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议事规则制度（共8篇）
篇1：党内议事规则制度
江油市世纪奥桥小学“三重一大”制度
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的制度（以下简称“三重一大”制度），推动学校领导班子民主、规范决策，提高科学决策水平，为学校的发展提供制度保证，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三重一大”事项的主要内容
（一）重大事项决策。凡涉及学校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均属于重大事项决策的范围，主要内容包括：
1.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的贯彻和落实；
2.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问题； 3.学校发展规划的确定和调整； 4.学校学期工作计划的确定和调整； 5.学校决算、预算的制定和调整；
6.涉及学校全局的重大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的制定；
7.师资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学生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相关政策；
8.学校招生计划和工作；
9.学校党政、教学、科研、教辅机构的设置和调整； 10.全校性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除；
11.学校先进个人、集体评选和全校性的奖惩事项；
12.教职工工资福利、医疗、休养、职称、聘用合同等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
13.重大人身伤亡、责任事故、突发事件的处理； 14.学校对外重要合作和交流事项； 15.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建设；
16.学校领导班子认为应当集体研究决定的其他重要问题。
（二）重要人事任免
1.中层以上干部、年级组长、教研组长的任免； 2.校级、中层后备干部推荐、选拔； 3.学校职称评审委员会负责人和成员的任免。
（三）重要项目安排
1.未列入预算的基本建设项目、校园整修及房屋修缮项目、大宗物资及设备采购等；
2.对外合作交流的重大项目的支出。
（四）大额度资金的使用。未列入预算单项支出在2000元以上的资金款项。
二、集体决策的机制和程序
（一）集体决策机制和分工。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全面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对重大问题，通过校务会议行使决策权。
（二）参与集体决策的范围。出席校务会议的成员为校长、书记、副校长、副书记、工会主席，根据工作需要，由校长或书记确定，可以邀请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在讨论相关议题时列席会议。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无法召开校务会议，由校长审核决定，但事后应及时召开校务会议予以确认。
（三）民主决策程序。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凡属“三重一大”事项，在提交校务会议决策之前，要经过必要的民主程序论证。应交教代会审议通过的重要事项，在校务会议或行政会议决策之前要提交教代会审议通过。其他“三重一大”事项，在校务会议决策之前，要依照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规定的程序，广泛调查研究，充分听取群众和专家意见深入进行论证和协调。
三、集体决策议事规则
（一）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要求，决定重大事项，实行校长负责制，采用集体议事，并以会议决定形式体现集体意志，不以传阅、会签或个别征求意见等形式代替集体议事和会议决定，充分听取与会人员意见，确保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
（二）凡需校务会议决策的事项，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其他形式替代。
（三）校务会议出席人数达到或超过应出席人数的1/2，会议表决有效。如有重大议题或重要人事任免，出席人数需达到或超过应出席人数的2/3，会议方可举行。（（四）会议要严格按照预定议题进行，一般不能临时动议议题或表决事项，特别是不能临时动议重大议题或重要人事任免事项。
（五）集体决策议决事项，一般应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于带有实质性的有争议事项，如无时限要求，一般应推迟议决，重新调研，待意见成熟后，再提交会议议决。
（六）“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的情况，包括决策参与人、决策事项、决策过程、决策结论等，要以会议通知、议程、记录、纪要、决定、备忘录等形式留下文字性资料，并存档备查。
（七）校务公开。对校务会议决定的重大事项，除涉密事项外，都应采用适当的形式向全校公开。
篇2：党内议事规则制度
（待审议）
为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规范和监督内蒙古商会领导集体的决策行为，增强领导集体的团结和廉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根据党的有关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结合商会实际，制定本规则。
一、商会领导集体研究决定重大问题，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实行集体议事，并以会议表决形式体现领导集体的意志，不得以传阅会签或个别征求意见等形式代替集体议事和会议表决。
二、商会议事会议有：理事会、会长办公会、常务副会长办公会、专题办公会议。
三、须经理事会、会长办公会、常务副会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
1、学习、贯彻落实常中央、国务院和上级主管部门重要会议、文件精神和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的意见和措施；
2、员工队伍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纪检监察工作目标任务、措施的制订、重大违纪案件的处理；
3、商会领导集体成员分工及调整；
4、商会10万元以上的投资或支出；其它须经会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
四、经秘书处办公会议集体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
1、商会秘书处各项规章制度的建立、修订和完善；
2、秘书处重大活动的部署和安排；
3、工作计划和总结；
4、财务预、决算及审计，资产的运行管理；
5、员工职工的工资、福利；
6、聘用人员的招聘、调配、辞退及工资福利待遇；
7、其它须由秘书长办公会议决定的事项。
五、专题办公会议是指为研究解决工作中的某个或几个专项问题而由会长或秘书长主持召开的办公会议。
六、理事会、会长办公会、常务副会长办公会议研究重大问题，按下述程序进行：
1、会前协调。研究重大问题的会议不得搞临时动议。议题应在相关领导集体成员之间作会前协调，然后由领导集体主要负责人决定是否上会；
2、准备材料。由分管领导组织有关部门准备规范化的上会材料；
3、提前通知。会议通知（含议题及有关材料）须至少提前1个工作日书面送达应到会人员。确实无法书面送达的，应设法用电话或其它形式通知；
4、充分讨论。会议由主要负责人主持。先由分管领导或相关部门介绍上会材料，然后安排足够的时间对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讨论时，主要负责人不应先发表意见，须听取其它领导集体成员的意见后再表明自己的态度。因故未到会的领导集体成员的意见，可用书面形式在会上表达；
5、逐项表决。会议由主持人视讨论情况决定可否进入表决程序。意见比较一致时，可进行表决；持赞成与反对意见（含未处置），事后及时向会长到会领导成员的书面意见的人数相近时，可暂缓表决，留待下次会议讨论；
6、会议实行逐项表决。表决一般采用记名形式，须将每位成员的表决意见记录在案，以示负责；
7、决策。商会会议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赞成票超过应到会领导集体成员的半数 1 为通过。会长办公会议表决结果作为参考，由会长最后决定；
8、形成文件或纪要。经领导集体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应形成文件纪要。
七、专题办公会议的召开由分管领导提请会长决定。会前分管领导应组织有关部门准备好汇报材料。专题办公会议由商会会长主持，先由分管领导或有关部门汇报情况后，会长充分征求意见作最后决策。
八、议事记录。商会会议、会长办公会议和专题办公会议由秘书处秘书记录，以存档备查。
九、商会重大问题不按本规则形成决定的，应即予以纠正，重新议事。
篇3：党内议事规则制度
一、高校党委和行政议事决策制度的重要性
高校“党委和行政议事决策制度”,主要是指党委常委会(全委会)议事规则和校长办公会(校务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两个规则”)。这两个规则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能否落到实处的重要载体和关键所在。
从依法办学上看,两个规则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高校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教育领域最核心、最本质的要求就是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高校的根本领导体制,两个规则是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制度层面上的集中体现。《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意见》辟出专门一章为“健全党委与行政议事决策制度”,重点对两个规则做出规定,可见对两个规则的重视程度。
从实践上看,两个规则的作用发挥还有待进一步彰显。事实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近些年来高校办学实践和高教研究领域的一个持续性话题。在中国知网上分别以“篇名”“主题”和“全文”查询“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分别有270篇、372篇和9415篇文章 (截至2014年10月17日 ), 通过“发表年度”查看每一年发表的论文数量, 可以看出,自1998年《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实行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来的十几年间,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论文专门讨论或涉及该问题,数量上总体呈现出一种稳中有升的趋势,这说明该问题受到多年持续关注,至今不减。但已发表论文主要在“论”体制的优势,“讲”完善的道理 ,“谈”宏观的原则 ,缺乏制度上具体操作的内容,尤其是针对两个规则如何切实发挥作用论及不多。
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拟从操作层面———聚焦于两个规则的完善,来探讨如何更好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二、“两个规则”存在的问题与完善思路
(一)主要问题:“割裂”现象突出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必须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这也就意味着两个规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但《高等教育法》《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已有的法律法规,在对党委职责和校长职责的规定中,并没有明确将它们连接为“有机整体”,即党委的职责中没有出现校长或校长办公会的字样,校长的职责中也没有提及党委或党委常委会,有的只是“党委统一领导学校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支持校长依法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等宏观定调。在最近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意见》中,首次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校长办公会议或校务会议是学校行政议事决策机构,主要研究提出拟由党委讨论决定的重要事项方案,具体部署落实党委决议的有关措施……”,但这里“研究提出拟由党委讨论决定的重要事项方案”仍显笼统。正是由于法律法规长期以来没有在两者“有机整体”关系上做出明确规定,存在“割裂”现象,使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实际落实中依不同理解而出现不同效果。
调研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面的问题。笔者通过电话问询、实地走访和网上查询等方式,调研了全国40所教育部直属高校 (20所“985高校”、20所“211高校”)两个规则的建设情况。结果显示,调研高校100%制订了两个规则,45%的高校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分别制订两个规则,主要是由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分别制订或牵头制订;55%的高校由一个单位制订或牵头制订,主要在学校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合并组建)。87.5%的高校,两个规则制订或修订的时间不完全同步,97.5%的高校在两个规则的框架和文字表述上不统一,在内容上没有严格照应。
以N大学为例。学校党委常委会工作规则和校长办公会议事规则分别于2005年和1999年制订。如果分别来看,两个规则都自成体系,除了个别内容有些陈旧, 与现行的法规和文件内容不相符合之外,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把两者对比来看,就会发现,党委常委会的职责与校长办公会的职责都列了数条,彼此之间有重复和交叉,甚至有矛盾,语义模糊,界定不清。可以想见,这样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落实到位。
调查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两个规则在各高校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存在“割裂”问题。两个规则的核心内容是党委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的议事范围,许多高校议事范围的规定失之于“粗放”,都是把有关法律法规条款照搬照抄,而前后几次法律法规条款在内容和表述上不完全相同,所以“照搬照抄”哪一个版本的都有;职责的规定也失之于“割裂”,没有挖掘党委和校长两者职责的内在关联,在内容上没有严格照应,在规则框架和文字表述上不统一。这样,两个规则就不能认为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下的两个“有机的”支撑规则。
(二)完善的基本思路:分立不分割
党委工作和行政工作是高校内部相对独立的两大块工作, 高校内部存在着差异比较显著的两个系统———党委系统和行政系统,两个规则分别对应于两个系统的工作,因此分立是合理的。但分立不能分裂,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即关联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体制。党委与行政的职能要明确,责任要分清。分立的目的是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但工作中协调配合更重要,学校的重要工作都需要党委与行政密切配合[3]。这决定了两者决策范围具有必然的交叉性,议事程序具有紧密的连贯性。“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能够富有成效的关键,也是指导“健全党委与行政议事决策制度”的基本原则。
基于上述认识,建设和完善两个规则的基本思路是:统筹两者,协调一致,分立不分割。第一,内容上照应, 主要是指两个规则在职责交叉部分应相互照应,在议事程序上应紧密衔接。第二,框架上统一,两个规则整体上具有相似性,所以在框架上可以统一,比如,都可包括规则依据、议事范围、成员构成、议事程序、会务、监督约束机制等条款。这种形式上的统一也是为了体现两者作为一个整体的照应性。第三,表述上一致, 即在一些相同的内容和程序上做到表述一致,否则,可能会带来多种理解,客观上造成规则在认识和执行上的较多障碍。
三、“两个规则”完善的具体建议
两个规则最为核心的有三个要素, 即议事范围(“做什么”)、议事人员 (“谁来做”)、议事程序 (“怎么做”)。其中“议事程序”在有关文件中已经规定得比较明确,这里讨论前两个要素。
(一)议事范围:分为三类,相互对应
党委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的议事范围,在法律法规上的直接依据主要有3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8年)、《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2010年)、《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2014年)。此外,其他规章制度的间接性规定,尽管里面并没有直接规定相关内容,但通过分析, 可以认为有些内容应是两个规则的议事范围,比如《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直属高校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教监〔2011〕7号)、《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教育部令第32号,2011年)、《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教育部令第35号,2014年 )、《普通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教育部令第37号,2014年)等。
高校在制订两个规则时,需要对法律法规规定的或宏观或综合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可以从对上级、对对方(党委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之间)、对自身三个层面,将议事范围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学习、贯彻、落实法律法规和上级精神。这一部分直接体现公立大学与国家意志的密切关系,涉及诸多大学与外部的关系和事务。两个规则都应有这方面的内容,只是两者分别侧重贯彻落实“上级党委”和“上级行政”两方面内容。
第二类:两者共同讨论或决策的事项。是指校长办公会需要拟定、提出报请党委常委会决定或教代会审议的有关重要事项,而相应地,党委常委会需要研究决定校长办公会提交审议的重要事项。这两者应该严格对应。这部分是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关键内容,也是现实中容易出现偏差的地方。
第三类: 两者分别决定自身可以独立决策的内容。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学校行政工作的重要事项;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学校党务工作的重要事项。
上面三类议事范围最受关注的是第二类共同讨论或决策的事项。不同的法律法规对这一类事项有不同程度的规定,且并不严格对应。 (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2014年出台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对党委和校长职责的交叉部分规定得最为详细,但也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只是从字面上可以分析出,校长“组织拟订”的事项,必然要党委最终“讨论决定”。
根据上述思路和法律法规的有关内容,可以将两个规则的议事范围和具体议事事项分成三类。 (见表2) 表2中的各条款具体内容主要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当然,每一所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校情、传统和未来发展需要,增加一些新的条款。
这样把党委和校长讨论决策的事项根据议事的性质和权限划分为三类,既体现了举办者的利益(落实上级精神), 又体现了党委和校长的共同职责部分(相同议题 ,不同权责 )以及相对独立职责部分 (分别相对独立决策)。
(二)议事人员:扩大范围,兼顾效率
党委常委会议事人员就是常委,不是常委的行政领导班子成员可根据议题列席会议,这在各校都是一致的。但校长办公会的议事人员,各校有较大差异。
调研的40所高校的校长办公会或校务会议的固定参加人员(包括正式成员和列席人员)组成情况见表3。
实际情况比上述统计还要复杂些,固定参会人员往往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和具体个人情况而定,几乎一校一样;此外,在固定参会人员中,正式成员与列席成员的规定也有差别。但从复杂情况中还是能够找到规律,即两种极端情况是:“简版”的只是行政班子的成员参会,“全版”的是党、政班子成员加上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都参会,其他情况是在这两种情况的中间状态的“繁版”。上面的统计没有计算比例,只是列出典型学校,原因也在于此。但总体来看,“简版”的学校较少,而“繁版”和“全版”的学校占大多数。
注:以上调研情况依据各校两个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对此的规定是:“(校长办公会)会议成员一般为学校行政领导班子成员。党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等可视议题情况参加会议。”可见规定的是“简版”,但实践中多数学校是“繁版”和“全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尽管文本表述上看似两个议事队伍, 实际上人员多数重复。党委常委会的正式成员是7~11人的常委,包括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校长办公会的正式成员是校长和行政副职,校长助理等,一般党委书记也会参会。这样,如果按照“简版”的规定,校长办公会也只相当于2~3名常委没有参会 (一般包括一名副书记、一名纪委书记,有的学校常委为组织部长或党办主任等)。这少部分常委没有参加校长办公会,就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因为许多时候,校长办公会的议事事项与党委常委会的议事事项之间难以有一个“泾渭分明”的界线,尽管已经做了大致的区别,包括笔者上面的三类划分,但诸如“重要事项”“基本制度”“重要政策”“重大举措”等字眼, 何为重要、基本、重大,依然会把规定的界限模糊掉。还有,字面上一方是“做出决定”,一方是“部署落实”,看似清晰明了,“以校长为核心的行政管理系统是党委决策的贯彻执行者,主要职责是在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等方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规定、命令、布置、检查、督促等方式将党委意图、决策部署落到实处。”[6]但在实际工作中,“部署落实”中涉及“做出决定”,“做出决定”中伴有“部署落实”,大事情的“部署落实”可能比小事情的“做出决定”还要重要。所以,如果只是机械地把常委会定性为“做出决定”,把校长办公会定性为“部署落实”,在实践中恐怕行不通。实践的复杂性决定了文本上的界限清晰并不等于完事大吉。在这样界限难以完全清晰的事实面前,如果校长办公会的参会人员覆盖面不够, 没有覆盖所有学校党政领导,那么一些客观上重要事项的决策,部分领导就没有参与其中,不利于在领导层保持政策信息畅通,认识一致,和谐融洽。正基于此,很多学校在校长办公会的参会人员上往往覆盖了常委会的人员。
所以,确定参会人员的范围,主要应有两方面考虑:一是从实际出发,有利于学校领导层形成共识。职责在字面上划分得再清楚,实施中也不能避免彼此之间的模糊地带。如果参会的人员覆盖面较大,就能够弥补对职责划分和理解不同可能带来的问题。二是从效果出发,有利于提高会议效率。会议规模太大会导致效率较低,所以,会议规模应适中,可适当减少职能部门人员作为固定人员参会,职能部门人员可通过校务公开等方式了解学校层面的决策。笔者建议可采用表3中的第三种情况,即行政班子+党委常委的人员组成模式。当然,各校应依各自的实际情况确定。
四、小结
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大的框架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党委和校长两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合力,对于推进学校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建设,制度层面与人的层面。制度建设和依法治理是基础,只有增强制度的科学合理性和执行力,才能保证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在制度和人的相对关系上,制度建设在当前显得更为根本和重要。当然,制度需要人去执行,人的因素同样不可低估[7]。党政一把手的相互理解、密切配合,班子成员间的支持协调是落实这一体制所必不可少的,治理终究需要“礼法合治”。
仅从制度建设的层面上看,目前高校两个规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统筹考虑,缺乏衔接对应,存在“割裂”现象。加强统筹协调是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重要基础和基本途径,也是完善和实施两个规则的基本思路和重要保障。具体落实到两个规则上,就是要内容上照应,表述上一致,框架上统一。特别是在议事范围交叉的部分,要尽量界定清楚,减少模糊地带,清晰议事程序。当然,议事范围很难做到完全界定清楚, 在议事人员的规定上可适当扩大范围,以弥补因议事范围不清、决策者参与决策程度不同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摘要：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从制度层面上规范完善党委常委会(全委会)和校长办公会(校务会)议事规则,更好地发挥党委和校长两方面的积极性和协同性,对于推进学校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调查结果看,目前高校“两个规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统筹考虑,衔接对应,存在“割裂”现象。“加强统筹协调”是完善两个规则的基本思路。在议事范围方面,党委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可分别划分为“对上级落实要求、与对方共同议事、对自身独立决策”三类事项,两个规则可内容对应、表述统一;在议事人员方面可适当扩大范围,兼顾议事效率。
篇4：议事规则：让民主“运转起来”
一身浅灰色休闲西服，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袁天鹏看上去像个30多岁的职业经理人。
《中国新闻周刊》上一次采访他是2010年10月。彼时，他在安徽阜阳南塘村实践推行“罗伯特议事规则”， 为他赢得“卖萝卜的人”的雅号。两年之后，这一规则和他最初的实践行动，集结成畅销书《可操作的民主》，不仅被引入中国顶级企业家圈子，甚至影响了多个地方政府管理部门。
“中国人不喜欢使用规则的习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这是袁天鹏2003年回国时对开会的体验。
这和他在国外接受的议事精神完全相悖。在现代社会，开会议事需要遵循一定之规，用以保证公平和效率。由亨利·马丁·罗伯特撰写的《议事规则袖珍手册》中首倡并以其命名的议事规则，是在洞彻人性的基础上，精心琢磨设计的一套开会议事规则，力图通过对细节的精致完美的设计，最大化实现开会议事的公平与效率。
实际上，1876年出版的这本小册子，经过130多年的研究與修订，已经集结成了一本厚重庄严的“法典”。它为美国带来了议事规则的和谐与稳定，成为民主和法治的基础，成为了常识、习惯和风俗。
作为美国议事专家协会的首位中国会员，袁天鹏在电信行业摸爬滚打了三年之后，丢下计算机专业，开始一门心思在中国推行这套“罗伯特议事规则”。在袁天鹏看来，中国基层自治试验20多年了，但很多人还不懂得如何开会、如何议事，而“中国今天的发展变化对议事规则提出了强烈的诉求”。
他说，在一个民主“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良”的土壤里，推销理性和民主思维是一件“技术活”，需要耐心，技巧，坚持，有时是一点点运气。
“萝卜规则”的最近一个“买家”，是2012年10月，一家名为“正和岛”的企业家SNS网站里，一群青年企业家自发组织的读书会“一起读”。
“一起读”的目标很具体：用一年时间将600多页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啃下来，最终将其用于各自的企业或组织，在规则和人情世故的碰撞中，向民主和理性前行一步。
袁天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觉得这个主意挺怪异的，不容易实现。
然而“一起读”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两三个月后，便从六七个人“一起读”增加到三十余人，并计划在参与者掌控的企业中选择一个，作为“试验田”开展实践。这也给了袁天鹏信心，他希望可以借此机会，开发出“萝卜规则”的企业版本。
政府的兴趣
最鼓舞人心的，大概要算来自庙堂之上的响应。
十七大以来，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等一系列方针措施逐步落实。浙江温岭的“乡村民主恳谈会”，成都、贵州等地的“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在基层政府主导下的基层民主的有益尝试并不鲜见。
在这样的背景下，袁天鹏与寇延丁合作，在2012年4月推出《可操作的民主》一书，立刻引起了许多地方政府对“萝卜规则”的兴趣。深圳市罗湖区社工委就是其中之一。
在找袁天鹏之前，社工委已经在文华社区进行了居民代表“楼长”普选，用社工委主任吕毅的话说，“首先，这些人（居民代表）要真的是居民选出来的。”
当地计划，未来的居委会将由这些普选出的楼长选举产生。
有人说这是搞间接选举，但袁天鹏认为，“不认识候选人，再怎么直选，那不都还是假的嘛。”
“自治，必须有资源可治。”行政主导社区治理的老路下，每年投入大量资源，却并不能收获居民的认可；但如果将这笔投资“打个包”，由居民自己决定这笔钱如何采购各种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的成效会立即显现。
“有兴趣并不等同于推进基层民主的真诚意愿。” 袁天鹏说，并非所有地方官员的想法都一样，他同北京市朝阳区某街道办事处的合作就不是一帆风顺。
接洽之初，该区街道方面想通过引进“萝卜规则”来解决社区内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经过接触，袁天鹏发觉，在这些街道干部眼里，罗伯特议事规则只是一个“处理麻烦的工具”，他们也没有系统推进的打算，袁天鹏犹豫起来。
“很多基层官员一看到‘可操作的民主，觉得这个好啊，可他内心想的却是‘可操纵的民主。”
但这并没有影响袁天鹏对未来的乐观，他说：“我不觉得我们要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我更希望以成功的案例告诉大家，需要构建起哪些元素，才能让民主运转起来。”
妥协也是一种民主
并不是所有人都持支持与赞赏的态度。“罗伯特规则是伪民主，推广者全都是不安好心。”这样的指责，也曾传入袁天鹏耳中。
“即使只是给了一部分权力，框定了范围，这也不能说是欺骗。”基层从无权到有权自治，这本身即是进步。这一进步本身也是对自治能力的培养，学会如何按程序主张自身的权利，学会如何团结起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是极其重要的。
袁天鹏认为，一步到位地向基层放权，并不是好事，“基层有能力捡得起来么？”如果答案是没有，则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上面不敢放权，下面没有能力“捡权”。
于袁天鹏而言，这并非仅是学理上的判断，还包含了在西安欧亚学院推进学生自治的实践观察和经验。
学生自治组织制度架构并不困难。按照立法、执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学生自治组织设立了议会、执行会和监察会。但运作过程中，却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现象——所有被选上来的学生，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自治”，议会中的学生代表享有制定规则的权力，却开始抱怨“闷在小屋子里开会”比不上执行会做活动的风光。
没有人认识到立法者的重要性，袁天鹏对此见怪不怪。“就像很多官员一样，GDP是最重要的，业绩最重要，搞制度建设有什么价值呢？”
而到了出现矛盾的时候，“中国人不会讨论”的判断再一次应验。
一次，议会在职权范围内，根据多数“议员”的判断，否决了执行会提交的一位部长的任命，执行会“马上就跳起来了”质问议会：“你们这是代表人民投票，还是为了一己私利滥用职权？”但在罗伯特议事规则中，绕过动议本身去质疑对方的动机是不允许的。
在袁天鹏看来，这是中国社会缺乏“妥协思维”而处处充斥“斗争思维”的结果，“既不懂在民主议事过程中要博弈，也不知道相互理解”。袁天鹏认为，有序的、渐进的放权和争权，才是真正可行的路径。在他的理解中，治理权力的放与不放，这个过程本身就饱含着博弈与妥协的艺术。
“燃灯者”
会场之上袁天鹏常利用“妥协”达到民主，但是面对“江湖游戏”，他一直拒绝妥协。不知是否与此有关，尽管他希望“用微弱的火光，聚起越来越多的同行者”，但他至今也没组织起自己的团队。
“很多志愿者希望能帮我一起推广，但承诺能够做事的还不多。”
但对于自己所倡导的“议学”，袁天鹏有着工程师对自己技术一般的自信，“这是我的事业，我绝对看好它的发展。”
袁天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得益于多年推进基层民主的实践，他的研究早已不仅局限在议事规则的技术层面，而是指向一个非常重要但并未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如何让民主运转起来。”
政治生活中，并非每个人都拥护规则，选举出的代表也是一样。多数人认同规则而使规则文化占据优势地位，迫使掌握权力者按规则行事，这就是袁天鹏眼中民主制约权力的原理。
“这些东西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目中，如果人的内心不相信规则，再好的宪法和司法系统都实现不了我们所期待的民主制度。”
篇5：农民专业合作社议事规则制度
议事规则制度
一、本社按照“成员（代表）大会决策、理事会执行、监事会监督、成员团结合作”的民主管理机制运行。
二、社员（代表）大会按照章程规定召集和主持召开，其选举、决议、表决必须在充分酝酿讨论的基础上，根据其内容，按照充分发扬民主的原则，采取举手通过、举手表决、票选票决方式民主进行。
三、理事会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民主集中制；理事会由理事长主持在其职权范围内研究决定事务，制订提请成员（代表）审议事项的方案；决定事务需表决的一律采取票决方式进行。
四、监事会由监事长主持（执行监事负责本社的监督），按照章程规定的职责，研究制订对理事会及其成员、经营管理人员、合作社成员进行监督检查的办法和方案，提出质询建议内容、方式和答复要求。监事会（执行监事）书面提出质疑问题的同时，有权书面通知停止所质疑对象的此类行为，当答复通过后方才解除；质疑对象答复解释说明不清，或者拒不整改的，根据质疑问题的大小和质疑对象的不同，通过提请理事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表决解决。
篇6：党内议事规则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遵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及《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等法律规章，结合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学校”）的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共中国科学院大学委员会（简称“学校党委”）是学校的领导核心，履行党章等规定的各项职责，把握学校发展方向，决定学校重大问题，监督重大决议执行，支持校长依法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保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各项任务完成。校长是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在学校党委领导下，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组织实施学校党委有关决议，行使高等教育法等规定的各项职权，全面负责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
第二章
会议制度
第三条 学校党政会议主要包括：党委会、党委书记碰头会、校长办公会、党政联席会、党委中心组学习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第四条 党委会主要对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和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事项作出决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程序推荐、提名、决定任免干部。党委会由党委书记召集并主持，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经党委书记提议，可临时召开。不是党委委员的行政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办公室（简称“党办”）主任可列席会议。
第五条
党委书记碰头会主要对拟提请党委会审议的重要工作事项进行讨论，形成一致意见后再提交党委会审议。党委书记碰头会成员由党委书记、党委常务副书记、党委副书记组成，由党委书记召集并主持，一般在党委会前一周召开。党办主任列席会议。
第六条
校长办公会是学校行政议事决策机构，主要研究处理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具体部署落实党委决议的有关措施，研究提出拟由党委讨论决定的重要事项及建议方案。会议由校长召集并主持，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经校长提议，可临时召开。校长办公会成员由学校行政领导班子成员组成，党委书记、常务副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等可视情况参加会议，校长助理、校办公室（简称“校办”）主任列席会议。
第七条
党政联席会，视工作需要由党委书记和校长商议后决定召开。会议由党委书记和校长共同主持。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为会议的正式成员，校长助理、校办主任、党办主任列席会议。
第八条
党委中心组学习会主要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院党组主要会议、文件精神和有关重大决策部署，紧密结合学校中心工作，集中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专题研讨等。党委中心组学习会成员由学校党员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组成，必要时扩大至中层以上党员干部参加。会议由党委书记或党委书记委托的常务副书记召集和主持，根据党委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进行，每年组织学习活动不少于六次，其中专题学习不少于四次。非党员行政领导班子成员列席会议。
第九条
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是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班子自身建设的组织活动。由党委书记或党委书记委托的常务副书记召集和主持，党员领导班子成员参加，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工作部署，一般每年组织一次。非党员行政领导班子成员列席会议。
第十条
上述会议根据会议议程需要，可要求相关党政部门负责人及有关人员列席会议。涉及党风廉政、监察审计等方面的问题，应邀请学校纪委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第十一条
党办、校办负责相关党政会议的会务工作，并负责议决事项的督办以及执行情况的反馈。第三章
会议议题和方案确定
第十二条
党委会议题由校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提出，党委书记确定。党办一般在党委书记碰头会召开前5个工作日征集党委会议题以及相应的会议材料，并报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审核确定提交需党委书记碰头会讨论的议题；重要事项须经党委书记碰头会讨论并形成一致意见后，方可提交党委会讨论。
第十三条
校长办公会议题由校领导班子成员提出，校长确定。校办一般在校长办公会召开前5个工作日征集议题以及相应的会议材料，报校长审定。
第十四条
党委中心组学习会由党办按照年度学习计划，在会前10个工作日就会议的时间、地点、主题、任务、议程等提出建议方案，经党委常务副书记审核后，报党委书记审定。方案审定后按要求向上级党组织报告。第十五条
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由党办按照上级党组织的工作部署，在会前10个工作日就会议的时间、地点、主题、任务、议程等提出建议方案，经党委常务副书记审核后，报党委书记审定。方案审定后按要求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第十六条
上述会议在提交议题申请的同时，应提交会议材料。提请审议的议题一般应在会议上形成决议，会议材料应包括基本情况介绍、需审议事项以及建议方案等内容。通报议题只需将有关事项通报会议成员周知，会议材料一般只提供通报的主要内容，不应含有议决内容。
第四章
议事规则及会议纪律
第十七条
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党委会和校长办公会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和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第十八条
党委会、党委书记碰头会、党政联席会实行民主集中制，遵循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均必须有半数（含）以上正式成员出席，方可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干部任免等重要事项时，应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员到会方能召开；表决事项时，以超过应到会成员人数的半数同意为通过。
第十九条 校长办公会实行校长负责制，必须有半数（含）以上成员到会方能召开；校长在广泛听取与会人员意见基础上，对讨论研究的事项作出决定。
第二十条
会议应按预定议程进行，一般不得临时动议，尤其不能临时动议重要议题或重要人事任免事项。讨论决定学校重大问题，应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建议方案，经领导班子成员沟通酝酿且无重大分歧后提交会议讨论决定。
第二十一条
加强组织纪律，严格保密制度。除按规定传达及授权传达外，与会人员不得外传有关议事细节及讨论情况，不得发表与会议决定不一致的意见。议题中如有涉及与会人员自身利益，或涉及其直系亲属关系等情况，相关人员须回避。
第五章 会议记录和纪要
第二十二条
会议记录以文字为主，必要时辅以录音、录像。会议记录须完整、详实、规范，准确反映会议结论和发言人的意见。
第二十三条
党办、校办负责依据党委会、党委书记碰头会、党政联席会、校长办公会的会议记录，整理形成会议纪要的初稿。会议纪要的定稿，一般须征求议题相关部门负责人意见，经主管校领导审核并会签后，报送会议主持人签发。会议纪要一般在5个工作日内印发。
第二十四条
党办负责整理形成党委中心组学习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总结报告，经会议主持人审定后，在会议结束10个工作日内向上级党组织报送。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党委会、党委书记碰头会、党政联席会、校长办公会的归档材料一般为内部文件，按内部文件管理要求作为永久档案保管。归档材料的范围，包括会议议程表、会议材料、会议记录、会议纪要，以及会议产生的其他文件。
第二十六条
会议归档材料的查阅，应由相关工作的主管校领导或校办、党办主任审批，并按档案查阅程序办理。
第二十七条
本规则由校办、党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篇7：党内议事规则制度
一、政务管理制度：
1、议事制度：
认真执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基本制度，实行集体决策和领导分工负责制。对事关全局的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然后分头落实。领导班子研究重大问题，要按照会前调研、会前协调、会议准备、讨论、表决的程序进行。重大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来不及集体议事及会议表决的，领导集体成员可临机处置，事后应及时向领导集体报告。
2、会议制度：
（1）党委会：由党委书记或副书记主持召开，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参加（必要时邀请有关人员召开扩大会议），主要是研究、决定全系统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员奖惩、领导聘任等工作；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法规和上级党委下达的工作任务；研究、制定全系统的规化、方案。一般每月召开一次。
（2）局长办公会：由局长或主管副局长主持召开，副局长、工会主席、办公室主任参加（必要时召集有关人员参加）。主要是研究决定全系统的经济指标、经营管理、工作进展和落实情况，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交流通报各项工作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工作计划和方法措施。一般每周一上午召开或视工作需要而定。
（3）局务会：由局长或副局长主持召开，局领导和科室领导成员或有关人员参加。主要研究解决各科室的工作，贯彻落实局党委会和局长办公会以及主管部门下达的工作任务。
（4）企业主任（厂长、经理）工作会议：由党委会、局长办公会决定召开，企业单位一把手参加，主要听取各单位工作汇报，交流经验，解决问题、研究、部署下段工作。分线工作会议由职能科室报经主管局长批准主持召开。一般每月召开一次或视工作需要而定。
（5）机关全体会议：主要是学习、贯彻、落实上级文件、方针政策，落实布置机关工作任务。
上述会议由办公室将或主办科定负责通知。党委会、局长办公会召开前，由办公室将议题经局长审定后印发各位与会人员提前审阅考虑，各科室提交局务会的事宜，事先拿出明确意见，交办公室汇集由局务会决议。
3、请示、报告及审批制度：
各单位向市局请示报告事宜，须按公文格式书面报市局办公室，送交有关会议、领导和科室审批，一般不搞越级请示。
一般请示报告事项按职能分工由科室或主管局长审批。
4、催办、查办及反馈制度：
凡会议决定事项和领导交办事宜，由办公室填写交办单和催办、查办事项登记，分别交有关单位、人员承办。承办单位和人员必须按要求和规定时间办理，并将办理结果反馈到办公室，由办公室填写反馈卡片，送交办领导。
5、印章管理制度：
局行政章、主要领导人手章由办公室专人管理，各科室印章由科长或一名责任人管理，实行用印登记和交接制度。新印章的刻制更换和报废统一由办公室办理。重大事项用印经主管局长批准后方可办理。
二、财务开支审批管理制度：
1、办公费用开支：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由主办科室事先提交预算，报主管局长和局长审批，必要时提交局长办公会研究，审批通过后办理。报销单据由局长、主管局长、经办人三人签字后方可报销。
2、业务招待费、会议费开支：本着廉洁、节约的原则，由经办人事先报纪检书记和局长审批，按有关招待费、会议费标准填写审批卡，凭审批卡安排（参加）会议和就餐。事后经办人凭审批卡和正式报销单据，经审批领导和局长签字后报销，手续不全者不予报销，超出标准部分由经办人自负。机关工作人员下基层一般在企业食堂就餐。
3、向基层收取会议费、管理费：由财务科提出方案，报局长办公会通过后执行。
三、车辆管理制度：
局机关工作用车由办公室调度管理，实行派车通知单制度，司机凭派车通知出车，一般情况下不得超越出车范围和里程，不得私自出车；财务科建立车辆费用开支档案，办公室每月对于出车及费用开支情况进行一次审核，尽力节约开支。车辆维修实行事先报告制度，经局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后维修。
篇8：党内议事规则制度
一、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制度考察概况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强调学院党政分工合作、共同负责、发挥学院领导班子集体在学院建设和发展中重要作用的制度。国家和教育部有关文件对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的地位有明确规定。
2007年《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教党[2007]11号）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党政联席会议制度，院（系）工作中的重要事项，要经过党政联席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研究决定。”[2]
2010年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发[2010]15号）正式规定，高校院（系）级要“通过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和决定本单位重要事项。”[3]
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中办发[2014]55号）再次强调：“加强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集体讨论决定重大事项。”[4]
国家法规政策上已经做出上述规定，那么高校在学院决策制度方面又做出何种规定呢？换言之，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在各高校学院治理中居于何种地位？考察84所高校章程[5]有关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规定情况统计见表1。
调查显示，84高校中有80所在章程中明确了党政联席会议在学院具有决策地位（占95.2%），其中有10所高校明确提出党政联席会议是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占11.9%），说明其他议事机构是位列党政联席会议之下的；有70所高校分别明确提出党政联席会议是学院的决策机构、行政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三重一大”事项和党务政务决策机构、议事决策的主要（基本）形式（共占83.3%），说明党政联席会议与学院其他议事机构可能存在上下或平行的关系。另外，2所高校虽提到党政联席会制度但未明确规定其决策地位（占2.4%);2所高校在章程中未提及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占2.4%）。
二、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制度考察概况
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制度是强调教授在学院学术事务中行使相应职权，发挥教授在学院学术发展中重要作用的制度。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对高校学院层面的学术议事制度没有直接的规定，但有间接的表述：
2014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教育部令第35号）第二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依法设立学术委员会，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并以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同时，第十一条规定：“学术委员会应当根据需要，在院系（学部）设置或者按照学科领域设置学术分委员会，也可以委托基层学术组织承担相应职责。”[6]
上述规定可以认为，学院层面的学术组织与学校学术委员会一样可“承担相关职责”，具体言之，即可统筹行使学院层面的“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这里面也出现了“决策”字样，这与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决策”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为进一步了解高校学院层面学术组织的情况，本研究继续考察84所高校的大学章程，其中有57所高校在大学章程中对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的职权进行了规定。（见表2)
这里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的职权取教育部的“决策”“审议”“评定”“咨询”四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在考察过程中，我们发现各校对“决策”“审议”“评定”“咨询”的含义理解不尽相同。个别学校按照“说了算”和“说了不算”分别对应“决策”和“咨询”两个功能，实际上是把“决策”和“评定”统一归到“决策”中，把“审议”和“咨询”统一归到“咨询”中。也有极个别高校把“审议”理解为“说了算”的“决策”的内容，认为“审议”就是议事的最后环节。从中也可看出，我国高校在相当程度上缺乏精细化的管理理念，缺乏对权力分化和分解的深入思考。为尊重原始文本，这里在统计中暂不做主观分析，采用的办法是：各学校大学章程中有此字样的（指“决策”“审议”“评定”或“咨询”）即为有此方面职权，没有此字样的即为没有此方面职权。
考察的结果是：在57所高校中，有30所高校明确提出学院层面学术组织具有决策职权（占57所高校的52.6%），此外，具有“评定”“审议”和“咨询”职权的高校数量分别为43所、53所和49所，在57所高校中占比分别是75.4%、93.0%和86.0%。
三、学院议事机构之间关系调查与分析
这里重点讨论学院主要议事机构党政联席会与教授（学术）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学院议事机构还包括院长办公会、书记办公会、党总支会议等，但它们的主要职能是具体工作的安排部署，较少涉及重大事项的决策，故这里不做讨论。
单就党政联席会、教授（学术）委员会而言，两者存在两种关系：一是党政联席会是决策机构，而教授（学术）委员会是咨询审议机构，这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关系；二是党政联席会与教授（学术）委员会均为决策机构，在不同领域内行使权力，这是一种分权式的平行关系。上述考察结果已显示，有30所高校的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有决策职能，那么他们与党政联席会的决策职能又有什么关联与区别呢？下面重点考察这30所高校的情况。（见表3)
从调查可以看出，这30所大学都规定了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具有决策职能，其中有27所大学同时规定了党政联席会的决策职能（其他3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只规定了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北京大学没有提及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两者都具有决策职能，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否界定清楚了呢？笔者根据章程文本，将党政联席会与教授（学术）委员会的实际关系分为两类，一类为“界定模糊”（25所高校），另一类为“分工粗放”（5所高校）。所谓“界定模糊”，是指党政联席会与教授（学术）委员会决策的事项很难能够区分开。如《华中师范大学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学院重大事项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决策制度。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讨论决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重要事项。”第四十三条规定：“学院设置学术委员会或者教授委员会作为学院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对学院学术事务的咨询、评定、审议和决策权。”问题是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统筹行使权力的对象“学术事务”包括哪些内容呢？是否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讨论决定的内容呢？很多大学都有类似“说不清楚”的规定内容。所谓“分工粗放”，是指党政联席会与教授（学术）委员会的决策事项看上去是“分工负责”，但实际上很难经得起推敲。如陕西师范大学规定，“党政联席会是学院行政事务最高决策机构”，“学院学术分委员会是学院的最高学术机构”。吉林大学规定，“党政联席会是学院党务政务的决策机构”，“学院学术委员会是学院学术事务的决策机构”。看上去党政联席会与学院学术委员会在职能上是分开的，但学院行政事务、党务政务与学术事务到底如何划分，仍是不清楚的，学院作为高校办学的实体，人才培养、科研、学科、人才队伍建设等到底是行政事务还是学术事务，本身就难以界定清楚，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实中院长与学术组织负责人是同一人还好办，如果是不同的人，就容易造成工作中出现矛盾。所以，这里所谓的“界定模糊”和“分工粗放”的分析，实际上都是指党政联席会与教授（学术）委员会之间没有很好地厘清彼此的职能，只是程度上有差异而已。
除了文本分析外，我们对30所高校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处理彼此关系，进行了电话调研。结果显示，除中国矿业大学有关部门表示该校已经明确学院一级哪些事项在党政联席会决策、哪些事项在教授委员会决策外，其他学校在实际操作中都没有明确划分出党政联席会和教授委员会的决策范围，大都采取由学院在具体问题中灵活处理，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四、基本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全国84所高水平大学的学院主要议事机构职权的梳理，可以看出，目前学院层面主要议事机构的建设已取得了积极进展，不仅教授（学术）委员会组织得到了应有发展，“教授治学”得到了一定体现，而且党政联席会与教授（学术）委员会的职权多数有了规定，这些都为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奠定了较好基础。但也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
第一，学院党政联席会与教授（学术）委员会的职权依然不够清晰。特别是在规定党政联席会与教授（学术）委员会都具有决策职能时，这种不够清晰就更加凸显。如果单独地看，两者的职权似乎都有明确规定，但比较来看，就会发现，两者的决策职权存在着诸多交叉，甚至相互矛盾。几乎所有高校都没有界定清楚党政联席会与教授（学术）委员会的决策职能，这也让我们反思，是不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会不会本来就是一体化的东西，非要分出两份来，让两伙人来各取一份，结果让人不知何去何从了呢？这种“不知何去何从”带来的只能是“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在不同的高校那里，谁“强势”谁就决策，要么党政联席会强势而教授委员会失灵，要么教授委员会决策而党政联席会失灵，造成“制度规定是一套，实际做法是一套”。目前讲“良法善治”，“良法”应是“善治”之基础，如果“法”不够科学，不能够明确清晰，势必直接影响执行，导致执行扭曲变形，而往往现实中又会以“监督执法”的名义检查是否“依法办事”，导致人们不知所措，为规避风险，大行形式主义、虚假盛行。实际上根子还是在“法”本身上，在“上游”，“上游”问题不解决，只能是本末倒置。
第二，上位的法规条例还有待完善。高校基层组织行使职权的依据是上位的法规条例。主要是2014年以教育部令的形式颁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和2010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程》规定了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对学术事项的“决策”“评定”“审议”“咨询”四项职权，这为学院层面的教授（学术）委员会职权定位提供了依据。而《条例》也明确规定高校院（系）级要“通过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和决定本单位重要事项。”在院系层面，重要事项当然包括学术事项，甚至主要是学术事项。也有学校规定党政联席会讨论和决定本单位“三重一大”事项（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而“三重一大”在学院层面也多是学术事项或者关涉学术事项。从上位的法规和条例可以看出，不同的法规、条例强调的价值不同，尚缺乏协调统一。《规程》强调的是“教授治学”，响应近些年来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响应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而《条例》的核心是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体制在学院层面的体现就是“党政联席会”。各自都有关注的重点，都强调某一方面的重要性，但缺少彼此之间的关联，这也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组织需要把各条线贯穿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才能够很好行动。但如果上位法规、条例不能协调统一，基层组织往往会不知何去何从。
根据以上分析，试着提出一点建议，即在高校学院层面，能否试点运行“党政学联席会议制度”，待成熟后全面推开。具体言之，学院党委、行政和学术组织的负责人和若干班子成员共同组成联席会，讨论决定学院重大事项。主要理由是：第一，党政联席会的决策职能与教授（学术）委员会的决策职能都有上位依据，都有现实需要，不可替代，在这样的情况下，统合党政联席会和教授（学术）委员会两者的决策职能，可能要比分而治之更加有效率，更加顺畅和谐。第二，党政联席会的决策事项与教授（学术）委员会的决策事项难以严格区分，院系本质上是学术组织，院系的重大事项几乎都是与学术相关的。做出区别不够科学，不做区别又难以执行，鉴于此，也应该统合两者。第三，符合当前大学治理的趋势。大学由“管理”向“治理”转变，强调的是多元互动，特别是在院系等学术组织层面，更加强调“治理”的理念。“党、政、学”联席，事实上就是强调三者之间的互动，在互动交流中做出决策，会更有利于学院的发展[7]。需要说明的是，“党政学联席会议制度”并不排斥教授（学术）委员会的发展，而是把教授（学术）委员会定位于评定、审议和咨询机构，把决策权交由“党政学联席会议”。这样学院党、政、学三者各有自己的组织，也有一个大平台共商共定学院发展大计。
参考文献
[1]全国“211工程”高校章程全部核准发布[EB/OL].[2016-5-6]http://www.moe.edu.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506/t20150630_191785.html.
[2]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意见[EB/OL].[2016-5-6]http://www.moe.gov.cn/s78/A12/szs_lef/moe_1416/s6628/moe_1417/tnull_22773.html.
[3]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EB/OL].[2016-5-6]http://www.lntzy.com/dgb/llxx/xxcl/2012-03-19/554.html.
[4]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EB/OL].[2016-5-6]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410/t20141015_176026.html.
[5]教育部信息公开专栏/部门规章[EB/OL].[2016-5-6]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xxgk/xxgk_left/info_category_query/.
[6]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EB/OL].[2016-5-6]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1401/t20140129_1639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