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意识

权利意识（共6篇）

篇1：权利意识

当地居民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调查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和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树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守法与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自八五年以来我国普法宣传已经深入基层，法律开始走进并更近的影响人们的生活，在中国不断与世界扩大交流的今天，人们的法律意识状态如何呢？他们的权利意识、法律保护意识和民主意识状况如何呢？就此，本人对居民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进行了一次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调查时间：2010年9月8日――――2010年9月25日

调查地点：郑州市某些公园、街道等

调查内容

通过对居民法律意识现状的社会调查，了解现今我国居民的法律意识状况，通过了解进而加强和增进居民的法律意识，扫除法盲。通过普法工作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进行，使得法律知识在普及，居民的法律意 识在提高，进而使其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对法律保持正确的态度，能够做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

由于法律意识具有复杂、多样的内涵和外延，要想准确把握公民的法律意识的现状及其特征，是比较困难的。这里只对我国公民

法律意识的总体特征，作一些大致评估与分析。

（1）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交织

我国是一个传统法律意识极浓的国家。在传统的法律意识里，法的地位并不高，作用很有限，权利意识很淡薄，人们普遍有一种耻讼、贱讼观念。中国几千年封建意识以及建国后极“左”思想的影响，使公民的法律意识还存在着与时代精神相冲突的若干传统观念相交织的状况，特别是存在法律制度的现代化与法律意识滞后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相当一部分公民仍习惯于按传统观念参于社会生活，评判他人与社会、解决纠纷及维护自身权益、甚至给“权大于法”以相当程度的认可，视法为维护道德的武器，致力于“无讼”来维护社会的安定，特别是封建统治者“言出法随”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存在，给某些公民造成了一种畸形的法律观念，“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这表明，法律权威的削弱和法律观念的动摇成为法制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2）积极态度与消极态度并存

由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在我国居于统治地位，因此，我国公民对现行法律的态度总体上还是积极的。在对现行法律的要求上，他们通过生活实践和普法教育的开展，逐步明确社会主义法律的性质、目的和作用，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对现行法律评价上，尽管多数人的评价是感性的，但他们一般都能肯定法律的价值，而且也能够应用相关法律去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与上述 积极态度相反，由于非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和传统习惯的影响，我国公民又对现行法律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消极态度，表现在他们对相当

一部分法律规范和司法机关持不信任态度，宁愿依赖政策或某些行政职能部门，因而往往把自己置身于现行法律调整对象的被动地位，不懂法也不愿主动去了解、咨询法律，从而用合法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法律赋予给他们的检举、控告权利，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明哲保身，不引火烧身，更有甚者，即使与自己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违法之举，他们也不去检举、控告，有的采取“私了”办法解决，求得“消除”后顾之忧，从这方面讲，普法工作还任重道远。

（3）法律权利意识弱于法律实用意识。

建国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权利意识才刚刚苏醒。首先人们对权利的认识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人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自己应享有的各种权利，越来越多的人们主动参加了普法宣传教育，关注广播、电视、报刊的法制节目，主动接受法律方面的宣传教育。其次，人们对权利的主张要求日益强烈，权利的主张范围在不断扩大。近年来诉诸于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越来越多，这表明人们已习惯于寻求法律援助的救济方式。近年来，关于人格权、身份权、继承权、知识产权等案件的数量增长也表明了权利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但是，我国公民的法律权利意识还存在较多问题，比如：宪法意识弱于部门法意识、民法和经济法意识弱于刑法意识、程序法意识弱于实体法意识等。

建议

结论

篇2：权利意识

所以我们在大学校园里的实地调查，尝试了解在校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水平，希望在调查过程中能帮助在校大学生了解到法律的重要性，并找出可以有效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

而通过这次实践，我增强了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此过程中，我获得了大量的感性认识和许多有价值的新知识，同时学会了把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与接触的实际现象进行对照、比较，把抽象的理论知识逐渐转化为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篇3：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

一、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现状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 目前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现状仍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公民未完全确立法律至上的观念。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社会向所有人全方位地开放, 公民的权利意识迅速增长, 并呈现权利意识逐渐自觉化的状态。但是仅仅有权利意识的自觉化是不够的, 因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而法治的基本要求就是确立法律至上的观念, 树立全社会共同的法律信仰。就现状来看, 我国公民还没有完全确立法律至上的观念, 法律信仰缺失。究其原因, 与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和法律文化有关。古代人民热衷权势, 对法律视若无物, 认为法律不过是当官的人的驭民工具。在现代社会, 这种狭隘的法律思想仍然存在, 阻碍了公民权利的正常实现。主要表现在:一方面, 当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 受传统思想影响, 公民往往采取消极的态度, 认为“息事宁人”才是上策, 这种忍让的背后, 是权利的放弃;另一方面, 一些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 把自己的本职工作, 把应该给群众办的事情当成是对群众的施恩, 认为群众应该对他们感恩戴德。

2. 公民维护权利的能力不强。

当今社会, 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 以及自己的权利主体地位。但是, 日常生活中很多公民不知道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该如何来维护权利, 原因之一是公民自身文化水平的较低。目前, 我国公民的文化水平整体不高。虽然国家大力提倡民主法治建设, 但由于文化水平不高, 很多人并没有完全、充分地理解法律赋予其的权利。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公民, 当其自身权利受到严重侵害时, 这些人可能会采取极端手段来解决问题, 这不仅不能保护其权利, 反而触犯了法律。由此, 受认知、实现能力的限制, 公民对实现自身权利常表现出2种方式:一是不知道如何维护权利或迫于压力不敢去维护权利而选择沉默, 二是对权利的实现缺乏理性认识而可能采取非理性手段。这2种方式都不利于形成健康、完善的公民权利意识, 不利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3. 公民争取权利的主动性不强。

我国公民习惯等待法律赋予权利, 不习惯积极主动地争取权利。改革开放以来, 公民的权利意识有所提高, 一些公民开始向政府提出新的权利要求。但由于受历史文化等传统因素的影响, 这种主动争取自己权利的现象并不普遍。而在西方国家, 公民往往会根据需要, 主动向政府或社会提出新的权利要求。

4. 公民常常漠视他人的权利。

我国公民的法律素质和权利意识虽然逐渐在提高, 但由于基础薄弱, 起步又晚, 整体上的法律素质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公民权利意识多数停留在维护自己的权利阶段, 对他人的权利漠不关心, 忽略了权利意识是由2个方面构成的。没有认识到行使自己的权利必须以尊重他人的权利为基础这一规则, 这样, 公民随意行使权利可能会滥用权利以及侵犯他人的权利, 最终造成自己的权利和他人的权利都无法实现, 甚至整个权利体系都无法正常运行。

二、培养公民权利意识的措施

1. 大力发展民主政治。

民主制度的充分发展是我国公民权利意识发展的政治基础。民主制度越健全, 公民的权利意识也会相应越健全。所以, 要强化公民的参政能力和激励公民的参政意识, 努力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 在政治实践中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要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普及公民参政的基本知识, 让公民了解政治活动的运行过程和规则, 成为政治活动的主体, 通过参与政治活动, 公民获得政治知识, 积累政治经验, 提高政治技巧, 提高民主意识, 最终具备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政治能力。同时, 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还可以发挥公民作为政治主体的作用和能力, 体现自我价值, 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人翁责任感和政治成就感, 塑造公民独立、健全的人格。在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 无形中培育了公民当家做主、积极行使权利的意识, 促进了公民权利意识的发展。

2. 培养公民正确的权利观念。

要摒弃封建传统观念, 驱除传统观念对公民权利意识的影响和制约, 培育公民的主体意识, 培养公民正确的权利观念, 让公民认识到自己在国家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角色, 感受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自由和尊严以及能力和价值。公民的主体意识增强之后, 会积极投身于政治、经济活动之中, 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 形成自己的观点, 并与他人观点进行良性互动, 最终形成比较理性、民主的社会权利观念, 从而促进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

3. 提高公民的文化教育水平。

提高公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增强公民权利意识的根本途径。公民的权利意识与公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呈正相关, 公民的文化教育水平越高, 学习、理解法律知识的能力也就越强, 在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时, 就能够选择合法合理的方法, 以最高效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利。

4. 对公民进行权利意识教育。

首先, 要对公民进行权利来源教育, 让公民明白权利属于公民个人, 明白公民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其次, 要对公民进行权利认知、权利主张、权利要求教育。最后, 要对公民进行权利救济教育, 让公民了解司法救济是公民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保障。

5. 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是公民追求社会正常秩序的精神理念, 是公民无法直接感知的, 但是它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规范、指导着公民的行为。外在的法律不是万能的, 它的效力是有限的, 只能调整人的外部行为, 不能调整人的思想, 只有把法律内化为公民的信仰,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作用。要建设法治社会, 使整个社会形成“依法办事”的优良法治传统, 必须要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

篇4：论公民权利意识觉醒

关键词：公益诉讼；公民权利意识；公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D9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1—0162—03

一、培育公民精神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

2002年，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九道湾社区的2 000多名居民通过投票直接选出本社区的21名社区代表会议代表（自然人）和9名社区居委会成员。其中，33岁的河南来京经商人员刘桂娇当选为社区自治组织成员。这种由社区成员直接、差额选举社区代表和居委会的形式，在北京市尚属首次。直接差额选举社区自治组织的过程是增强社区成员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加深他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能力的重要途径。直接选举后的第二年，九道湾社区又通过了《九道湾自治章程》及《社区自治制度》，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把社区民主自治落实到了实处。

中国城市与农村基层群众享有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权利是宪法规定的公民自治权利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从社区治理到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治理，无不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洛克认为，“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类所共有，但是，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掺进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并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因为劳动是劳动者无可争辩的所有物”。19世纪政治思想家约翰·密尔指出：“一个绝对不能参与政治事务的人，不能称为公民。”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政府与公民社会一起构成治理体系。培育公民精神是建立民主、公平与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是一种持续动力。但是，在现实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公民参与意识薄弱以及长期以来政府对民众自我治理的不信任，使得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没有很好的落实，公民只是被动地“服从”或者接受“服务”。这只能是一种被动接受“管理”的“消极公民”；而不是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治理的“积极公民”。因此，要使政府与公民社会构建一个合作的治理体系，首先是要相信公民的能力，相信公民在一定范围内所具有的自治能力，同时还要给公民充分的信息，保障他们的知情权，最后要有众多的制度途径保障与公共利益有关的公民参与公共问题的讨论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来。

公民精神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随着制度的优化、法律的健全、公民自身素质提高而不断发展的过程。公民的公民教育、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实践是公民意识养成的主要途径。笔者相信，公民的权利意识、平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会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不断地增强与提高。

二、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乃政府之福

对于蒋时林以纳税人身份起诉常宁市财政局一案，诚如罗万里副教授所指出的，尽管《宪法》明文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然而由于这项权利目前没有具体的司法程序来支持，因此结果不容乐观。但是显然，我们不能以案件结果的这种“不容乐观”，而否认以纳税人身份提起诉讼、亦即公民权利的正当性。看待蒋时林起诉财政局一案，这是一个基本的视角。

但正在这样一种认识上，我们许多人却可能是模糊而不确定的。一位市政府的干部说，蒋时林的做法纯属“多管闲事”。而常宁市财政局局长则提出，蒋时林是一个农民，现在已经取消农业税，他是否具有纳税人的资格呢？当记者向他确认蒋时林的纳税人身份后，他再次提出疑问：“他交的税到底够不够买一台车，够不够发工资呢？”进而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起诉，那么岂不是给购车的单位带来很多麻烦。

现代税收制度中，税法规定的纳税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其中的自然人，是指法律上成为权利与义务主体的普通人，自然人以个人身份来承担法律规定的纳税义务。然而现在看来，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定义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但除此之外，尤其需要弄清的是，公民蒋时林以纳税人身份提起诉讼，是不是一种“多管闲事”，是不是给政府部门“带来麻烦”呢？这就需要回到公民与政府、纳税人与国家的权利关系上来。

权利是规定或隐藏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现代社会的权责对等原则表明，公民缴纳了税款，也同时获得了权利。这种权利既体现于纳税人与征税机关的关系中，更体现于纳税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亦即体现于《宪法》所规定的纳税人权利，如民主监督权。这种权利是指纳税人有权决定和关注税款的用途并对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等等。那么就蒋时林起诉财政局一案本身来看，既然关注税款用途是公民的权利，那么，这就不应被视为“多管闲事”与“带来麻烦”了。

如果说此案真的成为了一种“麻烦”，那也只是缘于一种政府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机制的缺失。在本案中，蒋时林先是给常宁市财政局寄了一封《关于要求常宁市财政局违法购车进行答复的申请》的信，要求财政局予以答复。但他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答复，因此才在“激怒”之下提起诉讼。事实上，对于“违规购车”之说，常宁市财政局局长也能够给出自认为合理的解释。因此是否真正存在违规购车，尚没有定论。但愈是如此，也就愈让我们看到建立一种回应机制的必要性，看到尊重公民权利的重要性。

而对正致力打造透明政府、责任政府的中国而言，尊重公民权利意识，建立起政府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恰恰是政府得以良性运行的民意基础。一方面，公民意识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它是在现代法治下形成的民众意识，具体体现勇于维护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权利、尊严和价值的意识，这种意识还包含公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另一方面，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等的实现，无不需要具有公民意识的现代公民的支撑。由此而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不是政府的“麻烦”，而是政府之福。

三、公民主张权利的意识

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是否主张权利以及采取何种方式主张权利也是公民权利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主张权利的手段无外乎自决与和解、仲裁、调解以及复议和诉讼。“当‘私力救济’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从人类文明史中消失后，诉讼便成为遏止和解决社会冲突的主要手段”，“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限制权利人通过自力救济实现自己权利的内容，而规定权利的实现要通过公力救济来达成。”今天，“诉讼既作为一种社会统治方式，又作为一种技能化的活动而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从而逐步适应调解并消除日益复杂、频繁的社会冲突的需要。”是否采取诉讼作为主张权利的手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诉讼意识起了很大的作用，美国的高讼率是与美国公民主张权利的意识息息相关的，中国的状况又如何呢？

据调查显示，“如果因最低生活保障问题与行政机关发生纠纷，首先选择哪种解决途径”：找该机关领导的占55.5%（1 930人），到有关部门信访的占24.4%（850人），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分别占6.5%（225人）和3.7%（131人），找熟人解决的占3.7%（127人），借助于新闻舆论力量的占2.2%（78人），忍气吞声的仅为3.3%（114人），寻求其他解决途径的占0.7%（23人）。上述数据表明，公民的权利意识尤其是主张权利的意识有了很大改观。当公民认为自己的权利遭受侵害时，绝大多数人能寻求相关的救济途径予以解决，不再忍气吞声，传统民不告官的封建观念有了很大变化。找该机关领导解决纠纷作为一种传统的救济方式，至今仍居于主导地位。但由于缺乏法定的制度性规定，主观随意性较大，这种方式的实际作用远低于公民的期望值。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社会监督力量，近年来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这种方式缺乏法定的约束力，效果并不显著，公民一般不愿首先采取这种解决方式。诉讼作为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保护伞，在解决纠纷上发挥着重要作用。60%以上的公民相信如果发生纠纷会得到公正的处理，其中对法院的信任度又高于行政机关。82.2%的公民认为在行政诉讼中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起主导作用，对行政诉讼抱有充足的信心。但公民首先选择复议和诉讼作为纠纷解决途径的比例却偏低，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诉讼知识的匮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自1989年颁布《行政诉讼法》以来，行政诉讼知识正逐渐被人们所掌握，但目前还远没有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居民对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一无所知，大部分人是仅知其名不知其实，从未想过自己会到法院去告行政机关。以上情况表明，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仍有相当一部分公民不知道行政诉讼或者仅知道“行政诉讼”但不知该如何去诉讼，不知道通过合法途径来对自己的权益实施救济。“不知告”、“不懂告”的现象既有公民自身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和社会的原因。就公民自身而言，传统观念虽然仍有一定的市场，但已不是主要因素，文化程度、法律水平较低以及法制观念和诉讼意识的淡薄，则是主要障碍；就国家和社会而言，普法宣传的任务仍有待完善。四、提高公民权利意识的建议

前述可见，总体上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都有所提高。知道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听说过《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人数均多于不知道这一制度和从未听说过条例的人数。尽管一部分人对救助行为的性质认识不清，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国家和政府是应该救助的。具体而言，不同性别、职业、文化程度和居住区域的公民其权利意识仍有差异。虽然基于种种考虑，绝大多数公民仍不愿首先选择诉讼作为权利救济手段，但公民认为其权利受到行政机关侵犯时忍气吞声的人毕竟已不多，而是寻求某种途径“讨个说法”。随着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公民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法律意识与权利意识将逐步增强。但在现阶段的情况下，开展以下工作仍是必要的：（1）转变观念。长期以來，我们只讲义务不讲权利，权利是人们讳莫如深的字眼。改革开放以来，权利才渐渐被人们所熟知。但义务本位的观念依然起着重要作用。由于权利义务观念的错位，中国百姓习惯于只尽义务不讲权利，要求政府尽义务更是大逆不道之事。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民对这一制度充满了感激，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公民勤劳、质朴的美德以及按劳分配的原则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公民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淡薄，没有认识到获得物质帮助是自己的一项权利和国家及政府的义务。漠视权利的结果给我们带来的沉痛教训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今天，我们应将这种错位的观念纠正过来，义务本位的观念让位于权利本位的观念。当然，权利本位并不排除权利义务的一致性，作为矛盾的统一体，权利义务互相依赖而存在，不能强调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2）加强文化教育。调查反映出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相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人而言，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了解较多，倾向于采取法定途径解决纠纷，其法律意识与权利意识较高，而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则相反。提高公民的文化水平是增强其权利意识的基本条件。只有具备一定文化知识的人，才能懂法、知法、用法，知道如何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增强公民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前提是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3）普及法律知识。公民法律水平和权利意识的普遍提高是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不仅是国家和政府的事，也是社会和全体公民的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仅涉及贫困公民，而且与全体社会成员都息息相关。调查显示，即使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公民，听说过《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也不足70%（大专为69.7%、本科及以上为64.9%）。“普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实施有赖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而在多数社会成员都不了解相关法律的情况下，其实施效果可想而知。可见，普法宣传依然任重而道远。过去国家有关部门也进行过很多次的普法，但却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普法走形式、走过场；二是普法只对公民讲义务，而不讲公民依法所应享有的权利，因此广大民众对普法不感兴趣。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今后我们应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普法工作，努力把工作做到实处，以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使其懂得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种积极参与、拓展和维护公共政治的公民精神，源于私人利益，但又超越了私人利益。在一个特权社会，一个人的权益可能与他人的权益无关，甚至相互矛盾。但在法治社会，善不能独存，一个人的权益势必同他人的权益血肉相连。因此，法治并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冷冰冰的力量。恰恰是法治敦促了公民精神、公益精神和健康的公共政治的产生，而一切特权才是公共道德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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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韦森：唤醒国人纳税人权利意识

没有纳税人权利意识的全社会苏醒，财政制度改革就不可能起步，预算民主制度也不可能建立起来

宪政民主的核心和骨架是“预算民主”。原来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2007年“5.30事件”后，人们才慢慢意识到，民主政治核心原来并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的统治”或“‘民’选‘主’”的问题，而是税收问题，是民主预算问题，或简单说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以及政府财政支出要受到民选代表的实质性审议和制约问题。

什么是中国的宪政目标

看一下英国的历史，就会知道，从1215年《大宪章》开始，一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整个英国的宪政进程是围绕着限制国王的征税权而展开的。1689年在英国制定的《权利法案》，第十七条就明确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同意征税，即为违法”。另外，稍微了解一下世界近代历史，就会知道，荷兰的建国，法国大革命，美国的独立，都是由政府征税问题引起的。另外，许多国家的现代转型过程也表明，“宪政”开始并不一定是“民主的”。比如，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时期，英国的宪政治度基本上就建成了，但是到了19世纪初，在英国大约只有占人口比例2.5%的贵族有选举权。经过19世纪30～50年代的宪章运动，到1884年，在英国才有三分之二的男子有选举权。到1928年，21岁以上的妇女才和男人一样有投票权。到1966年，英国才有18岁以上的所有公民普选内阁首相的制度。法国妇女有选举权，也是1944年之后的事情，甚至到1974年6月，法国才最终确立了18岁以上公民普选总统的制度。就连美国这个确立普选权较早的国家，原来妇女、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并没有选举权，直到1971年3月制定的联邦选举法，才有了现在这样较完备的普选制度。所以，从欧美历史看，宪政民主的实质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和预算民主的问题，而不简单是民众的普选权和选民直接“选主”（即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的问题。

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中，可以推知，如果我们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宪政目标，而仅仅是把我们未来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想象为只是在形式上采取一些西方国家通行的“普选制”，这将非但不能保持我们国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的长期增长，还有可能出现像“文革”那样的“大鸣大放式”的“大民主”，甚至会出现多数人的“民主暴力”或“暴政”。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一些清醒的认识。

如果说西方的整个宪政制度是围绕着征税权和政府财政支出的审议而展开的话，那么，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财政体制安排。从统计局和财政部官方网站的数字中，我们知道，从1994年到2008年这15年间，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速，几乎都是当年GDP增速的两倍，有些年甚至是三倍。另一个被大多数国人所忽略但却非常惊人的事实是，从2000年到2008年，政府每年差不多都完成它自己年初所定财政收入增加目标的百分之二百。譬如，在2000年，财政部的预算报告所定的当年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增速是8.4%，但当年的实际增幅是16.9%，完成了政府自己计划的201.2%；2001年，财政部的全国财政收入计划目标是增10.3%，但实际增幅是22.2%，完成了自己计划目标的215.5%；2004年计划增幅8.7%，实际增幅21.4%，完成自己计划的246.0%；2006年，计划增幅12.0%，实际增长了24.3%；完成计划的202.5%。2007年更高得离谱——年初，在两会上，财政部的报告中所定的政府财政收入增幅为13.8%，但当年的实际财政收入竟增长了32.4%，完成政府自己所定计划的234.8%！在2008，尽管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内部的几场大的自然灾害，政府的财政收入仍然增长了19.5%，完成财政部自己所定计划的139.3%。这些数字充分说明，在我们目前的政治体制安排中，政府征税根本不受任何约束，税务局想征什么税就征什么税，想征多少都会超计划完成。像利息税、资源税和燃油税这些新税种，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开始征收时，根本没经全国人大讨论和批准，甚至连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听证会”都没举行过。这是一个“有限权力的政府”吗？

除了政府征税目前不受任何约束外，政府的财政收支更不受任何实质性的制约，且到目前为止，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根本就不透明。以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为例，国家发改委为什么决定将这4万亿的45%投在“铁公基”上？又为什么是4万亿呢？这4万亿是谁决定的？谁审议批准的？还有，在这4万亿中，为什么有1万亿投到了四川的灾后重建呢？这里面有真正的“预算”么？为什么不是按四川各地和各级政府报上来的需求数字，譬如8750亿或者12352亿，而是1万亿这个整数？发改委的决策者一拍脑袋，一个省就1万亿下去了，这是个什么概念？这是花的纳税人的钱呀！上述事实和数字说明，目前我们政府的征税不受任何约束，我们的财政支出实际上根本没有现代“政府预算”概念，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限制和制约，而完全是过去计划经济中政府决策者任意拨款、花钱、搞大项目、做面子工程的那套做法。在这么一个财政体制下，还不会出事吗？还不会出现腐败吗？

社会问题出现与财政体制有关

近些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种种社会问题不断积累。尤其是进入21世纪这10年来，在我们的社会内部所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一起接一起，且不断增加，这是一个有目共睹和无可否决的事实。纵观近几年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种种社会问题，我觉得可以粗略地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归纳为四大类：政府官员腐败案件不断曝光，大面积地发生而又屡治不果；我国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拉大；整个社会越来越靠政府的项目投资和高投资率来维系经济增长；居民家庭收入和居民家庭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持续下降。

正是因为上述4类问题不断恶化，才导致在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恶性事件和万人以上群体事件不时发生，我们社会内部的紧张程度不断增强。

对于目前中国社会内部常常发生的一些社会问题的原因，学界已经有不少人做了分析。上述四个深层次的问题，哪个不跟我们财政体制连在一块呢？政府手中钱那么多，掌握了近

8万亿元的财税收入，加上各地政府的卖地收入和其他各种预算外收入，远远超过10万亿元！这么大个“盘子”，财政支出又不透明，政府官员的腐败大面积地发生而屡治不果，这不是缺少民主预算和财政透明的制度安排的一个必然结果吗？中国社会内部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拉大，难道不与这种财政体制有关？上面所说的当今中国社会的四大类问题，越来越强烈地告诉人们，我们的财政税收体制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财政体制改革，应该是当下和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根据“人民网”2010年6月23日的一篇报道，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与和平基金会共同制定的“失败国家指数”（FailedStatesIndex）的排序中，中国在全世界177个国家中排名一直甚靠前，从2007年到2010年间，中国大致排在前57名，远远先于印度、俄罗斯和越南，更先于一些发达国家。尽管人们可以批评和怀疑这个排名是否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就其该指数是按照12项指标来进行综合排序这一点来说，总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有一个过去3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的中国，在“失败国家指数”的排序中，在177个国家中竟排前57名，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和警醒？

把民主预算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切入点

既然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政府的财政体制和预算制度的改革，那么，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体制，就要把民主预算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切入点。具体说来，要从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和预算开支开始，构建公开、透明、民主和法治的政府财政预算制度。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考虑修改我们的《预算法》以及宪法中有关政府征税权的条款，明确把“政府征税须征得纳税人所选代表的同意”以及“政府每一笔预算支出都要经纳税人选出的人民代表审议批准”这类保护纳税人权利的条款写进《预算法》和我们的宪法。当然，只在这些法律条文上做文章还远远不够。因为，预算民主的真正运作，在实质上要求“做实人大”。要“做实人大”，要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完全受人大代表实质性的审议和制约，还必须让这些人大代表能真正代表纳税人的权利、要求和意愿。这无疑又会牵涉到我们的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和职能转化问题（如人大代表的专职化，等等）。这看来显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难度将会很大。但是，不管多难，不管多复杂，这些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是不能缺少的，需要一点一点地增长。

概言之，从建立真正能约束政府征税权和从促使政府财政预算支出透明着手，修改《预算法》，同时修改宪法中关于税收的条款，把税收（宪）法定的原则写入宪法，明确纳税人的权利，从而“做实人大”，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均受民选代表的实际审议、约束和批准，这应该是未来中国宪政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条较为显见的逻辑链条。要做到这一点，显然还需要通过法学界、政治学界、财政学界、经济学界乃至社会科学各界和政府决策层之间的广泛对话，以形成一些改革的重叠共识。有了共识，我们才能起步，才能开始过“政治的民主化”这第二条河。

如何形成上述重叠共识？这就呼唤“新启蒙”。“新启蒙”的前提是要弄清我们自己的情

况，需要我们去研究西方近代的宪政史，去研究外国财政史、中国财政史，且通过广泛对话，先在启动政府财政体制改革问题上达成一些“重叠共识”。实际上，“新启蒙”，呼唤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

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

既然预算民主是未来中国宪政民主的核心和骨架，只有国人的“纳税人权利意识”觉醒了，我们才有望展开预算民主政治的建构。“纳税人权利意识”，并不光是指纳税人本人的个人意识，而且是指全社会的人（包括政府领导人、决策者和财税部门的政府公务员）对维护、尊重和保护纳税人权利的认识和意识。全社会的“纳税人权利意识”，现在看来至少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每一个纳税人个人来说，依法纳税，首先要明白和意识到个人不再是交“皇粮国税”，不再是通过个人的奉献来支援国家建设，而是与政府建立一种权利交换关系和契约关系：“我缴税给你，是要你为我提供法律、制度、安全保障和公共服务；我纳税养了你，你要为我们纳税人谋福利”（马克思也曾说过：“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

第二，对于在政府财税部门工作的每个国家公务员来说，征税、收费，形式上是在完成上级交付的征税和收费任务和计划指标，而事实上却是从纳税人那里要取一种“无对价的给付”，即从纳税人那里要钱。

第三，对发改委的人来说，批项目、搞刺激经济的计划，是在花纳税人的钱，故不能只考虑高速度、大项目和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不能大手大脚地花纳税人的钱，而是要把钱尽量用到纳税人身上，尽量花钱为纳税人服务。

第四，对政府执政者来说，他们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发工资，来管理整个社会的运作，因而不能只考虑经济增长速度，只考虑政绩，而是要花纳税人的钱为纳税人做事，为纳税人谋福利。

从上述四个方面看来，“纳税人权利意识”，并不仅仅是个纳税人个人的“维权意识”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对纳税人权利的时时意识、认识、尊重和维护问题。很显然，没有这个“纳税人权利意识”的“全社会的苏醒”，我们的财政制度改革就不可能起步，预算民主制度也不可能建立起来。

只有国人的“纳税人权利意识”觉醒了，民主预算制度的建设才有望起步，中国的宪政民主政治的建设才能真正开始。因而，在当下，我们呼唤的“新启蒙”，其首要任务之一是

唤醒国人的“纳税人权利意识”。■

篇6：论析在校大学生权利意识的培养

【字体 大 中 小 】 作者：周景辉 等 时间：2010-11-16 来源：《中国成人教育》 阅读次数：2

关键词：大学生 申诉听证制度 权利意识

摘 要：大学生权利意识是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核心内容，培养大学生权利意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素质教育、推行依法治校和实现政治文明的需要。大学生申诉听证制度顺应时代潮流在高校实施，对培养大学生权利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大学生申诉听证制度与学生权利意识的内涵

大学生申诉听证制度是大学生申诉制度和大学生听证制度的总称。大学生申诉制度指高校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对学校给予的各类处分不服，或认为学校和教师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而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重新作出处理的制度，是一项法定非诉讼性的学生权利救济制度。它具有三项特征：一是法定性，即它是根据教育法以及相应的法规和规章设立的，是大学生申诉权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专门解决学生与学校及教师之间特殊的教育法律纠纷。二是特定性。即它是补救高校学生受损害的合法权益的特定的权利救济制度。三是行政性。即高校学生申诉是向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不是诉讼领域向司法机关提出，学生申诉制度从申诉的提出，到申诉的受理和处理都是按照行政程序进行的。

大学生听证制度是指高校在作出一项影响学生权利义务的决定之前，应当给学生参与并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并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以保证其决定的合法与合理的程序性法律制度。它带有浓郁的现代民主色彩，其法律渊源是英国普通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和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是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过程中，不断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和制度的结果。

这两种制度的意义在于，大学生申诉制度对于维护学生权利具有积极作用，大学生听证制度保障申诉人具有“发言权”，将自己的意见传达给申诉委员会并直接影响决议的裁定，保证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对学生的申诉裁定的公正、公平，切实保证决议过程的公开化，更好地维护学生的权利。

二、培养大学生权利意识的重要性

1、培养大学生权利意识有利于推动高校政治文明建设。建设高校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和谐高校的一个重要目标。政治文明强调个体权利，以保护和扩大全体学生的自由和权利为使命；强调主权在民、权力制衡和公平、平等、正义，强调法律至上。大学生权利意识的培养，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素质，增强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学校管理和社会活动，更多地珍惜自身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实现从传统的臣民意识向现代的公民意识转变，从而推动高校政治文明的建设。

2、培养大学生权利意识是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依法治校，必须在一定法律意识的支配下进行，法律意识的培养，为依法治校奠定坚实的基础。权利是法律机体的细胞，是法律大厦的基本构件，权利穿透了整个法的所有领域。可以说，认识了权利也就认识了法，有了权利意识也就有了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是法律意识的核心。因此，大学生权利意识不仅是依法治校的思想条件，也是依法治校的重要内容。

3、培养大学生权利意识是市场经济自身运行和发展规律的要求。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经济主体具有独立的自主权利，并使这种权利自由得到充分的实现。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权利经济，只有对主体权利意识进行培养和提高，才能使市场经济发展起来，最大限度地释放出经济活力。大学生是未来重要的市场经济主体，他们权利意识的发展状况如何，必将对我国今后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产生影响。

三、大学生申诉听证制度对权利意识培养的作用

1、申诉听证制度本身是对学生申诉权和听证权的尊重，从而激发学生权利意识提高。申诉权是保障人权的救济性权利，也是限制公权力态意滥用的制度性权利，同时还是权利实现与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基础。学生申诉权作为一般申诉权的具体形态，听证权作为一种社会主体参与国家权力运作的程序性权利，有着控制权力、保护权利的宪政功能。两种权利都属于基本人权，都属于宪法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大学生通过这两种基本人权保障他们更多民主权利的实现，以促进高校管理的民主化与法治化，激发学生权利意识的提高。

2、申诉听证制度营造了“依法治校”的和谐氛围，学生在熏陶中提高权利意识。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高校学生管理中侵犯学生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等权益的现象较为普遍，但并没有引起我们教育管理者的足够重视。学生申诉听证制度为改变这一不和谐状态作出了努力，为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协调，特别是学校和学生关系的和谐作出了贡献。学生申诉听证制度，是高校推进依法治校，实行民主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内在要求，是高校依法保护学生合法权益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通过它营造了“依法治校”的和谐校园氛围，大学生在熏陶中提高了权利意识。

3、申诉听证制度促使高校教育管理者观念的变化，从而重视学生权利意识的培养。建立和健全大学生申诉听证制度，意味着大学生不仅拥有申诉听证权，而且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去实现自己的申诉听证权。这要求高校教育管理者必须树立法治和平等的观念，努力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足、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恰当”，高度重视和尊重大学生的权利。要改变过去一些“简单化”、“粗暴式”的管理方法，更加注重教育管理的人性化、制度化、民主化，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重视权利意识的培养。

4、申诉听证制度打破了学生的传统思维，有利于学生权利意识的培养。传统思维认为学生服从老师的意志是天经地义的事，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学籍处理和违纪处分时，一切都由管理者、教师说了算，作为被管理者的学生只能被动接受。虽然学生手册中也有学生申诉的条文，但由于没有相应的组织和制度，事实上学生几乎没有质疑和申诉的途径。·大学生申诉听证制度用现实的途径唤醒了学生的权利意识，打破了学生权利意识薄弱的传统思维，使学生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使学生更加关注自身的发展，增强民主意识和法治观念，促进学生权利意识的培养。

5、申诉听证制度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从而提高学生主体意识与权利意识。高校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有意无意把学生视为孩子，教师扮演着“保护神”和“训道者”的角色，将学生不可选择地导人精心预设的“教育目标体系”和“规章制度”中进行生产流水线般的塑造和管理，而不是把学生作为可以承担几乎所有法律行为的主体来平等对待，大大地压抑了学生主体意识的发展。素质教育要求重视学生个性的发展，主体意识是素质教育和个性发展最高境界的表现，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和灵魂。申诉听证制度可以“鼓励学生参与校园民主管理”，在行使公民和学生权利时提高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并学会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结果进行合理的批判，质疑学校不合理的教育管理，促使学校转变更新教育管理的理念。

四、大学生申诉听证制度下权利意识培养应注意的几点

1、在制度实施中始终贯穿权利本位观念。权利本位，并不忽略义务，它主要强调义务应当来源于权利、服务于权利并从属于权利。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法的历史性进步。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应以权利为主，确立权利导向的社会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大学生权利意识的培养。

2、改造学生传统的权利思想，健全大学生的公民心态。中国传统的权利观念淡薄，制约大学生权利意识培养。如果这些思想不能改造，权利意识的培育就是一句空话。通过宣传和教育，如果大学生能真正懂得法律，那么当权利受到侵害时，他们就会拿起法律的武器主张权利。如果学生能自觉地为权利而斗争，那么一种健全的、真正的权利意识会逐步形成。当大学生能认识到“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的义务”、“主张权利是对社会的义务”的时候，以权利意识为核心的法律情感便会形成。此外，要培养大学生一种成熟、健全的公民心态，因为成熟、健全的公民心态对权利意识的培养有内驱力的作用。

进一步完善申诉听证制度，营造权利意识培养的良好氛围。权利意识的培养决不是单靠学校的申诉听证制度能够实现的，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形成一种合力。首先，领导必须在思想上重视学校申诉听证制度，把申诉听证制度的完善摆在重要位置。其次，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部门必须依法行政、依法治校，要尊重学生的合法权利。最后，学生权利意识的培养，必须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包括网络、报纸、电视、广播及书刊杂志等的作用。

本文作者为：周景辉 陈喜文 郝新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