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公共选择述评论文

摘要：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的基本前提是耦合各方要有某种关联。构建边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与精准扶贫耦合关系有三个基本前提：概念基础、价值基础、现实基础。因此，基本公共服务与精准扶贫之间是逻辑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形成合力，实现耦合发展。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经济学理论公共选择述评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经济学理论公共选择述评论文 篇1：

三角关系看金融消费者保护

摘要：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是一个三角关系问题，从法律主体方面来看，涉及到金融服务者、金融消费者、金融监管者三方的关系；从经济学供需关系理论来看，呈现的是金融供给、金融需求以及金融监管三者之间的关系；从保护路径来看，则提供了行业自律、消费者救济、政府监管三大保护路径。本文将试图以三角关系为起点，中间贯穿使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父爱主义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分析工具，希望构建一个从消费者组织、行业协会到监管机构的综合性、全方位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机制。

关键词：三角关系；分析工具；金融消费者保护；综合性法律机制

目前，全球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理论与实践都已经趋于成熟。理论上，研究者运用经济学理论、法学理论等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分析；实践上，以美国为首的很多国家已采取诸如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和进行金融消费者立法等保护举措。但是这些理论和实践一般过于分散，从某个侧面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阐释，没有从用系统化的全息视角梳理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导致金融消费者保护片面化、碎片化。

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以主体为基准，金融消费者、金融提供者、金融监管者天然构成一个三角结构模型，这个模型有其自身的逻辑平衡。金融消费者为政府监管提供政治支持与援助；政府监管又必须符合消费者的利益并限制金融供给者的不当行为；金融提供者必须遵守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契约并保有自身的声誉。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主体三角平衡

（一）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工具分析：经济主体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因此其决策和行为都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金融消费领域来看，金融消费者专业知识的有限性和金融机构垄断性地位导致金融供给者的信息优势明显。部分金融机构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可能用虚假的信息误导消费者，从而实现掠夺性的金融交易。信息搜寻是解决金融消费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有效途径，但由于金融产品的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使金融消费者的信息搜寻成本过高。为了解决金融消费者为信息买单的问题，需要引入必要的政府监督机制，对金融机构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

（二）从委托-代理理论工具分析：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委托人如何使代理人努力工作以实现委托人的最大利益。激励问题是委托代理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当签订合约后，代理人面临着道德风险，需有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包括显性激励机制和隐性激励机制。显性激励机制是让代理人与委托人承担部分风险，将风险与收益挂钩。在金融消费市场，金融提供者与金融消费者签订的金融合约中要包括金融机构收益获取和其服务质量应挂钩，达到奖勤罚懒。隐性激励机制认为，没有显性激励合同，代理人也会积极工作，因为代理人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在金融市场当中，金融机构一旦知道其声誉受损将带来严重的损失，就会努力维护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约定。这样，金融服务供给者在显性和隐性的激励机制下有可能重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信守与消费者之间承诺。

（三）以父爱主义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工具分析：个人或家庭在金融消费市场通过选择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实现个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这是自由主义的体现。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和外部性等因素制约了市场效率的实现。父爱主义理论是指采取阻止自我损害，增进利益来提升当事人的福利、需要和利益。这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监管政策来对金融消费市场进行规制。同时，公共选择理论为金融监管者进行规制提供了更深层次的理由。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政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金融消费者作为理所当然的选民，其必然要用选票选择自己认为最佳的政府监管机构和政策法规制定机关，保障自己的救济方式和救济程序。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供给、需求、监管

（一）金融需求方作用：在金融消费市场，金融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迫切需要的是信息和知识。金融消费者作为单个个体，其信息不对称几乎不可避免，金融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组织建立可以消减个人的弱势地位，同时良好的救济机制同样必不可少。

（二）金融供给方作用：金融机构在只考虑短期利益下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来增加自身利益。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为金融消费者的侵权提供了动力，一些金融中介机构与金融产品的提供者形成一种代售关系，代售行为的薪酬结构与佣金模式激励金融中介机构给予消费者不恰当的购买方式。金融机构的创新对金融消费者构成威胁，过分复杂的衍生品交易，加剧消费者的信息劣势。但是，从长远来看，金融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利益相关者，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利益是一致的。为了实现金融行业的长久发展，金融行业的自律对保证行业发展必不可少。

（三）金融监管方作用：自从泰勒提出“双峰理论”，政府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中扮演重要角色已基本为各国监管当局认可。政府通过管制和干预，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同时金融消费者保护要适可而止，复杂的监管体系会让金融消费者无所适从，造成监管困境。

三、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路径分析

（一）行业自律：自律监管的好处在于自律的灵活性可以弥补执法和司法对抗产生的缺陷：僵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成立诸如银行业协会、证券业协会、保险业协会，加强自身的行业规则制定，更多考虑到消费者的保护和行业的长远利益而不是单家机构的短期利益。内部控制也是金融主体行业自律的一部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机制可以减少不法行为的产生。

（二）消费者自治与救济：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以有效对消费者进行教育。救济方面，国外金融ADR制度是非诉救济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设计，非诉讼救济比诉讼救济具有廉价省时的特性。诉讼救济方式的前提是有一个好的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的立法文本，然后有保障程序实施司法手段。

（三）政府监管：金融交易结构日益复杂，金融产品日益创新，如何创设适应金融综合化经营的法律监管机制有赖于金融监管理念转变。金融监管要保持平衡，要适当监管，消除负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金融垄断等市场失灵功能，同时避免监管乱用。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要构建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机制。

所以，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从主体、供需、保护路径来看，呈现三角金字塔结构。三角结构中的三角关系是动态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割裂三者之间关系的做法和行为会导致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的断裂。（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赵煊，魏 建.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述评[J].东岳论丛，2012（3）.

[2]呼建光， 毛志宏.金融消费者保护：经济理论与法律形式 [J].社会科学，2013（2）.

[3]朱川.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制度困境及其完善，上海经济，2012（4）.

[4]张蕴萍.信息不对称与金融消费者保护 [J].学习与探索，2013（1）.

[5]高明.金融消费者保护：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研究 [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1（6）

[6]陈文君.金融消费者非诉讼救济比较研究 [J].金融与经济，2010（3）

作者：陆召利

经济学理论公共选择述评论文 篇2：

边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机制研究构想

摘要：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的基本前提是耦合各方要有某种关联。构建边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与精准扶贫耦合关系有三个基本前提：概念基础、价值基础、现实基础。因此，基本公共服务与精准扶贫之间是逻辑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形成合力，实现耦合发展。可以围绕精准扶贫“扶持谁、谁来扶、如何扶”的核心构建“五大耦合机制”：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为导向的精准识别机制;二是以衔接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为方向的精准规划机制;三是以多元主體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为基础的精准帮扶机制;四是以“三位一体”为特征的精准管理机制;五是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内容的精准考核机制。此外，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应包括“外援型”和“内源型”两种对策。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精准扶贫;耦合;发展机制

一、研究构想的时代意义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报告指出，要“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因人因地施策，提高扶贫实效”，“推进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强调，到2020年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约64%。2014年少数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为2205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4.7%（高于全国7.5个百分点），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31.4%。从区域位置上看，少数民族地区主要位于我国西北、西南边疆，肩负国土安全重任，受地理位置偏远、生态环境脆弱、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差异较大等因素影响，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发展不均衡，是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扶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以人的可行能力发展为主线，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与精准扶贫的耦合发展机制，以期实现公共服务对边疆民族贫困地区从“输血”到“造血”功能的转变，形成基本公共服务与精准扶贫协调发展的耦合效应，以减少制度“碎片化”，整合资源实现跨部门合作，提高发展效率。这不仅对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促进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关系，全面实现小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十三五”顺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建设，实现精准脱贫目标，优化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机制，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具有重要的应用意义。

二、研究构想的理论基础

（一）反贫困理论与公共服务的理论演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西方学者较早系统研究反贫困理论，主要包括：一是基于“收入贫困论”的“收入再分配”反贫困理论：经济学家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理论”主张通过国家干预收入分配的方式来增加穷人的社会福利，提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愈大。二是基于“能力贫困论”的“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的能力和素质是决定贫富的关键，可以通过教育、医疗卫生和培训等渠道提高人的生产能力。阿玛蒂亚.森系统阐述“能力贫困理论”的内涵，指出贫困的实质是个体缺乏基本的可行能力，包括免受困苦（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的基本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1]。三是基于“社会排斥论”的“赋权”反贫困理论：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者Cordom等学者将社会排斥概念用于分析贫困，认为贫困不仅指收入、能力不足，还意味着在劳动力市场、政治参与、社会关系和社会福利等方面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无法享有正当的权利和机会。罗尔斯的“公平理论”也认为衡量个体处境的标准应包括“权利、自由权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2]。

反贫困理论所涉及的收入分配、教育、医疗、“赋权”等反贫困手段本质上均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公共服务就是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为研究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方式，马斯格雷夫、布坎南提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个人对公共服务消费的偏好需要通过政治程序让消费者投票来表达，并根据最低交易成本选择服务方式。公共服务就是通过提供物化形态和非物化形态的服务满足公共需求的过程。按照公共需要的程度不同，公共服务可分为基本公共服务和其他公共服务。其中，基本公共服务是保障民众基本生存、基本发展机会和能力等需求的服务。以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角度，提出比较政府和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交易成本以选择更有效的供给方式，并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以登哈特夫妇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从公共服务供给公平的角度，认为公共服务是政府帮助民众参与公共决策、表达民众公共利益的渠道，能有效体现公民权和社会的公平正义[3]。

（二）基于公共服务视角的扶贫研究成果述评

近年来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是多维度贫困指数的测评。Alkire和Foster提出计算多维贫困指数MPI的“Alkire—Foster方法”，选择了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涵盖营养、儿童死亡率、饮用水等10项指标项。二是公共服务对扶贫开发的影响。2012年世界银行组织指出识别贫困和脆弱性不仅包括测量收入方面，还应包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处理未投保风险的能力。并应向农村居民和流动人口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从早期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基本卫生医疗到养老服务。三是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Broadbent认为应建立包括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等在内的政府与第三部门功能互补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领域：一是基本公共服务与扶贫开发的联动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与扶贫开发衔接具有现实必然性和促进作用，二者具有正向和负向的联动关系[4]。自然环境、资金、基础设施、人口素质、项目建设、公共服务供给、跨部门协调、人事制度等是制约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影响因素。通过统筹规划资源、做好衔接、增加投入、改善生态环境、创新项目管理模式、提高资金使用率、完善供给机制和监督体系等对策能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与扶贫开发的联动发展[5]。二是反贫困和减贫视角下公共服务研究。公共服务的发展具有一定反贫困性质，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对于减贫作用重大，民族因素对于贫困发生率存在影响，故要将基本公共服务纳入反贫困框架和贫困监测[6]。做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扶贫衔接，通过构建服务型政府，以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服务为先导，提升人力资本，改善基础设施，调节收入分配，拓宽融资渠道，完善供给制度，发展特色产业与文化等方面促进公共服务“减贫”[7]。三是精准扶贫的内涵及其与公共服务的关系研究。精准扶贫以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为宗旨[8]，是因时因地对贫困地区、贫困村户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新型扶贫机制。精准扶贫改变了贫困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来源渠道和供给方式[9]。

上述成果给予本研究构想丰富的思想启发，但也存在有待深化之处：一方面对二者“耦合”的研究有待拓展。现有研究多从现实作用角度分析基本公共服务与扶贫开发的“联动”关系，但对二者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联合增力关系的研究有待拓展。另一方面对二者“耦合”的理论分析有待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与精准扶贫能否耦合？其基础理论是什么？现有成果尚缺乏深入分析，尤其是如何实现二者耦合、其耦合的机制是什么等尚缺乏具体的对策研究。

三、边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机制的研究构想

（一）基本公共服务与精准扶贫耦合关系的理论探析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的基本前提是耦合各方要有某种关联。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与精准扶贫耦合关系的基本前提体现在三个方面，即：

一是概念基础：耦合关系的逻辑起点。精准扶贫是当前我国扶贫开发的重要举措，满足个体可行能力发展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关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精准扶贫的内在要求。

二是价值基础：耦合关系的价值规范。“能力贫困理论”认为包括健康、技能、知识以及环境等在内的个体可行能力匮乏是贫困产生的根源。“公共选择理论”则认为保障民众基本生存、基本发展机会和能力等需求的服务属于基本公共服务。故贫困地区居民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在要求是发展自身可行能力的需要。“公平理論”正义原则中的差别原则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它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二是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由于客观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均等”，而是相对的“均等”，不平等就“均等”概念而言是客观存在的。要使“均等”中的不平等合理化，就要满足“机会公平”，并有利于社会和经济中的弱势群体获取“最大利益”。可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基础是自由、发展与公平，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质内涵应该是获取脱贫可行能力的权利和机会均等。

三是现实基础：耦合关系的发展依据。以“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为依据，可以分析出基本公共服务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现实基础是国民收入水平和信息社会下的公民参与。综上所述，基本公共服务与精准扶贫之间是逻辑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形成合力，实现耦合发展。具体表现在：一是两者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基本公共服务和精准扶贫的发展共同目标。二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非均等化是致贫的重要根源。三是基本公共服务是精准扶贫的方式手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精准脱贫的重要基础性条件，有助于巩固脱贫效果，减少返贫问题。其中，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

（二）基本公共服务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障碍及成因

当前，基本公共服务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主要障碍表现在三大矛盾上，即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与扶贫项目供给的矛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要求与扶贫开发投入不足的矛盾;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不完善与扶贫效率不高的矛盾。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识别“不精准”。因致贫原因不同，贫困户对提高其可行能力的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不同，应根据因户制宜的原则提供扶贫项目，但实践中却存在需求与供给不匹配、对象和项目缺乏针对性等问题。

二是施策“不精准”。“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和农村在政策机制、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差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发展，发展的可行能力缺乏致使农村贫困地区出现，政府又得制定扶贫开发政策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的投入。可见施策上存在制度“碎片化”、缺乏整体规划等问题。

三是管理“不精准”。基本公共服务由区域行业部门供给，难以形成扶贫开发所需的跨地区、跨部门协调运作。四是不同主体的目标不协调。政府部门出于政绩需要的短期行为、社会组织的目标偏向以及贫困群体自身利益诉求的不同等因素会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进而导致扶贫开发效率不高。

（三）基本公共服务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机制创新与对策

基本公共服务与精准扶贫的耦合发展，可以围绕精准扶贫“扶持谁、谁来扶、如何扶”的核心构建“五大耦合机制”：

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为导向的精准识别机制，即通过瞄准贫困村、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和返贫特点，明确其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并分类建档立卡。

二是以衔接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为方向的精准规划机制，即以政策梳理为依据，从项目内容、标准、部门、资金等方面统筹衔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三五”规划与精准扶贫实施规划，做到规划精准。

三是以多元主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为基础的精准帮扶机制，即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有政府、事业单位、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等，各供给主体协同合作，可以形成包括政府购买服务、补助、慈善捐赠等多种供给模式。要根据贫困地区的发展实际和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特征选择合适的供给模式，提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四是以“三位一体”为特征的精准管理机制，即构建信息管理、资金管理、组织管理“三位一体”的精准管理体系。其中，信息管理要注重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管理部门与扶贫办之间信息系统平台的共享;资金管理引入链条式管理，构建透明化的扶贫资金监管制度;组织管理要健全干部驻村帮扶、对口援助等工作制度。

五是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内容的精准考核机制，即以精准识别所明确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为考核内容，以精准规划所确定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为考核依据，建立健全“摘帽”的科学评价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实现扶贫对象的动态管理和扶贫效果的精准考核。

此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与精准扶贫耦合机制的核心问题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关键是资金问题。因此，围绕如何从外部渠道和内部渠道增加贫困地区资金收入的角度，笔者认为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应包括“外援型”和“内源型”两种对策。“外援型”提升对策一方面强调要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对民族贫困地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投入及资源税等税收改革的力度;另一方面则要构建生态补偿机制，将生态补偿资金作为环境保护资金，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投入到精准扶贫经费中。“内源型”提升对策注重一方面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精准识别为导向建立村、户信用档案，构建信用贷款机制;另一方面则是发展特色产业，以生态农业、民族文化、特色旅游、边境贸易等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促进贫困户增收致富。

参考文献：

[1]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2]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牛华，李雪峰.西部贫困县基本公共服务与扶贫开发联动关系探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3（6）.

[5]张天舒.内蒙古贫困县基本公共服务与扶贫开发联动研究——以兴安盟科右中旗为例[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5（1）.

[6]曾小溪，曾福生.基本公共服务减贫作用机理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2（12）.

[7]苏明，刘军民，贾晓俊.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减贫的理论和政策研究[J].财政研究，2011（8）.

[8]虞崇胜，余扬.提升可行能力：精准扶贫的政治哲学基础分析[J].行政论坛，2016（1）.

[9]孔德斌.精准扶贫对贫困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的实证研究[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5（3）.

作者简介：刘蓓（1979—），女，汉族，广西南宁人，博士，中共广西区委党校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

（责任编辑：御夫）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与精准扶贫的耦合机制研究”（编号：16XZZ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刘蓓

经济学理论公共选择述评论文 篇3：

何谈重建经济学？

摘 要：经济问题日益复杂，传统经济学理论难以指导实践中丛生的问题。但百家争鸣的经济学仍被委以经世济民的重任。因此，传统的均衡分析能否被替代及如何被替代成为是否重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本文将围绕均衡分析饱受争议的实用性，从“企业家”理论和完全竞争理论入手论证传统经济学不足之处，通过合作理论提出重视行为经济的重建思路。

关键词：经世济民；均衡分析；行为经济

经济学界从不乏不同意见。当今经济学教育虽有大致相同的体系，但研究角度仍百家争鸣，既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经济学，供给学派，货币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争论不休，还有奥地利学派，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学派，公共选择以及新兴的行为经济学不停加入混战。知名经济学家常提出相左的建议进行论战，实践结果也常常戏剧性反转：冷战头十年，苏联还是“风景独好”，给政府进行经济干预提供了一个完美榜样，萨缪尔森这样的古典经济学家都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艳羡不已；转眼九十年代，经济崩溃，苏东巨变，哈耶克在去世前见证了自己宣传了一辈子的极权主义必亡。

张维迎教授在天则经济所双周论坛上介绍新书时，提出“重建经济学”。经济学大概念里充满矛盾和冲突，没有理论作用于实践是无往不利。如今提出“重建经济学”，有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旧的经济学是否统一过？”“我们用什么理论建立新的经济学？”。

所构建的新经济学，目的在于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复杂的领域，若无任何共识性的理论体系将其变为一个独立学科，帮助它能划分边界，经济学的学科概念也将不复存在。在此基础上，新古典理论成为必然选择。即使新古典主义是正统，熊彼特的继承者们依然会强调“企业家”这个概念在萧条中扭转乾坤的重要作用；哈耶克米塞斯们依然相信市场机制是最好的选择，让市场充分竞争会产生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

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重要，在于其强调的思维——最优化。无论是从理性人假设，还是专注于稀缺资源的配置，都为寻求最优解。现实中当然没有一个完全的“理性人”，也没有准确无误的供给需求曲线，人们将因为自己的偏好、所处环境、面对的人际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而经济学的存在，是引导生活中的人遵循一个理性人的思路，改进自己的行为和状况，直到达到最佳。随着数学工具和量化工具逐渐发展，将更好地为不同情况下的非理性人展现出各种可能路径。相比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而言，新古典的体系和脉络更为完整和简洁。这都归功于模型的运用，使新古典理论具有很好的解释性以及良好的扩展性用以分析问题。

一、均衡分析的实用性限制

（一）“企业家”理论。张维迎教授谈到的“企业家”理论，与哈耶克所宣传的“local knowledge”理论不谋而合。每个人只有有限的能力对资源正确配置，中央计划者缺少这种对具体问题做出更好判断的能力，因此需要很多对于地方情况更为清楚的人做出更好的经济决策。面对萧条，普通人看到恐惧，企业家看到机遇。正因为企业家的努力，而不是中央计划的政策，经济才走出了萧条的泥沼。但模棱两可的问题是，怎么去辨别企业家，能不能培养企业家，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缓解萧条。哈耶克的理论显然更加含混，不仅没有指出某一类群体，甚至无心去为萧条开出一剂药方。市场最终终究会将问题解决掉，我们永远不要妄图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替代市场去做出选择。

（二）完全竞争理论。张维迎教授对于完全竞争的批判同样符合实际。垄断到底有什么坏处？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解释，会形成效率损失。但根据静态分析，某些行业的投入成本很大，或者行业存在者会进行掠夺性定价，将竞争者赶出去。垄断行业是不可能由市场自发打破垄断者地位。显然结论是荒谬的。无论是诺基亚庞大的手机帝国，还是IBM在PC业务的霸主地位，均被创新者在极短的时间内颠覆。不仅没有任何政策对垄断制裁，芬兰政府甚至还极力支持诺基亚这一标杆公司增强市场统治力。明显，随着苹果三星等智能手机对诺基亚的替代，所有人的福利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即便同样是手机，却在性能上差异显著。领先者想继续创新领跑，追赶者或想在技术上赶上，或想另辟蹊径成为领跑者。无论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还是垄断寡头市场，可以肯定的是，竞争总是存在的。只是这种竞争存在市场表现形式之下：在没有质变的创新环境里，表现出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在有质变的创新环境里，表现出拥有最先进技术的企业对市场垄断。可见传统经济学对于竞争只是着眼于市场结构的认识是偏颇的。但影响最大的，是基于误导性理论的实践。顶着反垄断的名义而行反竞争之实并伴随着高额的制度成本，阻碍一国的经济增长。

二、均衡分析新方法论构想

值得一提的是奥地利学派，其分析方法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外较为特别。它常使用利弊分析，强调所有经济决策都一定有代价。具体到经济情境，第一讲究“洞见”，第二讲究减少对市场干预。因此，该学派认为：市场问题市场终究会解决，任何政府有意识的行为都无法毫无后遗症地治愈市场短期的“萧条”。这无疑狠狠打击经济学教育的积极性。正如凯恩斯所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人的短视和现实决定了没有人愿意花财力培养出一群经济智囊，每逢经济危机则宣称：政府什么都不该做。即便奥地利学派的观点长期而言尊重了市场的客观规律，但实践中无法为深陷水火的民众缓解燃眉之急。

张维迎教授提到，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如何合作的，研究市场就等于研究人类合作。市场最初只是人类进行交换的场所，之后在经济学研究中它从场所变成了一种稳定的机制，这种机制不直观，没有人去规定它该是什么样的，所有规则都在市场演变的过程中被市场的参与者规定、传承和改进。最终，市场完成资源的配置，资源从不太需要它的地方去了需要它的地方，彼此构成有益交换的基础。因此，研究人类合作和资源配置并不冲突，仅存在不同的关注点，即人类合作是一个动态的研究对象，包含人类的偏好、心理、环境等因素，而资源配置相对而言是静态的。

重建经济学应将更多动态因子纳入新古典学的静态分析，使经济学更贴近现实。既能准确地指导人们的行为，指导政策的实施，也将培养对国家经济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和指导的人才。

三、结论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主张的经世济民，坚持理论应与数据一致。在此之前，经济学家曾经建立大量关于人们消费模式的刚性假设的简单模型。但是，经过仔细梳理后，这些模型中的假设与人们应对真实生活价格变化的数据并不一致。显然，对于理解政府调整税收、超市促销商品等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的不是严苛假设下的简单消费模型，而是人们应对价格变化的真实反应。迪顿认为，旧模型可能因为假设过于严格而失败，继而开始考虑人的行为和心理等因素，根据实际数据建立“近乎理想的需求体系”模型。

我们逃不开经济周期，相比之下，能提出如何医治当下经济问题的学派更被需要。被新古典分析体系证明，便具有了可以实行的理论基础。若经济学能在分析方法上可以突破新古典的桎梏，重视实际中偏好、行为和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将经济学由模型主导演变为实际数据引导模型建立，基于证据的经济学则得以建立。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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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维迎.企业家：政府无法培养，大数据不能代表[N].上海证券报，2014-07-15A07.

作者：张舒媛 贺丽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