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权利研究论文

【摘要】时事新闻具有不受版权法保护的合理性与受到保护的正当性，解决新闻版权问题要坚持利益平衡的原则。目前，我国新闻版权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时事新闻的界定不明、对新闻媒体权利的弱保护和部分规则相互抵触等。新闻版权立法创新的举措有：明晰并且细化法律规定、赋予媒体优先传播权、对新闻开展分类保护以及建立新闻使用付酬制度等。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媒体权利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媒体权利研究论文 篇1：

类媒体的法律规制与权利冲突研究

摘要：各类媒体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发展，跨媒介、跨领域的新类媒体服务日益增多，打破了原有的法律规制和政策壁垒，产生新的权利冲突，对现行的以媒介物理特性为前提的市场规制提出新的挑战。本文拟探讨类媒体在公法与私法上的相关法律规制问题，并从权利冲突的视角提出一些设想。宪法与行政法上的规制、知识公域理论、收益纠纷解决制度、著作权纠纷解决制度等方面作了探讨性研究。

关键词：类媒体；法律规制；权利冲突；著作权；合理使用

文献标识码：A

一、引　言

今天网络技术与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息息相关，互联网出现了真正的信息传播平民化浪潮，信息技术行业的人士将其称为web2.0，即基于博客(blog)、RSS、维基(wiki)技术的由普通大众主导的信息传播活动。在与信息传播有关的新兴技术群及其应用中，产生了一些新的媒介，在此称之“类媒体”。所谓类媒体，是指以个体方式进行信息的采集、加工、制作，借助作为第三方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实现网络信息传播的技术群及其应用。手机、博客、QQ空间等并不是媒体也不属于媒体，我们称之为“类媒体”，有别于由专业媒体机构主导的信息传播。作为Web2.0的主流形式，博客表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和旺盛的生命力。博客是一种通过注册就可以拥有的网上个人主页，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种传播方式为个体提供了信息生产、积累、共享、传播的独立空间，可以从事面向多数人的、内容兼具私密性和公开性的信息传播。与以往专业媒体相比较，网络技术相关的其他类媒体涉及诸多的法律问题，宪法与行政法上的规制、知识公域理论、收益纠纷解决制度、著作权纠纷解决制度等等，这些新兴媒体在网络畅通的同时又遇到许多新规定。这些规定又是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在不断变化的，为此在了解这些游戏规则的同时还应从法律制度层面作一些规制。

二、类媒体的法律规制和相关权利冲

突的研究路径

传统媒体(或称主流媒体)与类媒体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类媒体中的博客作为一种网络日志，不同于传统的日记。日记是纯粹的私人空间，在日记里记载的东西只可视为人的思想。而网络日志则已公开或发表，就可以视为行为了，而行为则必须由法律来进行规制。从总体上看，信息生产者与信息传播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合作符合当前信息化社会发展的需求，也为信息使用者提供了海量的信息和更为多样化的选择条件。这种局面有利于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实现，有利于在互动中激发人的聪明才智。但是，当全人类都在充分享受信息网络传播技术之利的时候，即使本身性质上是中性的技术也有被人用于侵犯公共利益、国家安全和公民合法权利的危险。鉴于类媒体的迅速发展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我们有必要研究类媒体的法律规制和相关的权利冲突及其权利位阶，以此来平衡各种相关利益。权利冲突的解决过程中，必然存在对冲突的权利边界进行从新鉴定的过程，也就是利益衡量和价值选择的过程。此外，权利体系中存在着一定的权利位阶，为此各种权利的类型不可能得到“平等”的保护，但权利的位阶秩序并没有整体的确定性，不可能形成像“化学元素表”那样先在的图谱，因为权利位阶的确立本身往往涉及复杂的价值判断。为此，权利冲突的解决很难说有一种普适的依据，我们应该在具体问题中作出具体的分析。而在类媒体的法律规制和权利冲突及位阶的研究分析中，必须注重理性的对话机制或者说是一种“商谈理论”，以此来达到“善治”。对类媒体的法律规制和相关权利冲突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从公法私法的视角来进行。目前类媒体的典型之一就是博客，所以本文主要以博客来作为研究的主要客体。

三、类媒体在公法上的规制与权利冲突

公法上主要涉及的是言论自由与信息公开，行政法上的相关管制，新型权力和权利，行业自治等。这些问题在很多时候都是有所交叉而非截然分开的。因此法律对网络媒体的规制必须首先以法律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为前提。

1.宪法上的言论自由与信息公开

《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因此对于公民发表言论的自由应当给予充分尊重。

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有所不同，区别的关键在于架构。互联网本身是一个“无管制”的传媒通道。互联网的本质属性就是其开放性，所以网络也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自组织”。网络媒体的自组架构体现的是一种非传统的宪法政治。在决定类媒体中的言论自由受保护的范围和如何进行规制前，必须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这种言论在网络架构中是可能被规制的吗?第二，规制所产生的净效益是否会大于零?

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更需要交流和思考。博客成功地尝试了引发和引导舆论的实践。协调社会各部分就是促进社会整合，避免出现社会各集团的冲突。博客除了肯定和强化全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外，更是让弱势群体充分发言从而排泄疏导其不满情绪，在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具有极大作用。但是即使各国把言论自由写进了宪法，言论自由在各国也不能充分的实现。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物质技术使然。社会不能为个人提供那么多的言论出版机会和载体。然而博客的出现使个人出版以“零技术、零成本、零编辑、零形式”实现了“零进入门槛”。博客面向每一个人，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技术使个人言论在瞬间传向四面八方，并随着“链接”功能的实现产生放大效应，引发社会舆论。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传统上的“把关人”，可以极大地实现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的形成也是自然的，自发的，是经网民讨论的，具有无可比拟的公正性和民主性。博客最革命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写博客就是行使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行使言论自由，这种行为必须在法律上得到肯定。言论自由反映的是一种精神权利，得到宣泄的心理会有极大的满足感。按照有些学者的看法，精神权利具有三大价值，分别是法学上的秩序价值，经济学上的效益价值，社会学上的文化价值。

但是，这种言论自由应该怎样进行保护呢?言论自由与其它权利的冲突和权利位阶该如何处理?各种主体的利益怎样平衡?博客是否可以对主流媒体所发布的信息进行监督，如果可以，又该如何监督?在这些信息流通和自由表达上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审查制度，事前，事后还是事中?又该如何来审查?甚至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凡此种种都需要进行研究和探讨的。

2.行政法上的政府管制与行政许可

公法问题实质上大部分都是行政法上的问题，而网络上的行政法又集中在政府管制和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分配上。比如在行政许可法上，一些专业性的博客是否应该设置市场准入规则?又如律师通过

自己的博客向市场推销自己的法律服务，这会不会违反或变相违反了律师法中的有关规定，是否违反了律师的职业守则，是否需要设置一些审定制度?行政许可制度，也是需要考虑的。另外，随着博客的发展，博客被越来越多的注入商业因素。如果博客开办人的信誉或者专业性较强，相关产品的制造商便会借此进行商业活动，用广告的形式来推销自己的产品。在这些情况下，政府该如何进行管制，还是任由市场自行调节?行业的自律和行政许可制度之间是否会有矛盾，是否有契合点?比如国内首份《博客公约》的面世，标志着博客们开始以自发的形式规范自己的言行。这份公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对博客服务提供商的约束；另一部分是对博客作者的约束，包括博客必须对读者和社会承担责任和义务，必须遵循应有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等。但“博客公约”是一个行业的自律性行为，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无法像法律法规一样强制实行。如何保证行业自律的实施呢?在民主和法治原则之下，社会成员参与公共生活并通过类媒体进行交流，获得咨询，获得释放，并关注国家与社会的问题。在此情况下，政府如何来保证公民知情权、言论自由权、参与决策权?是否会产生一种新型的行政方式?

在网络规制(Interact Governance)问题上，我国在网络规制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制定的法律规章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失。总体而言，网络规制相关规范的特点是：一是位阶低，以法规、规章居多；二是体系较混乱，相互之间甚至矛盾；三是，不够合理，甚至无法操作。例如，从事经营性信息服务应取得许可(ICP许可证)，从事非经营性信息服务应当备案登记；经营性与非经营性的区分标准为用户是否有偿获得信息。当然，有些B－IHP为个人所办，提供非经营性服务。但是，为了履行非经营性服务所需的备案手续，又不得不挂靠于某事业单位，被挂靠单位在获取“挂靠利益”的同时，不得不承担ICP应承担的法律义务。按照《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对于载有新闻、教育、医疗、药品等信息的博客网站还需获得主管部门的专门许可，无疑增加了B－IHP的运营成本和法律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现有法规规章多针对ISP而设，却忽视了在博客场合，真正的信息提供者并不是B－IHP，而是博客。换言之，博客，或博客与B－IHP，才是真正的信息服务提供者；普通的网络用户(博客网页浏览者，博客本人)才是真正的信息服务接受者。因此，让B－IHP单独作为行政义务人是不合适的。

3.类媒体等新型公共领域研究

虽然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但类媒体是否已经具备了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类媒体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形成新型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机制，这些对法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类媒体中的参与者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而这些“个人”一旦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那么他们的共识就不再是普通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人意愿”，而是参与者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不受干扰地公开他们的个人观点和主张。类媒体的自由咨询使集权统治弱化，并能够保证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不再受单一的原则或规范的局限，从而有能力动员起多元的参照系、进而能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个人”的观点。法律得由建立在所有成员自由平等地参与公共和法律秩序的基础上的决策民主程序生成。保证法律可接受的唯一方式是要求它们成为所有有关人之间自由论辩的对象并在所有有关人中有共识存在。多元化的组织力量和自生自发的秩序状态可以抵御国家基于加强转型期的社会控制，从而建立起多向性的、自主性、经验理性的民间治理领域和空间，从而促进社会生活的多元化、民主化。其实公共领域的建立，关键在于各种力量的平衡和整合，包括知识和文化上的公共资源。美国著名的网络法学家劳伦斯·莱斯格称之为“知识公域”(Intellectual Commons)理论，把传统中的“公共资源”理论充分加以延伸，用来分析网络技术及其法律的架构设计。由此也引发另一系列的思考：在类媒体中，是否存在着“公共领域”?类媒体的出现对“公共领域”又有什么影响?类媒体是否是理想的公共领域的沟通与表达的工具?如何来培养公共领域的民主参与，如何保障弱势群体为主的网络公共领域的崛起?类媒体在目前社会环境下是否是一种理想的对话协商机制，是否也是一种NGO?

四、类媒体在私法上的规制与权利冲突

类媒体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冲突还是来自私法领域。比如博客上的侵权、违约现象，甚至可能涉及到新型合伙关系和合作类型。此外如代理制度，博客的商号权等都值得研究。但是在私法上，博客领域法律现象主要集中在民商和知识产权法方面，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著作权制度了。

1.收益纠纷解决制度

目前博客领域关于收益的纠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博客写手与开办博客的网络服务商或网络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分配。一般的博客都有一个博客总网站，然后由个人选择喜好，进行注册后就有个人的博客网页。在博客总主页上，会经常有一些被推荐的博客或博文，这样，博客总主页和个人博客网页的点击率都会上升，知名度随之提高，似乎是一种“双赢”的效果。在博客里，博客写手即个人博客的“博主”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不谋而合，给类媒体造就了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带来了极为可观的经济利益。一方面，类媒体用户(博主)对其生产的信息产品绝不会停留在自我欣赏阶段，他们也希望将其信息产品“推销”出去，引起公众的关注并获得利益。博客的作者之所以愿意花费自己的时间来撰写博客，大多源于强烈的自我表达的动力，希望公众了解并接受自己的思想或者对某一事物的看法。这是博客最初的源动力。这样，博客为一般的民众提供了一个廉价的发表白己思想的平台。比如法律博客中有些律师通过这个媒介来向市场推销自己的法律服务(尽管他们没有明示推销，但客观上能产生这些影响)。一些律师在博文上对一些案件进行评析或者预测，来向公众显示自己的专业素质和能力，以此招徕客户。与此相似，有些法学专家也利用博客来介绍自己的知识或者作品，提高自己在所在领域的知名度。

另一方面，网络服务提供者基于协议为信息生产者提供传播服务，并由此直接或者间接地获取利润，因为点击率越高，收索引擎的访问率也就越高，排名率和被发现率也越高。因此，很多广告商就是抓住这个机会，在博客上大做广告。“网络服务提供者(博客总网站)一信息产品生产者(博主)一广告提供者(广告商)一信息产品使用者(网民们)”四者之间似乎是利益共享的合作关系。

但问题是，这真的会是双赢的结果吗?是真的符合经济学中的效益最大化原则吗?这里头的收益应该怎样来分配为佳呢?这个现象其实隐含着很多法律上的问题。例如，一些网站邀请大家去开博客，却从不会付稿费，相反，有些网站是收取开博

者的费用的。大部分人在网站开博客，正如前述的那些原因，对网站拒付稿费的做法采取默认态度。更多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收取稿费，因为网站给予自己一个免费的表现自我的机会，怎么可能会反过来给自己稿费呢?这些都主要是他们对自身权益认识不足。少数人为求出名或使自己的思想被更广泛传播而放弃部分权利。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稿费是“作家”们赖以生存和维持创作的经济来源之一。挣取稿费可以获得更大程度的经济独立，只有相对独立的经济独立，才有利于争取和实现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放弃稿费在开博前期相当于自我广告，但是长远来讲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必然会涉及到著作权法上的利益冲突。

另外，衍生出来的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要求稿费这个做法似乎没有很大的可行性。因为写博开博是相互愿意的所谓双赢之事，说到底，是二者放弃了一些权利而获得另一些权利，似乎无可厚非，因为这是私法领域，权利人意思完全是自治的。

第二种收益分配或纠纷主要是博客主与博客服务提供商广告权益归属的问题上。

很多博客总主页都有很多广告内容，以此来获得高额利润。也有一些较大的有影响力的个人博客会引起商家的注意，还有些博客因为专业性较强或者信誉高也受到读者和商家的青睐，与该专业相关的产品的制造商，都很乐意借助该博客在该领域的影响力来推销自己的产品。正因为如此，产生了博客与博客服务提供商广告权益归属的问题。此类问题的解决途径集中为以下四种模式：(1)广告商与博客服务提供商交易，由博客服务商直接收益，付给博客主佣金；(2)广告商与博客主直接交易，广告收益全部归博客主所有；(3)博客主、博客服务提供商、广告商三方都参与交易，收益按照三方交易协议分配。(4)广告商与博客服务提供商交易，收益全部归由博客服务商，博客主没有佣金。但是博客主相对于博客服务商来说，往往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权益更应得到保护，保护模式的建立更应值得关怀。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按照我国《广告法》的规定，博客主完全处在一个劣势的地位，博客主的权益实际得不到实体法上的保护。例如《广告法》第23条规定：“广告主委托设计、制作、发布广告，应当委托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从事广告经营的，应当具有必要的专业技术人员、制作设备，并依法办理公司或者广告经营登记，方可从事广告活动。”这就意味着相对博客个人，博客网站才具有发布广告的资格。并且，《广告法》还在法律责任一章明确规定了广告发布者在违反《广告法》规定、发布内容虚假广告以及由此对消费者权益造成损害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由于信息和能力的不对称，博客个人发布广告的风险要远远大于拥有完善组织机构的专业化的博客网站，因而无力担此重任。因此，有学者提出，若在博客空间发布广告，以下似乎是两种可供选择的模式：

(1)由博客总网站负责发布广告，与广告主进行协商，对广告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对广告形式进行设计、收取广告费，并根据博客的点击率和访问人次来确定博客对广告收入所作的贡献，进而由网站给予回报；

(2)抛开网站，不具有发布广告资格的博客将其空间的广告发布权利委托给具有资格的广告经营机构，由广告经营公司代理博客运作广告事宜，事后再进行利益分成。

2.著作权纠纷解决制度

网络博客通常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个人日志，二是个人模板设置(包括超文本链接、信息、广告等要素)。它们是否可以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而受法律保护呢?

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著作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各类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在网络环境下元法归于著作权法第三条列举的作品范围，但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其他智力创作成果，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博客里在其空间完成原创作品并上传发表，是完全符合著作权法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关于作品创作的，参见《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三条，《著作权法》第十条，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具有独创性的网络博文合法享有著作权，受法律保护。

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必须具备三个特征，即客观性、可复制性和独创性。网络空间的作品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于互联网上，即以数字化形式固定在计算机的硬盘上。因此，这些网络文章和模板设计具有客观性和可复制性。作品必须具有独创性，是著作权法特有的概念。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均采用“独创性”这一概念作为作品是否受保护的实质性判断标准。个人的博客原创日志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源于作者的独立劳动，当然是符合独创性的特点。至于博客当中的页面设计，倘若是由作者独立设计完成，并且对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体现了作者的个性与思想，也应该认为具有独创性。如果页面设计是博客模版中选择而来的，自然就没有独创性了。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网络作品，博客也是人类的智力成果和精神财富，与一般作品并无不同。所以不论是个人日志也好，还是页面设计也罢，只要它属于科学、文化、艺术领域，符合了独创性、可复制性等特点，并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就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因此，博客作品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已为我国学者和司法实践所认同，其权利冲突适用著作权纠纷解决机制。

然而，网络作品又有其固有的技术特性，其内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可变性。并且，从国内外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各国在对独创性的理解上都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学术研究中，也反映在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中，目前在司法审判中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混乱性。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如何认定发表时间呢?博客作品是否有独创性是要看发表的时间的。在传统作品的纠纷当中，通常都有作者的手稿可以证明其独立创作过程，和出版社的来往函件证明其发表时间。而对于博客日志来说，这些都不具备，因此其个人主页上作品的发表时间先后就成为证明其作品的完成早于侵权作品，属于作者独立创作的关键因素，而这将直接决定著作权的归属。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很多时候，作者是可以更改写作时间的，比如10月19日完成的作品并在当日发表在博客上，博主却可以把发表的时间更改成8月18日，这样到底何者的作品才是独创的，在司法实践上是难以认定的。在证明作品的发表时间上，目前也许可以通过公证上网的方式证明网页的时间，然而由于电子证据本身属性的局限及效力等问题，加之电子证据的不完备，仍会造成权利人举证不能。

五、类媒体作品传播权的法律规制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网络时代著作权人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权利，它是指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伯尔尼公约》第11条和《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18条都比较完整的规定了传播权。

“网络传播行为”应当涵盖“上传”至或以其他方式“置于”向公众开放的联网服务器或计算机中的“交互式”传播行为，包括P2P软件用户“共享”作品的行为，但不包括对第三方网站中作品设置链接等辅助传播行为。对于博客上的文章是否可以随意转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一是“推定许可网络传播”，即未明确禁止转载便推定可以转载。如未作说明，或没有采取技术手段预防其被转载、复制，即认为作者自动放弃其部分著作权，转载其作品可以视为自发允许。另一种是严格的许可制度，必须有明确的授权才可以进行转载。

对多数博客而言，其内容是公开的，面向不特定对象的。公众可以通过公共网络访问获得转贴在博客上面的作品。所以，博客上转贴作品的行为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转贴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发生关系。由国务院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条规定：“权利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受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保护。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这里核心的问题在于它明确了“支付报酬、注明出处”将不再是网络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底线，是否经著作权权利人许可将成为判断是否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的重要依据。根据该条例，除了8种合理使用以及实施教育规划和扶助贫困两种法定许可之外，其他任何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的行为均为侵权。可见，只要未经许可将对方的网络日志转载到自己的博客上，不论是否从事营利活动均构成侵权，此处使用的关键字眼是“向公众提供”，而非“营利性使用”。所以，得到著作权人的许可或者属于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形是排除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性质的前提。

那么著作权人的许可能否适用默示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认为：“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这样，单纯根据作品被放置在公共网络且著作权人没有作出诸如禁止转载之类的“权利声明”的事实，是不足以导出权利人允许他人转贴其作品的结论的。

在网络空间，博主们会援引“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来作为侵权排除的理由。但当博客转贴文章没有以隐藏方式保存时，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获取此作品。此种情形下的转贴，客观上已经超出“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而使用”的合理限度；同时，大多数博主本来就有提高访问量的目的，主观方面而言也与“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相背离。国务院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在信息网络传播权方面并没有将“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而使用”列为侵权排除条件。也就是说，类媒体中单纯援引“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不能开脱其擅自转贴行为的侵权性。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数字化作品的易复制性特点为人们的学习交流提供了便利，它一改法定许可的规则，要求所有的传播活动均需有权利人的许可，无疑忽视了网络的特性，似乎又会压制公众获取和使用信息的空间。那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在现有版权体系下，既传播了知识，又保护了作者权利的方法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六条第(七)、(八)项的规定，向公众提供在信息网络上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时事性文章和向公众提供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都是合理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且不侵犯著作权。这里时事性文章和讲话仅仅是网络空间极小的一部分内容，依然没有解决广阔无垠的类媒体空间的法律适用问题。那么法律的关联性是否能由网络“链接”来解决呢?

链接是指在网站的网页或文本之间建立引导或搜索路径，使用户通过点击浏览器就可以由一网站的网页或文本直接进入另一网站的网页或文本，以方便用户获取对自己有价值的信息。在对网络链接的充分运用的前提下，如何使博客更多地成为公众信息交流的集散地。只要把链接加上，就可以增加博客的互动能力，还可以降低信息垃圾的数量。有些博文是“创作共用”(crealive commons)的，即基于作者主动弃权而产生的格式化的版权授权条款。但是，创作共用只解决了作者方面的“出口”问题，如果作者没有声明自己愿意依据这些条款授权读者使用作品，那么转载者这个“人口”的合法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一种解决办法仍然是充分运用合理使用的规则，如果原文并非创作共用的，那么就将好的文章的链接地址清楚地标明，同时在链接后引用其核心内容或精彩段落。其实真正的博客，特别是专业博客日志，应该将运用链接作为一种操守。如同学术文章的注释一样，不但要达到法律的底线，还要达到真正为读者着想，让读者和作者一起享受互链乐趣。此外，链客文章除了引用原作的部分内容外，还可以对每个被链接的文章或者网页进行简短的评论以表达链客自己的观点，进而使这种文章本身也拥有邻接的著作权。那么链接是否侵犯著作权?这是计算机技术层面的问题了，即通过代码(软件和硬件)来规制。之所以用代码来规制，是因为代码的作者也是可以规制的，行业的代码才是行业自治的关键。技术上的硬性攻克可以避免人性的弱点，使代码成为事实上的“法律”。

总的来讲，在现有版权体系下，创作共用和链客的结合，似乎能为博客写作乃至网络上(至少是文字)作品的传播和保护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六、结　语

过去相互独立、边界清晰的各类媒介市场一直接受不同的市场规制，并以此维系其内部竞争秩序。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各类媒体融合的出现，跨媒介、跨领域的新类媒体服务日益增多，打破了原有相互封闭的政策壁垒，不断产生新的冲突，这对现行的以媒介物理特性为前提的市场规制提出新的挑战。手机用户、博客、QQ空间、互联网用户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他们正在变为从融合的信息通信网络上获得各种信息、发布各种信息的使用者，这不仅要求媒介法制改革，更亟待在宪法、行政法、知识产权法等领域寻求新的规制，建立能够为所有用户权利提供保护的法律制度。

作者：周莳文 欧晓明 熊 玲

媒体权利研究论文 篇2：

刍论新闻的版权保护与立法创新

【摘要】时事新闻具有不受版权法保护的合理性与受到保护的正当性，解决新闻版权问题要坚持利益平衡的原则。目前，我国新闻版权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时事新闻的界定不明、对新闻媒体权利的弱保护和部分规则相互抵触等。新闻版权立法创新的举措有：明晰并且细化法律规定、赋予媒体优先传播权、对新闻开展分类保护以及建立新闻使用付酬制度等。

【关键词】新闻；版权；时事新闻

【作者单位】张帆，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人文社科系；卫学莉，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人文社科系。

“版权”（Copyright）是法律赋权，具有专属性。版权法之所以赋予权利人享有版权，是希望社会能够从这种垄断性的权利中受益。为此，立法除了采取规定作品构成的条件、设置保护期限以划定私人财产与公有领域的边界等措施，还建立了客体排除制度，直接使那些“不适合”的客体无法进入版权法力及的范围。“新闻”不幸成为这样一种客体，加之法律规定含糊，从而与版权法形成了似保护、似不保护的若即若离的尴尬关系，始终游走在版权的外围。版权法对新闻的排斥客观上造成了社会对新闻商业价值的忽视，促进了“新闻无版权”等偏颇观念形成，为侵权行为留下了漏洞，也往往使新闻版权司法实践陷入困惑。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新闻弱保护的负面影响愈加突出，成为影响新闻业竞争发展的主要法律障碍之一。法律的价值在于保持对社会需求的回应与不断创新，重构新闻版权制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长远意义。

一、新闻版权保护与利益关系的平衡

1.版权法不保护新闻的合理性

新闻具有明显的事实属性，而事实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公共资源，并非版权客体，不被任何人专有或进行排他性使用。在Miller v.Universal City Studios，Inc.案中，法官指出，事实不是源于叙述事实的作者，也不是源自事实的发现者；发现者只是发现事实，而不能主张事实由其“原创”[1]。新闻通常包括“时间”“地点”“事件”“原因”“人物”等五项基本要素（简称“五W要素”）。这些要素的排列组合方式具有内在的逻辑性与选择的局限性，难以体现出立意与构思表达的独创性，即便存在事实与表达的混合，但是若认定其构成作品，则意味着任何人再继续报道这一事实，均须取得授权。否则，第一个人报道了某一客观事实，他人就不能再报道[2]。

“时间”是新闻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对时间性的追求也限制了新闻报道者个性的充分发挥，遏制了新闻的独创性。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是新闻不受版权法保护的另一个理由。这不仅涉及新闻自由与社会整体利益，还关乎国家治理和民主政体建设。当新闻自由与版权保护对抗时，法律经常采取新闻自由优位原则，保护新闻的传播价值。比如，按照德国《版权法》第49条第2款的规定，不管是否构成作品，是否享有版权保护，只要是通过报刊或广播发表的新闻，既不需要同意，也不需要支付报酬，可以“不受限制地”复制、发行与公开再现这些新闻[3]。不构成作品只是版权法排斥新闻的表面说辞，本质则是出于保护公众知情权的必然制度选择。

2.新闻受版权法保护的正当性

现实中，单纯的事实新闻非常少见。因为，任何新闻都是报道者对客观存在的认识与反映，都经历了事实→认识→表达的过程。新闻报道在追求客观真实的同时，必然包含了报道者作为认识主体的意识活动成分和主观因素，融进了报道者的观点与倾向[4]。一方面，报道者为了在繁杂的社会事件中寻找有价值的新闻源头，需要深入生活，通过采访、分析、判断、评价、取舍和整合等各种智力劳动和写作报道手段将新闻呈现给公众；另一方面，报道者对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也会由于其选择的视角，以及构思、创意和报道者本身的知识生活背景、观点认识的不同而使新闻具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独特效果。有学者利用符号学、框架学和叙述学等对新闻的独创性进行了论述，还有学者把新闻原创作品划分成记录性新闻、新闻现场直播、调查性报道、新闻通讯、解释性报道、新闻记录电影、汇编作品、演绎作品和新闻专业论文九种类型，分别阐述了其独创性[5]。对新闻提供版权保护的正当性还在于当前新闻业竞争生态的恶化，侵权之风盛行，“搭便车”的危害性日益严重，传统媒体的利益受到部分根本没有新闻生产能力的所谓“空壳媒体”的新媒体的鲸吞。所以，对新闻的法律保护力度应得到加强，新闻游离于版权法之外的状况不应延续下去。

3.新闻版权保护与利益关系平衡

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动因与历史变迁的动力。利益根源于人们的需要，是一切客观需要对象在满足主体需要时，在需要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时所形成的一定性质的社会关系的形式[6]。利益平衡既是版权制度的基石，又是解决新闻版权问题遵循的基础性原则。一方面，新闻的性质与功能决定了与其他一般知识信息的不同，如果被封闭或垄断，将压抑与扼杀新闻自由，一定程度地剥夺公众享有的知情权。将具有事实性质的新闻排除在版权客体之外，并对具有作品性质的新闻进行权利限制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在强调新闻公共物品属性的同时，我们不能否认其具有的私权属性，过分强调新闻自由，必然会克减新闻媒体的财产利益，降低对媒体生产新闻的激励，反过来又制约新闻自由与知情权的实现。促进新闻传播只是保障公众知情权的一种渠道，维护知情权的关键不是将新闻视作非版权客体，而是要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知情权”在新闻领域的泛化适用，与其说是一种法定权利，不如说是一种利益主张的修辞，以作为侵权行为的遮羞布[7]。利益决定法律，法律对版权利益的取向在新闻领域造就了利益天平倾斜与权利制衡机制扭曲，不利于新闻业发展。

二、 我国新闻版权立法存在的问题

1.时事新闻界定不明

我国《著作权法》第5条第2款关于“本法不适用于时事新闻”的规定源于《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8款对“日常新闻”和“纯属报刊消息性质的社会新闻”的排除。但是，《伯尔尼公约》并未对“日常新闻”“纯属报刊消息性质的社会新闻”做出解释，这给各成员国自行立法解释不受版权保护的新闻客体留下了空间。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将“时事新闻”定义为“单纯事实消息”，本意应指只包含“五W要素”的新闻，因为“五W要素”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但是，这与新闻学对时事新闻的理解有较大区别。一方面，新闻理论中并没有“单纯事实消息”的概念，另一方面即使新闻学中最简单的快讯、简讯和综合讯息等也不可能是“单纯事实消息”，而属于新闻作品。按照《伯尔尼公约》第10条之2第2项的表述，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3款中的“报道时事新闻”应包括“所有新闻作品”，那么对照该法第5条第2款的规定，“所有新闻作品”就都不受版权法保护，显然不合逻辑[8]。由于法律对时事新闻内涵与外延界定不明，导致本来具有较强局限性的“时事新闻”在实践中被扩大适用，使原本具有版权的新闻作品得不到保护。

2. 媒体权利的弱保护

新闻涉及“职务作品”和“法人作品”的权利归属与行使问题。按照《著作权法》第16条的规定，职务作品分为“普通职务作品”与“特殊职务作品”两种类型。如果新闻属于普通职务作品，作者享有全部版权（包括精神权利与财产权利），但是媒体可以在新闻作品完成两年内在新闻业务范围中优先使用，而且这种优先使用权具有排他性，即在两年内作者未经媒体同意不得以与本单位相同的方式许可第三方使用。按照《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2条的规定，如果经媒体许可，两年内作者将新闻作品许可给第三人使用，获取的报酬应与媒体按照约定的比例分配。由于“特殊职务作品”主要是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和计算机软件等，所以新闻作品绝大多数属于“普通职务作品”。然而，这种规定并不利于媒体权利的保护。一方面，全部版权归作者所有使媒体丧失了享有和行使新闻作品版权的主体资格与利用版权开展竞争的主动性；另一方面，新闻作品具有一次售卖的特征，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媒体往往在一段时间后将“新闻”（其实是“旧闻”）增值开发（比如，汇编成综合性或者专门性的“集合作品”）。这时被汇编的“新闻”可能已经超过了媒体两年的优先使用权期限，于是就需要向作者（很多是本媒体的内部员工）取得授权，并向其支付报酬，等于是向同一作者就同一新闻作品“二次付酬”。

3.立法存在抵触情况

按照201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发布的《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第11条的规定，综合性网站从事登载中央新闻单位、中央国家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发布的新闻的业务，需要与这些部门签订协议。由于该规定未对“新闻的业务”做出限定，这里的“新闻的业务”应理解为与“时事新闻和新闻作品”有关的“所有业务”。这不仅与《著作权法》第5条相抵触，也与《著作权法》第22条第4款“在没有权利人禁用声明的前提下，可以未经授权使用”的规定不符。《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6条第7款与《著作权法》第22条第4款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排除了合理使用规则对“宗教问题时事性文章”的适用，那么对“宗教问题时事性文章”究竟是适用合理使用，还是适用授权许可呢；或者在模拟技术环境下（印刷技术与电子技术的总称）适用合理使用，在数字技术环境下适用授权许可；这是立法者的疏忽，还是故意而为呢；在网络环境中按照《著作权法》第22条第4款的规定使用“宗教问题时事性文章”是否风有险呢？

三、新闻版权制度立法创新的思考

1.明晰并且细化法律规定

毫无疑问，对时事新闻界定模糊是我国新闻版权立法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相关版权问题的解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对不受版权保护的新闻客体大都有清晰的规定。比如，日本就把纯事实消息规定为人事往来、讣告、火警和交通事故等日常消息。无论对时事新闻下怎样的确切定义，我们都应将其限制在最小范围，防止大量的新闻作品被版权法边缘化。《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之间以及与《条例》等法规之间相关条款的抵触和冲突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了保护媒体的权益，笔者建议《著作权法》第16条将普通职务作品的权利归属由法定改为约定，或者在法定权利归属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扩大媒体优先使用新闻的期限。同时，笔者建议在优先使用权期满后，如果媒体要使用“本单位”的新闻，作者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得拒绝，并向媒体无偿授权，而媒体可以从使用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向作者补偿。

2. 赋予媒体的优先传播权

在构成新闻的诸要素中，“时间”居于首位[9]。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闻的实用价值将迅速下降，所以被认为是一种“易碎品”。新闻最有价值的短暂时间，也正是保护媒体经济利益的最佳时段。为此，部分国家设立了优先权保护制度。比如，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除非新闻原创媒体与其他新闻利用者（媒体、其他组织或个人）之间有约在先，否则新闻原创媒体享有20小时的优先传播权。按照意大利法律的规定，非经授权在新闻发布之前或者在新闻首次发布后的16小时内转载、广播或以其他方式传播新闻，属于违法行为。由于“新闻”是一个宽泛的广义概念，不同类型的新闻的价值与时效性不同，对所有类型的新闻都适用一致的优先传播权期限并不具有合理性。相关法律对转载、摘编、传播新闻的目的应做出限制，如果是营利性的使用，即便超过了优先传播权期限，亦应被法律禁止。

3.对新闻开展分类化保护

对新闻实施分类保护制度是许多国家的做法。比如，日本、德国就按照体裁和独创性对新闻做了区别对待。从我国立法分析，我们可以将新闻分成“不受版权法保护的时事新闻”“附条件使用的新闻作品”与“享有完整版权的新闻作品”等类型，也可以按照独创性高低对新闻类型进行划分。比如，新闻摄影作品、美术作品和电影作品等就应纳入享有完整版权的新闻作品范畴。至于新闻标题可否享有版权的问题，有学者建议分成“有独创性的标题”与“普通标题”两种类型的标题施予不同的版权政策。前一类标题经常出现在独创性较高的新闻当中，比如，新闻通讯、新闻特写、新闻连环画和新闻纪录电影以及其他类型的新闻演绎作品，后一类标题尽管作者为其付出了“汗水”，但是看不出有独创性[10]。对于新闻标题的可版权保护性，各国有不同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比如，在Fairfax案中，澳大利亚联邦法院认为，复制报刊标题不违反版权法，而在Meltwater案中，英国巡回法院却指出新闻标题可以构成独立的文学作品[11]。我们对新闻标题的独创性应提出较高要求，不然将简单的表达赋予专有性就会形成版权垄断，但是部分新闻标题不乏独创性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应具体分析。

4.建立新闻付酬利用制度

受众从创作者那里得到教益或启迪，不仅仅靠感谢已经足够，还有责任向创作者支付报酬。否则，没有物质上的来源，创作者不可能生存下去，也不可能进行创作[12]。许多国家建立了新闻补偿制度。一是法定补偿。比如，按照2013年德国颁布的《附属版权法》的规定，新闻搜索和聚合服务商需要支付“链接税”。二是协议补偿。比如，在美国，通过协议支付使用新闻的费用已经成为新闻界的行规。我国香港《大公报》的做法是，使用者点击该报的新闻前先需点击相关的广告，然后才可以阅读新闻[13]。这也是对数字技术条件下特有的“点击协议”的利用。在日本“读卖在线新闻标题案”的二审中，法院认为不享有版权的新闻标题，应当视为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5]这其实是对“新闻信息产权”的肯定。我国可以学习借鉴此种做法，对于不享有版权的新闻权利人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

[1]叶晓川.论时事新闻与著作权保护[J].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2）：60-63.

[2]李明德，许超.著作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9.

[3]范长军.德国著作权法[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74.

[4]杜鹃.对我国著作权法“时事新闻”相关规定的解读与重构[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2：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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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伟光.利益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4.

[7]向光富.论我国新闻作品著作权法调整的认识误区与改进[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2）：142-149.

[8]翟真.新闻作品版权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97.

[9]刘海明.新闻与版权——基于新闻自由角度的考察[J].新闻爱好者，2014（2）：70-74.

[10][西]德利娅·利普希克.著作权与邻接权[M].北京：中国外对翻译出版公司，2000：87.

[11]贾金玺.报纸赢得在线内容的版权之争[J].中国报业，2011（8）：73.

[12][德]雷炳德.著作权法[M].张恩民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15.

[13]程德安.媒介知识产权[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89.

作者：张帆　卫学莉

媒体权利研究论文 篇3：

体育直播在网络中版权争议浅析

摘 要：自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聚光灯下，体育产业经常被称为中国经济的下一个“黄金时代”。过去几年，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体育产业稳步发展。这种动态环境也增加了体育现场直播的机会，这种直播尚未充分发挥其潜力，成为体育组织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也是体育部门投资和发展的主要贡献者。在数字革命中冲浪，现场体育直播和媒体权利都飞速增长。然而，网络时代为一种新的威胁打开了大门，这种威胁正威胁着体育与媒体之间的共生关系：网络盗版和未经授权的传播。十年来，对“现场体育直播”的保护一直是许多争论的中心，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选择路径上，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现场体育直播”是否具有版权。在中国版权法没有明确保护的情况下，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并限制了“体育直播”的潜力。本文分析了现行著作权法中“体育直播”的现状及改编的可能性，以及通过特殊保护提供可行的保护选择的机会。

关键词：现场体育;版权;著作权;法律保护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体育产业一直保持着蓬勃发展的势头，尤其是在增长潜力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2014年10月2日，国务院发布了《体育产业发展路线图》，文件名为《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方针》。这一指导方针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它构成了中国政府首次挖掘体育产业的经济价值。这份文件赋予了体育经济方面的主导作用：在20年内，中国将超过5万亿元（到2025年底），成为“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力量”和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市场。然而，网络中的网络盗版和未经授权的传播引发了人们对如何有效保护媒体权利及其飞涨的价值的担忧。

一、我国体育比赛转播收入现状

几十年来，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一直主宰着中国的体育直播市场。如今，中央电视台面临着新媒体的挑战，例如：腾讯，中国互联网巨头，在2014至通过与NBA签订5亿美元的独家数字转播权协议，打破了中央电视台的垄断。年作为NBA的独家官方合作伙伴，腾讯被允许通过腾讯体育的NBA版块在腾讯QQ，微信，腾讯视频应用和腾讯新闻应用上发布NBA的直播游戏和内容。与此同时，私营网络媒体的出现是由动态网络环境推动而来，促成了2015年体育直播媒体权利的繁荣。网络媒体有足够的资源提供高质量的传播，而且不像国家媒体提供免费内容，私营媒体可以提供有偿服务以产生更多的收入。

多年来，体育界和媒体已经形成了一种自我利益关系。两个行业都从其利益的互补性中获益，虽然体育为媒体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和受众，但媒体是体育的收入来源和促进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和数字化初期有利的监管环境，使中国成为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等前沿产业的全球领导者。”。

二、我国著作权法关于“体育直播”的规定

首先我们来探讨现行规定和司法实践下对“体育直播”的保护，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的“体育”状况，著作权法是为了保护作者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著作权，鼓励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和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和繁荣而根据宪法制定的。根据中国法律，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作品，无论其是否发表，都享有版权。虽然曾经有商界人士和专家呼吁，鉴于非法直播在内的网络盗版活动日益猖獗，我们需要加强立法，保护“直播体育”。体育转播节目无疑应该受到保护，但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法律保护措施，首先我们先参考我国的现行法律情况。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没有明确关于“体育直播”的具体规定。事实上，既没有一个条款明确解决“体育直播”的问题，也没有一个法规承认对“体育直播”的保护。考虑到体育赛事直播是由实时拍摄及剪辑影像所组成直播影片，在现有的作品类别中，体育直播的特色最具相容性的类别是电影摄影作品及类似于电影摄影的程序所创作的作品。这个类别是关于通过类似于电影摄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在某些材料上录制的作品，由一系列图像组成，有或没有伴音，并且可以借助适当的设备进行投影或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沟通《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都没有提到“体育直播”。

三、基于现行法律，如何改进

根据现行版权法，体育赛事的转播权经常受到侵害，需要扩大或引入新的版权主题。应当承认体育直播的著作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必须改变对体育赛事转播作品含义的理解。此外，必须更改原创标准的适用，以便将体育赛事转播以及其再创作制成的作品适用范围扩大，或将其纳入法律规定的其他作品。改进措施如下：

1.加大体育直播赛事转播的保护力度

我国现行法律中，对于体育直播赛事在网络中的保护力度明显不足，在网络中明显存在侵害他人比赛转播权的事例频频发生，以至于使广大网友觉得观看盗用转播画面变得“理所当然”，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相关部门不履职尽责，执法力度和强度明显不够，违法成本过低导致，使得网络中违法盗用转播比赛的现象频频发生。

2.细化体育赛事转播版权分类

在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学界对于体育比赛转播的法律属性看法不一，有“赛事准入说”、“娱乐服务提供说”、“企业权利说”、“商品化权说”、“表演者说”“版权说”等等，我们可以发现其理论是基于不同的体育赛事项目的特点进行的学说阐述，因此，笔者认为可以根据不同的体育比赛项目的特征来规范体育赛事转播的相关法律法规，做到将体育赛事法律效力的作用精准化，使得体育比赛转播权利更加公正划分。

3.明确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性质

体育赛事转播权随着体育比赛的结束而终止，不是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因而存在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缺失的情况，但是在体育赛事中，体育比赛转播者固有赛事转播这一权利，在权利的捍卫与实施过程中，必当要有适当的法律保证其合法性，所以体育赛事转播是体育赛事组织者享有的一种无形财产，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四、总结

技术的不断进步的同时也在无形中进一步危害了既定的概念和定义，干扰了法律的确定性。为了让版权法等与体育赛事转播相关的法律法规应当与时俱进，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法律需要不断完善，而不是“故步自封”，需要足够精确，而不是一刀切。国内外许多与体育赛事转播相关的法律问题是由于其相关的概念不足，特别是在涉及巨大的技术演进时，难以根据时代变化做出相应的裁定，网络盗版是随着新媒体的扩张而产生的一种新现象，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体育赛事转播的网络盗版就已经出现。但是中国版权法的最近一次修订是在2010年，现行法例未必能有效处理保障体育赛事转播的盗版问题，这是正常的，因为在发出修订本时，法例并没有足够的事后经验去评估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以及新媒体数量井喷式增长，还有网络空间交流的民主化使得在线盗版的情况更加恶化。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高度互联、信息化活跃的国家，广播权和媒体权利的所有者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如果广播公司需要主动采取预防措施，使用预防性技术和设备，版权法就需要通过保护性条款来支持他们。对体育赛事转播的有力保护也是现行政府发展体育产业政策的延续。

参考文献：

[1]孙 彦.《新时期体育赛事公用信号制作现存问题及规范探讨》[J].传播力研究，2020（01）.

[2]刘颜恺.《“互联网 + 体育赛事”版权保护问题研究》[D].广西大学，2017.

[3]潘军 王艳.《我国体育赛事新媒体转播权的市场开发研究》[J]体育科技，2018年（05）.

[4]陈晨 杨铄等.《新媒体时代体育赛事转播市场发展问题研究》[J]浙江体育学科，2020（02）.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0）

作者：肖酌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