，录下孩子们集体的或个别的朗读，然后放给他们听，评议优劣处……这些方法是教师对待学生阅读的“有为”之举，对于提高小学生课外阅读的质量和兴趣有很大的帮助。

篇7：奈达对等理论述评

【关键字】形式对等；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奈达

一、形式对等

“对等”是翻译理论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和方法之一。奈达从交际学角度出发，认为翻译就是“在接受语中用近似、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信息，首先是语义上的对等，其次是文体上的对等。”（奈达，泰伯，2004，12）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翻译的首要目的应该是“再现源语信息”，也就是译文首先要传达原文的内容，形式等。此时译者应该追寻的便是“对等”。

奈达认为，有两类基本的对等，即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形式对等关注的是信息本身，包括信息的形式和内容。在这类翻译中，译文中的信息应该尽可能地与源语中的不同成分保持一致。形式不同，它们所表达的意义就不同，给译文读者传递的信息当然也不一样。

下面以Schlepp《天净沙·秋思》的译文为例，说明形式对等对诗歌译作的适用性。原文：“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译文：“Dry vine，old tree，crows at dusk，”“Low bridge，stream running，cottage，”“Ancient road，west wind，lean nag.”（文殊，1989，331）这是一首元曲，中国的诗歌重语义，意境，轻语法。原文共18个字，九个词组，除了“人家”，其他都是形容词加名词的两字短语。三句话中没用一个动词，可一幅萧条秋季傍晚的古村落景象却跃然纸上。译文和原文的形式对等一目了然。如若把此译成若干句带有谓语动词的句子，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可原文形式，由形式所透露出来的意境却荡然无存。更体现不出来马致远的文笔的精炼和元曲的精妙。

二，动态对等

与形式对等相反，在动态对等翻译中，译者关注的不是源语信息和译语信息之间的一一对应，而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即译语读者和译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读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

在汉语中，成语是华夏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明并沉淀起来的语言文化精华，是传达汉语语言丰富内涵的载体。但是有些成语是人们的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约定俗成的，如果根据字面含义直接翻译，会导致英语译文晦涩难懂，不符合西方民族的思维习惯。为了解决这种文化缺失问题，可以采用意译法，将成语的具体含义表达出来，从而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便于译入语读者理解。

例如：“我们班的成绩又落后了，如果你不好好努力读书，我就不能让你在这里滥竽充数了。”“Our class the result again behind，if you don’t study hard，I cannot have you here just to make up the number.”将成语“滥竽充数”如此翻译，省译了“滥”和“竽”，如果直接译，读者雨里雾里，如果加以解释，像是在说一个小故事。译者只取了这个成语的大意并对语序进行调整，使译文阅读者阅读和理解起来比较容易，并能收获到与原文阅读者相同的反应。

三、功能对等

1986年，在与瓦尔德合著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一书中，奈达提出“功能对等”这一概念。同时，他也解释到，“功能对等”与“动态对等”这两个概念之间并无实质性差异。他认为以前提出的“动态对等”只强调译文与原文在内容上的一致优先于形式上的一致，有失偏颁，容易给人一种印象，认为内容和形式矛盾。

在小说《阿Q正传》中，赵太爷的儿子从“文童”考取了秀才，对于“文童”的翻译，鲁迅先生用了“young scholar”。在英语中，单词“scholar”本身的意思是“通过竞争性的考试或其他选择方式而获得奖学金或资助得以进一步深造的学生”，这一点与文中的原意正好契合。加上在古代的科举考试中，童生考试的考生大多年纪较小，而本书中的赵秀才正是一个年纪较小的童生，因此鲁迅先生加上了一个“young”。如此翻译，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功能对等。总而言之，在不改变原义的原则下，对于语义层面的一些细节，进行灵活化的处理，可以减免译文读者很多的阻力，有利于进行深入浅出的阅读活动。

结语：

从以上的理论概述和翻译实例中，可以看出，对等理论不仅仅适用于印欧语系，同样可以用于指导东西方语言的互译。对等是一个目标，可以无限的接近，完全达到对等是做不到的。我们不可说“等效翻译”是可作用于各类翻译的最佳原则。从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到功能对等，从最初对“内容”和“意义”的关注，到对形式的重视，奈达对自己的对等翻译观进行不断的修正。也正因为如此，对等理论至今仍影响着国内外翻译学界。他对翻译理论界的贡献也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1]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4

[2]文殊，《诗词英译选》，外语教学出版社，1989

[3]尤金·奈达，查尔斯·泰伯，《翻译理论与实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4]黄国文，《从<天净沙·秋思>的英译文看形式对等的重要性》，中国翻译，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