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最新现状

第一篇：中国城市化最新现状

不可低估中国城市贫困现状

城市贫困的基本状况 识别城市贫困人口、判断城市贫困状况和确定贫困救助水平，需要依次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确定该地区贫困线是多少;然后识别该地区人口中的贫困人口数量;最后将该地区估算的贫困线与实际的救助线之间进行比较，以判断该地区贫困人口的救助状况。

(一)城市人口的统计范围 中国城市人口的范围是按照户口性质划分的，这和国际上通行的根据人口密度和生计来源等常用的社会经济标准不同，使得城乡人口的统计不能真实反映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一些居住在农村而持有非农户口的居民被统计在城镇人口中，另外一些居住在城镇而持有农业户口的居民却被排除在城镇人口之外。比如，1999年的43000万“非农业人口”(正式城镇人口)中，37.2%(16000万)是农村居民，他们并不住在城市。而城市常住居民中38.6%(10100万)持有农业户口的人，则被认为是农业人口，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与农业没有任何联系。此外，农村劳动力中约有30%全职从业于非农产业，而且城市周围许多县的农村居民收入中除了很小一部分以外，均来自于非农产业。 因此，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在考虑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时候需要增加两个群体：一是长期生活并工作在城镇的流动人口，一是农村县的人口中符合通常“城镇人口”标准的人口。据此计算的中国城镇人口比例要高于官方数字36%。

(二)贫困线确定的思路 根据用途，可将贫困线分为两种：诊断性贫困线和贫困救助线。诊断性贫困线是为了确定哪些人是贫困人口，通常称之为贫困线;贫困救助线可用于确定潜在的社会救助对象和救助力度，通常称之为救助线。 “诊断性贫困线”的计算涉及下列几个问题：地域覆盖范围、家庭大小及其构成的影响以及采用哪种贫困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域特点各异的国家来说，地域覆盖范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于各地区消费结构、物价和生活水准(或人均收入)差异很大，因此，采用全国统一的贫困线可能会扭曲地区的贫困格局。尽管省级贫困线也有同样的缺陷，但比全国贫困线要可靠一些。同时，由于个人的生活水准取决于其家庭的规模和家庭成员的年龄构成，因此，贫困线的确定还需要根据家庭的规模和构成进行调整。关于在何处划定贫困线的问题，本文主张采用几条而不是一条贫困线。这是因为：第一，贫困的确定不是绝对的。第二，选定的贫困指标的测量值总是有一点的误差。 计算贫困线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绝对”和“相对”贫困线之间做出选择。本文所谈及的贫困线均指绝对贫困线，它以基本需求这一概念为出发点。这些贫困线在省与省之间是不同的，而且大体上是随时间而变化的。

(三)城市贫困线的估算结果 估算贫困线一般需要首先估计食品贫困线，因为减贫的首要目标是为贫困阶层提供足够的营养。在食品贫困线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出人均基本的“非食品开支”，就可以得到一般贫困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贫困线。 [!--empirenews.page--]根据1998年城镇家庭调查的数据，我们计算得到了各省及全国的食品贫困线和一般贫困线，见表。从中可以看出两个突出特征：第一，省际贫困线的差异很大。沿海省份的贫困线要高于全国平均数，内陆省份的贫困线要低于全国平均数，只有三个省份例外，这三个省份是：云南(内陆省份，其贫困线是全国平均数的102%)、辽宁和江苏(沿海省份，其贫困线分别是全国平均数的95.4%和96.5%)。这说明全国采用统一的贫困线会低估沿海省份的贫困，而夸大内陆省份的贫困，最终结果是严重歪曲各省的贫困程度。第二，食品贫困线与一般贫困线之比率差异也很大。这个比率表示根据一般贫困线定义的生活水准中食品消费所占的份额。可以看出，食品消费所占的份额高于全国平均值的省份包括人均收入很高的省份，也包括人均收入很低的省份，如广东和上海(属于前者)，贵州和甘肃(属于后者)。这说明虽然食品消费所占的份额随人均收入/支出的上升而下降，但对衡量生活水准来说，以食品消费所占的份额作为依据是有缺陷的，因为包括物价、家庭规模与构成以及与生活水准没有直接关系的当地的烹饪习惯等都对食物支出产生影响。

(四)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估计 我们分别采用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作为贫困指标测得省贫困人口人数及贫困比率。该结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选用不同的指标(人均收入或人均支出)测量的贫困人口数差异很大。如果采用人均支出代替人均收入以识别贫困人口，全国城镇贫困人口人数从1470万增至3710万，增加2.5倍之多。这一巨大差别表明采用两个指标测量贫困人口及贫困比率是很重要的。 就人均支出而言的人数高于就人均收入而言的人数表明：低收入家庭往往有存款。此外，许多这种家庭，其存款数目足以使他们的人均收入高于相关的贫困线，而人均支出低于相关的贫困线。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家庭相对于他们的收入而言有大量的存款，而是说他们的人均收入比贫困线仅仅稍高一点。转换指标而使贫困人数产生巨大差别的原因可能是：按人均收入排列的家庭密集于贫困线上下，这说明城镇贫困具有很强的敏感性。 城市贫困的显著特征

(一)敏感性程度很高 敏感性程度很高意味着贫困线较小的移动会导致贫困比率发生很大的变化。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非贫困城镇居民，由于收入较小幅度的下降，或在非食品方面的开支加大，比如由于疾病，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相当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相当于收入的减少，因为受影响的家庭不得不在食品或非食品方面减少开支。这一分析表明：扶贫措施不应当只注意贫困线以下的家庭而且同时也应当注意陷入贫困风险高的家庭。对于后一人群的适当政策不是提供社会援助而是增加低收入家庭应付风险的能力，比如提供大病健康保险。由于家庭人均收入较小幅度的下降而会使相当比例的城镇人口陷入贫困，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要求必须重视社会安全网的建设。这一安全网要保护所有的城镇居民，而不能像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做法，只保护无工作能力、无积蓄和无亲人可依靠的一小部分人口。

(二)区域差异显著 根据国际标准，从具体的数字来看，全国的城镇贫困人口总数是比较少的，贫困比率也是比较低的。将长期外来打工人员包括在城镇人口中很可能增大贫困比率，但不会大到完全推翻此结论的程度。但是，各省之间的比率相差很大。我们测算发现，比率很低的地区，除北京外，都是沿海地区，属最富裕的省份。高比率的地区都是内陆地区，除河南外，均地处西部。不过，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地区是一种混合状态。某些最贫困省份的平均贫困率是4-6%，包括贵州和青海。某些较富裕的省份，如辽宁和天津，贫困比率比平均数高出不少。 [!--empirenews.page--]省别贫困线的显著特点是变化的范围很大，这说明要是整个国家只有一条贫困线会扭曲城镇贫困的实际状况。同时还说明城镇扶贫的重心不同于农村地区，城镇贫困状况和地区贫富程度之间不是完全对应的。

(三)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突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到城市打工的人员急剧增加，处于流动状态的人口也在不断增长。据民政部估计，1999年，我国流动人口总规模(包括农村到农村、城市到城市和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已超过4千万，其中与城市贫困有关的流动人口即城市到城市、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占75%左右。随着流动人口的增长，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应当予以高度关注。关于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存在如下特点： 第一，流动人口的贫困比率很高。流动人口贫困比率全国平均达到15.2%，在一些城市超过了20%，如乌鲁木齐、济南、南京、呼和浩特、银川、郑州等。 第二，流动人口的平均贫困率比城镇常住人口高出50%。 第三，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多数城市，流动人口仅限于从事常住人口不愿干的工作。而且，在从事同样工作时，流动人口得到的报酬通常比常住人口低。 现有城镇贫困人口收入支持体系存在的缺陷 目前的城镇人口(流动人口除外)享有防范贫困的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下岗人员生活费。目前下岗人员的生活费保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负责照顾和发放本企业下岗职工生活费，但最多只发放3年;一是下岗职工仅领取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生活费，而在过去是领取基本工资。下岗人员所在企业都按照要求成立再就业服务中心，负责登记下岗工人并支付他们的生活津贴，代下岗工人缴纳社会保险费，提供再培训及帮助求职或介绍工作。从2001年开始，所有的下岗人员都直接进入失业保险，不再像以前那样，先进入下岗再就业中心，三年后找不到工作再进入失业保险。因此，尽管这项政策的保障范围最广，但其功能是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阶段性措施，因而是临时性的，预计2003年结束，将由失业保险取代。 第二道防线是失业保险。2000年底，包括“登记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在内，城市失业人口总数达到1460万，相对应的“职工”(正式雇员)以及“登记失业人员”总数为1.185亿，由此计算的城市失业率为12.3%。目前失业保险主要覆盖正式雇用人员(“职工”)，虽然缴费人数从1998年的7930万增加到2000年底的1.0342亿，但由于不包括城镇个体经营者和在城市工作的流动人口，因此，失业保险覆盖率实际上仍然不到城市从业人员的一半(48.9%)。 第三条防线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全国有668个城市和1638个县镇都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0年底，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式覆盖的城镇人口是4.58亿(人口总数的36.2%)。1999年，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几乎所有城镇人口的第一年，281万人领取了救助。其中，约25%是“三无”人员。其余75%的受助者主要是“新的城市贫困人口”，其中包括了下列曾经被排除在传统贫困救助之外的人员：下岗人员(尚未与工作单位正式脱离关系)、失业人员和退休人员。 [!--empirenews.page--]上述三道防线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最后一道防线。从原则上说，这项制度是足以抵御贫困的，但事实上却难以实现上述目标。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覆盖面有限，只有很小比例的城镇人口得到接受救助的认可。符合条件的城市贫困人员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员领取了救助费。另外，长期流动人口(在某一地方居住6个月以上)还被排除在外。在2000年的前9个月，受助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数为1400万，这个数字在其他的估算中更高。根据民政部的数字，事实上只有23%的城市贫困人口得到了救助。扩大覆盖面的主要障碍是较低级别政府的可应用资金不能满足需要救助人口的需要。 第二，贫困诊断工作不完善，得到确认具有接受救助资格的城镇贫困人口数被低估。地方贫困人数的数量主要靠估计，调查是零星进行的，而且调查方法和覆盖面都有较大差异。同时，由于确定贫困的市级政府要考虑财政上的压力和约束，也影响了对贫困的诊断。 第三，救助的标准仍不足以预防贫困。测算发现，全国35个城市中的27个城市的救助线低于估计的贫困线。这些城市中有17个城市的救助线和估计的贫困线之间的差距大于10%，而且在一些城市，这一差距特别大，例如：青岛、深圳、乌鲁木齐和广州。

第二篇：中国低碳城市发展现状

中国低碳城市发展现状：未上马已脱缰 无一合格

在过去的一年里，“低碳城市”这4个字在中国远比全球变暖升温更快。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它独占10%的提案;将它敲入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会在0.004秒的时间里蹦出3600万个搜索结果。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至少有100个城市提出了打造“低碳城市”的口号，没有一个省份缺席。最新的成员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拉萨，计划成为以应用太阳能为主的“太阳城”。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的研究员姜克隽在接受中国青年报独家专访时表示：“我国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城市。”

在11月29日开幕的坎昆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有项明确的任务——积极参加以“低碳城市”为主题的边会，与各国代表“学习并交流经验”。但他坦言，将不会在边会上进行主题发言。

哥本哈根会议之前也许还是政治风险，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就变成政治机遇了

低碳城市不仅在数量上遍布了中国的版图，发展路径的选择也颇为多样。在河北省保定市，浑身覆盖着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的“电谷大厦”成为这座历史名城的新地标;山东德州的“太阳城”名声俨然有赛过“德州扒鸡”之势，太阳能路灯立于大街小巷;深圳市政府选择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进行共建，让这座城市有了“低碳生态示范市”的底气;在浙江省建德市，一场消灭空调外挂机的全城总动员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

在姜克隽看来，这些热情值得鼓励，但要“名副其实”很难。

目前业界公认的低碳城市标准是，将建筑、交通、工业这三大碳排放源的低碳规划纳入城市的整体运行规划中，并能使整个城市的碳排放量有明显下降。

这一概念发轫于伦敦市前市长利文斯顿2007年发表的减碳计划书——《今天行动，守候将来》。在计划书中，利文斯顿将伦敦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锁定在2025年降至1990年水平的60%。丹麦的哥本哈根市堪称“低碳城市”的典范。自1995年到2005年期间，这座拥有120万人口的城市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20%。

在我国，不仅没有一座城市有过可以量化的减排历史，还出现了诸多建设低碳城市的怪现状。有的是“旧瓶换新酒”，以低碳之名行地产开发之实;还有的是“低端不低碳”，一些打着低碳旗号的新能源产业园区，还停留在设备制造的低端加工环节;还有的“挂羊头卖狗肉”，“烧着高碳的煤，生产低碳的节能灯”。

“就算是形象工程，也比没有要强，起码说明重视这个形象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庄贵阳认为。在他看来，低碳城市的理念能被广泛接受，本身就很不容易。

几年前，他所在的研究机构曾就低碳城市发展项目的合作事宜，与多个省市的相关部门接触，但大部分负责人都以“不知道国家在气候谈判上的态度”为由婉拒了合作邀请。去年年底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全球气候大会成为分水岭。这次会议的全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此次在墨西哥度假胜地坎昆召开的气候大会，是缔约方第16次会议。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减少40%~45%。庄贵阳说，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有超过100个中国城市明确表示愿与低碳“联姻”。“哥本哈根会议之前也许还是政治风险，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就变成政治机遇了。”他分析道。

早在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生王克所在的课题组就与国家发改委、英国大使馆联合举办了一个气候变化战略能力建设项目，邀请各个省份的发改委官员来北京参加

研讨。

据王克回忆，参会的地方级官员们，不是直接走人，就是在研讨会上处理公务，或者干脆质疑说：“这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怎么不找气象局的来?”

时隔8年，这一项目再次启动，明显换了种待遇。在半年的时间里，研讨会就已经在北京和苏州举办了两次，受邀的近40位地方发改委官员全部赴会，而且还带来了各种问题和思考，光是自由讨论会就持续了一个上午。

做好基础性工作，能比“神七”上天还难吗?

面对这股热潮，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气候司曾起草了一份《关于低碳经济发展指导意见》。相关负责人并不讳言这份意见的目的：“旨在为低碳热降温，现在众说纷纭，缺乏统一的指导性文件。”

时至今日，这份意见并未出台，取而代之的是8月10日公布的《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中，国家发改委对进入试点的五省八市明确提出了5项具体任务，其中一条是“明确提出本地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和具体措施”。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恰恰折射出我国建设低碳城市的困境：地方发改委没有经验，寄希望于意见出台，以向中央取经;国家发改委同样没有经验，寄希望于通知落地，以观地方试点。

“低碳城市被炒得那么热，其实，真刀真枪的工作还没起步，还停留在摸索阶段。”王克分析道。

据悉，碳排放指标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已经确定。执行方式可能是建立在省份级别的领导签署“军令状”的基础之上，即作为一种约束性的硬指标，分解到各地区。

据王克回忆，在今年6月举行的研讨会上，地方官员向国家发改委的研究人员频频提问。他们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城市基础碳排放量的统计与检测方法;第二，中央与地方如何分配财政投入;第三，是否存在可以学习的现实案例。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顾朝林教授看来，这些都是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就像“做生意之前要摸清家底、算好账”一样。

事实上，我国省市一级的碳排放清单长期处于空白状态。试点中的五省八市，还未提交任何具体规划。至于财政投入是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节能减排任务中2000亿元的中央财政投入看齐，目前尚无定论。

“做好基础性工作，能比‘神七’上天还难吗?”顾朝林反问道。

一些城市的规划小组还将“低碳”简单地理解为节能减排，甚至在方案上也部分照搬“十一五”中的节能规划。

但类似于通过大批淘汰落后产能而减排的方式潜力并不大。仅在“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各省累计淘汰的小火电机组已超过1000万千瓦，这一规模超过了英国全国的火电装机容量。“低碳建设应该进入统领性的整体城市规划，而不仅仅是工业减排的附属品。”王克说。建设低碳城，绝对不是政治任务，而是一种责任

“大家都想建设低碳城市绝对是好事情，但不要把它当做是政治任务，而要视为一种责任。”作为中国最早研究低碳城市的学者之一，姜克隽曾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宣扬低碳城市的意义，那就是创造宜居环境、保障能源安全、在新能源经济领域实现我国技术上的后发优势。

而事实是，不少地方官员将低碳城市的建设目的视为“为气候谈判服务”。在一些研讨会上，有些官员经常会借用我国代表在世界气候谈判大会上的发言词，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作为开场白。

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家发改委曾举行过一次研讨会，听取一些地方负责人预估的减排目

标。在讨论过程中，各省份代表均以其他省份代表的主流减排目标为参照，有的将目标从30%增加到了40%，也有的从50%减少到了45%。最终，几乎所有代表的意见都趋同于45%，这也是我国承诺减排目标的上限。

“每个城市资源禀赋都不一样，有些城市应该更激进，有些城市则太激进了，缺乏科学性!”一位专家评价道。

今年，王克所在的课题组帮助贵阳市制定了一份《贵阳市低碳发展行动规划》。而在东部某发达城市举行的一次规划研讨会上，王克发现，该市给出的规划方案，居然大部分抄袭自那份贵阳的行动规划。在提评定意见时，王克没好意思写明抄袭，只是委婉地表示根据该城市的发达程度，已经“不需要再延长产业链做深加工了”。

在姜克隽看来，城市建设主政者应该转变思维，“低碳不是包袱，是财富”。

去年，他到斯德哥尔摩开会。在清晨，他发现大批市民自发骑车上班，原本的两条机动车道一条变成了自行车道，剩余的也以公交车为主。姜克隽忍不住掏出相机拍下了这一幕。他告诉记者，这座古城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每个决策环节都必须考虑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目前斯德哥尔摩已经实现了1990年基础上的25%二氧化碳减排，并计划在2050年成为零碳城市。

近日，一则来自北京近郊怀来县的新闻吸引了姜克隽的注意。新闻中提到，一条大街改造后全长4260米，车行道宽度24米，道路档次大大提高。今年年初，这座城市提出了要在经济开发区内建起新城，打造成中国第一个零碳城。

“太宽了!”姜克隽连连摇头，在他看来，一个人口不足20万的城市，建这么宽的大街走的还是“建汽车城的老路”。

11月29日，记者回访了这座“零碳新城”。除了一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两层生态新城规划馆外，这片方圆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依然荒草丛生。

而在展馆西侧那一排银白色的太阳能路灯下，那块印有“零碳城”字样的巨幅围墙式广告牌也已悄然撤下。

钱江晚报：低碳城市不是时髦“头衔”

庄贵阳

2010年12月03日11:11来源：《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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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目前的低碳实践具有零散性和尝试性，尚未形成系统的低碳经济发展框架。国内发展低碳城市、进行低碳试点的热情很高，都希望城市名片前拥有“低碳”这个时髦“头衔”。各地打造“低碳城市”的热情值得肯定，但要有科学的态度，目前必须走因地制宜、切合实际的道路。

城市是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政策实验室。实践证明，通过有意识的城市规划和管理，有助于减少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风险，促进城市向低碳经济转型。向低碳城市转型已经成为

世界城市发展的大趋势。即便是在缺乏国家政策和承诺的情况下，世界上很多城市和大都市地区正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一座城市能否在未来几十年里走到发展前列，开放、宜居、宜业并具有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低碳经济时代的应对调整能力。

城市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存在巨大的责任，决定了应对气候变化要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就必须把城市有效整合进来，就必须让资金、技术、政策以及社会意识等诸方面在城市层次上得到全面有效贯彻。

低碳城市虽然是一个比较前沿的理念，但离我们并不遥远。(庄贵阳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人民日报来论：“低碳”不仅是标签

2010年12月03日00:00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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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目前，全国有超过100个城市提出打造“低碳城市”的口号。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有关专家表示：“我国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城市’。”

“低碳”不仅是标签

“低碳”，的确是城市发展应该追求的目标。百余城市提出打造“低碳城市”，某种程度上正反映了城市管理者对节能、环保型发展之路的迫切要求和积极探索。然而，“低碳”不应仅是标签，而应是城市建设时各项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减少碳排放的行动。

这就要求，一方面要明确“低碳”的内涵。如果不知道城市碳排放的基本构成，不明白能源、生产、消费和生活在城市碳排放中的权重，一边发展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一边换几个太阳能路灯、修几栋低排放大楼，“低碳城市”难免成为形象工程。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权威机构研究制定“低碳城市”标准，需要具有公信力的机构进行测评和认证，使“低碳城市”真正可量化、能操作。否则，“低碳城市”将可能沦为空喊口号。

第三篇：解析：中国城市智能交通系统现状

智能交通已完全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据博孜智能一卡通网业务总监李总介绍，其是物联网最高的价值之一。08年中国公路智能交通市场规模超过220亿，此后5年仍将以25%的年增长率高速增长。2011年一季度，我国智能交通项目数量825个，市场规模76亿元。其中城市智能交通市场项目数量621个，市场规模23.5亿元，同比增长32.8%，高出2010年平均增长率一倍。

以区域发展情况看，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的智能交通建设已经初具规模，而中西部地区主要还集中在高速公路收费系统，城市内部的智能交通系统有待于继续建设和完善。

第四篇：中国城市户外广告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一、 行 业 现 状

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户外广告业经过最初15年里恢复与成长的萌生阶段，“南巡讲话”后伴随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快速成长的奠基阶段，进入新世纪后连续取得二位数超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目前已进入整合与提升的优化阶段。 中国户外广告业目前有近6万家经营企业，其中98%以上为民营企业。行业前10家较大的户外媒体公司只占20%的媒体资源份额，尽管行业集中化趋势明显，但传统户外媒体资源依然十分松散。由于户外媒体在中国不被视为一种固定资产，其作为法人财产的法律地位模糊，需要各种不同政府部门的审批，且被批准使用的时间普遍较短，加上城市规划的缺位或经常调整，全行业一直处于无保障、粗放式的初级经营状态。

近几年来，网络化的户外数字媒体由于其产权相对清晰，政府较少整治，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带动中国户外广告业整体快速增长，户外媒体规模化、网络化的发展势头迅猛。 目前，中国户外广告营业总额在400亿元上下，占中国广告行业营业总额的15%左右。在促进市场流通、引导大众消费、美化城市空间、营造都市氛围等方面，户外广告一直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中国户外广告业进入优化发展阶段，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依然是：“大供应商积极并购，以求扩张规模;小供应商层出不穷，各自表述它的媒体如何能够抢夺消费者即便只是片刻的注意力;调研公司依然是辛勤地完成一个个互不相干、但又必须自圆其说的新媒体效果调研;客户的媒体投资分配，依旧是因为缺乏整体评估数据而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拉锯”(此处引用谭泽薇博士的描述)。

二、 发 展 机 遇

2.1 受众生活形态与出行方式的变迁带来户外广告新的春天 2.1.1 受众需求总量和消费结构的不断跃升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0.36，中国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0.43，处于从小康向富裕过渡的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继续发展，早已告别温饱的中国家庭其生活质量不断提升，非基本消费开支不断加大，消费个性与主体意识迅速膨胀。消费需求总量的放大和消费结构的跃升，要求二三产业快速发展，这必然带动二三产业对户外广告旺盛的投放需求。

2.1.2 受众出行方式的时代变迁赋予户外广告更多的传播空间

统计显示，现代市民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在家外，家外广告(OOH )被更多的人看到，户外媒体正在成为中国直面大众的、投放量低于电视但贴近报纸的主流媒体。

调查显示，近81%的市民大都有相对固定的出行路线，户外媒体的精准传播功能已被广告主接受并广泛采用。

个性化消费催生出品牌差异化的营销策略，都市中发展变化着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圈所对应的不同阶层的生活轨迹，为户外广告既大众又分众地投放提供了依据，中国户外广告业就此告别粗放，在网络化、精准化、短期化进程中不断延展，高效应用更多的户外空间。

2.2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促使中国户外广告业供求两旺 2.2.1 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其经济总量已排名全球第四，与排名第三的德国相差无几。中国政府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努力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内涵，下大力气优化产业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减少对资源的依赖与破坏，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中国经济的永续繁荣，是户外广告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有力保障。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发展进程中，户外广告大有可为。

2.2.2 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向型为主转为内需为主

改革开放迅速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地区的差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面对高水准基础上的全球化竞争，初级产品外贸型经济格局必然演变为高级产品全方位拓展和以内需为主。内需的扩大刺激内地经济的繁荣和升级换代，也推动着户外广告业由沿海一线城市向内陆二三线城市的加速延展。

2.2.3 由非均衡走向均衡发展战略的转变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那个时代早已过去，随着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到来，是该大力治理社会不均衡的时候了。中国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的过程中，大量中产阶层的出现，导致社会的理性与稳定，也带来消费的提升与繁荣，必将有力地支撑二三产业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进步，这其中作为先导行业的户外广告自然如鱼得水，风光无限。

2.2.4 奥运会、世博会是最大的户外广告运动

2008年是中国奥运年，2009年是建国60周年，2010年又是中国世博年，盛事接二连三。奥运会是顶级的体育运动，也是顶级的户外传播运动，世博会本身就是一项以国家为主体的大型户外广告。经过奥运后、世博会的洗礼，“运动，让生命更美好”，“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户外广告，让城市更美好”。

2.3 城市理念的变革与宜居城市建设促使户外广告业优化转型 2.3.1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宜居城市理念

大兴土木的时期终将过去，后建筑时代城市的主题必然是宜居。生态文明，和谐社会，是宜居城市的起码要求。在营造城市宜居的过程中，作为城市文化与品味的载体，户外广告不仅不可或缺，而且立竿见影。

2.3.2 户外广告在服务宜居城市进程中得以优化与转型 在营造宜居城市的进程中，户外广告的功能必被重新发现和界定，户外广告将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环境媒体，更应该成为一种人文媒体，成为能够沟通城市与市民、联络精神与物质的都市

心灵视窗。中国户外广告业在城市进化过程中其自身也必将优化与转型，以更好地适应宜居城市的新需要和受众生活的新变化。

2.4 新农村与城镇化建设带来户外广告巨大的拓展空间 2.4.1 中国新农村与小城镇建设的全面推进

农业税的废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的长期化、市场化，从根本上确保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繁荣。中国小康社会建设在新世纪的全面推进，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镇，城市化的步伐锐不可挡。随着城市富裕阶层乡村化、农村富余阶层城镇化，中国三四线城市的建设即将成为中国下一步快速发展的聚焦点。

2.4.2 户外广告业向三四线城市扩展的历史机遇

截止2007年末，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287个，其中200万以上人口城市22个，人口在100万至200万之间的城市33个，其余总数超过200的三四线城市为中国户外广告业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宽广的舞台，潜力巨大。在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将有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土进城，带动各行各业的持续快速发展，这为中国户外广告业提供了空前的发展机遇。

2.5 科技的创新与大量应用增添户外广告的生机与活力 2.5.1 科技在催生新媒体的同时，也将模糊传统媒体的边界

科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户外媒体举足轻重，甚至生死攸关。空间还是原来那个空间，位臵还是原先那个位臵，技术形态一变概念也跟着改变，效果立马就不一样了。一些原本无法进入的空间或难以使用的位臵，也因为新的技术的出现而变得香喷喷。从手绘的画板到喷绘的画布，从写真版到三面翻，从LED 到LCD 再到OLED ，从静态到动态，从有线到无线，从单向到互动，户外广告大牌随着科技起舞，迎合着受众求新求变的常态。科技在今天已成为户外媒体不断变换的外衣，人们已经无法想象其没有外衣的样子?? 户外媒体最初的定义和边界开始变得模糊。

在各种媒体类型中，户外媒体是兼容性最强、应用技术便利性最大的空间媒体，户外媒体与高新科技相互需要，相得益彰，前景美妙。

2.5.2 科技的运用令户外传播更加有趣，更有效率

司空见惯的东西，人们往往熟视无睹。要充分发挥户外广告的传播效果，就必须借助科技手段不断创新。科技可以打造出一个全新的媒体类型，令人好奇向往。科技及其再创意适时革新户外媒体的表现形态，不断对旧有媒体作趣味性局部改变或功能附加，以吸引挑剔的目光，达成内心的参与，强化品牌的渗透力。

2.5.3媒体数字化的演化趋势使户外传播进入新高境界 媒体数字化，似已大势所趋，将带来户外广告传播方式与运营模式的重大变化，引导中国户外广告业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户外媒体的数字化与规模化改造、网络化运营相互推动，户外数字媒体与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及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平台的全面融合，还将导致传播业整体的大变局，颠覆传媒业原先生态，对市民日常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2.6 经济一体化得以在全球市场优化配臵户外广告资源

2.6.1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产业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 户外媒体资源具有难以替代性和落地生根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传播要素市场的流通越来越方便，范围越来越广，全球顶级的资本、人才、客户、技术、创意等资源都可以为我所用，这必将提升中国户外媒体资源的利用效率和运作水准，使中国户外广告产业链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延伸和壮大。

2.6.2 开放与交流使中国户外广告业保持青春与活力 固步自封，内部繁殖，是成功与发展的大忌。中国户外广告业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为了自身发展的更好，就必须既走出去、又迎进来，在开放中求发展，在交流中求提升，永葆青春与活力。

三、趋 势 预 测

3.1 资源集中与垄断加速完成，

品牌化的运作与深度营销成为行业发展的着力点

3.1.1 重开发轻营销的资源扩张型粗放增长格局将快速转变

最近几年里，经过一系列的定向开发、融资并购，产权明晰、资源稳定性强、易于标准化复制的网络性户外媒体，在中国主流城市里大体上实现了整合，开始了规模化的区域垄断性经营。2008年，在资本的压力下，这一集中的趋势更加明显，除在一线城市拾遗补缺之外，角力的焦点将集中在二三线城市。

利润相对较高、整治概率较大、整合起来很难的大牌类媒体，在2008年仍将有各种整合的新尝试，某些理念清晰的条块状局部整合成果或将浮出台面，引领未来。

资源的瓜分与集中告一段落以后，营销的重要性就日益凸显，公司的格局与重心也将随之而变，资源的粗放式扩张从此不再成为行业发展的主流。

3.1.2 效果为王，媒体垄断方经过与市场的博弈重新回归理性

08奥运后的经济降温，将导致媒体资源的更加闲臵，不同媒体垄断者之间的竞争开始强烈起来。市场消费趋紧，促使客户对广告的投放愈加严谨，效果的大小是投放多少的唯一标准。再强势的媒体资源垄断者也必须审时度势，客观面对其它媒体的竞争，理性思考客户的投资回报，尊重传播规律，回归广告核心。

3.1.3 品牌运作和深度营销时代的来临

对于客户而言，中国媒体严重供过于求，任何媒体都可找到替代者。怎样在林立的众多媒体中脱颖而出，如何打造自身媒体的不可替代性，品牌运作和深度营销势在必行。中国户外广告业是帮助客户树立品牌的，但自身的品牌意识却不强，大部分还停留在价格战的浅层次上。品牌运作基于客户利益而展开，挖掘、培育并提升自身媒体的传播价值，以此区隔其它各种媒体。深度营销基于受众利益而展开，

分析、捕获并呼应受众需求及其变化，建立媒体与受众之间的长期良性互动关系。品牌运作和深度营销，是中国户外媒体供应商2008年必然努力的方向。

3.2 进一步吻合受众取向，提供专业化的投放服务， 是中国户外广告公司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3.2.1以受众为轴心，立体互动、效果有据的精准投放乃大势所趋

受众是一切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户外广告的干扰度高，更应以受众为核心，有效呼应，精准吻合。针对信息时代受众眼球的漂移不定，以受众转动的眼球为轴心去规划媒体投放的轨迹，在多维的开放空间(环境)里捕获其聚焦点和兴奋点，寻找、分析眼球游动规律，进而有针对性地展开立体互动式跟踪行销，其效果可以预期。

科技的发展，已经为眼球跟踪行销提供了多种可能。不久的将来，优秀户外媒体公司依托新技术的发展，将户外媒体的开发应用与特定受众群的眼球游动轨迹有效地对接起来，进行网格化的跟踪行销，将使户外广告投放的效果最大化。其他网络化和模块化的营销创新仍将继续，科学有效的户外广告监测评估也将大行其道，专业化服务将成为中国户外广告公司立足的根本。

3.2.2后资源时代，公司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服务水准上的较量

当各种户外媒体资源瓜分完毕之后，中国户外广告公司的重心将向两端自然延伸?? 发布前的市场调研、策划，发布后

的效果监测与第三方评估。不断提高服务水准，将是后资源时代公司之间竞争的主轴。

3.3 兼容并满足多方面的竞争需要， 户外媒体在功能与应用上不断升级换代

3.3.1 户外媒体将既承载城市功能、又满足多方面的传播需要

户外广告以城市公共空间为载体，是攸关城市品味、市民出行、都市消费的真正直面大众的综合性传播工程，其明显的表象装饰作用、复杂多维的环境关联性与开放兼容性、难以复制的区间独占性是其它广告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在空间资源大体瓜分完毕之后，户外媒体企业未来扩张的必由之路，要么向传统媒体、新媒体领域进军或与之结盟，以迎合客户全媒体投放的需求;要么向城市的公益领域或功能配套方向延展，以满足政府服务市民、为市民提供户外更多便利的需要。现代户外媒体应该既是环境媒体，又是人文媒体，既是传播工具，又是城市家俱，多位一体，成为现代都市不可或缺的符号设施，宜居城市生动形象的心灵视窗，商品社会效果明显的品牌向导。

3.3.2眼球更加游离不定，多维聚焦、网络联动的群媒体整合应用渐成必然 信息爆炸，品牌的层出不穷，多元价值观，个性化消 费，……，受众的眼球负载太多，快速游离。多维聚焦、网

络联动，基于对眼球游动规律的发现与分析，强调多区域中多种媒体类型的立体组合应用，以最大限度地跟踪游动轨迹，产生理想的全网络全聚焦效应。随着对眼球游动规律认识的深化，在精确分众的基础上，多维网络联动的群媒体整合运用策略必将成为投放的主流。

3.3.3户外媒体自身更新换代的频率会越来越高

社会发展与变革速度日益加快，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产品快速上市?? 这一切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节奏和消费心态，反过来又推动着各方面更快发展。科技已成为户外媒体的时尚外衣，群媒体整合运用与短期化快速投放也将成为主流，户外媒体自身更新换代的频率自然会越来越高，以满足受众求新求变的内心需要和快节奏的生活运动。户外媒体作为眼球的捕捉器，必然借助科技和创意，常变常新。

3.4 高新起点上扩张新的增长空间， 户外广告业加速向二三线城市同步推进

3.4.1 群体的快速流动使得传播在不同区域保持同步 高速公路，快速铁路，密集航班，使城际间的人群大量、快速地流动，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间的心理距离正在不断缩小，文化与消费的流行得以保持同步。与此相适应，广告传播的同步，加速了中国户外广告业在最新的起点上向二三线城市同步推进，二三线城市将获得跨越式发展。

3.4.2 二线以下城市的发展水准与推进速度将超出传统预期

目前，中国一级城市的市场已趋饱和，成本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二三级城市、新农村建设示范地区巨大的市场潜力。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步伐的日益加快，

三、四级城市将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吸引众多厂商的前行。互联网时代，信息与商品消费的城乡差异越来越小，广告传播得以跨越时空保持同步，可以预见，在内需的拉动与投资的推动下，户外广告向二线以下城市推进的速度将超出人们的预期，成为行业未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3.5 城市生活传播体系以户外媒体为依托向纵深延展

3.5.1以户外媒体为依托的城市生活传播体系将被更多企业接受和采用 现代市民越来越多(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在家外，以广告为主要内容的户外媒体目前在广告传播中的地位与受众的时间占用比例显然是不相称的。在传统媒体的广告效果每况愈下的今天，户外广告既然已经融入了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广告媒体，也融入了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广告媒体，那么，未来完全可以、也应该以户外媒体为骨干，建立并完善城市生活传播体系，使市民在都市森林中获得贴切的、多维的、及时的品牌关怀与生活互动。

城市生活传播体系将分散在城市各条块的、孤立的各种广告传播资源有机地整合在一起，避免资源的闲臵与浪费，尤其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沟通全体市民，满足市民随时随地与都市互动的需要。联通广泛、互动性强的城市生活传播体系，将成为宜居城市建设的核心指标之一，也必将为企业接受并采用?? 根据不同群体的生活

轨迹选择与其相伴的品牌传播链，实现精准分众和深度营销，形成对城市核心的渗透。

3.5.2户外媒体将整合多种媒体形态构建全媒体传播群 现代市民在生活形态与出行时间等方面的重大变化，使户外媒体成为真正直面市民的、唯一的大众媒体。在市民主体意识日益增强、消费个性化趋势更加明显的情况下，单一的、局部的传播已经越来越难以奏效，整合并应用多媒体形态、构建全媒体传播群将成为必然。户外媒体的包容性、难以替代性及其对市民时间的主导性，赋予户外媒体新的使命，以户外媒体为整合平台、构建城市全媒体传播群乃大势所趋。

3.5.3 户外媒体外在地演绎宜居城市的消费时尚和人文风情

户外媒体作为沟通平台，公开演绎都市品味、生活情景、人文精神、商业理念、品牌精髓、科技文化，成为人居城市中必需的、多元的、品位的一部分，并在品牌传播或生活互动过程中相互渗透与融通，将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最佳公益舞台。

四、发 展 建 议

4.1 树立企业责任意识和品牌观念，合力提升全行业的社会地位 ● 户外广告业经营者只有胸怀社会，品牌化运作，才能赢得大众 4.2 更新观念、正视行业价值，为户外广告业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 户外广告是宜居城市内在的、都市现代功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户外媒体是未来城市生活传播体系建设的唯一主干平台

● 科学规划，以长期规划代替短期审批，是户外广告业健康发展的首要前提 4.3 明晰户外广告构筑物的法律地位，维护行业的正当权益 ● 以《物权法》为依据，确立并保护一切户外媒体构筑物的财产权

4.4 多方协作，利益共享，实质推进户外广告效果监测体系建设 4.4.1第三方监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行业成熟的主要标志

4.4.2 政策扶持，企业响应，科学中立，是监测体系得以 建立的关键因素 户外广告发展趋势预测

1、通路终端的户外媒体呈现整合趋势。

2、广播以车载媒体及卖场背景声音的形式演变为半户 外媒体。

3、中国的户外调研开始启动，并走向深入模型化阶段。

4、户外的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5、大城市户外媒体价格持续走强。

第五篇：中国主要城市创意产业集聚区现状与发展规律

价值中国推荐 2009-03-26 17:17:40 《创意世界》

本文由《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提供

目前，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受到了中国各大城市的普遍重视，各地创意产业园区发展势头良好。主要城市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各个城市的集聚区数量从几个至几十个不等，入驻企业和人才吸引情况也有差异。而各个城市因发展创意产业的重点与优势不同，因而创意产业集聚区会有不同的侧重。从集聚效果看，有些城市集聚效果明显而一些城市效果不明显。从这些城市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形成规律看，基本上都包括企业自发形成模式和政府规划模式，也不乏政府政策引导形成的集聚，还有些集聚区是专业院校，即在拥有丰富创意资源的专业院校(多为艺术类院校)周围聚集。

一、集聚规模

从主要城市的创意产业集聚的规模看，可以讲这些城市分为三类，第一类，已经形成了较多的成熟规范的集聚区，集聚效果比较明显，例如北京和上海等;第二类，已经形成了一些集聚区，但是集聚效果不明显或有待观察，例如广州、深圳、杭州、南京等;第三类，有一些城市由于创意产业处于起步阶段，故集聚区建设有待进行，集聚效果有待观察。

第一类，集聚区发展得比较规范成熟的城市，以北京和上海为主。

北京市截止2008年底，经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认定的创意产业集聚区为21个，还有众多正在建设的集聚区，预计到2010年，将建成30个市级重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而国内较早发展创意产业的上海市，自2005年4月以来历经四次授牌，至2006年11月，上海创意产业集聚区总数已达75家，其中，前3批创意产业聚集区总投资约30亿元，总产值近200亿元，从业人数2.7万人，入驻企业3500多家，人均产出率达到60万元/人。

第二类，广州、深圳、杭州、南京、成都等城市已经建立了一些创意产业集聚区，但集聚效果不十分明显，集聚区的形成与认定程序尚需要规范。

例如，深圳市已建和在建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基地)大约有30多家，大部分尚处于酝酿和起步阶段，从整体来看，深圳创意产业集聚区目前还缺乏远及整体规划，系统全面的政策支持体系也不健全，集聚区建设与发展尚需规范化。

第三类，天津、武汉等城市由于创意产业处于起步阶段，故集聚区建设有待进行，集聚效果有待观察。

例如天津市，由于起步较晚，目前天津尚未有由政府部门或权威机构正式认定、挂牌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凌奥创意产业园等几个创意产业集聚区，除个别集聚区以动漫、软件等为集聚主题，但是从整体上看，几个集聚区的特色不鲜明，多为不同行业的综合发展。其集聚区的发展需要首先界定清楚概念，并明确认定原则，合理引导集聚区的发展。

二、集聚政策

从集聚区的支持政策上看，北京市出台了明确的集聚区政策法规，2006年出台的《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认定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北京市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认定原则、条件与程序，为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北京市还有针对创意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的专项资金，即分三年投入5亿元用于创意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重庆市也在2007年出台了《重庆市创意产业基地(园区)

认定暂行办法》，在创意产业园区的基本定义、认定标准与认定程序上作了明确的说明，并发布了《创意产业基地(园区)配套政策》，在集聚区享受的财政政策等方面做出了规定。而其他城市目前还没有出台针对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

三、集聚区形成模式

从各个城市的集聚区的形成过程看，都离不开政府的规划与扶持，即使是自发形成的集聚区，最终也离不开政府的事后认定与引导，并且需要政府支持集聚区内公共服务平台等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形成与发展与当地政府的指导有关系。可以预见，“政府引导，市场选择，企业运作，集聚发展”将成为大部分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的基本模式。

例如，北京市典型的自发形成的集聚区——798艺术区，是由原北京国营798工厂厂房改建而成。“798”艺术区的发展与七星集团的利益及政府的原有规划产生冲突，面临着被拆除改造的危险。北京市政府通过反复调研论证和整体统筹运作，最终同意将“798艺术区”列为北京的创意产业集聚区。

因此，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发挥服务职能。另外，集聚区要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特色化”，需要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以引导集聚区的规范化、合理化发展。

从国内主要城市集聚区的形成过程看，这些集聚区的形成模式主要有自发集聚、政府主导，以及企业自身改造等模式。

1.自发集聚

自发形成的集聚区最初是由于某些有利条件如地租低廉、有旧厂房作为创作空间等，被某些艺术家选中，进而带动更多的艺术家和创作机构集聚，不断发展壮大，影响力逐步提高，并逐步形成创意产业公

共服务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最终形成比较完善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创意产业集聚区都能够自发形成，自发形成的集聚区多是艺术创意类集聚区。这是由于艺术家的行为特点和艺术类工作的性质决定了艺术类创意产业集聚区一般是自发形成。艺术家一般倾向于特立独行，并且由于艺术工作的相对独立性，他们一般会选择建立独立的工作室，但是，艺术家之间的交流需求与群体发展需要使得在集聚区形成的初期，少数几个艺术家往往能够吸引大批的艺术家聚集，逐步形成成熟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如北京宋庄原创艺术与卡通产业集聚区、北京潘家园古玩艺术品交易园区、798艺术区，上海莫干山路创意产业园、“田子坊”艺术街、“创意仓库”，深圳大芬油画产业基地，天津6号院文化创意产业园，杭州LOFT

49、唐尚433，成都“蓝顶艺术中心”、“国际浓园艺术村”等等。

2.政府主导

政府主导模式包括政府规划建设、政府政策引导等，这种集聚区一般是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在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的引导下，结合本地优势资源和发展基础，为推动本地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而制定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规划，或者出台相关政策来吸引创意企业在某一地域的集聚，形成创意产业集聚区。这是目前国内城市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和发展的主要方式。

政府主导模式下的创意产业集聚区比较多，如北京市的石景山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北京DRC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中关村软件园，上海市的天山软件园、传媒文化园、虹桥软件园等，深圳市的怡景动漫基地、OCT-LOFT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区，杭州市的高新区国家动画基地、西湖数字娱乐产业园，南京市的“世界之窗”创意产业园、垠坤·西祠数字网络文化产业园等，成都的“数字娱乐软件园”、红星路35号成都文化创意产业园等等。

四、集聚区建设方式上工业遗产利用受到重视

从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建设方式看，各地普遍比较重视利用城市废旧工厂等工业遗址。例如深圳“三旧”改造，上海“三个不变”开发原则，北京“工业遗产”开发等，尽管提法不同，但基本都是利用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留下的空旷厂房或者设施等，利用原厂房或对原厂房重新设计改造而逐渐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如北京“798艺术区”，深圳F518时尚创意园，天津6号院文化创意产业园，青岛创意100产业园，杭州LOFT

49、唐尚433，南京世界之窗创意产业园、垠坤·幕府智慧产业园等等。

艺术家之间的交流需求与群体发展需要使得在集聚区形成的初期，少数几个艺术家往往能够吸引大批的艺术家聚集，逐步形成成熟的创意产业集聚区这种利用“工业遗产”建设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方式是创意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一方面使创意产业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城区遗留的厂房，大都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市政及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齐全，同时具有建筑风格独特、造型各异、工业文明气息浓郁的特点，并且留有进行综合改造和优化利用的空间，因而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提供了的有利条件，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载体，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利用工业遗产发展创意产业集聚区又是在实践着节约用地的原则，成为节约型社会建设中的一支力量，无形中实践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城市中有大量的工厂搬迁或停产，随之遗留下来的工业厂房、设施多数仍然具有使用价值，对这些工业资源进行适宜性改造和再利用，有利于盘活和挖掘工业遗产的新价值，并减少因建筑拆除造成的浪费，节省重新建设的投资，符合建设节约型城市的要求，实践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