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顶级城市

2022-07-27

第一篇：中国大陆顶级城市

中国最顶级中学名录

“中国最顶级中学名录”网上热传北大官方否认

2013年06月04日14:14

传说中的“中国最顶级中学名录”

近日，一则内容为“北京大学认定：权威的中国最顶级中学名录，有你的母校吗?”的微博引起网友热议，微博还以图片方式，公布了211所被列入“中国最顶级中学名录”的学校及校长姓名，温州中学也列入其中。然而，温州中学有关负责人表示，未听说过有此类名录，更不知晓排名以何为依据。昨天，记者从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获得证实，该校并未认定这一所谓的“中国最顶级中学名录”。

“@清华南都”发出“顶级中学名录”

微博提到的中国最顶级中学，分布于全国各地。最早发出该微博的是一名叫“@清华南都”的网友。截至昨天下午4时，他的微博已被转发47000余次，评论超过10000条。针对该名录，很多网友还在上面寻找各自的母校，并互相

攀比。

或许是微博中有着“北京大学认定”、“权威”等几个关键词，大多数网友对名录的真实性并没有怀疑。

温中校长表示没听说过此事

在名录中，浙江省有12所学校，我市仅温州中学。而在温州中学的校长一栏上，填写的仍然是前一任校长胡海帆

的名字。

“没听说过这样的名录，应该是假的。”现任市教育局直属处处长的胡海帆称，从未听过北大方面制定过这样的

中学名录。

现任温州中学校长潘建中说：“如果是按照历年考上北大学生数等方面作为标准，列出这样一个名录，倒是有这个可能。我接任校长的时间还不是很长，没有听北大方面说起此事。”温州中学分管教学的副校长金长林认为，最顶级中学名录是否真的存在，的确应当先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北大方面称从未制定该名录

昨天上午，记者致电北京大学招生办，该办一名老师说，据他了解，北大并未认定或发布过所谓“权威的中国最顶级中学名录”，学校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认定。

记者又联系到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蒋朗朗。蒋朗朗同样表示，没有听说过北大制定过该名录。

可能是另一份名单被改头换面

记者从北京大学招生网上，找到了其公布的2012年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初审中学名单，与网传的“顶级中学名录”作对比后发现，除北大附中的校长姓名不一致外，其他信息包括学校排序等完全一致。

根据规定，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实行年度申请审核制，中学校长须以中学和本人名义向北京大学招生办提交相关申请表。北京大学自主招生专家委员会根据中学的办学条件、生源质量和以往推荐学生在北大表现情况等因素，对递交申请的中学进行评审。评审通过的中学，可获得参加北京大学“实名推荐”的资质。

记者随后根据“@清华南都”在微博个人介绍栏中留下的QQ与对方取得联系，但对方称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业务员，微博所发的信息内容归编辑部管理。但其拒绝透露编辑部的联系方式，称要联系编辑部只能通过微博私信的方式。

传说中的“中国最顶级中学名录”

第二篇：儒学在中国大陆

课程前言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当前，中国大陆伴随着民间对国学的热望，国学院和孔子学院也竞相开设。回望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人在这里似乎又走了一个回头路。那么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儒学在中国大陆有着怎样的起伏变迁?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儒学?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大家欢迎。陈先生您好。

陈来：您好。

主持人：欢迎来到《世纪大讲堂》。我们现在看一下大屏幕，一个介绍陈来先生的短片。

1952年出生的陈来在北大待了三十余年，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陈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影响深远，这位师从冯友兰、张岱年等名师的学者在儒家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研究上成果卓著。2009年11月，陈来应邀执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这被外界解读为清华大学文科复兴的有力征兆之一。

记得二十多年以前，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当时我在北大是读硕士，陈来先生读博士，比我高整整一个阶位。当时陈先生也是瘦高瘦高的个子，但是没有现在这么胖，显然现在是开始有点发福了，当时是瘦得有点出奇，是吧?当时候那个陈来先生在北大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跟张岱年先生，当时候跟冯友兰先生是在学习。当时冯先生好像已经不能亲自带您了，是吧?

对，因为我是1985年这个博士毕业嘛。博士毕业以后，系里就派我给冯先生做助手。

主持人：助手。

陈来：所以我的导师是张先生。

主持人：张岱年先生。

陈来：但是我毕业了以后就给冯先生做助手，本来系里派我是一年，这一年系里是算我的工作量的。但是这一年之后，冯先生也不让我走，冯先生说你还帮我吧，所以这样就一直帮，一直到了1990，到最后，所以在整个，最后他五年，他1990年去世嘛。

主持人：对，我记得冯先生晚年的时候我去过他家里头，冯先生眼睛已经完全不能看字了，他以耳代目。当时候就请一些助手、学生给他念一些东西，那您也给他念过东西吗?

陈来：那倒不是，因为他有几级的助手。那么最低一个助手就是，有一位辽宁来的一个自学的爱好者，他平常就是上午就帮冯先生记录冯先生要写的东西，下午就给冯先生念报，念文章，这是一个同志。另外他这个时候冯先生就招了一个博士生，就唯一的这么一个博士生，他就给冯先生去找材料，你比如写哪一章就找材料。我的工作就是主要是谈话。

主持人：谈话。陈来：对，这个一章写之前冯先生就找我，就说我这章要怎么写。

主持人：就说他那个《哲学史新编》是吧?

陈来：对，这一章，每章我就去，然后说他想怎么写，看我的意见，我就听听，大概也许提一点，也许不提。然后他每一章写好就送给我看，我看完以后我再去跟他谈我对这章有什么意见，基本是这样。

主持人：那个这一阶段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哲学史新编》。那么这个后来他改写他的《哲学史新编》，改写过的《哲学史新编》在我们大陆和这个海外有两个版本，最后的这个《哲学史新编》它的这个下篇在大陆是没有出版的。可是他很多的一些修正过的，对哲学史上，包括对思想史上的一些问题的看法，都反映在他的这个下篇，特别后面几章里头。那为什么这个在大陆不能发表呢?

陈来：因为当时那个审查没有结论，就不能够及时出版。但是这个书在台湾和在香港出版了，在香港是独立出版的，叫《中国现代哲学史》。因为《现代哲学史》的部分，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样，它是会牵扯一些比较敏感的想法。

主持人：敏感的政治问题。

陈来：但是在香港和台湾就及时就把这个出出来了。

主持人：北大哲学系的两位泰斗，一个冯友兰先生，一个张岱年先生，您都给他们做了这个助手和学生。您觉得这两位老先生，他们治哲学史的这个方法，包括他们自己的哲学立场是不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陈来：就哲学史来讲，是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张先生以前这个活着的时候，他总结自己，他说在中国哲学史的方面，我跟冯先生比较接近。这个虽然他写的书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的基本的分析的那个方法，就是用逻辑的分析方法，来处理中国哲学史，还有对一些重大的基本问题的看法，两个人是一致的。但是就在自己的哲学的建构方面，两个人是不同的。

主持人：不同的。

陈来：因为冯先生他是新实在论，是用新实在论的这个路径走进来处理中国哲学史。

主持人：哲学史的问题。

陈来：那么张先生他是新唯物论，所以这个是走的跟冯先生路子不一样。在这点他说过，他说哲学上我受张申府的影响比较大，就他的老哥。

主持人：对，他哥哥。那么我们知道，清华国学院在中国这个现代这个学术史上，具有可以说是非同一般的这个历史地位，学术地位。现在清华大学恢复了它这个国学研究院，您去执掌这个国学研究院。那您是不是觉得这样一个，过去已经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神话般的一个存在，您怎么继续它的辉煌?

陈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老的清华国学院在近现代的中国教育史，中国学术史上是占着一个特别突出的地位。

主持人：对。

陈来：那么也可以说它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故事。因为它短短的四年内，它培养了七十个毕业生，其中有四五十位都成为这个国学或者学术的名家，大家。

主持人：大家，对。

陈来：这个成就是不得了的，所以这个国学院的其实是不可复制的。

主持人：不可复制的。

陈来：那今天我们虽然还是用这个名义来重建这个机构，但是我想我们是抱着一个，不能说是谦虚谨慎吧，我们是一个这个戒慎恐惧的，追随先辈的这个心情，来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是希望能够在新的时代，继承发扬这个老清华国学院的这种学风，然后在新的时代能够做出一些能够追随先辈的一些成绩，但是这还要看我们后续的努力了。

主持人：对，好了，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来教授给我们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大陆儒学一百年》，大家欢迎。

导视：康有为的儒教理想，梁漱溟的乡村情结，大儒已远，儒范长存。百年流变当中，儒学是僵尸还是游魂?是断裂还是新生?清华国学院陈来教授主讲，《大陆儒学一百年》。

一、20世纪中国儒学的发展面临的冲击和挑战

陈来：大家好，今天我们这个讲题是有关于20世纪的儒学的发展。这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就是儒学的发展是一帆风顺的，很平静的这种发展。其实如果我们回顾这个上一个世纪，我们就知道，儒学的发展它是在一个危机、困境、曲折里面，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这个过程，来实现它自己的这个发展的。

因此我想我第一个问题，我是讲冲击和挑战，就是要看这个我们百年的儒学，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环境，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和冲突，在这下面来成长、来发展的。20世纪的中国儒学的发展，它是经历了四次的挑战和面对了四次的挑战。

(一)清末到民初政教改革对儒学的冲击

第一次就是清末到民初的这个政教的改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1901年，这个清政府发布了《兴学诏书》，就是倡导全国建立新的学堂。这个在当时来讲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举措。那么在这样一个倡导下，老的儒学就慢慢衰微了，我这里讲的老的儒学，就是儒学第一个意思就是当时的一种学校，就是以培养儒生，进入科举体制的这种儒学学校就式微了，就是全国开始大办这种新型的学堂，所以这个举措它就是对科举制度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挑战。

那么到了1905年，这个更重要的就是清朝政府决定结束科举制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科举制度对于儒家的这个生存来讲，是带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们可以说在前现代的这个中国社会，儒家思想和文化，它能够得以生存有三个重要的基础。

那么第一个基础就是国家、王朝宣布它为意识形态，那么正式颁定儒家的经典是国家的经典，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王朝的统治的这种推行。

第二就是教育制度，主要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规定了儒家经典，是作为文官这个考试制度的主要的科目。

那么当然还有第三个，就是整个在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流行的这种家族的这种乡治的这种制度。那我们看晚清的战略改革从科举制度上，对这个儒家的这个生存可以说造成了一个重大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1905年以后，虽然这个科举制度结束了，但是清政府仍然决定就是在所有的学校保留经学，保留经学的课程。那么要求学校要继续在这个孔诞日，要能够祀孔，就是祭祀孔子。那么这点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也改变了。

辛亥革命以后，在这个蔡元培这个主掌教育部以后，就决定要废祀孔、删经学。那这样这个尊孔读经我们一般讲的，那么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也遭遇到了挫折。那么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儒家是遇到了第一次重大的冲击和挑战，遭遇到了第一次困境，这困境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一个困境。那虽然是这样，在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儒家已经退出了中心的舞台，但是儒家思想和文化仍然保留在这个伦理的精神的领域。

(二)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冲击

但是时隔不久，在这个从1915年开始，到19

17、1919，我们看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二次冲击。新文化运动它是高扬批判、反思、启蒙的旗帜，这启蒙就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一种文化启蒙。那在这种启蒙里头，它是把传统文化做了它的一个对立面，特别是把儒家文化，儒家的这个礼教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批判的对立面。那么在当时，甚至有人喊出了“打倒孔家店”这样的口号。

那么这样一来，这个我们看就是清末到辛亥革命，从政治教育的舞台退出，继续保留在这个伦理精神的领域的这个儒学，受到了这个第二次重大的挫折。

那我们也可以说，从辛亥革命这时候，对这个儒学的一种放逐，那么延续到了这个新文化运动，那么新文化运动继承了清末到这个民初的放逐儒学的这个运动，把这个儒学要从伦理的精神的领域，继续把它放逐。因此经过了这个新文化运动，可以说儒家文化它的整体已经离散、飘零。那么怎么样来生存，是吧?这个变成了儒家文化在近代社会的变化里面碰到的一个大问题。

(三)文革改造乡村秩序对儒学的冲击

从政治制度到教育制度到伦理精神，儒学的放逐才刚刚开始，从康有为到梁漱溟，儒学主张层出不穷，是拯救还是变脸?清华国学院陈来教授主讲《大陆儒学一百年》，《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那么这是第二次，我们说这个冲击是新文化运动。

那么第三个这个重大的冲击我想就是革命与文革。我把这个时代是整个地把它放在一起。经过了合作化，经过了人民公社，经过了文化革命，我们看到这种，从前叫这个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制度，那么彻底改造了这个旧的，以宗族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乡村的秩序。因此我们近代有些学者就说，这个儒家所有的这样这个制度性的基础，都被斩断了，斩断了以后的儒学已经变成一个游魂了。讲到这个“游魂说”，讲的就是儒家思想在它古代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近代文化的变化里面被斩断。原来的这个社会基础通通被改造过了。因此我想革命，当然本身它有政治的含义，但是它带来的乡村的改造是非常重要的。

那同时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种文革的这个过程。特别是文革中期以后的这个批林批孔的这个运动的出现，那么各种对于儒家、对孔子的这种荒诞的，那种包括政治性的批判，接踵而来，把全国人民的这个思想都搞乱了，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对儒家文化又一次更大的冲击。所以我们说把这个整个政治革命，跟社会改造和文革放在一起，我们说这是第三次对这个儒家文化的这个冲击，在20世纪里面。

(四)改革开放对儒学的冲击

那么第四次我想就是改革开放了。那么从1978年这个所经历的第一个十年，就是改革开放的动员期。那么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动员的方面，在80年代形成了一股启蒙的思潮。这个启蒙的思潮它呼应了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以批判传统作为它一个主要的基调。那么到了90年代，当然就是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那么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这个功利主义的盛行，这个对整个儒家的传统，和整个中国文化的传统，也带来了一个新的冲击。因此如果我们粗分，我想就是这个20世纪我们有四大冲击，四次大的冲击对于儒家文化。

那么大家就要问，说是不是20世纪我们经历这一百年，对儒家文化仅仅有冲击，有没有机遇?

那应该说是有一次重要的机遇，这个机遇就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到抗战胜利前后，那当然是以抗日战争这个时期为主要的这个时期。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要把这个民族的这个保卫和复兴，变成第一等的事情，因此保卫民族文化，复兴弘扬民族文化，当时成了这个时期的一个文化的基调，那么这个是一个难得的一个机遇。在这个机遇里头，可以说儒家思想抓住了这次机遇，实现了自己的一些发展。

二、20世纪中国儒学发展面临冲击的回应和建构

那么第二，就是我讲这个叫做回应和建构。就是刚才我们等于是分了五段，四个冲击和一个机遇，我们把这个历史可能分成了五个阶段。那儒家思想在20世纪的经历、历程和展开，我们也可以说是，对应着这五个阶段来展开的。

(一)第一次回应——康有为的孔教论

那么第一个阶段，或者我们要第一个要说的人就是康有为。那么康有为关于孔教的设想，其实在辛亥革命以前已经有了。那么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他把这个问题提得更突出了。那么几次他自己和通过他的学生提出了这样的法案，这个就是要立孔教为国教，定孔教为国教。

那么这个举动代表了一个什么意义呢?我觉得这个是有它的一个积极的意义。这个积极的意义就是我们刚才讲，在《兴学诏书》，是吧，这个1905年这个教育宗旨到这个1912年这个蔡元培主持(教育部)的时候，整个在这个政治和教育的这个改革对儒家的打击面前，儒家已经失去它从前所依托的，政治的教育的这个制度的基础，那他们就要在一个新的框架里头，在一个新的框架里面，找到它能够生存、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设计他就想到的是宗教，就是因为在西方的这个文化的框架里面，那么也有这种把这个基督宗教这个定为国教的这种例子。因此他就想，在一个新的一个社会结构的方式里面，设计一个新的制度，使儒家在这里边能够发挥作用。那么这个就是立孔教为国教说，我们可以叫康有为的孔教论，这是我们说他是第一个回应，这个回应我们也可以叫做他对儒学困境的一个宗教的回应。当然这个回应可以说失败了，因为这些法案和建议都没有通过，那么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这条路是没有走得通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作这是儒学在这个第一个环节，第一个阶段他所做的这种努力，一种想法。

康有为的孔教运动从祭孔开始，他不仅要求人们要祭孔，还要跪孔，声称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为?随着袁世凯的仓皇谢世，康有为的儒学宗教化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但儒学拯救式的回应也几乎在同一时刻再次开启。

(二)第二次回应——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第二个阶段当然就是新文化运动了。那么新文化运动到了它的后期，那么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西方有识之士的一种文化反思，和当时社会主义苏维埃的出现。那么引起了当时一些这个优秀的一流的知识分子，也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面出现了代表的人物，那就是梁漱溟先生。那么他在1920年代初期就写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那么这本书我们说它是儒家文化，对儒学困境的第二次回应。那么这个回应它不是宗教式的回应，它是一个文化的回应，文化哲学的回应。他就认为，虽然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应当全盘承受西方文化，可是儒家文化和它的价值，代表了人类最近的将来。那么这个最近的将来，它所指的就是一种儒家社会主义的文化，因为他所理解的这个儒家，已经里面包含了这个社会主义的价值。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又是包含了儒家的这种价值。所以他讲说，这个西方文化的特长是在解决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说儒家文化的特长是解决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这种关系，特别比如说社会主义要解决劳资的这种解纷的这种关系。

近代以来我们整个碰到的挑战，实际上是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造成的挑战。是对这个宏观的，这样一个文化挑战的回应。

(三)第三次回应——一组哲学的回应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个阶段，我们就出现了这个一组哲学的回应，这个哲学的回应它不是对特定的一个文化思潮的回应，是对整个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这种冲击和挑战造成的回应。其中有熊十力，有马一浮，有冯友兰，有贺麟。那熊十力，我们一般说我们把他叫做一种新易学，《周易》的易;马一浮因为他是讲六经、六艺的，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叫做新经学;冯友兰当然是新理学，道理的理;那么贺麟当然是新心学，心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心。那熊十力这个他是可以说，他是这个坚持这个传统的这种，这个从孟子下来的这种本心的这种哲学思想，把本心建立为一个绝对的实体，这实体就是一个宇宙的实体，同时又建立了一套这个关于“翕辟成变”这样的一个宇宙论，所以他把他的宇宙论叫做“体用不二”的一种宇宙论。马一浮他是可以说是一个固守传统文化，综合性的，把传统的经学、理学都综合的一位学者。所以他讲说，一切道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各种学科，统摄于六艺，那么六艺的一个讲法就是六经了，马一浮所讲的六艺就是六经。那么六经、六艺又统摄于一心，那么这又是一个这个古典的一种儒家心学的一种讲法。

那么冯友兰他是新理学，这是他自己定的名称。就是他要这个继承这个程朱理学的，对于理的世界的强调，通过吸收这个西方的新实在论，在哲学里面建立起一个理的世界，这个作为这个儒家这个哲学的形上学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我们可以说把这个冯友兰，我们说他是一个注重形上学建构的一个现代儒家哲学。

那么至于贺麟，我们知道因为他是这个自己公开地声称他是宗陆王之学，那么他是讲到说“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讲了一套他的这种，也是以心学为基础的这样的这个儒家哲学。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看到这个贺麟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他对儒学复兴做了一个设计。那么他的口号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方文化为用，他说以西洋文化为用，或者说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他有一套设计。

那么我们以上说的这几个哲学家，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梁漱溟先生，他自己后来的哲学建构不断，特别是他的哲学建构在40年代到50年代到60年代到70年代一直在完成一本书，叫做《人心与人生》。那么这本书，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注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一个现代儒家哲学的一个建构。

因此我们以上说的这种建构性的这种新的儒学出现了，基本上采取的是一个哲学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所看到的，是一个以哲学的回应，为儒家存在主要方式的一个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因为正好它跟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难得的一次历史机遇，抗日战争有关系，那么所有这几项，它的重要的这个思想的准备、阐发都是在这个时期，那么这个时期是一个民族意识高涨，民族复兴的意识高涨的一个时期。

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梁漱溟，儒学在强大的额时代巨变当中进行自身的顽强建构，然而打击并没有就此终止，在随后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中，儒学怎样延续自己的命脉?如何直面没有大儒的当下?

(四)第四次回应——革命和文革阶段的回应那么第四个阶段当然就是革命和文革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那么儒学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不能说，刚才我也讲了，我们不能说就这个时代没有儒学，如果我们看50年代、60年代，甚至到70年代，这个时期的这几位思想家的，他们这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属于一个现代儒学调试的这个阶段，就是跟社会主义来做这个结合，来吸收的阶段。

所以我们看这个熊十力，他在这个50年代初期写的《原儒》里面就提出要废私有制，荡平阶级，这就是吸收社会主义的思想。

我们看这个梁漱溟他后期写的，不管是《人心与人生》，还有他那本著作叫《中国——理性之国》，专门讲怎么从一个阶级社会要过渡到一个无阶级社会，怎么从社会主义到共产社会，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就是这些思想家，他不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消极地跟着这个时代，他是在思考，怎么跟这个时代的主题能够有所结合，但是有一条是在他坚持的，就是社会制度不管怎么变，政治口号怎么变，儒家的思想文化的价值，这个是他要坚守的。社会主义他也同意，共产党领导他也同意，但是儒家文化价值这个是他坚守的一个东西。这是这个第四个阶段。

三、中国儒学从潜隐到复兴

第三个我想回到我们比较近的时代，我叫做从潜隐到复兴，这个阶段当然就涉及到，已经涉及到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第五个阶段了。那么什么叫潜隐?那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儒学的存在它不能够看作只是一个有哲学家存在的一个存在，有儒家哲学家才有儒学存在，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就是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在50年代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们看的，儒学的存在我们说它像李泽厚所讲的，儒学不仅仅是一套经典的解说，它同时是中国人的一套文化心理结构，那么当一切的制度的联系都被切断以后，它变成一个活在人们内心的传统。那么特别是在民间，在老百姓的内心里面。我想在老百姓的这个内心里面，可能比在知识阶层里面它活得更多，因为知识阶层里面受到西方文化的这个侵染可能更多。我们叫做它是一个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一个没有自觉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中国人的伦理的观念，可以说几十年来，从50年代以后，仍然受到那个传统的儒家伦理的深刻的影响，它是连续没有变的。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因为它不自觉，所以呢，它就会受到很多的不同的影响，或者不能够非常理直气壮地、健康地把它表达出来，它有的时候会有扭曲，那么这是我想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处理第五个阶段，就是跟改革开放，甚至我们跟这个第四个阶段以来，看这个儒学的时候，我们的儒学观念一定要变，不是说一定要儒家哲学家在，儒学才在。

从显性到隐性，从中心到边缘，从主流到民间，儒学的境遇在一百年当中遭遇了颠覆性的巨变，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何再起儒学复兴的呼声?当代儒学呈现出怎样的状态?

四、改革开放以来新儒学的存在方式

我想再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另一种新的这个儒学的存在的方式。就是30年来，当然在中国大陆，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没有出现像这个40年代这样的儒学哲学家，这种大家，但是在这个时期，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个就是30年来的儒学研究，那么这个儒学研究它构成了一套学术儒学的文化。什么是学术儒学的文化呢?就是对传统儒学进行深入的研究，把握儒学历史发展演化的脉络，来梳理儒学它理论体系的内部结构，这套文化我叫做学术儒学。

第二个我叫做文化儒学，文化儒学什么意思呢?就是近30年来，我们有很多的文化思潮是跟儒学有关系，在这里面讨论儒学跟民主的关系，讨论儒学跟人权的关系，讨论儒学与全球化的关系，讨论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讨论儒学与文明冲突的关系等等。当然我们今天也要讨论儒学与建立和谐社会的关系，这是不用说的。那么在这些讨论里边，有很多学者是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那么来表彰儒学的价值的积极意义，在这一方面，阐述了很多的这个有价值的这个文化的观念和理念，那么这个讨论，我觉得它也构成了一个儒学的特殊的存在的形态，那我就把这个形态叫做文化儒学的形态。因此所以我们不能说，这30年代我们没有儒学大家，儒学就是一片空白，不是。除了在潜隐的形式以外，我们要找到一个这个在场的儒学文化形式，我们要定义一个近30年来在场的儒学文化形式，所以我用这个学术儒学和文化儒学，来概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社会所存在的儒学的这个存在。那么第三点就是因为我刚才讲了，一个就是潜隐的、百姓不知的，日用不知的，这个民间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学术儒学和这个文化儒学。

那我想这个第三点，就是我想就是晚近以来吧，我想提到这一点，就是民间儒学。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上个世纪末期已经看到的，90年代后期已经看到到今天，这种国学班，这种书院，这种学堂，这种讲堂，包括这种电子杂志，民间出版物，民间读物，儿童读经班，那么各种启蒙读物的这种出版。那么这个层，我想，我刚才讲的那个层大部分还是知识人活动的层，不管是学术儒学还是文化儒学，但是这个层面应该说是有当前中国人各个阶层人的广泛地积极地参与。那么这是一个在民间实践层面的，这个一个文化的表现，我们过去把它叫做民间的儒学。晚近十年来，国学热我觉得受到这个推动很大。现代儒学复兴的第二次机遇来到了。

刚才我们讲第一次的这个机遇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一个民族意识，民族复兴意识高涨的时期。那么今天，从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崛起，随着中国现代化这个进程的深入和发展，应该说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中国现代化的初级阶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个人民的民族自信大大恢复的条件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文化伟大复兴，这个双重复兴的这样一个大的局面正在到来。所以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应该说儒学在现代复兴的第二次机遇到来了。

我们怎么样抓住这次机遇，我们怎么样参与这次儒学的复兴，我想至少有几个方面的工作可以做的，比如说这个重构民族精神，确立道德价值，奠定伦理秩序，形成教育理念，这个打造共同的价值观，形成民族国家的凝聚力，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精神文明等等。这些方面可以说都是儒学复兴的运动要参与的重要的工作。今天我这个跟大家要报告的这个百年儒学的发展，我就简单地通过这样几个阶段，我的报告完了，谢谢。

学术儒学、文化儒学和民间儒学构成了二十世纪大陆儒学的实体，儒学如何应对民主思潮的挑战?如何评析民间儒学的真伪百态?

五、访谈

主持人：非常感谢陈来教授精彩的演讲。陈来教授用很简要的语言，把一百年儒学在中国大陆的命运做了一个扼要的概括，其中讲到了面临的四次挑战。这四次挑战可以说，特别是前三次挑战，可以说是斩断了儒学生存的基本根基，但是在我们进入现代化的今天，中国面临两个伟大复兴的时候，陈来教授认为，儒学复兴的第二次历史机遇又来到了。许多人一直认为，就是儒学思想中间最主要的是当时那个就是孔子的思想，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精英主导的一种思想，精英治国的一种思想。那么有些人就因此就说，这个和现代的这种民主治国的理念，它有点格格不入。因此的话，儒家的思想，特别是孔子的精英治国的思想，是现代民主在中国推行非常困难的一种阻力，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陈来：我想当然是跟现代的民主是有一定的差距，你比如说不管是叫精英治国，还是用什么样的讲法，就是孔子那个时候，当然他没有设想到当今的这种大众民主。

主持人：对。

陈来：我想这个在整个古代东西方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孔子的思想里边，特别是在这个后续的，像孟子的思想里面，他提出了很多思想，这个思想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民主社会的价值和基本观念是相通的。你比如说这个像这个孟子讲的民本的思想，这民本思想，那我们今天叫以民为本也好，以人为本也好，是吧，这个重视这个民生、民情，是吧，等等，这个当然我们今天讲这个民主讲民智等等这些东西，都跟他这样的思想，可以有某种关联。所以我看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子来活用，运用这些古典的资源，而不是斤斤计较说看看它有没有差别，要差别的话古代的和现代的东西当然一定是有差别的。

主持人：有人曾经也说过，包括经常引用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话，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那么现在也有一些西方人对这个说法提出质疑，说21世纪中国到底能给世界带来什么?然后世界这个就是你的世纪呢?

陈来：这个问题非常大，这个我呢，是不敢这个承认说，这个21世纪就是中国人的世纪，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太大了。

主持人：太大了。

陈来：是吧。我想一般中国人我们都不太敢，因为西方人他的表达比较夸张，经常有这样的形式的夸张，但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清醒。就是我们的发展阶段应该说还是在初级阶段，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因此我们要看任重道远，就是因为我们首先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要把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要好好地我们重新地了解它，介绍给世界，这是我们带给世界的文化信息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说这个光是孔子学院还是不能做到的，它主要是语言的，因为我们在过去一百年里面，经过这四次冲击，我们就是总体来讲时间比较少，用来沉潜在我们祖先创造的文化里面，把它弄弄清楚，用现在的形式介绍给世界，讲清楚，到底我们有多少宝藏。

但是我们有哪些东西是可以给这个现在的这个现代文明，不管是经济发展模式，这什么东西能够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可是现在还看得不太清楚。

主持人：看得不太清楚。

陈来：看得不太清楚是因为我们的实践还没有把这方面完全开掀出来，因为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是吧?这个路我们还正在行进之中，我们还在摸索。不能说我们现在就有一套非常现成的可以介绍给西方的一套模式、一套经验，我觉得不能这么说。

主持人：有一位凤凰网友叫下里巴人，他向陈教授提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大学最贫瘠的就是思想，这与当前重理轻文的思潮有关，当代中国需要钱学森，也更需要朱熹，不知道陈先生怎样看待这种重理轻文的实用功利的思潮，有没有良策去改变它?

陈来：这个网友提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前一段这个钱老去世之前，不是提出这个问题吗?我们的创新人才吗?但是我看钱老主要指的还是科技方面的创新人才，那是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就是最重要的呢?当然是重要，但是另一方面就是人文的，带有思想性的这个创新人才同样重要。所以一个社会我想，特别一个现代社会，不能够仅仅有科技的一面。以前季羡林先生在的时候，他90年代，在这个电视上经常讲，说国家重理轻文，说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想季先生是敢讲话的，这个科教兴国吗?有很多领导同志，一讲就是科技兴国了，这个就偏了，因为教是更广泛的，它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它包括更广的人文教育，所以这个网友我觉得提得是很好的，就是我们今天应该也致力培养出新一代的有思想这样的学者。

六、现场提问

主持人：进入现场提问，有问题要提的同学请举手。

同学：陈先生你好，您刚才那个讲座基本上是以这个冲击与回应的模式，就是介绍那个百年儒学的发展。您能不能就是以这个预示的这个角度，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儒学就怎么样一个就是怎么样走出这个书斋，也就是自我建构，有没有这样的讲法?谢谢。

陈来：那么因为这个80年代以来，在美国中国学研究里面，有这种模式的变化，是吧?就是从这个挑战回应说，向这个中国中心说的这种变化。但是我们要尊重历史，就是百年来，这个虽然儒家自己也有内在的一些发展的需要，但是总体来讲儒家的发展的步骤，它的节奏，和它的方向是不可能离开它的时代。所以这个挑战和回应，这个回应不一定就是说，仅仅是一个是外部的回应，是你对时代的回应。那么仅仅去独立地设想一个儒学的内在发展，这个有时候是无的放矢的。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提倡儒学仍然要密切地结合它时代的课题，面对时代给它的挑战，不管这个挑战是从纯粹外来的，还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谢谢。

主持人：下一位。

同学：陈先生，民间的这个儒学的这个发展，好像据我的了解就是那个层次跟那种真假的这种方向很多，那在这种社会的发展，有好有不好，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可以是危险的，所以我不知道你觉得?

陈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蛮复杂的。就是现在因为这个民间的文化活动非常多，就是这个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作为基本的资料，基本的材料，来这个开展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最近有关养生的方面，好像也出来一些问题，是吧，这些问题就属于你说的那类的问题里边的，当然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但是确实有，包括就是说文化传播，包括国学的传播的方面，比如说是不是也有一些开办讲学的人，讲的东西好像从这个我们有一些这个专门研究的学者来讲，觉得讲得不太到位，或者有偏差，是吧。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讲得更差一点的，我觉得这么大的国家确实可能有。

我想也不用怕，我想大多数这个弘扬传播中国文化的这些方式，比如说这些学堂，这个讲习班呐，这个什么读经班呐，大多都是没问题。你比如说儿童读经班，它没有问题，经典诵读这都没问题。那么这个关于文化的国学文化传播，有的时候有的人这个讲老子，可能讲的跟学术界的观点不太一样;有的人讲孔子，可能讲的有他自己的一些特殊心得，不一定在学术界能站得住，我想这是不可避免的。讲得不对的话，也应该允许大家批评。

有一个这个社会上的一个合理的互动，而不是说放任自流，谁爱讲什么讲什么，我觉得这个也不行。但是政府并不见得适合出来扮演这个角色，政府来说张三你讲得不对，文化局也说下个文，这个没有必要。应该有这个关心这个学术，关心社会文化发展的学者，我相信他自然会出来批评。

主持人：非常感谢陈来教授精彩的演讲。在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化的过程中，儒学是一剂镇定剂。儒学的缺失导致的道德约束的缺失，其危害势必将持续，势必将加重。我们反思大陆儒学百年变迁，不仅仅是为了寻根历史，更重要的在于启示未来，为中国的真正复兴寻找到可靠的精神砥柱。让我们再次感谢陈来教授精彩的演讲。同时也感谢今天在座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同学，以及凤凰网的网友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世纪大讲堂》再见。

第三篇：中国大陆液晶面板

中国大陆液晶面板十年:身陷误解赢得尊严

2013年8月12日，液晶面板产业发展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融资——京东方460亿元定增被质疑“圈钱”。从鄂尔多斯出差回来的京东方总裁陈炎顺对《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表示，这是对液晶面板发展的深刻误解。

十年前，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TFT-LCD业务，中国大陆企业第一次掌握了液晶面板核心技术。一个规模达数千亿元的产业也由此起步。

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十年来扮演了一个矛盾集合体的角色——为了提升国家的工业化和技术装备水平，即便亏损惨重，他们不得不继续投资，进行大规模扩张。而作为一家公司，他们还必须向投资者负责。此外，在承受着巨大亏损的同时，这个产业还必须对“过剩论”、“OLED替代论”作出解释。

十年回首，出局者已经远去，格局焕然一新。中国大陆面板业“政府支持、市朝运作”的发展模式是中国特色还是国际惯例?在汹涌的产业洪流中，如何定义这十年的历史意义?2003如梦方醒

在数十年以市郴技术愿望破灭后，中国大陆面板业幡然醒悟：尊严不是等来的，得自己挣。

2003年2月，京东方以3.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韩国现代电子的液晶业务，在北京亦庄投资12亿美元建设了一条5代线，于2005年5月量产，结束了中国自主生产液晶显示屏零时代。

这是一个日后必定写入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历史的日子。在日韩平板电视厂商及中国台湾企业拥屏自重、肆意侵蚀中国大陆彩电市场份额，并对中国大陆企业进行液晶技术封锁十年后，中国大陆企业第一次撕开了严密的技术封锁线。

彼时，世界电视产业从传统CRT显示器向液晶、等离子等新型平板显示器转换，液晶面板占液晶电视整机成本的2/3，中国大陆彩电厂商被迫花费巨资，从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厂商手里采购液晶面板等关键零部件。

事实上，在京东方举起收购之刃一年前的2002年4月，上海广电集团就与日本NEC签订液晶项目合作意向书，投资近100亿元从NEC引进一条5代线。但这次合作依然没能跳出CRT时代“用合资方式换取技术使用”的传统模式。

这种模式京东方相当熟悉。早在1987年，京东方前身北京电子管厂就与日本松下建立了合资企业——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厂，北京电子管厂占股25%，松下控股。但直至2009年CRT电视几乎被挤下历史舞台、松下彩管厂关张大吉为止，中方也没能从中拿到任何核心技术。

显示产业的演变轨迹仿佛是历史的宿命，始终没能逃出诞生于欧美、成熟于日韩、产业化于中国台湾，最终向中国大陆流变的规律。在上世纪60年代肇始的CRT显示时代，中国大陆在严密的技术封锁下数十年寸草不生，到CRT寿终正寝时中国大陆的产业人蓦然发现，牺牲市场并不能换来技术，贫瘠的土地断然无法凭空长出果实。

清华液晶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百哲也说，与汽车产业不同，历史证明液晶面板产业“以市郴技术”这条路走不通。如果依然走合资路线，这个产业可能至今还在死胡同里打转。京东方总裁陈炎顺也认为，收购韩国现代电子让显示产业的演变轨迹彻底改变，中国大陆液晶产业发展至少提前了5年。

2003年，15英寸液晶面板的价格一度窜升至每片230美元，致使京东方当年营收达到破纪录的111.8亿元，猛增133.7%;实现净利润4.03亿元，比上年暴增386.7%。上广电也开始迎来历史上最好的时刻。

京东方开始冲高产量，从初始阶段的月产3万片，扩大到2006年8月的6万片，2007年9月达到8万片，2008年7月已经达到月产10万片。京东方开始爆炸式地发展，5代线成为国际上运行效率和赢利能力最好的生产线之一。

然而京东方的命运，却在顺风顺水之时因为2004年下半年液晶周期的衰退被彻底改变。这个变化也为京东方日后在市朝过程中处处被动埋下伏笔。

2005龙难聚

深圳“第三城”梦难圆，夏普为何对“聚龙计划”始乱终弃?又如何曲线成就了华星光电?

进入液晶面板行业就像骑上了虎背，骑着不舒服，但下来更危险。这意味着只要身在其中就得继续投资扩大规模。5代线切割的面板并不能供应大屏幕液晶电视的市场，而中国大陆是世界最大的液晶电视市场，大尺寸液晶面板却全部依赖进口。

2005年下半年，在信息产业部和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深受进口面板制约之痛的创维、TCL、康佳、长虹等4家彩电巨头计划合资在深圳建设6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在向境外企业寻求技术来源时，他们得到的答复或者干脆是不转让技术，或者是技术转让费太高。当寻求外企技术支持碰壁后，“聚龙计划”将橄榄枝抛向拥有自主液晶面板技术的京东方。

将现代电子纳入麾下后，京东方不甘仅在北京建设一条5代线，此时出现的“聚龙计划”恰恰也符合了京东方“挥师南下”的扩张战略。2006年初，隶属于深圳市国资委的深超光电以及创维、TCL、康佳和长虹等4家彩电企业各出资200万元成立聚龙公司，京东方以技术入股占40%，四家彩电企业占股40%，深超光电则占股20%。

就在协议签约关口的2007年7月底，日本夏普主动向深圳市政府提出愿意以技术入股，建设一条7.5代线，令深圳市和4家彩电商开始动遥长虹干脆撤出去做等离子了，“聚龙计划”与京东方的合作就此搁浅。

同时在日本本土，夏普已经确定投资建设10代线液晶面板工业园区，总投资额达到642亿元。沉浸在喜悦中的“聚龙计划”成员并没有注意，在筹建10代线而资金链紧张的时刻，夏普主动示好究竟是真心还是假意。

时隔不久，广东省信息产业厅透露，夏普投资建厂的项目基本暂停，具体原因与夏普原先承诺额包括投资、专利等方面的一些条件无法实现有关。

夏普的意外搅局使深圳成为继京沪之外的中国大陆液晶面板第三城愿景搁浅，也将京东方南下的计划彻底搅黄。

但深圳仍未放弃努力。“聚龙计划”流产后，深圳市一直寻求以TCL为主体、通过从国外企业购买技术进入液晶面板产业，但困难重重。

2007年送走夏普后，TCL与韩国三星签署技术合作协议，在三星的技术支持下建设一个液晶模组厂。该项目于2009年2月量产，当年即实现赢利。

TCL模组厂本来是为三星代工，但项目的实施却使TCL逐渐形成建厂能力。值得一提的是，TCL通过这个项目建立了自己的研发团队，并通过实践获得了自主建设液晶模组生产线的能力。3年后，这个团队发展为中国大陆液晶产业的重要力量，华星光电应运而生。回溯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的历史，深圳故事仍然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它促成了日后虎踞华南的液晶面板企业——华星光电的诞生，却也将中国大陆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发展的步伐至少推迟了2~3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7年这一年中，中国大陆面板进口额超过300亿美元。2006谷底苦熬

瞬间回暖使液晶面板“国家队”流产，意外促使中国大陆面板业自主发展模式雏形初现。

就在折戟深圳当年，液晶面板价格开始直线下行，行业形势一落千丈。京东方截至年底

的财报显示，2005年公司亏损达16亿元，这是自1993年公司成立以来出现的首次亏损。

沪派面板巨头上广电也在亏损的威胁中煎熬。尽管没有出现亏损，但是净利润也已下滑达90%以上。

2006年12月，在国家开发银行、信息产业部等的推动下，陷入经营困境的京东方、上广电，以及位于江苏昆山的龙腾光电3家企业宣布将各自旗下的5代线剥离出来，合并成立合资公司统一运营。“三合一”的计划被传得甚嚣尘上，液晶面板“国家队”呼之欲出。中国工程院院士欧阳钟灿向《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回忆称，在资金链朝不保夕的行业低谷期，3家企业都对合并抱有很大期望。曾有坊间消息称，京东方、上广电、龙腾光电“三合一”计划完成后，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将向合并后的公司提供不少于10亿美元额度的资金支持。

就在马上要签署合同时，2007年上半年液晶价格突然出现回暖迹象。“大家都放慢了脚步，公司好不容易能挣到钱，当然先把钱赚了再说。”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秘书长梁新清回忆说。此后“三合一”计划无疾而终。

液晶面板“国家队”组建流产，让京东方和上广电都不得不重新考虑战略。京东方认为贸然上高世代线风险太大，于是决定建设投资规模较小的低世代线，在中小尺寸液晶面板市场做到最强，然后再向高世代线扩张。其走出的第一步是在成都建设一条4.5代线。而上广电则依旧围绕合资战略进行布局。2006年9月，原上广电NEC总经理周家春退休，由原上广电光电子总经理施岳志接任。施岳志空降企业后，从中国台湾带来一大批员工，并大量更换中国台湾供应商。

虽然不是建高世代生产线，但是成都4.5代线采取的融资模式对于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发展而言，却是一次重大的突破，为后来京东方建设6代线和8.5代线以及华星光电的液晶面板生产线打开了一条融资通道。

此前，北京市政府借款28亿元给京东方以支持5代线建设。在后来遭遇资金困难时，京东方提出将借款转成京东方集团的股份，一方面可以帮助京东方渡过难关，同时政府仍然可以通过资本市池收这笔资金。北京市政府同意了京东方提出的这个办法。这一方式为京东方展现了一条融资新出路：向政府或者特定的“战略投资者”增发股票以获得足够的资本金。这种债转股的策略在如今看来十分平常，但其出现在2006年风雨飘摇的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中，却挽救了危机中的京东方，使这个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液晶面板企业等到了2007年的难得赢利，也使“政府投资、市朝运作”的面板业独有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2008规模战

沪派企业倒下，液晶面板产业规模战开打，“产能过剩论”抬头。

“忽喇喇似大厦倾”，经过2007年上半年短暂的好光景后，液晶周期的过山车效应持续发酵，全球液晶面板价格崩盘。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面板业进入亏损下滑道，这一亏损连续近5个年头。

这一年年底，上广电高层集体换届，施岳志提出辞职，由上广电电子股份公司总裁顾伟民接任。两次换帅造成的人事动荡和管理混乱，让刚刚投产3年的5代线一直在巨亏中度日。最终在高额设备折旧、高价进口原材料、产品缺乏竞争力、人事动荡以及技术依靠日本NEC的五重打击下，上广电NEC的“引进-合资”模式走上了穷途末路，只有日本三井财团在其中成为最终的获益者，韩国、中国台湾厂商则少了一个潜在竞争对手。

同样是在2007年，在“聚龙计划”中铩羽而归的TCL不甘示弱，与夏普合作破裂后，转而寻求与韩系面板厂商合作。当年，TCL与韩国三星签署技术合作协议，在三星的技术支持下建设液晶模组厂。同年4月，“三合一”失败后唯一一家没有上市的面板巨头龙腾光电增资8.7亿美元扩产的方案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通过。坊间亦有消息称，龙腾

光电有意借壳上市。

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甫一抬头，再遭重创。2008年，奇美、友达、华映光电、LGD等相继收缩战线备战寒冬。

2008年，京东方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出口艰难的关键时刻意外发动了规模战。这一年3月，京东方成都TFT-LCD4.5代线开工建设，在此后5年内，京东方在TFT-LCD领域总共投了500多亿元实施扩张计划。扩张背后的逻辑，陈炎顺的解释是京东方要化行业低谷为企业成长机会。

从2009年开始，中国大陆市场对液晶面板的需求急剧增长。2009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连续两次组织中国大陆九大彩电厂商赴中国台湾采购液晶面板，总金额高达44亿美元，总量超过1200万片。此举甚至一度被评价为“将中国台湾企业拉出了金融危机泥沼”。

主管部门也意识到大尺寸屏幕需求急剧扩大这一现象。2009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发布的一份名为《2010~2012年平板显示产业发展规划》的文件中，也提出面板生产正步入大尺寸时代，要重点支持6代以上TFT-LCD面板生产线等。

当年2月份，韩国企业突然以现金向中国台湾广达、奇美采购了400万片库存，并签署2009采购协议，这种控制市场供应量的行为，立刻让中国大陆面板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同时韩国企业压缩对华液晶出口量，开始涨价。接下来的6个月面板价格涨幅达到了30%以上，导致中国大陆彩电企业再次陷入困境。中国台湾企业坐视这种局面，跟进控制产量，从中获利。

而京东方所扩张的生产线投产后改变了所有业内玩家的心态，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长达4年的规模竞赛也由此开始。夏普、三星、LG、奇美等企业纷纷宣布放弃封锁战略，要在中国大陆建设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深天马、龙腾光电和TCL都加足了马力开始新建、扩建产能。

此前与三星在液晶模组项目上的成功合作，给了TCL管理层巨大的信心，同时也使他们熟悉了液晶面板行业，在业内建立起了人脉关系。在向外国企业购买生产线的设想走入死胡同后，TCL找到一名资深的中国台湾技术管理者——曾经的奇美电子电视面板事业处总处长陈立宜按照自主建线的需要招募了一支由100多名有经验的中国台湾工程师组成的技术团队。在这一条件下，TCL向深圳市政府提出了自主建设一条8.5代线的方案，并迅速获得了实施。

硬币的另一面则是，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能过剩的论调开始不胫而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在对外口径中谨慎地用“投资过热”或“结构性过剩”来形容。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彭红兵向本刊记者回忆称：“200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明确提出要求，所有在我国大陆投资建设的高世代TFT-LCD面板项目，需要由国家投资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进行综合性、对比性审查。”

2010年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收回了液晶面板项目审批权。在此之前，北京京东方、昆山龙飞光电、深圳华星光电3条高世代液晶生产线已经获批，尚待审批的南京中电熊猫夏普、广州LG、合肥京东方、苏州三星和成都富士康5条高世代线的争夺战就成了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瞩目的焦点，而主管部门决定只批准两个新增项目。

2010大逆转

中国大陆大尺寸液晶面板产能开始释放，彻底撕开产业封锁，为日后全球产业格局调整埋下伏笔。

2010年是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的反转时刻，大中尺寸液晶电视面板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永远成为历史。

这一年10月，合肥平板显示产业基地——中国大陆首条第6代TFT-LCD生产线正式量

产。这是中国大陆自主建设的首条高世代线，京东方仅用18个月时间的建设周期，创造了全球6代线建设的最快速度。

这一年，液晶面板领域大规模的产能扩充迎来第二个高潮，也是液晶面板大尺寸产品产能扩充的最高峰。深圳华星光电第8.5代TFT-LCD项目在深圳市光明新区正式开工，三星、LGD8.5代线项目均获批。

事实上，自从京东方合肥6代线开工后，在金融海啸中停顿下来的夏普10代线、三星和LG的8代线、友达和奇美的8.5代线都恢复了建设。同时，夏普、LG、三星、友达、奇美开始前往中国大陆与各级政府积极接触，探讨在大陆建线的可能性。

2010年全球液晶面板出货量达到了6.65亿片，实现了26%的同比增长幅度。据DisplaySearch统计数据显示，LG压倒三星成为2010年全球大尺寸液晶面板之王，其总市场份额为25.9%，三星拿下了22.9%的份额，友达则凭借16.8%的市场份额名列第三，奇美的市场份额为16.5%排名第四，夏普是全球第五名，京东方的规模位列全球第十位。

2010年前的液晶面板产业，中国大陆企业仍然没能走出“新兵训练营”，参与高段位竞争。韩国一直是大尺寸TFT-LCD的最大生产国，产量接近全球一半，随后是中国台湾，占全球总产量的40%，而日本在6代、8代和10代线上有着强大优势。

合肥6代线的快速量产，使京东方获得了与全球液晶面板巨头同台较量的资本，其扩张的步伐也借势驶入快车道。两年后，京东方取代了夏普的位置，一举挤入全球五强。

中日TFT-LCD面板产业形式发生了逆转。2011年第二季度，日本大尺寸TFT-LCD面板月产量由320万片减到230万片，中国大陆则由270万片提高到340万片。从第三季度开始，中国大陆地区大尺寸TFT-LCD产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TFT-LCD产地。中国大陆液晶面板的国际地位在这一年开始弯道超车。

很显然，中国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市常全球中小尺寸液晶面板的年需求约为24亿片，显示器面板需求超过2亿片，液晶电视面板需求超过1亿片，中国大陆市场占比达到了20%。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基地，全球约70%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80%的显示器、60%的电视机都在中国大陆制造。

2013形象错位

该不该忍受液晶面板业亏损?在产业使命与资本市场之间如何找到平衡?

自京东方发动规模战至今的5年时间里，围绕在其身上的质疑时有出现，尤其是在资本市常2000年年底在A股上市以来，京东方的累计亏损金额超过80亿元，累计分红金额只有1.18亿元，最近的一次分红在7年前。

陈炎顺坦言，10年前，京东方凭借一场收购打开了局面，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由此赢得了尊严。目前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已拥有完整的技术，且无论规模还是创新实力都已超过日本，直追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成就产业界都明白，但资本界显然对京东方有很多误读。”陈炎顺说。

京东方副总裁张宇也承认，京东方的确短期内没能为投资者带来更多的回报，“但任何产业都要遵守发展规律。中国大陆投资界流行的方便面文化仍然存在，短期没有收到实效就会很着急。在资本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这可以理解。但是，要培育战略性产业，使其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需要产业基金的支持。这类基金应该不重视短期投资行为，而是着眼于10~1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收益，与国家培育大公司的战略相呼应。”

究其根本，这种“产业形象与资本形象错位”现状，正是由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发展的商业模式所导致——产业的投资回报周期较长，故而通常采取着眼于长远发展的政府主导投资模式，同时短期内又必须在资本市场融资，进行市朝运作。

“拥有强大的政府投资又要按照市朝运作，这是京东方成功也是遭质疑的关键点，我们是钢丝上的舞者。”陈炎顺说。

2011年上半年，鄂尔多斯市政府答应配置给京东方一个不低于10亿吨储量的煤矿，主要用于在鄂尔多斯投资5.5代AM-OLED有机发光显示器件生产线。煤矿配置的做法直接让质疑的矛头对准了京东方——这一年京东方亏损12.15亿元。

“亏损肯定是不正常的，不管用谁的钱，但是这个产业对中国大陆太重要了。如果中国大陆没有企业做面板，一年500多亿美元的进口额，中国大陆电子工业将是什么状况?我们起步晚，京东方做5代线的时候，产能连1%都不到，不亏才怪。现在把控能力强了，才有了2012年的赢利。”张百哲如此认为。

东旭集团副总裁王建强认为，近几年面板产业都在亏损，原因在于核心设备以及核心材料成本偏高。比如液晶玻璃，8.5代线面板用的玻璃中国大陆不能生产，小尺寸的产量也很少。“在显示设备上，国家在资金上支持企业创新制造，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同时面板产业投资金额是比较大的。

”王建强说。

同样令人侧目的还有另一组数据。截至去年，京东方上市10年完成4次融资，累计融资额高达171亿元，而其他资金主要由银行贷款与政府支持：合肥6代线中，有30亿元是合肥市政府旗下投资公司直接出资;北京8代线，北京市政府直接投资85亿元作为启动资金，后来又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注资45亿元。

这种模式是液晶面板行业阶段性选择还是最优化选择?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秘书长梁新清认为，这是阶段性的选择，中国大陆的特殊情况导致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划，在政策、土地、基础设施建设上都应给与支持。即便不引进国内公司也会引进国外公司，像南京就在跟夏普合作。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产业正在快速发展，信息消费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种种信号都预示着作为信息消费底层支撑产业的液晶面板已经到了收割期。这个产业接下来会逐渐提高市朝程度，从量的竞争转变为质的竞争。”梁新清说，“这个产业用了十年时间证明了自己，它不应该一直处于自我辩解的位置上。

第四篇：中国大陆公民赴香港定居

港通国际

版权来自

中国大陆公民赴香港定居

(一)申请定居的条件：

根据1986年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规定定居条件是：

(1)夫妻一方定居香港、澳门，分居多年的;

(2)定居香港、澳门的父母年老体弱，必须由内地子女前往照料的;

(3)内地无依无靠的老人和儿童，须投靠在香港、澳门的直系亲属和近亲属的;

(4)定居香港、澳门直系亲属的产业无人继承，必须由内地子女去定居才能继承的;

(5)有其他特殊情况必须定居的。

(二)申请赴香港、澳门定居的证明材料：

1、夫妻一方定居香港、澳门，分居多年的，可以申请去香港、澳门定居，使夫妻团聚。

分居多年的具体年限，由于各地情况不同，规定的分居年限也不一样。申请者是男性的配偶，容易获准。申请去香港的分居年限与去澳门的分居年限也不相同。广西现公布的分居年限，去香港的须分居满4年以上，去澳门的须分居满8年以上。

1 港通国际

版权来自申请人应向受理申请的公安机关递交下列证明材料，由受理机关验证，并留下复印件：

(1)申请人与在香港、澳门的配偶的合法婚姻证明。港澳同胞与内地公民结婚的，递交内地公民户口所在地县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出具的结婚证。在香港登记结婚的，递交香港婚姻注册处出具的结婚证书以及内地涉外公证机关出具的夫妻关系公证书。

(2)配偶在香港、澳门有永久居住资格的证明。如注明持证人在香港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澳门身份证复印件。

(3)香港或澳门配偶的近期来信。

2、定居香港、澳门的父母年老体弱，必须由内地子女前往照料的。

一般来说，在香港、澳门的父母分别达到60和55岁为"年老";身体有病、健康不佳为"体弱";在香港、澳门没有子女的属"必须由内地子女前往照料"，其内地一个子女才可申请去香港、澳门定居，以照顾父母。

对于在香港、澳门的父母身边原有的子女，因移民或经商等原因离开了香港、澳门去其他国家，造成父母身边无子女，内地子女又申请去港、澳定居照顾父母，由于受名额限制，目前尚无法满足要求。申请人须向受理机关递交下列证明材料：

(1)与香港、澳门亲属的关系证明。如公证机关出具的亲属关系公证书以及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2)香港、澳门亲属有永久居住资格的证明;

(3)定居香港、澳门的父母身边无子女的有关证明;

(4)香港、澳门父母健康状况证明，如医院的证明等(对体弱者而言);

2 港通国际

版权来自 (5)香港、澳门亲属近期来信。

3、内地无依无靠的老人和儿童须投靠在香港、澳门曲直系亲属和近亲属的，可以申请去香港、澳门定居。该项条件中的"儿童"应指12周岁以下者;"直系亲属"是指父母、子女、祖父母、孙子女;"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

申请人应向受理机关递交下列证明材料：

(1)与香港、澳门亲属关系的公证

(2)香港、澳门亲属有永久居住资格的证明;

(3)在香港、澳门的亲属同意照料(抚养)的证明材料;

(4)香港、澳门亲属近期来信。

4、定居香港、澳门直系亲属的产业无人继承，必须由内地的子女去定居才能继承的，内地一个子女可以申请去香港、澳门定居，继承产业。定居香港、澳门直系亲属在香港、澳门有产业，并且在香港、澳门无子女的，才属产业无人继承。

该项条件中"定居"应是在香港居留7年以上，有永久居留资格的;"产业"是指定居香港、澳门父母、祖父母等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不含华侨、台湾同胞、外籍华人的一般投股，动产的临时转移以及房屋。"继承"是对遗产而言，不含承领在世人的财产，如承领在世人的财产，应用第二个条件去衡量。"必须"指在港、澳无份额可由港、澳继承人代管，内地继承人不前往港、澳定居，不影响所有权。申请人应向受理机关递交下列证明材料：

(1)香港、澳门直系亲属产业状况的证明。如律师的有关公证、商业注

3 港通国际

版权来自册证明材料、税单、产权证明材料、银行存款证明材料等;

(2)内地子女有合法继承权的证明;

(3)该产业主人属于直系亲属并在港、澳定居(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在港澳无子女继承的证明材料等。

5、有其他特殊情况必须去港、澳定居的也可以申请去港、澳定居。第五个条件中的"特殊情?quot;是指法规中没有列到，但条件更充足的，如老年夫妻虽不足分居年限，但有特殊理由的。

(三)去香港、澳门定居的申请程序：

1、提出申请

内地公民符合上述申请去香港、澳门定居或短期停留条件的，本人可到户口所在地的市、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2、履行申请手续

申请人向户口所在地的市、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后，并履行下列申请手续：

(1)交验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或者其他户籍证明和工作证。如公安部门要求提交复印件，应予复印提交。

(2)填写《中国公民出境申请表》，应用毛笔或钢笔如实详细填写。"出生地"一栏应写明省、自治区名称和市、县名称。

(3)递交所在工作单位对申请人前往香港、澳门的书面意见。这个书面意见应明确表示是否同意申请人去香港、澳门定居或短期停留。无工作单位的，可递交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或者公安派

4 港通国际

版权来自出所出具的证明。

(4)递交与申请事由相应的证明，即符合上述第

二、第三条各款所述的应递交的相应证明材料。(5)交申请人近期免冠正面二寸照片5张。

3、受理申请

申请人向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回答了有关询问和履行申请手续后，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即可受理其申请。如手续不完善、证明材料不齐全，应补充完善齐全后才予受理。

4、领取去香港、澳门的证件申请人接到批准通知后，由于名额的限制，相当部分的申请人都要等候发证。因为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对获得批准的申请人，还要做发证的安排。安排的次序，一般先安排分居时间长的，属短期去港、澳的，先安排会见台湾亲属或直系亲属、先申请的以及情况特殊的。

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签发证件后，即通知申请人，申请人须携带领证凭证，前往领取，并交工本费和签注费。领取证件一般应携带本人户口本、居民身份证、所在工作单位出具的领证介绍信等。持《前往港澳通行证》的人员，应当在赴香港、澳门定居之前，到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注销户口。

(四)入境居民应注意的问题：

公安机关对于批准赴港澳地区定居的公民，发给《前往港澳通行证》;而批准赴港澳地区探亲或因其他原因的作短期逗留的公民，发给《往来港澳通行证》。

《前往港澳通行证》是一次性的单程通行证，持有者凭此从指定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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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来自出境，到达香港、澳门后，还要凭此证办理在香港、澳门的定居手续。《前往港澳通行证》的有效期一般为3个月，一次出境有效，不能办理延期。申请人拿到证件后，一定要注意签发的日期，在规定的时间内前往香港、澳门。

《往来港澳通行证》可以多次使用，且自颁发之日起有效期5年，使用期满后可延期两次，每次可延期5年。考虑到申请人前往港澳探亲或者会亲的实际需要，公安机关一般会给予3个月以内的居留期限，即在《往来港澳通行证》上作一签注。

内地公民因私事前往香港、澳门，凭《前往港澳通行证》或《往来港澳通行证》，从指定口岸通行，返回内地时也可以从其他对外开放口岸通行。指定口岸：往香港从深圳口岸通行，往澳门从珠海拱北口岸通行。持单程通行证来港的人士，入境时，人民入境事务处会批签临时居留一年，他们需在抵港一个月内，办理一年临时居留手续，并取?quot;香港身份证"。然后必须在港住满7年，才有资格申请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在此之前他们仍然为临时居民身份，此期间需每年到人民入境事务处金钟道分处，办理延期居留手续。

持有香港身份证的临时居民，在香港住满7年之后，可在办理延期手续的同时，向人民入境事务处人员提出申请永久居留。该处人员经考虑批准后，申请人便可办理转换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手续。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表示持证人在香港拥有永久居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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