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权利保护研究

人身权利保护研究（精选五篇）

人身权利保护研究 篇1

根据2001年4月20日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 (CCMD-3) 中对同性恋的定义, 同性恋是指在正常生活条件下, 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对同性成员持续表现性爱倾向, 包括思想、感情及性爱行为;对异性虽可有正常的性行为, 但性爱倾向明显减弱或缺乏。因此, 难以建立和维持与异性成员的家庭关系。[1]

二、关于同性恋的成因

各国不同领域的各个学者都设法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同性恋形成的原因, 归纳起来无非是两种, 即天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既然同性恋者有其存在的天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决定了其存在不违背自然规律性。经过医学专家从生物学方面的研究, 认为同性恋的形成有如下缘由:

(一) 遗传因素

携带有同性恋基因的个体细胞, 在适宜的条件下, 易于发展成同性恋细胞。赞成这一观点的研究者有:考尔曼、精神病学家雷纳与哈默领导的癌症研究小组。

(二) 性激素影响

胎儿的大脑受何种性激素的影响, 决定了个体细胞未来的性取向。如果男性胎儿未得到睾丸激素的影响, 而是受到母亲卵巢的雌性激素影响, 男性胎儿大脑就会女性化;女性胎儿如果受到睾丸激素的影响, 女性胎儿大脑也会雄性化。就相关猜想, 相关研究人员已经在动物身上做过实验, 最终的结果表明, 这种猜想具有合理性。

(三) 历史的因素、心理因素, 或者说是社会心理因素

通常由于军队实行比社会更严格的性别隔离制度, 所以从古代以来, 就有很多记载军队同性恋者的文献, 并且表明军队里面的同性恋现象比社会上更为普遍。世界各国都有关于同性恋者的记载, 希腊、英国、美国和荷兰等等, 而中国古代也有相应的记载。弗洛伊德就是心理因素的赞成者。

经过无数的岁月与研究, 终于在2 0世纪处, 世界医学界否定了同性恋性取向与道德相关的观念。认识到同性恋是人性的一种自然流露, 并非内心的扭曲, 应尊重他们的个性化情感的发展。至此, 我们得出这样的推论:同性恋与异性恋本质区别就是性取向的不同, 这种不同的原因犹如非洲的自然因素决定了非洲人的体型与肤色;犹如欧美与中国不同的文化背景, 造成了思想信仰方面的巨大差别。我们能因这种不同而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头顶上打个问号吗?所以笔者认为, 应该给予同性恋者与异性恋着同等的保护, 尤其在争论激烈的婚姻人身权利保护方面。

三、给同性恋婚姻人身权利保护而无反社会效力的实证研究

(一) 不违背个人基本人权和社会利益的自由契约应得到尊重

在生命权能够得到保障的情况下, 我们所最尊贵的莫过于自由权。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中发布的《人权公民权宣言》第4条就给出了定义:“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2]而现代最系统地论述社会自由的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在《论自由》这本名著中给出了这样精辟的论断:“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 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任何人的行为, 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对社会负责。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 他的独立性在权力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 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 本人乃是最高主权者。[3]”这就是说, 除了出于社会“自我防卫”的需要外, 自由是体现在个人思想、行为不受其他任何人、特别是统治者权利的干预。那么我就想问:在同性恋婚关系中, 如果存在关于人身权利的自由约定, 而法律不给于其保障的依据在哪里?在之前我已经论述过了, 这种自由协定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如果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 那么同性恋婚姻关系中约定的人身权利就应该得到相应的保障。

(二) 在一个法治社会中,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任何公民都拥有相应的救济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明确规定每个公民都拥有劳动权、受教育权。在我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时候, 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相应的救济。在政府论中这样提到:我们组建政府的目的在于:通过这样的体系, 我们的权利都能够得到保障, 以至于别人在行使权力的时候, 不损害我们的利益。在张文显资产阶级法的价值论述中, 也有这样的论述:“‘社会本位’的秩序观强调‘社会统治’、‘社会连带’及‘个人社会的和谐’, 并把它们作为资本主义秩序应有的内容。资产阶级试图通过这种秩序的建立和维护, 来调整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 减少人们之间的相互摩擦和无谓的牺牲, 以使社会成员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情况下享用各种资源, 从而保障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4]在同性恋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 也将出现像法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的各种矛盾与冲突, 当这种矛盾与冲突转化为暴力的时候, 将会给社会添加不少本不应该有的悲剧。然而在现有的法律下, 这种悲剧找不到相应的救济方式, 这只能说是法律在和广大的公民开了个带有血腥的玩笑。

(三) 在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中, 不应该存在一个道德无法规制而法律又隔岸观火的真空地带

如果在同性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发生的纠纷得不到婚姻法 (或者类似于婚姻法) 的调整, 我们去哪里寻找维护这种权利义务失衡的法律工具呢?如果你告诉我, 可以用刑法或者其他法律加于调整, 我想, 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单独列出婚姻法作为一种具体的调节方式。在同居期间, 同性恋也存在着权利的侵害情形。如果这种行为得不到规制, 有悖于法治的目的。我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这也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在一个社会中, 法律和道德应该起到规制整个社会的目的, 当道德无法规制这种行为的时候, 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法律就应该给出强有力的回应。如果存在道德无法规制而法律又隔岸观火的话, 就等于在事实上剥夺了公民的救济权。当公民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的时候, 那么他将失去生存的基本保障。这与我们法律和政府的目的是相违背的, 所以在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中, 不应该存在一个道德无法规制而法律又隔岸观火的真空地带。

四、结论

法律根植于现实的土壤。笔者认为, 应该对同性恋婚姻给予理性的认识, 给同性恋婚姻披上“合法”的外衣;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给予当事人必要保护, 并不是说鼓励同性恋婚姻的结合方式, 而是说任何人都有在不侵犯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选择自己行为的自由, 任何他人不得侵犯和干涉他们的自由, 人们选择同性恋婚姻的生活方式应当得到法律认可;当一方或双方受到严重不公平待遇时, 法律就会矫正这种行为, 并遵循公平的原则重新分配当事人的利益, 维持当事人的利益平衡。法律对同性恋的法律地位进行尊重和认可, 但侵害另一方同居者利益或第三人利益, 法律必须对其自由意志进行干预和剥夺。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目的并非是要对婚姻的否定, 相反是补充现行的婚姻制度和维护同性恋者权益的需要。婚姻的问题留给婚姻制度去解决, 顾虑同性婚否定婚姻而不给同性恋者一定的法律保护, 不符合法律理性思维。

综上所述:根据同性恋婚姻关系“合法化”存在的必要性和人身权利保护而无反社会效力实证研究。我们认为同性恋婚姻关系的人身权利应该得到有利的保护, 但是在中国的现实基础上, 采用什么样的保护方式, 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但笔者认为, 我们可以从刑法中预备犯与未遂犯相对于实行犯的处罚方式中得到启示, 我们为什么不给予同性恋婚姻关系相对于法定婚姻关系阶梯式的保护呢?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了解同性恋产生的本源, 并论述性取向的差别不能成为同性恋权利不能得到与异性恋同等保护的理由, 进而论证了法律上认可同性恋婚而无反社会效力 (不包括因人们的偏见造成的反社会效力) , 更是一种对社会秩序的维护。

关键词：同性恋,同性恋婚姻,人身权利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第3版) .2001.4.20.

[2]李步云.人权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2, (1) :143.

[3]「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宗华译, 商务印书馆, 1986:11.

我国检察人员人身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篇2

关键词：检察人员 人身权利保障 法律保护 风险评估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利益调整的加快，检察机关需要调处的矛盾纠纷更加复杂，面临着利益对抗和矛盾激化等各种风险，检察人员人身权利受侵害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对我国检察人员人身权利保障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检察人员人身权利保障基本内涵

（一）检察人员人身权利的概念

检察人员人身权利，是指法律赋予的以履行检察职责为基础的，基于检察人员这一特殊身份主体所享有的，与其人身不可分离而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其特征有：第一，权利主体具有检察人员这一特殊身份；第二，该权利受到侵害与检察人员履行职责具有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检察人员基于普通公民身份在日常社会活动中由于其他因素而受到的人身权利侵害显然不属于本文讨论之范畴；第三，由于侵害行为与检察人员行使职权存在密切关联，因此侵害行为主体多为案件当事人或与当事人相关的人。

（二）侵害检察人员人身权利的表现形式

1.侵犯生命权。对于检察人员生命权的侵害以生命维持和生命安全为基本内容，尽管较为极端，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多见，但检察人员该项权利受到侵害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由于受害者司法人员的身份，侵害行为将对司法公信力造成较大冲击。

2.侵犯身体权、健康权。该种侵害形式在司法实践中更为多见，通常表现为发泄对抗情绪的暴力现象，如撕扯、殴打、围攻等，近年来还出现了泼硫酸、爆炸、放火等高度危险行为。例如安徽省检察人员在办理一起影响巨大的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遭到行贿人雇佣杀手报复，当场身中数刀，留下终生残疾。[1]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健康权不仅包括生理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

3.侵犯名誉权。案件当事人由于对案件处理方式或结果不满而恶语相向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据报道，安徽省安庆市某县检察机关查处的一起案件当事人被判无罪后，该院检察长当即遭到谩骂，并挨了当事人家属一记耳光。[2]此外，还有故意捏造事实、诬告诽谤等其他侵权方式。

4.侵犯隐私权。该项权利以检察人员不愿公开或让他人知悉的个人秘密信息为主要内容。个别案件当事人由于自身诉求难以得到满足，通过多种形式对检察人员施加压力，甚至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场所对检察人员进行跟踪、尾随，通过多种渠道挖掘其个人信息，继而对其进行威胁、恐吓。

5.侵害检察人员近亲属人身权利。尽管在此种情况下，检察人员的人身权利并未直接受到侵害，所侵犯之权利在外延上也并不属于检察人员人身权利的范畴，但考虑到对近亲属人身权利的侵害给检察人员在心理上带来的恐惧及压力足以影响其公正履行职责，此种侵害形式也应作为检察人员人身权利的衍生而列入本文研究之范围。

（三）侵害检察人员人身权利行为的基本特征

1.不同业务类别检察人员受侵害风险程度不同。在检察系统内部，不同业务类别的检察人员因工作性质不同，与案件当事人接触程度不同，受侵害的风险程度也不同。例如，控告申诉检察、案件管理等窗口部门，日常负有接待当事人、律师等相关人员的职能，特别是控告申诉检察部门，负责接待控告、申诉案件当事人，其中大多情绪激动，可能做出过激行为。再如，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公诉人员也是受侵害风险较高的岗位。

2.侵害行为发生场所不固定。侵害检察人员人身权利的行为不仅局限于办公、办案场所，还可能发生于检察人员日常活动的更广阔范围之内。个别案件当事人或其家属为了给办案人员施加压力，甚至会在工作时间以外、在不同场所对检察人员进行侵扰。

3.侵害行为的发生不可预见，具有突发性和随机性。对于检察人员的人身权利侵害与司法活动紧密联系，可能发生在履行检察职能的各个环节，具体的侵害行为是否发生、何时、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难以准确预计。

4.侵害行为严重影响了检察人员的职业行为。侵害人身权利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检察人员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加大了检察人员的职业风险和心理压力，严重影响了检察人员正常职业行为。

5.侵害行为严重损耗社会资源。侵害检察人员人身权利的行为在客观上导致了诉讼资源的消耗，尤其是对于扰乱检察机关办公秩序或威胁检察人员人身安全的紧急事件，检察机关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进行处置，甚至需要其他司法、行政机关的配合协助，大大增加了工作负担。

二、我国检察人员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分析

（一）法律信仰缺失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及法治宣传教育的开展，公民的法治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长，但与国家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检察人员秉公办案，一旦结果不符合某方当事人的预期，其会认为这是检察人员故意刁难，由此心生怨恨，容易做出偏激行为。其中不仅有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还有当前司法机关公信力缺失、司法权过度“行政化”及群众维权渠道不畅等多方面因素。

（二）法律保护体系不健全

《刑事诉讼法》第194条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如果诉讼参与人或者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审判长应当警告制止。对不听制止的，可以强行带出法庭；情节严重的，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或者15日以下的拘留。不难看出，其适用场域是在法庭内，保护对象除司法工作人员外还有其他诉讼参与人，且法庭秩序处于受保护的主要客体地位。在法庭场域外，检察人员的人身权利受到侵害又未触及刑法的情况没有相关法律进行保护。比如在外出办案和非办案时间内，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相关的人对检察人员实施的殴打、谩骂、恐吓、威胁等行为，且侵害程度未达到《刑法》追诉标准的情况，还处于法律保护的“真空”地带。

（三）检察机关自身对于侵害检察人员人身权利问题不够重视

检察机关自身对该问题也未给予足够重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相关统计数据几乎为空白。笔者经检索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及查阅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等，均未查询到与侵害检察人员人身权利行为有关的官方统计数据。二是对侵害行为没有及时制止或有力打击。检察人员受到侵害或威胁时，有相当一部分选择了消极躲避或独自承受；有的检察人员向上级反映后，大多是被叮嘱“自己多加小心”；某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行为还被当作供其他检察人员学习的先进事迹，这不得不说是对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理念的误读。三是保障机构和措施缺失。尚未明确处置相关事件或采取保护措施工作由哪个内设部门负责。

（四）检察机关安全保障措施不够健全

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加强行政装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办案实践纷繁复杂，以下情形的安保措施还有待完善：一是外出办案人员的人身安全保障。如职务犯罪侦查、公诉、侦查监督、民行等部门的办案人员承担外出侦查、查封扣押涉案财物、调查取证等工作，此时其人身安全面临的危险系数要高于其在办公场所内。二是司法警察队伍警力不足。目前各级检察机关均面临着法警警力不足的困难，尤其是在发生群体性上访中的侵害行为，往往需要借助公安机关的力量，才能及时有效制止。

三、完善我国检察人员人身权利保障机制的意见建议

（一）培育法律信仰

人们进行法律问题研究时，多会考虑借鉴西方法律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但在本文研究过程中，笔者搜集的资料却鲜有国外相关情况和案例介绍。其中除受搜集资料方法及方式的局限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在法治发达国家，法官、检察官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鲜有法官、检察官人身受到侵害的情况发生。因此，较高的司法公信力、社会的法律信仰及检察人员的自身修为，是解决此问题的根本。

中国语境下，检察官人身权利受侵害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的法律信仰缺失。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进行了全面部署，但社会的法律信仰塑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司法公信力一点点的提升与累积。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司法公信力的提高与法律文化、法律信仰培育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在发展趋向上具有同向性。检察官的社会地位的提高除公权力保障、职业保障外，还需规范检察官司法行为，进而提升检察官在社会中的受尊重程度和威望。要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人民群众对公正的新期待，逐步形成一套“岗位职责”更加明确，更加完整有效的司法规范化制度体系，更多借助于信息化时代的监督方式，使每一个司法环节和司法行为都在阳光下运行。[3]

（二）完善法律保护体系

尽管根据刑法谦抑原则，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能够制止某种违法行为，能够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4]但是考虑到前述行为不仅侵犯了检察人员的人身权利，同时损害了司法公正，其行为可通过被侵犯检察人员的心理、行为，进而影响到对案件的公正处理。因此，应在考虑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侵害行为的危害性大小对部分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在刑法上进行入罪处理。与单纯侵权行为相比，其入罪的标准应略低，其目的就是为保证司法行为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给予检察人员及司法秩序以更多的刑法保护；在刑事诉讼法层面，可分别借鉴证人保护、司法拘留、司法罚款等制度，建立必要的接触检察人员及家属禁止令制度、相关行为的司法拘留、司法罚款或训诫等制度；在治安处罚法层面，对于部分既无法在刑法入罪也无法适用刑事诉讼法的侵害行为，可考虑在治安处罚法层面给予相应的规定和处理，使检察人员人身权利保护的法律体系没有“缺口”或“断层”。

（三）构建相关保障机制

检察系统内部的人身权利保障机制相比法律保护体系来说更具有可操作性，有效可行的保障机制可大大降低检察人员人身权利受侵害的风险。

1.完善办案风险评估及预警机制。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应增加检察人员人身权利受侵害的评估项目，由办案人员根据评估标准对案件进行风险评估并随卷记入办案系统，较高等级风险案件应当分别向主管领导和检察人员人身权利保障机构进行提醒，以便采取不同的应对预案。

2.建立突发情况应急预案。制定应急预案时应充分考虑以下因素：风险发生的机理、潜在可能性、负责应对的组织体系、检察人员人身安全保障的方式方法等。分别设立突发情况、风险识别子系统、风险控制指挥子系统、处置关系协调子系统、安全保障实施子系统等。在检察人员人身受到侵害时或者处于较高程度危险时及时启动，确保各子系统能迅速响应并协调、有效运行。

3.设立检察人员人身权利保障机构。建议在现有的政工部门、改革后的检察行政管理部门设立专门办事机构，负责检察人员人身权利保障相关事宜，如办案过程中检察人员权利保障风险评估、风险预警制度管理工作；应急预案的制定、启动工作；协调相关系统有效运行。尤其事后要对相关情况进行系统量化统计，总结特点和原因，以便进行预防与责任追究。

注释：

[1]案例引自中国网《中国检察官6大职业风险：反贪得罪人致升职难》，http：//www.china.com.cn/law.txt/200611/15/content_7361587.htm，访问日期：2015年10月28日。

[2]同[1]。

[3]周光权：《在司法改革中规范司法行为》，载《人民检察》2014年第21期。

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不容侵犯 篇3

人身自由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 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先决条件。为了人民的幸福, 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 我们必须依法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 依法制裁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行为。

但当前, 还有一些人包括执法人员对此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正确的认识。有些商场的保安人员随便对消费者进行身体的搜查, 或对顾客的行李包进行搜查, 这些行为都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漠视。所以, 在当今社会,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维权意识, 当我们的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非法侵害时, 我们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青少年是成长中的一代, 为了自身健康成长, 更为了祖国明天的安宁祥和、繁荣富强, 让我们从小树立法律意识、权利意识, 善于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学会依法办事、依法律己, 为维护国家的法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人身权利保护研究 篇4

关键词：辨认,被辨认人,权利保障

在刑事侦查程序中, 辨认是一种常见的侦查行为, 意指在侦查机关的主持下, 由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或证人对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文件、尸体、场所或者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辨别和确认的诉讼活动。其中,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人身辨认是整个辨认制度非常重要的一环。但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对辨认制度作出法律规制, 只有《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该制度作出了粗线条勾勒。相比较而言, 英美法系国家对于辨认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多有详细规制。有鉴于此, 笔者认为, 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成熟做法, 来逐步完善我国辨认程序中被辨认人的权利保障问题。

一、人身辨认中被辨认人权利保障的域外考察——以英美法系为中心

(一) 知情权

在英国, 被辨认人享有较多的知情权。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辨认程序启动时的知情权。其主要内容是以警察告知的方式来向被辨认人解释辨认的目的、程序以及辨认中的权利等。如《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D规定, 安排进行列队辨认、群体辨认或录像辨认之前, 负责辨认的警察必须向犯罪嫌疑人通知并解释下列事项: (1) 列队辨认、群体辨认或录像辨认的目的; (2) 他有免费取得法律建议的权利; (3) 取得法律建议的程序……

其次, 证人描述情节的知情权。《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D2 0规定, 可能成为证人的人最初对犯罪嫌疑人的描述须被记录在案, 且必须是在该人辨认之前。记录为任何形式, ……即能从中获取最初由证人描述的细节, 并可将其制成书面形式, 以便依照本守则提供给犯罪嫌疑人或他的律师。

最后, 辨认结果的知情权。《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D附件A16规定, 如证人在列队辨认结束后才决定辨认结果, 犯罪嫌疑人、他的律师须被告知辨认结果。守则D附件A18亦规定, 最后一个证人离开现场后, 负责辨认的警官须问犯罪嫌疑人是否希望对列队辨认发表任何意见。

(二) 律师在场权

在英国, 犯罪嫌疑人在进行辨认时可以要求其律师或亲友到场。《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D附件A1规定, 必须给予犯罪嫌疑人合理的时间通知他的律师到场, 负责辨认的警官必须要求他在通知书的第二份副本上表明他是否愿意让他们到场;守则D附件A7规定, 一旦参加列队辨认的人员被编制妥当, 其后就有关列队辨认的每一事项, 必须在犯罪嫌疑人及翻译、律师、朋友或在场的适当成年人的视力或听力所及范围内进行;守则D附件A10亦规定, 当犯罪嫌疑人被带到执行列队辨认的地点时, ……列队辨认开始之前, 犯罪嫌疑人有权从他的律师或朋友处得到法律建议。

在美国, 获得律师帮助权是由宪法第六修正案所确立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这一权利通过一系列的判例予以支撑。其中, 美利坚诉韦德一案首次触及辨认程序中的律师帮助权问题。在该案中, 联邦最高法院指出, 犯罪嫌疑人在被要求进行列队辨认时, 有权要求律师在场, 如果列队辨认时犯罪嫌疑人的律师未到场, 那么便侵犯了犯罪嫌疑人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的权利。

(三) 拒绝辨认权

在英国, 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参加辨认, 但该拒绝有可能成为警方所掌握的证据。《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D215规定, 犯罪嫌疑人不必一定要参加列队辨认, 也不必一定与进行群体辨认或录像辨认制作合作。如果他不同意参加列队辨认或拒绝与进行群体辨认或录像辨认制作合作, 他的拒绝可能会在以后的审判中被用来作为证据。守则D315规定, 如果犯罪嫌疑人拒绝进行提供给他的首选辨认形式时, 主持辨认的警官应当要求他陈述拒绝的理由, ……综合考虑这些理由和请求后, 若合适, 主持辨认的警官应当为嫌疑人提供另一种他认为合适并切实可行的辨认形式。

尽管英美法律制度一脉相承, 但在美国, 犯罪嫌疑人一般不能拒绝列队辨认, 否则, 法院将会做出对其不利的推断。但基于其正当程序理念, 虽然嫌疑人不得拒绝侦查机关列队辨认的要求, 但侦查人员也不得强迫其进行列队辨认, 否则可能会侵犯到犯罪嫌疑人的正当程序权利从而导致取得的证据被排除。

(四) 辨认位置选择权

这一权利意指犯罪嫌疑人可以在辨认队列中自主选择自己的位置, 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主体意愿的尊重。在英国, 《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D附件A11规定, 犯罪嫌疑人可以在列队中选择他的位置。如果有两名以上的证人, 负责辨认的警官必须在每一名证人离开房间后告知嫌疑人, 他可以重新调换位置。该法附录B第13条规定, 在不能干扰其他列队成员顺序的情况下, 嫌疑人可在列队中选择他的位置。附录C (群体辨认) 第27条亦规定, (经嫌疑人同意后的辨认) 嫌疑人可根据其意愿选择他在辨认群体 (停留在原地的人群) 中的位置。

(五) 一个特殊问题——违法程序 (行为) 之救济

在辨认活动中, 如果辨认程序的组成不合法, 或者主持辨认的警察行为违法, 那么允许犯罪嫌疑人寻求程序救济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英国, 其通过主体中立原则和禁止诱导规则来确保嫌疑人不受违法辨认之损害。《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D第311款规定, 辨认的安排及执行应当由不低于警督的、且不参与本案调查的警官负责。主持辨认的警官可以委托另一个警官或警员安排并执行辨认, 但主持辨认的警官必须能够有效监督、干预, 且这些安排或执行的人员也不得是参与本案调查的警官或其他人。守则D22亦规定, 在任何辨认过程中, 组织辨认的警察都不得以某些语言、动作、表情等任何方式进行暗示或诱导, 使得辨认人做出某种回答。

在美国, 对于警察违法实施辨认而给犯罪嫌疑人造成损害的, 则主要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救济。如在Stovall v.Denno一案中, 联邦最高法院指出, 嫌疑人在辨认程序中的正当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如果依据当时的一切情形显示, 辨认过程“不必要的带有暗示性”并且因此导致无法弥补的严重后果的话, 那么依据正当程序该辨认结论必须予以排除。

二、我国人身辨认程序中被辨认人权利保障的完善

(一) 完善思路

如前所述, 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辨认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救济问题作出规制, 而英、美等国的法律规定又相当细致, 因此, 借鉴域外的合理经验, 便成为完善这一问题的首肯之举。但中国与英、美等国的司法理念不同:首先, 中国传统的司法理念更趋向于追诉犯罪职能;其次, 中国的侦查程序体现出较强的职权主义模式, 注重效益价值;最后, 现行立法更多的体现出技术性操作的样态。

故此, 笔者认为, 我们不可能照搬英、美等国的做法。但通过前文的考察可以发现, 英美法系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诸多权利中, 有些是技术性的权利, 如辨认位置选择权, 而有些是与制度理念联系在一起的, 如律师在场权。据此, 笔者认为, 完善我国辨认程序中被辨认人的权益, 亦可从这两个视角出发, 并结合相关体制的改革, 逐步予以推进。

(二) 完善策略

1. 辨认位置选择权

对此, 我国法律并未作出规定, 但由于这一权利具有技术性特点, 所以在我国引入有其现实可能性。至于如何操作, 笔者同意部分学者的主张, 即对于列队辨认, 在陪衬者位置站好后, 犯罪嫌疑人有权选择其认为合适的位置;对于单独辨认, 犯罪嫌疑人有权选择在任意一个陪衬者之前或之后出场;对于多人辨认, 犯罪嫌疑人可以在更换下一辨认人之前改变自己原来选择的位置;此外, 犯罪嫌疑人应有权要求陪衬者在外表上看起来尽量和自己相似或一致。

2. 提出异议权

笔者认为, 提出异议权实际上暗含着如下两种具体权利:

第一, 申请回避权。即被辨认人有权对不适格的侦查人员表达异议, 要求其回避, 这一权利已为刑事诉讼法所确立, 但现行法律关于回避理由的规定却过于狭隘。如前所述, 英国确立了主体中立原则, 以确保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据此, 笔者认为, 申请回避权的范围可以适当扩充, 即如果是由办案的侦查人员主持辨认的话, 被辨认人有权申请其回避, 从而要求非办案人员来主持辨认。实际上, 这样做的目的也是希冀于能够引入主体中立原则, 切实有效维护程序正义。

第二, 程序救济权。一方面, 如果侦查人员在辨认活动中对被辨认人存在人身侮辱行为或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情形, 被辨认人可以表达异议并寻求救济。对此, 现行法律已然作出规定, 但并不详细。笔者认为, 对于该类异议, 如果辨认主持者认为有理, 则应当在合理期间内予以改正并将处理结果告知被辨认人;如果认为不合理, 则应向被辨认人作出解释, 后者可以保留其意见, 留待法庭审理阶段再行表达。

另一方面, 如果侦查人员在辨认中对证人等进行暗示或诱导, 以至于辨认结论可能对犯罪嫌疑人不利时, 其也可以提出异议。对此, 英国确立了禁止诱导规则, 美国也通过判例排除了暗示之下所取得的辨认结论的证据效力。笔者认为, 如果侦查人员在辨认中存在暗示或诱导行为, 从而导致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时, 应当将此类行为所获得的证据予以排除。当然, 在具体考量上, 可借鉴前文Stovall v.Denno一案的做法, 即综合衡量一切相关因素后再决定是否排除在不当暗示或诱导之下所取得的证据。

3. 律师在场权

“现代刑事侦查程序已超越或正旨在超越将犯罪嫌疑人视为追诉客体的单向治罪模式。”辨认程序亦不例外。从前文的考察可以看出, 英国对辨认程序中的律师在场权有详致规定, 美国亦通过判例的方式支持了该项权利。因此, 笔者认为, 应该在中国的辨认程序中逐步构建律师在场权。

当然, 这存在制度困境。一方面, 我国法律尽管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介入诉讼, 但一般认为其仅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等;另一方面, 现行侦查程序具有较强的职权追诉倾向, 侦查人员可能基于诸多因素的考量, 并不期待律师的参与。但这是制度困境, 也是制度契机。实际上, 律师在场权并非一定要以辩护的方式加以体现, 其完全可以以法律帮助的态势运作, 而且在现行侦查模式下, 更需要律师的参与来确保控辩平衡。不仅如此, 赋予嫌疑人律师在场权, 还有助于发现辨认活动是否存在不当暗示等违法行为, 从而督促侦查人员依法组织辨认。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律师在场权在辨认程序中的引入有其现实合理性, 具体操作可借鉴英国的相关做法。当然, 这需要立法的进一步完善以及程序机制的进一步协调。

4. 知情权

如前所述, 英国在辨认程序中赋予犯罪嫌疑人拒绝辨认权, 但笔者认为, 考虑到中国的侦查模式以及犯罪嫌疑人之诉讼地位, 这一权利不宜引入, 也即犯罪嫌疑人不应拒绝对其辨认的要求。但不能拒绝辨认并不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是被动的辨认对象, 相反, 作为与辨认结果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其应有权知晓针对自己的辨认活动。据此, 笔者主张, 应在中国的辨认程序中赋予犯罪嫌疑人以知情权。

具体来讲, 首先, 在辨认之前, 侦查人员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相关权利以及辨认的目的、具体程序和细节, 并且这种告知不应是原则性的, 而应使犯罪嫌疑人了解具体活动的开展;其次, 如果辨认是分阶段进行的话, 应该在下一阶段开始之前, 先行向犯罪嫌疑人总结前一阶段的概况;最后, 在不影响侦查的情形下, 组织辨认者应当明确告知犯罪嫌疑人辨认结果, 以便其在后续程序中进行积极有效的防御。当然, 在具体操作上, 笔者更倾向于进一步完善立法, 以法律规定的方式来明确被辨认人的知情范围和注意事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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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权利保护研究 篇5

一、夫妻人身权利与义务

夫妻的权利与义务具体来说,包括姓名权、忠实的权利与义务、抚养的权利与义务、人身自由权、日常家事代理权、计划生育的权利与义务等等。在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些权利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一)姓名权,人的名字在法律上的正式称谓为“姓名”。一般而言,“姓”是家族的标志,“名”是本人的标志。姓名的出现也是便于识别与他人区分,是人特定化的社会标志。在古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其他国家,都会要求妻从夫姓,显然是夫权婚姻的产物。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妇女嫁到男方结婚后要改从夫姓,要将丈夫的姓放在自己的姓或者名字之前。有些妇女往往只有名字,有的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如“张氏、刘氏”等,这是古代夫权婚姻妻子对丈夫依附关系的表现。随着中国解放后,1950年婚姻法第11条规定:“夫妻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体现了男女平等的关系。在中国大陆,女子结婚后使用自己的姓名已成为习惯。但是在我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依然保留了结婚后改姓夫姓的习惯,也是被法律所允许的。

另外,我国新婚姻法第14条规定:子女姓氏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子女出生后,使用什么姓氏,应由父母协商确定;法律规定父母确定子女姓氏时可在父姓或母姓中选择其一,但并不妨碍父母协商确定为孩子采用第三姓;子女成年后,有权依法决定保留原有姓氏或变更原有姓名,包括父母在内的其他人不得非法干涉。

(二)忠实的权利与义务,夫妻双方应当都享有对方对自己忠实的权利与义务。我国古代一直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男子除了可以娶一名妻子外,同时纳多个小妾。直到1912年,即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文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到1950年5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我国才彻底废除这一制度。新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间相互忠实,相互尊重。在我国或者其他国家的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离婚案件是由于夫妻一方对另一方的不忠实所造成的。所以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相互尊重,它既是一项义务更是一项权利。夫妻间的忠实,主要是指夫妻的任意一方发生婚外性行为,所以夫妻双方在性生活上应该对对方保持忠诚,保持专一。从广义上来讲,忠实的义务还应该包括夫妻一方不得恶意遗弃另一方,也不能为了他人的利益牺牲和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夫妻之间相互忠实是一夫一妻制度婚姻关系的最本质要求,其实质在于规范男女两性的性关系,建立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目前在我国的婚姻法中,还没有对夫妻双方的忠实义务权利有详细的法律约束条文,也没有对夫妻双方违反忠实义务的一方将如何承担责任或者何种赔偿有详细要求,所以夫妻双方的相互忠实,要靠夫妻间自觉遵守。在夫妻双方的婚姻生活中应当相互信任以维护婚姻关系的专一性和排他性。

夫妻间遵守忠实的权利与义务的意义在于:1.夫妻相互忠实是保证一夫一妻制度实施的基本条件;2.夫妻相互忠实婚姻当事人共同一致的强烈要求,而非法律的创造;3.夫妻相互忠实是子女血缘清白的保证。

(三)抚养的权利与义务,夫妻间有相互抚养的义务。《婚姻法》第14条规定:“夫妻间有相互抚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义务时,需要抚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抚养费的权利。”抚养是一种法律关系,夫妻双方均为义务人和权利人,均要履行抚养义务同时享有被抚养的权利。抚养是夫妻双方相互平等的,不是某一方单独的义务,也就是说丈夫有抚养妻子的义务,妻子也有抚养丈夫的义务。而对于任何一方拒绝履行抚养义务而情节严重的,另一方都有权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如夫妻一方在婚姻生活中出现了疾病导致生活不能自理,另一方不履行抚养的义务,患病一方有权通过法律的手段强制要求另一方履行抚养的义务,享受被抚养的权利。并且在各国的法律文献中均明确规定了夫妻间有相互抚养的义务和权利。如《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等等,都明确规定了夫妻双方所享有抚养权利及应尽的义务。可见在夫妻间相互抚养的问题上,各国立法都是一致的。

(四)人身自由权,《婚姻法》第15条对夫妻双方的人身自由权有详细的法律规定,夫妻双方都具有参加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等等的权利,另一个都不得强加限制。而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妇女如同被囚禁在牢笼中,往往没有任何人身权利,无论是家里大小事情,对外社交,社会活动等,都是不以丈夫的意志为转移,一切事情都听命与丈夫,在社会上毫无地位。而在新中国的成立后,妇女无论是家庭地位还是社会地位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而随着妇女文化水平和见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妇女也参与到了社会生产、工作等等活动中来。

夫妻人身自由权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参加生产、工作的权利,男女双方都不因为婚姻而丧失参加工作的权利。随着现在社会的进步,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甚至在很多家庭出现了以女子为家庭收入主要经济来源情况,也使得女子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

2.参加学习的权利,这里所指的学习,不光是指在学校的学习,也包括了对各项专业知识及技能的学习。

3.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社会活动主要是指某个人参加的有关社会上各行各业或者某一社会性质问题调查或走访的活动,具有以社会为媒介的性质,是基于“社会”这一事物产生的。而参加社会活动是夫妻人身自由权利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夫妻双方都可以通过参加社会活动体现自身在社会中的价值。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也都参与其中,所占的地位也越来越大。如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统伊萨贝尔·马丁内斯·庇隆、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泰国前总理英拉等等。都是女子参与社会活动的代表,使女性的自身价值在社会活动中得以体现和提升。

4.禁止一方对他方加以限制和干涉,在我国《婚姻法》中,对夫妻双方能够平等的参与工作、学习、社会活动而另一方不得进行阻止有着明确的规定。所以夫妻任意一方在行使权利时,另一方便负有相应的义务。而一旦夫妻一方强加阻止或者干涉时,另一方都有权利通过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阻止的一方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夫妻之间不能只顾自己,为所欲为,应在不损害家庭和谐和利益的前提下,正当的享有人身自由权利。

(五)日常家事代理权,是作为身份权的配偶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指夫妻一方在因家庭日常事务而与第三人为一定的法律行为时,享有代理配偶他方的权利。即在处理家庭日常事务时,夫妻任意一方在代理另一方与第三方处理事务时,夫妻双方都应当共同承担法律责任。中西方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由于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在处理家庭日常事务时,男方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女方无权代表男方处理事务。但在二战以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妇女运动的兴起,女方家庭地位逐渐提高,也使得女方在处理日常家事时的代理权逐步加大,直至女方完全拥有代理男方处理日常事务的权利。并且在各国的法律中,也都有明文的规定,如《法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等等。

日常家事代理权的价值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它可以维护夫妻双方共同财产在进行交易时的安全。2.它是夫妻生活的法律规定和日常生活正常运转的保障。3.它符合夫妻双方共同意愿和利益。4.它同时也可以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的发展。

日常家事代理权应注意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它也是代理权的一种,所以夫妻双方应在代理权限内行使代理权。

2.它只能存在于具备法律认同的合法夫妻之间行使代理权,而如果没有合法的婚姻关系则不能行使代理权。

3.夫妻双方在代理的权限内行使代理权,双方对对方的代理行为要承担共同的法律责任。

4.夫妻一方如果滥用代理权,另一方可以对代理人加以限制或者阻止。

(六)计划生育的权利与义务,在我国《婚姻法》第16条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对夫妻间计划生育的权利与义务有详细的解释及规定。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看待一个民族文明和国家进步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关系到了各个家庭自身利益,同时也关系到一个国家发展和民族的兴旺。所以我国在实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也在争取落实到每一对育龄夫妇。所以夫妻双方在计划生育的过程中应当享有相同的权利与义务。

目前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夫妻计划生育的义务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夫妻双方必须严格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及法规执行计划生育,如果违反了相关条例,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及经济处罚;2.夫妻双方都不得拒绝履行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更不得将计划生育看作是女方一个人的义务。3.夫妻双方在遵守国家相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同时,也会收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夫妻双方有是否生育或者何时选择生育的自由,任何人都不得强制干涉或阻止。

二、我国《婚姻法》的完善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的变化,所以现代人的婚姻家庭的价值观也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共颁布了三次婚姻法,分别于1950年颁布了第一部《婚姻法》,主要废除了旧社会的包办强迫婚姻、男尊女卑的思想、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益的新的婚姻制度。而在1980年颁布的第二次《婚姻法》则对第一部婚姻法进行了重新的修订。2001年4月28日,在第九届人大会议上对婚姻法作出了大量的完善,颁布了第三部《婚姻法》。《婚姻法》的颁布,对我国的家庭婚姻制度作出了明文的规定,保障了我国每个公民应享有的家庭婚姻权利以及应尽的义务。但是人类的文明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的,所以我国《婚姻法》也在不断的完善当中。而本文对《婚姻法》的分析一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修改婚姻法的必要性、可行性;第二部分介绍修改婚姻法的经过和关于婚姻法二种立法方案的争论;第三部分是婚姻法立法重点。

(一)修改婚姻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修改婚姻法的必要性:(1)在我国颁布《婚姻法》之前,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文对夫妻双方在共同婚姻生活过程中应该享有的权利及应尽的义务进行规定和约束,存在立法空白。(2)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在颁布时适应当时社会家庭婚姻关系的法律条文已经远远落后与实际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2.修改婚姻法的可行性:(1)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婚姻法的法制建设有了长期的司法经验,立法部门可以对过去发生的家庭婚姻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提炼,最后规定在法律中。(2)目前我国的社会发展具有可见性,所以婚姻家庭关系的发展也是可见的。(3)通过对国外很多国家婚姻法的研究作为参考,并结合我国国情,建立更加完善的婚姻家庭法律法规。

(二)修改婚姻法的经过和立法的二种思路争论

1950年的婚姻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所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它的实质是对旧有婚姻制度的一场革命,主要在于提倡在婚姻关系中的男女平等。1980年的第二部婚姻法,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法制重建,它的意义在于结束了家庭的政治婚姻,但是在当时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如男女的结婚年龄、离婚的标准等等。2001年颁布的第三部婚姻法是我国转型期的法律完善和文化冲撞,大家聚焦的焦点和难点在:对于夫妻双方婚前财产的规定是否规范、合理、公正;对家庭暴力的施暴方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被施暴方应受到的援助措施有了明文的规定;对于如果夫妻双方感情破裂后,满足何种条件才能正式离婚;对于包二奶这种现象在婚姻法中强化了遏制力度;对于婚外恋这种情况也作出了相应的法律规定。

当时对于婚姻法的修改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为一步到位的思路,即尽可能的完善婚姻法律制度。第二种思路为两不到位,分期完善,即把当时社会上突出的婚姻关系问题而现有婚姻法没有作出规定的进行补充。等民法典指定完成后,在对婚姻法进行科学、体系化的完善。

(三)婚姻法的立法重点

1.关于禁止重婚和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一夫一妻制是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制度之一,并且在我国婚姻法中严令禁止重婚行为,如有此行为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而如:在婚姻内与他(她)人同居、“包二奶”等行为也是明令禁止的。

2.关于禁止家庭暴力,在法律的适用中规定实施家庭暴力也是虐待行为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在目前的婚姻法中对于家庭暴力和虐待的关系还是存在不同的意见,这也需要在日后的工作中不断的完善。

3.关于无效婚姻,目前实行的婚姻法中对婚姻成立所需要的条件有明文的规定,但是对无效婚姻则没有进行说明,这也是需要日后不断完善。

4.关于夫妻财产制,如果在成为合法夫妻之前未对双方私有财产作出公正,婚后则示为夫妻双方共同拥有。

5.关于离婚的法定理由,婚姻法列举了七项,夫妻双方离婚应以感情破裂为前提,如果法院进行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6.关于离婚时的过错赔偿制度,这是当代亲属法中的公平原则和保护弱者原则的必然要求,在夫妻双方的婚姻生活内,如果应一方的过错而导致离婚,无错方有权向法院申请要求过错方进行赔偿。

三、结语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婚姻关系都是由于男女双方因为感情、经济、肉体等因素而自愿形成的,各国夫妻虽然在权利与义务上有个别区别,但大体相同,夫妻双方在日常生活中都享有相同的权利及义务;在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中,各国在婚姻关系中也都越来越重视女性的地位。我国的婚姻法虽然还有许多的空白和不足,但是为了顺应新时代的家庭婚姻关系,对于夫妻间的人身权利与义务也在不断的更新和完善中。推行婚姻法的目的也在于维护大家的婚姻家庭生活,促进夫妻间的和谐,力争让大家的婚姻家庭生活更加的幸福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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