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理论述评

2024-04-14

委托代理理论述评(精选6篇)

篇1:委托代理理论述评

委托代理理论概述

委托代理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主要研究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

委托代理关系起源于“专业化”的存在。当存在“专业化”时就可能出现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代理人由于相对优势而代表委托人行动。现代意义的委托代理的概念最早是由罗斯提出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委托代理理论从不同于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它在解释一些组织现象时,优于一般的微观经济学。

委托代理理论是过去30多年里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发展起来的。委托代理理论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代理人。

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代理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但在委托代理的关系当中,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更大,而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代理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世界——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代理理论的理论意义

由于委托代理关系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因此委托代理理论被用于解决各种问题。如国有企业中,国家与国企经理、国企经理与雇员、国企所有者与注册会计师,公司股东与经理,选民与官员,医生与病人,债权人与债务人都是委托代理关系。因此,寻求激励的影响因素,设计最优的激励机制,将会越来越广泛的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篇2:委托代理理论述评

科斯的契约理论之后,契约理论有两条发展的主线:1.委托代理理论,其核心是设计一套有效的机制来激励代理人“说真话”和“不偷懒”。由于这个机制将所有可预见到的或然事件都涵盖在其中,是一个不需要再谈判的完全合同,因此这些理论也被称为完全契约理论。2,不完全契约理论。

第二章 代理理论

现代企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由此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所有者将其在企业产权中的经营权委托给经营者代理行使。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利益差异,使得经营者的行为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要求。代理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设计出一系列契约,给代理人以激励和约束,使其行为与委托人的期望相一致,从而降低代理成本。

第一节 委托代理理论

一、委托代理理论观点

最早讨论两权分离的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的前身)是从贝利和米恩斯(Herle&Mean。,1933)开始进行的实证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后继者鲍莫尔(Baumol, 1959)、马里斯(Marrris,1964)等人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发展。这个理论将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描述成无私的信托交换忠诚关系:一方面,作为所有者的风险投资人将企业的资产委托给他们信得过又具备经营能力的代理人管理.不要抵押.不要担保.完全承担授权不当的全部损失和授权得当的全部收益;另一方面,经营者顺从、忠诚地履行他们的信托责任,在竞争性的即期和远期市场上,买人当前和未来的投人,卖出当前和未来的产出,按照使企业利润或价值实现最大化的要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此来为所有者谋利。如果他们做得不好,那么,他们就会被解除信托责任,甚至被追究法律责任。这种理论建立在无外部性、无个人利益冲突、无信息不对称、无交易成本的假定之上,是一种理想状态。

委托代理理论是在过去 20年中发展起来的,对此做出开拓性贡献的人有威尔森(Wilson)、威廉姆森、罗斯、马里斯、霍姆斯特姆、格罗斯曼和哈特等人。这一理论的特点是首先放弃了经营者无私的假设,认为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利益(个人效用函数),而且追求的就是自己的利益,如在职消费、经理权威等;其次,这一理论放弃了完全信息的假定,认为所有者和经营者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因此,即使在最佳的风险和激励安排下,经营者也仍然能更多地偏向于自己的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特认为委托代理理论为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奠定了基础。

委托代理理论有其隐含的前提条件,即:(1)契约建立在自由选择和产权明晰化基础之上,维持契约的条件是代理成本小于代理收益;

(2)拥有剩余索取权的委托人是风险中性者,从而不存在偷懒动机,即具有监督代理人行为的积极性;(3)由于剩余索取权具有可转让性,委托人通过行使退出权(或称“用脚投票”)惩罚代理人违约行为的威胁是可信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委托代理理论重点研究如何设置一种能给代理人足够刺激和动力的机制或契约,使代理人在追求个人效用的同时实现委托人预期效用的最大化。

广义的委托代理关系泛指承担风险的委托人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并与之订立或明或暗的契约。狭义的委托代理关系专指公司的治理结构,即作为委托人的出资人授予代理人在契约(如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的权利(如控制权),凡在契约中未经指定的权利(如剩余索取权),归属委托人。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分离后,尽管会产生代理收益,但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效用函数的不一致性及信息的不对称性,就可能形成代理人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采取旨在谋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却可能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

二、委托代理问题

在委托代理关系里,对他方的行为承担一定的风险而获得监督他方的权力的一方,被称为委托方。相应地,代理方则是指不一定非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一方,他不承担风险。委托代理的后果不仅取决于代理方的行为,同样也取决于委托方本身的行为,取决于两者之间一系列契约的签订和执行。

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委托人掌握的信息不够,自己去亲自谋划某件事情所带来的收益,还不如委托给一个代理人去办能带来更多的收益。因此,委托人就找代理人为自己的目标服务。但是,问题在于,代理人是否会一心一意地为委托人服务。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都有自己追求的个人效用目标,因此,代理人能否为委托人带来利益就成为一个问题。由于代理人掌握的信息较多,委托人掌握的信息较少,因此,实际上就会出现委托人不如代理人主动的情况。

这种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契约签订过程及签约后履行的过程中。从委托人的角度看,所谓使代理人全心全意地为委托人服务,实质上是设立一系列约束条件,签订一个最优契约,使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

委托代理问题主要有因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引起的四类问题,即信号传递、信息甄别、隐藏知识和隐藏行动。

1.信号传递

信号传递是指代理人知道自己的特征,由于信息是不完全的,委托人不知道他的特征,代理人为了显示自己的特征而选择某种信号,委托人在知道了代理人的特征以后,再与代理人签订契约。信号传递的典型例子是企业老板与雇员签订契约。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而老

板不知道雇员的能力,那么,如果雇员选择接受教育程度的信号坝u老板就会根据雇员的受教育水平支付工资。

2.信息甄别

信息甄别是指代理人知道自己的特征,由于信息是不完全的,委托人不知道他的特征,委托人提供多个契约供代理人进行选择,代理人根据自己的优势选择一个最有利于自己的契约,并根据契约选择行动。信息甄别的典型例子是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关系——投保人知道自己的风险,而保险公司不知道。

3.隐藏知识

隐藏知识是指缔约双方在签约时信息是对称的,缔约以后,一方当事人不知道在这种关系中另一方当事人的某些特征。例如,代理人观察到自然状态类型,并据此选择了行动;委托人观察到了代理人的行动,但不能观察到自然状态的情况,这样,信息就是不完全的。委托人的行动是设计一个最优契约,促使代理人在给定的自然状态下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

4.隐藏行动

隐藏行动是指缔约双方在签约时信息、是对称的,缔约以后,代理人选择了行动,自然状态是变化的,代理人的行动是由自然状态及其努力水平所决定的;委托人只能观察到某些结果,而不能观察到代理人的行动和自然状态本身。在这种条件下,信息是不完全的,委托人的任务是设计一个机制(最优契约),促使代理人的行动对自己最有利。例如,签订经营合同后,总经理掌握了企业经营权;股东只知道有限的信息(如经营业绩),而对经营过程一般是不甚了解的。

第卫类、第2类问题是委托人与代理人在签约前和签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由此产生的契约是有风险的。委托人为了防范这种风险,会采取逆向选择行为。1970年,阿克劳夫提出一个柠檬模型,该模型讨论的是在旧车市场上有质量高低不同的二手汽车,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购买者不知道每辆车质量的真实状况,因而只愿意根据平均质量水平支付价格,结果导致较高质量的汽车退出市场,最后成交的只是低质量的汽车。购买者本想购买较好的汽车,结果往往是买到了质量低劣的汽车,这种现象称为逆向选择。

第3类、第4类问题是委托人与代理人在签约后的履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即所谓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这个词原本是保险方面的一个词汇。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它有负面效应;按保险公司的观点,它属于可能影响投保人行为的风险。事实上,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为一般的委托代理关系。

企业代理人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损公肥私,即利用职务之便牟取私利,而且是以损害企业和股东(委托人)利益为代价的,如贪污受贿。

(2)机会主义,即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及发展前景预测自然状态,在经营管理活动中采取有利于自己利益的行为,如虚报业绩、盲目扩大投资等,这种行为的后果也将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3)偷懒,即在工作中不尽心尽力,如搭便车、滥竿充数、借商务之名游山玩水等。由于企业高层经理的特殊地位,他们的偷懒行为更为隐蔽,难以观察和监督,其危害性也往往被忽视。

三、机会主义与代理成本

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变得越来越普遍。

代理人在经营过程中要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他可能通过搞好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益(即正当手段)来谋取效用最大化,也可能通过瓜分企业资产、牺牲企业利益(即不正当手段)来牟取私利,获得最大效用。代理人凭借的是正当手段,那么,这里就不存在机会主义的问题。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他还有可能通过不正当手段来获益,这时就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问题。

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包括事前机会主义行为(逆向选择)和事后机会主义行为(道德风险)。事前机会主义行为包括向委托人隐瞒企业经营状况、经营环境等有关信息,以谋取委托人的较低期望值,从而减少经营压力,为以后谋取私利创造条件;还包括向委托人隐瞒自己的经营管理能力,以骗取委托人的任命等。事后机会主义行为包括企业不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减少经营损失(或增加经营收入),增加不必要的费用以牟取私利,如购买不必要的奢侈品供自己享用等;还包括编造种种理由推卸责任,运用不正当手段减少委托人可能给予的惩罚等。

人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企业代理人有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一般来说,企业代理人相对于委托人,所掌握的企业信息往往更全面、更准确,他们可以凭借这些信息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成本收益比较。企业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成本主要是被上级发现的惩罚损失(免职、处分等),以及为减少惩罚所支付的寻租支出(贿赂等);收益是指比按照正常行为(以正当手段行事)所取得的收益多出的该部分收人和其他物质利益。企业代理人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后,做一番‘审时度势”的分析,以决定是否要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而形成一定的委托代理关系后产生的,产生的重要原因是代理人对个人效用的追求,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为了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对代理人的条件禀赋进行识别,并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监督,由此产生了识别和监督的费用;此外,委托人为了满足代理人的个人效用,并使之尽可能与企业的目标相一致,需要设计一

整套激励机制,由此产生了激励费用和职务消费的费用。

广义地讲,代理成本包括那些利益相互冲突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在构造、监督及保证一系列契约履行时发生的费用总和。按照詹森和麦克林的观点,代理成本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1.委托人监督成本

委托人监督成本是指委托人为了激励和控制代理人,使后者为前者的利益尽力的成本。如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董事会、监事会的运作,聘请外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进行审计,给代理人一定的奖励和分红,赋予代理人相应的职务消费,等等。委托人与代理人在监督与反监督方面存在这样的博奕关系:如果委托人无规则地(如一天。次)检查代理人工作,代理人可能利用“窥探孔”,只有当委托人走近时,他才开始工作。这样,当检查次数n增加时,代理人偷懒的时间将减少。即当委托人加强监督时,则代理人偷懒的机会将下降。实际上,要做到如此细致的监督是很困难的,而且监督成本也会大得惊人。因此,委托人除了设计必要的监督机制外,更侧重于制定一系列激励机制以及代理人(经营者)选择机制。

2.担保成本

担保成本是代理成本的一部分,是指代理人用来保证其不采取损害委托人行为所付出的费用,以及如果采取了那种行为将支付的赔偿。担保成本实际上是代理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成本。在承包责任制下,某种形式的承包保证金就是一种担保,它是由承包人个人(或承包者集体)承担的成本。投资机构代客户理财时,经常采用以客户委托代理资金额的10%作为担保金,以确保客户委托资产的安全性。而在国有企业的运作中,实际上无人进行这种担保;也就是说,担保成本完全由国家承担,代理人一旦采取了损害委托人的行动,将不负域者无力支付)经营赔偿责任。

3.剩余损失

剩余损失也是代理成本的一个部分,是指委托人因代理人代行决策而产生的一种价值损失。剩余损失的大小等于由代理人决策与委托人在假定具有代理人相同信息和才能的情况下实现效用最大化决策之间的差额。剩余损失实际上是因为代理人不尽力而产生的损失,其原因比较复杂,也较难以计量。例如,经营者的知识水平二L作能力、个人效用及偏好等。

四、代理人激励机制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着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委托代理结果的不确定性因素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内部人控制的情形下集中表现为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如果说经营者选择机制和设计有助于减少逆向选择的话,那么,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设计则有助于降低道德风险。

经营者的目标函数是个人效用最大化,其效用函数为U=f(x1,x2,„,xi), xi为经营者的个人收入、职位消费、工作成就感、社会地位和声誉等,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是MU1=MU2=„= MUn,即各项分效用的边际效用相等。所以,激励机制的设计需要兼顾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尽可能包括所有的变量(我们称之为激励因素);二是要注意把握每项变量使用时的“度”,使之满足最大化条件。激励机制的基本构成如下:

1.经营者个人收入激励

企业可以在公司章程中明确给予经营者部分剩余索取权,使之合法地获得与其才能与业绩成正比的个人收人。为了使经营者既要追求短期业绩,又要注意公司的资产增值和长期发展,在个人收人的激励机制设计*,可将剩余索取分为年薪制和股权分配制两种形式。年薪制将经营者的报酬支付与一般职工分开来,由作为委托人的董事会决定标准金额。年薪制可由基薪和奖金两部分构成,基薪根据经营者以往业绩、职位平均水平确定,奖金则根据资本利润率、年销售利润率、资产增值率等经营指标的完成情况加以确定。股权分配制将公司的部分股份让渡给经营者,使经营者和股东一样,从公司剩余和股东权益的增加上获得长期的收益,从而使经营者的个人目标和公司目标最终一致。在设计股份让渡时,要规定经营者所获得的股份只享受股东权益和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能任意处置(如转让时现有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这样可避免经营者的短期行为。

2.职位消费激励

通过界定不同的企业规模和业绩,明确不同的职位,享受相应的消费标准,这是对经营者才能和人力资本的一种肯定。公司经营者可以根据企业的规模和业绩获得不同层次的职位消费权。比如,董事的活动经费、总经理的招待费、舒适的办公环境、配备专用轿车、住房补贴等,均可通过制定各级标准,使之成为经营者在职期间的合法消费,一旦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而离职测上述在职消费会自动失去。实际L,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职位消费已是不争的事实,甚至有很多亏损企业的经营者仍大肆挥霍国有财产,出现了所谓的“穷庙里的富方丈”现象。所以,很有必要由国有企业的委托人制定出一整套职位消费标准,改变经营者滥用职位消费权的现象,使之与企业规模和经营业绩紧密挂钩,做到透明化、标准化和合法化,真正起到激励经营者的目的。

3.精神激励

按照马斯洛的人生需求层次论,人们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精神需求将成为新的激励因素。对企业的经营者而言,当他经过努力后获得相应的个人收人和职位消费权利,物质需求基本上得到满足时,个人收人和职位消费激励的边际效用就会下降,对精神方面的需求便成为其继续努力的动力。精神激励主要包括社会地位、个人尊重和自我成就感等内容。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达到精神激励:根据经营业绩和企业规模等条件,对经营者进行定期考核,确定其任职资格,使其产生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自豪感;对业绩良好、表现卓越的经营者可以晋升职务或赋予更大的权利,作为对其人力资本价值和经营才能的肯定。国有企业还可以设立专门授予企业经营者的荣誉称号,如全国十大杰出企业家、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等,并加大宣传力度,使其与世界著名企业家并驾齐驱。此外,让优秀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有进人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渠道,也是激励经营者积极向上、在更大范围内承担社会责任的一项措施。

五、代理人的约束机制

激励机制可以使代理人的个人目标和企业目标趋于一致,即在实现企业目标的同时,便能合法地实现个人目标,从而使企业的经营者自觉地降低道德风险。而约束机制的设计则是希望通过有效的监督,防止道德风险的产生,并迫使经营者降低机会主义和偷懒的欲望。企业经营者的约束机制构造可从内部约束机制和外部约束机制两个方面同时进行。内部约束机制主要包括契约、审计、内部制度等;外部约束机制则侧重于建立竞争性的经理市场、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组成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

二.契约和审计

现代企业实行的是纵向授权制,即股东作为委托人授权给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再授权给总经理,控股公司还向其派往子公司的董事和总经理授权。获得授权后,经营者即获得了经营规定范围内企业资产的权力。如果这种授权方式不经过严密的契约和审计约束,就有可能变成廉价的表决权,经营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因此,每项授权都必须由委托人和代理人签订授权经营契约,明确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权力、责任和利益,规定经营者的权力范围、贡献指标和经营失败所需承担的责任,使之具有合同的法律效用。委托人还要聘请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和经营业绩进行严格的审计,以此作为对经营者履行契约情况进行评估的客观依据。

2.内部制度约束

企业可以建立以下规章制度,形成内部制衡机制:第一,经营决策制度,包括决策主体、决策范围、决策程序、决策责任和风险防范等,对董事、董事长、总经理等经营者的权力进行详细的、定量的规定,形成权力合理分配、互相制衡的机制。第二,财务控制制度,包括各项经费开支规定、分级审批、财务审计等,财务负责人应直接由董事会任免,并对董事会负责,以形成对经理人员的财务监督。第三,内部监督制度,包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企业财务总监等,分工检查和监督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防止经理人员做出有损于公司的行为。当经营者通过合谋等手段在董事会通过了损害股东利益的决议时,处于少数地位的董事可以向委托人汇报,使委托人能够及时获得公司信息,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3.市场约束机制

市场约束机制包括三个方面,即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产品市场直接反映了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和经营业绩信息,企业产品市场覆盖面、市场占有率、销售收人、销售利润等,是对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经营效益的定量评估指标,对委托人来说是重要的公司信息。当然,在攸用这些信息时,应当剔除某些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如政府补贴、政策优惠、垄断等。资本市场则主要通过股票和债券两种工具来争夺公司的控制权,公司如果经营不善的话,其股票价格就会下跌,就可能被人收购。此外,债权人也可能对公司提出清偿的要求,这使得经营者面临着被人赶走的威胁。当然,目前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单一,使得资本市场的约束作用难以发挥。但是,对许多国有控股公司的子公司来说,资本市场可以形成一定的约束力。例如,上海陆家嘴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众城实业,在股票市场上被中远集团收购仕海纺织控股公司的子公司——联合实业,也在股票市场L被上海实业集团收购。经理市场可以对经营者的才能和人力资本价值进行公平的社会评估,有利于委托人对众多合格的经营者候选人进行比较、考评、择优录用。经理市场的建立,实际上是将经营者作为一种社会稀缺资源,由市场竞争机制进行合理配置。这种配置方式有利于委托人选择到最好的经营者,确保其投资获得最大的收益。经理市场的存在,客观上给在位的企业经营者以巨大的竞争压力,制约他以自己的人力资本和声誉去冒险,因为一旦经营失败和有败德行为,经营者就可能被市场所抛弃。

第二节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

一、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框架

篇3:委托代理理论研究综述

关键词: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代理人

委托代理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理论是建立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基础上, 它强调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利益不一致并且存在信息不对称性。因此, 委托代理理论研究的核心是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信息不对称而产生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近四十年来中外众多学者对委托代理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已经使其发展成了一个较成熟的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框架。

本文将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起源、委托代理关系和委托代理问题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的贡献与局限四个方面, 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对委托代理理论做一个简要文献综述。

一、委托代理理论的起源

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 (1979) , 他是最早发现股份制公司中存在着委托代理的关系。他在《国富论》中指出:“股份公司中的经理人员使用别人而不是自己的钱财, 不可能期望他们会有像私人公司合伙人那样的觉悟性去管理企业……因此, 在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中, 或多或少地疏忽大意和奢侈浪费的事总是会流行”。现代经典的委托代理理论起源于伯利和米恩斯 (1932) , 他们指出企业所有者兼具经营者的做法存在着极大的弊端, 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企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 而将经营权利让渡。但是, 此时的委托代理理论框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他们的理论还仅限于“两权分离”的问题。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深入“黑箱”内部, 研究企业内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的问题, 委托代理理论才真正发展起来。

二、委托代理关系

现代意义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概念最早是由罗斯 (1973) 提出的:“如果当事人双方, 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 则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了。”按照杰森和麦克林 (1976) 的定义, 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种契约, 根据这个契约, 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指定雇用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提供服务, 并根据其提供的数量和质量支付相应的报酬。普拉特和泽克豪瑟 (1985) 则更简化了委托代理关系, 他们认为只要一个人依赖另一个人的行动, 那么委托代理关系便产生了。采取行动的一方即为代理人, 受影响的一方即为委托人。Hart (1987) 认为委托代理关系起源于“专业化”的存在。当存在“专业化”时, 就可能出现一种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 代理人由于相对优势而代表委托人行动。

三、委托代理问题

由于代理人委托人双方目标函数不一致, 而且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 代理人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的目标函数, 而委托人难以观察并监督, 就会出现代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委托代理问题。jensen和meckling (1976) 提出了代理成本概念, 他们指出代理成本来源于管理人员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学的假设是人都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 因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定总是相同, 而且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性, 因而使得两者之间的代理关系容易产生一种非协作。一方面由于委托人不可能对代理人做到完全激励, 另一方面委托人对代理人实行监督的成本有可能大于其收益, 不可能建立起完善的监督机制。肯尼思·阿罗 (1985) 将委托代理问题区分为两种类型,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就是指代理人借委托人观察监督困难之机而采取的不利于委托人的行动。逆向选择就是代理人占有委托人所观察不到的信息, 并利用这些私人信息进行决策。

由于存在委托代理问题, 委托人就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来减少代理问题, 让代理人的行动符合委托人的利益。伦德纳 (1981) 和罗宾斯泰英 (1979) 建立了动态博弈模型, 强调了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能够保持长期的关系, 双方有足够信心, 那么帕累托一阶最有风险分担和激励是可以实现的。砝码 (1980) 提出利用代理人的市场声誉督促代理人努力工作, 他认为代理人市场会对代理人行为产生约束作用, 提高其违约成本。范里安 (1991) 提出, 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另一种办法是利用潜在的代理人相互竞争, 从而在代理人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机制。平狄克、鲁宾菲尔德 (2009) 认为可以建立委托代理框架中的激励机制, 他们分析了通过设计利润分享安排和奖金支付制度适于解决所有的委托代理问题。认为当直接衡量努力结果不可能时, 奖励高水平的努力结果的激励结构能够使代理人追求所有者设定的目标。

四、委托代理理论的贡献与局限

委托代理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极大地丰富了现代经济理论。戴中亮 (2004) 认为委托代理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信息和风险的观点, 从委托代理理论中我们可以总结:完善的信息可以减少决策的盲目性, 促进经济效益;组织的未来命运不仅和组织成员的自身行为有关,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环境, 从而代理难以预计的风险。刘华、孙阿妞 (2006) 认为企业代理理论开创对企业内权力结构的标准化分析, 弥补了两权分离理论的不足;建立了标准化模型, 为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它不仅区分了企业内的“委托人”和“代理人”, 而且还说明了他们之间的权力和激励关系, 使得许多现实问题都可以纳入到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中。但是很多学者越来越发现在实践中该理论存在一些缺陷。冯根福 (2004) 指出, 委托代理理论是一种单委托代理理论, 主要针对以股权分散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而构建的公司治理理论, 不适合以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他重新提出和构建了一种大股东与代理人、小股东与代理人的双重代理理论。任勇 (2007) 认为委托代理理论假设委托代理双方的目标利益是冲突的。但是实际上委托人和代理人存在着目标利益的一致性, 他们都希望把企业建设好, 这样他们都能从中获益。这一点是委托代理理论无法解释的。王慧红、李伟红、杨淑君 (2010) 提出按照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 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风险责任不对等, 经济学家总是站在所有者的立场考虑如何设计运用于代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 但是当人力资本被提出后, 经理人出让了自己的智力使用权, 同时获得了所有者资产使用权。所有者和经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双向的, 双方既可互为委托人, 又可互为代理人。他们在双向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所有者与经理人的合作决策模型。

综上, 委托代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对促进企业管理机制的转变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并为解决企业的内部治理问题提供了分析的框架, 但是社会合作的不断深化、产权结构的日趋复杂化, 该理论已经显得有些过时而老套, 也难以解释越来越复杂的现实问题。因此, 委托代理理论必须找到其新的发展方向, 寻求更完善、更实用的理论改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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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委托代理理论述评

摘要:文章从委托代理视角,对公司投资理论与经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分析,剖析了现行公司投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不足,最后就我国公司投资理论未来可能研究的方向与领域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委托代理;投资;代理冲突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推动了公司金融的快速发展。以此为基础的公司投资研究,不再局限于最优投资行为等孤立问题的研究,而是重点关注投资是否受现金流影响、为何受影响、如何影响公司投资,以及如何设计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以优化公司投资。提升公司价值的目的。因此,新古典投资理论正在向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的现代投资理论演化。

一、新古典框架下公司投资理论的局限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在公司投资研究取得了一些标志性成果。主要有MM定理为理论支撑的新古典公司投资理论。如Jorgenson(1963,1971)投资理论与Tobin(1969)O投资理论等。

新古典投资理论及其模型建立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严格假设基础上的。如市场信息完全对称、无公司代理成本等。因此,公司投资决策遵循净现值规则进行。投资效率与公司融资方式无关。这些前置的条件明显与公司现实环境不吻合,实证证据无法支持其理论。因此。新古典投资理论对投资行为的解释受到质疑,对实际投资行为的指导意义也不大,只是作为后续公司理论发展和实证检验的参考基准。对此,学者们根据现实世界的客观情况,将代理冲突纳入到公司投资行为研究框架,放宽其假设与适用范围。拓展了新古典投资理论。

二、委托代理视角下公司投资理论

1,经理与股东代理冲突下的公司投资理论。

(1)帝国建造理论。经理与股东利益相偏离的方式之一是经理偏好于经营大的公司,而不是单纯的盈利。经理出于非货币性利益或寻租动机。具有帝国建造偏好,将可得到的资金用于项目中。一方面,当企业有较多的现金流时,经理的帝国建造更可能发生。如Donaldson(1984)与Jensen(1986,1993)等指出,当公司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流时,经理将其投资于为其带来非货币收益的扩大规模项目上。导致过度投资行为;另一方面,出于寻租动机,即使公司现金流存在约束,由于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不对称性。通过投资,经理拥有更多可以控制的资源,因此经理存在使公司的发展超出理想规模的内在激励。Lamont等(1997)就认为,即使公司投资预算存在刚性约束,公司经理人的寻租行为仍将导致资金在不同项目和部门间的配置效率降低。

但是,不管代理问题多严重,从经理帝国倾向就认为必然导致过度投资是错误的。Zwiebel(1996)等构建模型认为,当自由现金流比预测的投资机会多时。可能出现过度投资。否则投资不足。Mueller等(2007)考察所有权对投资及其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与管理者相机选择权假设可以解释投资非效率。

(2)声誉与职业关注理论。股东与经理的另一种代理冲突是经理关注公司投资行为会影响其声誉,进而影响其在人力资本市场的价值。因而,经理对声誉与职业安全关注会对公司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就投资而言,声誉与职业关心又以短期机会主义与守成策略最为典型。

短期机会主义。由于关心在人力资本市场的声誉,经理可能以股东长期利益为代价,增加公司短期业绩的投资。从而导致一些资产的投资不足。Stein(1989)则指出。为了增加短期盈利,经理会减少那些不为外部股东所察觉的投资,如维修、顾客忠诚度等这些为长期目标服务的投资。这类短视的投资引起短期业绩的增加。相反。Bebchuk等(1993)构建的模型认为。对短期股价波动或职业声誉的关注所导致投资扭曲的性质,取决于市场对信息结构的认识能力。例如,当市场推崇某些行业或项目时,为了取悦市场和证明自己寻找投资机会的能力,经理可能投资过度。同样,Baker(2000)等认为,年龄短的风险投资公司的经理,为了建立声誉以吸引更多的资本,比年龄长的公司的经理更易出现投资扭曲。

守成策略。为了维护职业安全,经理在投资决策时。可能忽视能增加股东价值但危及自己职业安全与声誉的投资。一方面,守成策略的经理,可能倾向于选择保守而安全项目的投资,忽略能增加股东价值但有风险的项目而导致投资不足。Holmstrom等(1986)指出,出于职业安全的考虑,经理可能不愿意投资有风险的新项目;另一方面,守成策略也可能因经理盲目参考同行的决策而导致投资的羊群行为倾向。引起投资不足或过度。Scharfstein等(1990)的守成模型指出。经理守成激励来自于声誉模型,并认为灵通的经理拥有未来投资的信息(但包含错误的成分),而非灵通的经理则更多拥有错误有噪音的信息。这种信息结构使得代理人有固定的投资选择,人力资本市场也理性地如此评价经理行为。这种内生性的相对业绩评价使得所有的代理人相互模仿,而不考虑它们自己实际的信息。

(3)宁静生活假说。此理论认为,理性经理偏好宁静的生活,因而从增加工作的闲暇或者减少努力程度中获得更大的效用,这种冲突也会影响公司投资。Bertrand等(2003)认为,经理通常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具有追求安逸动机,因而经理作决策时,易倾向于已有行为的惯性。表现出一定的惰性。一方面,如果决策是停止已有的投资,或业绩差的工厂,会继续维持目前的现状,从而导致投资过度;另一方面,表现为不轻易进入新的行业,引起投资不足。Aggarwaland Samwick(2006)等认为,公司投资对于经理而言有成本。如公司开始新投资项目。经理牺牲休闲时间来掌握项目所需的知识,公司规模的扩大意味监管责任增加,因而减少原有宁静的休闲生活。当牺牲原有宁静休闲生活的成本大到一定程度,他就可能放弃一些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从而导致投资不足。

2,债权人与股东代理冲突下的公司投资理论。基于负债契约。债权人与股东也存在代理冲突。债权人获得债务本息目标与股东的最大化期望收益目标上存在分歧,并且,由于合约的不完全性,债务人并不能有效督促股东投资,所以,债权人与股东代理冲突引起的资产替代现象。也会导致公司投资的非效率。

资产代替,也指风险转移,在股东责任有限条件下。由于股东与债权人间的收益与风险分担的不对称性,导致股东在投资决策时,将负债融资获得的资金从低风险、低收益项目转移到高风险、高收益项目的行为。一方面,资产替代可能导致投资不足。Jensen等指出。股东如将获得的负债资金投资到高于契约规定的高风险高收益项目中,获得了项目收益的风险超额部分,而债权人仍然只获得固定收益。投资失败则会失去全部。理性的债权人估计到资产替代行为。就对未来的资产替代进行了折现,提高负债资本成本。或对投资或融资条件施加限制条件。使得公司放弃

正NPV的项目,引起投资不足;另一方面,资产替代也可能导致投资过度。Lyandres等(2003)构建的负债期限结构模型认为,评估项目赢利时,应基于动态背景考虑等待期权的价值。股东的增长期权使股东执行增长期权。加快投资,减少破产的概率,从而可能导致投资过度。

三、实证证据

西方学者对代理冲突下的公司投资理论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实证研究为代理冲突下的公司投资理论提供了初步支持。

1,经理与股东代理冲突下的公司投资经验证据。

(1)帝国建造方面的经验证据。学者们从不同方面来验证经理的帝国建造行为。Strong等(1990)的经验证据发现。自由现金流与任意投资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对于公司任意投资公告。股价反应为负。这表明经理将现金流用于负净现值项目。印证了过度投资行为理论。Jensen(1993)以美国452家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25%以上的公司市场价值与资本支出、研发费用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从而推测这些公司可能存在现金流过度投资。Harford等(2008)用反收购条款及内部人持股作为治理特征。研究发现,对于高现金流的公司,弱治理的公司比强治理的公司支出现金流更多,并且支出是用于并购与资本性支出而不是研发。说明了控制权较弱的经理选择更快地花费现金到资本支出中,从而支持了帝国建造假说。

也有学者从并购这种特别形式的投资更直接地验证帝国建造理论。Lang等(1991)发现,当并购者的托宾Q值较低和现金流较高时,特别是相对于投资机会有过量的现金流时,帝国建造行为更严重,负的宣告效应更显著。Blanchard等(1994)检验小公司对于来自法律因素而引起的大额现金流的投资反应。但是。公司并没有将现金返还给股东。而是将现金用于并购,而且大多数并购是不相关多元化。这与MM理论明显不吻合。外部的现金流对投资有较大的影响,这与帝国建造的观点较为吻合。

(2)声誉与职业关注方面的证据。由于短期机会主义与守成策略很难测量,市场也很难观察到由它导致的投资行为,因而,直接检验较难。间接的证据来自于检验发行股票前后经营业绩的变化。Teoh等(1998)等研究发现,相对于对照公司,发行股票的公司在发行前一年或二年有更强的业绩表现,而发行后业绩则表现不正常的差。这种间接证据至少说明,当市场评价股价机会时,经理会为当前盈利而牺牲长期的价值。Gompers(1996)实证发现,在风险资本企业中,能发行上市的企业有令人信服的较好的业绩,比起年龄大的风险投资企业,年轻的风险企业更可能在其生命周期早期上市,但其上市成本也高。这说明为了改善短期的业绩进行的投资扭曲。

Lamont(2002)等学者为声誉守成模型提供了证据。但这些证据是来自于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选择或证券分析师的推荐。Chevalier等(1999)则研究发现。年轻的经理如果其投资选择不同于其同行,更容易被解雇。即使控制了影响影响投资组合的绝对业绩变量后,由于面临着人力资本市场的激励,年轻经理很少采取不同与行业标杆所采取的投资策略。所以,经理为其没有进行守成策略受到惩罚。这为Seharfstein的模型提供了实证证据。

2,股东与债权人代理冲突下的公司投资经验证据,Suto(2003)以马来西亚475家公司为样本。研究了1997年金融危机前后,融资因素变量、治理结构与公司投资支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1997年金融危机以前,公司的负债水平与固定资产投资支出之间表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在政府宏观政策的激励下,在危机发生前,依赖于外源融资的公司更偏好于银行负债融资,而这种急剧膨胀的负债导致公司普遍出现过度投资,从而恶化了公司在金融危机中的困境。他认为,此状况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一是公众高估了国家金融体系对公司有效监督的能力:二是在软预算约束下。政府对金融部门的超强保护机制削弱了金融机构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Chava等(2008)则通过考察债务契约及其相应的控制权转移来说明负债是如何影响公司投资。

四、研究述评

在借鉴西方投资理论的基础上,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尝试从委托代理视角来研究公司投资。在投资理论方面,如刘怀珍等(2004)及郝颖等(2007)将经理的私人收益内生化到模型之中,考察经理私人利益如何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在实证方面,王渝(2005)等考察管理者控制的公司投资、现金流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结果表明,管理者具有私人利益理性而有进行过度投资动机。伍利娜和陆正飞(2005)则发现,资产负债率与投资不足及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均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企业的盈利状况越差,越会加剧这种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行为。

因此,综合上述国内外的研究理论与实证据,从公司实际运行状况来考察投资,研究范式突破了新古典框架下的公司投融资无关及相互分离假设,其研究的路径和结论不再局限于融资方式是否影响公司投资行为等问题,而是拓展到研究治理机制与投资决策关系,以及如何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等,从而放宽了新古典投资理论的假设。形成了代理冲突下的投资理论。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公司投资理论主要从经理与股东、债权人与股东间的代理冲突两个方面来展开研究。

学者们从代理冲突下研究公司投资行为,是对投资理论的重要贡献。但是,现有委托代理视角下的投资理论。主要基于股东高度分散、经理与所有者及外部资本市场分离的环境为背景的,认为制度环境对代理冲突的影响是同质的,这弱化了控股股东所导致的代理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分散股权的股权结构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在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环境(如政治环境、法治环境)与特有股权结构对公司投资也有很大影响,不考虑特定制度背景与控股股东对投资行为影响,是不能有效地解释我国公司投资行为的。

五、研究新趋势

1,从制度方面对现在投资理论进行拓展。我国是转轨经济国家,特有制度环境对公司代理问题有较大影响,它可能比现有发现的因素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更大。结合国情对现有投资理论进行拓展。显然有助于丰富投资理论的构建,完善其经验假设。Gugler等(2007)、辛清泉等(2007)和程仲鸣等(2008)的研究已提供了此方面的初步理论与实证证据。

2,从控股股东引起的代理问题来研究公司投资行为。控股股东一方面能解决股东与经理的代理问题,同时也带来新的治理问题,因控股股东私利而引起大小股东间的代理冲突也会影响公司投资的效率。Dyck and Zingales(2001)、杨亦民(2006)和郝颖(2007)等在此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但是,大小股东代理冲突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影响动机、影响机制及公司应该如何完善治理结构等相关问题,无论理论模型还是实证检验都有待完善。

篇5:委托代理理论的名词解释

委托代理理论的建立基础

委托代理理论是建立在非对称信息博弈论的基础上的。非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指的是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信息的非对称性可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划分:一是非对称发生的时间,二是非对称信息的内容。

从非对称发生的时间看,非对称性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ex ante),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ex post),分别称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研究事前非对称信息博弈的模型称为逆向选择模型(adverse selection),研究事后非对称信息的模型称为道德风险模型(moral hazard)。

从非对称信息的内容看,非对称信息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的行为,研究此类问题的,我们称为隐藏行为模型;也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隐藏的信息,研究此类问题的模型我们称之为隐藏信息模型。

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委托代理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主要研究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

委托代理关系起源于“专业化”的存在。当存在“专业化”时就可能出现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代理人由于相对优势而代表委托人行动。现代意义的委托代理的概念最早是由罗斯提出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委托代理理论从不同于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它在解释一些组织现象时,优于一般的微观经济学。

委托代理理论的历史发展

篇6:委托代理理论述评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股权激励研究综述

股权制度安排被用来作为公司经理人员的长期激励机制,是理论界一直关注的问题,股权激励在国内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对股权激励的优势进行了分析,然后对国内外关于股权激励的主要文献进行了回顾,最后提出我国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政策选择。

一、委托代理理论----股权激励

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是相分离的,法马(fama,1980)认为,对大公司来说,这种分离是经济组织中的一种有效形式,但这种分离必然会产生委托代理关系 詹森和麦克林(jensen,meeking,1976)指出,当经理人员只拥有公司部分剩余索取权时,他就会制定使自己效益最大化的经营决策,因为他获得全部收益而只承担部分成本,所以一个理性的经理人员往往尽可能给公司赚钱的同时又尽可能地从公司里支出费用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代理成本就随之产生 他们认为经理人员拥有的股权越小,其代理成本越大,当没有股权的时候,其代理成本达到最大 同时,詹森(jensen,1986)认为,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目标和所追求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代理人凭着自己拥有大量信息的优势,在决策时可能会背离委托人的要求而投资到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中去,或甚至做出与委托人利益相反的选择。

代理理论认为经济组织的效率高低关键在于能否设计一套激励机制以诱导代理人透露其私人信息,选择更高的努力水平,使公司资源分配符合帕累托最优或次优,也就是说激励是相容的 所以,授予经理人员(或代理人)一定数额的股权是激励代理人的一种有效方法,它能使代理人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更趋一致,与委托人的目标更靠近詹森和

法马(fama,jensen,)认为,当一个或者几个代理人集决策经营权和控制权于一身时,通过将剩余索取权授予决策者来解决所有者与决策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也是有效率(fama,jensen)。

总之,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经理人员持股能增大公司的价值,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他们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二、国外研究现状

(一)研究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的关系

国外学者对股权激励与经营业绩的关系的研究较多,结论也存在很大分歧,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结论:无关论正相关论和双重效用论早期的学者认为,股东利益和管理人员薪酬激励之间的联系非常微弱,以股票为基础的薪酬能否起到一定的激励效果还值得怀疑 jensen,murfy(1990)进行了对经营者股权激励的研究,发现股东利益和管理人员薪酬激励之间只有一种非常微弱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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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derer,martin(1997)对 867家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指出经管人员持有较多股份并没有改善企业的业绩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论证了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正相关性,认为提高管理层的持股比例能够对公司业绩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 berger(1997)等发现,经理持有期权数额较多的企业业绩更好,股票持有数额同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mconnell,servaces(1990)发现,只要经理持股比例低于,经理持股比例和企业业间就存在正相关关系还有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认为,随着高管人员持股比例的提高,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两种完全相反的效应:利益趋同效应和壕沟防守效应前者是指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提高,高管追求的效用会与股东趋向一致,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价值;后者指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提高,高管对企业的控制力不断增强,原先来自外部的其他约束对他的作用越来越弱,进而高管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追求个人利益,提高代理成本,降低企业价值。mork,shleifer,veshny(1998)的研究发现:当持股比例介于0%和5%之间时,管理层持股比例和公司业绩正相关;介于5%和25%之间负相关;超过25% 时又正相关.[1]

(二)股权激励与经营者投资的关系

管理层的回避风险策略意味着回避风险时就回避了收益,对这方面的研究,hangen,servaces认为,经营者若拥有股票期权,他们更愿意接受较高的投资风险。agrawal,mandel,hisheleifer等人的研究也证明了经营者报酬中期权比例较大时,他们的投资决策往往显得更为积极进取。

三、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股权激励的研究情况要比国外复杂得多,因为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还未形成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尚未建立完善的股权激励制度 学者们大致从以下几方面对股权激励展开研究。

(一)股权激励定量研究

吴凯,曾伟娇,黄研(2004)在测量股权激励效率的方法及应用中引入夏普测度发现:授予经理的股票冻结期越长,股权激励效率越低;公司股票波动越大,经理要求的补偿溢价越高,股权激励效率越低 杨顺用,薛兴国(2006)建立了一个股权激励计划的持股计算模型,建议按照员工所负责任个人能力贡献大小,采取打分制量化确定激励计划的持股量。

(二)关于股权激励模式的细化分析

于璐,曾军(2003)对经理层持股和优先购股权这两种股权激励模式进行分析和比较,认为应根据公司的不同性质,对经营者实行不同的股权激励模式 对大量非上市公司可以以经理层持股激励为主,对于上市公司可以以优先购股权激励为主张彩玉(2004)从成本角度逐一分析了延期兑现年薪虚拟股票和期股的激励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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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权激励在我国的运用问题和效果分析

陈燕(2004)介绍了股权激励在我国的三种运用方式孙静芹(2006)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当建立一套包括实施股东分类表决机制健全独立董事聘任制度和薪酬制度在内的相对独立的监管体系周闽军,李玉宝(2005)认为股权激励在我国企业中没有完全发挥其对经营者的激励作用,并在分析有效性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四、我国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政策选择

(一)以长效考核机制为基础实施适度的股权激励计划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以后,由于大股东的目标函数与公司的目标函数趋于一致,资产市值的最大化成为全体股东的共同目标,也成为考核经营管理层的核心目标,在此基础上实施的激励将从短期效应转向长期发展 因此有必要结合股权分置改革,建立起科学的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考核机制,使企业家财富的成长和公司资产市值的成长通过市场化机制形成有效的联系,为建立一个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奠定基础。[2]

(二)注意股权激励过程中的新代理成本

在制定和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中,近年来西方学者发现,企业经理人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自己的激励薪酬(包括持股份额),以股权为基础的经理人激励薪酬甚至会产生新的代理问题我国一些企业的股权激励计划也存在这种问题,有人将其称为高管盛宴,反对股权激励计划 但显然不能因噎废食,完全否定股权激励效应 要严格控制管理层通过增资扩股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本企业的股权,防止高管自己决定自己的股权持有数量政策层面应允许条件成熟的企业再推行管理层收购,允许这些企业的管理层的持股总量达到控股或相对控股数量,当然也应防止由此导致的内部人控制和国有资产流失。[3]

(三)防止股权激励后的内部人交易行为

国资委制定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意见暂行办法要求,授予激励对象的股权应根据任期考核和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实施延期支付制度和锁定制度,规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在前三年年行权的股价,最高分别不能超过授予期权时价格的50%和60%,70%,旨在防止上市公司高管通过各种方式来抬高股票价格,达到高价行权的目的但这种界定最高行权收益比例的做法,既有碍市场化激励的,又不能有效防止高管通过操纵股票获益,原则只能治标难以治本防止内部人交易的根本措施还在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透明度,防止虚假信息披露,从而提高市场的效率等级这些都对我国以后更好地认识和实践股权激励产生了重要的启示,以使股权激励更有效地发挥作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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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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