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德性理论述评

2024-04-27

冯契德性理论述评(共5篇)

篇1:冯契德性理论述评

冯契的抽象理论解读

冯契认为抽象是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决定性环节;抽象的.方法是以类行杂、以微知著;抽象的过程是概念对所与的摹写和规范的统一;抽象的功能是化所与为事实;抽象的要求是科学的、而非形而上学的.

作 者:王向清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学系,湖南,湘潭,411105刊 名:湖南城市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CITY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4(4)分类号:B26关键词:冯契 抽象 微 著 所与 摹写 规范 事实

篇2:金融结构理论述评

一、金融结构的理论溯源

1580年威尼斯银行的产生, 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金融业的产生。早期的关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伴随着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历史上看, 人们对货币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七世纪欧洲“价格革命”时期的货币数量论, 之后以著名的费雪方程为代表。欧文·费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交易方程MV=PT, 认为在货币的流通速度与商品交易量不变的条件下, 物价水平是随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动而正比例变动的。

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将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货币的中性与非中性的问题上, 中性论者认为货币不过是便利交易的工具, 非中性论者则强调货币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 非中性论者代表之一凯恩斯, 其《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著作把金融结构寓于金融业整体中进行研究的方法是与当时金融业的发展相适应的。

二、西方传统的金融结构观:两个基本角度

金融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之间进行资金融通。这种融资主要有两个途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因此, 传统理论对金融体系的研究也就相应地分为两个基本的角度:一是分析金融市场上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分析金融中介 (银行、保险公司等) 活动。

格利与肖的金融结构观。国外经济学家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主张强迫储蓄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学派影响下,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都实行了低名义利率政策,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金融抑制, 降低了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导致了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病态和金融体系的不健全, 从而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并真正关注金融在经济中应扮演的角色。1955年和1956年, 格利和肖合作分别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文章, 阐述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各种金融中介结构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在1960年出版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 把整个经济划分为盈余部门、平衡部门和赤字部门, 指出只要经济部门之间存在赤字和盈余, 投融资行为便不可避免, 而投融资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 并提出以多种金融资产、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 强调经济单位之间的储蓄—投资差异是金融制度存在的前提。虽然格利和肖没有明确提出金融结构概念, 但在他们的货币金融理论中, 已包含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融资方式和金融政策等金融结构问题。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观。研究金融结构问题的鼻祖是戈德史密斯, 其在经典著作《金融结构与发展》中, 通过对近百年的金融发展史及35个国家的金融结构现状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和统计验证, 戈德史密斯指出,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 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一般都伴随着金融发展的超常水平。此书还明确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 即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

麦金农—肖的金融结构观。肖在其《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完全放弃了新古典理论, 认为传统货币理论将货币视为财富的观点不符合落后经济, 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往往并未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 资本市场被严重分割, 且受到普遍的歧视和干预, 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 认为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压制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制度上的缺陷和当局政策上的错误, 特别是政府对利率水平的管制。因此应该放弃金融抑制而实行金融深化。

三、西方近现代金融结构研究: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经济学家如莱文 (Levine) 、金 (King) 、德米尔居斯·孔特 (Demirguc-Kunt) 、马克西莫维奇 (Maksimovic) 、泽尔沃斯 (Zervos) 等又从不同方面研究了金融结构问题, 其中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

迈耶 (Mayer, 1988, 1990) 说明了不同国家的企业如何获得资金。他发现, 主要发达国家 (除日本外) 的企业资金来源结构中, 企业利润留存是最重要的融资来源;在外部资金来源中, 银行贷款是最重要的, 而股权融资的比重较小。

克伯特和詹金森 (Corbett and Jenkinson, 1996, 1997) 提供了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近年来的数据, 表明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内部积累, 市场的作用很小。这意味着, 从企业融资角度看, 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结构差别并不大, 这一研究直接动摇了人们对金融体系进行金融中介主导型和金融市场主导型分类的基础。

莱文和泽尔沃斯 (1998) 的研究表明, 银行发展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不仅都和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和生产增长率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 而且还是三者很好的预测指标。

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 (1999) 利用155个国家的相关资料来验证戈德史密斯所论述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研究表明:随着财富的增加, 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 金融作用越强, 效率越高。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 金融结构的规模与收入增加没有呈现出明确的变化规律, 但是高收入国家的股票市场作用更强。

艾伦和盖尔 (Allen and Gale, 2000) 以传统金融体系分类为前提, 对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英国的金融体系主要功能的发挥进行比较研究。他们认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分类方法是有用的, 但是不同国家金融系统功能的发挥差异很大。他们也看到近年来欧洲和日本掀起了用金融市场来补充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广泛运动, 但也没有证明这是否代表金融体系发展的规律, 是否意味着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优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四、国内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

随着西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的逐渐引入和传播, 以及中国货币化和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 金融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 基本上停留于宏观层面的分析, 从其研究体系和内容方面看, 基本上还没有完全摆脱货币银行学的理论范式。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江其务 (1990) 、周晓寒 (1988) 、贝多广 (1989) 、李弘 (1988) 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 出现了对于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起, 一些中国经济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国内金融、经济关系进行实证性检验, 并有学者专门研究和探索金融结构问题。

李茂生 (1987) 、王兆星 (1991) 以中国金融结构论为题, 分析了金融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作用, 提出了中国金融结构的优化原则和目标模式。王兆星论证了金融结构模式应该是:多元性与约束性结合的组织结构, 多样性与流动性结合的资产负债结构, 政策性与灵敏性结合的利率结构, 开放性与高效率结合的市场结构, 以及完善的制度结构和健全的管理结构, 并有机统一的结构体系。

在金融结构的实证领域, 谢平 (1992) 较早地对1978—1991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 由此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改革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刻影响。张军洲 (1995) 以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为题探讨了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周立 (2000) 研究了中国各地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情况。

李量 (2000) 则把“反映一定时期各种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形式、内容、相对规模和比例理解为一国的金融结构。一定的金融结构反映一定的金融功能及效率, 也反映了一个经济的金融体系的特征。”他的《现代金融结构导论》在世界经济理论前沿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基础上, 从论述资本积累、金融系统与现代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入手, 对金融结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剖析;然后分析了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和战略模型, 剖析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结构, 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发展模型;最后分析了作为国内增长重要资源的境外资本, 提出了利用外国资本的基本方略和开放经济下的金融战略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危机管理模型。

赵志君 (2000) 从流动性出发, 将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 分析了这三类金融资产的内部结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关系的外部结构以及金融资产总量、结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杨林、李建伟 (2002) 对中国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邓智毅 (2003) 从制度及效率方面分析了金融结构;季冬生 (2004) 从信息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问题。

郑长德 (2006) 在《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利用四川省金融发展数据, 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 对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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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当代教师德性研究述评

关键词:教师德性;教师道德;教师规范;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104)01-0028-05

杨建朝,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后,副教授。易连云,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教授,博士后合作导师。重庆,400715。

① 资助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编号:12YJC880137);云南省2013年度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成“人”视角的教师德性研究(编号Y13038)。

教师作为教育教学工作的具体承担者,其道德状况必然对学生的道德发展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在当前普遍的功利化社会背景下,很多教师由于受到制度环境和个人欲望膨胀等的影响,德性状况出现了越来越令人忧心的情形。一些学者对此作了研究和探索,本文尝试对此进行归纳和述评,并指出研究中的不足与局限。

一、关于教师德性的概念和内涵

关于教师德性问题,国内研究尚不多见,一般都是从麦金泰尔的德性观进行演绎,认为教师德性就是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或内在精神品质,可以确保内在利益的获得,从而集中在道德条目的意义上,阐述教师应该具有爱心、责任心、应该公正对待学生,应该善良,宽容、同情等等。代表性的研究有周建平[1]、石峰[2]、陶志琼[3]。特别是在陶志琼看来,正因为现时代的教育精神需要,才呼唤教师的德性,善、公正、责任应构成教师德性的核心。[4]金生鈜在《何为好教师》中对教师应该具备的伦理德性也进行了分析,其中最核心的是教师要有正义感。[5]吴海燕持德性境界说,认为教育德性表现为七种境界:教育良知、断然选择、定位教育、宁静致远、安身立命、居安思危、止于至善。[6]教师需要为此而不断修身养性,提升德性境界。

关于教师德性的组成,学者的观点颇为零散,在界定上显得随心所欲。有的人把其界定为爱,包括“尊重、宽容、关怀、良心等基本德性”[7]。有的人偏重于德性之行,“他必须践行德性才能够真正地拥有德性并成为一个符合教育制度伦理原则的人”。[8]有人归结教师德性的具体表现,认为是品质、道德力量和教育行为准则。[9]有人把教师德性与幸福关联起来,认为包含“良心、善和理解力”[10]。另外,有论者把德性局限于某种品质进行阐述,例如,张楠楠把教师德性主要归结为公正,认为教师需要着力养成公正的德性。[11]

针对很多研究者把道德与德性不做区分,从而把教师道德与教师德性相等同的观念,宋晔对此进行了区分,认为后者是个人道德和高标准道德,包含“关怀、宽容和良心”,前者是团体道德和底线道德。[12]有论者提出,教师道德包含两个层面:教师德性和教师职业道德。两者有不同的内涵,前者属于私德,主要靠个人修养,后者是底线道德,依靠法律法规和社会舆论制约。[13]周建平持有的观点与此一致[14],并且针对流行的无私、牺牲、奉献的德性观,提出生命德性的观点。[15]对圣洁道德提出质疑的还有薛晓阳等人,他提出基于人性力量的“升华”德性。[16]

二、关于教师德性缺失的原因

当前教师受到社会多种不良因素及自身修养缺失等的影响,道德退降,德性缺失,这是学者研究该主题的主要原因,只是在探索原因时的立场和角度有差异。其中制度是最凸显的视角,例如认为高校制度文化中的能力主义的伦理倾向和底线道德在实践中的运行是教师德性提升的制度文化原因[17]。要解决社会道德、社会风气问题,只靠榜样德育、环境德育往往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根本出路在于制度的完善。如何提高德育制度的道德合理性有三条原则,即学生参与,发展为主,服务生活。[18]另外,其通过分析教师的不道德行为的突出表现、产生根源和解决对策,指出教师道德首先来源于社会对于教师职业的切实保障,而不仅仅是教师教育培训这一种途径。要妥善处理教师素质与教师待遇、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关系。[19]

另一种较为具体的观点把应试教育制度作为教师德性缺失的直接原因[20],其他原因包括多元价值观的影响;以往师德教育中泛道德主义教育的失效;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不强等[21]。还跟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教育产业化、制度不健全、德福不一致等有关,需要加强对教师的职业伦理教育和健全职业道德规范[22]。有学者特别针对大量“无德而富”现象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既然道德不能给人带来财富,人为什么要有道德?传统道德资源被瓦解,天命良知、因果报应失去制约力量[23],这直接导致包括教师在内的中国人把利益作为行为的首要标准,道德状况堪忧。

三、提升教师德性的对策与途径

受到社会制度不健全、伦理缺陷突出,过度功利化、长官意志盛行的影响,教师德性处于边缘化位置,“老实人吃亏”的社会现实迫使部分教师放弃了自己的德性修养,激烈竞争使得很多教师一切以利益最大化为教育行为标准,置学生发展于不顾。在此背景下,很多人研究了如何提升教师的德性水平,改变教师的伦理困境。杜时忠等人强调,学校德育不应放弃自己的责任,而应审视社会正义,提倡主体精神。依据“自愿选择,理性判断”的原则,造就自制、理性和负责的个人。[24]他们认为制度德性对学校德育的重要作用尚欠深入认识,因而希望从制度伦理建设的视角解决德育低效问题,并引发了大量相关研究。其根本观点是:第一,根本的出路在于制度的完善。第二,不能回避制度德性。学校德育应该正视并弥补制度的缺陷。[25]显然,实施市场经济给社会道德产生了严重影响,市场经济中功利主义道德价值观与理想主义道德价值观的冲突,对我国教师道德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教师道德选择常常处于现实之生存与理想之正义的道德困境之中。为此应适度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使传统的教师道德变得更有弹性和张力。[26]曹辉基于现实的道德教育脱离了人们经济生活现实的困境,从人学视角研究了道德教育与经济生活的联系,人的经济生活及其道德教育意义等内容,从而使得道德教育不再与经济生活互斥。[27]在当前,从教育制度德性视角研究教师德性成为一种主流的观点。例如,产欣斌认为学校制度德性是师德的基础和前提,当前师德建设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由于学校制度的德性欠缺所致。其还探索了学校制度公正的原则,认为师德在学校制度德性的观照之下,通过学校制度公正来匡正师德建设,以使师德建设走出误区。学校制度安排要秉持人本管理的理念。[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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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制度德性研究教师德性问题外,其他教师德性提升策略相对比较零散。有的侧重德性提升的外在条件,有的侧重于教师德性提升的自我努力,自我实践。有研究者认为:为了提升教师的德性,必须重视其闲暇生活的建构。闲暇生活以其自由与和谐的本质与个体德性的根本发展指向相一致,闲暇生活的质量对于教师德性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当前我国教师的闲暇生活存在时间缺乏、质量缺失以及意识和行为上的偏差,对教师德性的发展造成了损害。应采取积极措施加强教师闲暇教育的制度建设,引导教师正确认识休闲的价值,保证教师闲暇生活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从而促进教师德性的提升。[29]

有研究者提出:具有“君子”人格是教师道德修养的现实目标。教师道德修养的提升必须通过教师主体的自律得以实现,但同时也需要外在约束机制即他律的完善,这就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的责任。[30]问题在于,教育行政部门已经制定的教师道德行为规范,为什么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其主要是因为它脱离了当前的社会实际,抽象地想象出优秀教师的道德形象,然后要求教师努力修炼,争取形成“不求回报、一心奉献”的君子人格,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关于这类观点的批驳的文章也很多,例如:有学者指出:1. 德性是自主选择和完善的,是对“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反思的结果。不能由教育行政部门或校长做道德的裁判官。2. 德性高扬自由意志,其对立面是奴性,受制于物欲。3. 德性体现做人的尊严,即师道。[31]同理,有人认为教师德性主要依靠自我培育,并给予了培育的基本途径。教师德性根植于教师作为人的基本德性,又与其职业生活和专业角色密切相关,包含好学、关怀、宽容、责任等优秀品质。教师德性伦理的实现过程是教师道德的主体化、个性化过程,因此,自我培育是教师德性成长的根本途径,并提出了教师德性自我培育的基本策略。[32]也有研究专门分析提高教师道德责任感的策略[33]和教师德性提升的方式[34]。审视与反思高校制度建构的伦理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实践运行中的制度公正,可为教师德性的提升提供制度保障和文化引领。[35]

有学者从教师专业发展角度阐释教师的德性提升。[36]其他策略有:重视教育实践;加强体验;良好社会环境的营造,特别是制度环境。[37]有研究认为师德教育旨在凝道成德,化师道为德性。师道如何化为德性,实践是其根本途径;关注教师的精神性需要是其基本途径;构建良好的学校心理环境、展开群体式的道德对话、进行理性的克己自省是其具体途径。[38]

唐爱民分析了教师道德发展的途径问题,教师教育中的技能主义、专业主义遗弃了教师职业的道德根性与教育的道德指向性,而道德发展是教师确证生命价值、提升教育品质、成就人生幸福的德性基础和基本担保。[39]张宁娟曾经研究了批判型教师的问题,把批评意识和能力作为教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德性。[40]张博提出高校教师道德冷漠的矫正对策:包括客观上加强对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建立完善的教师职业道德赏罚机制;加强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主观条件包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实现自我价值;学会自我调节。[41]

还有一些研究侧重对某些具有优秀德性的教师进行分析,从而挖掘其教育事业成功背后的个人品质。例如,有人详细研究了斯霞的教育人格、对教育事业的热爱、爱心育人思想和她的教育艺术,体现了可贵的教育精神,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智力资源。[42]有学者为纪念黄济九十华诞写了《价值追求,是教师精神家园的扎根地》《师爱弘扬,是教师精神家园的奠基石》等;这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南京师范大学鲁洁80华诞纪念,其弟子专门编写了纪念的论文集[43];浙江大学王承绪百年诞辰纪念;山东师范大学傅统先百年诞辰纪念等。类似的研究还有《珍视民族传统 重拾教育精神——谈学习实践叶圣陶教育思想》《童心母爱:永不熄灭的教育精神——纪念斯霞诞辰100周年》等。王全林论述了大学教师担当知识分子责任的可能及其障碍性因素,是解决大学教师德性缺失的有效途径之一。[44]

四、教师职业道德问题的相关研究

与教师德性研究密切相关的教师道德问题研究非常多,但基本侧重于对教师职业道德内容、职业道德规范的分析和探讨,很多是以教材的方式直接阐述师德包括什么内容,怎么修养和提升自己的道德素质。例如:周延富认为教师职业道德具有“崇高、示范、深远”的特征,要求教师具有“坚定的政治素质、高尚的道德素质、渊博的文化素质、精湛的能力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45]。于淑云和黄友安提出现代教师的职业道德包括教师义务、教师良心、教师公正、教师责任感,并对其进行了详细论述。[46]

申继亮从道德、公德、法律三个维度对教师的职业道德进行了论述,并对教师职业道德形成的心理基础和自我养成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介绍了教师职业道德自我养成的途径和措施。[47]类似的编著还有:李黎、吕鸿的《师德与教师礼仪》,余维武、朱丽的《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教育部人事司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钱焕崎的《教师职业道德》,连秀云的《新世纪教师职业道德修养》,齐念等的《师德风范》,林崇德的《师德通览》,等等。在这类书中,很多论述教导教师要对学生仁爱、关怀、民主、尊重、公正、平等、宽容、理解,在交往中要为人师表、自尊自爱、真诚相待、积极参与、对话沟通、平等合作、客观理性,等等。我国近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则提出了一个二十字的基本道德规范,即“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其中亦蕴涵了一些德性内容,但更多的是对公民德性在社会行为外化的一些具体要求,而且还有很多的德性的内涵还没有在以上文字中列出。这些论述共同的特点是有说教,无分析;有要求,无讨论。不做本体的分析论证,也不能对这些道德要求提出质疑,只能遵照执行。

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在教师道德研究领域,檀传宝做了持续深入的研究,其代表性的专著有《教师伦理学专题:教育伦理范畴研究》和《走向新师德:师德现状与教师专业道德建设研究》,前者从教师伦理学与师德范畴讲起,提出了教师幸福作为教育伦理范畴系统构建的起点,相继对教师的公正、仁慈、义务、良心等做出详尽的论述,最后以教师人格论作为全书的总结。[48]后者讲述了:关于教师“职业道德”应当向“专业道德”转换、教师专业道德建设应当考虑教师专业发展的实际等理论。[49]檀传宝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式对教师德性问题起到了重要的转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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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非常多的期刊杂志以教师道德为研究主题,提出教师道德的滑坡以及如何提升教师的道德水平,以便更好地对学生开展道德教育。例如认为教师道德在追求崇高的价值目标的同时,更要坚守教师道德的底线。相对于教师的利益,学生利益的优先性就决定了教师道德的底线是:教师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损害学生的正当合法利益。[50]有研究认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基本构成是提升境界和操守底线,提升境界和操守底线重在日常教育工作中的坚守。[51]

五、研究中的问题与结论

综上所述,教师德性的研究内涵还处于简单演绎的层面,大多将其归纳为良心、善、公正、责任等,没有反映出教师何为教师的特殊性,与一般意义上人的德性表征没有区别开来,而提出的解决教师德性的策略又集中体现在强调自我修养和外在规范建设层面,难免落入窠臼,无法真正解决教师德性迷失问题。

除檀传宝等人的研究外,笔者认为上述研究大部分是以“外铄性”的社会价值取向为侧重点,从规范伦理学的视角出发,主要探讨社会如何要求、规范、约束教师,即教师应该怎样做以及如何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这些都是规范伦理学的范畴,对教师的道德成长有一定作用,但如果这些道德条目缺少教师内心的深刻认同,没能融入教师的心灵深处,体现在教师的教育行为中并对此智慧的把握,即在德性上不断提升,那么往往是空洞说教,无济于事,从现实教育实践来看,这些道德说教作用非常有限,教师从各种教科书和教师培训教材中都知道教师“应该”、教师“要”、教师“必须”后面的道德内容,但为什么那么多的教师却不遵循,为什么会出现诸多对学生发展不负责任的事件?许多老师不仅不充满爱心、还经常伤害学生人格、羞辱学生、甚至体罚学生。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

显然,已有研究基本都不太注重对教师道德的学理分析,即从教育本身的特性论证教师应该做什么以及其内在机理。在教师“应该”和“必须”的道德说教中,教师显然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而成为一个有待被社会塑造的“机器”,当这架机器被制造出来后,就利用它来制造产品——千人一面、毫无个性的学生。他们大多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缺失德性的修养,这是现实教育的困境,让人悲哀。其根本原因是,规范伦理学的研究旨趣,热衷于教师道德规范的研究、制定并试图要教师完全遵守执行,许多教育管理部门、学校也都习惯于用“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等一系列规范来要求教师。实际上,因为道德规范终究是外在的、强制的,教师往往不会发自内心地自觉执行。真正能够对教师教育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主要是教师内在德性,这已经在教育伦理学研究领域中有所体现,一些研究者从德性伦理学出发,对教师德性问题有了初步研究。

但正如前面的综述所揭示的,一方面该主题的研究非常贫乏,零散而琐碎;另一方面,研究的层次大多还处于简单罗列和经验归纳。他们的研究重在揭示教师德性包括什么品质,然后要求教师自我修炼德性,而没有从本体论层面挖掘教师德性的本真,更缺少分析教师德性缺失的社会基础,并提出重振教师德性的路径。而且,尽管有学者指出了教师德性缺失的制度原因,试图通过制度育德来进行应对,但如何熔铸于教师德性提升中,尚未见详实的分析。因此,非常有必要深入研究教师德性的现实表现和彰显路径,对教科书式喋喋不休的说教进行扬弃,坚决反对一种强加于教师的道德规范。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教师应该是社会的规范、道德的化身、人类的楷模、父母的替身,教师应该不为眼前利益所困惑,而应该呕心沥血地对教育事业执着追求,贡献出自己的全部。这种论调应该给予深刻的反思。“教师可以有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可以有自己的道德追求,同时,教师也并不是一个已经成熟的道德完人,而是同普通人一样,只是一个追求道德完善的平常人。”[52]

总之,基于上述述评,从人性诉求对教育的要求来思考教师德性问题——即从本体论层面着手加以研究,从新的研究角度深入挖掘教师德性的遮蔽与凸显问题——是非常必要的。这就要求“为每个教师着想”,它意味着,每一个教师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有基于理性的选择自由,有自主探索的能力,其独特性理应得到尊重;每个教师的自由选择和独立人格理应得到保障,并且在充分自由的条件下,把有利于每个教师德性形成的价值真理揭示出来,让每个教师自己在教育实践中去体悟、辨析,并按照基于人性的德性诉求去行动,让德性成为教师期待和向往的价值载体,而不是单薄无力的教条式说教。这对当前教师德性迷失困境的打破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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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向阳

篇4:母合优势理论述评

母合优势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古尔德和坎贝尔等人于1994年提出的, 他们将多元化公司凭借母体组织对各项业务的影响而创造价值, 或者比竞争者创造更多价值的优势称为母合优势。母公司是企业集团战略决策核心, 企业集团母合优势的创造主要取决于母公司的技能和资源同业务单位的需求是否符合, 二者相符母公司才可以支持业务单位创造更多的价值。母合优势的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1.母合优势的性质是相对于竞争对手而言的;2.母合优势的形成和性质也受到外部环境和趋势的影响;3.母合优势更多的表现为母公司对“契合机会”的处理能力。

这样的内涵决定了母公司需要与其业务子公司在谋求改进机会之间形成一种高度的默契或者契合 (匹配) 关系, 从而实现价值的创造。基于这一前提, 该理论想要解决公司层面战略决策的两大问, 一是公司通过何种方式向何种行业投入资源, 二是母公司如何影响旗下公司并处理与它们的关系?一般而言, 成功地进行价值创造的母公司往往在拥有其业务特别有益的独特特征如心智图、结构、系统、过程、资源、人才及技能;存在着改进其业务组合中业务绩效的机会并在此基础之上专注于某些机会, 同时, 放弃或忽略其他机会;不具有那些与其业务不相契合因而导致价值毁损的母合特征。母合优势是针对多业务公司的价值创造与管理, 它将管理的思维又一次引向了一种逻辑层次, 那就是母企业的特点和优势是不可或缺的, 母合优势为管理者提供了一个创建和维系当代企业价值的逻辑。

母合优势中的三种主要的母合风格:1.战略规划。战略规划型的母公司在计划制定和战略开发方面深度介入其业务单位 (其下属的决策) 并且强调长期目标的作用及控制过程中的内在竞争动态。契合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而不是某种一次性的任务。

2. 财务控制。

财务控制型的母公司将计划和战略开发的职责授予各业务单位, 并对其施以严格的、注重短期利润目标的控制。由于其控制过程完全集中在财务目标和成果方面, 业务子公司的总经理的职业生涯和奖金也严重依赖于其完成目标的能力, 使得职业经理人对其子公司的认同感高于整个集团。

3. 战略控制。

战略控制型的母公司则试图在以上两种极端之间寻求中立。母公司允许进行长期的决策但也关注短期利益, 这是一种风格灵活, 适应范围广泛的业务。在控制过程中, 母公司在主要强调财务目标的重要性同时, 也关注战略进程和战略目标的发展情况, 以寻求公司在财务和战略目标中的平衡。

二、寻求母合优势

母公司所具有的母合优势的状况又决定了其创造价值的范围和程度, 因而成功的母公司需要考虑属于自身的母合优势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总体来说, 多元化经营的母公司的母合优势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母公司的价值创造洞见、母公司独特的母合特征以及母公司的核心业务选择与界定。

1. 价值创造洞见。

按照古德尔、坎贝尔与亚历山大在《公司层面战略》一书中的解释, “价值创造洞见的通用表达形式可以是:针对某些特定类型的业务, 母公司可以通过价值创造影响或活动来实现价值创造;价值创造洞见不仅可辨别母公司能为哪些业务创造价值, 而且也可以确认实现价值创造的方式”。成功的母公司之间最根本的共同点是, 他们的公司战略建立在基于各自的价值创造洞见之上, 这些价值创造洞见为公司所有决策的制定和业务组合决策提供了依据, 是否具备明确而有力的价值创造洞见是能够实现母合优势的公司与不具备此种优势公司之间的根本区别所在。

价值创造洞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1) 价值创造洞见来源于对母合机会的把握。公司战略必须针对或锁定于尚未被其他竞争者所发觉的机会, 或对其自身的意义比竞争对手更大的机会, 或者是母公司对于这些机会的作用的理解较竞争者更为深入的机会。价值创造洞见就是对这些价值创造机会的感觉, 它是母公司据此建立公司战略的基础。母公司要想实现价值创造, 必须确实存在着可以改善其业务组合绩效的机会, 母公司必须能够在实现这些机会方面发挥某种根本性的作用。 (2) 价值创造洞见根源于母公司特征对母合机会的契合。母公司在多元化业务选择与管理过程中, 存在着如下十个方面的母合优势:规模和历史、管理水平、业务界定、可预见的错误、业务单位联系、共享的竞争力、特殊技能、外部关系、重要决策、主要变化。这十种母合机会的存在只是母公司价值创造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 一定的母合机会若要转换成为母公司的价值创造洞见, 母公司还必须拥有一些技能、资源和其他特征才能实现从母合机会中挖掘出价值创造机的机会。

2. 独特的母合特征。

母合优势更多的以来于母合特征而不是价值创造洞见, 母合特征提供了贯彻落实价值创造洞见所需的手段。母公司即便在价值创造洞见上与其竞争对手相比没什么特别之处, 但只要拥有卓越执行力的独特母合特征也能够获得母合优势。总的来说, 公司母合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1) 母公司的心智图。母公司的管理层常常拥有属于自己的经验法则与心智模型, 这些信息在母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战略进行规划与实施过程中都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 (2) 母公司的结构、系统与过程。母公司的结构、系统和过程是母公司借此创造价值的机制, 这些机制决定了母公司如何控制和协调各个业务单元和参谋只能的活动。 (3) 智能部门、总部的服务部门和资源。 (4) 人员与技能。母公司的价值创造经常是由于它所拥有某些具有特定专长或特性的员工而制造出来。 (5) 分权程度。分权程度决定了母公司对业务单位可以施加影响的事项, 以及可以授权业务单位自行管理的事项。

3. 核心区业务选择与界定。

成功的母公司通过业务拓展以发展自己的多元化战略时。它们在选择其业务组合方面都有其自己的标准, 而这些成功的母合公司所运用的标准都是基于对其母合特征深刻理解, 并且明确指出应与其母合特征相契合的业务, 并以此为在中心来构建其业务组合, 发展母公司的多元化战略。

篇5:产业集群品牌理论述评

关键词: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品牌,品牌效应,理论述评

全球化经济下, 地理上集中的产业集群发挥作用的能力非但没有减弱, 反而越发强劲 (波特, 2000) 。国内外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 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国内学者在引进、吸收并消化国外过去几十年的产业集群理论成果后, 原创性地提出产业集群品牌概念 (吴传清, 2009) 。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产业集群理论、产业集群品牌定义、类型及其形成的影响因素, 产业集群品牌效应等文献, 并对此加以评述, 以期对未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有所启发。

产业集群理论

美国经济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 在对英美等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进行研究时, 最早引入了“集群”概念。在著作《国家竞争优势》 (1990) 中, 波特正式提出产业集群 (Industrial Cluster) 的概念, 他认为, 一个国家的成功并非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 而是来自纵横交织的产业集群, 即一国之内的优势产业以组群的方式, 借助各式各样的环节联系在一起, 而不是平均分散在经济体中。

而后波特又在《产业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 (1998) 一文中进一步完善产业集群概念。他认为:“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领域中, 在地理位置上集中, 且互相联系的公司和机构集合, 并以彼此共通性和互补性相联。”

与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相比, 我国产业集群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国内系统性地研究产业集群始于北京大学王缉慈 (2001) , 上世纪90年代, 她开始引入国外产业集群研究成果, 其著作《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是国内研究这一理论的经典, 该书评价了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新产业区理论, 并且对国内外著名产业区进行了实证研究。

产业集群品牌理论

产业集群通常的表现形式是地理区域上的集聚, Keller (1998) 认为, 当地理位置像产品或服务那样品牌化时, 品牌名称通常就成为这个地区的实际名称, 品牌化使得人们意识到该地区的存在, 并产生与之有关的联想。Kotler (2002) 等学者也认为, 区域可以像产品或服务那样品牌化。当某一地区在消费者心中创造了适当的品牌联想, 区域品牌就产生了 (Rainisto, 2003) 。

国内学者首先提出产业集群品牌的概念, 并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然而, 由于研究历史较短, 同时各学者研究角度不同产生的结论差异较大, 相互认可度不高。因此, 关于产业集群品牌定义至今还未达成共识。

1.产业集群品牌的名称表述

学术界对产业集群品牌的常见表述有区域品牌、产业集群品牌 (赵平, 2006;张国亭, 2008) 、区域产业品牌 (李永刚, 2005;周睿全2005;袁园, 2007;马骁、肖阳, 2008) 、集群品牌 (邓恢华、杨建梅2005, 2008;郑海涛、周海涛2005, 2006) 、区位品牌 (陆国庆, 2004;喻卫斌, 2004) 、区域产业集群品牌 (吴传清, 2008;朱兰春, 2008) 等。本文认为,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多种称谓的情况, 是因为我国学术界对产业集群品牌的概念与内涵在理解角度上不一致。

从描述的准确性、科学性、简单性的角度考虑, 本文认为产业集群品牌的提法更为恰当, 原因如下:第一, 产业集群品牌有别于区域品牌, 区域品牌的外延更广, 产业集群品牌的载体和基础是区域内的产业集群而非区域。第二, 产业集群品牌隐含着三大特性, 即地域性、产业性、品牌性。第三, 产业集群品牌是较单个产品品牌、企业品牌而言的更高一层次。这种表述比区域产业品牌, 共享品牌等来的更直观。

2.产业集群品牌定义

国内2002年开始出现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研究文献, 黄兆银最早研究“产业集聚区与地域品牌”, 他从产业集聚角度探讨了地区品牌的效应。夏曾玉 (2003) 在研究温州鞋业集群时, 认为基于产业集群而形成的区域品牌是某地域企业品牌集体行为的综合体现, 并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了该地域某行业或某产品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张国亭进一步 (2007) 指出, 产业集群品牌的综合性体现在由集群内众多企业、组织、机构在对某一种或某一类产品、服务长期的生产经营中积累而形成。

以上几位学者所界定的产业集群品牌概念, 均考虑到产业集群品牌形成是集群各相关成员基于发展产业的综合行为结果, 形成之后具有一定知名度和美誉度。在此基础上, 本文对产业集群品牌给出定义:产业集群品牌是一定区域内与某产业相关的所有企业和中介机构在长期发展中累积的产业整体形象, 它具有独特的识别意义, 而使该产业集群与其他同行产业集群相区别。

3.产业集群品牌类型

产业集群品牌的分类, 可从“量”和“质”两个方面考察, 从量上考察的是产业集群的产业规模, 从质上来判定的则是集群的产业优势 (李大垒, 2008) 。

由此, 可以将产业集群品牌分为“覆盖型”和“依托型”两种, 并且后者比前者的根基更稳, 优势更强 (胡大立、谌飞龙、吴群, 2006;李大垒, 2008) 。牛永革 (2011) 从集群类别和集群最终产品是否为地理依赖型两个角度, 把现有的产业集群品牌划分为6种类别, 并从集群内产品技术革新速度角度, 进一步将6种产业集群品牌划分为一般性集群品牌和特殊性集群品牌两大类别, 最终从消费者角度衡量两大产业集群品牌的效应。

此外, 还有不少学者从产业集群品牌的生成路径上分析, 得出集群品牌的分阶段模型 (符正平, 2002;杨雪莲, 胡正明, 2012) 。

4.产业集群品牌形成的影响要素

杨建梅、黄喜忠等 (2005) 认为, 产业集群品牌的形成因素有三个:市场份额、区域文化和区域营销。产品的市场份额是区域品牌生长的物质基础, 以非正式契约为基础的行业规范的建立, 需要有创新的区域文化底蕴。区域营销是指在塑造区域形象提升区域品牌价值的一系列公关活动的总称。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盛亚军、张沈清 (2009) , 他们认为, 产业集群品牌形成的影响因素包括成本优势、产品优势、创新优势和营销优势。其中的成本优势和产品优势即可作为市场份额优势。此外, 李大垒 (2009) 从产业集群内发挥主要作用的主体角度来研究产业集群品牌形成的影响因素, 他以浙江大唐袜业集群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产业集群内是否存在领头企业、领头企业是否充分发挥带动作用, 是影响产业集群品牌创建和中小企业个别品牌创建的关键因素, 而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这类外部环境因素对产业集群品牌创建的影响较小。

产业集群品牌效应

产业集群品牌之所以能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关键在于产业集群品牌往往代表着一个区域产业产品的整体形象, 对该区域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和区域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产业集群品牌效应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市场“聚焦”效应, 集群品牌像企业品牌一样, 吸引消费者购买注意力, 从而扩大产业集群的销售市场。二是产业资本筛选集中效应, 外部投资者的加入, 使本地投资者会将异型投资转为同类型投资。三是产品销售中的价值信息传递效应。四是关联产业带动效应 (邓恢华, 杨建梅, 2005) 。张国亭 (2008) 认为, 集群品牌对区域经济有以下效应:一是市场推广效应。二是资源吸引效应。三是示范带动效应。四是中小企业的覆盖效应。五是区域形象提升效应。王其中 (2009) 在研究慈溪家电集群品牌中, 认为集群品牌的建立可产生市场推广效应、资产增值效应以及产业价值链优化效应。此外, 也有不少学者从消费者产品感知质量角度研究了产业集群品牌的效应 (毕楠、孙丽辉, 2008) , 陈姝婷 (2009) 又进一步通过产品感知质量, 分析产业集群品牌对消费者购买意向的影响。

总结以上学者提出的产业集群品牌效应可知, 他们主要从消费者层面、企业层面、集群层面及集群所在的区域层面进行探讨。其中, 从消费者层面看, 产业集群品牌会对消费者产品质量感知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从企业层面看, 产业集群品牌侧重资源共享, 信息交流及产品的连带效应;从集群层面看, 产业集群品牌的作用主要在外来资源吸引、消费者认知加强及集群转型升级上;从区域层面看, 产业集群品牌有助于提升区域形象。

研究述评

回顾已有文献可知, 目前学术界关于产业集群品牌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 产业集群品牌的实践蓬勃发展, 而相关理论研究却严重滞后。以下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角度及研究方法三个方面来加以评价与分析。

从研究内容看, 目前研究论题多侧重于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产业集群与区域品牌的关系、产业集群品牌的内涵与特征、创建主体、形成路径及产生的效应等方面, 且理论体系尚未成熟。因此, 为推动产业集群品牌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 未来可以研究产业集群品牌与企业品牌的互动关系、产业集群品牌的品牌架构、产业集群品牌的危机公关等。

从研究角度看, 产业集群品牌的研究是多角度的, 最初主要集中在经济学、地理学视角, 这使许多学者们偏向于选择某一地区某一行业进行集群品牌的讨论总结和案例分析。目前产业集群品牌研究的角度已开拓到管理学、社会学、信息学、竞争学、营销学, 这些学科的交叉综合又为产业集群品牌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从研究方法看, 目前关于产业集群品牌的研究, 基于文献或者案例的定性研究较多, 如产业集群品牌提升策略。近几年, 虽然出现部分定量研究, 但总体来说, 定性研究仍远多于定量研究, 研究成果鲜有严谨的理论框架及强有力的说服力。因此, 未来需要加强产业集群品牌在实证上的研究, 如产业集群品牌影响因素、产业集群品牌评价体系、产业集群品牌风险评估等, 以期为实践带来更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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