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治理理论研究述评

财务治理理论研究述评（精选九篇）

财务治理理论研究述评 篇1

(一) 财务治理理论研究的萌芽

目前理论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 财务治理理论思想萌芽至少可以追溯到1976年詹森 (Jensen) 和梅克林 (Meckling) 的资本结构代理理论。该理论将财务领域的资本结构问题从代理理论、公司治理理论角度加以研究, 从而开始了公司治理理论与公司财务理论的融合性研究, 产生了财务治理理论研究的萌芽。国外理论界培植了财务治理理论的萌芽, 但并没有就财务治理进行专题研究, 未提出明确的财务治理概念, 也未提出较为完整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据杨淑娥 (2006) 考证, 涉及“financial governance”一词的文献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 较早提出的始见于加利福尼亚大学, 洛杉矶大学Liebeskind, Julia Daphne, Ph.D的一篇博士论文。这些文章都强调了财务信息质量是财务治理的重要内容, 财务治理主要是对财务信息的治理, 即如何整合、鉴别、呈报和披露相关的、准确的财务信息, 以治理信息的失实、失真和舞弊问题。

(二) 财务治理理论的产生与学界争议

我国学者充分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国情, 开创性地明确提出了财务治理概念, 并对这一领域进行了独立与专业研究, 使财务治理理论得以发展。伍中信 (2001) 较早提出并系统研究了财务治理问题, 初步明确了财务治理内涵, 并提出了财务治理体系基本架构。由此开启了我国财务理论界的财务治理研究热潮。初期“财务治理”只作为一个简单概念提及, 财务学者并没有过多解释, 最多是利用“公司治理”理论对其进行变相论述。从这点看, “财务治理”的产生有其偶然性, 它是在“公司治理”研究热潮中, 财务学者从自身研究领域提出的新概念。不可否认, 起初“财务治理”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公司治理”多有重叠, 众多“财务治理”理论其实就是“公司治理”理论, 只是用“财务”替换为了“公司”。针对此研究状况, 有学者对“财务治理”独立性提出质疑, 怀疑“财务治理”就是对“公司治理”的概念替换, 财务治理并无独立研究价值, 至今仍有许多持此种观点的学者。

本文认为, 财务治理理论在国外理论界开始萌芽, 而在国内财务界得以最终产生并蓬勃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 既是理论发展的必然演进, 更是财务实践的现实推动。一方面, 现代公司财务运作日趋复杂产生了对财务治理的现实需求。资本重组等重大财务事项决策, 对公司经营影响巨大, 但已超出公司财务管理权限, 只有在财务治理层面才能得以解决。将日常财务管理与财务治理相结合形成完整的公司财务体系, 并加强股东、董事会财务治理规范建设, 才是解决上述重大财务问题的“治本”之道。另一方面, 公司治理执行效果不彰促成了对财务治理的客观需求。目前公司治理研究热度与其实践效果有一定差距, 其原则性的软约束执行效果并不理想。财务治理独立研究, 将重新梳理公司治理内容体系, 促进其内部条理化, 可以有效避免公司治理框架内容庞杂、空洞化。特别是, 财务治理突出了公司治理中的财务经济利益, 涉及股东、董事等切身利益, 可谓抓住了公司治理的“纲”, 加强其独立研究必将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二、财务治理理论发展

(一) 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以下方面:

(1) 基础理论研究 (规范研究) 。一是财务治理内涵研究。国内学者对财务治理内涵研究较早, 冯巧根、宋献中、李心合、伍中信、杨淑娥等从契约经济学、公司治理、权利配置等角度对财务治理进行了定义。衣龙新 (2004) 对以往财务治理内涵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述评, 并提出了对财务治理内涵的认识。杨淑娥 (2006) 较为全面地对前期财务治理内涵研究进行了述评, 将关于财务治理定义的不同观点分为契约制度观、信息观、子系统观、财权配置观和双层面观。二是财务治理体系研究。衣龙新 (2002) 综合运用现代财务理论、公司治理理论等学科知识, 初步构建了财务治理体系, 明确提出财务治理应包含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行为规范三方面内容。油晓峰 (2005) 提出财务治理框架应包括财务治理主体、客体、假设、模式等内容。财务主体一般认为是利益相关者, 财务治理客体是财务冲突, 包括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财务冲突、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财务冲突两大类。伍中信 (2005) 以“财权流”理论为基础, 提出财务治理主要处理“财务关系”, 财务关系的处理也就是对财权流 (权力) 的配置, 并以“财权配置”为核心对现代财务治理体系进行了初步构建。三是财权配置研究。对财权配置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众多, 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研究有:伍中信、何进日、曹越、张荣武、贺正强等以“财权流”理论为基础, 基于“财权=财力+ (相应) 权力”的理解, 提出了“剩余财权”与“通用财权”等概念, 以此构建了最优财权配置框架;张兆国、宋丽梦、张庆、何威风等基于“企业所有权”就是“剩余所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理解, 认为企业财权包括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 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企业财权安排框架;杨淑娥、张栋、金帆等将公司财权定义为根公司财务利益和各参与方利益相关的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 并提出了利益相者财权配置模式框架。此外, 李心合、李连华、王斌等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2) 经验研究 (实证研究) 。财务治理理论经验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是财务治理效率检验。事实上, 公司治理效率实证研究中大部分属于财务治理方面, 只是尚未明确而已。该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治理结构与经营绩效相关性检验, 主要包括:一是外部利益相关者 (主要是债权人) 治理效率, 肖作平、兰艳泽、袁卫秋等的研究值得关注;二是股权结构治理效率, 陈晓、朱武祥、孙永祥、徐莉萍等的研究值得关注;三是董事会构成治理效率, 于东智、孙铮、李东明、李有根等的研究值得关注;四是经理层激励治理效率, 魏刚、李增泉、袁国良等的研究值得关注。其次是案例研究。刘峰等的“控制权、业绩与利益输送——基于五粮液的案例研究”、陈汉文等的“国家、股权结构、诚信与公司治理——以宏智科技为例”、张光荣等的“大股东的支撑行为与隧道行为——基于托普软件的案例研究”, 都是值得关注的案例研究。

(二) 简要评价

财务治理理论从产生直至得到蓬勃发展, 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财务治理基础理论方面, 财务治理内涵、财务治理体系框架、财权配置等研究均取得了一定成果;经验研究方面也屡有突破, 实证检验越来越深入并贴近实际, 在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效应等方面研究成果显著。

同时, 我们应清醒认识到, 财务治理理论研究毕竟处于起步阶段, 许多研究都体现出了不足, 主要表现以下方面:一是基础理论研究还很薄弱, 缺乏深度挖掘。许多研究浅尝辄止, 对财务治理理论的财务学、经济学根源研究不深;二是经验研究主题狭窄, 研究方法单一, 多以“档案式”研究为主, 重复研究现象严重, 实证研究深入拓展不利。同时, 现有经验研究多以某一治理方面为主题的孤立式研究方法, 不利于从总体上认识把握财务治理效率, 不利于财务治理理论全面系统发展。

三、财务治理理论研究展望

(一) 财务治理理论研究发展方向

自21世纪初我国初步形成财务治理理论以来, 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 但近期开创性的、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还有待财务学者们继续努力开拓。财务治理理论研究未来发展必然向两端不断深入延伸:一端是基础理论的不断挖掘。基础理论研究不可满足于原地的内涵概念性讨论, 就财务论财务, 而应积极挖掘财务治理的经济学根源, 积极探究财务治理的基本理论源泉;另一端是经验研究的大力开拓。财务治理研究如果不能与时俱进深入拓展经验研究, 不能进行实证检验并加以应用, 则其研究价值将大打折扣。

(二) 财务治理理论研究关注重点

本文认为, 财务治理理论未来研究可关注以下方面:一是财务治理研究范式的新突破。理论研究不能囿于某一固定范式, 应展开多视角研究, 才能不断完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二是财务治理体系构建的深入探讨。要融合财务经济学、契约经济学和公司治理理论等学科理论, 构建相对清晰完整的财务治理体系;三是财务治理效率的深入检验, 财务治理效率并不等同于公司治理效率、公司经营绩效, 如何检验有待进一步研究;四是财务治理案例积累与实地研究的拓展。财务治理经验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档案式研究, 要展开多维度多方法研究, 其中案例研究与实地研究非常值得重视。

参考文献

[1]伍中信:《现代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会计研究》2005年第10期。

[2]杨淑娥:《公司财务治理:一个需要重新甄别和审慎研究的命题》, 《会计师》2006年第2期。

[3]李福祥、何连江:《公司财务治理理论评述》, 《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8期。

[4]由晓峰:《财务治理理论研究述评》, 《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3期。

[5]伍中信、陈共荣:《我国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研究述评》, 《财会通讯》2006年第2期。

财务治理理论研究述评 篇2

【原文出处】中国农村观察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61

【原刊页号】74～79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复印期号】200605

【作 者】蔺雪春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实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学术界一是从肯定村民自治的方面，构设出总体上可称作“理想村民自治”的各种乡村治理模式，期望乡村社会治理实现“理想”的飞跃；二是从批判村民自治甚至否定乡镇政权机构的方面，提出了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批判村民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初步分析来看，这些模式尚存在较大缺陷，一方面容易使民众在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中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另一方面可能不符合中国非均质性的社会历史环境。因此，关于乡村治理模式问题，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加科学、更加完善的分析框架。

【摘 要 题】地方政府与基层政权

【关 键 词】村民自治/乡村治理/模式研究

【参考文献】

[1]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徐增阳、黄辉祥：《财政压力与行政变迁——农村税费改革背景下的乡镇政府改革》，《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9期。

[3]郑法：《农村改革与公共权力的划分》，《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

[4]綦彦臣：《乡镇政权结束的政治博弈与农村政治新战略》，刊于中国农村研究网(http：//)，2003年4月8日。

[5]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

[6]景跃进：《村民自治的空间拓展及其问题》，《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5期。

[7]张厚安：《中国乡镇政权建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8]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

自20世纪80年代推行村民自治以来，中国的乡村治理实际上形成了“乡镇政权与村民自治”的“乡政村治”模式，即国家基层政权设立在乡镇，在乡镇以下的村实行村民自治。理论界曾经认为，在“乡政村治”模式下，政府政务与乡村事务截然分开，互不干涉，应当说是乡村治理的理想状态。但通过20余年的治理实践来看，实际运行中的村治与乡政，主要表现为合流与冲突的关系，并且村治与乡政的合流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使村民自治正在逐步丧失其本有的自治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衰变为“乡政”的统治。

面对“乡政村治”的无奈困境，理论界不得不深入思考村民自治的道路应该怎样走，乡村治理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模式。有些学者站在总体上肯定乡镇机构的政权性质、支持村民自治的角度，对现时期乡村治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进而构设出总体上可称作“理想村民自治”的各种乡村治理模式，期望乡村社会治理实现“理想”的飞跃。有些学者则依据自治理论与国外自治实践，对我国村民自治的实践和理论进行了批判，甚至对乡镇机构的政权性质加以否定，进而提出总体上

可称作“去村民自治”，准确地说应该称作“批判村民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

一、“理想村民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

这里提出“理想村民自治”的概念，主要是说，与村民自治以来“乡政村治”模式下的治理实况相比，学界期望通过改革或重构乡镇层级组织，让村治真正实现四项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达到三个自我，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目的，并像曾经设想的那样，使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权之间达成良好的互动、合作、双赢。“理想村民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主要有：

1.县政·乡派·村治模式。徐勇教授认为，“任何孤立或单项的乡政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效”，“必须从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角度，进行县、乡、村连动性的结构性改革。”据此，徐教授提出应当由“乡政村治”模式向“县政·乡派·村治”模式转换。这一模式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县政：县成为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直接对本县政务和人民负责。作为独立的财政核算单位，县拥有更多的根据本县实际进行治理的自主权，并主要运用法律等方式管辖县政事务，而不是直接采用行政干预方式。县人大代表和县长都实行直接选举。县人大代表职业化，专司议事和监督；县长则对本县行政事务全面负责。②乡派：乡成为县的派出机构，接受县政府的委派，专门从事县政府委托的任务。在财政方面，乡财政支出由县政府编制预算，由县财政开支。在组织机构方面，乡实行人员精简，不必设立与县政府对口的机构。乡属机构均为办事机构，在县政府领导下行使事权；原来为农民提供服务的机构转变为中介机构。乡长由县长委任，不设副职，可根据需要设乡长助理职位。乡设立乡民代表会议，乡民代表并非专职，其主要职能是反映民意、监督乡政府工作。在职能方面，乡的主要职能一是完成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任务；二是指导村民自治活动。另外，根据城镇化发展趋势，在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地方可实行市镇制，与城镇化程度较低的县乡制并行。③村治：村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搞好村民自治，使村委会真正成为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内公共事务及支出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村委会直接对本村村民负责。村民委员会只是协助政府工作，应该由政府给予适当补贴。乡镇可根据需要选聘村干事，由乡镇支付报酬，从事乡镇委托的工作，由此将一部分地方选聘“村官”合法化。

推行这一模式的基本理由是：压力型体制造成行政扩张，行政成本过高，“乡政”对“村治”进行强势干预，村民自治组织日益行政化；乡级政府无所不管，无所不能，仍在延续全权全能的管理体制；行政机构日益膨胀且脱离乡村社会，农民负担日益沉重。因此，“乡政”不能适应“村治”的变革，已成为乡村治理的瓶颈环节。“县政乡派村治”模式作为一种结构性的改革，既可以为乡政减轻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又可以减少因机构人员不断膨胀而造成的财政压力，还可以打通乡政与村治的隔绝机制，通过村民委员会的协助和村干事的委派，有效地履行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责，由此建构起一个高效廉价、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治理体系。

2.乡派镇治模式。这一模式也是由徐勇教授提出的。他认为，“乡级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在工农分业基础上进行乡镇分治”，其基本思路是：“精乡扩镇，乡派镇治，从国家体制上进行结构性改革。”主要内容是，把乡级政权改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如同上述第一种模式中的乡派设计；同时，扩大镇的自主权，将镇改为市以下的基层地方自治单位。把包括地方性事务的决策权和财权在内的许多由县(市)控制的权限下放给镇，使镇成为一级地方法人自治团体，实行依法自治。在此基础上考虑双轨制即县—乡—村、市—镇—社区体制的可行性。

实行“乡派镇治”模式的基本理由是：①乡级机构日益膨胀，但不具备一级完备的政府的功能；而且在上级政府任务型管理的压力体制下，行政的不断扩张使财政捉襟见肘，行政扩张与财政萎缩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负担日益增加，造成乡级政府与乡村社会逐渐疏离。②镇与乡不同。由于乡镇企业的崛起，许多镇的产业主要是非农产业，经济实力雄厚，而乡的产业基础则主要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力量薄弱。同时，乡域社会是同质性社会，利益关系简单，而镇域社会则是立体的多样化的异质性社会，利益关系复杂，自主能力较强。因此，由于乡与镇产业基础、社会构成、经济地位不同，应该实行乡“政”与“治”分离、镇“政”与“治”合一即乡镇分治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

3.乡派镇政模式。徐增阳认为，在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下，乡镇政府改革路径的现实选择既不是简单的“乡(镇)派”，也不是乡镇自治，而是乡、镇分设，实行“乡派”和“镇政”，即在乡设立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在镇设立一级政府，同时应提高现行的建制镇标准。“乡派”的理由如前面两种模式所述。实行“镇政”的基本理由是：建制镇的数量虽然增长迅速，并于2001年底超过乡的数量，但其平均非农业人口却一直在下降，说明我国建制镇的标准太低；在以第二、三产业为主

要经济基础的镇设立政府，有利于满足辖区内居民和企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同时财政也具备支付能力。而达不到新建制镇标准的仍以农业为主的消费型镇则恢复为乡建制，将原政府改为乡公所或办事处等派出机构。

二、“批判村民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

之所以不称其为“去村民自治”而是“批判村民自治”的模式，不仅是因为这些模式是在批判村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它们尚未全然摈弃自治理念，而是反映了对自治理念的不同认识和理解。“批判村民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主要有：

1.乡镇自治模式。郑法认为，应当“构筑以农民自治体和农民组织为基本架构的乡村农民组织制度”，“建立农民自治体意味着在目前实行村自治基础上实行乡(镇)民自治”。綦彦臣也认为，政权必须从农村结束，在新政治群众组织充分运作并获得认可的基础上让农村接受“乡镇自治”。基本理由为：①要消除县乡一体化的压力型体制，就必须实行“釜底抽薪”——撤销乡镇政权，而且目前撤销乡镇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撤销乡镇政权后，由乡村农民自治体和农民组织填补其权力真空。②“乡镇自治”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悠久传统，在1949年以前，中国历代统治者只是将国家政权下沉到县一级，县以下实行自治；而且地方自治也曾在中共解放区实行过，例如1946年《苏皖边区乡镇选举条例》规定，乡镇为地方自治基层政权组织。③县乡两级政府同在一个行政区域范围内行使政权职能，使乡镇领域内事实上存在两个政府，机构重叠(主要表现为县派出机构)。由于县乡两级政权的设立原则为“县政权建设取实，乡政权建设取虚”，乡镇这级政权已经有名无实，其政府机构和编制极其有限，根本无法履行一级政权的职能，而县政府为了在其区域范围内履行管理职能，也建立起自己的垂直控制系统，导致“条块分割”问题的出现。④乡镇政权作为中国预算外收入的最大消耗者之一，已变成纯消费性机构，它所提供的东西并不像其他各种公共产品那样具有广泛的外部效应。撤销乡镇政权、实行“乡镇自治”则可以理清县乡之间的非隶属关系，取消原来的乡统筹费，减少农民一大笔负担，同时也能有效地培育农民组织发育，使农民尽快自立，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感。

2.乡治·村政·社有模式。沈延生基于对中国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总体设想，针对“乡政村治”、“村社合一”(包括“村企合一”)的现行体制，参照日本、台湾的治理模式，借鉴西方的自治理念，提出了“乡治·村政·社有”的农村基层组织改革新模式，其具体设想是：①乡治：即乡镇自治。中国在未来应当实行两级地方自治，以现在的直辖市和地级行政建制为上级地方自治体(简称地方自治体)，以市(非现在的县级市而是新设立的县辖市)、镇、乡、坊为下级地方自治体(简称社区自治体)。乡镇作为社区自治体，由地方自治体依法设立，其财政体制与人事制度也由地方自治体统一规定，其职能以社区服务为主，以行政决策为辅，是地方自治体领导下的次级自治体。乡镇自治体作为公法人，享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拥有自行支配的法人财产，并依法行使各项自治权。乡镇长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并应算作政务官，乡镇干部均纳入地方公务员序列。乡镇自治代表机构亦由选民选举产生，均为无给职，只需在会议期间酌情给予补贴。行政首长和自治代表之间的关系，由地方自治法规加以协调。②村政：将政府组织延伸至行政村，在村一级设立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村公所。村公所可由1～3人组成，1000人以下的村只须设村长，1000～2000人的村设村长、副村长，2000人以上的村可加设村干事一名。村公所成员均由乡镇政府委派，由地方公务员担任，村公所经费由乡镇财政负担。在行政村设立议事机关——村民代表会议。其成员可由设在行政村的村民委员会(应改称村社委员会)成员兼任，也可由设在自然村或原生产队的各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兼任。在有大量的非村社成员居住的村，村民代表会议中还应有与其人口比例相称的非村社村民代表。村民代表会议成员均为无给职，可酌情给予误工补贴。村民代表会议听取村长的村务工作报告，向村长提供咨询意见，议决村内公益事项，可由绝大多数票提出罢免村长的建议，报乡镇政府批准。③社有：是指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属于村社所有。未来的中国村社是社区自治体(市、镇、乡)的一部分，是管理和依法处置其辖区内的农村土地(包括耕地和山林、水面等)及其收益的社区法人，但村社的职能只限于专门的土地管理和收益分配职能。村社设立村社大会和村社委员会(以村社委员会取代现有的村民委员会)；后者是村社的法人代表，其产生方式与现有的村民委员会完全相同；村社委员会成员为无给职，不脱离生产。村社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的区别是，它在原则上下沉到自然村、村民小组或原来的生产队，如果现有行政村的村委会早已是承包土地的发包人并且能够继续得到村民认可，也可以直接将村委会改称村社委员会。

这一新模式的基本依据大体如下。①实证政治学表明，选民并不喜欢过多的选举，地方性选举的参选率通常低于全

国性选举，越是基层选举参选率就越低。在小的社区内，自治容易被有钱有势者操纵；而在大的社区当中，穷人和社会弱势群体就能聚集起足够的力量争取自身权益。因此，不如把村委会的“海选”和行政首长直选等有益的民主尝试和经验，用之于乡镇组织，由选民直接选举乡镇长和乡镇自治代表机构。②实行乡治村政后，可以彻底改革农村现行财政税收制度，取消乡统筹村提留，以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因为现行农村税费制度极不公平，主要表现在贫富、地区和产业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的不公平上。迄今为止的财税改革也都未触及现行税制坚持城乡分立、农村税费单设，将农民置于特殊纳税人和二等公民地位的根本性弊端，也不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不实行单独的农村税制的国际惯例。中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理想模式，应当像对工商户和市民一样，对农户和农民征收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和资源税，并根据具体情况给予优惠和减免，进而取消村级组织包税制，由农户直接向国家税务机关按期依法纳税；取消对农民的“二税”(乡统筹村提留)、“三税”(各种摊派)以及一切歧视性的区别待遇。③村民委员会现在所具有的农村土地管理和分配功能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根据法学原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属于私法人(根据私法规定而成立的法人，以私人事业为成立目的)，可由一部分人根据其意愿而成立，也可以根据全体成员的决定而解散。而村社作为地域性组织，是公法人(根据公法规定而成立的法人，以公共事务为成立目的)，由地方政府依法成立，以管理村社土地为目的。村社成员既无权自行成立村社，也无权自行解散村社。村社委员会则对外代表村社，对内承担村社大会委托的具体事项，共同处理好收回承包地或其地租的再分配，部分农地转为非农用地后地租或地价的分配，剩余农地的再分配，非耕地(果园、鱼塘、林地、荒山荒坡等)承包及其承包费的分配等事务。村社在明确其土地所有权后，对村社土地可以坚持“耕者有其田，不耕者不有其田”的基本原则，继续实行双层经营制度，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实行类似于过去的永佃制(田底权归村社，田面权归农户)，取消已取得城市户籍的前农户的村社成员的资格与待遇。同时，把村政和村社分离，在土地管理上由村社自主决策村政依法监督，还有利于限制当前农村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保护农民的命根子——稀缺的中国耕地资源。④把村干部改为国家公务员，不会增加国家负担。在现有的70多万个村建立政府机构，以每村3～5名公务人员计算，将增加210～350万政府公务人员。若由国家支付工资，如以每人每年3000～5000元计，共需63～175亿元。这与1995年底全国党政、工团管理人员1年4700亿元的工资和奖金相比，实在是个微不足道的小数。另外，通过精简县级机构，压缩现有村干部数目，也能保持总编制不增加。

三、对以上诸种乡村治理模式构设的初步评析

以上各种治理模式构设，是理论界诸多矢志于乡村治理和建设的优秀学者精心思考的成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但本文无意于对其科学合理的一面再加赘述，而是期望更加客观独立地初步表达另一种立场，这种立场及其表达或许对这些治理模式的理解甚至完善更有助益。

1.这些模式(尤其是上文所述前三种模式)无疑是从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角度出发的，需要在县、乡、村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复杂手术，整体上要循着自上而下的方向形成制度化过程。一般而言，制度化过程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具体”到“一般”的过程，大量的行为惯例会从这个阶段的实践个案中自发形成，大量的个案调查和实验也主要是在这一阶段展开，进而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原则或模式。这些实践、惯例、原则或模式成为制度的主要来源。第二个阶段是从“一般”到“具体”的过程，也就是把总结抽象出来的一般原则或模式变成具体操作方式，尽量推广应用到所有的实践个案中去，并期望所有行为个案都照此原则或模式进行，这种原则或模式即形成所谓的制度。因此，在制度化过程的第二阶段，“从某个特定空间区位发展出来的制度，被应用于更为广泛的范围”。但是，第一阶段所调查和实验的部分个案与第二阶段的所有个案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从部分个案所形成的原则或模式并不一定就恰当地适用于所有个案。这种制度对那些尚未实践而变成行为惯例的区域来讲是外加的，制度与行为惯例之间也并不是天然一致的，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对普遍原则或模式进行证伪而将之抛弃；二是可能对其加以证实而全盘接受；三是不得已而接受它，但造成大量的具体利益损失；四是将这种制度在实践中加以变通以适应于具体需求。

各级政府在推进各类改革政策和政治动员过程中，惯于以行政方式强力推行“从某个特定空间区位发展出来的制度”，这就容易造成问题。村民自治首先是一种自发的治理模式创新，是具有共同利益的各方平等协议的产物，而后才被国家政权拿来作为整合及控制乡村社会的制度化工具。这种在特定区域自发协议产生的模式并不一定就非常适合其他乡村地域。村民自治的实践证明，上层政权握有实施、推进变革的权力，倾向于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思考变革方案和

进程；愈是自上而下的推进体制变革，乡村社会的多元化权利诉求与行为方式就愈容易被覆盖淹没。任何制度化过程在其实质上都是求稳而非求变的，总是把有活力的因素凝固下来，框入体制之内；总是易于重视终端目标忽略中间目标，造成大量中间目标利益的丧失，因此贬抑了各类因素的发展活力，某种新生因素就容易坠入制度化的陷阱当中。正因如此，村民自治的运作情况才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划分，甚至其中行政型村与瘫痪型村占70％以上。

2.实行“乡派”或者“镇政”而未改变本不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并不能解决问题，而这正是处理乡村矛盾的重要之处。中国虽已在形式上建立了乡镇干部选举制度，但对乡镇干部的选拔和评价实质上仍取决于上级党政领导，并实行所谓的“一票否决”。“因此，对上级党政负责，贯彻上级党政的意图还是乡镇干部最主要的行为目标。”乡派机构或镇政府仍然要执行县政府委托的任务，而这些任务仍然是县政府不愿做也无能力做的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工作，且上述模式对征粮、纳税、收款等任务论述模糊，恐怕这些任务最终还要落到乡派机构或镇政府的身上。任务指标还是要一级一级的往下分解指派，而乡派机构以其“精简”的编制更加难以完成“膨胀”的乡政机构才能完成的任务。即使多了几个“合法”的村官，也不过是对村委会“这条腿”的体制内承认而已，但村民对这些“合法”村官的认同尚值得怀疑，假使这些村官不是在村委会基础上或没有村委会的参与而产生，村委会与“合法”村官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一个再也不能简单的道理：一山难容二虎，村委会还得卷入这些并不复杂但却十分麻烦棘手的任务之中，乡派机构、村官、村委会、村民之间，“乡派”与“村治”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加复杂。再加之机构组织“铁的膨胀率”的作用，县政府也得从完成任务的角度对乡派机构人员组织问题“慎重”考虑，“乡派”或许会变成“乡政”的另一个名词表述。

而且，目前的“乡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主要是执行县政府指派的任务，其公共管理职能尤其是服务职能弱化。乡派机构在执行县政府委托的任务时，可以把“县政”作为盾牌，原有的“村治”与“乡政”的矛盾可能会转化到“县政”与“村治”之间，但“县政”与“村治”之间却缺少了原来乡镇政府在中间的缓冲作用，县政府将要艰难面对大量的村民诉求甚至各种行动，这对乡村社会的稳定乃至最终利益并不一定有利。

3.镇的情况虽然与乡不同，具有一定的二、三产业经济基础，但许多镇并未把农业排除在经济体系之外，其工农分业的界线也并不清楚，效果并不理想，况且中国几十年的工农分业、城乡分治缺陷已给中国农村、农民、农业带来极大损害，试图在工农分业基础上实行乡镇分设的治策并不在整体范围内可行。同时，理论界在分析乡级政权所造成的负担时，同样也包括镇政府在内，据《财经时报》2003年的调查发现，村级财政债务平均50万元左右，乡镇财政的债务平均200万到300万元。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第四种模式(乡镇自治模式)才主张撤销乡镇政权。

4.我们还必须考虑中国社会的非均质性特征。由于中国乡村社会的非均质性，我们不能否认上述模式各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但正是因为这种非均质性，又不可避免地使它们存在以一概全的缺陷。试图以一种模式概括中国乡村社会之治策，不仅违背系统权变的基本规律，与中国的实际国情也明显不附。不同的乡村地域，纵向上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横向上处于不同的空间区位，具有天然的优、劣势之别。总体来说，东部、东南部乡村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并快于中西部地区乡村，城市附近乡村的发展水平又远高于并快于离城市较远的乡村，天然资源丰富的乡村又可能比资源贫瘠的乡村具有更大更强的发展优势。因此，不同的时空可能处于不同的境域，这会影响到治策的选择。

5.单纯推行第四种模式——乡镇自治，而不考虑前面所说中国乡村社会的非均质性特征，恐怕也不适宜。纵向来看，从长期目标考虑，“乡镇自治”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从近期目标考虑，非政府组织发育还不完善，司法系统尚难独立发挥公正的救济保障作用，大多数村民对政权还有较强的依赖性，乡镇政权难以从容退出历史舞台，还需要它发挥一定的公共服务和秩序功能。横向来看，东部、东南部二、三产业发达的乡镇虽已具备一定的自主能力，但正因为经济比较发达而导致各方(包括中央、地方、基层政权，以及与经济组织相关的人员比如企业主、职工、周围民众等)利益错综复杂，敏感且难以合理分割，实行乡镇自治的难度可想而知。在广大的中西部、西北部乡镇，由于经济落后，在财政方面要更多地依赖上级政权，离“自治”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问题再说回来，不尊重民间的自主权及其自发创造能力，而是由某一政权机构大规模推行“乡镇自治”，这与大规模推行“村民自治”没有什么区别，自治能力及权利诉求可能还会淹没于制度化陷阱当中。

6.第五种模式——乡治·村政·社有模式明显比第四种模式更进一步也更完善，不仅提出“乡镇自治”，还主张在各村设立乡镇政府派出机构——村公所，其成员由乡镇政府委派的地方公务员担任(这种方式比原地踏步式的村官“合法化”进了

一大步)，且土地属于村社共同所有，实行永佃制以稳定承包关系，就目前土地问题的解决来看也不失为一剂良方。但除了前面所述的一些原因之外，它必须的前提就是立足于两级地方自治。这就需要对整个国家体制进行改革，可能要把现在的省市县乡全部变成自治体，进而再对行政、财政、法律体制进行一番相应的改革。这一系列改革若是能够推行，当然很好。但现实问题是，连“村民自治”尚有那么大的难度，更何况这样一项建国以来最为宏伟的政治工程呢？

7.还有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必须认清党组织在管理体制中的核心作用，前面所讲的激励约束机制也与这一问题紧密相关。众所周知，党组织通过思想领导、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在整个体制运作中发挥核心作用，自然是解决一切矛盾问题的枢纽。无论“乡政”还是“村治”，“乡治”还是“村政”，抑或其他乡村治理模式，都必须科学合理地规置党组织及其运作体制，以及党组织与其他政权组织或非政权组织的关系，否则任何乡村治理模式都将成为蜃楼虚幻。

财务治理理论研究述评 篇3

关键词： 非政府组织 治理 教育公共治理

近年来，教育公共治理需求多元化与教育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政府和市场作为提供给公共产品的主体存在局限和不足，导致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频繁“失灵”，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何使非政府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为教育公共治理注入新的活力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一、核心概念的阐述

1.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缩写为NGO）一词最早出现在1945年联合国的文件里，被定义为“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各种志愿性的公益或互益活动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后来成为官方用语被广泛使用。现联合国的官方网站上定义为：“非政府组织是在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志愿性的公民组织。”美国学者莱斯特，萨拉蒙（Lester.Salamon）教授提出非政府组织的五特征法，即将具有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的组织可界定为NGO，其中非营利性和非政府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这是从功能和属性的不同角度把握和定义的。1995年，北京举办世界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该词在中国开始使用。

2.治理（governance）源自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学界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理解。彼埃尔·德·塞纳克伦斯认为治理是指各国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政府之外，社会上还有一些其他机构和单位负责维持秩序，参加经济和社会调节。罗西瑙（J.N.Rosena）在其《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著作中将它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实现。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把它定义为“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国内学者最早介绍“治理”是智贤的《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一文中，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是关于治理公共事务的效能，驾驭经济发展的能力。俞可平认为：它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从国内外诸多学者对治理的不同定义可以看出，对治理概念界定的范围、角度及侧重点是有所差异的，治理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统一定义，只能求同存异。

3.教育公共治理的定义至今没有得到统一共识。托马斯·J·萨乔万尼在其所著的《教育治理与管理》一书中认为：“教育治理关注的是联邦机构、州教育厅和地方学区等政治单位所行使的权力和工作职能，并关注作为管理功能和管理职责的复杂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及各种社会习俗。”国内学者姜美玲认为教育公共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公民个人等主体通过参与、对话、谈判、协商等集体选择行动，共同参与教育公共事务管理，共同生产或提供教育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并共同承担相应责任。她强调的是对教育的公共治理的责任。目前，对于教育公共治理的定义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准确概念。

二、国外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研究述评

国外对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研究较早，成果较多，涉及的领域主要有：

1.美国在政治法律制度、信息制度等方面。如在20世纪60、70年代，克拉克·克尔总是代表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经常被邀请参与美国会有关高等教育提案的听证会；1966年，教育信息资源中心建成，为美国非营利研究机构的研究提供条件，这为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提供较完善的保障机制。

2.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私立学校、工程教育建设工作方面。上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主要策略之一就是在教育多元中心治理方面进行了实践尝试，有效弥补了政府、市场的缺失和不足。美国学者琼·迪杰吉尔在《非政府组织与教育的合作：机遇与挑战分析》中指出非政府组织在诸多教育发展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大力促进私立学校的发展，以私补公，弥补政府教育资源的不足；同时以美国工程与技术鉴定委员会（ABET）和美国工程教育协会（ASEE）等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工程教育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对工程教育影响最大的外部力量。

3.在加拿大，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领域也取得较多的研究成果。如1997年成立的安大略省教师管理协会，不受省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依法实行自治，非政府组织已成为教育公共治理的重要力量和有益补充。在日本，选拔民间企业人士担任校长，教育公共治理主体主要以学校、家庭和社区的联合教育等，非政府组织成为教育公共治理多元主体之一。这些经验对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探索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国内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研究述评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研究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领域。

1.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主体研究，学界已得到初步认同。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市场、公民等众多利益主体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平等协作关系，共同生产或提供公共教育产品与服务，共同承担相应责任。如李涛认为“教育治理的主体转型应该由单纯政府—公立学校模式转向政府—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并存；从而确保多元社会主体的多元教育需求”。金绍荣、刘新智认为非政府组织俨然已经成为公共教育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股重要力量，提出三个转变路向，即从“局外人”到“局内人”、从“外在培养”到“内在修炼”、从“单一作为”到“多元整合”的转变。国晓华从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进行探究。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国外的NGO其性质的相对独立，因此与我国半官方性质的NGO在参与教育公共治理中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2.非政府组织从政策层面参与教育公共治理方面的研究。何珊云以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为例，对非政府组织从政策层面上参与教育公共治理机制创新进行探析。李涛认为非政府组织主要是从教育公益性社团、教育企业等角度展开，运用社会手段加大对教育政策实施中的公平性弥补，独立而客观地作为教育评价主体，参与教育政策设计、教育社会解释、教育过程监督、教育结果评定之中。从国家层面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在地方出现类似教育公共治理的积极探索和实践，如上海浦东新区“尝试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学校和公民个人共同参与的教育公共治理格局”，为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提供政策支持。

3.非政府组织参与我国高校治理方面的研究。有学者从非政府组织对高校就业服务、资助贫困生、参与高校学生教育管理、高校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取得较丰富的成果。如汪育文和邹治等人分别从非政府组织应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困境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参与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可行性与路径选择方面进行了研究；徐楠等则认为非政府组织对贫困生的支持和帮助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弥补政府职能的缺位与社会公共资源的先天不足；张志忠、陈少平认为高校是我国开展非政府组织研究与实践推广的重要力量，NGO的相关研究机构在各高校内陆续出现和成立。如1998年，清华大学成立NGO研究所、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等，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参与高校学生教育管理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4.对国外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经验的借鉴方面。如杨红霞对美国教育领域中影响力较强的高校协会、认证机构、跨地区组织及基金会等四个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作用进行了描述和剖析。潘希武认为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是持守教育公共性的前提下对教育官僚制缺陷的自我调整和弥补，实现公共性的转型。

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积极探究和有益实践对有效弥补政府、市场治理公共教育的失灵和不足，满足多元教育需求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金绍荣，刘新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教育治理：目标、困境与路向[J].教育发展研究，2013，5.

财务治理理论研究述评 篇4

一、团队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的内涵和要素

创业团队是由两个或更多具有共同企业愿景与目标,共同创办新企业和参与企业高层管理与战略决策,共同承担创业风险和共享创业收益,相互合作且彼此对团队和企业负责的人组成的特别高管团队。创业团队的治理机制有两种: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创业团队的契约治理旨在明确“执行未来特别行动的承诺和义务”,即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形式明确创业团队成员应遵循的正式规则,是一种正式制度安排,包括股权、收益权与管理自主权的配置。其中,股权配置和收益权的配置要能反映创业者人力资本差异程度,股权的设置要具有可调整性,即今后可根据企业发展需要调整现有股权结构,或代持部分股权留给新加入的成员或现有成员。自主权的配置要求契约的设置能保证各成员都具有充分表达意见和充分决策的权利。

创业团队的关系治理旨在提高“社会关系规范和价值认定”,即通过形成良好团队互动规范以消除不完全契约潜在的交易风险,是创业团队成员之间为了更好地开发创业机会所建立的一种创业合作相关权、责、利的非正式协调机制。Schjoedt等认为,创业团队关系治理包括血缘、价值观相容性、信任。He等则提出创业团队关系治理包括授权、知识分享和灵活性。朱仁宏等从人力资本激励的角度提出创业团队关系治理包括三个维度:共同愿景、相互信任和相互认同,其原因在于对关系治理的关注点不同,有些研究关注关系治理的内在规则,有些研究则关注关系治理的外在行为。Grandori认为,关系治理须同时包含内在规则和外在行为两方面。

二、创业团队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与创业绩效的关系

现有研究对创业绩效考察和测量主要分为企业和团队两个层面:当样本企业处于早期阶段(通常3年以内)时,由于企业收入较少甚至没有收入,常采用关注团队层面,并用团队有效性的指标来测量,采用企业层面的指标往往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质量;对处于其他阶段的企业,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层面,并常采用企业层面的绩效指标衡量(企业绩效)。企业层面的绩效指标既包括财务指标,如销售额增长率、投资回报率等,也包括非财务的指标,如市场份额增长率、顾客满意度、新产品开发能力等。因此,本文中的创业绩效既包括团队绩效也包括企业绩效。

以往研究发现,企业的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都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朱仁宏等通过实证发现,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对企业绩效都有显著影响,契约治理越明确,创业绩效越好;创业团队成员之间的共同愿景越清晰以及相互信任度越高,创业绩效就越好。杨俊辉等认为,正式治理和关系治理会影响创业团队的权利结构安排,因此作为团队结构因素将影响创业绩效。Frances和Sandberg(2000)发现,团队成员间的友情关系使团队成员间形成一种非正式的隐形契约以开展创业投资,并有助于减少创业过程中的情感冲突,从而提高创业绩效;并认为,如果创业团队在进行创业投资前是基于友谊而组建的团队,,则会迅速实现职能的齐备。Li(2001)认为,关系治理有助于团队成员协调,减少团队在政治行为和讨价还价上花费精力。Rampersad等认为,关系治理通过提高合伙人之间的亲密性、行为可预测性和相互依赖性,进一步促进高质量信息和隐性知识的获取和转移,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Schjoedt等通过对创业研究的总结,认为不论是家族创业还是一般创业的团队,团队成员间关系比团队成员技能多样性对于创业绩效的影响更重要。He等认为,团队关系中的集体主义,通过内部竞争机制,提高团队中的知识分享、授权和灵活性,从而有助于提高团队的有效性。

三、创业团队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影响创业绩效的中介机制以及边界条件

(一)创业团队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影响创业绩效的中介机制

在契约治理影响创业绩效的作用机理的分析过程中,有以下两个要素很关键:(1)人力资本的激发程度。企业成长是创业者人力资本彰显的过程,明确、具有可调整空间,促使其自发采取纠正措施。(2)团队效应的发挥程度。明确的股权和收益权配置能有效可发挥团队效应;具有动态性,可反映人力资本差异的股权配置能提高长期进行团队合作的积极性,提高决策的质量。对于创业团队关系治理影响创业绩效的中介机制,既有文献从以下几种视角进行了分析:(1)知识属性视角。创业团队之间的信任可以通过促进信息交换,提高团队中的知识分享,促进高质量信息和隐性知识的获取和转移,从而有助于提高团队的有效性。(2)团队过程视角。团队成员间的信任可以促使成员冷静客观地对待分歧,较少产生错误的原因,减少团队的情感冲突,从而提高团队绩效;团队成员间的友情关系可以减少创业过程中的情感冲突,团队成员的血缘关系、价值观相容性和信任度有助于减少关系冲突从而提高创业企业绩效。(3)战略适应性视角。创业团队关系治理有助于将企业从严格控制系统中解脱出来,使企业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二)创业团队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影响创业绩效的边界条件

以往直接以创业团队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为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创业团队生命周期和企业发展阶段。朱仁宏等认为,在创业团队组建阶段,团队人力资本未经证实,创业团队治理更倚重于关系治理模式而非契约治理模式;在创业团队发展阶段,团队人力资本逐步得到证实,创业团队治理对于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并重,但随着新创企业成长,关系治理手段逐步减弱,而契约治理手段则逐步增强;在创业团队解体阶段,团队人力资本基本得到证实,创业团队治理更倚重于契约治理而非关系治理。Filatotchev和Wright也指出,企业不同的治理功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所处的阶段,企业在创业阶段所有权与管理权高度交叉,在创业阶段,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通过团队过程影响创业绩效的效果较弱。

四、研究展望

首先,目前有关创业团队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内涵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契约治理构成要素的研究主要关注股权、收益权和自主权配置的清晰度、柔性,以及是否能反映创业团队成员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异,还有一定的探索空间。直接沿用企业间关系治理的相关理论,将创业合作简化为一般经济交易合作,将大大降低对于创业团队合作问题的解释力度。

其次,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影响创业绩效的直接效应,对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机制和作用条件关注不够,并未回答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创业绩效,以及在何种情境下其作用更明显,即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影响创业绩效的过程机制和作用条件仍模糊不清,这不利于企业根据自身的组织情境选择和设置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的内容。

由于无论契约治理还是关系治理,其在影响创业绩效的过程中,团队效应的发挥程度都非常重要。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回答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如何影响团队绩效,以及如何通过团队过程影响团队绩效,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结合创业团队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投资,探究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影响创业绩效的边界条件,值得进一步探讨。

摘要：创业团队治理是激发创业团队人力资本和提高创业绩效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在回顾创业团队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的内涵和构成要素的基础上,从创业团队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与创业绩效的关系、创业团队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影响创业绩效的中介机制以及创业团队治理和关系治理影响创业绩效的边界条件三个方面进行回顾和总结,并指出该领域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行为财务理论基础研究述评 篇5

一、期望理论

传统预期效用理论是标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它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 当人们面临不确定性时, 决策主体可以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加权估价, 从而选择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方案。但行为财务理论已经证明, 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决策时, 经常无意识的表现出一些与理性假设不一致的行为。另外, 证券市场上存在大量不符合有效市场的异常现象, 即证券市场并非完全有效, 这主要是由证券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和套利的有限性造成的。Kahneman和Tversky (以下简称KT) 于1979年发表论文《期望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 给出了解释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行为的模型, 不同于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 KT称之为期望理论 (Porspect Theory) 。

通过实验调查, KT把违反传统预期效用理论的部分归纳为三种效应: (1) 确定效应。指相对于不确定的支出而言, 人们对于结果确定的支出会过度重视。 (2) 框架效应。KT (1984) 提出了“不变公理”。按照“不变公理”, 如果人们是理性的, 那么, 他们对于同一决策问题的优先选择次序不会因为“框架”的不同而不同, 即不会因为问题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同。如果人们对同一决策问题的优先选择次序因为问题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同, 那么人们的决策就体现出“框架效应”。 (3) 反射效应。指当存在负的支出即损失时, 人们对于收益和损失具有相反的偏好, 称为反射效应。即人们对于收益具有风险规避的倾向, 而对于损失则具有风险偏好的倾向。这与预期效用理论相悖, 可知相对于最终财富的预期效用, 人们更加重视相对于某个参照点的财富变动。

二、行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行为财务学认为, 部分投资者因非理性或非标准偏好的驱使会做出非理性的行为, 而且具有标准偏好的理性投资者无法全部抵消非理性投资者的资产需求。基于此, Hersh Shefrin和Meir Statman (1994) 提出了行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Behavioral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BAPM) , 对CAPM进行了调整。BAPM指出金融市场上除了严格按照传统的CAPM进行资产组合的信息交易者 (Information Traders) 外, 还有一部分投资者是噪音交易者 (Noise Traders) , 他们并不按传统的CAPM行事, 他们信息不充分, 会犯各种认知偏差错误。金融市场上资产的价格由这两类投资者共同决定:当前者在市场上起主导作用时, 市场是有效的;当后者在市场上起主导作用时, 市场是无效的。BAPM还指出, 传统的资本预算中的贴现率是以CAPM为基础计算出来的, 这个贴现率是以市场有效和管理者理性为前提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按行为财务的观点, 应以BAPM为基础来重新计算贴现率。

三、行为资产组合理论

Hersh Shefrin和Meir Statman (2000) 借鉴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有益部分建立了行为资产组合理论 (Behavioral Portfolio Theory, BPT) 。BPT认为, 现实中的投资者做不到MPT中的要求:投资者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整个组合, 最优的组合配置处在均值方差有效边界上。BPT从心理账户的角度对投资者的决策进行了有效的解释:现实中的投资者实际构建的资产组合是基于对不同资产的风险程度的认识以及投资目的所形成的一种金字塔式的资产组合, 位于金字塔各层的资产都与特定的目标和风险态度相联系, 而各层之间的相关性被忽略了。因此, 投资者将通过综合考虑期望财富、对投资安全性与增值潜力的欲望、期望水平以及达到期望值的概率五个因素来选择符合个人意愿的最优组合。与MPT相比, BPT与实际投资行为更为接近。

四、羊群效应模型

羊群效应模型 (Herd behavioral model) 解释了投资者在市场中的群体行为及其后果, 并把投资者的群体行为归因为效用最大化的驱使以及“群体压力”等情绪的影响, 依此羊群效应模型分为有序列型和非序列型两种。在序列型模型中, 投资者通过典型的贝叶斯过程从市场噪音和其他个体的决策中依次获取信息, 投资者一次只做一个决策, 即决策的序列性。在非序列模型中, 假设两个投资者之间的仿效倾向是固定相同的, 倾向较弱时, 市场总体表现为收益服从高斯分布, 倾向较强时则表现为市场崩溃, 这与传统的零点对称、单一型态的分布不一致。

五、过度自信

Kahneman和Tversky (1979) 等心理学家通过实证观察发现, 人们在形成自己的判断时, 经常对自己的判断过于自信, 高估自己成功的机会, 他们把这种心理现象称为过度自信。过度自信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夸大结果发生或不发生的可能性, 二是缩小可能发生地结果的范围。过度自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心理学基础。当个人面对不确定性时, 无法作出适当的权衡, 行为认知出现偏差在所难免;另外, 由于人类注意、记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人们不可能对所有呈现在眼前的信息进行加工。他们在认知过程中通常关注与熟悉事物具有相似特征或关联的信息。另外, 人们在预测中容易过分重视显著的信息, 比如近期的新闻, 而轻视长期趋势等不那么突出的资料。Odean Terrance (1998) 研究了过度自信在证券投资中的影响, 表现为投资者趋向于过度频繁交易。该文的研究结论认为, 频繁交易会降低投资者的回报。投资者并不是证券市场中唯一受过度自信影响的人群, 证券分析师、策划师和机构投资者也同样无法避免。

六、心理账户

行为公司财务认为, 行为人在进行决策的时候, 并不是权衡了全局的各种情况进行考量, 而是在心里无意识地把一项决策分成几个部分来看。也就是说, 分成了几个心理账户, 对于每个心理账户行为者会有不同的决策。Shefrin和Statman (1994) 认为普通投资者会将自己的投资组合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风险低的安全投资, 另一部分是风险较高但可能使自己更富有的投资。这是由于人们都有既想避免损失又想变得富有的心态。因此, 人们会把两个心理账户分开来, 一个用来规避贫穷, 一个用来一朝致富。而且, 在考虑问题的时候, 行为者往往每次只考虑一个心理账户, 把目前要决策的问题和其他的决策分离看待。也就是说, 投资人可能将投资组合放在若干个心理账户中, 不太在意它们之间的共同变异数, 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行为者在有些情况下的非理性行为。

摘要：行为财务关于公司决策中存在的行为偏差的理论比较分散, 仍旧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基本上以Kahneman和Tversky提出的期望理论为核心, 主要包括期望理论、行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行为资产组合理论、羊群效应模型、过度自信、心理账户等。

关键词：行为财务,理论基础,期望理论

参考文献

[1]Kahneman D, Tversky.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Econometrica, 1979, 47 (2) :263-291.

[2]Kahneman D, Tversky.Choice, values, and frames[J].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4, 39:341-350.

[3]Odean Terrance.Volume, volatility, price, and profit when all traders are above average[J].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8, (6) .

[4]Shefrin H M, Statman.Behavioral capital asset pricing theory[J].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1994, 29:323-349.

中外财务管理目标研究述评 篇6

财务管理目标既是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和行为导向,也是财务管理实践中进行财务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科学地设置财务管理目标,对优化理财行为,实现财务管理良性循环,具有重大意义。因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对于财务管理目标的争论似乎是永无止境。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在财务管理目标研究方面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相关评论。

二、国外对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

国外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研究,主要集中在财务管理的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还是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之争。股东利益最大化观点的代表人物Friedman(1989)指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在遵循法律和相应的道德标准前提下赚尽可能多的钱。”James C.Van Horne(1995)指出由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为企业经营以及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指导方向,因此不妨以它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但并不是无需考虑社会责任。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支持者却认为,企业是一个社会组织,要对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关系人负责。Freeman&Gilbert(1987)认为利益相关者就是可以影响或者正在影响企业达成目的的任何企业和个人。包括股东、债权人、雇员、政府、供应商、顾客、公益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支持者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论的支持者争论的最终结果是,股东财富最大化仍然最为主流的财务管理目标,只是在此基础上作了相应的调整与修正。如欧盟(2002)指出,“企业的目标是为所有者和股东创造利润,但企业可以通过创造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增加就业机会等方式来增加社会福利。”即使在目前美国广为使用的主流财务管理教材,Eugene&Michael著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作者依然把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

三、国内对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于财务管理的目标研究也很多,主要集中在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方面。综合起来主要是从产权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治理结构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理财环境的变化等方面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进行了研究。

1. 利润最大化及对该指标的修正

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利润最大化在财务管理目标研究中已经为广大研究者所摒弃。现在更多的研究者从利润最大化指标的不足出发,对利润最大化指标进行了修正和改善。程晓瑜(2007)在阐述现阶段理论界关于财务管理目标的几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财务管理目标的不足,以及现金流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作用。认为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应当是:以现金流最大化为约束条件的企业利润最大化。王庆成(1999)认为,我国现阶段理财目标较好的选择,应该是在提高经济效益的总思路下,以履行社会责任为前提,谋求权益资本利润率的满意值,亦可称为权益资本利润率最大化。

2. 股东财富最大化

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近些年来也不断的受到了学者们的抨击与非议,学者们从中国的资本市场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该目标作为财务管理目标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但还有一些学者从各种角度出发来支持该目标。如郭晓华(2003)从产权理论的角度出发,对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征及其差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必须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但出资者的权益要求仍占据主导地位。段淑芳(2005)认为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符合目标应具有的特征:数量化、可度量、现实、有挑战性、可接受以及能协调企业各相关利益集团间的关系。李昕欣(2004)以企业选择何种财务管理目标为切入点,并根据各种财务管理目标的优缺点及各自的性质,探求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更适应社会发展的管理目标,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财务管理目标,将是最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理念。

3. 企业价值最大化

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应该是学者们呼声比较高,也是目前认同度比较高的财务管理目标。高洁等(2007)通过对当前我国存在的几种理财目标进行分析评价,提出了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兼顾成本、现金流量、利润等的子目标,从各方面来提高企业的价值,来达到财务管理的总目标。刘淑红(2005)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上升为第一生产要素为起点,阐述知识经济时代应以“共同治理”取代“资本雇用”,财务管理目标以“企业价值最大化”取代“股东价值最大化”。王化成(2000)通过对美国和日本的股东、债权人、职工、政府等主要利益关系人的特征进行分析,得出中国的理财环境与美国差别较大,而与日本比较接近。因此,我们在选择财务管理目标时,也应选择与日本比较一致的模式——企业价值最大化模式。

4. 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

近几年,一些学者开始把研究的方向转向了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认为该目标相比其他目标更加能协调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张凌(2007)结合公司治理结构,提出“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体现了对经济效益的深层次的认识,不仅考虑了风险与报酬的关系,还将影响企业财务管理活动及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协调起来,企业所有者、债权人、员工和政府都能在企业价值增长中得到利益满足,从而使企业管理和经济效益步入良性循环。因而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是比较科学且能够体现现阶段中国特色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吴要毛(2007)认为,和谐社会建设与企业发展内在需要均要求重新表述财务管理目标,企业相关者利益的最优化全面的反映了这一要求。

5. 无法确定某一个固定财务管理目标

目前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财务管理目标的确定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行业特征、治理结构、规模等条件进行相机决策。张正国等(2004)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出发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进行分析,并得出财务管理的目标不仅要与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相适应,而且要与企业的自身的行业特征相适应。企业究竟选择什么样的财务管理目标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徐新华等(2006)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认为财务管理目标决定于利益相关者的效用函数,并对投资者、债权人、管理者等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效用函数进行阐述,得出企业实践中究竟采取哪一种财务管理目标,主要受企业实际所有者效用函数目标的影响。不论企业最终采用哪种财务管理目标,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容少华等(2007)认为,企业不同的治理结构形成不同的约束条件,需要有不同的财务管理目标来适应。企业选择什么样的财务管理目标,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相机而择,从实际出发,才是明智的决策。

四、对国内外财务管理目标研究的评价

1. 国外研究成果比较集中,我国研究成果比较分散

从前面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国外学者对财务管理的目标研究虽然充斥着激烈的争论。但最终主要还是落在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一些调整与修正。在制定财务管理目标时,在保障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尽可能照顾到债权人、供应商、雇员、顾客、政府、公益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我国学者对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结果显示,虽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赞同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但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应该以利益相关者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或EVA最大化为财务管理管理目标。甚至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无法确定某一种固定的财务管理目标。显然对于我国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还面临着激烈而漫长的争论,到底最后确定什么样的财务管理目标,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 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矛盾观占主流

笔者在查阅大量的财务管理目标研究文献中,一直思考着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对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在理论和实务界有这么激烈的争议呢?最终笔者发现,无论是国外学者对财务管理目标研究,还是国内学者对财务管理目标研究中,似乎有着共同的一个假设,一个暗示,即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相矛盾。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出现,必然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矛盾,似乎因为关注到债权人、供应商、员工、政府、顾客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就一定会使股东的利益受损,就无法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了。即使修正了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也有这样的意味在其中,如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86条指出,“上市公司在保持公司持续发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关注所在社区的福利、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问题,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笔者试问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就一定是矛盾的吗?它们两者能不能实现双赢或者多盈呢?事实上笔者认为从实践来看,如果损害其他利益关系人的利益,那么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尽管在实践中,由于难于量化利益相关者利益等一些现实的矛盾,我们可以采用股东财富最大化,或者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但在观念上一定要明确,企业所有关系人的利益是共盈的,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那么其他关系人的利益也不可能达到最大化。

3. 国内财务管理目标研究应注意环境的适用性

财务预警中非会计类指标研究述评 篇7

关键词：财务预警,非会计类预警指标,评述

一、引言

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的快速发展, 经济危机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因此, 随之应运而生的对财务预警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在对于财务预警指标的研究中, 财务预警指标根据其性质的不同, 分为会计类财务预警指标, 现金流量类财务预警指标和非财务预警指标。对于会计类财务预警指标研究较早, 研究人数多, 但由于会计类指标的人为可操作性, 会降低预测的准确性。因此为提升预测准确性, 要引入现金流量类指标与非财务类指标。本文对前人关于非会计类预警指标的研究加以整理和分析, 希望对以后非会计类预警指标的选取和建立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信息。

二、现金流量类财务预警指标

现金流量类财务预警指标是通过企业过去现在的现金流量情况来判断企业是否处于财务危机之中。

首先在对财务预警指标的认识方面许多学者都注意到现金流量类财务预警指标的重要性。最先把现金流量指标引入到财务预警指标体系中的是外国学者Beaver。在他建立的单变量财务预警模型中, 他认为现金流量债务总额债务保障率最能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预测财务危机。Lawson基于“企业现金流量=股东现金流量+债权人现金流量”构建财务预警指标体系, 发现现金流量的预测效果更好。

对于国内而言, 我国对于现金流量指标研究的起步较晚。梁飞媛认为现金流量更能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 获利能力且具有更强的可比性。李荣认为单纯的账面会计指标容易被操控, 现金流量指标能更好的反映企业各方面的能力。

其次在现金流量指标的选取和指标的构建方面。现金流量指标经历了一个在会计指标中加入个别现金流量指标到建立一个单独的仅包含现金流量指标的财务预警指标体系的过程。张友堂在其研究过程中加入现金增加值与现金盈利值两个反映现金流量的指标, 构建了一个既有会计指标也包含现金流量的财务预警指标体系, 他发现加入了现金流量指标的财务预警更准确。谭久均在其财务预警指标体系中引入了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比, 销售现金比率和现金流动债务比这三个现金流量指标。梁飞媛从反映偿债能力, 财务弹性, 获现能力和现金流量结构四个方面出发, 这四个指标全部用现金流量指标反映, 建立了一套现金流量的财务预警指标体系。辛天慧从现金流量的受益质量, 现金流量结构, 现金流量财务弹性, 现金流量清偿四个方面入手构建了财务预警的现金流量指标。廖才高认为在建立全部现金流量指标体系中要从现金流量财务预警对策, 困境特征, 流量信息, 财务预警模型这几个方面着手构建动态的现金流量指标体系。

在现金流量的财务预警指标体系之中, 现金流量能更真实的反应企业的经营状况, 因此构建现金流量指标对于财务预警的准确度提高有很大的好处。但是由于现金流量指标多而繁杂, 从什么方面选取什么指标才能反映企业整体的经济活动仍是我们值得讨论和研究的。

三、非财务预警指标体系

非财务指标体系是指用企业外在非财务信息中分析得出的数据来构建财务预警体系。

许多学者认为非财务因素对企业财务绩效有重要的影响。Rose对经济周期指标的研究发现, 宏观的经济状况对企业经营的好坏有重要影响。Plott用行业比率标准化的方式得出的破产模型表明行业的增长情况对企业的绩效有明显的影响。Charitone认为企业资产的当期市价债务面值等期权变量在预测破产时有很好的效果, 如果这些变量和会计指标和现金流量指标相结合预测水平更好。

随后许多学者把一些非财务因素量化引入到财务预警指标体系中。Aim-orn Jaikengkit把股权集中程度等公司治理变量引入到财务预警中, 建立了一套包含非财务指标的财务预警体系。在国内台湾学者李存修, 叶银华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及总体经济敏感性出发引入非财务指标构建财务预警指标体系。刑精平认为不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这对企业危机的预测作用都相同, 他们的行为对企业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先后次序关系, 他从这个角度出发以利益相关者作为研究变量, 建立了包含这个非财务指标的财务预警指标体系。吴世农, 吴超鹏选取了7个财务指标同时选取了9个反映内部激励, 股权结构, 董事会特征的内部治理指标和3个外部指标建立了财务预警指标体系。邓晓岚、王宗军从股权结构、审计意见、公司治理和市场信息四个方面选取了10个指标建立了财务预警指标体系。张学谦、陆瑾以财务报表以外的反映企业健康状况的非财务指标, 从企业财务健康的角度建立了一套非财务指标体系。杨华在其财务预警指标体系中包含了基本的财务指标还包括了资产规模、年报、股权结构和地域环境等非财务指标。

在非财务预警指标体系的发展过程中, 在研究的初始阶段其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指标, 管理层特征指标、股权结构指标之中, 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一些特殊指标也被引入到非财务预警指标体系中。李楚华认为在非财务指标的选取和构建过程中要符合相关性, 竞争性等原则, 同时要考虑到企业生命周期, 行业特征等因素影响。朱芯妮在研究房地产行业财务预警中在其财务预警指标体系中引入了每股工地储备金额这一影响房地产企业财务状况的特殊非财务指标, 提升了预测效果。王玉翠从油气田企业面临的专用指标构建财务预警指标体系。

关于非财务指标的研究, 大多数学者都认识到非财务指标对于企业财务预警有着重要的作用, 但相对于会计指标和现金流量指标, 非财务指标的计量较为困难。关于非财务指标的计量以及如何选取合适的非财务指标值得我们继续研究。

四、评述

上述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非会计类预警指标的研究还存着一些问题。

首先, 对于非会计类预警指标的研究不成体系, 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对于许多学者而言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仅仅是财务预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多数学者还是侧重研究如何改进财务预警模型, 很少有学者专门针对预警指标体系进行研究。同时在财务预警指标的选取过程中, 如何选取指标, 选取什么样的指标都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 指标的选取受个人的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对于会计类指标而言, 我们可以通过营运能力, 偿债能力, 发展能力等指标来确定, 但对于现金流量指标和非财务指标而言, 选取什么指标才能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并没有统一的定论。

其次, 财务预警指标的计量不准。在财务预警指标选取后, 面临着指标的计量问题, 有许多指标的计量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 同一指标但计量方式并不相同或反映同一问题选取指标的不同, 而这些人为因素上的差异也会影响到现金流量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建立准确度。许多指标的选择并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同时计量上的偏差会对财务预警的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

再次, 在财务预警指标体系建立的过程中选取的指标单一。就我国而言现金流量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研究较晚, 2004年以后才开始研究, 04年以前建立的财务预警指标体系为单一的会计指标, 随着现金流量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引入, 建立一些单一的现金流量指标体系和非财务指标体系。但这种单一的某种类型的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企业最真实的状况, 三类指标都各有其优缺点, 只有结合三类指标找到影响企业财务状况的因素, 从这方面下手找指标才能建立适合企业的财务预警指标体系, 真正做到提升预测效果。

最后, 财务预警指标体系的针对性不强。对我国的财务预警而言, 是以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样本, 许多学者都是以整个大的行业为样本进行分析, 但其实行业内部许多特殊因素对企业的影响更大。在财务指标体系的建立过程中, 也应充分的考虑到大行业内部细小行业的特点, 特别是在非财务指标选取的过程中, 要更重视这个问题, 这样才能建立到更适合研究对象的财务预警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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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armichael D.R.the Auditor’s Reporting Obligation[J].Auditing Research Monograph, 1972, 1

[3]郭丽红.企业财务危机的原因分析[J].浙江财税与会计, 2001 (10)

[4]赵秀敏.财务预警模型的创建与应用[J].西部财会, 2011 (03

中小企业财务战略选择研究文献述评 篇8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构造我国市场经济主体, 推动经济发展, 带动社会就业, 促进社会稳定,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根据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经贸委和财政局四部委共同修订的新《中小型企业划分标准》, 中型企业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5000万元以上;低于5000万元以下的均为小型企业。按此新的划分标准计算,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信息产业部统计截至2008年我国中小企业已超过4200万家, 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 其工业总产值及实现的利税分别占总值的60%和40%, 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岗位, 以及贡献了出口总额的60%, 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的持续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可见, 中小企业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就业和提供国家税收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国家整个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并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支撑作用。

虽然我国的中小企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但是目前国内外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以及经营过程面临的诸多风险, 使得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也与日俱增。尤其是2007年下半年, 美国爆发了以住房抵押贷款为特征的次贷危机, 继而又引发了“百年不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 我国中小企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很多的中小企业陷入了生存困境, 甚至破产倒闭。通过抽样调查, 到2008年底, 全国中小企业里面临歇业、停产或倒闭的占7.5%。在金融危机之后, 由于世界范围内经济的不景气, 以及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 中小企业面临着诸多的困难。

尽管引起中小企业陷入生存危机的原因很多, 但研究证明, 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财务问题。可见财务问题成为困扰着目前我国中小型企业的最普遍难题。而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 这些中小企业过分追求短期利润和市场份额, 使企业管理带有很大的短期行为倾向, 而忽视了财务战略管理的重要地位。

由此可见, 如何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财务战略管理机制, 成为我国中小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同时这也是中小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必要条件。

建立在现代战略思想和财务管理理论基础上的企业财务战略, 通过制定正确有效的财务战略, 充分发挥财务战略的功能和作用, 以实现企业管理的目标。

总之, 建立健全财务战略管理机制, 加强中小型企业的财务战略管理, 从战略的高度进行企业的财务管理, 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不仅可以使中小型企业在金融危机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也可以使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小企业企业提高竞争力。

二、研究现状评述

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战略的定义和内涵进行了研究。

(一) 国外研究现状评述。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人们才逐渐接受公司财务与战略管理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并有选择地应用于实践。

80年代以后, 随着企业经营环境和管理要求的不断变化, 企业财务战略研究的对象已经从单纯的筹资、投资、营运以及股利分配等转向企业的资金流动。财务战略最先是在战略管理的职能层次中被提出并随后在战略管理的战略实施阶段被加以研究的。如:哈利森 (E.F Harrison) 和约翰 (C·H John) 认为:财务职能因其控制着企业经营战略所需要的最重要资源之一—资金—而在组织中具有战略地位, 并在其著的《组织战略管理》一书中提出了“财务战略”一词, 并且把财务战略定义为:企业为配合其发展与竞争战略的实施而须提供的资本结构与资金的计划, 该计划包括一系列的财务决策, 如合适的负债杠杆、资金来源、资金计划、资金与费用预算、各利益相关集团的财务利息以及股利政策等。

美国著名战略管理专家纽曼 (W.H.Newman) 指出:在制定关于资本运用和来源的战略时, 最需要关注的是现金流量。

英国学者卢斯·班德 (R·Bender) 在其《公司财务战略》一书中将财务战略定义为“企业为了能够更好的适应其总体竞争战略而募集所需资本, 并使这些资本在组织内有效地运用和管理, 是企业战略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外, 卢斯·班德还在该书中探讨了企业所处的阶段特点, 阐述了与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对应的最优财务战略, 建立了财务战略分析模型, 强调了财务战略的实际作用。

David Allen (1991) 在《财务战略管理》一书中提出战略财务管理是“管理者为寻求实现其战略目标而设计的一套战略管理系统, 从而保证企业财务状况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John Ellis (1993) 在《公司战略与财务分析》一书中将财务战略分析作为全书一个重要部分, 从会计角度对公司战略进行了分析。

Tony Grounds (2002) 所著的《公司财务战略》从价值的角度对财务战略进行了分析论证。

(二) 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国内对财务战略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

侯龙文 (1993) 在《企业财务战略研究》, 首次分析了财务战略的内容和性质, 归纳了12个方面的财务战略。

刘志远教授 (1997) 在《企业财务战略》一书中给出了财务战略的定义---“为谋求企业资金均衡有效地流转和实现企业战略, 为增强企业财务竞争优势, 在分析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对资金流动影响的基础上, 对企业资金进行全局性、长期性和创造性谋划, 并确保其执行的过程。”

陆正飞教授 (1999) 在《企业发展的财务战略》一书中认为财务战略是“对企业总体的长期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财务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魏明海 (2001) 在《财务战略——着重周期性因素影响的分析》一文中采用的财务战略概念是“在企业战略统筹下, 以价值分析为基础, 以促使企业资金长期均衡有效的流转和配置为衡量标准, 以维持企业长期盈利能力为目的的战略性思维方式和决策活动。”

贾旭东 (2003) 在《现代企业财务战略研究》一文中认为, 财务战略应定义为:财务战略是为了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以企业总体战略为指导, 以价值分析为基础, 以保证企业未来长时间的资金均衡, 有效流转和配置为标准, 以维持和提高企业长期盈利能力为目的而制定的企业财务管理的战略性方针和原则。

刘安 (2004) 在《成长型企业财务战略》中把财务战略定义为:在企业总体合作与竞争战略目标的指导下, 以实现企业资金均衡有效的流转和合理配置为基础, 以维持和提高企业长期盈利能力为出发点, 为实现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而从全局角度做出的一种战略性财务决策。

三、中小企业财务战略选择研究的意义

中小企业财务战略是以企业长期发展为目标, 能够根据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 制定出用于指导企业资金均衡有效运动的战略管理规划, 也是中小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 财务战略的制定需要考虑中小企业内外部环境等很多方面的因素来制定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财务战略, 灵活地将企业财务战略的相关思想和理论应用到我国中小企业上, 这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 本文研究的意义如下:

(一) 财务战略的制定使得中小企业更加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我国的中小企业, 由于规模小和实力弱, 内外部环境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非常明显。如果中小企业没有制定长远的财务战略, 那在遇到内外部环境急剧变化时就显得力不从心, 这对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非常不利。财务战略的制定能让中小企业在分析内外部环境的基础上, 从而制订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财务管理目标与方法, 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同时也保障了中小企业发展战略的实现。

(二) 财务战略的制定能够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

财务战略的制定能够帮助中小企业发挥企业财务方面的优势, 增强企业财务方面的竞争能力。与大企业相比, 中小企业的资金相对比较匮乏, 这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因此, 中小企业要实现快速的发展, 就必须制定与之相适应的财务战略。在财务战略的指导下, 中小企业就可以更好地利用好企业有限的资源, 促进企业的发展, 从而慢慢在市场中让企业提升竞争优势, 使中小企业能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

(三) 财务战略的制定能够提高中小企业的财务素质, 使得中小企业的财务系统能得到更好地完善。

通常情况下, 中小企业的财务成本非常高, 企业的盈利能力很难得到提高;资金流动管理的不合理也造成企业很多不必要的浪费;筹资困难的现状难以改善等等, 这些都是我国传统财务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通过财务战略的制定, 一方面能够让中小企业适应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变化, 并且能对环境变化的趋势进行预测, 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的财务管理, 从而保障企业战略的实现;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中小企业财务战略思想意识的提升, 全面提高企业管理者的财务素质, 使企业在财务管理上更加关注财务与企业内外部环境等方面的相互作用, 从而发挥财务功能, 促进企业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雅薇, 白雪梅;中小企业财务战略选择,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4.04

[2]张萍, 试析中小企业财务战略管理, 中国商贸, 2014.04

[3]宗淑娟, 中小企业财务战略之文献综述, 甘肃农业, 2006.01

[4]韦永福;彭晓涛;丑向红, 企业财务战略选择研究——以北京金建投资公司为例, 财会通讯, 2013.11

财务治理理论研究述评 篇9

税务筹划在西方国家的研究和实践起步较早, 税务筹划的真正产生, 源于法律判例。标志性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上议院议员汤姆林爵士针对“税务局长诉温斯特大公”一案的发言, 使税务筹划在法律上第一次得到了认可, 成为奠定税务筹划史的基础判例。此后, 国外有关税务筹划的研究开始增多并日趋完善。

荷兰国际财政文献局 (IBFD) 在《国际税收辞汇》中对税务筹划的定义是:“税务筹划是指纳税人通过财务活动或个人事务活动的安排, 实现缴纳最低的税收”。

印度税务专家N.J雅萨威在《个人投资和税收筹划》中对税务筹划的定义是:“纳税人通过对财务活动的安排, 充分利用税收法规提供的包括减免税在内的一切优惠, 从而享得最大的税收利益”。

美国加州大学W.B.梅格斯博士在《会计学》中对税务筹划作了如下阐述:“人们合理而又合法地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 使之尽可能缴纳最低的税收。他们使用的这种方法可以称之为税务筹划……少缴税和递延缴纳税款是税务筹划的目标所在。”

与西方相比, 我国有关税务筹划的研究起步较晚, 并且在较长时期内一直发展缓慢。1994年, 唐向和唐腾翔在《税收筹划》一书中这样定义税务筹划:“税务筹划是指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等活动的事先安排和策划, 尽可能取得节税的税收利益。”由此标志着我国税务筹划理论研究开始走出“禁区”。

张中秀指出税务筹划是通过采取一切合法和非违法手段, 进行有关纳税方面的策划和有利于纳税人的财务安排, 主要包括合法的节税筹划、非违法的避税筹划以及运用价格手段转移税负的转嫁筹划和涉税零风险。

方卫平在《税收筹划》中指出税收筹划也称为税收计划、税收策划、纳税计划、纳税筹划, 是指制定的意在减少纳税人税收的税务计划, 是制定尽可能减少纳税人税收的相关投资、经营或者其他活动的方式、方法和步骤。

归纳上述的表述, 我们可以这样的概括税务筹划, 即是纳税人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对于尚未发生的应税行为进行的各种纳税安排。

二、财务战略和税务筹划

虽然税务筹划的研究在西方国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但是对于税务筹划在财务战略中的分析研究则出现较晚。

Farrar和Selwyn在《Taxes, corporate financial policy and return to investors》一文中最早研究了税收差异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在这之后有关于税收对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研究才真正深入到税收差异方面。

1998年, 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伦·斯科尔斯等提出了如何将美国的税收制度与企业战略于公司的具体决策相结合, 其中结合了财务会计、公司财务和微观经济学, 并对公司的剥离、并购、国际扩张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静态和动态分析, 指出了投资战略和融资战略自始至终都与税收相联系。

2000年Michael在《The effect of tax accounting rules on capital structure and discretionary accruals》中对财务政策和资本结构变化对税收会计规则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 也就是当税率变化的时侯, 公司如何实现税务筹划目标和财务目标。

2001年Douglas在《Empirical tax research in Accounting》中研究了企业税收筹划对企业财务决策所产生的作用。

国内学者黄向东在《基于公司财务战略的税收筹划》中指出, 在现代公司财务管理中, 财务战略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考虑还是从实践角度考虑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而税收与财务战略自始自终都是紧密相联的。

李树奇在《税收筹划与企业战略》一书中指出, 如何把政府税收杠杆的制约导向功能有机地融汇于企业战略决策过程, 以期优化企业的价值判断取向和行为观念, 并通过战略思维观念的更新, 促进企业理财和纳税行为的更新与优化, 在合法或不违法地实现企业税收筹划的目标 (即税收负担最小化和税后利润最大化) 的基础上, 最终达成企业战略目标 (即企业价值最大化) 与政府税收目标 (即优化税制税法和税收收入稳健增长) 同步、协调的博弈双赢局面。

刑天添通过《企业税收筹划的战略研究》指出企业的战略主要特征是整体性和长期性。企业战略与税收筹划之间是全局性规划与局部性的经营行为、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 企业税收筹划与企业战略关系包括以下3种情况:企业税收筹划服从于企业战略、企业税收筹划反作用于企业战略、企业税收筹划帮助企业制定和实施战略。

从以上研究现状的回顾可以看出, 税收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意味着税务筹划不可能是静态的短期的, 企业应从企业战略或财务战略的层次来进行税务筹划。

三、总结

税务筹划具有长期性的特点, 需要较为长远的经营战略, 企业在制定财务战略时, 应将税收负担的因素考虑进来, 从而确立利润最大化和税收最小化的双重目标。由于税务筹划是具体的经营策略, 而企业的财务战略是全局性的规划, 所以税务筹划应服从于企业的全局性规划, 立足于企业的整体利益;企业的财务战略直接为企业的整体价值和长期目标而服务, 税务筹划是实现该目标的具体手段, 应该服从于企业财务战略。此外, 税务筹划作为企业理财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的独特性质也决定了它有可能反作用于企业战略。

所以, 处理好税务筹划与企业战略的关系, 在企业税务筹划中充分的运用企业财务战略的思想, 还可以避免一些仅仅能使企业获得短期利益而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税务筹划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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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树奇.税收筹划与企业战略[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6[3]李树奇.税收筹划与企业战略[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6

[4]刑天添.企业税收筹划的战略研究[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7 (4) :34～37[4]刑天添.企业税收筹划的战略研究[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7 (4) :3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