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逻辑真理的基本问题

初探逻辑真理的基本问题（通用5篇）

篇1：学术逻辑在真理传播中的作用

1. 学术逻辑及其真理含义的界定

1.1 学术逻辑的界定

学术逻辑是一个复合词, 包括学术和逻辑。

学术, 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 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 泛指高等教育和研究。随着社会发展, 学术内容逐渐细化, 各类专门的学术领域逐渐出现, 研究内容也越来越有针对性。

逻辑, 是人的一种抽象思维, 是人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来理解和区分客观世界的思维过程, 其本质含义是指思维的规律及事物的客观规律性。逻辑有两种不同层次的含义, 一是逻辑是一种说明顺序, 也是一种思维规律;二是逻辑需要归类, 归类然后总结。思维的逻辑或思维的规律是属于人的神经活动的范畴, 具有主观性。人们在对客观世界进行观察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进行分析、思考、推理和判断, 而不同的人思维逻辑却千差万别。其中有对有错, 有优有劣, 所以对任何事情人们总会有不同观点, 分歧不断。

学术逻辑是指学术研究的理论模式或思维规律性 (或方法) , 这是基于对人的社会活动或自然界、特别是对高等教育和研究活动的观察, 而总结概括出概念和理论, 再从这些概念和理论推出更多的概念和理论。因为理论研究的价值就在于提炼理性认识, 总结规律, 进而力求指导实践。

1.2 真理的含义

客观事物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即称之为真理。这种正确反映必然体现出人的主观思维逻辑性与事物客观逻辑性的统一。在真理传播过程中, 真理的传播者和真理受众都应最大限度地、主动地、自觉地追求和体现这两种逻辑的完美统一, 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最佳效果。因此, 真理在传播过程中必须遵循一定的学术逻辑, 以保证传播的正确性, 学术逻辑可以一定的学术元素为载体, 使真理能够进行有效传播。由此可见, 在真理的传播中学术逻辑的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3 学术、逻辑、真理的关系

1.3.1 学术与逻辑

一个国家的学术 (包括逻辑学) 是否繁荣, 与该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方法等都有关。冯胜利先生曾在其文章中指出:没有逻辑, 我们的学术不会强大;没有逻辑, 不会造就指导世界学术的大理论家、不会出现领导科学革命的大科学家……东土学术汲养必待逻辑化入吾人血脉而后可大补。可见逻辑与学术发展关系的密切。

1.3.2 逻辑与真理

逻辑是思维中的客观存在。真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逻辑以“非此即彼”为前提。逻辑研究就是破译思维的密码, 将潜逻辑转化为显逻辑, 将自发逻辑转化为自觉逻辑。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都是从片面的、表面的、静止的开始的, 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 片面性会发展为全面性, 表面性会发展为深刻性, 静止性会发展为运动性, 感性认识会发展为理性认识, 进而逐步趋近真理, 这也就实现了用自然辩证法认识事物的最终目标。

2. 学术逻辑的性质

2.1 基础性

学术逻辑是学术研究的思维规律性和方法。谈到学术逻辑自然就不能回避逻辑学。所有的科学都离不开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基本原理作为阐述知识、论证观点的原则和方法。换言之, 任何科学都是由概念、判断、推理和论证构成的知识体系, 任何科学都必须遵循逻辑学的基本原理。如不遵循逻辑学原理, 就会导致科学缺乏严密性。这也就决定了学术逻辑的基础性。

2.2 工具性

逻辑学是人们正确思维的工具, 也是正确表达思想、论证观点的工具。人们思维也同样如此, 逻辑水平越高, 思维的能力就越强;思维能力越强, 表达思想、论证的水平也就越高, 这样就可以准确地表达思想和严密地论证观点。学术逻辑在真理的传播过程中, 不仅能够保证真理传播的方向性, 而且能够帮助人们获取其他的新知识, 由此可见, 学术逻辑学具有工具性的特征。基于学术逻辑的基础性和工具性, 在真理传播的过程中必然会发挥重要作用。

3. 学术逻辑的意义和作用

3.1 学术逻辑的意义

学术逻辑作为进行学术思维所必须运用的思维工具, 是任何学科都离不开的, 它对提高人们的学术思维能力和学术研究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3.1.1 有助于正确认识事物, 获得新知识

学术逻辑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和掌握来源于实践又经过实践检验过的真实知识, 并经过正确推理获取新的知识, 这是人们在认识世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逻辑环节, 是获取正确知识的必要条件。

3.1.2 有助于准确、严密地表达思想和建立新理论

思维是表达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思维合乎逻辑, 表达才能正确清楚、鲜明生动。学术逻辑可以使人们从自发地上升为自觉地运用逻辑形式来开展学术活动, 帮助我们做出更为严谨、更有说服力的论证, 从而有助于新理论的建立。

3.1.3 有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

学术逻辑或学术的逻辑思维不但能出新知, 有创新功能, 而且还是创新思维发挥作用的坚实基础。首先, 学术逻辑思维与创新思维是根据不同标准对思维进行分类的结果。逻辑能出新知, 创新思维是相对常规思维, 因而, 逻辑思维与创新思维外延上是交叉关系;第二, 即使是灵感, 其过程也有鲜明的逻辑性, 在其诱发、触发、巩固三阶段中, 逻辑始终居于主导地位。逻辑学教授张晓芒指出:人的思维素质作为一个整体, 在认识世界、发现世界、创新世界的过程中是多种思维能力的综合效应, 它也必定以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逻辑思维为基础。因此, 在思维能力、思维素质的培养与教育中, 只有更加重视学术逻辑思维教育, 才能在创新活动中, 真正把握与占有人的全面本质。

3.2 学术逻辑的作用

人们在传播真理的过程中, 要使用概念、做出判断陈述、进行推理论证。学术逻辑的基本作用就是帮助人们正确使用学术概念, 准确做出学术判断和陈述, 有效进行学术理论的推理论证。

3.2.1 正确使用学术概念

学术概念是学术思维的细胞, 正确使用学术概念是正确学术思维的基础。在学术研究中, 不能正确使用概念的现象仍普遍存在。概念混乱是导致思维混乱的主要原因, 一些模糊的认识、片面的观点、极端的心理, 与人们思维中概念混乱有直接关系。要想消除思想混乱, 就必须从消除概念混乱开始。

3.2.2 准确做出判断陈述

判断陈述反映思维对象的情况和特征。正确认识事物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做出准确的判断陈述。判断陈述的逻辑特征包括质的特征 (肯定或否定) 、量的特征 (所有、有些、个别) 以及内部结构特征 (联言陈述、选言陈述、条件陈述等) 。只有在思维活动过程中, 确保判断陈述形式的准确运用, 才能使事物的情况和特征得以正确反映。

3.2.3 有效进行推理论证

有效的推理论证, 就是严格遵循逻辑推理规则, 从前提必然地推出结论。在推理论证问题上, 有些人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不提供论据, 不进行论证, 即“只作论断、不作论证”;有些人从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出发, 不遵循逻辑推理规则, 随意联想、任意发挥, 得出的结论与事实缺乏必然联系, 甚至与实际背道而驰, 即“任意发挥、随意推测”。在思维活动中, 缺乏逻辑素养, 不遵循逻辑规则, 导致了非理性思维的泛滥。

基于学术逻辑的基础性、工具性的基本特征, 进一步印证了学术逻辑的作用是重要的, 具体的, 是可以经过可操作、可实施的过程实现的。发挥好学术逻辑的作用, 不仅可以更好体现其社会功能, 而且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学术思维水平, 从而促进真理的有效传播。

3.3 学术逻辑在真理传播中发挥的作用

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文献研究, 我们认为学术逻辑在真理传播中的作用主要再现在以下两方面:

3.3.1 真理在传播过程中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学术逻辑才能使真理进行正确的传播

一般来说, 正确看待并获得真理性认识的途径有两种, 一种是通过亲身实践获取真理, 在实践中总结感性经验, 进而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并通过逻辑思维获取真理;另一种是人们通过间接的知识也就是所谓的学术理论, 通过他人经验获取新的经验, 或者通过他人已经建立起来的真理获取真理。学术逻辑就是以知识理论为中心, 即为了知识理论发展、依靠知识理论发展、遵循知识理论发展规则。它体现了客观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演化的必然性, 时空的有序性及可推演、可重复和可预测性。因此, 学术逻辑可以形成一种导向并在真理的传播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学术逻辑使真理在传播过程中推理有序、论证有据、说理清晰、因果分明, 收到良好的效果。只有通过一定的学术逻辑才能使真理进行有效的传播, 真理传播的过程就是接受者了解知识理论的过程。

3.3.2 真理的传播需要一定的学术元素作为有效的载体, 才能使真理进行科学的传播

真理的传播是一个基于实践的主体、客体、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 由动力机制、传导机制和制约机制构成的有机整体的运动过程。只有通过有效的传播媒介, 才会更好地将学术逻辑在真理中传播。众所周知, 学术逻辑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科学把握, 是抽象的。而学术元素是在遵循学术逻辑基础上的事物存在的表现形式, 是具体的。学术逻辑在真理传播过程中的有效载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即学术研究、学术指导和学术成果。学术研究是通过对真理进行理论学习与研讨的方式来传播真理, 学术研究包括知识传授、学术报告等。学术指导是通过运用真理进行实践指导的方式来传播真理, 学术指导包括技术培训、技术指导等。学术成果是通过对学术研究、学术指导进行经验总结, 形成新的真理, 并通过成果转化等方式, 对真理进行进一步传播, 学术成果包括学术论文、学术专利等。

3.3.3 真理的传播需要具体的应用途径作为有效的载体, 才能使真理进行有效的传播

学术逻辑在真理传播中的应用途径主要包括四方面, 即课堂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例如课堂教学主要对青年学生群体进行真理传播, 同时通过教学相长, 来实现师生互动式的真理传播;再如科学研究主要对教师群体进行真理传播, 通过组成不同学历层次、年龄结构的教学科研团队, 来实现教师间互动式的真理传播。社会服务主要对社会大众进行真理传播, 通过组成教师+学生的社会服务团队, 来实现教师、学生、社会大众三者的真理互动传播。文化传承与创新主要通过文化传播的方式, 以高校文化辐射社会文化, 实现高校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互动, 从而实现真理传播。无论是通过哪种途径, 都是一个挖掘学术问题、发现学术逻辑、构建学术理论的过程。因此, 在真理的传播者和受众之间也必须有学术逻辑的契合才能实现其真理传播的最佳化。

总之, 在真理的传播中必须自觉地追求学术逻辑与客观真理的统一及其真理传播者和受众者之间逻辑的契合。要使学术逻辑的科学思维成为社会大众的共同语言, 科学真理的传播才能为实现人才培养、推动社会进步提供可供借鉴的理论依据。

摘要：本文主要以文献研究法, 通过对学术逻辑内涵、学术逻辑的性质和研究对象、学术逻辑与真理的关系和学术逻辑的作用与意义, 论证了学术逻辑在真理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真理在传播过程中须遵循一定的学术逻辑, 以保证传播的正确性, 学术逻辑可以一定的学术元素为载体, 使真理能够进行有效传播。作为高等院校充分挥学术逻辑在真理传播中的作用, 有利于提高高校师生的学术素养和综合素质, 有利于真理在社会大众中的传播, 在全社会形成追求真理、学习真理、崇尚真理的良好氛围, 从而提高全民素质。

关键词：学术逻辑,真理传播,以学术元素为载体

参考文献

[1]社会科学论坛[J].2003 (1) .报刊复印资料逻辑[J].200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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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樊明亚.形式逻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06.

[6]逻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11.

篇2：初探逻辑真理的基本问题

[关键词] 生态文明 中国传媒体制改革 改革逻辑 改革路径 现状与基本问题

[中图分类号] G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3-0024-05

[Abstract] In the great context of the central mapp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s， Chinese media systems reformation， along with complex entitlement circumstances and diversified interest interactions， does relate to resources allocation， elements integration， power distribution， interests competition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which needs a kind of mechanism of dialogue，integration and cross cooperation based on organizational collective behaviors. This paper， from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ainly focuses not only on the basic logics and paths of Chinese media systems evolution followed by media policy modes conversion and media systems selection，but current existing problems derived from power play and interests bala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society and media， so as to help with the sufficiently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deepening Chinese characterized media systems reforma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inese media system reform Reform logic Reform path Status and problems

2013年12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成立，要求在研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体制改革大方针、大原则、大方案的基础上强调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体现出明确的综合系统生态化的改革部署与改革思想，也为中国特色传媒体制改革的深化突进提供了全新的改革方向与辩证的改革思路。本文正是基于这种宏阔背景，以生态文明的研究视野对中国传媒体制改革进行辩证哲学的审视，对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系列现象和问题予以综合考察、评判和反思。通过借鉴学习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传递、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的相关路径，分析中国传媒体制改革遵循的基本逻辑、采行的基本改革路径和存在的现实问题，为中国传媒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并保持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在制度框架设计的思想、方向、速度与效率上的高度一致和相互协调做相关的理论梳理工作。

1 中国传媒体制演进的生态哲学思辨

传媒制度是传媒同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的博弈规则，作为一种内生性资源建构起传媒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中同其他博弈主体即利益相关者之间互动、交流和交换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体系。中国特色传媒业的发展演进与结构建构逻辑，基于传媒多元化的角色、功能和价值取向及其同政府、公众、社会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综合考量，不仅涉及博弈主体多元化和政府、传媒、公众三大主体于传媒结构内的博弈均衡问题，也不单是传媒政策模式转换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它应该是一种基于体制变革与创新的传媒制度安排。

中国传媒体制变迁历经1978年以前的单一事业体制、1978—2002年的体制松动即事业体制为主导适度允许传媒的经济性与产业性诉求、2003—2005年的传媒“事业体制、企业化管理”双重混合型体制（包括逐渐张大传媒产业属性的相关制度安排）、2006年至今的区分公益性与经营性两种不同属性、功能与目标诉求的传媒事业和传媒产业的“两分开”模式四大阶段。前两阶段的传媒体制演进主要是基于市场力量对单一性传媒体制模式的拷问和对落后传媒生产力的回应而产生的政策性松动和体制性松绑，所形成的相应传媒制度安排带有较强的自发性和原有体制外的机制创新特色。后两个阶段主要是在前面两阶段基础上以政府主导改革为主，综合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和要求，从政策供给模式的丰富和调整着手，将改革逐渐由边缘性的增量改革向核心层的存量改革深入推进，并将产权改革和传媒所有制结构的创新与完善作为今后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制度安排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当下中国传媒体制模式转换与机制创新从要素整合、资源配置、权利分流和利益博弈均衡等方面体现出不同程度的系统思想和生态思维。但由于传媒本身的属性分化、角色多元和功能多样化发展特点，决定了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必需以一种更动态、更全面和更系统的思维模式，对中国特色传媒制度改革的逻辑路径和改革基本问题进行充分解读与厘清，为新一轮的传媒体制改革深化做好思想和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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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传媒制度模式转换的基本逻辑

关于制度的发展与变迁，政治学家杰克·奈特（Jack Knight）认为，“利益分配的冲突、资源约束和协议力量与谈判力量的不对等等因素成为制度发展的逻辑基础”[1]。中国传媒基于其特有的经济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属性等多重属性，其制度选择与制度演化受到来自环境、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重力量的裹挟，表征为技术（工具性）、市场（商业性）与社会（政治性与公益性）三个基本变量之间的信息传递、物质交换和能量交流等博弈互动，成为诱致、加速和深化中国传媒制度模式演进的重要动因与基本逻辑。

2.1 市场逻辑：中国传媒制度选择的基础性变量

国家的基本制度和经济制度框架往往决定了交易的成本，并由此决定各经济利益主体获取潜在产出和收入的方式与程度[2]。市场经济行为实质上是一种交易行为，其核心是产权或财产、商品与服务的所有权交易，制度在市场经济生产结构中发挥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界定和执行财产、商品与服务的所有权来界定和实施产权。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价格和价值规律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行为准则，在理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基础上实行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确认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合理占有生产者剩余的合法性。受企业体制改革启发，以报刊为首的传媒事业单位基于计划体制下的有限资源配给和国家单纯财政补贴之不足，通过借鉴和模仿企业市场化改革路径，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产业化运营”、“传媒事业和传媒产业分类运营”等改革尝试，面向市场开辟新的业务增值空间和谋求多元化的资源补偿机制。这种市场利润导向型自下而上的中国传媒经营体制与管理体制的选择与创新表征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函数的一种联动关系，如图1所示。

传媒摆脱旧制度下的运行成本、实现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必需着眼于市场的公平交易和资源的平等补偿，以此为改革逻辑起点的市场机制创新所带来的传媒专业分化、业务增值是传媒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必由之路；反过来，传媒经济增长和产业增值又要求传媒制度在新的层面上的生产和创新。无论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产业化运营”还是“传媒事业与传媒产业分类运营”，都是以事业体制为传媒制度安排轴心向传媒产业体制渐次辐射的制度模式，成为传媒谋求市场化过程中克服制度供给不足和独立运营条件有限情况下争取市场稀缺资源的具有合理性和正义性的制度选择。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在传媒“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初级阶段发挥领导和规制作用的混合型传媒运营体制模式又逐渐成为改革的制度性障碍。传媒产业化和集团化运作等内在价值扩张需求，要求政府充分放开对传媒结构中经营部分业务的管制，实行管办分离、事业和产业分开，为传媒实现跨媒体、跨行业和跨区域的资源整合、资本运作和企业化发展提供新的运营制度和管理制度供给。不难看出，传媒体制模式演化的不同阶段仍是混合型传媒体制运行基础上的改革升级，其制度创新的起点和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仍是基于市场利润的获取。市场机制作为改革克服交易成本的思维模式和基础性变量，始终贯穿于传媒体制改革的全过程。

2.2 技术逻辑：中国传媒制度创新的支持性变量

传播技术的变革特别是数字技术的演进生成一种深刻影响和改变人们信息接收方式、生活习惯和思维模式的“交互式网络信息传输”[3]。传媒中心主义话语权向边缘化受众方向下移，加速传媒组织的分化重组、增值服务兴起、业务交叉运营以及传媒经营实体对交叉运营权的争夺与控制。技术作为工具主义不能解决传媒作为“面向消费者（受众）和广告商进行产品生产、制作与分配的经济利益组织”[4]和意识形态载体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必需诉诸于制度的硬性规制与协调，如图2所示。

技术的演进为传媒的市场化自由交易过程提供了套利、创新和积累三种驱动力，且这三种驱动力在既定的传媒制度框架下同时发生并生成一种“与持续化市场过程意义相当的选择秩序”[5]，从市场交换、价格判断与价值衡量上对传媒的市场化行为产生影响和制约。只有充分依靠制度的规制力和规范力来调动各种可用资源，以缓解传播技术演进对传媒行业结构、市场秩序与竞争格局的分化与冲击等消极作用，才能保证传媒在专业分化、多元化增值业务推广、业务交叉运营、横向业务联合与纵向资源整合过程中获得持续政策供给，克服技术工具主义带来的竞争力量不对称与利益分配不均衡等弊端，从产权、所有权、隐私权等的清晰界定与维护的角度，促进传媒政策与相关制度的制定与创新，通过政府对传播通信产业的积极介入，既鼓励传媒行业运营机制的创新，又对传媒的市场竞争行为实施监督、监管和规范，以确保传播过程中的信息经济与公共意识形态安全。反过来，传媒利益结构与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传媒产权与所有权的划分以及政府依靠行政力量对数字传播背景下传媒传播运营的竞争管制等，又会在新的高度加速传媒的组织分化、业务交叉融合与增值业务的不断演生，进而为新的传播技术改进和传媒制度框架的创新性调整以及传媒运营与管理新机制的创设创造新的环境和条件。技术对于传媒业务和传媒制度的发展来说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传媒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性设计很大程度上源于技术的支持性力量供给。

2.3 社会逻辑：中国传媒体制改革与制度设计的具体向量

依据美国传媒经济学家艾伦·阿尔巴兰（Alan B. Albarran）的观点，传媒运营的市场是一种“双元产品市场（dual product market），即传媒商品和传媒服务的市场”[6]。在第一个市场中，媒介商品可以以报纸、广播电视节目、杂志、书籍、电影、互联网服务等形式出现，第二个市场是传媒组织与传媒公司基于受众资源的广告售卖，广告主借助传媒内容来使其产品或服务的信息达之受众。传媒行业这两个市场的运营目的都是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价值取向。中国传媒一方面作为市场经济的经营实体，具有商品和传媒服务这两大市场的运营特点；同时，基于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与特殊国情，中国传媒的政治属性、意识形态功能和社会公益性也十分突出。具体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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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整体结构中的构型要素，中国传媒既要通过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发展路径谋求合理的经营性价值增值，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也要兼顾其作为社会信息传输渠道、公众意见表达与公共利益诉求平台、政治宣传工具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公器等多元化角色与功能的彰显，以倡导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国家传播安全，实现国家预期的传媒运行社会效益。国家和政府自上而下地部署、推进和深化中国传媒体制改革也主要是基于制度对传媒行业运行与发展的核心价值，即以一种效应、利益或需求满足的途径，来均衡传媒利益、分配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结构关系，建构和维持传媒发展所需的竞合格局与相对稳定的传媒秩序，并通过传媒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既提升传媒的经济生产与盈利能力，又在一个民主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为传媒利益的合理分配和传媒社会效益实现创造新的评估基础，从而促进传媒经济、政治与社会功能的协调发展。社会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取向既作为国家行政主导和政治治理下传媒制度创新设计的具体向量而存在，也是中国特色传媒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

3 基于生态文明的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系统、综合、动态的生态文明视角，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势必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多层面的变革。改革的系统性、综合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中国传媒体制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只有遵循“理论突破+实践跟进”的改革理路，才能有效化解改革矛盾和规避改革风险，寻求传媒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动态平衡，有效节约改革成本。也正是鉴于改革诉求和改革难度的理性考虑，当前的中国传媒体制改革仍是对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相关改革经验的借鉴和改革模式的效仿，其改革的基本路径也呈现出明显的体制外增量变革和体制内存量修正的特点，给传媒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带来不同程度的改革阻力。

3.1 体制外的增量变革：制度边际调整的局限

增量改革的提法首先源于经济领域，国内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增量改革是一种着眼于市场机制引入以改变旧体制下资源配置结构达到资产增加的改革”[7]。中国传媒体制改革首先从报业领域“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诉求开始，通过报纸改版、增版和内容调整等途径面向市场开拓广告增值业务，以运营机制的创新实现收入增量并达到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这一改革从内容上来说主要是针对传媒经济发展的问题；从特征上来看主要是传媒发展模式转换的问题，虽属于自下而上的局部性改革，却在传媒资产增量和传媒利益结构关系调整等方面为中国传媒谋求市场化的改革发展之路；从改革成果的分享上来看，中国传媒作为纯粹国有事业单位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既减轻了国家政府的行政财政压力，又获得了传媒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传媒资产增量，同时也以丰富的传媒内容产品与服务的提供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大量的传媒福利，可谓是一种政府、传媒和社会公众三方共赢的帕累托改进式改革范式。

继此，中国传媒运行模式从“混合型”体制、“双轨制”走到“两分开”体制的当下，传媒国有体制的外围市场机制创新与管理运营制度改造使传媒业结构内的市场经济成分力量日益壮大，成为改革现实中的最大获利者，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护其在传媒事业和传媒产业的双层既得利益，面对市场竞争主体和经营实体的日益多元化和竞争环境的复杂不确定性，其改革的积极性和动力逐渐丧失。政府作为社会治理者和政策与制度的供给主体，稳定和发展的利益权衡与平衡始终是其推行改革首先需要考虑的，在传媒体制改革遭遇占据大量资源和改革成果的大型传媒集团改革阻力的时候，出于既得利益的维护和社会稳定的政府治理效用函数的顾虑，政府的传媒改革注意力也不断分散。作为第三方的社会力量即使锐意改革，其边缘化的谈判力量和意见却很难对这种政府、传媒间的合谋格局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和推动。至此，中国传媒体制的改革力量逐渐进入一种零和博弈的迂回甚至停滞状态。这种依靠传媒制度外体制创新和制度边际调整的增量式改革模式难以为继的最大制约因素源自传媒体制核心层的传媒产权制度，产权与所有权集中、产权主体模糊等，导致既有的利益格局无法在新的层面上继续调整和重新分配，产权结构的调整和产权体制改革将成为后续传媒体制改革新的突破点。

3.2 体制内的存量修正：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中国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传媒与政府之间发生的这种自下而上、上下合谋的分步帕累托改进式的渐进性局部改革，很大程度上只是传媒在市场运营和产业发展上短期的数量扩张和经济效益获取。作为改革利益既得者的传媒方基于传媒产权偏好，要追求集团效用最大化和规避改革利益受损的风险，不愿参与新的利益改革博弈；政府方出于权力分配与治理绩效的风险偏好考虑，在以政府名义的各类税收优惠等配套政策供给改革的同时又对非国有经济力量的市场化运作布置诸多的限制，民营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利润增长与资产增量达不到预期的理想水平。现状的改变必需依赖于传媒制度框架内的体制设计与制度创新，改革逐渐从有限的增量向存量递进。

传媒体制的存量改革相对于不触动传媒产权和传媒所有制、仅通过市场机制创新以增加传媒资源配置方式和增加传媒资产的增量改革而言，则是要对国有传媒企事业单位的产权和所有制基础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与调整。从2007年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到2008年实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促进传媒产业化发展，再到2011年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传媒事业和传媒产业、公益性传媒事业单位和经营性传媒产业单位的分类改革、转企改制和产业化发展，通过现代事业法人制度的引入，强化公益性传媒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与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公益性传媒服务体制的创新与建构，以整体改制、剥离转制和资产重组等形式明晰经营性传媒企业单位的股份制改造和公司法人治理，合理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改革逐渐进入核心产权制度改革的深水区。

传媒体制内的存量修正式改革模式呈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这主要是与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利益既得主体及其利益格局紧密相关。因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总是伴生于特定的制度安排并与之趋同共荣”[8]。政府作为利益分配和制度供给与创新的主体，自然居于改革既得利益的一端，往往遵循一种有利于维护其权力行使、权威治理和行政管理主体作为有限理性人的固有利益和政治声誉的最有效的而并非最优的改革模式。传媒作为改革成果占有的另一端对政府的相关制度安排与改革通常有一个试错学习、适应性效应和制度选择的过程，往往会遵循一种报酬递增的原则，参照传媒体制改革初始条件状态下相关生产者剩余占有的情况，以一种次优选择行为对政府传媒体制框架设计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这样，政府与传媒之间的既得利益便获得了某种相关性，艾瑞克·菲吕博顿将其称之为“内部黏性，成为制度变迁的抵制因素”[9]。这可以从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现状中的传媒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但传媒所有权与控制权却难以分离得到解释。政府虽然要求在传媒体制改革中将现代企业法人制度引入传媒集团企业，但出于对传媒的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控制，传媒仍然是国家所有制为主的体制，国家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主，但并不直接参与传媒企业的微观运营。传媒并非产权主体，却要负责传媒的一切微观运营并承担全部风险。这样一种产权所有和产权运营相互交叉、产权虚置、责任与义务模糊的境况说明，在传媒与政府的关系上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管办未离的现象，传媒内部人控制和公权力对传媒产业领域的渗透和干预也使得传媒改革发展过程中的腐败和寻租现象频现，中国传媒体制改革遭遇体制内存量修正的诸多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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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语

中国特色传媒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实践至此，围绕传媒利益均衡与传媒利益结构调整这一根本价值目标与改革博弈策略选择，从党之于传媒的意识形态管理与政府之于传媒的国有传媒资产管理的关系、公益性传媒事业发展与经营性传媒产业发展的关系、传媒产品市场化生产运营规律与行政性传媒资源供给结构调整的关系、传媒社会效益与传媒经济效益的关系等方面，进一步理顺传媒体制改革与传媒运行过程中的党政、传媒与社会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彻底打破传媒管理权党内集中化、政府传媒行政管理机构专业化和传媒社会中介组织行政化等的传媒格式化封闭管理格局与制度设计，真正实现党政分开、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管办分开和传媒事业产业发展分开，重构一种相对动态、开放、完整、协调、高效的传媒利益均衡机制与传媒制度框架，从而建构起一种基于秩序、治理与社会化的中国传媒制度供给新格局，将成为中国特色传媒体制改革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号召下的新的改革目标与改革愿景。

注 释

[1]Jack Knight，（1992）.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1st edition）[M].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130-131

[2]Timothy J. Yeager. （1999）. Institutions， Transition Econom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M]. Colorado： Westview Press：45

[3]Thomas F. Baldwin， D. Stevens Mcvoy， Charles Steinfield. （1996）. Convergence： Integrating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M].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Inc：2

[4] Picard， R.G. （1989）. Media Economics[M]. California： Beverly Hills， Sage：33

[5]Fehl， Ulrich. （1986）. Subjectivity， Intelligibility and Economic Understanding[M]. London： Macmillan：76

[6]Alan B. Albarran. （1996）. Media Economics（4th edition）[M]. Iowa：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7

[7]林毅夫，蔡昉等：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J].经济研究，1993：3-11

[8] Douglass Ceil North.（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Inc：61

[9][美]艾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编；孙经纬译：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280

（收稿日期：2014-01-12）

篇3：初探逻辑真理的基本问题

关键词：中学足球；技术训练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8-295-01

如今世界上很多国家将足球视为 “国球”，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国一直以来非常重视足球运动的发展，本人在教学中积极学习和探索足球教学的最佳途径，通过实践，特别在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完成体育教学的情况下自觉的自学和练习，为顺序地完成足球课教学任务做准备，使学生在课堂内外自觉地掌握足球运动的技术、技能，有利地促进了足球运动在学校的开展，下面是自己的一点初探。

一、中学生足球技术训练的意义

1、增进健康，增强体质

中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旺盛阶段，对他们进行有效的足球技术训练，能够发展他们的力量、速度、耐力、灵敏及柔韧等素质水平，以此提高学生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肌肉及神经系统的工作能力，而达到增进学生健康水平，增强体质、提高学习运动能力的目标。

2、培养品德，陶冶情操

通过足球技术的教学以及比赛，可以培养学生机智勇敢、顽强拼搏、坚忍不拔、团结协作的良好品质，陶冶其文明礼貌、奋发向上、勇于进取的精神。

3、提高球技，培养后备力量

通过较为业余的技术训练，提高学生对足球各种基本技术的熟练掌握和运用，能使他们的足球意识、身体素质、心理水平和技术同步提高，为上一级学校打好基础。

二、中学生足球技术训练的任务

对学生进行基本技术的教学训练，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上进心，使技术教学成为他们探索足球基础知识、战术、技能的桥梁，使他们能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去认识足球，并能利用足球进行科学的自我锻炼，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并伴随终身。现代中学生对足球运动兴趣与日俱增，从足球运动本身具有的较高的娱乐性、锻炼性出发，开展足球技术教学，顺应了现代中学生的要求，且能使身心处于发展旺盛期的中学生各方面素质得到较全面的发展。

三、中学生足球技术训练常用的方法：

讲解法、示范、纠正错误、练习法。

四、中学足球技术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对中学生进行足球训练应根据学生的基础素质条件，男女学生的生理、心理水平的不同而合理地计划安排，在实际训练中，针对不同特点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注重保持技术动作的共同性，发扬学生不同的个性特点。针对学生对足球技术掌握水平程度和教学进度的安排，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浅到深地安排好没课训练的内容，坚持系统的不间断性。应坚持把有球技术与无球技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中学生足球技术训练的早期应以基本的有球技术为主，而这其中，又以脚下的控球技术为主。应优先发展进攻技术被运用时，防守技术才具有意义。在早期训练中以进攻技术为中心，随着学生对技术的掌握和运用熟练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加大防守技术教学训练的比重。足球技术训练中应结合身体训练，只有两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才能最快地提高中学生足球技术水平促进足球运动健康正常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身体素质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学生能学会并熟练掌握运用跟高要求的技术动作。对中学生而言，游戏性和具有竞争性的比赛能最大限度地吸引他们的兴趣和对足球的专注力，多采用此类方法组织进行教学，多采用游戏性的综合练习、半对抗、全对抗的比赛。

篇4：军乐学基本理论问题初探

关键词：军乐学 军乐功能论 军乐与管乐 异质同构性

中图分类号：J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6）24-0089-04

近些年，随着我国军乐事业的蓬勃发展，“军乐”一词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已不再陌生。无论是在国庆大典的阅兵式上，还是在国际著名的军乐节上，以及国家外交活动的礼仪现场……军乐作为一种无可替代的音乐艺术形式尽显风采，其铿锵与豪迈的旋律让无数国人为之震撼和鼓舞。正是由此，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军乐、迷恋军乐、投身军乐。但是，纵观中国军乐的发展历程，却鲜有学者能够对军乐做出一个清晰而准确的定位。那么，到底什么是军乐，又该如何去界定？

一、关于“军乐”的界定

社会上有这样一种现象：认为军乐与管乐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和界定。比如某些社会团体或学校组建的管乐队，穿上类似于军装的制服，演奏几首军中或军礼乐曲，便将其称为某某军乐队，进而认为，军乐就是管乐，管乐就是军乐，军乐团也是管乐团，管乐团也是军乐团。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是少数，这表明许多人对于军乐与管乐二者之间在定义和本质上还是比较模糊的。

笔者认为，这种模糊性产生的原因在于人们观察角度的差别以及界定范围的不同。首先，仅从乐队编制及乐器构成来看，军乐与管乐确实具有一致性，可以说军乐是管乐艺术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此为广义上的军乐，是一种表象，是局外人基于其形式建制和乐队载体的原因而形成的一种定位标准。但是，笔者在此要提出的是狭义上的军乐，是指建制在军队之中，以国家和军队为主要服务对象，由西洋管乐和打击乐组成，以展示“军伍之声”[1]的一种特殊的音乐艺术形式，这是一种本质，也是局内人基于军乐的功能作用和根本属性而形成的一种定位原则。正如老一辈军乐艺术家洪潘先生所说：“军乐，顾名思义是指军中之乐，它源于军旅生活并为之服务，因此，有着明显的政治色彩。”[2]洪先生说的“政治色彩”就是服务对象，即为国家和军队服务。

“军乐”古已有之，并非是舶来之品，“军乐”一词最早出现是在我国的东汉时期，载于文学家蔡邕（公元133年-公元192年）所著的《礼乐志》一书中，曰：“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二曰周颂雅乐，典辟雍、飨射、六宗、社稷之乐……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其（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讽敌劝士也”。[3]其中根据李骜的《汉四品乐文献考辩》中“‘四曰短箫铙歌’已经讹变成了‘其短箫铙歌’”[4]可证“其短箫铙歌，军乐也”中的“其”应为“四曰”。在此前后，“军乐”一词的称谓繁多，都源于其鼓吹形式的多样性，比如：黄门鼓吹、短箫铙歌、鼓角横吹、北方箫歌、鲜卑鼓吹、鼓吹铙歌、天子鼓吹、从军鼓吹、浮吹、骑吹、车吹等，每一种称谓都有其独特的形式与建制，当然使用的场所与规格也有所不同，我国古代军乐从远古时期直到清朝末期，其乐队载体都是以中国民乐为主。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洋军乐文化随着侵略者的船坚炮利侵入中国，到1896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的西法练兵，建立新军军乐队，使国人从被动的感知军乐到主动地接受军乐，距今已有120年的发展历程。当代军乐较之古代军乐无论从表演形式上，还是从音响效果上都更显声势浩荡、气势恢宏，愈加符合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光辉形象，新中国的军乐正在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普遍喜爱。

社会上还有一种现象：分不清军乐和军歌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认为军歌包含军乐，或是军乐包含军歌，表明了对于军乐与军歌之间相交集的部分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笔者认为，军乐和军歌是两种相对独立的艺术形式，二者之间并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包括军舞在内，三种艺术表演形式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互渗关系，从艺术形式的丰富性角度来解读，三者具有一定的层次感，其中任意一种艺术形式单独出现的时候要弱于三种艺术形式同时出现的情感表达，比如在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及其门客编纂的《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5]牛尾即乐，投足即舞，八阙即歌，这虽是最简单的艺术形式，但也是歌、乐、舞三者有机结合的至高境界。军舞作为“表现军事和战争为主的舞蹈，它离不开军乐为其伴奏”。[6]军歌作为军事文化传播的载体，为了更好地表达情感，也离不开军乐的陪伴，有些军歌是“既可以歌唱，又可以直接演奏的乐曲，许多军歌曲本身就是军乐曲，也有许多军乐曲填上词又可成为军歌曲。”[7]比如：清末时期，袁世凯的新军军乐队演奏的《李中堂乐》和《新军军歌》就是军乐与军歌互渗性的典型代表，还有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也属于此类情况，既可以演唱又可以单独演奏，而且在此基础上由罗浪改编了一首《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是专门为军乐演奏创作的。由此可见，军乐、军歌、军舞虽形式不同，但都是用来表现军事题材的艺术手段，三者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渗融合，在各自的演绎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二、应该将军乐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

（一）“军乐学”概念的提出

西洋军乐在中国发展的120年（1896年-2016年）中，无论是清末、民国还是新中国成立，都十分重视对军乐人才的培养。纵观中国军乐发展史，各时期的人才培养已然形成了一条密切关联的文化链条，从清朝末年袁世凯的天津军乐学队、吉林军乐学队、李士奎的禁卫军军乐队，到民国时期蒋介石设立的军乐训练班、洪潘创建的陆军军乐学校，再到新中国初期罗浪建立的上海学习组、军乐学校，直到今天的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军乐表演专业（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教学队），每个时期都为中国军乐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必备的条件。然而，这根链条发展到今天，我们突然发现现在的军乐人才培养与地方的管乐人才培养并到了同一个轨道上，学员的课程设置与地方音乐院校完全一样，不见“军”字，缺少“军”味，较之洪潘和罗浪创办军乐学校的课程设置相比，未见与军事学理论相关联的内容，使得军乐人才培养和军乐作品创作呈现出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的现象。这便是笔者提出“军乐学”概念及军乐学科构建的初衷，此外，全军的军乐战士绝大部分都是业余从事军乐学习，要靠老兵带新兵，特别是2015年的“9.3阅兵”时，不少战士接触乐器还不到半年，就奔赴纪念抗战阅兵的最前线，国家重大活动的需求与军乐人才匮乏的现实可见一斑。军乐人才的技术培养较之地方音乐院校要滞后许多，但是我们的军乐战士要完成的却是国家最高规格的外事司礼工作，稍有不慎就会有损国家和军队的形象。2017年将是军队改革全面铺开的一年，又适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华诞，借此东风，提出“军乐学”的学科概念，完善学科体系，使军乐人才培养更加专业化、科学化、系统化，逐步解决业余、盲目、零散的根本性问题，这将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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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乐学”作为一种始创的学科概念，笔者在此正式提出：军乐学是一门研究音乐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功能与作用的学科，既具有音乐的艺术特质，又带有军事的文化功能，是介于军事学与音乐学之间的交叉学科、跨界学科。軍乐学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部分，其中理论有：军乐理论（包括中国军乐史、军乐创作史、军乐功能学、军乐美学、军乐治疗学等），军事理论（包括军事术科、军事礼节、军事操典、军事心理学等），军乐创作（包括仪式乐曲、宴会乐曲、行进乐曲、军乐民族化、军乐交响化等）；实践有：军乐指挥专业和军乐表演专业。由此可见，“军乐学”是一个较为庞大的学科体系，所培养的军乐人才是兼专业技术及军事素养为一身的综合型人才，必须设校专教，纳入体系。

（二）从军乐功能论视角来看军乐与管乐的异质同构性

由上所述，军乐学科的构建与管乐的培训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军乐与管乐虽构造同源，但分属于两种性质的学科体系。运用文化人类学中关于结构主义[8]的异质同构性[9]理论就可以进行合理的解释，比如：鸽子与五环从性质和属性来看，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引申含义就是和平与友谊的象征；九大行星与电子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物质，但是一个围绕太阳运转，一个围绕质子转动，这样便形成了两个系统间的同构性特征。

笔者以“军乐学”中的功能论为例进行简要阐述“军乐”与“管乐”在功能作用上的相异性，其中“军乐”的作战功能、礼乐功能、阅兵功能、外宣功能、为兵服务功能都是军乐艺术特有的文化功能，是与“管乐”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1.军乐的“作战”功能。作战功能是军乐学功能论中首屈一指，且最能体现军乐文化特点的标识。也可以说“哪里有军队，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军乐。”[10]纵观古今，军乐在军事上都担任着重要角色，古语有云“一鼓作气”“击鼓出兵”，战鼓是古代行军作战时鼓舞士气和指挥战斗所必备的工具，是打击乐器在战争中运用的典型代表，唐代初年的《秦王破阵乐》就是一首非常著名的以战鼓为背景的乐曲。到了近现代战争中，军号以其清晰嘹亮、催人奋进，极具穿透力的音响替代了战鼓的指挥地位，作为吹管乐器的代表在军事作战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当代军乐已然融汇中西、贯通古今，以其雄浑磅礴的音效和旋律愈加符合军队作战功能的要求，例如1949年4月21日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十一军军乐队在江边列队演奏欢送大军参加著名的渡江战役，我军将士在威武雄壮的军乐声中，挥师百万强渡长江，以破竹之势直捣南京，这无疑是军乐作战功能最真实的写照和最淋漓尽致的体现。

2.军乐的“礼乐”功能。中国的礼乐制度始建于周代，由周公制定，其目的主要是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根据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其用乐的规模、使用的音乐均不相同，礼乐制度的历史意义深远，时至今日，我国外交礼仪仍受其影响。例如各国元首访华时的欢迎仪式上，需要60人的乐队编制，而在各国军事代表团的欢迎仪式上只需要48人的乐队编制一样，是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另外，用音乐来传递和平与友谊，也是礼乐功能的一个重要体现，1972年2月21日晚，人民大会堂的大宴会厅灯火辉煌，周恩来总理在此举行宴会欢迎首次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席间，总统先生入神地聆听着军乐团演奏的《美丽的阿美利坚》《牧场上的家》和《火鸡在草堆里》等乐曲，并在致辞中赞叹道：“我不仅要赞扬那些准备这次盛大宴会的人们，而且还要赞扬那些给我们演奏美好音乐的人们，我在国外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演奏得这么美好的美国音乐。”[11]见此情景，周总理当即书写一张字条：“请乐队把三首美国乐曲再演奏一遍”[12]，顷刻间，优美的旋律再次响起……这就是军乐的魅力，就像周总理所说：“你们（军乐团）每演奏的一首音乐，都可能是我谈话的主题”[13]。军乐的礼乐功能充分体现的是华夏民族作为礼仪之邦的传统文化与好客之道，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3.军乐的“阅兵”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10月1日成立至今，已经举行了15次规模宏大的阅兵活动。和平年代的阅兵就相当于没有硝烟的战争，是大国间军事实力的展示，更是地区间综合国力的比拼，“一次受阅，终身光荣”是一名军乐战士永远铭记的无上荣誉，军乐自然是阅兵场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9.3阅兵”后，曾有人将军乐比喻为整场仪式活动的灵魂，30首阅兵用曲贯穿始终，不仅掌控着阅兵的节奏和进程，那铿锵激昂、催人奋进的旋律更向世界展示国家的尊严和军队的威武。

4.军乐的“为兵”功能。姓军为兵永远是军乐永葆青春的动力，军乐创作的灵感和素材源自于基层、受益于官兵，全心全意为广大官兵服务，始终是军乐文化秉承的宗旨和本真，也是军乐精神得以传承的不竭源泉。每年的“军乐走基层”“军乐鼓士气”“军乐送真情”“军乐暖人心”等慰问演出，是军乐为兵服务功能的具体体现，当激昂振奋的军乐每每奏响时，战士们的热血已经沸腾、心潮已经澎湃，此情此景让演奏员与观众的心灵碰撞出火花，情绪得到渲染，精神得以升华，这难道不是军乐的魅力吗？这难道不是军乐功能的体现吗？2015年的“9.3阅兵”期间，在联合军乐团培养的千余名来自各军区、各兵种、多所军校的军乐战士返程归建后，将他们在训期间的所学、所思、所想带回原单位，真可谓是“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他们继续传承着军乐精神，为繁荣军营文化努力工作，为下一次执行光荣的阅兵任务积蓄能量。

5.军乐的“外宣”功能。随着国际间军事交往的日益密切，我国的军事外宣工作变得尤为重要，良好的对外宣传有利于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有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我军的软实力；更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让世界了解中国，有力地驳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军乐文化作为军事外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都在发挥着积极地作用，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军乐文化通过外交媒介重点在二个方面进行对外宣传，一是军乐文化的援外工作，外宣方向以亚、非、拉等国家为主，不断向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提供军乐技术培训和乐器装备支持；二是军乐文化的交流活动，外宣方向以发达国家为主，参加各国举办的国际军乐节，在英国爱丁堡、德国不莱梅、俄国莫斯科等国家的军乐节上，我国的军乐与各国军乐同台竞技、尽显风采，一首首具有中国气派、民族特色的军乐作品展示出我国军乐文化的软实力，通过军乐外交的方式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进而积极推动中国军事外宣工作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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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军乐”的作战功能、礼乐功能、阅兵功能、外宣功能、为兵服务功能是军乐学功能论主要研究的方向，也是与管乐在结构主义的异质同构性方面所存在的本质划分，当然，军乐的功能远不止这五个方面，在其他领域的研究还在不断拓展，同时也有待于其他军地学者们继续挖掘与探索。

注释：

[1]陈毅刚：《中国军乐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72页。

[2]洪潘：《旧社会军乐回顾》，《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3年第4期，第60页。

[3]司马彪：《续汉书》志第五，见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北京：中華书局出版社，1965年版，第3131-3132页。

[4]李骜：《汉四品乐文献考辩——兼论黄门鼓吹乐和短箫铙歌乐的关系》，《文献》（双月刊），2013年第4期，第142页。

[5]吕不韦，高诱注：《吕氏春秋·古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6][7]陈毅刚：《中国军乐史》，第32页。

[8]结构主义：是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学派，他们把各种文化视为系统，按照内部成分的结构关系加以分析，学派代表人物是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9]异质同构：是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核心，学派代表人物是美国现代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是指在精神和物质的世界中，任何二种或多种事物其表面可能存在着差异性，但是可以通过一定的认识途径寻求出他们之间的一致性和相似性，从而达到对主观及客观世界更科学、更全面、更理性、更深层的理解和认知。

[10]陈毅刚：《中国军乐史》，第85页。

[11]陈敬东：《亲历中美冰融的时刻》——记参加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礼仪任务，《军乐礼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页。

[12]解放军军乐团政治部：《军乐团宣传资料汇编》（内部资料）——见证尼克松的“破冰之旅”，2009年9月，第49页。

[13]徐靖，唐中科：《军乐嘹亮 礼赞祖国》，《人民网-人民日报》，2016年7月30日第2版：40-44。

参考文献：

[1]陈毅刚.中国军乐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

[2][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一、二册）[M].张祖建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吕不韦，高诱注.吕氏春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司马彪.续汉书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5.

[5]解放军军乐团政治部.军乐团宣传资料汇编（内部资料）[G].2009，09.

[6]陈敬东.亲历中美冰融的时刻——记参加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礼仪任务[J].军乐礼赞，2012，（06）.

[7]洪潘.旧社会军乐回顾[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3，（04）.

[8]李骜.汉四品乐文献考辩——兼论黄门鼓吹乐和短箫铙歌乐的关系[J].文献（双月刊），2013，（04）.

[9]徐靖，唐中科.军乐嘹亮礼赞祖国[N].人民网-人民日报，2016-07-30（02）：40-44.

篇5：高校学科建设基本问题初探

关键词：学科建设；内涵；意义；基本环节

学科建设是高校永恒的主题，是高校建设的核心，它不仅代表着学校的办学水平，更决定着学校的发展特点和优势。只有把学科建设好，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抓学科建设，必须理清思路，认识学科建设的意义，把握学科建设的内涵与要求，明确学科建设的基本环节等基本问题。

一、把握学科建设的内涵

学科是一定领域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是一定学科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是相对稳定的知识组合体。学科的发展是和科技的进步、社会的需求密切相关的。学科的概念和内涵是随着人们对学科的认识而不断发展和演化的。

高等学校中学科的概念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学科范畴了，它拓展了学科视野中的学科外延，丰富了纯学科意义上的学科内涵，反映在学科上不仅仅是某一知识体系的学科范畴，它还代表着一种专门化组织，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重任。

高校学科建设系统由学科内涵建设、学科外延发展和学科建设管理等三个子系统组成。根据系统工程的观点，系统与子系统之间和子系统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构成了高校学科建设的体系结构。学科内涵建设是学科建设的核心，它主要涉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梯队建设、物质条件建设和重点学科建设等内容。其中，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学术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关键；物质条件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保障；重点学科建设是学科建设的核心。高校学科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动态性的基础工程。

二、认识学科建设的意义

学科水平决定一所大学的水平。近年来，许多高校深刻认识到，没有一流的学科，就没有一流的学校，也不可能有一流的人才、成果和服务。学科的水平决定一所大学的水平。只有高水平的学科才能凝聚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基地，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立足学科前沿，不斷创新。也只有高水平的学科才能在社会中产生信任感、认同感，因而才有可能承接重大科研项目，产生重大科技成果。由此可见，没有高水平的学科，就难以有有实力的大学。学科水平已成为大学办学水平、办学特色和社会知名度的主要标志。

学科的水平是吸引高水平人才的重要因素。我国许多知名学者就是在高水平学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为一流的学科有顶尖水平大师带头，有高水平的研究基地，有高级别的研究课题和众多高水平学科建设的内容学者，在高层次研究中，学者们的学术水平自然提升很快。因此，一流的学科才能吸引更多的一流学者。各高校在引进人才过程中发现，没有一定水平的学科基础，就难以引进高水平的学者，即使引进了也难以留住人。

学科水平也决定着教育质量。高水平学科凝聚的高水平学术队伍、先进的教学科研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对学生思维方式、人生观、价值观、性格品质等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要因素。同时，高水平学科也吸引高质量的生源，从而形成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良性循环。

因此，学科建设是高校的一项战略性建设，是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的结合点，是高校保证质量，提高水平的关键。同时，学科建设工作难度大，不易见成效，工作复杂，难于考核。要做好学科建设工作，需要各方面通力合作，必须下大力气来抓，要站得高，看得远，不能急功近利，要把学科建设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持之以恒地抓下去。

三、明确学科建设的基本环节

学科建设工作不仅是上层次、求发展的问题，同样也关系到办学特色的形成、凝聚力的增强、影响力的扩大、质量效益的提高和办学实力的提升。一言敝之，通过全面加强学科建设，带动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推动教育事业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明确并把握好以下几个基本环节。

1.是学科建设要与学科方向确立相结合，以体现学科建设的自觉性。学科建设中首要的任务是选择、确定学科方向。在选择和确定学科方向时，应把握这样几点：在学科的本体部分，至少要有一个方向；要确立有特色的学科方向，并以此为重点加强建设；要不断寻找新的生长点。这就要求不断追踪学科发展的前沿，在学科前沿寻找新的生长点，努力创新。

2.是学科建设要与学科梯队建设相结合，以增强学科实力。学科建设，关键靠教师，特别是大师级的学者。因而，在学科梯队建设中应注意着重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要建立合理的学科梯队结构。不同的学科，对其梯队结构的要求不同。一般而言，学科梯队中要确定一位在本学科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教授为学科带头人；每个学科方向，要有一两名学术地位比较高的教授为学术带头人；每个学术带头人下面，还要配备学历、职称年龄等结构合理的梯队。第二，着力培养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学科、学术带头人要有本学科坚实的理论基础、较宽的相关学科的知识面与很强的研究能力；要有开阔的视野，能够把握和抓住学科前沿，带领本学科始终走在学科建设的前列。并且，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更要有宽阔的胸怀和气度，关心、团结和带领学术梯队的同志共同奋斗。第三，要处理好学科带头人和学科负责人的关系。有的学科，二者可合二为一，既是学科带头人，又是学科建设负责人，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问题是配备好助手，以减轻其负担。另一些学科，因多种因素，需配备学科建设负责人，这样，团结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双方都要互相尊重。特别是学科建设负责人，要多听学科带头人的意见，支持他们的工作。

3.是学科建设要与学科基地建设相结合，以创造发展条件。现代学科建设离不开基地，在抓好学科建设的同时，还要注重实验基地建设。在基地建设中，要统一规划，集中有限资金，建设若干开放式的高水平基地，并制定相应的规定，作到资源共享。

4.是学科建设要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以形成学科特色。现代科学研究首先要立项。通过立项，明确研究的目的、内容和创新价值。争取重大项目，首先要组织起来，联合作战。要发动教师特别是有学术思想的教授、教师，经常进行思想“碰撞”，寻找新的生长点，构想新的课题。

5.是学科建设要与学位点的建设相结合，以提高学科层次。前面已提及，学科标志性建设之一就是学位点建设。只有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毕业生才能真正胜任本职工作，学校才能有更好的生源，教育才有特色，发展才更有后劲。但学科建设决不仅仅是学位点相关学科的任务，它应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因为培养多层次人才最终靠的是高水平学科，提高质量最终靠的是对学科持续不断的建设。

6.是学科建设要与学术交流、学术合作相结合，以充分调动学科建设的积极性。学科建设离不开交流与合作，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交流与合作，教师将能很快地吸收、消化学术前沿的新知识、新方法和新信息，能够促进教师教育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变革，对教师进行创造性教学将有极大的启发作用。同时，在交流合作过程中，教师通过介绍自己的学术成果，不仅能扩大影响，赢得声誉，从而大大提高教师的积极性，并且也有机会获得更多支持，争取到更多的帮助。

7.是学科建设必须与学科成果转化、社会服务相结合，以发挥学科效益。要充分发挥高校人才、科技和信息优势，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使学校办学之路愈走愈宽。尤其是结合地方经济建设所提出的问题，有计划地选择若干领域的课题进行研究，做好产、学、研结合工作，促进相关学科建设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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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诚芳.试析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1）.

[3]谢桂华.关于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J].高等教育研究，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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