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热点分析

2024-05-03

经济热点分析（通用6篇）

篇1：经济热点分析

文化创意产业

随着时代的发展，第三产业逐步壮大，一个词频繁的出现在当代经济术语中，那就是文化创意产业。创意产业是创造力、智力所带来的财产。它又是技术、经济、文化的交融，同时它又是在时代的政治，文化，经济背景下的。文化创意产业中包涵的是创造力，文化底蕴，知识产权。它是一种高风险，高附加值，资源节约生态型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一般是指那些“源自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赋，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是当前畅销消费品（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市场前景十分明朗，盈利空间也非常广阔。文化创意产业因此得以受到世界很多国家、尤其是老牌工业强国（如英国）的“礼遇”，中国当然也在这个行列之中。

同时，文化创意产业还是一类低能耗高产出的新型绿色产业，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中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无疑会大大减轻因发展经济而给资源储备带来的压力，同时也能极大地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可以说，中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需要。

2000年，中国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开始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速度迅速，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发展范围从最初的几个国内著名大城市如北京、上海辐射到全国各大主要城市，文化创意行业涉及到越来越多的行业。截至2007年底，中国有经营文化创意产业的机构已达27.2万家。文化创意产业日益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文化创意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要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从十七大报告可以看出国家十分重视创意产业的发展。此外，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总值占GDP总量的3%左右，而欧洲的平均在10%-15%左右，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中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潜力巨大。

任何一种文化创意活动，都要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但创意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依靠人的灵感和想像力，借助科技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提升。

文化创意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新兴产业，首先，文化创意产业具有高知识性特征。文化创意产品一般是以文化、创意理念为核心，是人的知识、智慧和灵感在特定行业的物化表现。文化创意产业与信息技术、传播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等的广泛应用密切相关，呈现出高知识性、智能化的特征。如电影、电视等产品的创作是通过与光电技术、计算机仿真技术、传媒等相结合而完成的。其次，文化创意产业具有高附加值特征。文化创意产业处于技术创新和研发等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是一种高附加值的产业。文化创意产品价值中，科技和文化的附加值比例明显高于普通的产品和服务。第三，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强融合性特征。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它是经济、文化、技术等相互融合的产物，具有高度的融合性、较强的渗透性和辐射力，为发展新兴产业及其关联产业提供了良好条件。

篇2：经济热点分析

摘要: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会越来越明细,社会效率也会越来越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申办奥运成功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又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人们不会愿意在某一事情上花费过多的时间与金钱,反而会计算在每一件事情上所投入的成本,这正是经济分析法学所要传达的精神。

经济分析法学最根本的核心是效益最大化

经济分析法学的最基本特征是将经济学的看法运用于法律分析

经济分析法学的应用与我国的实践还有一定的差距

经济分析法学是继自然法学、分析法学、社会法学三足鼎立之后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第四大法学流派,其最响亮的口号是效益最大化。在传统观念中,人们普遍认为,法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公平”和“正义”问题,或者说是“合法性”问题,即法律所面临的是如何在社会成员中合理合情地分配权利和义务问题;而经济学所要解决的是“经济效益”问题,即如何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由于两个学科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所以一直无人将法学与经济学联系起来,但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反复爆发,使得国家和法律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到资源和产品的分配和配置中去,而经济活动在进行过程中又需要依靠法律的强制力来维护其所需要的市场经济大环境,因此便产生了经济分析法学。

美国经济学家R·科斯(Ronald·Coase)提出的成本理论是经济分析法学中的理论基础和前提,被称为“科斯定理”。其主要含义是:在一个零交易成本的世界里,无论如何选择法规、配置权利和资源,只要交易自由,总会产生最有效率的结果;而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条件下,能使交易成本效应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就是说,在理想状态下,无论是个人还是合作行为,其交易成本都为零,则不管法律的权利义务如何配置,社会资源都会向最大效益方向流动。

在经济分析法学中,其核心思想是“效益”,效益原则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原则,法律的根本宗旨在于以价值极大化的.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或者是通过法律的参与使社会财富达到极大化的效益目标。

经济分析法学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将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法律分析。波斯那的主要贡献是从理论上对经济分析法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而且对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刑法、反垄断法、程序法甚至cc、行政法等作了系统的经济分析和效益评价。

他认为,经济分析法学“只是在以下意义上运用经济学:将经济学看作是一种理性选择理论———即诉讼所要达成的理性选择,换言之,就是以最小可能的资源花费来达成预期目标的理性选择,从而将省下的资源用于经济系统的其他领域。”

“无论一种法律制度的特定目标是什么,如果他关注经济学中旨在追求手段和目的在经济上相适应的学说,那么它就会以最低的成本去实现这一目的。”而且为了获取最有效益的结果,法律应该广泛干预社会生活,即法律应该通过“摹拟市场”来促进效益最大化。

波斯那定理最大的作用在于,把经济分析法扩展到法学各个部门法领域的实际运用中,而且进一步把它制度化,即明确地规定于法律制度中,并且为其普遍适用提供了一系列简单、清晰的数学公式,将繁琐、复杂的法律关系量化表示。

经济分析法的应用也会有其消极的一面。由于其是将经济学原理应用在法律领域当中,所以其适用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是限制于与经济有密切联系的法律制度之中,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领域其都能涉及到;而且,即使在像侵权法或刑法这样的法律领域中,经济分析法的应用也是颇具争议的,因为这种方法所体现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法律精神与我们传统上对公平、正义的认识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其在我国目前的法制建设中缺乏立足的基础,很容易会引起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秩序混乱的负面效应。是应用在法律推理过程中的一种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研究方法,它对法官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工作者的知识水平要求很高也很严格,就我们现有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或法律顾问等法律工作者的职业知识水平而言,是远远没有达到应用经济分析法的条件及要求的,因此,经济分析法的应用在现行的法制发展阶段是有着一定阻碍作用的。

篇3：经济热点分析

一、贝勒斯“多元价值工具主义”思想简介

贝勒斯立足于“多元价值工具主义”思想, 将德沃金的“道德成本”作为一个新的变量引入程序法的经济分析中, 与德沃金将道德成本传统的法律公正价值作为一种权利语言而不是一种经济语言不同的是, 贝勒斯将“道德成本”作为一个新的变量引入程序法的经济分析中, 力图论证对道德成本进行经济分析的可能, 他指出, 道德成本分析方法与经济分析方法, 表面上差别明显, 实质上则不然。纵然道德成本无法直接计价, 但间接计价的现象仍然存在, 经济成本理论和道德成本理论都主张避免错误裁判所带来的成本支出, 它们都追求发现事实真相这一目标。“如果没有什么事实真相可以发现, 法律程序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它们关注争端解决的唯一理由是裁判能够对争端做出正确的结论。” (1) 从实体与程序的联系上分析, 贝勒斯采用成本分析方法, 认为道德成本随着案件牵涉的实体原则或道德损害额的变化而变化。针对实体问题的大小, 应当采取直接成本不同的程序方法, 对程序问题的考量不能脱离成本的分析, 对直接成本明显高于错误成本的某些请求应尽量排斥在程序之外。这些观点对于我们在处理程序问题时不无借鉴意义。

关于贝勒斯的思想, 笔者认为更接近于以卡拉布勒西为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中的耶鲁学派, 即注意正义和衡平对于效率性的制约, 采取规范分析的方法。贝勒斯将评价法律程序的公式归纳为实现“直接成本+错误成本+道德成本-程序利益”的总额最小化。贝勒斯对程序法律的经济分析的贡献在于他采取了“多元的价值工具主义”的方法, 运用经济方法分析法律问题。他对程序法进行经济分析时清醒地意识到经济分析法学派存在的弱点, 没有采取早期波斯纳绝对程序效益的过激思想, 用纯粹的、完全类同于市场运作的手段来研究诉讼进程, 而是注意到了制度、规范和传统的法律价值与经济分析方法的互动。毕竟, 经济效益原则只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之一而不是唯一, 诉讼活动不同于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的经济活动, 它还承载着更多的伦理、道德价值。如贝勒斯所言, 要评价法律程序, 需要较多具体目的。与此同时, 贝勒斯还是坚持了经济分析的立场, 他认为, 对一元价值分析的否定并不意味着经济分析方法没有用处, 在许多诉讼案件中, 最终要决定的问题是何种资源分配会使效益极大化, 这种效益既包括权利的私人效益, 又包括权利的社会效益。

二、贝勒斯“多元价值工具主义”方法的评价

贝勒斯的法律经济分析方法也存在一些争论, 有学者提出“综合效益论”丧失了“经济效益论”的方法论优势, 因为程序的伦理评价通常取决于程序主体的自我感受、主观印象及主体的道德评价体系, 确定性极低。通过扩张程序效益的内涵来统摄程序公正价值的做法, 既无必要, 也不可能。但不可否认的是, 对传统法律价值的考察是必要的, 传统法律价值与经济分析方法的两律背反如同自然法学派与实证主义法学派的矛盾一样, 是由法律本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决定的, 具有不可调和性。当然, 贝勒斯试图将其融合到一个公式的做法也难以避免这一方法带来的固有弊端, 即使对这一公式难以进行精细化分析, 道德成本的引入彻底粉碎了对诉讼成本建立经济模型的可能性。波斯纳把法律程序看作分配资源的交易市场固然不妥, 但是他对法律分配和市场分配所作的比较研究则具有启发意义。事实上, 在诉讼过程中诉讼成本的耗费、纠纷解决制度中的资源配置效率等问题都可能也有必要建立经济模型, 进行精细化分析。必要的数理分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诉讼运作的认识, 摆脱纯粹的抽象分析。如波斯纳认为, 法律像市场一样, 利用与机会成本相等的成本引导人们将效益极大化。在损害赔偿金等于由于违反法律义务而造成的损害和救济成本时, 法院判决不是强迫服从法律而是强制违法者支付与违法的机会成本相等的成本, 如果该成本高于他从非法作为中得到的效益, 对利益的追求将促使他不去违法。这种分析有助于法官在判决时对有关因素的考量。对诉讼运作建立经济模型, 进行数理分析有助于扩大我们的研究视域, 脱离空洞的、没有结果的争论, 笔者并不赞成效率绝对主义, 注重对实践理性和非经济性价值目标的追求, 使研究方法多元化才是科学的态度。但是我们不应将一个研究方法与其他方法相混同而使之流俗化。总之, 我们在法律研究中要采取多元的方法, 但每一种方法应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三、贝勒斯“诉讼具有负价值”观点的理解

如果仅仅从诉讼本身来看, 贝勒斯认为诉讼具有负价值, 诉讼纯粹是一种损失的观点是合理的。诉讼只不过是对纠纷采取的一种纠正措施, 其本身的功能是消解矛盾而不是增进社会财富, 而诉讼却需要耗费社会财富。法律体系和程序存在的理由在于它是一种较轻的邪恶, 用法律来解决争执胜于血亲复仇、野蛮的犯罪与暴力等。因此, 尽管个别的原告能获得损害赔偿和其他救济, 从而从诉讼中受益, 但全面地看, 诉讼纯粹是一种损失。基于诉讼具有负价值的观点, 贝勒斯认为, 从成本耗费和程序内在功能而言, 程序的功能是解决纠纷, 而不是创造财富, 因此, 直接成本必定大于程序利益。然而, 我们不应忽视程序的外在价值, 从伦理的或者非经济的角度来分析, 其获得的收益是巨大的。具体来说, 主要包括: (1) 因纠纷的解决和法律关系冲突的消除带来的社会秩序的稳定。 (2) 国家或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和法定义务的履行。 (3) 国家法律尊严和权威的回复与肯定。 (4) 法律正义的伸张和社会公德的倡导。 (5) 对社会冲突行为的预防和抑制。由此可见, 诉讼尤其是刑事诉讼并非以追求经济或物质利益为前提, 诉讼活动的收益主要是伦理性的或非经济性的。

从社会的立场或从潜在的原告或被告的立场来看, 应避免打官司。笔者认为, 贝勒斯所称的潜在的原告和被告应当区分为存在潜在诉讼 (纠纷已发生, 尚未进入司法程序) 的原告和被告与潜在的纠纷 (纠纷尚未发生) 的原告和被告。我们应该消解的是潜在的纠纷而不是潜在的诉讼。如果为了消解潜在的诉讼而设置过多过高的进入司法程序的障碍, 必将使矛盾无法正常地消解, 从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导致程序的外在价值无法实现。在现代社会, 应然权利如果不经由法律机制上升为法定权利, 那么应然权利就没有明确的权利界限, 与之相对应的义务也不确定, 从而缺乏安全担保。如果丧失司法程序的存在, 实体法上规定的权利必将失去保障而最终落空。因此, 对程序法价值的理解, 我们不应该仅仅着眼于具体纠纷的解决, 而应当将其放入整个法律体系中评价。有条不紊的完善的权利体系的建构是需要支付成本的, 没有成本投入, 就不会存在权利制约和法律强制力, 也不会存在合理的权利分配关系和高效的权利实现方式。从法律的发展过程来看, 严密、科学的的诉讼程序也是必不可少的。大陆法系尤其是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 法律不断发展、完善与诉讼有着不可分的联系, 程序是实体法之母的观点也被大多数法学家所承认, 所以诉讼成本并不仅是负成本, 其对社会秩序的建构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笔者一直主张, 严密而复杂的诉讼程序始终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此同时, 我们也应当建立高效、完善的司法体系。我们同样可以采用经济分析方法来进行程序系统构建分析, 从程序本身考虑, 消解潜在诉讼与保持司法必要权威同样要符合帕累托最优效益, 即用以保持司法必要权威的边际成本与消解潜在诉讼的边际收益应当相等。对于大多数普通案件的处理程序并不具备生成法律的功能, 如果一味采取复杂的诉讼程序, 只能将法官的智慧和精力耗费在纠纷的解决而非制度的生成上, 这就要求我们合理设计程序的启动条件, 既不能过分低廉, 诱发滥诉, 致使社会因过多的诉讼消耗掉大量的资源, 或导致对司法资源的投入无限制地攀升, 也不能过分高昂阻却诉讼通过, 导致社会冲突和矛盾无法通过正常合法的途径得以消解, 影响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从诉讼成本考虑, 我国目前应当建立多样的纠纷解决机制, 对于案件情节轻微、诉讼标的金额不大的案件, 建立小额诉讼程序和推行非诉讼程序 (ADR) , 对简易、便利、快捷、低廉的案件进行处理, “通过简易化的努力使一般国民普遍能够得到具体的有程序保障的司法服务” (1) , 从而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效益的最大化。

当然, 经济分析方法在诉讼领域中还有广泛的应用, 对诉讼成本、纠纷解决制度中的资源配置效率, 调解中的博弈、判决考量因素甚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据搜集方法无一不可适用。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对丰富我们的研究方法, 扩大我们的研究视域不无裨益。但是, 在进行法律的经济分析过程中, 我们不应忽略对传统法律价值的综合考量, 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永远是我们要坚持的原则。如何处理好经济分析方法与传统法律价值的互动是一个恒久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篇4：我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分析

关键词：经济转型；经济增长；收入分析

中图分类号： F83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11-89-2

1 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以克拉克（C.Clark）、库兹涅兹（S.Kuznets）为代表的增长核算学派，从产业演进这个广阔视角考察工业化问题，把结构转变看作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技术手段。按克拉克三次产业的分类原理和标准，库兹涅兹指出，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土地）在一个长时段内总是从低次产业向高次产业转移，最终表现为人均GDP的持续增长。

新古典学派认为，结构转变是市场趋于均衡的要求和结果。当随着人均GDP水平的逐步提升，消费需求必然发生变化，消费结构的变化自然会引起生产结构的变化，从而使资源配置趋于帕累托最优。而结构主义则强调，只要存在技术进步，经济结构处于非均衡状态，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的使用，产出收益存在系统差别，就会使资源自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这是生产结构转变。换言之，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转移较之发达国家是更重要的增长因素。二者的差异在于前提条件不同。但结构主义更注重对“典型化事实”的证实，其经验性和实用性更具吸引力。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结构转变是结构主义的中心议题，库兹涅兹认为，迄今为止只有世界人口很少的一些国家获得了现代经济和增长，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其增长潜力未能被广泛地挖掘，或者受到制度因素的约束。然而，要素转移仍然是低收入国家的增长因素。

2 我国经济转型的两个阶段

我国的经济转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55-1978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结构转变集中表现为工业部门的外延规模扩张，工业增加值从1955年的191.2亿元上升到1975年的1245亿元。但由于受到二元分割体制、重工业优先及单一国有化的多种约束，工业部门的扩张仅局限于“自我增长”，未能带动整体结构的有效转变。一方面，严格的中央计划体制限制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受传统经济理论的约束，即把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领域，从而把第三产业排除在生产领域之外，人为地限制、削弱第三产业的发展。从大历史视野角度来看，这个转型阶段是我国自14世纪后经济下行、停滞时段中出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经济从此转而上行，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轨道。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我国人均GDP增长了将近1倍，年均增长率达到3.35%。

从1978年至今，我国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在经历了长期的试错和纠错之后，成功地消除了在结构转变第一阶段中的操作缺陷和非理性行为。从前期的国有资本积累转向后期的社会资本积累，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在30年中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建构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结构体系。从2004年后，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纵观我国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历史过程中，结构转变成为重要的增长因素，而经济增长的快慢则受到结构转变效率的影响，换言之，结构转变意味着生产要务在各个产业间的转移流动，表现为要素资源的配置，从而产生了帕累托最优问题。

从增长的特点可以看出，转型的第一阶段波动明显大于第二阶段，经济的增长每年依据政策的变化而大起大落，而第二阶段的增长较为趋于平稳，为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经济转型的起点就是从结构转变开始，其过程就是一个经济结构的向上演进过程。人们使用多种统计尺度和计量工具，从阶段性和分期性视角通过工业化进程阐释一个经济体的转型特征和过程。

3 结构转变与人均收入增长分析

本文以产业结构变动增加值构成和劳动力构成描述一个国家经济转型的进程。传统农业经济体的统计特征是绝大部分劳动力集中于农业部门，但农业增加值的产出份额却远低于劳动力投入份额。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则一般表现为生产要素从低次产业向高次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实现人均GDP水平的快速提升。

从1955年至2005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农业部门增加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逐年下降，增加值份额降低34.1%，从业人员下降38.5%，但基于初始结构约束，第一产业的相对生产率从0.56降至0.27，下降了0.28。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工业和第二产业服务业的增加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与第一产业呈反向变动，即增加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都在持续上升。其中第二产业的结构份额从1995年后增加值和劳动力份额都趋于稳定；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和劳动力份额仍在上升之中，而且其劳动力份额的提升要快于增加值份额，这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直接进入服务业，从1995年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份额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显示出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需要指出，要素的转移显著提升了国民经济的总产出水平。从1955年到2005年，我国的人均GDP从121元上升到1964元，增长15倍。在我国经济转型中，农业部门的相对生产率始终低于非农业部门。1955年，以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为基数，第二产业为其5.1倍，第三产业为其6.5倍；2005年第二产业为其7.4倍，第三产业为其4.7倍。所以，只要各产业之间在人均产出率上还存在悬殊差异，特别是还有将近一半的劳动力还停滞于农业部门，我国的结构转变尚待进一步深化，结构转变仍然是重要的增长因素。

4 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率的统计特征

从GDP增长次数分布来看。1953-1978年的26年间，GDP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较大，增长率为负数的有6个年份，分别为1960、1961、1962、1967、1968和1976年；增长率在5%以下的有3个年份，分别为1954、1972、和1974年；增长率在5%-10%之间的有7个年份，分别为1955、1957、1959、1971、1973、1975、1977年；增长率在10%-15%之间的有4个年份，分别为1956、1963、1966和1978年；增长率在15%-20%之间的有5个年份；增长率在20%以上的有1个年份；总体来说，在这26年间，GDP增长率最小值为-27.3%，GDP增长率最大值为21.3%，年增长率均值为6.68%，增长率标准差为10.32，经济在大起大落中度过，增长率的稳定性极差，这种情况是随着结构转变尤其是工业部门要素配置的反复调整而波动的，每次超量要素资源投入后都会导致经济的紧缩期，基本上相差5年就有一个经济周期，波动幅度过大，严重偏离了帕累托最优。相比而言，1978-2009年这31年的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则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大体都在5%-15%这一区间上，其中1992-1995年间及2003-2008年期间，增长率处于10%-15%之间，可见我国在这段时间的经济增长之迅猛，且发展保持良好的态势。

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来看。1953-1978年间增长率的变异系数较大，为1.545；而1978-2009年间增长率的变异系数仅为0.280，这表明在1978年以后，我国的经济稳定性较1978年以前较强，同时没有出现负的增长率，大多数年间都维持在5%-15%之间，波动性相对较小，1978-2009年经济增长率标准差仅为2.83，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 陈安平，李国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时间序列的经验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11）.

[2] 张鸿武.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随机性趋同研究——基于综列数据单位根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08）.

篇5：中国经济形势热点分析

主讲人：杨帆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时间：2005年3月31日晚6点30分地点：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会

杨帆：今天晚上是一个综合的题目，没有很专，如果很专的热点就很多了。今天我们这个场合也不是一个经济专题，是一个热点问题。我想就做一个比较大视角的一个说法，最近有点新的思想。大家知道我们经济学界是由我们几个人组成非主流派和主流派进行着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前几年，我们受到各方面的打压。

现在胡锦涛为领导的新一代领导人，最近提出几个口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可持续发展观，以民为本。这是我们一贯的观点，我们非常拥护。大家看以民为本，这是我出的书，前年我主编十本，一本中国直面挑战是讲国家安全。2004年出一本合作的书，《与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对话》，要总结反思改革开放28年，开创一个新阶段。我们支持胡锦涛，适应新领导班子思潮转换。在社会利益上，我们代表弱势群体，代表国家安全利益，代表工人农民利益，反对腐败，反对少数人在中国搞权利寡头资本买办这个方向。在中国改革开放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方向。前几年被这种思潮占了上风，经济学主流派实际是代表中国权利资本寡头，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改革开放28年培养了一个新兴暴富集团，他们未来走什么方向，是买办主义，还是爱国主义？面临重大选择。

在中国安全问题上，也存在着激烈斗争。就是如何看待未来20年的国家安全形势，我们提出新改革开放观。28年以来新的利益集团，号称“精英”，他们聘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作为代表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误导。他们漠视工人农民的利益，把中央关心弱势群体污蔑为“民粹主义”；他们自以为在中国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他们把自己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和政府干预对立起来，片面渲染政府垄断限制了他们的利益，而不承认国家对他们多年进行保护和支持的事实。民主，民生，民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已经被他们丢光了，更不用说社会主义了。

什么是精英？就是政治家、企业家和思想家。他们主张有钱的，有权的联合起来，收买那些依附于他们的知识分子，为自己争取利益。这个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在2000年左右，中国加入WTO，更早是1998年美国科索渥战争打中国大使馆，在力图遏制中国崛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外部的冲突必然加剧。

新起的集团有严重的缺点，就是所谓“原罪”问题。一部或大部发财的人钱的来路不正，他们拉拢一些主流派经济学家，在修改宪法时候说，我们这些人发了财，确实来路不正，不是偷税就是漏税，不是走私就是行贿。我们不放心共产党，今天抓一个，明天抓一个，我们觉得不安全，如果不赦免我们，我们就跑到外国去。原罪论对共产党不放心，共产党宣言里面不是说要消灭私有制嘛。他们说中纪委的“双规” 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他们的代表人物说，干脆来一个大赦天下。中国历史上新换一个皇帝上来，都是大赦天下。他们捧出来的主流派经济学家，出场费25万，大家排队给他鞠躬。他们自己承认自己有“原罪”，就把中国改革开放最大问题暴露出来。我认为这个问题只能够以中国智慧来逐步解决，也不能说，也不能全抓，也不能宣布大赦。他们把自己说出来了，说我们就是不干净，逼共产党和政府表态，究竟怎么办？张维迎建议，新领导上来划一个线，比如2000年为限，20世纪的贪污腐败我们就不抓了，你们放心投资，赦免之后。，大家就应该老实起来，到二十一世纪就没有人贪污腐败了。

真正鼓吹这一套的，也不是什么真正的企业家，主要是一部分房地产商和金融骗子，他们在中国可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一个对内腐败，对外妥协的“官僚资本寡头买办”利益集团，先天不足，后天误导。他们的代表人物以推动改革开放为名，一直把矛头指向政府，有一部分讲的对，比如反对政府垄断，反对政府官员敲诈勒索。经济自由主义在一直在中国有市场，确实由于政府垄断，滥用权力的问题还非常多。

但是直接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层面，那就错了。任何一个政府也不可能宣布贪污腐败合理。张维迎有重大误导，如果说对二十年之前的腐败赦免，难道以后的人就可以不腐败了？那对年轻人岂不是太不公平？如果大赦，恐怕会天下大乱，大家都出来偷骗抢，反正20年之后又可以大赦了。所以绝不能有什么大赦的说法。实际上可以不抓他，但不能说他没罪，这是永远不行的。只要这么一说，全国大乱，我们国家还有一百多万解放军，还有四百多万武警，大部分有权力的还没有腐败。如果全体腐败起来还得了吗？

目前暴富阶层大部分不敢露富，是聪明的。只有个别人自作聪明，不知天高地厚，敢出来捅共产党和国家合法性的马蜂窝。如果大赦，必定造成全国腐败升级，农民也出来抢，还不是有钱人倒霉。他们还提出用钱本位代替权本位，这是反对中央“ 以民为本”的方针的。

中国新兴企业家被他们误导是悲哀啊，主导的人也不是真正的企业家，是那些搞房地产和金融诈骗的。真正的企业家是搞生产，贸易和科技的，并没有参与他们这样的活动。这是一类右倾权力资本寡头，企图左右中国改革开放方向。这种误导是很高级的误导。实际我们现在政府对有钱人的实际的政策是非常宽松，在全世界最宽松。但这事儿不能公开，现在我们反腐败的办法只能抓5％，不是抓不着，是办法不行，为什么不行？有意不抓彻底。

我到中纪委讲课，他们说腐败不好抓，我说很好抓，不信你聘我。仨月解决问题，发动群众。他们说你是不是要搞文化大革命，我说不会这样，群众不能够抄家。公布一个奖励揭发条例，谁揭发有重奖，也不是发动群众，群众知道什么啊？是贪污分子内部几个人合伙作案，重奖完可以分化他们，告你的密。

很简单啊，说不行？办法有的是，重新登记财产。不用宣布大赦，解决腐败问题，只要有决心，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是这个腐败势力到了上层，有他们代表人物，登记财产不能登我们家的，那就完蛋了。

抓不了腐败，不是由于技术上找不着证据。可以财产登记，不敢登记的贪污财产就变成无主财产，国家收了，也不知道是谁的。你们别以为我说天方夜谭，现在炒房地产，现在国家禁止不了房地产热，准备征收财产税，说对股票存款房地产要征税，特别是对房产征收。因为好多外国人，中国有钱人，一买一百套几十套，把房价往上抬。国家想治这个就征房产税。

这么多年来，有些人徇私舞弊，家里弄了好几套房，用自己儿子孙子的名字，国家收重税，有什么不应该的，你交吧。交税说实话，是承受它合法，承认贪污是合法的了，很多人贪污的房子是不敢交的，不敢公开的。最后房子可能无人认领，不知道是谁的，他自己不敢报。一个处长报说我家有10套房子，你敢报吗？比较聪明的就报三套，这是我分的，这是我爸爸给我留下的，这是我妈妈留下的，差不多也就三套，你要那么多房子干吗啊。那7套你就别要了，说不知道是谁的，也不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算了，只要把7套房子交出来，你当处长还可以当处长，照当处长不误，你还是好干部，实际你贪污了7套，找个机会让你吐出来，难道这个房子可以不吐出来，当然你要吐出来，你凭什么贪污啊，但是吐出来可以不杀你，而且谁也不知道你，这个办法解决腐败问题，三个月就解决，有什么难的，有人说什么非腐败不可，解决不了的，哪至于啊。

最高领导决定，人大投票，或者是外国人打来，逼得你不得不干，中国的腐败必须要解决，如果三种条件不出现，中国继续腐败，走拉美道路，那是一个悲惨的情况，大乱起来还得解决，一样的，只不过损失太大，中国泡沫经济崩溃，照样得解决。精英集团不成熟，走向错误路线。所以我们呼吁中国企业家不要受他们误导，某些房地产商和金融骗子不能以“企业家领袖”的身份误导中国企业界。

再有就是买办化的趋势，想把这个新兴精英集团，不断制造政府和我们共产党对立的假象，同时认为外国资本和美国是依靠力量，在经济上依靠跨国公司，摧垮民族资本。中国企业界能不能抛弃新自由主义，走到我们非主流提倡的爱国主义路上来，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国老百姓说话没用，官员基本右倾或者中立。通过基层民主可以让工人农民的声音多一些。但特别重要的，是企业家也在争取民主，要制约政府行为。他们要求是有钱人的民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不能走到爱国主义立场？因为跨国公司要消灭他们，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说全球化是双赢，竞争就是融入国际社会。中华民族资本家水平低。其实这么多年来，企业家没少听我课，极表欢迎。但是由于主流，有几个房地产大款拿钱捧主流派。

2006年这几年市场准入，跨国公司进来，挤倒大批民营企业，企业家就知道我说的对，那时候已经晚了，已经被挤倒了，那有什么办法，你早不听。经济学主流派宣扬大量错误观点，关于竞争全球化错误观点，课本误导学生。

中华民族资本能不能采取爱国主义立场，国家政策能不能支持民族资本，双方能不能摆脱新自由主义误导，现在是生死攸关。一些经济学右派新自由主义学者，都是高官厚禄，他们说不要提民族产业，没有民族产业，外国资本到中国注册，就是中国的企业，全球化了还分什么中国外国啊。说国有企业效率最低，搞MBO把国有企业分了。国有资产不能平分怎么办，就送给他们那些有权利力人算了，他们到处宣扬把国有资产送给经营者，经营者实际上要送股份给背后的权力阶层，不可能不送，所以在前几年，最高领导层交接的期间，出现大规模腐败，在省一级从贪污百万上了千万级，亿级，哪有这么腐败的？哪有国家腐败到这种程度的？为什么？这几年合伙图谋瓜分国有资产。

去年八月份，是我们策划支持郎咸平的讨论，形成网上人民反腐败，反对借改革机会瓜分国有财产的高潮，同时中共中央开十六届四中全会。这是历史重大转机，所谓精英寡头买办集团受到重创。主流正在变，但他们力量还很强大。就是要趁权力交接瓜分国有财产，一旦形成瓜分趋势，私有财产也保不住，那是分不开的。比如说银行，银行是谁的财产？国有银行的存款是老百姓的私有财产，国有银行亏本，还是要损失老百姓存款，怎么能分得开呢？一定要制止权力瓜分。左派说国有财产神圣，右派说私有神圣，根本是权力不能瓜分，所有财产都应得到保护。我们说好多年，只不过受到压制，去年由于特殊机会，出了郎咸平讨论。我认为国有企业需要改革，体制上确实有问题，但是不能被少数有权力的人瓜分。就算效率低，也不能从效率高低，来决定财产归属。那不成闹革命了？

穷人的效率高比富人高。你们在坐有穷学生，有富学生，我问你们，哪个学生效率高啊？说了28年效率第一，什么叫效率啊？到现在还没反应。穷学生效率高，这还用说嘛，我到上海讲课一个博士说不对，我看同学里穷的和富的都挺好的嘛，同样的分数啊。我说那是效率的概念吗？那是分数的概念。效率是什么？分子是收益，分母是成本。同样分数，穷学生花钱少一倍，吃饭就吃一个馒头，你们都打一百分，穷学生是富学生的两倍效率。是不是?穷孩子联合起来把富学生抢了。自由派的效率第一成革命言论了。国有财产效率高低，我们今天不谈这个，有的部门得国营，有的部门得私营，大部分竞争性部门不能国营，我知道。但是不能说国有企业效率低，就可以把它分了，或者送给有权力的，那不行。

这样的重大争论在去年我们取得了胜利，主流派跳起来急了，说搞乱了思想，还要不要改革开放了，改革受到冲击怎么办？他们提出2005年是改革年，吹了半年了，2005年是什么年？我看应该是爱国年（鼓掌）。

今年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年，有些人说中国人有狭隘民族主义，为什么不忘记日本人的罪恶？中国人应该面向未来，共同繁荣，这也说得出来。

改革开放不能过分，走过分就出现马立诚这种汉奸，他觉得国内体制不好，得依靠外国势力才行，但是走过了。假设他原来是好心推动改革，他的逻辑就是错在这儿，老觉得中国制度不好，外国好，最后那就跑到那边去了。人民日报让他退休，凤凰卫视还要聘他，年薪50万，又风光了一阵子。没有人支持，凤凰卫视是不敢聘的。我看是精英集团某些人放气球试试，看老百姓什么反映，老百姓还是恨日本人。

以后海平线升高，日本岛可能淹没。全世界联合压日本人不能走右翼道路，一亿多人，分散移民，世界上有日本人生活，但是没有这个国家了。但是日本要武力打怎么办，你刺激他们不刺激他们都一样，核武装，想造出来非常容易，导弹他也有。

我们假设和平发展，外部没有敌人，这个前提是不是要修改了？马立成现象不是个人现象，代表中国精英集团一部分人，对内想压迫老百姓，对外想勾结强权，代表落后生产力，落后文化，背弃中国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一小撮人，在中国有市场，他们有钱啊。

今年不是什么改革年，改革是长期任务，而且需要总结和反思。今年第一是爱国年，第二是反腐败年，严格反腐败要持续三年，一直到十七大，彻底反一次腐败。日本人都这么气势汹汹了，中国再没有决心清腐败是不应该的，还有台独。对美国抱有幻想，提出20年机遇期，这种看法缺乏根据必须修改。对于未来二三十年的中国安全形势，要充分地评估。去年是陈水扁作弊打了一枪，现在也没有查出来。现在日本又咄咄逼人。

国内少数人暴富压迫老百姓，在经济上依赖外国，说是全球化了，没有敌人了。我们说有敌人，他们说没有，假设前提不一样。先不说代表谁的利益，只是澄清学术规范，他们的问题就大了，他们犯了虚假前提的错误。和平与发展是假设，前28年中国确实没有敌人，至少没打到家门口，后28年就不一定如此，我们不能假设还没有敌人。

为什么这样，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某些利益集团得到好处，和国际资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害怕和国际霸权发生对抗。他们假设反恐是美国主要任务，20年也胜不了。中国对美国要忍气吞声，千万别得罪他，因为中美在全球问题，经济关系有共同利益，要拉住美国人，来压制日本，压制台独。

争取美国我是同意的，因为美国毕竟力量很强。我们远交近攻是要争取美国。问题靠什么争取？我认为争取美国靠两条，一个靠中国人自己的国防力量，必须有战争能力，任何人争取任何人，自己不能打，是争取不来任何人的，这一点必须清楚。

第二条积极推进我们的民主建设，美国人是认民主的，你要想拉美国人，就要民主。这两条我都赞成，一手民主，一手武力，我们的主流派拉美国，一不要武装，二靠经济融合，要让出市场，让出市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己企业倒闭。企业家下岗，中国工人下岗了之后，接着就是企业家下岗了，那还用说吗？

中国现在160个证券公司，由于股市被搞垮，濒临破产，只能让外资收购，再这么下去，就是我们的基金、金融、银行、保险，中国可能出金融危机。

新经济市场，10年前中国没有这个市场，是不是就不存在让的问题呀。比如说原来中国没手机，买外国手机，让摩托罗拉在中国办厂生产，在中国没有阻力，因为中国没有这个东西。问题在于要有限度，因为它占领了中国未来市场，现在没有，未来会有。看见手机没有，15年前我搞外资的，摩托罗拉进入天津，给中国带来进步，企业家用大哥大，七千块钱一个，现在那么小七百块钱一个。外资是有作用的，但是不能盲目依赖它。现在中国手机市场这么大的市场是外国人干，还是中国人干？外资早来了有核心技术，可以拿专利费用。国家要支持民族企业，支持企业技术升级，不能把什么都寄托在外国跨国公司上。

我主张对台湾进行经济封锁，前三年我写了一篇《经济封锁与反封锁》，通过5---10年长期封锁，国内调整启动内需，治水分地，经济还可以保持8%，但封锁起来台湾经济崩溃，日本韩国新加坡也下降，封锁起来就知道中国厉害了。那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有所让步，以某种 “对等而且民主” 的方式统一祖国。这件事儿不是单纯军事观点，平常不备战，急了就冒险。打，要长期持久战，经济封锁。我这个东西在去年12月26号，纪念毛泽东有讲座，一位 90岁的元老特高兴，说你这个小伙子不错，把毛泽东思想学活了。我说老爷子，我不是小伙子，我都五十多岁了，再不行动我也老得不能动了。现在还要靠我们这一代，赶快赶快向中央推荐吧，我们应该成主流，成非主流这不对啊，什么人在中国是主流啊？大资本家，有钱的，新自由主义。解放军没成主流嘛，军费这么低，该转换就得转换，这是对外基本判断不一样，有没有敌人？应该假设有。

实际有没有我不知道。台湾什么时候独立，美国什么态度，日本什么时候发展核武器，我不知道，我们又不是算命的，但是你要假设他会这样做，就别在那预测了，好多事儿没法预测，不是预测的问题，是假设的问题。

毛泽东假设外面有敌人，就搞计划经济原始积累，是成功的。积累任务完成以后，邓小平假设没敌人，搞改革开放也是成功了，为什么成功？假设符合了实际。开始是假设，过了三十年真是这么回事儿，用实践来证明。

问题是领袖人物在开始时，只能冒着风险做一个假设。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科学没有预测功能。假设三十年外部环境是什么？用经济融合，市场交易，消除中国战略产业，能不能赢来国际安全承诺，这是一种假设，要假设错了，台湾真独立了，就逼得我们国内到分裂的边缘。主战派和主和派自己先打起来了。现在许多人在欢，要把台湾打烂，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大话，因为心里认为不会独立，没有准备的。真出事儿就慌了。预测不出来，老是觉得国民党赢。多少个民意调查没有用。我不做这种预测，一直认为是绿方赢，他们说我没有科学根据，我说你科学没有能力预测，只是一种假设。

我为什么假设绿赢？因为我希望它赢。我们就有理由打了。我的办法就是封锁，很简单。用我的办法，反腐败一年，封锁十年，中国崛起。一封锁他们全完，就是中国不完，这是中华民族最雄厚的基础。不知道这点就枉做精英。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在什么地方，就不能在国际角逐中发挥优势，去打别人劣势。现在用劣势对人家优势，还告诉大家优势互补。竞争本质不是互补，没有双赢，有双赢为什么这么多企业兼并破产？竞争是一个打倒一个。而且弱者可以抵抗强者，变成强者。

我们学毛泽东思想，讲中国文化就是这个以弱胜强的文化。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没有什么绝对的强弱。水以柔克刚。弱者就不能抵抗强者了？在中国文化里面没有这一条，相生相克。谁是最强的啊，最弱的可以胜最强的。中国人这些年不信，中了毒。

现在恐怖主义出来了，就是最弱的制约最强的。什么强者？高等动物有一个致命弱点，强到自己生不出孩子来，就濒临灭绝了。水能胜火，是中国传统文化，通过长期持久斗争，一辈子几辈子的竞争，以弱变强，想办法在长期竞争中，制造局部和某时刻的优势，打倒对方。

毛泽东选集，日本人打来了怎么办，速胜是错的，亡国也是错的，打日本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我到解放军那讲课，推荐他们看毛泽东论持久战，长期封锁，把中国劣势变成强势。因为中国有农民，可以回乡分地。发达国家都不可能，因为他们没有农民了。在市场经济确立之后，发达国家先进，中国落后。但是一封锁全部颠倒过来。中国落后的，可以变成先进的。中国崛起就必须有这一场斗争。可以不占领台湾不伤平民，就封锁马六甲海峡。

海军敢不敢拉出来，和日本在钓鱼岛打？一打就老实了，台湾绝对不敢独立。打日本是给台湾看的。毛泽东打仗就是给你看，我想打你但我不打你，我打他。（全场大笑）

真正的战略家都是这样，打这个给那个瞧的。美国用两颗原子弹打谁？打日本？你们又没反应了。日本已经完了，打日本给谁看？给苏联和中国看的。美国的核讹诈。德国日本败了，我是霸主，我借机找一个道德最差的人打。（笑）不可能打别的人，就找日本打，告诉苏联中国我是霸主，你们老实点，我有大炸弹，关键是我敢用。我们现在不仅比不上毛泽东，也比不上杜鲁门，有些中国人恨毛泽东，你不是崇拜美国嘛，美国是怎么打仗啊，杜鲁门怎么用原子弹，不是一样嘛。想当超级大国，没有这个狠劲当得了吗。杜鲁门结果装傻，说不知道军方的事儿。军方制造武器就是用的，那没有什么，制造武器，我们造炸弹，就是用炸弹的，这没有问题。记者说，你的炸弹也太大了。而且打的不是军人是平民。杜鲁门说是吗？我回去查查吧。又过了二十天又打了一个。日本投降了，美国说，以后大家都不许打。是不是这样？（大笑）

想中国崛起，你看不上毛泽东，跟美国人学学也行，原来我们说美国是老爷兵，少爷兵，怕死是美国人的致命伤，于是他们致力于发展高科技武器，在海湾战争中一战成功。现在，最爱打仗的是美国人。美国人称霸，根本就是靠这个，每届总统都打，这叫政绩。不打仗不能上台，也下不了台。第二点仗争取打到海外，就是在世界找一个地方打。最大效果就是，美国成为安全的投资场所，因为所有仗都打不到他那里，资本就去了。还可以用军事工业带动高科技发展。这就是美国经验，你学不学？讲美国经验，美国经验是什么经验，是自由贸易吗？不是。就是二话不说，先打了再说。打了说对不起，打大使馆说对不起，人家就敢动手。中国人怎么不敢动手？经济繁荣了，丧失了毛泽东时代精神。当年毛泽东在，蒋介石搞不过我们。现在解放军主战派开始说我们老被动，让台独玩弄，要掌握主动权。是不是主动练一下？我说那太好了，赶快来。他们说千万不能过火，不能失控。我说没关系，先练起来再说。（全场鼓掌，大笑）

毛泽东的时候就主动。蒋介石两个军舰老侵犯我们，有七个美国军舰护航，我们没有海军，快艇开不出去。有一次他们军舰开近了，毛泽东指示，只打蒋舰，不打美舰。打一上午，击沉两艘蒋介石军舰，我们的潜艇有受伤的，好像没有沉没的。美国七个护航的，我们没打他，他也没管，看热闹。（大笑）

这就启发了我，要有强大潜艇部队，航空母舰造不造无所谓，太费钱，少造一个航空母舰，多造几百个潜艇，可以打油轮，封锁住，让全亚洲经济下降。很简单的事儿，有什么了不起的。

由于缺乏安全观念，中国只存了 20天石油，却存了 6000 亿美圆外汇，八十八以为有钱就能买到一切？ 2004年石油价格从28 美圆涨到 55美圆，开安全会议时候中石化总经理还说，会回落到均衡价格 25---35 美圆。什么是均衡价格？他们都是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出来的，都是均衡论。结果今年没有下降，铁矿石又涨了70%。这是全世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也有垄断的因素，和西方国家阻止中国发展的因素。

去年说台独真的迫在眉睫了，要做军事斗争准备。问题是存20天石油能打仗吗，十年前我就说多存点。即使没有台独，汽车发展这么快，早就应该存石油，经济增长这么快没法持续。

不一定着急统一台湾，即使他们独立，我们可以用封锁办法，也没有必要把台湾打烂。根本是要有长期战略，中国必须控制马六甲海峡，国家统一是表面说法，实际上背后是马六甲海峡，不能够让日本台湾美国的势力控制，控制不住中国没法崛起。什么和平崛起啊？无论国家制度好不好，我们中国，想发展崛起，三个安全点是：第一阿富汗，巴基斯坦。大量人口进新疆，住下来，和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搞好关系，这是中国西部战略。西藏是中国的水源，新疆是石油源，这是西部。在中国的西部安全范围之内，不能美国势力控制。美国以反恐为借口进入阿富汗，对我们安全是非常大的威胁。

北边是朝鲜半岛，决不能让美国和日本打掉朝鲜。先看今年下半年，美国联合以色列，先打伊朗。这边跟朝鲜谈判，现在毫无进展，朝鲜制度好不好另说，这支军队对日本形成最大的制约。中国经济学主流派老说朝鲜制度不好，这是他们内政，关键是能帮助制约日本。这是关键，这是地缘政治，和平主义吃迷混药吃多了，就没有战略思维。

当年抗美援朝为什么要去？我们解放军是打出了国境，像大国的样，打仗不能等别人打过来，应该主动出击。历史上毛泽东时期，朝鲜，越南，印度，三仗都是在边境或者境外打的，都赢了。现在经过三十年和平发展，弄得肥头大耳，没有尚武精神，不像一个男子汉样，我就看不惯（掌声），有什么害怕的，你害怕他就不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