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文献综述

中国城市化文献综述（共6篇）

篇1：中国城市化文献综述

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文献综述

引言：社区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产物，社区管理伴随着社区而来。在现代化建设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当今社会，城市发展至关重要，因而社区管理也有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我国的城市社区管理尚且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必然存在一些问题，正视并重视这些问题，加强和完善城市社区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摘要：我国现在进入市场经济时期，社区开始承接政府下放和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成为城市社会体系的最基层单元，故社区管理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在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加强和完善社区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城市社区管理的现状进行研究，总结其中存在的问题，加强改善城市社区工作，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关键字：城市；社区发展；现状；问题；对策研究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概念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含义

社区管理是在政府的指导下，社区职能部门、社区单位、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的自我管理。其中社区管理的主体具有多元属性，包括社区组织机构、社区工作人员等方面。而社区管理中所涉及到的人、财、物等则是社区管理的客体，其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社会权益的保护与实现。[1] 现阶段推进社区建设与管理的运行机制是“党委和政府领导、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区居委会主办、社会力量支持、群众广泛参与”。

（二）城市社区管理的主体

社区管理主体是在一定环境中产生的以社区党政组织为核心，由社区党政组织（社区党组织、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府）、社区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和社区与中介组织共同构成的社区管理组织系统。而在这些主体中，社区居民的参与度较低，无法真正人认识到自己也应参与到社区管理中去。

二、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现状

（一）社区管理现状

石玉庆学者认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还是一件新生事物,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总结,不断摸索。传统城市街道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有:政治行政色彩较浓,居民自治意识不强;经济功能强,管理、服务功能弱化;管理各自为政,缺乏协调,缺少人文建设,居民缺乏归属感等等。[2] 李国旗学者从法制化角度上研究认为，由于我国城市建设和管理步伐加快,城市社区管理正面临着许多新情况,表现在社区管理任务迅速膨胀、难度日益加大、管理要求越来越高,并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一是社区管理总的效果还难以令人满意,尤其是在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等方面显得更为突出;二是政府主导推动作用发挥不够,管理水平低;三是社区中介组织发展不规范;四是社区管理工作队伍薄弱;五是社区居民参与程度低等。[3] 李丽君学者从社区的角度上来看，在我国这种市、区、街道三级管理层次下，由于机构设置与权限呈“倒金字塔型”，就形成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弊端，使得居民委员会这样的自治组织的自治功能日益萎缩，使得居民缺乏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使得中介组织发育缓慢，使得整合社区资源发生困难，等等。[4] 总之，我国现在的社区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并不利于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通过大量搜集文献资料和细心分析，发现城市社区管理是随着社会管理任务的变化而发展的，我国社区管理在不断的探索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面临着不少现实难题，主要体现在管理体制方面和社区服务管理人员素质、管理方法方面。

（1）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不健全

我国众多学者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不够健全，制度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和弊端。例如：王青在《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一文里指出：我国的社区治理主体单一,政府组织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垄断社区所有的资源,这一问题在大多数城市社区的管理体制中都普遍存在着,其特征为行政主导、政府干预过多。［5］方盛举直接提出：现阶段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不能有效地促进政府职能部门、群众自治组织、驻地单位按照社区服务的要求履行好各自的职能。［6］

尽管这些年各地城市在改革以政府为主导的社区管理体制方面已经做出了不少努力,但社区管理的行政色彩仍然很浓, 缺乏公众参与机制。可见，管理体制存在着很大问题。

（2）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有待完善

我国城市现阶段社区服务上存在了许多问题，许多学者认普遍为城市社区的服务体制不完善，社区服务管理人员素质有待加强以及服务内容和形式单一化，正如王一涵在《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一文中提出：我国社区管理普遍存在着重管理轻服务现象，提供的服务项目。服务质量难以满足居民要求，多数社区服务还停留在传统性，福利性和救助性的服务上，缺少面向整个社区居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全面服务，未实现由民政福利型的服务向社会管理型的服务转变。［7］现阶段,我国社区服务主体主要还是社区居民委员会,而且提供的也仅仅是一些简单的行政上的服务,例如开证明、开准生证、办理低保等,而对于居民日常的文化生活需求基本上无法满足。［8］(3）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淡薄

很多学者和实践者都认为，城市社区管理离不开居民参与，然而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意识是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正如陈洁在调查中发现：“目前我国大多数社区居民居民对社区的了解仅仅是办低保、开证明时有个社区居委会。”［9］而学者何海兵则认为：“目前城市社区是‘没有公民的社区’,无论是社区精英还是普通居民, 都比较缺乏公民意识。现代公民是以关心公共事务、参与公益事业、承担社会责任为基本标志的。”［10］

因此，公民意识淡薄，对社区的冷漠，也给城市社区管理带来诸多问题。

三、城市社区管理的改革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处于政府与居民的最紧密联系层面，其设置是否合理，运行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固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已经积极而慎重地开展了城市区域管理体制改革。

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坚持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促进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创造活力。[11]

（一）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走向

丁晓玲学者认为，如果对正在众多城市进行的这一改革作深人分析，不难发现，它主要表现为三个基本趋势:弱化社区管理的行政色彩;扩大以社区自治为基本前提和主要内涵的基层民主;加强社区党的建设。这三个互相依存、互相支持的方面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深刻反映了当前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和发 展方向。[12] 李国旗学者认为，加强城市社区管理,消除社区管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必须坚持依法管理,实现城市社区管理法制化。所谓依法管理,就是使城市社区管理主体、管理行为和一系列管理环节都纳入到法制轨道,做到政府依法行政、居民依法自治。

郭琪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改善社区管理：转变政府职能；强化社区服务；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程度；加强社区人才队伍建设。[13]

（二）社区管理的具体措施

李国旗学者认为，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整体环境中,依法管理社区,实现城市社区管理法制化应从以下几个环节进行:

1、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城市社区管理的法律体系 ；

2、依法构建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1)理顺社区管理体制,明确管理原则。2)依法确立“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管理体制。3)理顺各组织关系。

4)建立目标责任制

3、强化城市社区执法,做到依法行政、严格执法；

4、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及时纠正损害社区管理秩序行为；

5、加强普法宣传,提高社区居民法律意识。[2] 另外刘月平学者认为应该：

1、构建社区自治组织体系

2、大力发展社区非营利组织与志愿组织

3、创新与社会需求相适应政府管理方式

4、建立健全社区组织法律法规体系 [14] 社区管理应有着政府的合理安排，除此之外，社区各方的组织也应该加强完善，相互配合。另外，作为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的大多数，应该加强参与社区管理的意识，积极配合各方组织，共同建设社区。

四、结束语

在城市这样一个大的社会关系系统中，社会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社区秩序的好坏、社区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否正常，归根到底取决于城市社区的管理。社区管理不是一人可以完成的，需要各方配合，逐步完善，进而共同构 建更加美好的社区，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方利益的平衡，各方联系的加强，都应该提到社区管理的日程上来。政府、社区管理组织、社区居民应该共同努力，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汪大海．《社区管理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

[2] 石玉庆.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J].社会视野,2007.7 [3] 李国旗.城市社区的法制化思考[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第八卷第一期

[4] 李丽君.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路径探析[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 期（总第 55 期）

[5] 王青.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管理学刊，2010,23(2)[6] 方盛举.对当前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J].楚雄师范学院学 报,2005,18(2)王一涵.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企业文化[7]（下旬刊）,2012,(12):219.[8] 陈晏.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0，9（5）

[9] 陈洁.我国现阶段城市社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路径[J].中国管理信

息化，2011,14（14）

[10] 何海兵.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主要问题及其改革走向[J].上海行政学

院学报,2007,8(2)[11]温家宝.温家宝总理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摘登)[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 ｓｏｈｕ ｃｏｍ/20090306/ｎ262636410 ｓｈｔｍｌ/2009 03 06/2009 03 13.[12]丁晓玲.《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研究》 2010-3-9 [13]郭琪.完善城市社区管理的措施[J].大众科技报,2009 年11 月8 日第 B03 版

[14]刘月平.浅析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措施[J].新西部.2008 12期

篇2：中国城市化文献综述

社区管理文献综述

标题：城市社区管理研究的文献综述

城市社区管理研究的文献综述

摘要：社区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社区管理伴随着社区的形成而存在，而其在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城市社区管理的重要性尤为突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的一部分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及社会管理的职能逐步并转交给社区。新时期，社区是居民栖息的港湾，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社区管理服务的质量与效率直接关系到亿万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目前，城市社区管理在我国还处于创新和完善阶段，必然会产生一些问题，重视这些问题并进行研究提出相关对策，对于改善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字：社区，社区管理，城市

正文：

一、前言

社区管理伴随着社区的形成而存在。社区和社区管理的研究始于国外，现已积累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基础。社区管理在中国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它包括了城市社区管理和农村社区管理两大类。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在20世纪的8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社会学者才开始逐步对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进行理论探讨。这是我国社会整合模式转换的要求，并且还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从建设和谐社区入手，加强和完善社区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和谐社区建设是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和内容。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城市社区管理，城市社区管理的基本要素包括城市社区管理的基本理论、城市社区管理的主要内容与功能，以及城市社区管理的主要方法与模式。城市社区基本理论涵盖了城市社区的概述、主体和体制。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即对社区人口的管理、社区环境的管理、社区治安的管理、社区服务的管理、社区文化的管理和社区保障的管理。目前，城市社区管理在我国还处于创新和完善阶段，许多的管理方法正在不断地探索和完善之中，所以我们只有立足现实，从实际情况出发才能做到创新和发展。

因此，本文对城市社区管理的基本理论、城市社区管理的主要内容、城市社区管理的方法和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的梳理和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分析和措施建议。

二、城市社区管理的分析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基本理论

1、城市社区管理概述

“社区”是社会学中的基本概念，最早是在德国社会学家斐迪·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中提出。参照西方社会学家的定义，我们将社区定义为：区域性的社会，换言之，就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具体化的区域性社会。在我国，社区内涵具有一定的特性。所谓中国特色社区是指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建构具有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和文化维系力且具有一定认同感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1]此外，学界还有多种解释：

根据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解释，我国目前所称的社区，在城市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2] 中国城市社区党建课题组编《中国城市社区党建》中写到，一个街道办事处所辖的范围大致就是社区的地域空间，为了淡化其行政区划的色彩而突出社区特征，许多学者称之为街区；[3] 雷洁琼(2001)指出城市社区就是以街道和居委会为单元的基层社区；[4] 桂勇、崔之余(2001)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社区已成为街道办事处以及居委会这些基层管理机构的代名词；[5] 而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张明亮(2001)曾撰文指出“要按照便于服务管理、便于开发社区资源、便于社区自治的原则和地域性认同感等社区构成要素，对原有的街道、居委会规模作适当的调整，以调整后的居委会辖区作为城市社区的主导形式，形成社区地域”。[6] 据统计，全国大约有6.7亿的城镇居民和2.6亿的流动人口生活在城市社区，其中包括数以千万计的低保人口、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都需要纳入社区管理与服务的范围。[7]截至2010年底，我国共有8.7万城市社区，平均每个社区的居民人数已超过1万人。

同样，对于社区管理以及城市社区管理的内涵，也有多种认识和分析： 于显洋(2006)认为所谓“社区管理”，是指政府和社区组织依据相关的法律对社区居民的公共行为和社区中的公共事务实施管理；[8] 郭学贤（2010）认为社区管理是以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为主，由社区职能部门、社区内所有单位和全体居民共同参与的区域性、全方位的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行为；[9] 张兴杰（2007）认为社区管理是指在社区范围内，由社区内的基层政权组织、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群众为维护社区整体利益、推进社区全方位发展而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

业进行的自我管理；[10]罗璐瑶（2011）认为城市社区的管理, 是城市基层工作的基础, 但这种管理,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管理, 不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延伸, 而是一种自我管理, 属自治型管理模式；[11] 顾建健、刘中起（2007）认为城市社区管理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社区基层政权组织与社会居民、社区单位等，为维护社区整体利益、推进社区全方位发展，采取一定的方式，对社区的各项事务进行有效调控的过程；[12]陆云飞（2006）认为城市社区管理是指城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动员和依靠社区各方面的力量,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社区内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规划、组织、指挥、控制、协调的过程；[13] 由于当前学术界对城市社区管理的涵义众说纷纭，但众多学者普遍认为，城市社区管理

是城市中一项基层的管理，是为了推进公共事业的发展，进行有效调控的自我管理模式。

2、城市社区管理的主体

社区管理主体包括社区党政管理主体、社区自治管理主体和社区物业管理主体，其中社区党政管理主体主要包括社区党组织和社区政府组织，社区自治管理主体主要是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党组织主要是社区党支部，它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街道办事处则是城市社区最基层的政府机构。而居民委员会是我国城市覆盖面最广的代表社区居民利益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则是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代表业主利益的群众性自治组织。[14]至于物业管理公司的定义，汪大海和魏娜（2009）认为是指具备相应资质条件并按

照法定程序成立的从事物业管理服务的经营性企业法人。[15]

3、城市社区管理的体制

社区管理的体制是社区管理是否有效和合理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也是社区管理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社区管理体制的实质是在社区中管理各类组织的关系，其中核心问题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关系，以及政府、社区自治组织和其他各类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责任及权利分配，以及各类组织功能定位的问题。

我国的社区建设是为适应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变迁的需要，解决由此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而开展起来的。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社区管理体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社区居民委员会处于附属地位，负责协助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实施社区发展规划。这一体制的基本架构是，党委政府主导、民政部门牵头、社区居民委员会主办，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共同推进社区建设。[16] 正如汪大海、魏娜总结的，城市社区管理的权责体系是各类社区管理组织间的权责的划分，是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重中之重。因此界定和确定社区内部各组织的职责和权力很迫切，若权责不相当会出现“管得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管不到”的现象。[15]

（二）城市社区管理的主要内容与功能 城市社区作为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基础、城市经济发展的载体，对于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即对社区人口的管理、社区环境的管理、社区治安的管理、社区服务的管理、社区文化的管理和社区保障的管理。[17] 社区管理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保障社区居民身体健康、对提高居民文明素质、满足社会居民精神生活需求、密切社区成员关系、发展社区经济、救助社区中弱势人群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8]社区管理中的社区居民自治是一种管理成本较低的体制创新，是社区建设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19]有学者指出，进行社区管理建设，有助于培育社区文明意识，整合社区资源，发挥社区桥梁纽带的作用。[20]

（三）城市社区的管理方法与模式

1、城市社区的管理方法

城市社区管理方法是一种具体的具有操作性的实物手段，一般我们对社区管理方法的定义大致趋同于张兴杰（2007）的观点：社区管理主体为了正确贯彻社区管理理念，依法履行社区管理职能，顺利实现社区管理目标和有效提高社区管理功用，在一定的客观规律、原则的指导下所采用的一系列管理与服务方式、手段、程序和步骤的总称。[10] 城市社区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头绪多、任务重，因此城市社区管理的方法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体系。

目前，我国的城市社区管理方法主要有三个方向：城市社区管理行政方法、城市社区管理专业方法和城市社区信息化管理方法。娄成武、孙萍（2003）认为城市社区管理行政方法按性质来分类，可划分为定性的社区管理行政方法和定性的社区管理行政方法。定性的社区管理方法有四大类方法，即行政指令方法、经济诱导方法、法律规制方法和心理行为方法。定量的社区管理方法具体包括数学规划、随即理论、决策分析理论系统理论等。[21]朱眉华、文军（2006）指出城市社区管理专业方法有其特有的理论，即社区工作五阶段划分理论，这理论具体从五大方面来探讨具体的城市社区管理专业方法。这五方面具体指建立工作关系、收集与分析社区资料、制定社区发展计划、采取社区活动和评估社区项目。至于城市社区管理的信息化管理方法有三大具体类型：社区政务信息化、社区管理信息化、社区服务信息化和小区与家庭信息化。[22]

2、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

在以上基础上，为了达到社区管理的目的而采取的各种管理体制、机制、手段、方法的有机结合体即是社区管理模式。根据目前社区管理的现状，从社区管理活动的主体差异出发，可将社区管理模式分为政府导向型、市场导向型、社会导向型三种类型。

政府导向型管理模式是以政府为核心，在现阶段主要是以城市区人民政府下派的街道办事处为主体，在居委会、中介组织、社会团体等各种社区主体的共同参与配合下对社区的公共事务、社会事务等进行管理，其实质是为强化基层政府的行政职能，通过对政治、社会资源的控制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其社区管理范围一般为原街道行政区域；

市场导向型管理模式即通常所说的“物业管理模式”。自1981年3月全国第一家物业管理公司——深圳物业公司成立至今，物业管理行业在中国从无到有，并迅速成长壮大起来。虽然这一管理模式还不够成熟，其结构体制和运行机制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它已经成为城市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中一种重要依托；

社会导向型管理模式可称为社区居民自治模式，主要是指以社区居民为核心，联合社区内各种主体组织、机构，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实行真正的民主自治管理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以沈阳市社区体制创新——自治性模式为代表。

此外，在城市社区管理中，就政府与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而言，可以将城市社区管理分为“政府负责模式”、“居民自治模式”以及“政府与社区分工配合模式”。这三种模式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政府负责模式强调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通过其行政系统而直接干预各种社区中的社会实践。居民自治模式主要强调更多地体现居民的意愿，发挥居民和社区组织的作用，将政府的干预降低到最低水平。而政府与社区分工配合模式则介于其间，强调政府机构与社区组织的合作。目前我国城市社区中大部分都遵循第三种模式，即政府与社区组织分工合作，共同承担并完成社区管理的工作。[8]

三、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举例及相应对策

（一）问题举例

1、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不健全 我国众多学者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不够健全，制度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和弊端。例如：王青（2010）在《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一文里指出：我国的社区治理主体单一, 政府组织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垄断社区所有的资源, 这一问题在大多数城市社区的管理体制中都普遍存在着, 其特征为行政主导、政府干预过多。[23]方盛举（2005）直接提出：现阶段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不能有效地促进政府职能部门、群众自治

组织、驻地单位按照社区服务的要求履行好各自的职能。[24]尽管这些年各地城市在改革以政府为主导的社区管理体制方面已经做出了不少努力, 但社区管理的行政色彩仍然很浓, 缺乏公众参与机制。可见，管理体制存在着很大问题。

2、城市社区管理工作非职业化

城市社区管理工作非职业化包含两方面，一是社区服务管理人员素质有待加强，二是服务与管理的专业化程度较低。许多学者认普遍为社区服务管理人员素质低，正如陈晏（2010）在《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一文中提出：服务管理队伍整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社区服务管理的水平和质量。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待业、失业人员以及家庭妇女、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他们没有相应的学科背景,对专业化的工作方法并不熟悉,缺乏专业的管理知识和现代化信息管理的技能。[25]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趋向多元化和复杂化，对社区服务与管理的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服务主体主要还是社区居民委员会,而且提供的也仅仅是一些简单的行政上的服务,例如开证明、开准生证、办理低保等,而对于居民日常的文化生活需求基本上无法满足。[26]

3、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淡薄 很多学者和实践者都认为，城市社区管理离不开居民参与，然而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意识是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例如陈洁（2011）在调查中发现：“目前我国大多数社区居民居民对社区的了解仅仅是办低保、开证明时有个社区居委会。”[27]而学者何海兵（2007）则认为：“目前城市社区是‘没有公民的社区’,无论是社区精英还是普通居民, 都比较缺乏公民意识。现代公民是以关心公共事务、参与公益事业、承担社会责任为基本标志的。”[28] 因此，公民意识淡薄，对社区的冷漠，也给城市社区管理带来诸多问题。

（二）相应对策

1、推进体制改革,发展社区管理的多元主体

在城市社区管理体制问题上，首先要做到“政社分离”，政府应推进体制改革,发展社区管理的多元主体。例如弱化社区管理的行政性，减少政府对于社区管理的直接干预,将居民委员会承担的行政、自治和服务三种功能分化。另外，加强第三部门对社区的支持力度。[29]

2、吸收和培养高素质人员，加强社区服务与管理的专业化 在社区人员培养上，政府应加以引导,并适当提高社区工作人员待遇,吸引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才俊投入到社区工作中来。除此之外,也可以吸收社区居民中高素质的人员参与到社区具体的公共事务中。政府对社区服务管理进行总体规划时, 应明确把握社区发展的方向、规模、速度,做到制定的政策目标明确、科学合理；引进专业化、职业化的现代社会工作制度、理念和方法。[30]

3、拓宽民主参与的渠道，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建立协商民主的决策机制、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和意见反馈机制对于扩大社区居民参与、了解社区居民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居民群众通过对公共活动的参与，可以培育起社区公共文化，形成社区公共精神，增强居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利于推进社区管理，进而把社区建设成为居民生活的乐园、心灵的港湾。

四、总结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单位本位体制正逐渐冰释，社会保障的载体从单位过渡到了一个个微型的社区。社区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社区管理也由此应运而生。城市社区管理的起点在社区，落脚点亦在社区，其最终受益群体仍是在社区，是在生活居住的亿万居民。因此，城市社区管理在当今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虽然我国的城市社区起步晚，管理上存在许多的弊端，但是只要有针对性地去解决，城市社区管理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

参考文献： [1] 谢建社：《社区工作教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21。

[2]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组织编《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创建工作读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64。

[3] 中国城市社区党建课题组编《中国城市社区党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4。[4] 雷洁琼主编《转型中的城市基层社区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5] 桂勇，崔之余著《行政化进程中的城市居委会体制变迁》，载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1年第一期，38－42。

[6] 张明亮著《城市社区建设的探索和推进》，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一期，1－3。

[7] 陈圣龙著《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从社区起步》，载《学习月刊》，2011年8期。[8] 于显洋主编《社区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10，216。[9] 郭学贤著《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60。[10] 张兴杰主编《社区管理》,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55,301。[11] 罗璐瑶著《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探讨》，载《现代商贸工业》,2011（5）。[12] 顾建健，刘中起主编《现代社区管理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9-20。[13] 陆云飞著《城市社区管理及其问题与对策》，载《社区建设》，2006，（8）。[14] 汪大海主编《社区管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63。

[15] 汪大海，魏娜主编《社区管理》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62。[16] 潘小娟著《中国基层社会重构—社区治理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65。[17] 徐雪梅著《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探论》，载《社会科学辑刊》,2001,(2)。[18] 陶铁胜主编《社区管理概论》，三联书店,2000。

[19] 张立荣 ,李莉著《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模式分析与改革探索》，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20] 金竹心著《社区建设的能力、作用和策略》，载《社会》，2001(1)。[21] 娄成武，孙萍主编《社区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230-232。[22] 朱眉华，文军主编《社会工作实物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117。[23] 王青著《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管理学刊》，2010,23(2)。[24] 方盛举著《对当前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载《楚雄师范学院学

报》,2005,18(2)。

[25] 陈晏著《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载《产业与科技论坛》，2010，9（5）。

[26] 李春玲著《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载《城市探索》,2011（3）。[27] 陈洁著《我国现阶段城市社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路径》，载《中国管理信息化》，2011,14（14）。

[28] 何海兵著《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主要问题及其改革走向》，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7,8(2)。

[29] 马军涛，周剑著《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载《南京医科大学学报》，2004。

篇3：中国城市化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模式或接续产业发展对策提出以下观点:张米尔和武春友 (2001) 对中国资源型城市接续发展提出了如下对策: (1) 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问题。 (2) 实施制度创新, 挖掘制度变迁的利益。 (3) 改善投资环境,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 (4)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学习借鉴国外经验。 (5) 加强职业培训, 鼓励个人创业[1]。丁磊、施祖麟 (2000) 认为,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 首先, 针对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的包袱过重问题, 考虑采取休养生息政策, 适当增加国家的投入;其次, 从宏观政策入手, 在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规划中, 对资源型城市进行恰当的区位功能和产业布局定位, 使资源型城市的潜在优势与国家发展需求相结合;二是在体制改革中, 应着力解决条块分割, 促进行业与地区协同发展, 同时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为企业融资创造良好的环境, 加快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 维持社会稳定[2]。张秀生、陈先勇 (2001) 对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提出如下对策: (1) 运用适度的产业调整援助政策, 推动专业性工矿城市的结构转换; (2) 营造良好的环境以保证产业结构的顺利调整; (3) 选择适当的支柱产业; (4) 促进城市与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 (5) 提高人口素质, 加强科技队伍的建设; (6) 深化市场化改革。在宏观层次上, 改革国家对资源型城市管得过死, 计划过多的行政体制; (7) 治理、改良生态环境[3]。

宋冬林, 汤吉军 (2004) 认为,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基本政策是补偿经济性沉淀成本和社会性沉淀成本, 促进各类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 以利于资源型城市投资主体的自由退出和发展接续产业[4]。沈镭、程静 (1998) 认为, 资源型城市的改革与发展关键在于体制改革与创新, 要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5]。戈银庆 (2004) 认为, 资源型城市存在一种产业“锁定效应”, 并提出了“反锁定”的对策。这些措施包括运用适度的产业调整援助政策, 推动资源型城市接续产业发展;发挥比较优势, 发展接续产业;深化改革, 转变观念;完善城市功能, 培育区域竞争优势[6]。张青 (2011) 认为, 资源型企业群落脆弱性形成的根源在于资源型企业群落创新动力不足, 导致创新能力和创新活动衰退。资源型群落的根治途径是:转换资源型群落发展的驱动机制, 实现从资源向资本、技术、知识的转换, 提高资源的边际报酬, 建立群体学习机制与创新机制, 提高群落的抗干扰能力, 通过制度创新, 优化资源型群落的创新环境, 扩大资源型群落对外开放度, 提高群落对于环境变化的缓冲力[7]。

李树人、谢承泮 (2006) 认为, 人才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成为制约资源型城市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创新能力不足是制约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重要因素。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加快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步伐的措施有:发挥政府在组织城市创新资源中的作用;创新人才工作机制, 聚集各类创新人才;完善创新投融资体系, 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进一步完善创新服务中介体系;推动多学科之间的集成创新[8]。李旭红、安树伟 (2005) 提出促进城市产业转型的科技对策:一是制定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总体规划。二是加强勘探工作, 寻找新的资源开采地或加强资源的深部开发, 延长矿山的服务期限。三是用高新技术培育接续产业。四是完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 促进科技工业园区和现代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五是建立一套完善的人才引进机制, 营造良好的人才使用环境。六是发挥科技教育的先导作用, 重视技术进步和人才培养[9]。钱勇 (2005) 认为, 建立与完善区域创新系统, 是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必由之路。可以考虑采取及早进行区域规划、深化矿产资源开采权市场化改革、加快资源型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促进外地企业与教育科技机构在资源型城市建立分之机构等措施, 建立与完善资源型城市的区域创新系统[10]。

姜春海 (2006) 提出政府应该建立资源开发补偿、衰退产业援助和替代产业扶持三个机制, 以支持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11~12]。王晓来 (2005) 提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对策:适时选择和发展替代产业, 多渠道解决就业问题, 治理和保护环境以及争取政府的支持与援助等[13]。武春友 (2009) 认为,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着眼于四个转变:产业结构转变;经营方式转变;所有制结构转变;区域经济社会管理系统转变。在此过程中, 应注意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的综合运用、财政政策的扶持、人力资源的开发以及替代产业的选择与培育[14]。单海平 (2005) 提出可持续发展中矿产资源产业的对策:加强地质勘察工作;坚持用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指导采矿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加快推进采选技术进步;发展循环经济, 回收废旧矿产资源产品, 实现再利用;实行走出去战略, 开发利用国外矿产资源, 把矿产资源产业延伸到国外[15]。

摘要：资源型城市的产业主要集中于产业链的底端, 产业结构单一, 长期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和粗放式的开采和利用, 使得资源日益枯竭, 这带来了一系列突出的社会和环境问题, 实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转型战略已非常迫切。对中国资源型城市接续发展的对策做了文献综述, 以期进一步推动资源型城市接续产业问题研究。

篇4：中国城市化文献综述

关键词：包容性发展城市包容性发展新型城镇化

引言

最近几年来，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已经成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的热点研究领域。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两次重要会议和博鳌亚洲论坛上关于包容性发展主题的重要演讲发起了我国对包容性发展研究的新高潮。

“包容性发展”是当前中国需要积极倡导、不断实践探索的重大命题，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与国内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学术界对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和政策内涵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本文从“包容性发展”的概念发展历程和实质核心上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对包容性发展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系文献进行整理。

一、城市包容性发展理念

（一）包容性发展理念萌芽与发展

亚洲开发银行早在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率先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地讨论。但是当时人们对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仍是单纯的经济数量增长而没有加入对人的关怀。从2008年期，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包容性”的问题开始发表数篇演讲，并将“增长”这一单一的概念推动至“发展”的理念，掀起了研究与实践“包容性发展”的新高潮。

张梅玲、陈华(2011)指出，“包容性发展”是指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获得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这就把单纯由注重经济增长的数量研究延生到不仅注重经济数量和质量的发展问题而且关注人们生活等各方面发展质量问题上来了。针对性的提出了，诸如对生态发展，环境保护，教育与摆脱贫困等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在包容性发展的多种含义中，已经由“包容性增长”发展成为“包容性发展”并进一步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发展成为“城市包容性发展”的理念，而城市包容性发展也包含了城市包容乡村发展的新理念，这个理念就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可供实施的指导思想，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发展路径。

（二）包容性发展理念的内涵

刘凤新（2011）在他的文章《包容性发展与转变铁路发展方式》中指出，包容性发展应该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内涵丰富。包容性发展的实质，不仅包含着发展进度的可持续协调发展，还包含着发展的机会对每个人、每个地区、每个国际成员来说都应是平等的。高传胜（2012）指出，包容性发展更加要求发展是一个全面的发展，蕴含着发展主体的人人有责、发展内容的全面协调、发展过程的机会均等、发展成果的利益共享，是一种更加全面、更趋公平、更具人文关怀，因而也更具可持续性的新发展理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包容性发展作为一个更加关怀民生的概念，学术界对其的认识仍在不断发展和扩大之中，其内涵不断扩大，包含的内容也更加全面。但是它的实质在目前得到了一个较统一的认识。尽管这些观点的侧重点不同，但他们均认同:(1)包容性发展是一种实现经济、政治、社会共同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方式(2)包容性发展是“成果同享”与“机会均等”的发展范式。

（三）城市包容性发展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是人們主要的居住中心，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重要载体。魏书威，陈晓键，林兆武（2012）认为城市包容性发展是蕴含在城市层面的包容性发展，将包容性发展的实质与内涵贯彻到城市发展过程中，让每个城市居民能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让每个城市居民能全面参与到城市发展中来，并在此过程中能够实现各自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共享性的发展模式，会更加有利于城市质量的发展。

因此，我们发现在城市包容性发展中经济发展的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更加关注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就与、医疗等民生问题是不断促使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合理开发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包容性发展融入我国新型城镇化

陈君武（2011）认为城镇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在现今强调公平、平等的包容性时代背景下，包容型城镇化成为城镇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加快包容型城镇化推进中的制度创新，有利于推进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包容型城镇化的推进，将使得城镇化进程对促进城镇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正向功能得到更加全面的发挥。要实现城镇包容性发展，就得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同时他还提出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存在包容性制度的缺失，这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推进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纵观上述文献，我们发现学界对包容性发展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和发展方向等问题上没有异议，并进一步由包容性发展概念的提出深入到城市包容性发展的实践过程中，真正地让包容性发展这一理念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中，让城乡居民共同的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效益。但是当前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包容性发展给我国新型城镇化带来积极的效用，缺少对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面对的非包容性问题的制度分析，缺少对囊括包容性发展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该解决哪些主要问题和如何最有效率的发展包容型城镇化的研究。（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陈华，张梅玲．包容性增长:理论、演进及中国的路径选择[J]．管理现代化，2011，(1).

[2]刘凤新.包容性发展与转变铁路发展方式[J].理论学习与探索，2011.06.

[3]高传胜.论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内核[J].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2012.

[4]魏书威，陈晓键，林兆武.城市包容性发展视角下规划师的角色反思与重塑[J]规划广角，2012（01）.

篇5：中国养老保险文献综述

中国养老模式的现状与展望

摘要：养老产业，也称“银色产业”，是以产品消费对象的指向性类群作为界定的依据和标准，从第一、二、三产业派生出来的新兴的综合性的特殊行业，是专门为老年人生产和提供产品和服务，满足老年人衣食住行各方面需求的各行业的集成或集合。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在人口赡养比不断提高的状况下，养老保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养老保险制度所受到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因此，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已经成为全世界学者争论的焦点，同时也是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全球化趋势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面临的老年保障问题更为严重。一方面，我国特殊的人口政策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养老保险制度来代替步履维艰的旧的养老保险制度。

一．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

（1）家庭养老阶段

家庭养老，即由家庭承担赡养老人的功能。在传统社会里，无论是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东方家庭，还是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西方家庭，都在承担着“抚育儿童和赡养老人”及抵御家庭成员社会风险的功能。社会学意义上的扩大家庭(三代或者三代以上)承担着保障、再分配甚至储蓄的全部功能。

（2）国家养老阶段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养老保险是从德国开始的。1889年，德国首相俾斯麦建立了第一个养老保险制度，其对象仅仅是生活困难的伤残老工人，缴费与给付水平极低。虽然这一制度最初覆盖的范围很窄，但它已包括了国家养老保险模式的基本要素。劳动者在职时缴费，并得到承诺在年老时可以得到退休金。国家在其中通过立法形式承担了兑现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贝弗里奇计划》的实施以及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以公共年金计划为特色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工业化国家纷纷建立和日臻完善。继德国之后，欧洲一些国家也纷纷建立了类似的养老保险制度，其中有些国家将养老金扩展到全体公民，同其是否就业及工资收入无关。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是，美国一开始建立的是职业或行业年金制度。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罗斯福总统开始实施“新政”，颁布《社会保障法案》是其重要措施之一。美国“新政”所建立的养老保险，是一种部分积累的筹资模式，在待遇标准上实行累退式的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制度，以照顾低工资劳动者。此后，养老保险制度成为工业化国家普遍覆盖全体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措施。

（3）社会养老保险阶段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国家养老保险模式先后遇到问题。特别是现收现付模式，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面临着入不敷出的窘境。国家在养老保险方面应负什么责任、负多大责任的问题，已出现争论。有些国家的财政承受沉重的负担，就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却因“优厚”的福利而下降。为了消除国家养老保险模式的弊病，各国纷纷进行改革，其中不仅有发达国家，还有像中国这样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

中国的养老保险事业，从1951年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开始，便和新中国相伴相随。但长期实行的是“企业养老保险”，新老企业负担畸轻畸重、苦乐不均。进入80年代中期，我国的养老保险事业进入建国以来最活跃、改革力度最大的时期。其几次改革举措在养老保险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到1998年底，新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包括了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全国有8475．8万企业职工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占企业职工总数的80．7％。有2727．3万企业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离退休费社会统筹，占企业离退休人数的98．5％。全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为1459亿元，支付全国离退休退职费总额为2073．7亿元。

社会统筹——均衡企业负担

1984年，我国开始了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为主要内容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对企业按照工资总额的同一比例征收养老保险费，使退休人员多的老企业从沉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199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将社会统筹确定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从而使企业从各自负担退休人员的“自我保险”变为社会互济、共担风险的保险。到目前为止，全国己全部实行了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其中，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了省级调剂金制度。

三方负担——权利和义务的体现

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确定改变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企业包下来的办法，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职工个人也要缴纳一定的费用。个人按本人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费，个人缴费的费率从1991年标准工资的3％到1997年的不得低于缴费工资的4％，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财政建立社会保险后备基金，在必要时给予补贴。实行三方负担，不仅扭转了国家包揽过多、企业负担过重、个人自我保护意识薄弱的现状，缓解了国家和企业双方负担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转变了人们的观念，增强了个人的参与意识，使参保者个人始终关注着养老问题。

三个层次——责任的重新定位

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之初，实行的是单—的退休金制度。职工退休后按月领取本人工资75％～90％的退休金，这是职工退休后生活的唯—来源。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国家、企业、个人三者责任开始了重新定位，从而产生养老保险的三个层次，即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由国家立法强制实施，政府统一组织，基本保险建立基金。实行社会互济，待遇水平以满足基本需求为标准。目前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为60％。补充保险的建立是在国家政策规范下，由用人单位具体实施，重在使离退休人员的生活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得到不断的改善，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和地区发展水平及企业经济效益的差异。个人储蓄性保险由劳动者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依赖商业保险类机构进行的自愿性养老储蓄。

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公平与效率的体现

1992年前后，当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工作基本完成后，各地不约而同地把下一个改革的目标转向了养老金支付方法的改革。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以求在公平的前提下更好地体现效率，突出激励机制。1997年7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确定个人账户规模为本人工资的11％。其中，个人缴费部分全部记入个人账户(由目前的5％逐步增至8％)。其余部分由企业缴费划入。待遇支付分为两部分：—是基础养老金，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20％左右；二是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支付标准为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除以120。

全国统一制度——系统的管理体系建立

80年代中后期，养老保险制度出现了区域性管理，并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劳动力难以跨地区流动，阻碍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中央政府失去宏观上的调控权，地区横向攀比待遇水平，而分散风险的能力却很弱；极易导致资金的流失。针对这些问题，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至此，完成了50年来由企业保险到区域保险再到全国统一养老保险的演变，从而在我国养老保险史上写下了最完美的一笔。统—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标志为：统一和规范企业个人缴费率比例；统—个人账户规模；统一基本养老金支付结构和标准。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社会保险自身规律所决定，是劳动力资源配置走向市场化过程中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央政府加强宏观调控能力的需要。1998年，行业统筹顺利移交地方管理，为统一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面临的财务危机及其对策研究 摘要：在国际上,养老保险财务危机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然而在我国由于特定的历史及现实原因,这一危机尤其突出,已经威胁到我国现行养老保险模式的运行.本文将在对危机成因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对危机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制度,根本的对策在于转变建制理念.关键词: 养老保险基金, 财务危机, 建制理念, 新隐性债务

当前，在全球172个已经建立并且运行多年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中，正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基金财务危机。而在我国，这一危机又尤为突出，严重威胁到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如果不能及时应对这一危机，我国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流产之虞，并将最终导致养老保障制度的破产。因此，梳理当前危机成因，找出应对措施就成了当务之急。

一、当前我国养老保险的财务危机

调查显示，2001年平均每3.65名在职职工“养活”1个退休职工，到2050年这个比例预计将是1.87∶1。到那时怎样保障老年人的生活?

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法制司、社会保险研究所和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共同发布的《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报告书中指出，我国养老保险正面临着比较严重的财务危机。主要包括基金收不抵支且缺口逐年上升，风险赔付能力下降以及养老保险基金陷入危机的省市正逐

渐蔓延和加重等。据调查显示，在我国，1997年基金收不抵支的城市有5个，1998年扩大到21个，1999年又增至25个；基金缺口1999年为187亿元，2000年为357亿元。据专家预测，统筹基金在未来25年间将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年均717亿元，总缺口1.8万亿元；按现行退休年龄推算，赤字运行年限将延长28年，年平均1030亿元，总缺口扩大至2.88万亿元。

尽管当前养老保险的财务危机是全世界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比较其他国家而言，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根源以及目前的现实条件，我国的这一财务危机显得尤为严重。

二、我国当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危机的成因分析

(一)急于求成的制度转轨带来了超重的历史债务。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面临的财务危机中，一个主要危机就是偿还历史债务的压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转制成本”。199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标志着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开始向“统账结合”的模式转变。在转制过程中，由于“老人”和“中人”的退休金权益并没有以养老金形式形成积累，于是就出现了“转制成本”。这一历史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目前还存在争议。①由于统筹基金无法填补这一缺口，所以我们就采用了混账管理模式，统筹账户挤占个人账户资金，实行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这种空账运行就使得统账结合的新制度又回归到本质上的现收现付制。据专家测算，截止到2002年底，国内养老保险累计的个人空账规模为4800多亿元，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到2033年老龄化高峰期，当期支付缺口将达到4400多亿元，空账规模达14万亿元。

导致这一债务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采取了急于求成的推进方式。改革前，由于“文革”的破坏，职工养老保险已经退化为单位保障，虽然在“文革”结束后也出台了一些恢复性的制度规定，但是单位自保的状态并没有改变，还未实现社会统筹。另外，对于中老年职工养老金历史欠账问题也还未找到有效的化解办法。在这样的条件下，就从传统的、由单位负责的养老保障现收现付制一步跨入全新的部分积累模式，显然操之过急。尽管新制度的框架符合我国的长期利益，却因缺乏现实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扎实准备与预案筹划，不仅未能真正解决原有体制下存在的基金不足问题，而且还带来了沉重的转制成本。

(二)基金征缴不力导致的新债务。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是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核心。但基金征缴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基金征缴中的“打折征收”，导致了“新隐性债务”。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对社会养老保险缴费采取“优惠征收”、“打折征收”的办法，加上我国在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等方面存在的“政策漏洞”，形成新参保人员“缴费少、受益多”的财务失衡状态，“新隐性债务”正在大面积生成。根据《深圳特区报》的记者调查，广东一些地方为暂时缓解眼前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对个体户、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新经济组织员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采取“优惠征收”、“打折征收”的办法，即按照社会平均工资的50％征收养老保险金。从表面上看，眼前的支付危机暂时避免了，但是从长期看，“新人”的养老保险在财务上难以达到平衡，这就形成了“新隐性债务”。

其二，社会保险费拖欠、拒缴严重，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率低，导致供款不足。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93年到1999年因养老保险基金收缴率不到位一项，就造成欠收养老基金472亿元。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字，2001年1月8日全国企业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千万元以上的有20余家。国务院体改办宏观司2000年5月的相关数据显示，当时全国累计发生企业欠缴养老金已达376亿元。另外，参保不缴费的情况比较严重，有的省区高达20％，全国总计达800万人。

其三，企业少报、漏报、瞒报上缴基数。按照现行企业社会保险制度的设计，职工工资总额是我国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由于我国劳动报酬非工资化、工资非货币化严重以及劳动保险统计不够规范、准确和完善，就形成了统计工资总额大大小于实际工资总额。另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稳定的缴费工资总额又少于统计工资总额，综合这两种情况，可能使缴费工资总额缩小33％左右。据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检查，1993年漏报733.6万元违纪款中，其中有534.6万元，占72.8％是因企业漏报工资总额所造成的。

(三)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养老保险基金负担系数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全球问题。但我国由于人均寿命的延长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老龄化问题尤为严重，并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即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最快的；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所以，我国当前面临的老龄化形势最为严峻，其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平衡的冲击也最为严重。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一是老龄人抚养比②的快速提高使养老基金的支付增加，收缴减少，加重了入不敷出的矛盾。如我国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和2000年的老龄人抚养比分别为7.43％、6.39％、7.98％、8.33％和9．92％。据推算，今后30年我国老龄人抚养比将继续快速升高，到2030年将会超过20％。另一方面，对现行的个人账户积累基金发放的方式提出了挑战。个人账户养老金现行的支付方式假设职工退休后平均只活10年，而且制度规定，10年后个人账户支付给退休者的部分由政府承担，如果未满10年退休者去世了，则家属可以继承其剩余部分。当老龄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高寿老人越来越多时，这种只有补贴、没有任何结余的个人养老保险积累制度显然也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困难。

(四)提前退休带来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剪刀差。由于提前退休现象对养老保险基金具有少缴多支双重侵蚀，所以成为当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危机的主要根源。据对上海、广东、山东等13个省、市的调查，从1995至1997年3年间，新增离退休人员164.4万人，其中提前退休人员为51.7万人，占当期离退休人员总数的31.4％，年均支付提前退休的养老金为18.8亿元，占当期离退休金总额的23.5％。③

允许提前退休主要是出于缓解就业压力的目的。其他国家也曾经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用鼓励提前退休的办法，解决失业问题，但后来都被实践证明这对解决失业问题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却对养老保险基金造成了极大的侵蚀，致使养老保险发生危机。1982年出版的由美国劳工部就业标准局就业与退休问题专家M·H·莫里森撰写的《老龄经济学——退休的前景》反对提前退休，他强调“退休年龄对退休金费用有相当大的影响。在60岁开始退休，所领退休金的每一美元现值，大约要比65岁退休的高15％；如果55岁退休则将近高30％”。1985年出版的由著名老年经济学家J·H·舒尔茨撰写的《老年经济学》则指出“一旦退休年龄从65岁降低到60岁，退休金费用就要增加50％左右”。

(五)基金投资管理不善，无法满足养老保险基金的刚性调节增长的需求。自1992年开始，各地相继进行了两次养老金计发办法的改革，导致退休金水平上升。另外，为弥补物价和工资指数增长建立的调整机制，也极大地提高了养老基金的需求总量。尤其是2004年上半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7％，通货膨胀率为3％，这给养老保险基金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然而在基金支付需求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和管理却依然问题多多，困难重重。投资方面，目前我国的养老基金几乎全部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受银行存款利率不断下调及国债期限结构影响，基金收益甚微，保值增值困难。个人户收益也不理想，以辽宁的试点为例，2002年底个人户基金全年收益率只有2％，2003年通过协议存款等方式，个人户基金年收益率提高到2.45％，但都远低于7％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水平。对滚存结

篇6：中国城市化文献综述

具体研究文献回顾和综述

（一）资本市场的特征研究

1、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研究

市场有效性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EMH）是金融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尤金·法玛（EugeneFama）1965年发表的《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一文中正式提出。该假说认为，在：（1）大量投资者力图利用充分、独立并随机出现的信息进行交易并获利；（2）所有投资者是风险厌恶型的理性经济人；（3）无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等市场摩擦，市场能迅速反馈有价值信息这三个前提下，金融资产在资产价格形成中能充分并准确地反映全部相关信息。即在一个资本市场中，价格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则市场是有效的。

根据金融资产价格所反映的信息集合内涵不同，市场有效性可分为弱态有效性（Weak Form EMH）、半强态有效性（Semi-strong Form EMH）和强态有效性(Strong Form EMH)三类。在弱态有效市场中，价格所反映的信息集合限于历史交易数据（交易价格、成交量及回报率等），金融资产价格变动无时间序列自相关性；半强态有效市场中，信息集合内涵扩展至全部能够影响金融资产回报率的公共信息（宏观经济动态，市场信息和财务数据等）；而强态有效市场中，所有公开与非公开信息将会为市场交易者充分利用，修正其投资策略并完全反映在价格中。

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的提出，引发四十年来国内外资本市场、会计与理财领域大量实证研究。沃金（Working, 1934）、考尔斯和琼斯

（Cowles & Jones, 1937）、肯代尔（Kendall，1953）、罗拔茨和奥斯本（Roberts & Osborne, 1959）、库特勒（Cootner）、萨缪尔森（Samuelson）和曼得布洛特（Mandelbrot）通过研究近代证券市场价格变化，提出并发展随机漫步理论，为有效性假说提供有力支持。基于市场收益随机正态分布特性，马克维茨（Markowitz(1959)，夏普（Sharpe(1964)）以及林默（Linmer(1965)）等人提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而罗斯Ross(1976)则根据理性投资者套利行为提出资本套利模型（APT）。

然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行为经济学、市场分形理论等新兴学派的发展，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受到了学术界和投资界的广泛质疑。第一，其三项基本假设均建立在“完美”的完全信息市场理论基础上，而真实资本市场中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不可忽略、投资者意见分歧且并非全部理性、市场套利者力量有限而投机者羊群效应明显等问题否定了其基本前提；第二，国外众多对企业内部信息人士（股东和企业高管层）和基金经理们超额回报率的研究，虽然难以得出其持续获得超出市场平均水平盈利回报的证据，但从基本可以否定强态有效假说，而在我国相对低效、投资气氛浓重的资本市场中，这一假说更难以成立。故针对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弱态和半强态有效性上。

国内研究证券市场弱态有效性的文献最多,但是由于存在联合检验问题,弱态有效性检验也是争议最大的。施农屋(1993)运用序列相关性检验模型对深圳证券市场进行实证分析，测试每种股票前后期之间，以及每种股票价格与深圳证券价格指数之间是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其结论是深圳市场未能通过弱态有效检验。俞乔（1994）对沪市1990～1994和深市1990～1994的综合股价指数进行了研究，作者使用误差项序列自相关检验、游程检验和柯莫哥洛夫-斯米尔诺夫检验的研究方法，得出中国证券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性的结论。韩德宗（1995）通过对沪市56只股票和深市17只股票1992～1994的收益率为样本，使用序列自相关系数和游程检验研究方法，对证券市场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文章得出中国证券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性的结论。邓学军(1995)在自相关检验和连续性检验之外，使甩了过滤检验方法。分析了股价对历史信息的吸收，结论是中国股市还未达到弱态效率。胡波、宋文力、张宇光(2002)利用随机游动模型,采用1996年2月12日至2001年7月9日的统一指数数据,使用DF与KPSS两种互补的检验方法,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证券市场目前还未达到弱态有效。孙碧波，方健雯（2004）把技术分析的获利能力与市场的弱态有效性联系起来，通过断定在中国证券股票市场上某些技术规则具有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 进而得到证券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性的结论。吴世农(1996)对深沪两市20种股票所做的自相关分析，也表明它们的收益率不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变动趋势，但他认为不能简单定论我国股市已达弱型效率。然而宋颂兴和金伟根（1995）对沪市1992年底以前上市的29只股票进行了检验,他们将样本区间分成1991年到1992年和1993年到1995年,结论是从1993年到1995年沪市弱态有效性成立。魏刚（1998）在对1997年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我国股市能区分不同的分配信息并作出反应，但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或不足或过度，弱式有效市场的特征并不明显。

针对期货市场，王益（2005）选取了从1999年1月到2004年5月沪铜期货3月期收盘价的月度数据用随机游走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证明沪铜期货市场没有达到弱态市场有效性。

对中国证券市场是否呈现弱态有效性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由于对中国股市是否达到弱态有效还没有形成令人信服的结论,观点的不统一反而使人们更乐于接受市场没有达到弱态有效的结论，而且技术分析方法的普及,也使人们相信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的结论。

关于半强态有效性，吴世农、黄志功(1997)选择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30家公司为样本,采用“累计超常收益分析法”得出我国尚未达到半强式有效市场。靳云汇、李学(2000)以1996年以来的94家“买壳”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买壳”公告前后股价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股市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市场并未达到半强式有效性。叶龙.，谢建汀（2000）采用CAR分析法对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选出的144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观察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赢余公告的反应，得到我国证券市场尚未达到半强态有效的结论。杨朝军等(1997)通过分析股价对公司分红方案和财务报表等信息的反应速度，认为沪市已经能够较快速地反映送配股信息。他同时表示，并不能由此断定沪市已达到中强效率，因为沪市投资者对分红配股信息并不十分看重。张人骥等(1998)以沪市48家上市公司722个交易的收益率数据，检验了上海市场是否存在过度反应，检验结果表示拒绝接受沪市存在过度反应的假设，但没有为是否存在过度投机作出结论，也没有明确说明沪市是否达到了中强型有效。赵宇龙(1998)分析了沪市123家上市公司4年的会计盈余数据，认为沪市对预期的好消息存在过度反应现象，而对预期坏消息则反应不足。叶青等(1999)的检验却表明沪市存在过度反应现象。以上研究发现也说明我国股市也没有达到中强型有效。

综上所述，大多数经验检验结果倾向于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尚未达到中强效率。但对于是否达到弱型效率则存在较大分歧，未能达到共识。那么，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应如何认识呢？一般地讲，股价表现出随机游走的特性则说明股票市场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有效，目前许多关于市场是否有效地检验方法都是以此为依据的。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以此为基础的检验结果未必可信，尤其对我国这样的新兴股市而言。随机游走还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基于信息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随机性，是市场实现一定程度效率基础上的随机性，而另一种随机性则是无信息基础的，股价往往受某些外在的或者人为的因素决定，实际上是一种极端无效情况下的随机性，是一种疯狂式的随机性，这主要是由于法规的不健全及人为操纵引起。可以推测，我国股票市场在早期所表现出来的股价的随机性很可能不是有效市场的表现，相反地，却是一种极端无效情况下的随机性，我国股票市场也是极端无效的。除此以外，时间序列长度是限制我国股市有效性实证检验的主要因素。西方学者在股票市场实证研究中往往要选取几十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就是因为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很多，股价运行中含有大量的“噪音”成分，为了得出可信的结论就必须靠较长的时间序列来消除噪音。一般地讲，一个完整地经济周期大约需要10年的时间，一个股票市场的运行周期也需要41个月的时间[2]。在我国却有大量的实证研究的时间序列长度还不足一个股票运行周期，其结论自然是值得怀疑的。最后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和隐瞒重大信息不报等情况相当普遍，这也会对市场有效性研究的结果产生偏差。

总之，研究市场有效性需要充足的时间序列数据和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为依托，同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市场有效性的前提条件和中国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