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费权利诉讼保障论文

〔摘要〕通过对S省LY市一起保障房住户集体“扩权”事件的调查，发现保障房住户群体进行权利诉求的新的社会现象。这些群体与以往权利受损者因为自身利益受损和争取某种合法权益进行的抗争不同，他们是在获得了保障房后，由于对物业管理的不满和保障房居住中导致的日常生活的新困难，针对基层政府管理部门进行的群体性申诉。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收费权利诉讼保障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收费权利诉讼保障论文 篇1：

诉讼“降价”财政先行

如果基层司法运作要继续仰地方财政的鼻息，诉讼收费制度改革的动机虽好，成效或许要打折扣。

将于4月1日执行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针对的是中国法院受理案件过程中“高收费”､“乱收费”和“收费办法不合理”的状况。其出台的本意，一方面要降低国人诉讼的成本，让人“打得起官司”，另一方面，要抑制法院假借制度含糊进行乱收费的冲动，维护司法的公正形象。

新法于2006年底由温家宝总理批准之后，许多法院院长已经表示，法院的诉讼收费今年将急剧下降，最少要下降三分之一，最多将下降七成。那些经费短缺､长期处于“保运行”状态的基层法院对此十分紧张。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法院，院长们担心，诉讼费锐减会使法院无钱办案，同时使工作人员的收入降低，导致法官流失，最终影响法院的正常运行。

这再次暴露出中国法院经费不足和过分依赖地方财政的弊病。长久以来，法院运行依赖地方财政受到了法学学者们不懈的批评。它不仅导致法院依赖收费，更严重的是影响了司法的独立和公正。如果基层司法运作要继续仰地方财政的鼻息，诉讼收费制度改革的动机虽好，成效或许要打折扣。

釜底抽薪的改革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出台之前，各地法院诉讼收费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6月制订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据其第二条规定，财产､行政案件的当事人，除向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外，还应当交纳下列费用:勘验､鉴定､公告､翻译费用;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在法院决定日期出庭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费;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申请费用和实际支出的费用;执行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所实际支出的费用。

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受理费之外的费用被统称作“其他诉讼费”，并不逐项列出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而是打包收费，一般据受理费的一定百分比收取，令人错愕的是，许多诉讼并不涉及“其他诉讼费”中所列事项，法院仍然要收取这笔费用。

受理费过高和名目含糊的“其他诉讼费”收费引起反弹多多，然而并非没有过法院系统内部的整顿。1999年最高院出台《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补充规定对此进行了约束，然而并没有收到预想中的效果。而2007年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出台，改革的幅度无出其右，其起因，却是2004年重庆万州的一位律师谢茂兵的个人建议。

重庆律师谢茂兵默默无闻，和他的同行一样，每天经手的，不外乎是普通人间的是非，如果要说他与中国数十万执业律师稍有不同，这位民主党派成员(民盟万州区委副主委)曾经通过有关渠道提交过一份“社情民意”，要求改革现行的法院收取诉讼费用的制度。这是他的分内之举，但诉讼收费制度真正由此实现了1989年以来的最大幅度的改革，影响之大，出乎他自己的意料。

那份要求改革诉讼收费的“社情民意”中的材料，有谢茂兵的当事人因高额的诉讼费用几乎放弃打官司的遭遇，也有他平日办案时留心记录下来的各地法院收取诉讼费用的弊端。谢律师是有心人，然而并没有对“社情民意”的实际后果抱有切实的希望。他的建议经相关渠道层层上报，2005年被提交到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最高法院的瞩目，一颗石子引发雪崩，诉讼费用改革藉此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

4月1日开始实行的改革是釜底抽薪式的。诉讼费用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本来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实施后，收费标准将改由物价部门制定。受理费作为诉讼的门槛有明显的下降。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分为10类标准交纳:不超过1万元的，每件交纳50元;超过1万元至10万元的部分，按照2.5%交纳，此前这一标准是4%。

行政诉讼只收受理费。即使涉及财产，也不再按涉案财产数额收费。

新办法取消了“其他诉讼费用”，执行费用由先交费后执行改为先执行后交费。

另一个较为重大的变化是涉及财产分割的离婚案件收费。原办法规定，需分割财产超过1万元的部分，法院要收取1%的费用。新办法则规定，需分割财产达20万元以上时，收取0.5%的费用。

“打不起官司”的代价

对釜底抽薪式的改革，法院系统的部分反应虽然说不上恐慌或反对，却可谓迷茫。许多人担心，降低收费将使得诉讼增多，使法院工作量增大。不光是一些基层法院的院长或者法官，甚至连最高院也有人担心，降低诉讼收费，会导致某些人“滥用诉权”，从而“浪费法院有限的审判资源”。

以劳动争议案件为例，4月1日之前，每起案件需交纳受理费30元到50元不等，新规定降为每件交纳10元;而且，如果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者调解结案或者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受理费还可减半交纳。据《法制日报》报道，担心“浪费司法资源”的人士不愿看到的情形是，一起劳动争议案件(以调解结案)最终只能收取区区5元受理费，尚不足以支付电话费和文本费，岂不是浪费法院本已有限的资源?

将诉讼费用作为门槛调节诉讼数量，一直是法院抵制诉讼收费改革的重要借口，而现实中的效果，除了诉讼费用收入确有增加，到底有没有减少诉讼数量(或者减少了多少诉讼数量)，是一个既无法证实又不能证伪的命题。

如果事实并不如“调节论”者所愿，我们也许应该感到庆幸。假若诉讼费真的在调节诉讼数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诉讼费就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杠杆，这实在是很可怕的情形。

如果有购买能力的人才能享受到法院的服务，司法活动就成了一种由最高法院定价的商品。常识即可判断，这并非社会之福。司法不是跑车。后者是奢侈品，有钱才能享受，享受不到，也不影响生活的幸福程度。司法的职责是维护公平和正义的底线;如果有足够多的钱才能打官司，那些贫穷但需要司法维护权利的人群，他们就只能生活在底线之下。他们的生活就难有幸福可言。尽管法官的工作量减少了，社会可能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那些将高额诉讼费视作工具调节诉讼数量的人未必不知道，很多打不起官司的人，很多因为诉讼费放弃打官司的人，恰恰正需要司法的救济。但他们更恐惧有人“滥用诉权”，唯恐没有高收费的门槛，“刁民”会挤破法院的大门。

“滥用诉权”的问题并非不存在。司法的收费门槛越低，“滥用诉权”的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以让人打得起官司为价值取向的司法制度，“滥用诉权”或许是它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在现实的情形中，有些人士以防止“滥用诉权”作为司法制度的价值取向，为此，他们决定牺牲那些打不起官司的人的利益，甚至不认为这是一种代价。

司法的高门槛(不仅费用上的)将许多诉讼排斥在法院的大门之外，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充其量，矛盾被转移到了其他领域，部分地区上访量加大，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加。

司法经费要公共财政保证

诉讼费不能作为调节诉讼数量的经济杠杆，说明司法是一种公共产品。《诉讼收费交纳办法》着重降低了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费用，显然希望司法在维护弱者权利方面能够有所作为，更可以看出司法的公共属性。

因此，和一切公共产品一样，司法活动产生的费用，就需要公共财政来支付。降低诉讼收费有助于建立一个易得的司法制度，同时也使基层法院的经费更加紧张，这个矛盾不解决，诉讼收费制度改革就将陷入单兵突进的尴尬境地。

中国法院的财务制度理论是“收支两条线”，即诉讼收费全额上交财政，法院经费由财政根据预算安排划拨，但在地方财政状况不佳的地区，普遍存在“以收代支”情况，即由诉讼收费填补财政拨款的缺口。因此，许多基层法院的办公经费､职工福利，都高度依赖诉讼收费。许多基层法院大兴土木的基建欠款，更加加重了法院对诉讼收费的依赖程度，也是高收费和乱收费的一个财务根源。

新的收费规定并没有强化财政对法院的拨款责任，只是减少了法院的收入，必定使得现在的基层法院财务状况更加难以为继。基层法院在财务上将更加依赖于掌握财权的地方政府。

最高法院已经着手安排相关配套措施，申请财政部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但舍此之外，也并无更多良策可以缓解基层法院的财务困难，或者改变基层法院越来越依赖地方财政的现状。

为了实现司法獨立和公正，多年以来都不乏强化法院系统垂直管理的建议。但眼下，各级法院在财务上分别受制于各级政府，司法权未能获得独立和充足的预算保障，难免不与行政权发生利益关联。在国家财政预算未经全国人大严格审议的情况下，其中有关司法方面同其他部分一样粗略､含糊，这恰与《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中明确的价值取向和收费规则形成鲜明对照。当后者的执行取决于前者的情况下，降低诉讼费，让老百姓打得起官司的政策初衷，能够走到哪一步呢?向含糊谋求明确，向行政财权谋求司法独立，改革似乎并没有触及到现实的瓶颈所在。

作者：汪　伟

收费权利诉讼保障论文 篇2：

保障房获得者的新权利诉求与制度应对

〔摘要〕通过对S省LY市一起保障房住户集体“扩权”事件的调查，发现保障房住户群体进行权利诉求的新的社会现象。这些群体与以往权利受损者因为自身利益受损和争取某种合法权益进行的抗争不同，他们是在获得了保障房后，由于对物业管理的不满和保障房居住中导致的日常生活的新困难，针对基层政府管理部门进行的群体性申诉。集体行动源自于他们获得保障房这个事实本身，属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对国家根深蒂固的“依赖意识”，这种意识在市场化背景下通过国家福利政策被“唤醒”。群体诉求的条件是具备了政治机会结构、相应的组织条件和空间条件。群体“扩权”反映了住房保障制度实践不仅是一种来自上层的文本化的制度体系，而且终究应该是各方共同参与的制度创新过程。

〔关键词〕住房保障制度；保障房住户；福利抗争；集体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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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处于同一居住区域的居民权利诉求的维权行动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现象，与之关联的调查和研究也多有展现。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由于住房私有产权的确立导致的“业主维权”活动大多发生于业主与房地产开发商以及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或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诸多博弈、摩擦、甚至抗争。〔1〕居民在居住方面的权利认知首先是基于房屋产权的形成，商品房住宅区的形成是产生公民意识的主要条件。当住房成为一种私有财产时，也就打开了通往公共生活之门。住房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其本身的居住功能，日渐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发育和成长的领域。在单位办社会制度消解、住房商品化制度确立后，城市居民的居住权利意识开始唤醒，并付诸行动。维护合法居住权并追求社会公正，对于公民而言成为最大的政治。〔2〕住房产权对政治积极性的促进作用目前仅局限于特定的社区情境，即新型商品房住宅小区。〔3〕并且，在商品房社区中能够产生利益表达的集体行动的主要是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有不同于社会上层和下层的独特性，他们对自身权利有认知，并且现实中他们的权利容易受到侵害，他们又拥有一定的组织协调和动员能力，因而有条件促成利益表达的集体行动。〔4〕对于那些居住条件较差的社会贫困群体，他们往往没有能力购买商品住宅。然而，他们具有更为紧迫的改善居住条件的需要，改善的途径则是拆迁安置和政府提供的保障房。在城市拆迁方面，虽然经常有“钉子户”出现，也有一些集体性的维权行动，但就针对城市居住特别困难的棚户区改造而产生的拆迁，则能得到居民的拥护。因此，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都是政府为居住困难群体提供的福利，现实中这些群体很少有针对自身居住权利的诉求行动，学术界对此的研究也较为少见。

就维权的手段而言，以往的研究中主要涉及到“依法抗争”和“以理抗争”两种方式。通过对法律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创造性的使用来抵制那些地方政府的“不忠诚”的精英，并通过这种“以法维权”，生产出社会运动的机会空间。〔5〕“合法抗争”成为中国社会体制下民众维权抗争的基本运作形态。这就意味着无论农民、工人维权，还是市民维权，其维权抗争行动的进行必然要依据法律来展开。这是中国社会体制下民众维权抗争活动的一个基本特征。〔6〕“以理抗争”的逻辑不仅围绕着政府法律政策的执行，还从合法性的诉求深入日常生活的道德平衡，乃至对人民战争的信仰，从而为集体行动提供文化动力。〔7〕不管是“以法”还是“以理”，都是权利诉求者的方式选择。在具体的权利诉求过程中，二者的边界并非十分清晰，具体维权方式的选择来自于行动者的判断并且由群体达成的决议，针对不同问题所采用的策略有所不同。

通观以往关于群体抗争的研究，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抗争的缘由的解释主要是基于自身权利受到的侵害，而对于居住权利诉求的主体主要是城市中产阶层，而采用的手段则主要是“法”和“理”。对于诉求的结果而言，大多数的抗争常常在强调党和国家的法律权威的基础上展开行动，这类集体行动并不必然导致公民社会，国家仍然是最后的裁判者，这同样是国家权力关系的复制和再生产。〔8〕

然而，在现实的观察中发现那些保障房小区的居民也有自身的权利诉求，也发生过类似商品房小区的维权行动。这种现象显然无法从以往研究的结论和逻辑中得到解释。自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中央政府特别重视保障房的建设，对保障房建设的资金投入明显增多，建设数量逐步加大，保障房住户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群体。尤其是各地形成保障房住宅小区之后，保障房住户成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存在，他们具有同质性、政策性的特点。这些群体虽然是政策的受惠者，但是他们也有自身的权利诉求。现实中发现的保障房群体“维权”的案例颠覆了这个群体没有维权动机和行动的认识，也必须转变只有中产阶层才有居住权利意识和行动的观点，因而促使我们进一步解剖此类维权行动产生的条件和缘由。本文通过对S省LY市一个保障房小区住户案例调查，反映保障房群体权利诉求的基本形式和权利诉求，展现在这个过程中的福利抗争，以及国家与底层民众的关系，并以此探讨未来住房保障制度创新的方向和路径。

二、LY市的保障房住户集体“扩权”事件

（一）保障房小区概况

LY市是S省的一个地级市，面积1.72万平方公里，人口1072万，是人口大市、革命老区，住房困难群体多，保障房建设的工作量比较大。2012年S省政府下达LY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为19280套。如此大的保障房建設总量，为住房困难群体提供了改善住房条件的机会。

怡景绿洲保障房小区是LY市2013年完成的纯粹的保障房小区，辖区内有经济适用房800套，廉租房200套，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小区建成以后，住户开始陆续入住。2014年7、8月份，该小区入住总户数已经达到600余户，形成了比较大的规模。剩余的200余户或因为装修没搞好，或因为在别的地方还有住处，所以尚没有入住小区。就入住小区的家庭类型来看，廉租房入住率较高，达到90%以上，而主要的未迁入房为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在建筑面积方面并没有很大的差别，房屋交付使用时的设施也是基本相似的，只是因为保障房的性质不同，经济适用房是“买”，而廉租房则是“租”。在住房的紧迫性上，廉租房超过经济适用房，因此，经济适用房的入住速度要慢于廉租房住户。

该小区为一个较大规模的住宅小区，需要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来对小区内的公用设施、绿化、卫生、治安和环境等方面负责。该小区的建设是政府的财政投入的，建成后小区的物业公司也由政府住建局来选派，小区物业收费标准在低于商品房的前提下，基本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运行。但是，对于物业的收费，一部分住户不能认同，所以自入住之后，物业公司收费就相当困难，部分住户因为小区内的物业管理和其他的收费问题与物业公司产生一些摩擦。作为回应，物业公司也减少了物业服务项目，物业公司成员也由过去的11人减少到4人。住户入住后，虽然住房本身的条件改善了，但是日常生活还是遇到了过去没有遇到的困难。由于物业经费少，人手少，所以管理质量难以保证，住户的住房面积比以前大了，但是生活的方便程度并没有同步提高，甚至在很多方面还不如以前，突出表现在入住后的物业管理和其他生活支出开始增加。因此，一些住户开始不能接受社区管理的规定。面对这种情况，保障房小区居民多次与物业公司协商，但是最后因为缴费的问题无法达成协议。小区中的垃圾无人收集，卫生也没人打扫，脏乱不堪。更有甚者，小区内的电力供应也不正常，时常停电。那些搬入保障房小区居住的住户切实感受到了困难。生活的困难并非完全跟物业公司有关，搬入新房以后居住成本大幅提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冬季取暖费和日常生活的电费，一些没有收入的住户没有能力缴纳。面对这一系列的困难，保障房居民的一些“维权”事件也开始出现。主要是以不同的形式不定期地到当地市政府以及市住建部门“反映情况”，最为典型的是该市最大规模的保障房小区（怡景绿洲）居民的“扩权”行动，不同于以往单个人的反映问题，这次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集体行动。

（二）保障房小区居民“扩权”事件及处理过程

自保障房住户入住以来，零散的诉求时有发生，并且都是指向市和区的相关政府部门。2015年11月，发生了一次有一定规模的群体性诉权事件。当时正值市区内上班的高峰期，LY市住建局门口聚集了大约20多人，他们都是怡景绿洲保障房小区中保障房的住户，主要是中老年群体。就事件的性质来看，这次行动不同于上访，因为上访的前提一般是基于自身权益受到的侵害而发生的，多是因问题在当地政府得不到解决或解决不合理而引起，针对的往往是权力和资本结合所产生的不公平现象。而该小区所形成的局部群体性聚集的起因是从小区物业和冬季取暖问题引发的。小区建成伊始，住房保障中心就出面聘请某物业公司进驻小区，负责小区的物业管理，但是工作并不顺利，几乎所有的廉租住房户和大部分的经济适用房住户都拒绝缴纳物业费。当然，这其中也有一种情况，即很多住户虽然分到了保障房，但是并没有马上入住，在房屋还空置的时候就缴纳物业费，对于低收入住户来讲肯定难以接受。由于物业费收不上来，某物业公司被迫停止物业服务，为此，小区内的管理陷入瘫痪状态，垃圾遍地，还经常停水停电。冬季来临之际，这些住户在小区内的居住越发困难。既然物业管理公司是政府聘请的，所以这些住户将诉苦的对象指向分管保障房的住建局。

群体聚集的人数不多，但是很引人注目，聚集过程中也没有打出任何的条幅或标牌，参加的人基本都是徒手来的，比较整齐地站在住建局大门口一侧。“选择在上班时间，为的是能方便地碰到领导，反映我们的情况，领导都比较忙，上班以后很快就会外出。”这是领头的一个老先生导出的理由。果然，门卫第一时间给领导通报了这个事情，分管的负责人迅速做出反映。得知是怡景绿洲小区保障住户的居民以后，马上让其派出两个代表到局长办公室，其他的人则安排到局接待室。局长了解了保障住户主要是为了物业收费、物业管理和冬季取暖等社区管理和日常生活的内容之后，一起到接待室座谈，并叫上分管的副局长、住房保障中心正副主任。

谈的过程是比较平和的，保障房住户只有几个人说了他们的不满和想法，其他的则基本沉默不语。他们在谈的过程中，首先表达了对政府的感激，“政府为我们提供了保障房，应该感谢党，感谢政府，我们终于有了像样的房子，但是每月收的物业管理费我们无力缴纳，我们这里面很多都是低保户，本来就拿着政府给的那一点点补贴生活。再说政府既然给我们提供了保障房，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交物业费？不仅是物业费，搬到楼上以后，很多的方面都要花钱，过去我们冬天点个小煤炉即可以过冬，现在没法点炉子，集中供暖好几千元，我们怎么负担得起，希望政府为我们想想办法。”这是保障房住户代表基本的意思表达，另外，有几个住户还反映了物业公司服务不到位、态度比较强硬等问题，住建局的领导在明确了这些住户的诉求以后，经过简单的讨论立即当场做出回应。首先做出对物业费的承诺，政府一定尽力解决物业收费的问题；其次，承诺到小区保障房住户家庭进行调研，就冬季取暖的方式，根据住户的意愿和选择，结合现有的条件，政府协调寻找一种比较经济，并且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法。至此，这个事情基本就告一段落。局领导则嘱咐保障房住户抓紧回家，不要因为集体诉求造成“围观”因而带来不良的影响。并且明确表示，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写信的方式，或者电话沟通的方式进行接洽，不要采用这种集体上街的方式。事件以住建局的相关承诺为条件很快就平息了，但如何解决保障房小区的物业管理问题，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事情。

三、保障房业主“扩权”的缘由和行动模式

从LY市观察到的现象是，保障房小区居民的申诉内容是现有住房保障政策在具体实践衍生出来的底层民众的诉求，没有保障房的建设和分配，也没有后面针对保障房居住过程中的诸多问题的暴露。通常，很少有接受到政府保障的住房保障群体到政府部门为自己的权利进行申诉抗争，因为他们既然得到了保障房，就是政策的受惠者，再去申诉好像事出无因。然而，现实当中这种抗争事件却真实地发生了，这种特殊群体的非常规权利诉求与以往权利受损或受侵害群体的权利诉求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模式是一种基本权利实现以后的“扩权”行动。

首先，保障房住户与政府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依附关系。居民在获得了保障房以后，他们与政府之间也就确立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于住户获得了保障房的入住资格以后得以确立的，这属于一种新型的依附关系，这种依赖是导致保障房住户集体“扩权”的基础动力。这些住户中几乎没有新生代，他们大都年龄偏大，是计划经济时代下岗或失业的企业职工，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生活经历在他们内心残留着深刻的印记。在中国传统的单位时代，社会成员形成对于单位组织的全面依赖，实际上也是对于国家和政府的依赖。而在非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背景下，组织中资源和依赖关系基本上被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即主要集中在收入这一交换媒介上。用收入去交换其他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例如住房和各种服务等。〔9〕在中國社会市场化的过程中，这种依赖机制逐渐弱化，国家介入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领域显著缩小。然而，保障房制度实施以后，国家重新承担起对那些没有能力在市场中购买商品房的社会成员的居住责任，这种福利已经突破了单位组织的框架，由政府面向所有符合标准的城市居民。基于这种福利供应模式的形成，在政府与被保障者之间重新建构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仍然类似于单位时代的政府与居民的依赖关系。为此，大多数保障房住户认为这些住房是政府的，政府应该负责，我们不应该缴纳物业费等相关费用。因此造成了在保障房入住以后出现的诸多冲突。对此，住建局的相关领导也非常无奈。W主任认为，“被保障人的素质和认知方面存在很大问题，特别是住户的认知和保障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有很多的住户，在分到了保障房以后，拒绝交房租，也不愿意缴纳物业费用。在他们看来，既然政府给我们提供了保障房，就应该一包到底，自己不应该再缴纳房租和物业费等费用。”显然，保障房给住房困难群体提供了保障的同时，在他们的认知方面也种下了“一切都要有政府负责”的种子。

其次，新确立的“保障房住户”的身份符号是群体诉求得以发生的政治条件。集体诉求不仅需要促发的条件，而且还要具有合法性。保障房住户的身份成为他们集体诉求“合法性”的基本条件。赵鼎新将“变迁、结构、话语”概括为社会运动产生的三个因素，其中前两个因素更具有客观性，而“话语”则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认同、口号或话语策略、行动过程中的突生规范以及塑造运动话语的文化。〔10〕这其中的“话语”就属于权利诉求的策略性范畴。就保障住户的集体“扩权”事件而言，应当算是一种“温和”的集合行动。他们没有运用对抗性的策略，因为就他们的诉求内容而言，是要得到政府更多的关怀，这个过程中是顺应主流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是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治话语”，因此现实中的诉求是在对政策认可前提下的请求，而不是对政府行为进行抗议或排斥。群体成员在没有得到保障房的时候反而没有抗争，获得保障房以后则以“保障房住户”的身份作为与地方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工具。之所以这种身份符号在现实的权利诉求中能够发挥效力，则主要源自于当下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合法性目标。尤其是在改革的过程中，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民众对于政府的腐败普遍不满的情况下，住房保障这种民生工程的意义就更加重大。正是这种由保障房住户表征出来的“弱势群体”的符号，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治话语之下塑造了一种行动的“合法性”，也形成了一种行动的可能性。

再次，群体的空间聚集成为集体诉求形成的组织条件。现有的住房保障住户是从城市的各个角落集中起来的，类似生活境遇的人群被整合到同一个生活空间，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们的集体主义意识，因而产生了团结起来诉求权利的动机、愿望和条件。集体行动赖以形成的条件不仅仅是他们属于保障房住户，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属于一个居住小区，因而在更直接的意义上体现为利益的空间结构化过程。同类群体的居住空间聚集成为集体行为发生的关键条件。国外学者曾探讨过市民社会的空间结构化的影响因素，其中就包括不同社会阶级或其他社会力量的空间集中程度。市民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建立在地方性社群，而不是商品关系或国家的基础上的程度。〔11〕对于这些参与集体行动的群众来说，他们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聚集到保障房小区之中，群体所具有的抑或是被“唤醒”的对于国家的依赖以及由此“保留”的相对剥夺感在新的空间聚集的条件下则以集体行动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保障房住户不但运用自己的身份符号建构了权利意识，而且集中居住的社区空间构成也形塑了一种群体的“行动力”。在以往，有研究者认为城市下层的利益表达多以个体表达为主，即使是一些涉及区域性、群体性利益的纠纷（如动迁纠纷），行动者也较难展开有效的群体性表达。其原因是底层群体缺乏“权利意识”和“行动力”， 同时这些群体内部缺少相应的精英人物作为领头人。〔12〕然而，这个结论在保障房住户这里并不适用。保障房住户不但运用自己的身份符号建构了权利意识，而且集中居住的社区空间构成也形塑了一种群体的“行动力”。

四、地方政府部门的应对策略

对于这个事件，LY市住建局非常重视，同时也感到较大的压力。必须要处理好，又要避免政府为此背负更大的财政负担。因为涉及到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负面的政治影响。局长也亲自表示，“不管他们提的要求是否合理，我们都会认真考虑，绝不能把问题向上推。如果出现越级上访，那么即便是我们住建局的工作再努力，也难以得到上级政府的肯定，甚至我们还会受到处分”。局长的言语之间流露出对于保障房住户意见的重视。住房保障中心负责人带头深入到该保障房小区，就住户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策略。

（一）政府通过市场和行政手段降低保障房住户的日常生活支出。通过这个事件，政府开始意识到，保障房并非建好以后分给住户就算完事，后续的管理，住户住得满意才是住房保障工作最终完成的標志。后续物业管理如果完全推向市场，有些住户难以接受物业服务的支出，这些住户拒不缴纳物业费会在保障房小区内形成一种“示范效应”，其他的有条件缴纳的住户也会拒交，从而形成一种对于物业企业的压力，最终形成对政府管理部门的压力。如果物业管理采用非市场化运作的手段，那只能由政府包办，政府无论是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都将难以承受。为此，这件事情过后，LY市住建局为了克服以上的两难困境，开始探索以市场化的方式补贴保障房住户物业费的做法。具体的办法是在保障房小区内配建经营用房，这些房屋产权归政府所有，利用这些房屋经营或对外出租，其营业收入用来补贴小区的物业费，以此减免小区住户的物业费用，实际中的减免比例根据经营用房收入和物业支出的数额，以及小区内的住户数量、保障房的类别比例加以确定，对于廉租房占比例较大的小区减免的比例加大，对于经济适用房占比例较大的小区减免的比例较小。具体做法是：按照房屋总建筑面积千分之三的比例建设规划社区服务、物业管理和居民公共活动用房；按照房屋总建筑面积不少于千分之四的比例建设经营用房，由社区或业主委员会负责经营、管理、维修。另外，还探索小区业主自我管理的方式，以此代替物业企业的职能，参与物业管理的辖区居民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发放工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对于那些赋闲在家的困难群体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就业机会。这样，政府以较少的财政支出取得了降低保障房物业管理费与解决部分困难群体就业的双重效果。

保障房的冬季取暖费执行与商品房相同的市内统一标准，70平方米的住房每年要缴纳接近2000元的费用，这对于那些困难家庭是一个较大的负担，一些家庭难以承受。LY市住建部门为保障房小区集体安装液化气取暖的壁挂炉，可以根据室内温度情况自我决定是否用气取暖。这些困难家庭以往大多是利用煤炉取暖，住上楼房以后不能继续使用煤炉，城市集中供暖费用太高，因此需要一种住户能够接受的方式。除了取暖以外，还对保障房小区中的水电价格实行一定的优惠。

（二）政府通过宣传教育明确政府与保障房住户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保障房住户的权利诉求是由于他们对于地方政府的全面依赖，这种依赖具有前后因果的突生性质。保障房住户的身份成为他们诉求后续权利的工具和条件。发生问题的关键问题是住户对于自己和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了片面的理解，把自身的权利提升到现有政策的框架之外，在“民生”的合法性政治环境下，成为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手段。鉴于此，地方政府开始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明确与保障房住户的关系。在保障房的建设方面，住建部与各省都要签订目标责任书，然后再逐级签订目标责任书。政府间目标责任书的落实保证了保障房建设任务的完成，但是并没有保证未来的保障房住户能够住得合适、住得舒心。LY市的保障房抗诉事件恰恰反映了这个环节出现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本身则是基层政府与保障房住户之间的权利义务没有界定清晰，政府和住户对于保障政策的理解出现不一致或不吻合。这次事件之后，该市住建局除了在政策方面更加优化之外，还在保障房的分配环节中加强了对保障房住户的教育宣传，重点明确了二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该市的举措主要是在小区内召开业主大会，给业主讲解保障房的政策，明确政府和住户之间的权利和责任关系。地方政府列举南方部分城市保障房住户缴纳物业费的案例，让住户克服单一的依赖和索取理念，进而懂得理解和感恩。政府除了“普法”和“感恩”教育以外，还在小区内公布了投诉电话和信箱，能够及时回复住户的相关投诉。与政府之间签订的目标责任书相似，LY市探索该市住房保障中心与各住户之间签订目标责任书，把是否签定责任书作为能否获得保障房的条件。在签订责任书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保障房类型以及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也做出大致的区分，政府在总体加强关怀的前提下明确彼此的权利关系，使之有了一个“法”的依据，这也体现了保障房立法中的一个潜在需求。

（三）理顺保障房小区物业企业职能。针对物业管理费用产生的诉求事件，政府也开始重视保障房物业管理企业的遴选和规范工作。物业管理能不能做好，能否让保障房住户满意，物业企业非常关键。保障房小区的物业企业也需要盈利，但是这些企业与商品房小区的物业企业又应当有所区别，前者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应当与政府相关部门有密切的合作。在保障房的后期居住阶段，物业企业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政府与住户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之所以发生针对物业收费等方面的群体性诉求事件，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物业企业的职能没有履行到位。为此，LY市政府制定《保障房物业管理办法》，进一步强化了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企业的职责，不仅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服务，使物业服务达到规定的标准，还应当承担一系列监督职责。例如，协助公管中心登记保障性住房入住、使用情况，发现违规出租、出借、转让、调换、经营、空置等情况，及时报告公管中心；配合相关部门定期走访住户，收集住户的意见和建议，及时了解住户家庭成员及经济、住房变化情况等。

LY市的保障房事件最终促成了政府在保障房后期管理方面的创新，该市以小区内配建经营用房补贴物业管理费的做法得到了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肯定。地方政府在处理此类纠纷方面没有法律依据，但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地方社会的稳定这两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却是他们必须完成的。所以，政府在处理此类事务中，不能选择“以理拒绝”，也不会选择“依法处置”，而只能采取“退却保全”的办法，尽量满足困难群体的条件。这也是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执政理念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做出的切实选择。从另一个方面看，住房保障制度是一种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实施的新的社会保障政策，在政策的系统性和完善性方面肯定不及其他实行了较长时间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实践过程中还很难达到尽善尽美。保障房小区居民集体诉求事件的发生起初看来是一件不利于稳定的坏事，但同样也是一件好事。其所能体现的正面作用是能够暴露出住房保障制度设置所存在的瑕疵，并促使地方政府尽快地予以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动机。

五、结论与展望

城市保障房住户是在住房保障制度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保障房小区的形成在空间上塑造了这一群体组织化的存在。改革后包括商品房和保障房在内的不同居住形态反映了国家的一系列政策安排和组合，国家政策对住房的干预构造了不同空间区域的居住群体。作为底层社会的成员，保障房住户确立了与国家之间的新型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政治机会结构成为他们参与利益诉求集体行动制度性条件。

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关于集体行动的原因表述，保障房居民的集体行动则更类似于一种“权利被唤醒”后的集体行动。其正当性理由并非是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也不是因为自身权利受到侵害，而是他们以自身困难群体的符号身份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诉求。因此既不同于“依法抗争”，也不同于“依理抗争”。表达的内容并非是自己受到的损失的部分，而是要在政府福利基础上拓展的部分。在这个模糊性的领域，保障房住户借助自己的身份符号对政府提出要求，以他们认知范畴之内的群体聚集作为行动的方式，目的是为了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并防止政府部门推诿和拖延。地方政府则采取吸纳与合作的回应策略，对保障房住户提出的要求力争在本级政府解决，以确保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良好形象。

群體“扩权”事件反映出的关键问题是，在以往住房保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注重的是建设数量，而对于保障房进入使用阶段的相关内容却多有忽视。这主要是因为在住房保障开始的初期阶段，大量住房困难群体具有获得保障性住房的需要，因此保障房的建设数量更为重要，住房保障工作的政府间考核也主要以建设数量任务的完成为指标。由于这种控制机制的存在，地方政府在具体的工作中以完成上级政府的指标任务为首要，长期以来这种做法在地方政府那里也形成了一种“执政惯性”。然而，随着保障房建设数量增多，大多数城市住房困难群体获得了保障房，以往保障房数量的重要性开始降低，保障房的质量和困难住户的差异化需要的满足成为现阶段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LY市的群体“扩权”事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通过保障房居民的意愿表达也反映了地方政府部门在从事保障房工作中的若干不足之处。尽管保障房住户的这些诉求并非完全合理，但是毕竟是来自基层的真实意思表达，对于推动地方政府工作的创新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也说明了，未来住房保障制度的创新动力必然要来自于实践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住房保障的最终目标是以满足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需要为目标，而这种需要往往是多元化和多层次化的，单纯的政府间行政指令难以完全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有基层政府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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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陈映芳. 行动力与制度限制：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层〔J〕. 社会学研究， 2006， （4）.

【责任编辑：朱凤霞】

作者：武中哲

收费权利诉讼保障论文 篇3：

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研究

摘 要：随着立法理念的转变，检察机关探索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制度有其现实的必要性，然而推行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制度仍存在困境。为响应中央的政策，检察机关开展律师代理申诉的试点工作。从司法实践来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的执业权利和经费保障不足。为回应实践困惑，从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的立法、执业权利、经费保障等方面入手，提出构建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检察机关；民事申诉；律师代理；强制代理

一、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的必要性

（一）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

1.立法理念的转变

在检察环节，民事申诉作为当事人最后一道救济途径，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人权司法保障，也关系到错误民事裁判的纠正，更关系到生效民事裁判的权威性。在民事申诉案件中建立律师代理制度有利于民事申诉目的的实现。

2.人权司法保障的要求

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是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必然要求，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可以帮助当事人厘清诉访问题，落实诉访分离，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权利。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能够更有效地发现裁判中的错误，避免当事人盲目申诉，更好地引导当事人行使申诉权利。在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工作中，律师对申诉人进行释法说理，可以逐步调整申诉人对案件的不合理诉求，劝导当事人服判息诉，及时终结民事申诉案件，促进民事纠纷的化解。

（二）律师法定职能的要求

1.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据统计，F省检察院2014～2016年共受理民事申诉案件2206件，其中，已经改判的案件有58件，占总受理数的2.6%。由此可见，F省检察院近年来受理的民事申诉案件虽然数量多，但只有极少数的民事申诉案件最终改判，这说明生效的民事裁判、调解书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之所以存在民事申诉，是因为有些自然人缺乏法律知识。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可以弥补申诉人缺乏法律知识的短板，调整申诉人的不合理诉求，改变申诉人对司法机关成见，加强申诉人对司法机关的理解。

2.维护法律正确实施

《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了当事人有权向法院申请民事再审，《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了当事人有权向检察院申请民事检察监督，同时，《民事诉讼法》第200条和第208条规定法院裁定再审的事由和检察院决定提出抗诉的事由相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容易使当事人误认为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一样，是纠纷裁断机关，进一步造成检察机关的民事申诉案件数量增多。因此，在自然人不懂法的情况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能够引导申诉人依法理性申诉，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

二、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的问题

（一）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的立法粗疏

我國现阶段的立法没有对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进行详细规定。例如《律师法》第28条只是简单地规定律师可以接受委托，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虽然我国现行立法未对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进行详细规定，但是在2014年，党中央提出律师代理申诉制度。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精神，中央政法委出台有关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提出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申诉制度的意义，也提出了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方法。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律师法均未对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进行详细规定，地方的文件规定也比较简单。推行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制度需要有相关的立法。

（二）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的保障不足

在司法实践中，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的执业权利和经费保障不足。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的执业权利保障不明。检察机关既要尊重代理申诉律师依法享有的权利，支持律师依法开展代理申诉的工作，又要为代理申诉律师履职提供便利条件。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的经费保障不足。司法实践中，律师代理法律援助的民事申诉案件得不到足够的经费支持，使得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的热情不高。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相比较于律师代理其他普通案件而言，律师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因此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的经费保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三、构建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制度的建议

（一）推进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制度的立法

1.立法规定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制度

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对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申诉的规定过于原则性，使得检察机关推行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制度缺乏法律依据。推进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制度的立法，应当立法规定民事申诉案件必须由律师代理，即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对此，可以参考借鉴国外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经验做法，对民事申诉案件而言，当事人必须委托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除非当事人本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是律师。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优点：一是律师帮助指导当事人组织攻击防御对方当事人的方法，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二是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国家对诉讼成本的投入。但是强制律师代理制度有可能违背当事人意愿，且增加当事人经济负担，这是其不足之处。

2.建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

在检察环节，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引入强制律师代理制度，适用强制律师代理的检察机关范围可以借鉴德国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适用范围。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8条的规定，在一般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在除初级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州法院、州高等法院、州最高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进行诉讼，必须由律师代理。在初级法院（受理标的额5000欧元以下的民事纠纷案件）进行的诉讼不必由律师代理，这种小额案件不适用强制代理的制度设计，体现了经济与效率的平衡原则。我国可以借鉴德国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经验做法，规定在一般民事申诉案件中，当事人在除基层检察院以外的其他检察院（州市检察院、省检察院和最高检察院）进行民事申诉，均必须由律师代理。在基层检察院进行的民事申诉（小额案件）不必由律师代理。

（二）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执业权利保障制度

1.支持律师依法履职

支持律师依法履职，是充分保障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执业权利的应有之义。《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要求检察机关严格依法保障律师在参与化解和代理申诉中的执业权利。强化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执业权利保障制度，要求检察机关积极保障律师查阅民事申诉案件材料、提出意见等执业权利，对故意刁难律师的业务部门及工作人员进行问责。同时，要求检察机关业务部门优先受理由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的民事申诉案件，对符合受理条件的民事申诉案件及时处理，支持律师依法履职。建立听取律师意见制度，切实尊重律师在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中提出的法律意见。对律师在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相关部门要积极提供支持、协助。

2.保障律师人身安全

强化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执业权利保障制度，只是支持律师依法履职远远不够，还要保障律师的人身安全。《关于实行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要求，各政法接访单位要为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提供必要的场地和设施，加强安全防范，保障律师人身安全。根据《关于实行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的精神，检察机关在实行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制度时，对接访化解、代理过程中出现危害律师人身安全情形或存在的现实危险应当及时制止和妥善处置。

3.加强执业监管

检察机关作为申诉的组成部分，要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落实。按照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加强律师执业监管，为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创造良好条件，依法尊重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将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纳入绩效考核目标体系，对落实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情况进行效能监察，防止律师合法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检察机关要主动和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沟通协调，加强律师执业监管，构建申诉代理联动监管机制，要结合实际制定监管代理申诉工作实施意见或细则。对律师在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中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建立健全执业规范、投诉审查、责任倒查、公开曝光、绩效运用等监督制约机制，促进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规范运行。

（三）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经费保障制度

1.建立固定收费制度

民事申诉案件因其案情比普通案件的案情更加复杂，所以化解难度更高。如果律师代理费用太低，则律师不愿意代理民事申诉案件；如果律师代理费用太高，则当事人又不愿聘请律师代理民事申诉案件。为了加强对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的经费保障，可以对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的收费进行“固化”。对此，可以借鉴德国强制律师代理制度中的“固定收费”制度，即律师费用不由律师决定，而是严格根据争议金额、收费标准、费率表等进行计算。对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实行固定收费制度，可以防止律师在金钱的诱惑下故意拖延民事申诉或者故意使民事申诉复杂化。在固定收费制度下，律师会鼓励当事人提出合理请求，有助于缩小双方的分歧，弱化矛盾。

2.实行申诉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德国强制律师代理制度除了严格规范律师收费的固定收费制度，在强制律师代理的费用负担方面适用律师费用转移制度——“全额费用转移规则”。即败诉方需要承担对方当事人的律师费用，及在准备庭外追索赔偿过程中所产生的普通律师费用。律师费用转移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司法资源紧张的局面。我国可以在检察机关民事申诉案件实行律师代理申诉制度中规定，律师代理民事申诉的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原则。此举有利于遏制多头申诉、反复申诉以及恶意申诉，有利于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及时终结，缓解现阶段司法资源紧张的局面。

3.建立政府购买律师代理申诉服务制度

《关于实行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将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申诉定位为一项公益性法律服务工作，而经费保障是保障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公益性的前提。为了使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的律师有相应的经费保障，政府可以采用购买律师代理申诉服务的方式，创新法律援助的付费形式，将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的费用纳入法律援助范围。政府将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纳入社会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立政府购买律师代理申诉服务制度，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就可以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以公平透明的方式确立律师的选用和有关的经费项目。通过遴选，为申诉人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律师作为社会第三方主体，可以参与政府购买律师代理申诉服务项目的市场竞价，获得合理的代理价格。此举有利于激发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案件的热情。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一经批准，将暂时免费获得指定律师的代理服务，而援助律师有无偿提供服务的义务，无法定原因不得拒绝代理。

自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209條规定在检察机关实施以来，虽然减少了多头申诉、重复申诉的现象，提高了检察机关的工作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立法目的，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检察机关受理民事信访案件的数量。为了息诉罢访，民行部门人员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协助控申部门接待答复民事信访案件。在现有的司法资源和司法公信力均有限的情况下，探索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民事申诉制度，对解决民事信访问题而言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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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JBS14050）：《构建弱势群体民事案件特别程序研究》。

作者：黄晓慧 丁兆增 钟瑞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