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锦江案例

2024-04-20

社区治理——锦江案例（精选6篇）

篇1：社区治理——锦江案例

成都市锦江区社区治理改革案例街道体制改革

（放视频）2008年起，锦江区开始创新城市管理机制，街道剥离经济职能，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在剥离经济职能后，街道办想要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必须要下沉，以社区为平台。由此，迈出了改革的第二步，具有锦江特色的社区治理机制改革，这是对街道改革的深化和完善；而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则是改革的必要补充。

社区治理新机制

（一）社区党组织建设

在社区治理机制改革中，注重强化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优化社区党组织设置，普遍设立社区党委或党总支，实现党组织向院落、楼栋、单元及各类社会、经济组织的全覆盖；通过由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主任、社区党组织对社区重大事项拥有提案权和建立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等措施，使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在社区治理中的组织、领导、监督作用„„ 社区推行的是开放型党员管理制度，这样能让党员“全天候”发挥作用。“我们打破组织关系束缚，明确凡在院落居住的党员只需亮明身份，即可参加院落党支部的一切工作和活动。” 新模式之下，党支部由此深入到居民院落，成为居民自治的引导者和推动者，也保证上级党委、政府的声音及时传递到居民院落，开创出党建的全新局面。

（二）行政职能与社区事务的划分——居委会的回归

随着经济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行政事务和社会管理职能“集体”下放，小小社区手忙脚乱。推进社区角色转变、职能归位，给社区定好位、明职责是关键，即哪些事情必须由社区做，哪些事情不该由社区承担。

“过去，一些社区干部对社区和政府的职能划分模糊，”体制不顺的因素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社工站人员交叉任职，多重身份模糊了工作职能界线。这种社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导致社区居委会管得多，服务得少，主要精力都用于应付政府交办的任务，居民利益需求却得不到满足。例如，十几块牌子并列门口，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过来，这是传统街道居委会管理模式面对日新月异社会发展时遭遇的尴尬。尴尬的根源在于居委会日益浓厚的行政色彩和自治服务功能的弱化。

锦江区在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中，在制度设计上抓住了关键。通过制度规范、项目核准，初步“梳理”行政事务和社区自治事务、政府委托事务和社区自治事务的边界，为解决社区功能错位、基层公共服务运转不畅的问题带来了契机。

2008年12月5日，成都市首个社区公共服务站在双桂路街办挂牌成立，按照社区工作准入机制，社区不再无偿承担职责范围以外的其他政府行政事务，此前分派到社区的大部分政务性工作收归公共服务站。从此，社区可以放下庞杂事务，真正为社区居民服务。

“社区物管中心”：从2009年3月开始，锦江区陆续在全区850个无物管院落，推行物业管理全覆盖。在全国率先实行在街道办事处增设物业管理科；在全国首创社区物业服务中心，在成都市率先实行一个社区每年10万元标准的老旧住宅区房屋公共应急维修专项资金。通过积极与专业机构合作，为老旧住宅区及时提供有偿或低偿应急服务，目前锦江区已有50家社区物业服务中心取得资质证书。

社区居委会回归自治组织本位，充当政府部门、社会中介组织与居民之间的桥梁，当好居民权益的表达者和维护者。同时，锦江区还推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推行社区工作准入审批制度、社区工作站工作人员聘用管理办法、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等，初步形成了社会管理与社区自治互联、公共服务与社区服务互补、政府支持与社区资源互动的社区治理机制。

锦江区提出 “让居委会归位”，将行政事务从社区居委会中剥离出来，让“小巷总理”们从“政府之腿”变为“居民之手”，重新回到走街串巷、民事调解、采集民意等这些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中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居委会归位，是居民久违的归宿感，也是社区管理、居民自治的新天地。

在调查中，记者也看到了“政府加劲干，群众一边看”的个别现象。症结在哪里呢？他们大都认为，居委会与他们的利益关联度不高。对居委会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是因为这件事没有意义或价值所导致的。这就需要进一步激活居委会和居民的关联。今后，居委会要想办法考虑居民安居乐业缺什么，需要什么，居民能从社区中得到什么，居委会要尽量满足居民需求。“人们总是对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比较关心，所以居委会就要结合居民切身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这种服务，可以是公益的，也可以是有偿的。”

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伴随着改革的深入，社区工作的透明度愈来愈高，居民的参与意识和自治意愿也愈来愈强，这对推动社区建设带来了哪些影响？

很多居民认为社区建设与发展是政府的事，对社区活动不热心、不参与，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社区建设的主体。社区建设和发展，首先就要让居民参与进来，并给予他们充分的表达权，合理的诉求要全力给予满足、落实。如此一来，居民才会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地位得到认可，他们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将激发出来。

例1自实施社区治理机制改革以来，双桂路五福桥社区推行社区居民代表常任制、社区重大事项提案制、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决策制，居民自治活力由此明显增强。社区居民代表就是居民群众心中的“议事代表”，关心社区建设，反映群众呼声，行使决策权力，监督社区工作。在社区居民代表委员会的监督下，48件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提案和建议及时办结。

在双桂路街办五福桥社区徐素清老人家的墙上，张贴着一张徐婆婆特别珍爱的奖状。“奖状是社区颁发的，还给了200元奖金。”身上荣誉无数的徐婆婆缘何对这张奖状情有独钟？“老有所为嘛，这是我为社区贡献力量的见证，社区也成了我发挥作用的新舞台。”

社区启动治理机制改革试点后，徐婆婆抱着试试的态度，联合了其他6位居民，向居委会递交了一份关于在沙河边上设警务室的提案。

一个月后，一座崭新漂亮的警务室便矗立在了沙河岸边。“我开始以为多半又没有下文了，哪晓得那么快，提案就得到了落实。”吃过晚饭，在沙河边悠闲地散步，徐婆婆总忍不住骄傲地给老伴讲———那就是我们提议后建的。

例2

2009年9月18日，一场具有特别意义的居民代表大会在永兴社区会议室召开，到会81名居民代表，讨论提议的5个项目。经过大伙儿投票表决，两个修建休闲活动室的项目被否决了，“作为社区而言，确实想推动休闲活动室建设，但被否决了，这对于社区，对于居民来说，都是第一次。” 永兴社区党委书记肖文忠说，现在回想起来，居民的否决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两个被否决的项目一个是北顺街6号院拟建休闲活动室，否决原因是要破坏绿化，也涉及违建；另外一个宿舍拟建休闲室，被否决是因为该路是即将打通的‘断头路’，该宿舍有可能属拆迁范围，即便建设了也只有非常短的寿命。否决，让社区居民自治有了真正意义。”

例3：

双桂路街道社区治理机制改革的体会主要是奉行依法管理，按照《社区居民组织法》依法选举社区两委成员，依法选举产生社区居民代表，依法选举社区居民特邀代表，依法选举成立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依法选举党务监督小组成员，同时将治理单元划小，细化到院落、楼栋，甚至某个群众性团体，比如，按照成都市物业管理条例，在新建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在老式院落成立“住户管理委员会”，在单位宿舍成立“家属管理委员会”等居民自治组织，改变原来存在的行政命令代替法律、法规，或者说有法不依所带来的管理不规范、安全无保障、服务不到位、环境低层次等问题。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锦江区的社区创新让我们看到，政府对社区建设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至关重要，只有重视社区建设，才能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才能使更多的社区居民得到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我们的政府部门习惯于布置工作，一句“进社区”，就把本该部门承担的责任和任务统统交给社区去办；社区也由于各种现实原因更多地听命于政府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很难履行作为居民代表的职责。锦江区的改革在社区管理层面力图真正实现“政府与社会分离”，明确界定了街道在社区的工作平台和窗口——社区公共服务站，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及其工作委员会与居委会等社区组织各自的主要职责、人员配备、工作方式、财务管理等细则，破解“事该谁做”、“人从哪来”、“钱由谁给”等现实中的瓶颈问题，从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创新。通过明确社区公共服务站的职能，把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提供的服务内容落实到社区，并公之于众；通过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做实居民代表常任制、社区重大事项提案制；通过社区事务听证会、社区民情恳谈会等制度化规定，切实帮助社区组织发挥代表居民实施治理、表达诉求、协调利益等功能。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说到底，是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是把过去集中在政府手里的权力、资源重新归还给社会。锦江区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以社区治理为根本，以服务群众为目的，通过制度设计给社区发展营造环境、提供资源、赋予权力，体现了政府对社区的领导、指导、支持和帮助。社区建设中政府的主导作用并不仅仅是强调领导，更重要的是提供发展条件和公共资源，要为社区发展提供政策支持、财政支持、工作支持，要帮助社区加强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不断提高社区主体“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能力，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篇2：社区治理——锦江案例

——锦江社区抓党建促文明和谐社区建设情况调查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的战斗堡垒。社区党组织作为党在城市街道中的基层组织，在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优化管理、维护稳定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了解当前社区以抓党建促文明和谐社区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笔者近日来到东港市大东街道办事处锦江社区党委，通过与社区党员干部群众座谈、走访等形式，对锦江社区党委以抓党建促文明和谐社区建设的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

锦江社区位于大东街道办事处西南方向，大东沟北岸。社区居民成分复杂，既有普通城市市民，又有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沿海渔民。锦江社区党委下设四个党支部，8个党小组，148名党员，其中绝大多数为退休党员和企业下岗失业党员。在这样的社区开展党建工作难度很大，但锦江社区党委不断创新活动方式，增强党组织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充分发挥了建设文明和谐社区的领导核心作用。09年获大东街道办事处先进党委称号，四名同志分别被评为办事处先进党务工作者、先进党员、先进党员志愿者。

一、主要做法及成效

1、以队伍建设为重点，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社区党员主要是退休党员和下岗失业党员，有的党员离开工作单位和工作岗位后，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到哪里找党组织；还有一些党员党员意识淡漠，不愿意缴纳党费，不参加党组织活动。为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锦江社区党委采取多种方式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进行了探索。

定期不定期通过不同形式对党员进行教育，使每名党员能够牢记党员责任和义务。每个月的20日固定为党员学习日，组织能够参加集中学习活动的党员政治学习，经常性强化思想教育，对不能来参加学习的党员，将学习材料送到他们手中，讲清本的学习重点，安排党员搞好自学。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社区党委除了请党校教员和司法局的干部来进行理论辅导外，还将社区内理论素质较高的退休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理论辅导组，分头到不能参加集中学习的党员家里进行辅导，保证了每名社区党员都能通过不同形式参加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开展各式各样有意义的活动，陶冶党员、居民情操，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退休党员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感觉党组织离他们很远，会有一种失落感，锦江社区党委通过开展多种活动让党员感到党组织就在身边。08年他们组织社区党员参观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又举行了迎奥运徒步走活动。百名党员和志愿者，徒步从社区走到市政府，一路锣鼓喧天，欢歌笑语。09年七一和十一前夕，举办了革命歌曲大合唱活动和大型文艺演唱会。社区党员群众踊跃参加，自娱自乐，丰富了社区党建的内容，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七一”表奖会上，一名退休党员激动地说：“退休以后，我把组织关系揣在兜里，不知道往哪放，就像没娘的孩子。是社区党组织找到我，现在我觉得又有家了。”现在这名党员已经成为社区下属的一名党支部书记，工作非常主动，被评为大东街道办事处的优秀党员。

加强载体建设，搭建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平台。为组织党员投身社区建设，使党员的影响力遍布社区每个角落，社区开展了党员挂牌亮身份、设岗定责、党员义工等活动。社区148名党员根据自身条件和特点，选择了卫生保洁、治安、绿化、计划生育、未成年人教育等11个岗位。很多党员长年坚持包一个楼道卫生、负责一块绿地养护、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现有可疑迹象及时汇报。社区还组建了扶贫帮困、调解帮教、青少年教育、计生宣传等8支党员义工队伍，已有60名党员义工参与到活动中。通过活动的开展，涌现出很多的典型，09年庆祝建党88周年的社区党员大会上，5名党员义工做了典型事迹交流，使到会的党员都很受感动。党员的带头作用在社区群众中形成了较强的感召力，很多社区群众主动要求加入党组织。09社区确定了3名入党积极分子，6月份发展了一名预备党员。

2、以服务群众为立足点，增强党组织的亲和力和吸引力。社区工作直接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锦江社区党委始终坚持把服务群众、凝聚人心贯穿于社区党建工作始终。

每名班子成员坚持定期对辖区党员、居民进行走访，对所有党员和社区群众的职业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和登记。根据锦江社区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进城户比较多的具体情况，社区党委把解决就业问题作为一项重要民心工程来抓。多次组织社区无业群众参与市就业局的用工洽谈会，09年2月促成了20名下岗失业职工与用工单位签订了用工协议。下岗党员王晓峰患径直性脊椎炎，基本失去劳动能力，妻子与其离婚。在这种情况下，社区首先帮助他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然后几经周折帮助他办理了公益性岗位，使他和儿子在生活上有了一定的保障。党组织的关怀王晓峰始终没有忘记，社区无论大小活动，他都积极参与，并尽力做好。社区一名单身低保户患脉管炎住院，无人照顾。社区给王晓峰一定报酬，让他每天给患者送饭。王小峰发现外面卖的饭菜不合患者的口味，就天天自己做饭、送饭，一天三次，一连一个多月，有时忙得连自己的儿子都顾不上。王小峰的细心照顾令这名群众非常感动。党组织的关怀像一个爱心接力棒就这样传递下去，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社区党委还定期走访年老、病困党员和群众，特别是过年过节，都会带着慰问品去看望走访他们。东西虽然不多，但让困难群众感到了温暖。09年上半年，社区党委接待咨询来访的党员群众90余人次，帮助答疑解难40余件；先后帮助困难党员6人，并结合节日，为19户困难户每户送去了大米、食用油、面条、棉被等物资和慰问金，为20名党员群众协调解决了就业问题；为6名特困户安排结上了“党员走进千家万户”一帮一对子。

3、以针对性很强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切入点，构建平安社区。锦江社区有很多动迁户和渔业委的渔民。由于在回迁住宅楼价格和渔民退休金问题上的分歧，部分群众决定越级上访。社区干部起早贪黑地来到这些群众家里，苦口婆心地讲政策，讲道理，有时甚至劝解到半夜十一、二点，终于赢得了群众的理解，使得他们放弃了上访的念头和举动。锦江社区离黄海很近，有很多养船户，为防止渔船越界捕捞，他们每周与船主见一次面，与他们签定了渔船包保协议。社区干部手里没有行政权力，他们就是靠自己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春风化雨，化解了各种矛盾，构筑起一个祥和宁静的文明社区。锦江社区党委不断加强和改进社区党建工作，努力实现“班子过硬、队伍得力、设施齐全、载体丰富、服务到位”的党建工作目标，全面带动了社区治安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环境卫生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形成了党建工作和社区工作互相促进的双赢局面。

09年4月和5月，东港市“价格进社区”活动现场会和丹东市“廉政文化进社区”工作现场会先后在锦江社区召开。有声有色的活动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和好评，物价局还为锦江社区赠送了一台办公电脑。

二、对社区以抓党建促文明和谐社区建设的几点建议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锦江社区的党建工作在东港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调研中，笔者也了解到当前社区以党建促进文明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的一些难点问题，现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参考意见。

1、加强对社区干部的教育培训，提高社区干部队伍素质。当前社区干部大部分是从下岗失业人员中录用的，（部分人员经过考试录取）整体文化理论水平不高，加之各级政府很少有对社区干部的专门培训，使得他们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不一定很准确、很深刻，对群众的思想工作主要是靠感情上的投入，缺少理性上的解读。因此可以通过选派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到社区挂职，在大中专毕业生中进行考试录取，选拔出热爱社区工作的优秀青年充实社区干部队伍。市委应制定计划，对现有社区干部进行培训。通过培训、外出考察，提高他们的理论素质，开阔视野，开拓工作思路。

2、多渠道解决社区党建经费问题。目前各级政府对社区党建经费的投入不足，很多活动开展不起来，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区党建工作的进行。如，上级每年拨给锦江社区的党员活动经费只有1500元，仅靠这些钱，很难开展对困难群众的帮扶慰问、表奖优秀党员以及举办文体活动。建议社区党组织与驻地机关、企事业单位多项联合，培育“共建、共享”的社区建设意识。社区党组织要大力加强下岗职工党员的管理，妥善安臵下岗职工再就业，积极化解社会矛盾，为企业改革和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驻地企事业单位积极为社区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提供场地、设备和经费支持，保证党建活动顺利开展。

篇3：社区治理——锦江案例

一、研究背景和文献综述

要探讨我国目前的农村社区管理秩序, 首先要明确两个研究前提, 第一我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变迁实际上是在我国政府主导让渡社会的自主治理空间[1]的背景下进行的, 这种特殊的制度演变过程可看作是原有的行政力量在稳定的前提下有序退出, 而参与农村社区管理的其他主体有序进入, 并形成“遵从”导向下符合社会效率和各方利益的系列制度安排活动。在城镇化这种有序化变革之前, 我国农村传统治理机制可以概括为国家的威权主义和“乡政村治”的并立, 由国家来供给最基本的公共服务;第二目前农村社区社会管理的牵涉到的主体, 主要有以下几类:首先是具有国家权力特征的行政主体;其次是代表乡村主体的自发组织;再次是具有当地背景的市场化主体。但在很多农村社区中, 相关组织同时具有多类主体的特征, [2]我国当前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就是在上述前提背景下, 建立在以问题导向和经验主义总结基础[3]之上进行的。

对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相关研究目前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 第一类研究认为要实现合理的治理模式, 必须要有良好的治理基础, 因此探讨的主要是影响农村各方参与主体的动力和利益实现的各类因素;第二类研究则将重点放在治理模式本身, 分析通过已有农村社区中的行为规律和稳定机理, 概括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典型类型和治理规则。

治理基础的研究起源于我国不同区域的农村的巨大差异性, 邓大才考察了农民和村庄权力结构的关系, 认为村庄经济发达程度, 农民组织化程度, 公用池塘资源产权的市场化、集中性、稳定性、非农化, 以及村庄资源禀赋影响了村庄治理模式。贺雪峰提出了村庄社会结构的概念, 认为村庄社会结构是指由村庄内部成员社会关系网络构造的结构性特征, 村庄社会结构和村庄的治理密切相关, 而村庄的生态环境、聚集方式、村落发展历史又影响社会结构的状态。[4]阎占定认为乡村经济发展、村民收入、生活水平、民主选举、村务公开、党组织建设、乡村公共事业、社会秩序、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因素影响了乡村治理结构和模式类别。[5]尽管出发角度不同, 梳理不同研究者的观点, 可以归纳其共同点:首先是相应治理基础因素大致可以划分为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政治支持因素三大类别;其次是不同类别治理因素可以集中在一起进行考察, 作为影响相应区域的治理活动开展状况和水平的综合治理基础来分析。

治理模式的研究有“应然”和“实然”两种路径可选择, 理想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应该是多元参与, 共同协商的, 通过多方包容治理和合作秩序, 形成合作基础下的责任共担体系。[6]但由于我国农村社区改造是自上而下进行的, 农村社区改造的方式仍与行政力量的介入程度密切相关, 因此大多数研究者都从“实然”角度入手, 讨论如何渐进性推进治理模式的优化, 如卢福营、李淑红[7]认为农村社区治理模式重构必须将乡村经济组织和当地能人吸纳到农村社区管理力量中来, 这种组织可以更加灵活和多样化的提供公共物品, 满足当地居民的切实需要, 也有利于行政力量的进一步退出, 向理想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逐步靠近。其他研究者在如何吸纳分散的社区居民参与到治理机制中来也提出了具有借鉴的观点, 如顾金喜[8]则提出了建立在“社会公平合作体系”来形成治理模式的观点。

将上述两类研究联合起来看就会发现, 研究者的最终目标都是全面勾勒影响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可能原因和形成的基本方式, 但当前研究未能将两个视角的研究整合起来, 因此也未能给出社区应该如何参照其治理基础进行合理治理模式的实践建议。为了弥补以上不足, 本研究采取多案例比较的方法, 对不同农村社区治理基础和治理模式进行分析。

二、案例概括:典型社区和治理模式的形成

1. 案例选择

从本研究问题所涉及的内容思考, 所选择的案例应该具有可比较性。本研究选择了S省的四个农村社区作为比较案例, A社区和B社区处在J市的不同区域, 分别于2002年和2006年人地完全分流, 并形成比较全面的社区管理制度;C社区和D社区处在经济发展中等的R市, C社区和D社区都处于远离城区的郊区, 两区都由2009年开始合村并社区, 但C社区具体情况与D社区又不同, C社区靠近开发区, 一部分居民附近就业, 部分居民仍然从事农业劳动。D社区处于远离城区的郊区, 由于不同的村落里都陆续有人去附近城镇居住, 因此村落合并后社区居民大都是年龄较大, 经过近五年的发展, C和D两个社区也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社区管理制度。

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农村社区, 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这四个农村社区在经济情况、省际文化、政策导向等方面都比较相似, 可以有效地剔除因为外部因素所带来的不同影响效应;其次这些社区已经基本完成了由村向社区的过渡, 参与者和参与机制基本明确, 有利于对影响治理模式的各方面因素进行全面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社区正式制度文件翻阅等方式, 了解相应社区的历史材料和现在的组织制度状况。二是进行实地访谈。实际访谈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14年上半年开始, 作者对案例中的相关社区进行了实地访谈, 收集到了大量的关于社区管理形成过程方面的一手信息, 第二个阶段从2014年9月后开始, 针对其中几个社区的负责人进行了治理规则形成的补充访谈。

2. 不同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

所谓治理是指“统治者或管理者通过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作, 管理公共事务, 以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的过程”。显然在农村社区中, 治理模式是指为了处理农村社区的相应公共事务, 通过一定的方式促成多方参与, 并形成对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有效的联合结构和共同行动机制的相应规则体系。

具体来讲, 尽管政府在同一区域向农村地区供应了类似的社会公共服务, 但各社区还是都有服务自身居民的公共服务项目, 这些社区公共服务从本质上属于一种“集体消费形式”, [9]可以看作是一种半公共产品。要有效的提供这种半公共产品, 相应的决策过程大部分都属于集体选择行为。[10]尽管目前政府提供一些社区服务补贴费用, 但长远来讲, 定制化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费用还是主要来源于集体的公共资源运营效益。由此, 对农村治理模式的调研可以转化为两个层面的问题来进行: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农村社区如何使用集体资源, 收益如何分配, 提供了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和内容等项目, 有哪些类似的规则体系;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那些主体在影响相应的规则体系, 相应农村社区的经济状况、资源状况、市场发展情况、社会结构等因素是否对规则形成有不同的影响机制?

基于上述逻辑, 本案例主要调研历史沿革、参与主体、资源条件、经济状况、社会结构、当前管理机制和集体行动方式, 社区提供的公共服务形式, 当前管理机制的有效性和满意度等内容, 下面是对四个案例的基本情况描述。

(1) A社区的基本情况描述。A社区处在J市的郊区, 其市场活动较为活跃。该社区是村落整体搬迁形成的社区, 目前该村落中大部分人仍然具有远亲关系, 邻里关系较为密切。在访谈中, 我们发现, 任何时间, A社区到处都是各年龄段闲散的原住居民, 大家通过在社区公共场合中的闲谈沟通来满足社会交往的需要。随着J市的扩张, A社区的土地资源也有了明显的增值, 目前A社区主要的集体资源主要类别有土地、临界商铺、果园等项目, 集体资源较为丰厚。

参与A社区管理的主体, 是具有多元属性的同一组织。在村改社区时, 村干部既是原住居民, 又长期在村落内工作, 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和居民支持率。由此, 原村拥有的可拆分集体资源并没有拆分转给个人, 而是转化成为集体企业-A集团的共有资产, 原村委领导也成为企业的法人代表, 负责经营相应资产。在社区的管理机构成立后, 村委领导又作为社区管理机构的党委书记, 成为上级行政安排的落实人和社区管理的主要负责人。在访谈中, 我们发现, 当地居民对该负责人的评价不同, 典型观点如“和其他村相比, 我们村算好的了, 分钱分得多”;“他有丰富的阅历, 有政策眼光, 虽然不太民主”, 但总体支持程度较高。但A社区管理主体虽然名义多元, 但是隶属同一套组织机构, 具有浓重的“自上而下”控制色彩, 尽管从理论上村民有自治权利, 但相应的自治权利并没有反映具体的资源-服务供给制度上来, 如在决定社区集体资源的使用方式问题, 虽然进行了公告, 但在访谈中相关人表示在公告前就已经准备签署合同了。

A社区的社区内部服务主要有三类, 包括助老津贴和福利, 为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放生活补助, 每年增长;教育和培训补贴, 为参加培训的居民和上初高中和大学的孩子提供一次性补贴;免费维护社区内的卫生和其他设施, 这些服务项目都是经由通知公告给社区居民的。

(2) B社区的基本情况描述。B社区也处在J市的郊区, 其地理位置和A社区类似, 因此其面临的市场条件、资源状况都很类似。但B社区更靠近J市, 因此村落的原住居民很多搬迁离开了村子去了市里居住, 目前B社区的居民走动也比较紧密, 但也有居民抱怨邻里关系不像以往, “虽然还是一个村的, 但分散在不同的楼里, 不在同时出门很难遇到。”

在B社区参与管理的主体主要有两类, 首先是上级指派的社区管理机构, 其次是分散的社区居民。B社区在村改社区过程中进行了村委领导改选, 由于接任过渡导致了旧村改建过程中的很多问题未能及时处理, 也使一部分村民遭受了利益损失, 这造成了大部分村民的抵触情绪, 后来当地村民通过向上反映、网络曝光等方式反映底层要求, 最终虽然成功改选了村委会, 但已经造成了社区内部的信任破裂, 新上任干部很难开展工作, 也导致了后来干部的不断调换, 目前社区管理成员大部分不是前期村委会干部。这种历史渊源也造成了集体行动的困难, 譬如在如何处理出让土地收益和集体共有资源方面, 尽管后来上任的干部想将集体共有资源作为共有资产入股进行经营, 但由于大部分村民的反对, 最终大部分收益按人头进行了分配, 在这方面社区居民监督非常及时, 因为集体收益分配是很多社区居民的重要收入。而在公共事务集体协商层面, 协商机制实质上破产, 当前的协商主要变成了上级政策通知会。在访谈中, 管理委员会表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甚至上级后来指派的工作人员有些村民并不认识。尽管还有一些集体资产, 如临街商铺等可以用来运营公共事务, 但其日常收益需要用来维护社区的日常开支。而村民则表示管理在“能维持就可”, “如果有问题就找区领导反映”。

由于上述原因, B社区的内部社区服务种类很少, 社区管理机构每年负责将当年集体收益按比例按人头以补贴形式发给村民, 避免产生管理责任和纠纷, 在访谈中, 我们了解到由于B社区中的孩子需要乘班车上学, 但社区管理委员会认为补贴已经发放, 不愿出面协调, 因此社区中现在大部分孩子采取的是拼车的办法, 这既不经济也不安全。

(3) C社区的基本情况描述。C社区位于S省的R市, 情况有很大不同。C社区撤村并区时具有一定政治原因, 当时S省另一个城市因为该工作成为正面典型, 因此该工作也成为当年市政府的计划重点。C社区的位置离城市较远, 市场活动较为传统, 但由于靠近开发区, 附近有一些本地基础的中大型企业。根据当年的计划实施方案, C社区是几个村落合并而成, 这种合并使得社区居民的社会关系都变得比较零散, “走亲戚找朋友都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

C社区管理的主体主要有三类, 首先是由原村委会转化而来的社区管理机构, 在社区成立后, 上级政府通过集体供给公共产品换得了社区大部分集体资源的使用权利, 根据上级安排, 该机构主要负责落实上级统一安排的社区老人服务、卫生服务和教育服务等事项, 但该社区管理机构自身并没有资金来源, 因此工作开展仍然主要依靠上级政府支持;其次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企业集团, 由于原居民很多在其企业打工, 该企业也成为当地的利税大户, 因此企业法人代表在该社区具有“一定影响力”, 社区幼儿园的游乐设施和社区内的健身设施就是由该企业捐赠的。在当地访谈时, 我们也了解到该企业集团法定代表人同时是市里的人大代表, 这种身份使其经常与镇上的“干部”交流, 村民的一些需求也愿意反映给他, 由他向上级反映, 比通过社区管理机构可能更有效, 而社区管理机构在处理一些相关事项时, 也经常和其“通气”, 以保证事项的顺利进行。最后是村民自治委员会转化的社区业主委员会, 但这个组织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力, 在访谈中, 我们找到了业主委员会主任, 他表示当时“只是随便凑数上去的”。C社区的集体行动机制并不是其规定的日常会议制度, 而是一种非正式圈子活动, 各主体的代言人个人关系不错, 经常有机会沟通, 很多事情是在非正式场合下进行协商的, 包括在其他社区容易引起冲突的集体资源使用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 非正式协商的作用也明显大于正式协商机制。

C社区的提供社区服务形式是调研社区中最多样的, 如每一社区都有图书角、老年人活动中心、农技培训等, 这些都是社区向镇里反映, 镇里在全镇调研, 然后全镇铺开的民生项目。但在访谈中, 我们发现, 除了广场舞表演引发了居民的热情, 起到较好的效果外;其他项目居民参与意愿不足, 访谈中相应居民表示“图书角”“农技培训“只是用来宣传的”, “内容太过时了”, 居民都不愿意参与。

(4) D社区的基本情况描述。D社区和C社区一样, 也处在R市的郊区, 市场活动不太活跃, 但和C社区不同的是, D社区所处的镇没有成规模的中大型企业, 因此在撤村并区之前, 组成D社区的几个村中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 或已搬到镇上居住了。虽然在2009年, D社区也完成了撤村并区工作, 但村庄的中坚力量-青壮年居民所占的比率较少。在社区合并后的人际交往中, 社区中原有的老年人社会互动仍非常紧密。

D社区的管理方式是传统“村治”结构的延续, 当地的社区管理委员会有几个村的村委会改选而来, 主要负责的是将上级提供的统一基本公共服务落实到村一级中来, 但D社区具有社区参与意识和社区参与能力的主体数量不足, 因此社区公共事务基本上是由作为镇政府代理机构的社区管理委员会全权负责的。在整个D社区中, 服务项目基本上都是上一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的实施, 基本没有能够体现D社区居民本身要求的服务项目。尽管社区中老年人和孩子的集体服务需求很多, 但社区管理者显然没有向上反映下级居民需求的动力, “老是向上反映好像我们社区对上级有意见。”

三、案例比较:治理模式和其影响因素

1. 案例讨论:不同社区治理模式的比较

我国农村社区承载着稳定农村社会, 兜底农村问题的功能, 因此农村社区治理秩序的形成并不是自发的, 不纯粹依靠多方力量经过集体重复博弈来建立规则并最终走向均衡, 其治理模式更类似于一种“有序的变革”。在这种国家主导的有序的制度变迁过程中, 行政权利逐渐让渡出一定的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空间, 并逐步由市场力量和自治力量参与其中。为了更加具体讨论不同的情况, 我们把村改社区的制度变迁活动进行具体的分类来讨论。当农村社区变迁前和变迁后各参与主体权责利关系没有明显的变化时, 社区的治理模式变迁类似于组织内变革活动, 这种变化属于渐进性变化;但当农村社区相应主体的权责利关系有了明显的变化后, 这一过程长期的走向取决于参与在其中不同群体的动力结构和相互利益博弈方式, 正如周雪光所言“制度变迁的轨迹和方向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由此, 我们把案例中的四个社区按照治理结构是否明显变化来进行分类比较 (如表1所示) , 来探讨其不同。

根据表1可以看出, A社区的治理模式在村改社区前和村改社区后有了较大的变化, 社区中出现了一个代理者, 该代理者与“各种参与者通过了一系列合作而非独立的方式行动的合约, 代理者提供一系列收益和公共产品, 而公众把一定范围的决策权交予代理”, [11]之所以大部分主体愿意将将协商权利交出, 除了社区治理主体继承了行政主体的制度权威这一因素外, 该社区的关系网络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村改社区开始, 社区干部就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力来影响一部分社区居民;随后社区干部和被影响的首批居民也各自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间接和直接动员其他居民, 而社区的半封闭性社会网络最终影响了全体居民, 并促成了社区主体对治理模式的接受, 顺利完成了治理模式的转变。

B社区的治理模式也有较大的变化, 但由于B社区的社会网络出现了割裂的情况, 无法承担协调不同社区公众冲突的工作。社会公众在和社区管理者的谈判博弈过程更加类似于市场上的分散谈判, 需要在重复博弈过程中逐渐增加对各方的了解, 最后形成各方认同的一揽子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方案。这种治理模式类似于市场上的竞争方式, 各方自下而上的表达自己的意见, 但因为“缺乏强制或缺乏对个体获得集体收益的独立激励”, 易产生集体行动的失败。我们把这种治理方式叫做竞争型自治。

C社区和D社区在治理模式和以往的乡治方式具有高度的类似, 镇政府是新村落改造的交易主体, 其代表国家政权, 比原村落治理主体更具权威性和合法性, 社区个体对其具有高度的信任, 充分让渡了其在农村社区管理和自治的权利。在该种情况下, 镇政府获得集体资源的支配权, 但需要为社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 在这种模式下事务安排采取的是资源调度方式, 而不是基于多元主体的协商方式。但C社区和D社区又有很大的不同, 由于C社区所处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 因此社区中存在着多元分散的主体, 从这些主体中出现了社区公众的代言人, 该代言人熟悉各交易主体和行为规则, 将个体关系嵌入了社区的正式网络和非正式关系中, 能够将下层意见反映给上层,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契约细节, 使得公共服务能够贴近社区公众需要, 这种能够反映自下而上需要的治理模式可以叫做操作型自治。D社区由于居民结构“空心化”导致没有足够可以参与的主体, 上级为其提供的公共服务容和其他社区雷同, 和传统治理模式比较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因此该社区的治理模式可以看作是传统的行政供给模式。

2. 相应治理模式的内外影响因素回溯

我们将相关因素分为经济、政治、社会条件三类因素, 来全面的考察影响上述四个社区治理模式的影响机理。 (见表2)

一般来讲, 治理模式的最终形成与不同社区的综合治理基础有关。在此, 政治条件给予了治理变动的空间, 外部经济条件决定了各参与主体的动力大小, 而社区内在的社会条件决定了治理模式的实施成本和维护成本, 这三个因素相互影响, 耦合在一起, 共同影响了治理模式的最终状态。具体来讲, 当上级政府认为其负有基层社区的管理责任时, 会越加积极的行动, 当正式的行政压力足够时, 各参与主体会以遵从政权要求作为其行为重要参照点, 但其参与动力可能会减低。当社区资源条件较好时, 社区公众对行政逐步退出的态度会越认可, 这意味着社区公众可能获得更多的集体资源收益权利, 这种态度也使得各参与主体更加主动的促进行政力量的退出。当行政权利逐步退出社区让渡出治理空间后, 各参与主体互动形成的治理制度能否实施和落地, 则受到乡村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影响。如果乡村社会主体的认可新治理模式内涵下的社会收益分配方式, 社区各主体会依照以往的经验尽可能维护既有关系的平衡, 这成为社区管理秩序整合过程中的润滑剂和解决相应冲突的核心力量, 也有利于新模式的真正落地, 反之治理模式变迁过程会受到较大的阻碍, 乡村社会主体会利用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选择性配合契约实施。这也可以解释尽管A社区和B社区、C社区和D社区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比较类似, 但治理模式的结构出现了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原因。

3. 治理模式和影响因素的关系:一个解释型框架

在上述讨论和分析的基础上, 可以看出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受到乡村社区中面临的行政压力、社区自身的利益基础水平以及社区内部的社会结构状况的综合影响。由此, 本文概括了治理因素以及其影响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一个概念框架, 根据行政退出的程度和社区的综合治理互动状况, 我们将相应治理机制的制度选择路径分为代理型自治、竞争型自治、操作型自治、行政供给四类 (见图1) 。

代理型自治和竞争型自治是行政退出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对社区治理模式的概括。所谓代理型自治是指各参与主体形成一定的共识, 并指定某一主体作为治理的代理人来进行社区管理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 能否形成有效的委托人监管评估机制是该治理模式能否长效起作用的关键条件, A社区的治理模式就类似于该种模式。所谓竞争性自治模式就是指各参与主体自主表达治理诉求, 并力图使其反映到社区公共服务安排体系中来, B社区类似于该种治理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 各参与主体能否合理妥协, 形成共识性的治理诉求是该治理模式起作用的关键。

操作型自治和行政供给是行政力量仍在治理中占据核心位置时对社区治理模式的概括。当参与到治理中的社会主体能形成一定的诉求表达体系时, 意味着社区具备一定的自治基础, 即使行政力量仍起支配权, 但各参与主体也会尽可能的表达自己的需要, C社区的情况比较类似该模式。而当社区内未能具体该自治条件时, 治理模式更类似于行政供给模式, 其公共服务的提供是计划型, 低水平的, D社区的模式比较类似于该种模式。

四、结论

一是我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变迁实质上是在新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行政力量有序退出, 而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的过程。二是行政退出方式需要结合当地农村社区的利益基础和社会结构条件谨慎抉择, 当自治基础较好时, 行政力量可以择机有序退出, 否则可能破坏农村社区的治理基础;当自治基础较差时, 行政力量直接退出可能形成社区治理的无序状况。三是在相关社区推行相应的治理模式时, 除了考虑相应的显性影响因素以外 (政治因素、经济因素) , 还必须要考虑到社区内部关系运行状况。社区内部关系状况代表了社区内部的社会利益分布方式, 自上而下的行政变革动力需要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利益诉求的接纳有机结合起来, 才更好促进规范有效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

摘要：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变迁可以看作是原有的行政力量在稳定的前提下有序退出, 而参与农村社区管理的其他主体有序进入, 并形成“遵从”导向下符合社会效率和各方利益的系列制度演化活动, 这个过程受到乡村社区中面临的行政压力, 社区自身的利益基础水平以及社区内部的社会结构状况的综合影响。本文回溯了不同农村社区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和治理模式状况, 利用多案例比较的方法, 将相应治理机制的制度选择概括为代理型自治、竞争型自治、操作型自治、行政供给四种模式, 为如何整合农村社区管理秩序, 提高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和实施效果等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农村社区,社区公共产品,治理模式,制度变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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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古今中外城乡社区治理的几个案例

案例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并明确中央相关政府部门为责任主体。1848年，英国通过《公共卫生法案》，设立中央卫生部，制定了全国统一的卫生标准，要求中央政府部门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时做到全国城乡一视同仁，一个标准。

案例二：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置一个强有力的专职部门，以切实维护乡村社区的合法权益，并协调中央与各级政府对乡村社区事务的职责关系。澳大利亚在中央政府层面设有澳大利亚政府“区域澳大利亚、地方政府、艺术与体育部”，日本在中央政府设立有“中央与地方纠纷处置委员会”。

案例三：政府鼓励民众、学生、企业积极参与社区服务和志愿者活动。一是政府成立专门的基金，支持志愿者服务活动。二是倡导学生参加社区服务和志愿者服务的制度。在美欧等国，不少地方的学校都要求学生参加社区服务活动，有的还开设专门的“服务学习”课程，还有的硬性规定学生毕业必须参加社区服务活动。三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目前约有40%的世界500强企业集团向非盈利性组织提供志愿服务活动赞助。

——摘自学习时报《中外城乡社区治理经验》

篇5：社区治理——锦江案例

居民自治延伸到院落

近年来，锦江区不断创新社区管理体制机制，在实行社区居民委员会全域直选、全面开展社区治理机制改革的基础上，又及时出台了《关于推进社区居民院落（小区）自治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区社会管理的意见（试行）》，将社区居民自治工作向居民院落延伸，全区64个社区共划分院落民主自治单元1065个。每个院落自治单元按照有党的组织、有自治组织、有服务平台、有居民公约、有自治活动的标准，实现工作体系全覆盖。主要做法：

一、全力推进院落自治组织体系全覆盖

（一）建立健全自治组织。明确院落自治组织是院落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全区1065个院落都建立自治组织。具备条件的都依法建立业主委员会，暂不具备条件的，成立住委会或家委会、院委会等居民自治组织，实现院落居民自治组织全覆盖。

（二）明确自治组织职责。院落自治组织在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指导下，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制定自治章程开展工作，根据居民授权，决定并管理院落日常事务，反映社情民意、维护院落秩序、调解居民纠纷、促进院落和谐，接受院落居民监督。

（三）科学划分自治单元。根据辖区院落分布情况、地缘关系和居民特点，按照“规模适度、居民认同、有利自治、便于服务”原则，在充分尊重居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自治单元划分。

二、全力推进院落党组织建设全覆盖

（一）建立院落党支部。在符合建立基层党组织条件的院落，按照《党章》规定建立党支部，使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在院落实现全覆盖。

（二）积极开展活动。院落党支部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教育引导院落党员发挥带动作用，宣传动员居民积极参加院落自治管理，沟通传递街道社区与居民间的信息，发现培养院落自治骨干力量。

（三）创新党员登记。凡履行登记手续的党员，均编入其居住院落的党支部，享有同等的知情权、参与权、表决权、选举权和监督权，使所有居住在院落的党员，都能参加院落党支部活动、在院落自治中发挥作用。

三、全力推进院落居民自我管理和服务全覆盖

（一）推行公约管理。院落自治组织根据院落特点和居民意愿，制定包括院内和临街商铺的环境卫生、治安防范、设施管护、公共秩序等内容的居民公约，作为院落居民、商家的行为规范和自治管理依据。街道社区引导院落居民自主制定公约，公约形成后由院落全体居民讨论通过，成为院落居民共同遵守的自治规章。

（二）建设服务平台。把院落的“长者空间”和“社区书屋”作为院落服务平台重点打造，要求街道和对口联系单位通过共建、置换、租赁等方式，帮助社区加强院落服务平台建设，努力实现居民参与自治和沟通交流的场所全覆盖,做到文化服务、志愿服务和生活服务进院落。

（三）开展自治活动。广泛动员和组织居民参加院落养老助残、邻里互助、文化娱乐等活动，参加院落环境治理、公共设施改造等事务，参与制定修改院落居民公约等自治制度。通过告示栏、坝坝会等方式，定期公开院落自治组织和党支部工作情况、公约管理情况、文化活动开展情况，特别是院落经费使用情况等，形成院落管理大家议、院落决策大家定、院落事务大家评的自治氛围。

同时，在院落实行网格管理，要求街道领导班子成员要联系社区，社区班子成员分片包院落，形成网格管理；开展对口联系，在区级部门开展对口联系，走进院落，了解民情、收集民意，指导和协助社区完善院落组织架构、搭建自我服务平台、引导开展居民自治活动；区财政给予每个院落予500元补贴和院落自治组织召集人每月200 元的奖励，加强了经费保障。

四、取得的初步成效

（一）加强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满足了居民的政治生活需求。在院落自治工作中，社区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和牵头抓总职能得到延伸，把党组织细胞建到与居民-3-

利益密切相关的最小单元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党员组织生活“固化”模式，创造了新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和服务内容，使基层党组织对辖区资源的协调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平台更加丰富和实在。

（二）改善了院落环境，满足了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社区把居家养老服务、助残服务、文化服务向院落延伸，建设“长者空间”、“社区书屋”、“议事园地”等，为院落居民提供贴心、便捷、周到的服务，不断增强居民自我服务功能，逐步形成了“细小服务不出院落、一般服务不出社区”的服务机制。

（三）规范了院落秩序，满足了居民的公共管理需求。长期以来，院落垃圾乱堆乱放、楼道杂物成堆、麻将声扰民等现象比较严重。各院落在拟制居民公约时，围绕居民反映强烈的问题，引导全体居民参与制定并共同遵守。推行公约式管理后，90%的居民认为院落、楼道卫生、安全和噪音扰民得到有效改善。

（四）实现了邻里融洽，满足了和谐社区建设需求。院落居民自治，既促进了居民事务“院落化”，形成“你有事我来帮，我有需你来助”的互帮互助整体；又解决了社区不能解决和解决不到位的院落事务，大大减轻社区管理成本。

（五）畅通了沟通渠道，满足了居民表达民意的需求。院落自治架起了党和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沟通桥梁，院落居民反映问题更加方便快捷，街道、社区工作认真到位，院落自-4-

篇6：社区治理——锦江案例

一、活动背景

近几年国家一直都在号召、组织大学生“四进社区”。“四进社区”社会实践活动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好形式，是当代青年大学生运用知识、施展才华、实践成才的好课堂，已经逐一项适应时代发展潮流、服务精神文明建设和青年学生成长成才需要的品牌教育服务活动。同时，高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二、活动主题

服务进社区，志愿暖人心

三、活动目的为响应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文化新环境，丰富居民的精神文明生活，同时提高大学生的社会关注意识和社会服务意识，共建社区为服务平台，让大学生充分运用所学知识及技能，提供志愿服务实践的机会，服务社区，奉献社会；同时了解社区群众的实际需求，认识真实的社会。另一方面，围绕社区服务开展系列活动，营造温馨良好的社区氛围，普及社会科学知识，拓宽居民的视野，增加各个方面的知识，提高居民的素质。关爱社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让他们感受亲人般的温暖。

四、活动意义

社区志愿服务，是指依据个人意愿，以社区为依托，以社区公共服务为主要领域，充分运用社区资源，围绕居民个人、家庭的生产

生活基本需求以及社区公益事业开展的一种公益性活动。社区志愿服务弥补了政府和家庭职能的某些不足，增强了社会成员的生活保障，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以及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四、活动时间

2012年4月各周末

五、活动地点

彭山县各社区

六、活动对象

社区居民

七、主办单位

共青团四川大学锦江学院委员会

共青团彭山县委

八、承办单位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九、开展方式

（一）开展设“点服务”：点服务即在社区居委会、小区、楼院设立流动志愿服务点，志愿者利用社区服务设施，在居民委员会或到居民家中定期开展，为居民提供各种志愿服务，如：儿童课业辅导、法律咨询、心理辅导等服务项目，用以普及百科知识，增长社区居民的相关知识。

（二）“一对一”重点帮扶：根据社区实际情况，针对社区中的特殊个体，开展有针对性的“一对一”志愿服务。如

社区中空巢老人、病残等特殊对象。本项目重点围绕困难居民的实际要求，开展以助老敬老、扶残助残等为主要内容的志愿服务。

（三）“文化共建”：在社区开展文化共建，是创建文明社区、加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的更高层次需要。按照“共居共建、双向受益、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的原则，充分利用大学生自身的文化素养的优势，发挥校园文化的辐射功能，帮助社区居委会以及辖区内的单位开展各类文艺、体育、知识讲座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提升社区居民精神生活的层次，丰富社区的文化生活。

（注：活动的具体开展方式由各系队视其实际情况而定）

十、社区服务流程

第一阶段：调研阶段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根据社区实践基地实际情况提出大体方案，共同商讨，初步与团县委及社区相关人员联系，完成活动之前的调查工作，明确活动主题和志愿者服务项目；

第二阶段：策划阶段

学院各志愿服务队根据社区调查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志愿服务方案，完善志愿服务的策划；

第三阶段：准备阶段

1、主办方与社区居委会进行联系，确定相关事宜，组织召集留守

儿童、留守老人等服务对象。

2、依据活动实施内容，召集有相关特长志愿者。

第四阶段：宣传阶段

1、海报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