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精选8篇）

篇1：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读《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有感

悠悠千载，天地中开。东西文明，此起彼伏。古人厚古薄今，难免抱残守缺;西洋物尽天择，未免急功近利。殊不知经济为国力之本，国力孱弱不免受制于人。文化为民族之魂，文化荒疏则必然仁义充塞。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经济之变迁，数十年足矣。而文化之复兴则未尝不以百年为计。尤至今日，我中华国力日益强盛。但东西文化之根脉，西学东渐之精髓则依旧乱花迷眼，莫衷一是。

回首百年，清末民初。一班博古通今之大儒，未尝不以顿悟中华千年之大变局为己任。今人因种种变故，古风日行渐远，西学仅堪其用，反难望其项背。其中梁漱溟先生便是民国时期新儒学之一方源头活水。其于19，发表之《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可谓开天辟地，石破天惊。其中不仅涉及东西文化之成因，解析东西文化之精髓。更在我国硝烟四起，国破家亡之际指出中华文明复兴之出路。今日读来，其智尤为可惊，其心尤为可敬，其情更为可叹。

文化本十分宽泛，定义更是千差万别。而梁先生则提纲挈领，言简意赅。文化者，不过是民族生活之样法。而文化之根本则为对生活意欲之态度。纵观寰宇，世界文明可分为三方：西洋，中国与印度。西方文明以古希腊，古罗马为直接源头。其文明意欲向前，一路劈荆斩棘，可谓前向之文明。而印度文明，则对意欲视而不见，四大皆空，可谓后向之文明。而我中华文明，则调和持中，自可与各种意欲相安无事。即无须奋发向前，大汗淋漓，也不会闭目塞听，无象无形。可谓旁向之文明。

若这三条大河各自奔流，本可一直泾渭分明，相安无事。但世界文明一经碰撞，则不免要激起一番惊涛骇浪，海雨天风。前进者，船坚炮利，自然颐指气使，指点江山。后向者，表面卑躬屈膝，内心却可继续无欲无我。倒是我中华一隅，不免夹在其中，进退维谷了。而一番痛定思痛之后，众多奋发之先行者决心打破我中华之千秋大梦。其中陈仲甫先生便直指中华文明沉沦之本因，便是少了德，赛两位先生(民主与科学)。这两位先生之重要似乎已毋需多言。而梁先生则进而一步，认为民主科学之所以出现于西方，便是因为文明形式之故。因为其意欲索取，便要科学一步一步建设。要科学的方法变更现状，打碎，分析来观察。而民主便是对权威反抗奋斗而得，也是向前要求之态度。相比而言，我中华文明万事求个和谐。和谐一说，可谓可上可下。上者，和其心。简而言之，便是仁者爱人。()人人以他人为重，可以将心比心。但无奈诛心不易，慎独更难。最后世间万物不免只求了个外貌大略，这便成了老子口中的“攘臂而扔之”了。故而，科学这种形而上的抽象规律，自然不如工匠技艺来的直接实用。而人人争先此等刁民乱象也比不上万马齐喑，好似天下太平。所以科学理性也好，民主权利也罢，说到头便是我国对真理似乎从来并无多大兴致。真理何在我们不知与否，既然不知与否便不如束之高阁。而这科学理性便是要跟自然较个真儿，才能得出抽象之规律。这民主便是要跟社会较个真儿，这样才能弄清社会公权何在，公民私权几何。而不是一床大被压住，几条大腿乱蹬，最后这是非曲直自然也不免要一好遮百丑了。

既然如此，那西方之理性文明是否便是至高无上，包治百病的灵丹仙草呢?罗素认为人类行事有三种本源：本能，理智与灵性。西方之文明便是运用理性之创造满足本能之欲望的过程。而灵性一隅则要借助于宗教来完成。这也就是为何古罗马走到尽头，偌大一个帝国却弄个四分五裂。最后却要君士坦丁借助米兰敕令来收拾残局了。或可言之，正是基督教之兴起(源于东方希伯来文明)从客观上舒缓了这前向文明几欲崩断之弓弦。让其在千年以后才有机会从新复兴，进入到资本主义的快轨之中。所以这向前之文明便如奔腾之野马，若没有灵性之鞍辔，转瞬便可成为脱缰之洪水猛兽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两次大战，已然闹得世界天翻地覆，地动山摇。若这争夺再无停息，科技之增长也不过只是加重人类文明头顶摇摇欲坠的悬矛利剑了。

而我中华文明正可在此显露头角。梁漱溟先生认为儒学其宗旨在于培养一种灵性之直觉。而这敏锐之直觉便是仁。朱子云，仁者无私心而合天理之谓。仁便是一种默默生息之敏感心性而暗合天地万物生息之理。仁也是需要不断培养的.一种无欲而利他的内心状态，而仁者便是以此状态为本能直觉之人。正所谓大学之道在于明德。只有勤加拂拭才可以获得这种内心敏锐的直觉。这种内在不断修为的本善与进而产生的外在圆融，才是中华文明之根本。而这仁之灵性，也许正可填补西方日益颓败的神之亏缺。因为神的主旨在于信仰之托管。它不可避免的与日益增长的科学技术与自我意识相冲突。而仁之至善，则寂寂安然，润物无声，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w w w . f w s i r . c o m)GDP大赛的游戏并不可能让人类永远乐此不疲。本能欲望的洪水猛兽并不可仅靠阴冷无情的理性堤坝而安然无事。人类内心灵性的不断提升，才可能使我们找到内心深处的世外桃源，而世界大同或许才不是痴人说梦了。

当然，我中华文明之前途并不可脱离世界发展之滚滚洪流。经济也好，科学也罢，君子行健，奋发向前。只有我们真正俯下身来以西方之客观理性的科学精神追求真理，以民主平等的方式组织社会才可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文明之巅。西方达尔文说，物尽天择，适者生存。所以西方在近五百年持续的竟争中不断蜕变，化蝶于茧。而天下之道，合纵连横。只有发乎于心，推己及人，才可能真正通达于天下。而我中华爱人之仁，化敌之友，不同之和或许才可通向世界文明真正的春天。

郝冲和

乙未年初冬

篇2：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本书所涉及的内容范围之广、层次之深，确实不是一般高中生乃至大学生所好的那口。但我抱着试试的态度，读了下来，收获匪浅。正像我之前读到的娱乐至死里面讲到，读书与看书是两个层次：如果仅仅是看下来，那么这本书只能成为自己日后炫耀的法宝;但如果认真去读，哪怕底蕴层次不是我如今的阅历可以领悟到的，也是一盏引路的明灯、人生路上的导师。所以这样的出发目的去读，自然别有一番收获。

书的作者就不得不提：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大家，性格比较古怪，写书的动机也非常简单――那就是把那些自己学习领悟到的文化样法和最返璞归真的道理写下来，让后人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做学问，去昭苏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

先生直言不讳的说道：“很多同时代的百家，对东西方文化以及哲学思想的研究非常简单，用一些看似朗朗上口或是非常简单话语总结概括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别，而听上去是那么回事，但是经不起仔细的推敲，面对问题以一种非常静态的思维去思考，没有整体维度上的考虑。”

面对西方文化，觉得新奇，觉得对中国未来发展有益，就拔下人家的皮毛过来，铺在自己这个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体制上，还美名其曰称为洋务运动，这不是很可笑嘛?文化的交融不是强行生搬硬套，这样的产物啥也不像：真正有意义的做法是首先要去掌握西方化的本质，那就是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而东方化又分为两种，那就是印度化和中国化。这两种文化对生活的动机也是差之千里的。如此多的问题存在于此，就需要人们先理清思路再去谈治国方针。很多人又觉得这么多问题交织在一起如何下手解决，而这本书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此：它按照严谨周密的逻辑顺序将这些复杂的本质一一分解，用解答证明题的思路将一切最本质的思想清晰明了化，真是不得不称赞其妙矣!

说实在话，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有兴奋，有纠结，有失落，有期望。

如果把这本书归为典型的文科书籍的话那简直是耻辱，其中论证的思路对问题的分析和归纳总结难道不是我们学习理科所培养的嘛?文化哲学科学，它们真的是一家人。真正的文化就是每一个群体每一个民族在遇到问题时的态度和处理的样法，是一种经过理性思考过后传承下来的。空口无凭的大道理只会慢慢被掩盖在历史的长河中，而真理，也就是我们公认的那部分，恰恰就是理性的产物。而不同的文化产生的分歧，就是演变下来时的积累所形成的，一切归为一个原因，那就是环境。

自然人文环境造就了多样性，这里就提一下本书中的重中之重――西方化、中国化、印度化这三大文化分之的根本差别。(难道没有发现所谓的宗教，哲学思想也不过是这些文化的传播工具吗?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体的)遇到问题并想办法解决，但方法不同，总结和收获不同，自然产生不同的价值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所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

首先，西方化，刚才我借用了梁漱溟先生的总结，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的就是西方化!什么意思呢?就是奋斗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自我的要求;换一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这是生活本来的路向。具体的例子和分析我接下来一并讲。

第二，中国化，那就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自我的满足。并不自己去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随遇而安，持这种应付问题的方法的人，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罢了。这里的中国化不是指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而是代表了大部分人遇到问题时会用这种思维方式去思考，不要说这不对，但是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事实，自古以来我们得民族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这不，依然屹立于世界之上。上述的两种文化和下面的印度化全部没有好坏之分，而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学会变通，灵活使用这三种态度看待人生。

第三，印度化，走这条路的人，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前两条路都不一样，那就是遇到问题时就想根本取消问题或要求，这时既不像西方化思维的人一样改造局面，也不像中国化的人一样与天地共乐淡化冲突点。他们所走的.路就是违背生活的本性，因为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的，所以对于种种欲望或者说意欲保持禁止的禁欲思维归于印度化思维。

想想看，还真的是这么回事。佛教的创始人――后来修行成佛的释迦摩尼就能很好的印证这个观点。他本是一介凡人，但是通过苦行僧的方式磨砺自身方法，让他领悟了世间的真谛：人生下来就是要遭受磨难的，或多或少，只有自己有一颗向善的心，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遇到问题，以退为进，天地才能和谐，万物才能生生不息。正是受到这种文化的浸入，让印度的“自性”“神我”思想响彻世界。

可以说，这三种文化在如今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已经渐渐谈话了空间上的限制;可以说，我们身边的朋友家人一定全部受到这三种文化的影响。但这其中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中国化。

中国化是以意欲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也没有禁欲的思想，说白了，就是老子说提倡的中庸思想，不破不立。做个假设，如果中国现在已然闭关锁国的话，自身的体制是没有任何原动力去驱使我们前进的。如果没有当初西洋文化的入侵，我们自身的社会体系里会出现民主、科学这些字眼嘛?飞机轮船电器会被我们发明吗?答案虽然不得而知，但是恐怕大家自有看法了。

信玄学而无科学，一切以表象自然为根据，无整体大局之探索;只有术而无学，一切以应对现实局面，被环境而改造而非改造环境，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西方化呢?刚才已经提及，一切动机以解决问题为主，尊重科学，提倡民主，以自我为意欲为核心要义――创新，创的就是新自然，创的就是新自我。如今我们国人在反思为什么我们没有太多属于自己的技术，没有自己拿的出手的创新，那就是因为固化的思想令无数的创造力所束缚。看看古代四大发明的创造时期，都是思想上非常开化的年代，是各个地域思想在逐渐认识的基础上交融汇合处的产物，但是一旦重新凝结下来之后，保守内敛的守则继续影响着所有人。

而对于宗教的这个方面，梁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要想全盘讲解估计还需要很多篇幅，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

总结一下，梁先生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最后一位孺人，正是因为他是真真正正的做学问，而不是为了迎合时局而委身屈尊。这也为他后来的坎坷人生路埋下伏笔。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有了他对于文化社会的独特看法以及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让中国近代的发展有了一条清晰明了的道路，让更多的有识之士找准了发展的方向，为我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他的著作在当代可能已经很少人关注了，但是他一直认为，文化和哲学思想的传承永远不会磨灭，永远都会有喜爱甚至愿用生命去捍卫的人去去发扬的。他们这代人发现的问题，需要后人不断地努力去解决，而不是坐以待毙、故步自封。

在不断积累学习中，独立思考和对事物整体判断并作出引领作用的人一定会出现，世界发展的未来就在他们的手上。每一代有思想并能对社会有影响的人，不一定要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他们是孤独的，也是可敬的。当自身的积累到达一定的时候，展示的平台自然由他们创造，就能贡献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世界。而梁先生的努力没有白费，因为他相信有一部分人愿意传承他的遗志，为了昭苏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而奋斗，那种向前的积极的改变环境的态度才能拥有力量，才能真的让中国人完成伟大的觉醒。这种对未来美好的希冀深深地触动了我，也让我找到了始终没有出现的那份信仰。我想，我愿意去尽我自己的一份力，努力学习积累，以后去改变，去传递那种向前的态度给每一个沉浸在浮华的物质世界中的满足现状没有看清事实的人。而这，也许同样是我们，甚至是每一个人应该追求的方向：独立思考，表里如一，坦荡人生!

篇3：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源。这种文化根源我们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分析。

首先,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和20世纪西方哲学运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西方哲学的各种转向都和“语言的转向”存在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西方“语言的转向”既发生在英美哲学中, 也发生在欧洲大陆哲学中, 其共同点都是反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中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逻各斯主义。他们要求放弃对世界终极本质和价值的追寻, 认为哲学就是要通过语言分析, 来消除因语言误用而导致的各种“哲学病”, 因此他们不是把语言升华到真正哲学的高度, 而是把哲学降到了工具性的语言的层面;那么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则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要求哲学, 因此他们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 阐释了“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 是人类的生活经验, 并力图通过语言的解释来阐释人文世界的意义, 使哲学具有一种文化的功能。欧洲大陆哲学的这种“语言的转向”, 使西方哲学家要求划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同, 井逐渐发展到对整个西方传统知识论哲学和传统形而上学的反思和批判, 构成了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复兴。可以说,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转变, 和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所不同的只是, 现代西方文化哲学批判的主要是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则通过接受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学说, 把哲学批判进一步扩展到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

其次,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 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内部的谱系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应该看作是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源, 不断民族化和世界化的发展进程。此外,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 还存在着一支文化哲学的传统。○1这一传统实际上是由马克思本人所奠定。马克思继承了维科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和实践论传统, 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来说明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 确立了用实践论的思维方式来说明人的自由。实践论的思维方式把人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作为哲学本体, 并以此出发进行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 揭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现象。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拉布里奥拉、葛兰西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一书中, 在阐明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特质的出发点就是在厘定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不同的基础上, 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 他坚决反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理解, 并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作为一种系统的哲学世界观, 产生于马克思的思想创造, 但这种思想决不是凭空思辨的产物, 而是对以往的哲学、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结果。因此, 这种哲学充满了历史的内容, 它一方面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一种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实践本体论;另一方面, 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又必然要落实到政治实践领域, 体现为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2可以说,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转向实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突破知识论谱系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 承接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的必然结果。

再次,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历史文化传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起了很大的作用。○3从他们理论发展的实际轨迹看, 青年卢卡奇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 曾经受过当时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 如齐美尔等人的浪漫的反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葛兰西则是在西方历史主义文化哲学传统, 特别是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下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共同特点是要求区分自然科学和哲学等人文科学的不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要求哲学等人文科学应该研究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境遇中人的生命及其意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是把这种历史主义的文化哲学同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学说结合起来, 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而法兰克福学派则是在西方古典人道主义的理论趣旨的引导下, 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青年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批判理论, 建构出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

总的来说, 20世纪西方哲学“语言的转向”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哲学的复兴, 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的宏观哲学文化背景;而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分化的内在根源;理论家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文化哲学传统决定了理论家理论的价值趣旨。这三者共同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的文化根源。

参考文献

[1]关于此点, 可参看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第2章,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关于此点, 可参看钟慧琼:《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第4章,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篇4：中西方企业文化的哲学关联与融合

关于企业文化的概念，国内外学者有许多不同的认识和表达。美国学者约翰.P.科特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一个企业中各个部门，至少是企业高层管理者们所共同拥有的那些企业价值观念和经营实践，实质企业中一个分部的各个职能部门或地处不同地理环境的部门所拥有的那种共同的文化现象。"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长张大中认为：企业文化是一种新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企业要真正步入市场，走出一条发展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使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就必须普及和深化企业文化建设。

笔者认为：企业文化是一种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之中形成的组织文化。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均为该组织成员所共同认可。

企业文化在中西方因环境、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风俗和社会心理不同，故内涵及表现不同，存在相当的差异，尽管如此，但仍有相通之处。

中西方企业文化的共性。(1)中西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是对职工的一种再认识。企业对职工的再认识，主要是通过对企业职工心理需要、行为方式、价值观的认识等实现的。中国企业在不断地调整企业适应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地认识到人的价值高于一切。西方企业文化建设在经历了美日企业的比较后终于得出人是最重要的资本的结论，从而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上来。(2)中西企业文化建设都是针对职工心理和行为的培养教育过程，包括对企业文化的趋同、忠诚协调、进取行为的培养等。(3)中西方都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评价企业的标准。企业文化是本企业区别于其它企业的特征之一，同时又客观地充当了他人对本企业的产品、服务及效益的评价。因此，企业文化建设的效益成为评价企业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

中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1)中国文化情感优先导致缺乏理性。主要表现为：重视情感、缺乏科学、缺乏逻辑、强调实践等，从而在实践中缺乏必要的系统理论指导。(2)中国文化主张群体本位容易扼杀个性。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是主张群体本位，反对个体本位。群众本位不是真正的集体主义，它是以扼杀个人自由为前提的个人与集体的虚假的和谐一致。(3)西方传统文化的"个人能力主义"，浓烈的个人主义、创新主义精神、功利主义和重视制度管理，源于西方传统文化的特征：乐观精神、坚忍不拔、注重实际和冒险与创新。

中西方企业文化融合的必要性。企业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方面，中国迅猛发展现代化，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另一方面，西方面对现代化以后出现的种种问题，要求到中国在古老东方文化的影响下获得启迪。从这个意义上看，中西方企业文化需要相互吸收融合，造成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的合理对流。中西方文化虽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但它们同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有时是矛盾的，而有时是相融的，有时是斗争的，而有时又是和谐的。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中国企业和西方企业的接触也越来越频繁。中国企业要和西方企业联盟，就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企业文化，当然又不能全盘接受西方企业文化，被其同化，这样会让我们的企业失去独特性。

中西方企业文化的哲学关联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形成是哲学的重要反映。哲学主导文化的形成，企业文化也不例外。从中西方企业文化的内容、特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内容与其各自的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因此，只要我们找到中西方企业文化与其各自哲学相联系的地方，就找到了中西方企业文化联系的环节及其切入点。

中西方企业文化都非常重视人的作用，强调企业中的关键人物可以带动和促进一个企业的发展，甚至可以挽救一个企业。从中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上，我们不难看出这点与哲学的发展历史渊源。中国哲学一直就重视人的作用，从《尚书》中民生观念、"民为邦本"的思想，到春秋时期孔子、孟子的"仁义"、"心性"为内核的人性论思想，到民国期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可以说，人本主义思想贯穿整个哲学发展史。西方哲学始终都存在着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反映到企业文化中，也就是企业中的人和企业理念、价值观哪个更重要的问题，不论结论如何，"人-物质"在西方哲学史中也是贯穿始末的。

中西方企业文化都强调企业理念、企业价值观的重要性。企业价值观是从企业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企业理念、企业精神。西方哲学研究的重点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是人类认识深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哲学的本体论研究强调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认识论研究则强调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接着就向哲学中的思维和存在统一的方向上转变。认识论思想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易》中以经、传、义、理洞见自然变化，反映事物的规律性流变与本质性长存。名家学派中重视对事物的名称、概念、思维形式的哲学探索，魏晋玄学中脱离宇宙生成论而认识宇宙本体的哲学思潮等也都表达了认识论的思想。

中西方企业都强调企业形象的作用。企业形象是企业的可视性象征，反映了一个企业的实体。企业形象与哲学的联系在中国表现为名家学派中关于"名"、"实"的争论，在西方哲学中表现为"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不管中西方哲学在称谓方面怎样差异，它们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同与异的矛盾、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等，这些争论的内容都包含了认识对客观事物的反映问题。

中国企业文化还强调企业创新的重要性。企业创新是企业文化的创造力，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创新的思想在哲学上体现为辩证法思想，辩证法强调的就是：联系、运动、变化、发展，应用到企业文化中，也就是不断创新、否定之否定，达到企业不断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过程。

中西方企业文化的融合方式

所谓建设企业文化，就是正确的价值观念、崇高的理想追求与振作的精神状态在企业中的确立认同和实现。企业文化建设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人是企业的决定性因素，是企业一笔最有价值的资源和财富。一个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素养的企业管理者，就很容易认识这种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因为，马克思早就阐明，商品的价值是劳动创造的，资本之所以能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完全是因为可变资本购买的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结果。因此，重视人力资源是辩证唯物论的必然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即为中西方企业文化融合建设提供了切入点，从而保证中国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

进行跨文化培训、接受跨文化的培训是防治和解决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是中西方企业文化融合的有效方法。作为中外合资企业，要解决好文化差异问题，搞好跨文化管理,有赖于一批高素质的跨文化管理人员。因此，双方在选派管理人员时，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除了要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外，还必须思想灵活、不守成规，有较强的移情能力和应变能力；尊重、平等意识强，能够容忍不同意见，善于同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友好合作；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选择那些在多文化环境中经受过锻炼的人及懂得对方语言的人。

解决中西企业文化融合问题关键要解决好管理本土化问题。在别的国家投资，不能一味地移植本国公司的企业文化，必须依靠别国员工实行本地化管理，让本地的优秀人才参与各种管理活动，并不断地提供机会提高这些人才的管理能力，只有这样，公司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IBM中国公司就是本土化战略的很好例子。1992年，IBM中国公司成立时不到200人，现在已增加到1500人，本土化战略除了包括尽可能雇用本地员工、培养他们对公司忠诚之外，最重要的是聘用能够胜任的本地经理，这样可以很好地避免文化冲突，顺利开展业务。1996年,IBM中国公司在本地一线经理人员不到40个，一年以后已达到80个。

总之，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下，企业要想获得大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差异，在相互尊重、理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管理模式，实现双方企业文化的融合和对接，以期更好地实现企业的目标。

篇5：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感

引言：

“早熟的中国文化在新生的西方文化面前，就像一个白胡子老先生和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遇上了，小伙子当仁不让的说：我们比拳击，看谁厉害！于是乎，小伙子三下五除二，毫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老先生打倒在地。小伙子洋洋得意、盛气凌人，老先生颜面扫地，痛定思痛以为换上小伙子一样的衣服和鞋子就能制服他，不然！以为跟小伙子一样制定一套科学完善的伙食和训练方法也能够赶得上小伙子的步伐，亦不然！最终，老先生无可奈何，相形见绌，自愧不如，捶胸顿足。”书中梁漱溟先生以诙谐幽默的笔触描绘了东西文化在华夏大地甚至于东亚地区碰撞的后果，但为何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这还要我们深入思考东西文化之差异。

作者简介：

梁漱溟先生，原名焕鼎，字寿铭，系出元室梁王系，1893年生于北京，先祖为元世祖六子忽哥赤，故入籍河南开封，清中叶官游广西桂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甲午战争前一年出生的梁先生，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但由于他认为中国缺乏阶级，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到头来他虽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胆”的努力，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宿愿。新中国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梁先生那种“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初衷和为之奋斗的不懈努力是值得人们称道的。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学术思想自定位为：“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

“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

书籍概述：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梁漱溟先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作品，当时的中国正是被西方人用火炮利器轰开大门的时期，无论从器物、制度、还是文化，西方文化都潮涌般的侵蚀着人们的心理，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东方文化步步后退，到了是否有存在必要的地步了。面对这种形势，梁先生写了这本书，对东西文化的内涵和优劣势进行了深入的比较。

从这本书的框架看，其主要阐述了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是东方化和西方化；其二，世界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第一个问题中谈及西方化时，梁先生在这本书的第二章中给出了对于文化的看法: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的生活样法，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也就是说“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意欲不同，生活的样法不同，文化也就不同，而所有人类的生活大致可分为三个路径样法：

（1）向前面要求

（2）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

（3）转身向后去要求

根据这三种不同的路向，梁先生把世界文化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这种文化的特征，“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它的要求；换一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遇到问题都是对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二是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这种文化的特征在于，“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是在这种境地上求得自我满足”；“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调和罢了”。这种精神态度的典范，在梁先生看来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三是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个人感想：

通读全书，梁先生在书中对比了三种文化类型的，探寻各自的异同，也带给我们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从“事”与“物”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

“事物”是一个能够很好的分析和比较中西文化之间差异的名词，也就是梁漱溟先生的前两个问题：身体问题和心的问题。前面讲到人面对着两个世界，即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人如何面对和看待天、地等自然世界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后一个问题：关于生活世界的问题或者心的问题（事的问题），其重要性远远超过第一个问题，即自然世界的问题（物的问题）。因为这个自然世界（物）是什么样子的？这是追问关于对象的知识，这是知识论或者认识论问题，而且物以其自然方式存在着（to be as it is），并不能给人以意义或者价值，只有当物进入事之后才具有意义和价值。

事的问题重于物的问题，在梁漱溟先生那里也有很好的阐述。他认为从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来看，身心的发育成长是新随身来，身先而心后的；社会生命的发育生长亦是如此。“文化之发生以至开展，则最先是环绕着生存问题（第一问题）这一中心。所以社会之发育成长，此时实寄于那些从身体出发的活动上。”但与此同时，社会发育成长还有另外一面：心的问题（事的问题）。人绝对不可能以孤立的单个人生存，必定要“群”而存之，此时即有人与人之间的第二个问题：心的问题。文化必定包括这两个方面，并由于这两个方面之逐渐开展，社会才得

以发育成长。“通常应该是这两面彼此辗转增上，循环推进的。其间盖必有一种最适当之配称关系，凡不相称者，必出毛病。”最后，梁漱溟说到：第一期文化即身的文化不过是给人打下生活基础，第二期文化才是人的生活。

“西方人主理智而短理性，中国人主理性而短理智”，理智对应的是身（物）的问题，而理性对应着心（事）的问题。西方人从身体出发向外发力，对于意欲也是通过向外求来满足，其表现即“人的觉醒、解放”和人的主体性原则的确立，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人为自然立法”，把自然作为一个绝对的客体加以对待，盲目的开发利用和迫害自然正是在这种理性主体性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也正是西方现代化的动力和代价。而中国文化则不同，中国文化偏重于事的问题，他人之心的问题显然重过我与身外之物的问题。儒家文化的核心“仁义礼智信”都是如何对待和处理我与他人关系的伦理问题，我与“自然”的问题绝不会像近代西方那样成为一种主客观的关系，这种高明体现在“天人合一”观中。

“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同时，老子《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地道”和“人道”彼此并不隔绝和对立，而是一种相互依存和贯通的关系，因此，中国人很少会直接发问“天”是什么？“天道”是什么？或者说如此这般的问题是没有能够真正理解“天人合一”观。“天道”亦“人道”，人站在天与地之间，是连接天地的重要一环，天地生万物，而人却是成外物。这样的一种天地观或者说宇宙观隔绝了西方式的人与自然绝对主客观的路向。

人与自然的问题（梁漱溟先生的第一个问题）在“天人合一”观中被极高明地转化为“人道”的问题，而人道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人之心的问题，他人之心不仅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哀公问：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对曰：人道，政为大。”（《礼记?哀公问》）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主“人道”，主伦理与政治，这也就是中国文化理性早熟的重要原因。

二、西方文明强在哪里？

此次中西文明遭遇之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和理解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是一个不断试错和反思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深入和过程。蓝眼睛、高鼻子的黄毛鬼子不就是凭借着坚船利炮和洋枪打败了我泱泱天朝上国嘛，没有关系，只要我们也发明和生产和他们那样的战舰和枪支，我们仍然可以制服他们。魏源的“师夷长计以制夷”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之后的“洋务运动”也只是在这个层面发力，模仿和学习西方的“长计”。

第二个认识阶段从器物过渡到制度发生在中日黄海海战前后，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发动办报纸、开学堂、设学会等活动和之后的“百日维新”运动。当然，此前的众多儒士如龚自珍、冯桂芬、王韬等人亦早已看出中西文化之间存在制度上的差异，而此种差异远甚于器物上的差异。“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我中国人民为四大洲最，乃独斯藐于强邻悍敌，则由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分不亲。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但是，他们的言论大都流于文字纸张上，不曾像维新派那般奔走呼告，亲历亲为，深入群众，因此真正使广大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从器物过渡到制度，笔者认为其功非康梁维新派莫属。

然而清廷积重难返，维新变革亦是遭到保守派的极力阻挠最终无情扼杀，士大夫和清末明初的知识分子在制度层面的反思和行动仍在继续，然而更进一步——整个中西文化上——的反思成为此后的主题，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岂是三言两语能够概括。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大概有三股主要力量：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新

儒家，前两者是纯粹的舶来品，“救亡图存”的时代紧迫感和西方社会的既有优越性使得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当时的情境下极具话语主导性。西方成为中国迈进的目标，而文化守成主义者大致包括新儒家则被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是落后、顽固的代表。然而，随着“救亡”的紧迫感慢慢退却、西方文明不断显示出它自身的毛病和顽疾，文化守成主义者及新儒家们关于中西文明的分析和阐述却逐渐显现出它的客观、冷静和中肯的价值。在此以梁漱溟先生的中西文化观为例做简要的分析。

结语：

当代中国人难免浮躁，无法静下心来研究什么，无法真正做学问。而据梁漱溟先生所言“现时西洋文化的第一路向走到了尽头，必然会转向走第二路向的路子。而这第二路向正是以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为代表的。”他认为在较近的未来，“不怕他不走孔子的路！”，这样的说法又会使某些人有盲目膨胀的可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固然不可取，而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却更是可笑，当代中国人应该戒骄戒躁，真正承担起大国的责任来，只有这样，中国文化的复兴才真正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梁漱溟，《朝话——人生的省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

3．梁漱溟，《梁漱溟作品集: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篇6：西方文化哲学的理论形态探析

西方文化哲学的理论形态探析

依据人类的三种基本存在方式,西方文化哲学可相应区分为:研究个体状态的人的文化特质的人的文化哲学,研究群体状态的人的文化特质的社会文化哲学和研究人的类总体的类的.文化哲学.它们的主要理论形态和构成各不相同,而未来的发展趋势则是:在完整统一的哲学人类观指导下,三种方式密切联系、相互促进,以形成对人类文化特质的全面审视和对人类前途的正确预见.

作 者：李晓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100875 刊 名：唯实 英文刊名：TRUTHS AND FACTS 年，卷(期)：2001 ”“(7) 分类号：B1 关键词：文化哲学   理论形态   发展趋势  

篇7：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西方哲学对科学的反思轨迹及其当代嬗变

一、西方哲学对科学的反思轨迹:思辨哲学、实证哲学和人本哲学 哲学注定永远要承担起反思的职能.在人类认识的早期阶段,由于所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哲学的反思是与神学交织在一起的`.科学的发轫与孕育,使得哲学反思在实质上远离神学的同时,在形式上也渐渐疏远了科学.

作 者：邢占军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062 刊 名：理论学刊  PKU英文刊名：THEORY JOURNAL 年，卷(期)：2001 “”(5) 分类号：B5 关键词： 

篇8：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关键词：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翻译伦理,哲学基础

一、引言

国内外学者依据不同的标准, 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阶段及流派进行了划分。其中国外的学者如奈达[1], 将翻译研究划分成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根茨勒 (E.Gentzler) 将当代翻译研究划分为五大流派:美国翻译培训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学派。国内学者如吕俊、刘宓庆、刘文革等对西方翻译流派的划分也做过有益尝试。其中, 吕俊教授将西方翻译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即语文学阶段、结构主义现代语言学阶段和解构主义阶段, 较具代表性。综上各家的划分, 为研究便利, 本文将当代西方翻译流派分为:语言学派、功能学派、翻译研究学派和解构学派。

所谓“伦理”, 是指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行为的秩序规范, 伦理传统构成一个民族或文明所蕴含的文化传统最具特征的内容。翻译不是个人行为, 不仅仅是从原文到译文之间的简单转换, 它涉及各种主体间性的交往, 是一种社会行为, 因为“翻译的本质是开放、对话、杂交繁育、非中心化, 它使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发生交往关系”。[2]因此, 翻译作为一种社会行为, 需要伦理规范来指导译者协调处理各种主体间性的关系。由于翻译伦理与翻译行为的相伴相生关系, 为翻译实践行为提供指导和解释的翻译理论自然难以回避伦理问题。如果对当代西方各流派的翻译理论进行考察, 我们可以发现, “伦理”思想始终是各派理论的核心内容, 而这些伦理观的背后都有一定的哲学基础。

二、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伦理思想及其哲学基础

1、语言学派——再现的伦理

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首先归因于西方语言学的发展。受普通语言学、对比语言学, 话语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等语言学分支学科的影响, 翻译界逐步建立起翻译的语言学派, 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原语转换成译语的过程中的变化规律。翻译的“对等”正是语言学派最先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

1953年, 前苏联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受到斯米诺夫的“等同翻译”概念的影响, 提出了“翻译对等”的理论。他认为, 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整体中所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整地表达出来的过程。原文与译文的对等关系是指原文的整体话语与译文的整体话语的对等。[3]在美国, 翻译对等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雅各布逊 (Roman Jakobson) 和奈达 (Eugene A.Nida) 。前者提出了“有差异的对等”观;后者综合了信息论、交际论、符号论和接受美学, 提出了“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 强调两种语言的接受者感受上的效果对等。[4]在英国, 卡特福德 (J.C.Catford) 则提出了“篇章对等”的概念。

以上“对等”论的核心伦理观就是, 译文应该准确无误地再现原文的或原文作者的意图。译者的首要任务是要极力地追寻作者“原意”, 不能随意对原文进行增添、削减和篡改。作为原文作者的代言人, 译者不仅应该忠实于原文作者的意图, 还应模仿并反映原文作者的风格和笔调, 寻求译文和原文之间最大程度的对等。[5]

由此可见, “再现”和“对等”是这一学派的主流价值判断, 因而“再现伦理”就成了翻译行为的准则和标准。译文的好坏、译者称职与否都以“对等”这一伦理进行评判。那么这一学派所遵循的“再现伦理”其背后的哲学基础又是什么呢?由于该学派有深厚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作为支撑, 因而基于此的翻译研究自然具有结构主义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 翻译的语言学学派所奉行的“再现伦理”也同样具有结构主义的特点。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理性哲学。这种理性观关注事物的确定性、稳定性、普遍性。吕俊认为, “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科学理性的, 如排斥主体, 视语言为与言说者无涉的封闭结构, 只对外部因素进行系统分析, 使之成为自足的体系”。在这种理性观的指导下, 翻译活动成了“简单化与程序化的技术操作……译者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6]因而译者的任务则是将“一成不变的”意义再现给译文读者, 其主体性必须予以扼杀, 否则就有悖“再现伦理”。

2、功能学派——服务伦理

由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局限性, 它并不能解决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上世纪70年代以来, 翻译理论家们不再局限于静止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 开始从功能和交际的角度来研究翻译。这种研究方法迅速发展起来并形成了新的翻译理论, 功能翻译理论就是其中的代表。

作为功能翻译理论的重要分支, 汉斯·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动, 而只要是行动, 就具有目的性。因此, 行动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翻译, 一篇译文的优劣, 主要看它是否能达到预定的目的。[7]目的论认为:译者在动笔翻译之前, 应该从委托人那里得到一份说明翻译目的的“翻译要旨” (Translation Brief) 。这个“翻译要旨”也可以由译者和客户共同讨论得出。有了这个“要旨”, 译者与客户便订立了“契约”, 必须按要求提供服务, 满足译文的预期目的。译者与客户之间的商业关系要求译者为消费者即客户, 提供其想要的服务, 达到其欲达到的目的。因此, 在目的论框架内, 译者的伦理就是服务的伦理。

目的论有三个原则: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其中目的原则统领其他两个原则, 为最高原则, 即“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和翻译手段”。换句话说, 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翻译思想的根源是典型的“功利主义”, 其哲学基础便是“实用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是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现代哲学派别, 在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一种主流思潮, 对法律、政治、教育、社会宗教和艺术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用主义认为, 当代哲学划分为两种主要分歧, 一种是理性主义者, 是唯心的、柔性重感情的、理智的、乐观的、有宗教信仰和相信意志自由的;另一种是经验主义者, 是唯物的、刚性不动感情的、凭感觉的、悲观的、无宗教信仰和相信因果关系的。实用主义则是要在上述两者之间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来, 是“经验主义思想方法与人类的比较具有宗教性需要的适当的调和者”。[8]实用主义方法论的根本原则, 是一切以效果、功用为标准;其主要观点之一, 是信仰和观念是否真实在于它们是否能带来实际的效果;其根本纲领, 是把信念作为出发点, 把采取行动当做主要手段, 把活动实际效果当做最高目的。

对比上述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 我们很容易发现翻译目的论与这一哲学思想的契合之处。如果把译者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看做是“信仰”或“信念”的话, 那么它们的真实性, 亦即译者所提供的服务 (指翻译服务) 的质量, 就要看这一服务所带来的效果。因此, 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 其所遵循的翻译伦理是“服务伦理”, 它的哲学基础便是实用主义哲学。

3、翻译研究学派 (多元系统派) ——交际伦理

上世纪70年代末,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后, 逐渐向文化的方向转向。在这期间, 出现了一支衔接语言学派与文化学派的研究力量, 那就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学派。其中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就是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受多元系统影响的翻译研究学派将翻译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语言之外的因素, 如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 并考察以上三种因素是如何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择的。由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和制约, 他除了考虑原作者的意图、源文本语境等一切与源文本相关的特征外, 更主要的是还必须考虑翻译的目的、目标文本的功用、读者的期待和反应、委托者和赞助人要求、出版机构的审核和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目标文化的可接受性等问题。因此, 译者的职责和伦理便是如何协调以上这些因素, 以完成文化间的交际。

交际的伦理模式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 目的是与“他者”进行交流, 而不是再现“他者”。皮姆认为, 译者作为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的协调者, 是居住在“交互文化空间”里的“混血儿”。译者的文化归属是由译者的迁移性决定的, 译者的跨文化素质决定了译者主观和社会两个层面向源语文化及目的语文化的中间位置移动。翻译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两种文化的关系, 促进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只有实现了上述的目的, 译者才是一个合格的、遵守职业规范的译者。

翻译研究派属于描述翻译学派, 即对翻译行为只做客观的描述而不带任何价值判断。因此, 翻译研究派所遵循或主张的伦理也基本上是描述性的, 就这一点而言, 其哲学基础带有解构主义哲学的痕迹, 因为它否认“标准”, 把一切翻译, 无论优劣都当做描述的对象, 因而看似没有明确的翻译伦理主张。但是, 就其强调影响译者翻译行为的外部因素如赞助人、诗学和意识形态这一点看来, 该学派还是主张译者应该秉承交往的理性伦理, 故而符合哈贝马斯所主张的交往理性哲学。哈贝马斯最看重道德理性, 亦即实践理性, 其核心内容是承认和尊重一定的规范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交往的合理性。

4、解构学派——差异的伦理

解构主义翻译学派是伴随着西方解构主义哲学思潮应运而生的一种翻译思想。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便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解构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反传统、反理性、反权威和反成规。解构主义所要解构的是一个由超然结构所决定的意义的中心。它否认文本的终极意义, 认为意义是开放的、多元而不确定的无中心系统。受这一思想的影响, 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后殖民翻译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等。其中韦努蒂的“异化”论最具代表性。

1995年韦努蒂为了反对文化霸权主义, 应该提出“异化”方法。即:“保留外国文本之异, 破坏目的语的规范, 抑制民族中心主义对原文的篡改, 反对流畅的归化翻译, 反对文化霸权, 突出译者的地位和创造性”。[9]受解构思想影响的“异化”论的翻译伦理目标是反对“同一化”, 反对文化殖民主义, 遵循“存异”规范。韦努蒂所采取的“抵抗式翻译”策意在突出源语文本的异域身份, 避免受译语文化的主宰。这一“抵抗”式翻译策略强调民族间的文化差异, 力图保留和反映外国民族语言的文化特点, 其伦理主张是典型的“差异”伦理。

由于解构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思潮, 所以以“异化”论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伦理的哲学基础自然是解构主义哲学。这一哲学的重要特征就是张扬个性 (如文化个性) 、凸显差异、反对“中心”, 如后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这一中心、女性主义颠覆“男权”中心等等。

三、结语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纷繁复杂、学派林立、观点不一。不同的流派尽管学术背景不一, 立场有异, 相互排斥, 但彼此也互为依存, 互为补充, 使得西方翻译理论异彩纷呈, 翻译学科日渐成熟。而翻译伦理问题又是翻译学中一个重要课题, 正如Anthony Pym所言:“翻译研究已经回归到了对各种伦理问题的讨论”。[10]因此, 对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伦理思想探讨有重要意义。而探析其伦理背后的哲学基础又能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和解释西方翻译理论中伦理思想产生的根源, 对我们全面认识和指导我们的翻译行为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Nida, Eugene A.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in the WesternWorld[J].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984, (2) :9-15.

[2]王大智, 关于展开翻译伦理研究的思考[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 (12) :44-47。

[3]杨柳, 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2。

[4]Nida, Eugene A.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with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Tranlating.Leiden:Brill, 1964:159.

[5][6][10]王莉娜, 析翻译伦理的四种模式[J], 外语研究, 2008 (6) :85-88。

[7]Nord, C.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Approaches Explained[M].Manchester, St.Jerome, 1997.

[8]詹姆斯, 实用主义[M],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