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

第一篇：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

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研究（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二、三十年，对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以后才开始起步，由于基础资料奇缺、已往研究成果贫乏及研究力量薄弱等原因，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工作起步十分艰难。

一、民族人口研究的进展取决于人口基本数据的提供状况

1953年和1964年的第

一、二次人口普查手

工汇总资料，仅有各民族人口数量和地区分布资料，而1982年的全国和民族自治地主的100机器汇总资料和1抽样资料(仅限于100万人口以上可用)则提供了各民族人口数量、分布、婚姻、家庭、生育、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职业等重要基础数据，对民族人口的分析研究开始提供了空前的有利条件，从而第一次基本上弄清了民族人口的种种特点和存在的诸多问题。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机器汇总的民族人口资料，除了1982年的内容外，还具有更有价值的重要特点：第一，增加了民族人口迁移、死亡等项目;第二，按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对婚姻、生育、死亡、文化程度(分在校、毕业、肄业等)、文盲、职业、行业、年龄、性别等进行设计和交叉汇总，这在全世界各国中是唯一的，为分析各民族人口状况、特点和问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对推进中国民族人口学科发展起了空前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有位美国人口学家反映，东南亚有的国家也准备效仿。在多种抽样调查中的民族人口资料相当丰富，如1987年和199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8个少数民族妇女婚育情况抽样调查数汇总等，对分析研究各民族人口、婚姻、生育等的现状和历史变迁，提供了可信依据。典型调查和社区调查资料，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民族人口研究内容，《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1992)反映了20多个民族的100多个社区的人口、社会、经济、自然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1995)涵盖了对9个民族(或地区)的人口调查资料分析研究外，还对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对策研究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二、国内、外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民族人口研究的展开

在奠基性和开拓性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国家教委、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政部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积极扶持，除了资助民族人口专著出版外，还分别设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在“七五”期间，国家教委和国家社科基金分别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等课题，国家计生委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家庭、婚姻、生育、节育情况系列调查研究”课题;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和“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教委的P04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统计局的P33项目“中国1990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析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计生委的P07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拉萨市流动人口调查研究”课题，国家民委设立了“散居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等。这些调查研究和分析研究的开展与完成，不仅扭转了少数民族人口资料缺乏的局面，而且可以说是世界各国中仅有的少数民族人口资料最丰富的国家，更可喜的是有的人口研究机构正在建立少数民族人口数据库。

中国人口学会成立以来对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早在80年代初期就在兰州、贵阳和昆明召开了三次“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90年代人口学会又设立了“中国民族人口专业委员会”，以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工作。

近20年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研讨会就召开了10多次大中型会议，还于1992年和1994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和云南昆明分别召开了两次国际会议，即“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学术研讨会”与“1990年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析研讨会”。

1987年在贵阳召开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筹划会”是第一次召开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和实际部门的联合调查尝试，与会人员来自15个省、市、自治区，以协调和组织该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会议确定了承担民族社区的调查单位和专家、学者，要求按照统一设计(经过试点调查修改)的调查问卷、说明书与汇总表进行调查，调查研究成果包括调查报告和咨询报告。为了互通信息和交流情况，由综合研究协调办公室及时寄发简报。

1989年夏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社区人口调查与研究成果评审会，在1993年出版了由张天路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该书汇集了藏、彝、回、布依、朝鲜、满、瑶、京、黎、佤、拉祜、纳西(摩棱人)、基诺、畲、水、东乡、裕固、柯尔

克孜、土、撒拉、锡伯21个民族的100多个社区的调查报告。

1993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民族人口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计生委、统计局、高校、统战、民委、政协等系统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彭佩云、蒋正华等多位领导出席指导。会议共提交论文55篇文，对1990年人口普查的民族人口资料进行深入开发的

同时，还进行了适当的补充调查，为各民族人口死亡率与平均寿命、各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特别是对各民族人口指标直接进行横向比较，首次开发出了少数民族赶上和超过汉族的多项人口指标，树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新形象。会后出版了《中国民族人口演进》(张天路，1993)。

为了促进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工作的开展，经过张天路、马正亮的努力，在甘肃计生委提供出版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杂志(季刊)在1987年正式创刊，在马正亮副主编的主持下直到1999年已发行了48期。由于它是世界唯一的少数民族人口刊物，因此它的影响远远不仅限于国内。

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80年代出版了10本专著，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10多份咨询报告。在专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民族人口学》(张天路1989)。这标志着民族人口学科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中正式建立起来，填补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空白。90年代出版了31本专著，发表了500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40多篇咨询和调查报告。

三、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涉及的主要范围和主要问题

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范围之广、问题之多和难度之大，不亚于(或者可以说还稍多于)全国(或地区)的人口内容，涉及的主要范围包括：民族人口学科的建立与完善问题;基础理论建设与应用研究问题;方法论与研究方法问题;人口数量变动因素中的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指更改民族成份)、民族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属性等定量与构成问题;婚姻和家庭户中的构成、初婚年龄等问题以外的民族通婚的比例变化问题，以及婚姻形式(或婚姻制度)对民族人口再生产与其后代的素质问题;民族因素对婚姻、生产、死亡、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等的下面或副面影响问题;民族人口政策问题;民族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的相互关系问题;民族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关系问题;民族人口指标达到或超过汉族水平等。

民族人口研究的主要困难有：第一，只有每1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才有可能提供民族、分年龄、分性别的重要数据;第二，分民族人口研究面临着对56个民族人口资料的分别计算、列表、制图、分析等复杂和困难问题;第三，对民族人口进行抽样调查或社区调查的经费难以解决等。

在近20年中出版的民族人口专著多达40多本，如《民族人口学》(张天路1998)、《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黄荣清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演进》(张天路1993)、《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1995)、《中国穆斯林人口》(张天路等1991)、《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1993)、《中国藏族人口》(孙兢新1994)、《中国蒙古族人口》(王镇等1997)、《贵州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严天华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府研究》(邓宏碧1997)，《PopulationDevelopmentinTibetandRelatedIues(ZhangTianlu1997)》等。这些专著所论述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包括：民族人口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各个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历史变化、新中国时期的发展和未来50年的发展趋势;各个民族的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的变化与问题;各个民族的婚姻、生育、死亡、平均寿命和生活质量;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与效果;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内在联系和定量指标的设计以及发展模式的探索，人口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容。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

民族人口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民族学与人口学的交叉学科或者边缘学科。直到1977年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了《民族人口学》(B.U.科哥洛夫著)，虽然缺乏定量数据，但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方面阐述，原则性地提出了民族因素对民族人口过程的作用。由张天路编著的《民族人口学》于1989年出版第一版(约20万字)后，于1989年出版了经过修订的第二版(32.3万字)，该书指出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为：应该把民族人口作为根本的立足点，既包括世界各国的各个民族，也包括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它主要研究人口的民族构成、各民族的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特点、人口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和民族演变所引起的人口过程，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并分析各种社会、自然因素尤其是民族因素(包括政治、社会、宗教等所形成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对各民族人口数量、素质、婚姻、生病、死亡等的正负方面的作用。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方法

坚持以人口学的研究方法为主，并融入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有关研究方法。除经常运用数学方法、比较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外，特别强调运用人口学的问卷调查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民族学叫实地调查)相互结合的新型调查法，它既可以得到“是什么?”，也可以寻找到“为什么?”，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怎么办?”

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

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总路线和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从各个时期的民族人口状况、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人士的意愿等实际情况出发，新中国的民族人口政策经历了人口兴旺(50～70年代初)、酝酿和准备计划生育阶段(1971～1981年)。但是，由于少数民族人口经过相当时期的高速增长，民族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等的矛盾和压力愈来愈大，有的地区相当严重，少数民族群众耳闻目染汉族家庭因开展计划生育而出现的生活条件、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有所提高之后，便追求计划生育，甚至自发地行动起来，特别是1981年5月乌兰夫同志指出：“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还是要搞，问题是如何搞法，……”。在以上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为了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更快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赶上和达到汉族水平，便于1982年12月，经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六五》计划明确提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并根据各个地区的经济、自然条件和人口状况，制定计划生育工作规划”。

198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中说：“对于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可以考虑，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和政府，有关的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往往都是经过试行之后，逐步地予以完善。而其效果还是很不平衡，以致于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已进入人口现代型行列，人口工作的重点已由控制人口数量型转为提高人口素质型;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则还处于高出生、高增长阶段，还面临着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等严峻问题、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还处于由传统再生产类型向现代类型转变阶段。

少数民族人口总增长率超常规的因素分析

1953～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由3532.0万人增长到39998.4万人，平均每年递增1.11;1982年增长到6723.9万人，1964～1982年平均每年递增2.94;到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达到9132.4人，1982～1990年平均每年递增3.51;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少数民族人口为11123.8万人。根据黄荣清教授计算，近来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动，除了自然变动、国际迁移变动因素外，还有更为重要的社会变动(包括更改民族成份和民族通婚子女选报为少数民族成份者)因素，必须加以量化，这是国内有关部门和国外人口专家所关心的问题。据计算，1982～1990年在少数民族新增人口数量中的社会变动占了56.64，而自然增长部分仅为43.36，汉族则因此减少了14.15的人口。

少数民族妇女婚姻构成

从少数民族的婚姻特点出发，除了分析研究婚姻构成、平均初婚年龄等内容外，还要分析研究婚姻形式、民族通婚等对少数民族人口的作用。

1.各民族妇女婚姻构成的变化。1982～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婚姻构成，有的上升、有的下降，而且到1990年各民族间的高低也比较悬殊。1982～1990年未婚比率上升的有维吾尔、苗、布依、侗、瑶、白、土家等族，其中维吾尔族由13.4上升为16.3和苗族由21.0上升为24.0;其他民族都有所下降，其中以朝鲜族由25.6下降为18.5、蒙古族由30.9降为27.

1、回族由25.5降为21.4较为突出。到1990年未婚比率相对较低的为维吾尔族(16.3)、哈尼族(18.1)和朝鲜族(18.5)，而相对较高的则为哈萨克族(34.7)、藏族(28.1)和蒙古族(27.1)。1982～1990年离婚比率升高的有回、朝鲜、满、侗等，以中以朝鲜族由0.6上升为1.0的升幅较大;而降幅最大的为哈尼族由2.3降为0.7。到1990年离婚比率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5.2)、藏族(3.2)和傣族(1.4)。

2.各民族妇女平均初年龄。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相对较高的有藏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分别为23.8岁、23.6岁和22.7岁，为什么前两个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如此之高?我们至今还不甚明白。相对较低者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傣族和彝族，分别为19.4岁、20.0岁、20.9岁和20.9岁。

3.各民族妇女的早婚问题。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中，有13岁或15岁的男女青年便举行成人仪式为“戴天头”、“穿裙子”、建“察房”、盖“公房”等，从此算作成人，可以正式参加恋爱或婚姻社交活动，《古兰经》规定：女子9岁、男子12岁为“出幼”(即离开了幼年，进成年期，即可以结婚。)据1985年调查资料反映，新疆墨玉县维吾尔族已婚妇女中在10～14岁和15～19岁年龄组的已婚比率分别为24.67和77.18;云南傣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0.98和15.88;云南布朗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2.23和17.56;云南佤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的已婚比例分别为0.92和23.29。1982～1990年，除个别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有所上升外，大多数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都有所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有瑶族、苗族和回族，分别下降了8.3、4.5和4.3个百分点，维吾尔族下降了6.9个百分点。直到1990年早婚比率相比较高的为维吾尔、哈尼族、傣族、彝族和藏族，而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妇女的早婚比率只有2.6。

4.民族通婚。根据1990年中国各民族的民族通婚状况，民族复合家庭户和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户比例最高的都为满族、蒙古族和土家族，相对较低的都为维吾尔族、藏族和哈萨克族。民族通婚的积极作用占据着主流地位，有利于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和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

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率的变化

少数民族正式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比汉族晚了10多年，即于1982年才正式展开，而且一对夫妻比汉族可以多生1～2个孩子。

1.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在不断地下降，1989年经1981年下降了31.08。当然，各个少数民族下降幅度很不平衡。80年代朝鲜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不仅一直比汉族为低，而且一直在生育更替水平以下轨道运行，这与全民族的高文化素质、现代生育观念的树立有着直接的关系。80年代的满族实行一对夫妇生育2孩的政策，但由于文化素质较高和生育观念的积极转变，总和生育率也降到了生育更替水平线以下。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虽然1988年才正式开展计划生育，但总和生育率超前开展下降，到1989年已接近生育更替水平，与文化素质的提高，生育观念的先期转变有关。回族妇女总和生育率，是信仰伊斯兰民族中最低者。1981～1989总和生育率下降幅度相对最大的民族有黎族、侗族和壮族，分别下降了53.8

6、35.79和34.89。1989年的总和生育率相对最高的为哈萨克族(5.07)和维吾尔族(5.45)，其次为藏族(3.97)和布依族(3.79)。在百万人口以下民族中还有柯尔克族(6.14)、塔吉克族(6.13)、德昂族(5.03)、景颇族(4.23)、怒族(4.22)和撒拉族(4.15)等。总之，除个别民族外，进一步降低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2.早育问题。各民族15～19岁妇女生育率高低相当悬殊，相当高的有拉祜族(103.1‰)、哈尼族(77.8‰)、维吾尔族(75.4‰)傣族(74.9‰)和柯尔克孜族(69.4‰)，这与早婚比率较高有直接的联系，有的民族又相当的低，如裕固族(5.8‰)，俄罗斯族(6.77‰)，锡伯族(7.7‰)和朝鲜族(8.3‰)。

3.孩生育问题。1989年除了几个民族妇女多孩生育构成较低以外，大多数民族都较高，甚至更高达40以上者，3孩及以上构成在40以上有柯尔克孜、塔吉克等11个民族。1989年百万人口以上民族15～19岁妇女的多孩生育也比较严重，即各民族普遍都生育3孩，当然占该年龄组生育孩次的比例高低不等，如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1.6)、哈萨克族(1.6)、傣族(3.4)和藏族(1.0)生育4孩的有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瑶、哈尼、哈萨克和黎10个民族;甚至还有生育5孩及以上者，有藏、维吾尔、彝和黎4个民族，可以想像这些妇女生育第1胎时很有可能还处在少年时期，这对产妇和婴儿的健康都很不利。如果不及时降低对这些民族妇女、婴幼儿健康的危害以及人口高速增长势头等，给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和困难将是可以预料的。

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问题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次提供了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数据，才有可能计算各民族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1989年7月1日至1990年6月30日的校正人口死亡(未完，接(下)..)

第二篇：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于城市化问题研究报告

摘要:农村劳动力转移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它们分别构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主要内容，而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多种方式，其中农村劳动力向小城市或县城转移，是大多数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主要途径。通过对中国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解读“灰色区域”理论以及农

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出现长期化的变迁趋向，探索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渐进城市化路径的问题。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灰色区域 ;半城市化

一、引言

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明显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造成了城市化远落后于工业化、农民的生活水平远低于城镇人口生活水平的局面。

当前，“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农民问题，桥梁则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我国，在所有农村劳动力中有1/3是剩余劳动力。这样，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学界普遍认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能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也能促使传统“温饱型”农业向“盈利型”农业转变。国内外许多理论分析都基本看好“城市化”，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通过发展城市现代工业，通过现代工业形成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来完成。

二、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等模型为例不适合中国劳动力流动转移分析

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都是非农产业发展的过程，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减少的过程，是城市化的过程，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指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及城镇的转移过程，涉及到产业与空间的双重转移。目前比较经典的研究模型包括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拉尼斯—费景汉模式，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这些模型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特点及机制，由于我国自身特有的实际情况，使这几个模式均不适合中国国情,下面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为例进行解释。

阿瑟&8226;刘易斯曾通过“二元经济”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刘易斯认为，在农业部门中，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存量过大，以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者等于零甚至为负数，因而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隐蔽失业者。而这种大量的隐蔽失业人口，既是传统部门生活水平低下，发展受阻的根源，又是现代部门扩张所需劳动力的源泉。因而，刘易斯认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通过劳动力的产业转移进而地域转移，不仅促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这样也就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刘易斯的分析模型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即农业中的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新工业的建立或扩张所需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不会出现短缺。其次，由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市场竞争使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中仅能得到满足最低的、维持生存的收入水平，而在工业部门中也只能得到比农业部门中略高一点的收入，这使得工业的利润得到有效的保证。最后，工业部门将生产剩余继续投资与扩大再生产。在此基础上，刘易斯认为“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剩余再投资于形成性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自给的农业部门转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一过程要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

1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这种直接的城市化只能作为一种“城市幻觉”。发展中国家最初的工业体系一般都是在国家政府主导下建立的一种以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而重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这样，推进城市化就不可避免的加重城市负担(不仅在就业方面，而且在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可出现)。比如，对我国的有关资料表明，改革开放以前每亿元投资在轻工业部门可吸纳1.8万人就业，而在重工业部门职能吸纳6000人就业2。由于当时的“反城市化”倾向，我国的城市中并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但却为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进程留下了“后遗症”。 虽然在市场化改革推进以来，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更多地转向了市场主导，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部分的缓解了城市压力，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人口众多”也使这种状况无法根本解决，特别是城市就业压力持续存在是直接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魅力丧失许多。这种状况在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表现得非常突出。对此，刘易斯的态度是：“制止城市中不断增长的失业的方法是很难找到的，对付失业通常的方法是提供工作，但它不能解决这一情况下所出现的失业问题;相反，它只不过加重了困难而已。因而，提供工作越多，进城的人也越多。”1这也在实际上表明刘易斯的“城市幻觉”和“城市崇拜”的破灭。一味地通过直接的城市化不但不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反而加重城市负担。

三、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发展的现状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即城市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改革开放前，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和逆城市化阶段

。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来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二元化转移”时期。

第三阶段：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中国城市化模式非固定阶段。

通过下面分析这三个不同阶段的我国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模式，可以清楚的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通过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实践表明，通过中小城镇的发展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追求大城市化出现的困难。然而，中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毕竟有限，特别是伴随着乡镇企业发展的乏力及其向大中城市的转移，使我们在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城市化路径时，又不能不考虑大城市的作用，而且又不能走传统的大城市化道路。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着手恢复国民经济，随着城市工业规模的扩大，人口城市化也开始进行。城市数量的增加也带动着人口城市化进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涌入的规模迅速扩大，同时业造成了城镇公用设施的过分紧张及城镇居民食品及其它物资供给的严重不足。于是，政府开始用行政手段对农民向城市部门的转移进行严格的控制，并对城市数量进行了调整与压缩。特别是户籍制度的实施，农村人口的转移基本上受到了限制。

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是城市化发展十分迅速的时期。由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业乃至农村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矛盾日益显现。同时，由于户籍管制一定程度上的放松，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大量涌入城市。而这一阶段，城市经济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城市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程度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另外，这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大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这个时期农业剩余劳动是以二元化的转移为主的。与国家“限制大中城市发展 ”相对应，这个时期的城市化模式主要的是鼓励中小城镇的发展2。

第三阶段，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减员增效”中，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出现大量下岗职工，又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的需求不足，使整个宏观经济形势几近低迷，大中城市就业压力增强，因而，在城市化上，仍倾向于发展中小城市。在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其增长方式主要是外延式的增长，随着要素投入规模的不断扩大，产出增长率将逐渐下降，而且，要素投入组合中资本-劳动比的逐步提高，也减弱了乡镇企业的就业效应。再加上这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和乡镇企业本身的缺陷(如，产权不清晰、远离市场等)，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用也在下降。在宏观经济形势好转之后，城市经济发展较快，但就业压力依然存在;实力较强的乡镇企业也开始向大中城市转移，因而，小城镇的发展也开始缺乏工业的支撑，其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也开始下降。

从上面我国的劳动力转移阶段可以看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有限的土地生产率与近乎无限的农业劳动力供给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存在多种形式，如季节性循环转移，男性离开家庭的长期迁移，整个家庭的迁移，永久性城市定居等。本文中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这样，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基本上就可以看成是城市化的过程。

四、“灰色区域”理论及渐进城市化发展

在研究各国城市发展的时候，学者们注意到了“城市外圈”、“发展走廊”等一些特殊的城乡空间区域。这些区域是由于大城市规模无限扩大到离城市几十公里甚至几百公里以外而形成的区域，或是由于现代交通的发展在大城市之间沿铁路或高速公路形成的狭长的特殊地带。这些区域内一般呈现出城乡混杂的局面，即从景观上看，它们既不像城市，又不像农村;他们处于传统的农村地区，却又具有很强的城市区域活动的特点。这些区域的这些“不清不白”的特点，使许多学者都称之为“灰色区域”，并据此建立了从城乡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的新的城市化理论。

最早进行这方面理论研究的mcgee曾用“kotadesasi”一词来表示这种特殊区域的发展引起的城市化进程。mcgee在对亚洲国家的考察中提出了“灰色区域ι”、“灰色区域ιι”和“灰色区域ιιι”三种类型，并分别从邻近大城市的农村地区人口非农化转移、两个获两个以上的大城市相互向对方扩散(特别是由于现代交通的联结作用)以及次级城市中心人口高密度聚集的角度进行了分别阐释。mcgee认为，不管是那一种形式的“灰色区域”，其产生与发展过程的主要内容都是农业与非农业通过城乡相互作用及相互影响的动态适应而使投资与劳动力在邻近大都市的农业生态区域内实行合理配置。从它们的发育过程来看，其初期阶段以单一的大城市向周围地区扩张为主;然后出现大城市间的互动扩张;最后是大都市区形成后的整体扩张5。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渐进的城市化，或者不如说是渐进的大城市化(因为大城市的发展在该理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灰色区域”的发展及其规范化，也更容易被纳入城市体系之中)。

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灰色区域”的形成也是城市本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首先，规模过大的中心城市出现了规模不经济及积聚经济消耗殆尽的现象。如，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中地价不断上涨，因而，一些企业就会转向城市近郊。在城市近郊，由于生活成本相对较城市中心低，使这些外移的工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也可能相对较低。其次，与规模经济相联系，当城市依靠各类服务业的建立而从“自然垄断”中获取盈利的源泉逐渐减少时(因为服务设施达到了饱和状态)，城市开始转向卫星城或近郊的城市基础建设而获得“空间自然垄断”利益等。

从农村发展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角度看，靠近城市，较发达的农村地区由于城市工业外移等原因，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但由于工业和其它城市功能外移等原因，它们有更多的机会发展各种非农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等，由于工业和第三产业在“灰色区域”中的发展，这些地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断增强。而农村外移的剩余劳动力从其转移的成本和收益角度考虑也会更愿意留在“灰色区域”之中。

因而，大城市的积聚效应使许多工业企业和现代的第三产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随着城市规模不经济的出现，城市文明和积聚效应便向大城市的外围转移(这也是许多远离大城市的乡镇企业转移的一个原因之一)。随着“灰色区域”的管理和规划规范化，这些区域会很快的溶入大城市。这样，多个城市之间的“灰色区域”发展也就更容易形成辐射范围广的大城市区。在这样的大城市区的形成过程中，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被转移。当然，这样的大城市区的形成过程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因而，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途径就被称为渐进城市化路径。

五、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渐进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模式中强调，在农村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区域中心城市对农村的辐射，进而促进整个地区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区域之间在根据资源优势形成相互补充的协作体系，构成“全国一盘棋”的格局。理论体系中高度评价了乡镇企业在发展小城镇进而中国城市化中“棋子”的作用。但问题是理论体系中没有更多地对中心城市的发展做出论述，因而往往会使人不够重视中心城市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就乡镇企业而言，在我国沿海一带特别是苏南地区和江浙地区，确实对城市化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在其它地区，作用也确实有限，乡镇企业的转型和转移正在使小城镇的发展受到挑战。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中小城镇在城市化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非同小可，但大城市以及大城市群的作用更要引起重视。事实上，在我国的现实状况中，“灰色区域”理论已经在自觉不自觉中运行着。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等地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而且，随着这些地区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功能的不断外移，特别是城市工业企业的外迁过程中，许多地区都意识到“遍地开花式的工业布局，不符合城乡发展的长远利益”，因而，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地区的城市外围工业布局已纳入规划，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外围“灰色区域”的城市转变。以北京为例，随着工业外移，郊区的工业比重、就业人数等城市化指标明显上升。

而长江三角洲沪-宁-杭城市圈中，由于大城市的相向扩张，和当地相对成熟的乡镇企业的作用，使得“灰色区域”的城市化倾向愈加明显。这里有两个指标：第一，各城市的发展中，外移工业区与城市相连，成为城市的一部分;第二，交通带动的“发展走廊”中，非城市化区域不断缩小，郊区工业化城市化现象不断发生，形成工业城市化地带，同时发生城市团聚现象。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发展也可以作为这里的例证。仔细分析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外资的大量引入使得这一地区的城市迅速实现功能外移，才使得后来的外资更多地投向大城市之间和城市外围的“灰色区域”。这一地区“灰色区域”迅速城市化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与本文有关的两个问题：第一，城市规模的扩大引起工业外移和后来的投资投向“灰色区域”。第二，“灰色区域”中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这一地区现代工业的发展也更快地推动这一特殊区域的城市化。

这样，理论和实证分析的政策含义也就很明显。我国城市化肩负着转移农村大规模剩余劳动力的重要任务，在城市化进程中一定要重视“灰色区域”的作用，并通过大城市及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政府对灰色区域的规范化管理，最终实现城市化。而传统发展的小城镇，也只有在大城市圈的辐射和功能转移中才能发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功能。

但是，“灰色区域”的发展也不能仅靠自发进行，虽然政府进行引导和治理，这一地区就出现“半城市化的”现象等，这样长久下去还不利于该地区的发展的城市化。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历了从计划体制下分离和引入市场的脱离嵌入大转变，大大地加快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转变过程中，出现了部分市场处于长时间的脱离嵌入状态，没有与社会、制度乃至文化系统实现很好的衔接，从而带来许多社会整合问题。用这一观点来反观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的关系，就会发现：农村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社会，但他们主要还是在不太成熟的市场层面与城市发生联系，即使在市场层面，他们也只能在城市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难以进入城市主流劳动力市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农村人口进城，一直被当作纯粹的就业者和劳动者，被局限在次级的劳动力市场，大多从事非正规就业，有限地参与城市的劳动分工，并没有与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实现有效的衔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我们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半城市化.

当然，半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从整合理论看，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在城市的一种社会融合，是经济活动与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相互嵌入。也就是说，城市化包含三层涵义：一是系统层面的整合，即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及制度系统四者相互衔接，而不是脱节的，农村流动人口仅仅从经济系统上被接纳，在其他系统中却受到排斥，不能说是实现了城市化;二是社会层面的整合，即农村流动人口在行动、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不存在明显区隔;三是从心理上认同于城市社会，对城市有着归属感。由此观之，半城市化并没有在三个层面上实现完全的嵌入：农村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也找到了工作，但是没有融入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在城市的生活、行动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疏远乃至不认同的感受，处在半城市化状态。

与城市化相比，半城市化的关键就在半上，形象地看，犹如一个人一只脚已经跨进门槛，另一只脚还在门外一样，是一种分离的现象。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就在于，他们虽然进入了城市，在城市找到了工作，也生活在城市，但是，问题在于，城市只把他们当作经济活动者，仅仅将他们限制在边缘的经济领域中，没有把他们当作具有市民或公民身份的主体，从体制上没有赋予其他基本的权益，在生活和社会行动层面将其排斥在城市的主流生活、交往圈和文化活动之外，在社会认同上对他们进行有意无意的贬损甚至妖魔化。按博兰尼的整合理论，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就体现在体制、社会生活行动和社会心理三个层面上的不整合。

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劳动力转移渠道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直辖市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在加快城市化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关键还是在农村。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户籍制度的影响，加强完善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农民进镇、进城的门槛;要牢牢抓住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

在以加快城市化进程为主导的前提下，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将发展中小城镇建设作为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攻方向。着力发展小城镇，特别是中心集镇，这也是国际、国内经济发达国家、地区的普遍经验。同时要加强中心城市的吸纳功能。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转移会在就业、入学、交通等方面给城市带来压力,增加城市基本建设投资。

二是加强劳动力转移环境的改善，建立农村劳动力状态监测体系。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就城市的功能而言,城市不仅是城市人的城市，政府不仅要为城市人负责，也要为农村人口负责。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使广大农民脱贫致富是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农民进城务工是全民享受城市先进设施的进步表现。

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失业登记制度，我市农村劳动力也应建立监测体系，以更好地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中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

三是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指导，进一步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依托自然优势向多种经营转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解决好城镇资源短缺问题，开拓就业市场，否则，大量民工进入大城市，就会给大城市的发展带来新问题，形成“城市病。”针对就当前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就业存在盲目性的不足。首先，从政府的服务意识上，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机构,调整农村劳动力就业政策,消除就业壁垒,疏通各种就业渠道,降低农村劳动力就业成本。同时对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如职业介绍、就业信息、必要的社会保障条件等。要创造一种优良的社会环境,逐步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就业模式,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达到脱贫致富、稳定社会目的。其次，要进一步强化转变农村劳动力就业观念、转变劳动力管理部门的就业观念,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最大限度地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农业内部充分就业。通过科技、资金、市场等方面的扶持和投入，加快农业生产的深度、广度开发，挖掘就业潜力。要进一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推进贸工农一体化，增加就业岗位，实现农民增收。同时，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拓展就业领域，是带动经济持续发展，增加增大就业容量的重要途径。

上述问题的改善和解决，无不取决于宏观要素配置的改善。总的要求是适当向农业、农村和农民倾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寻求更多出路，以便在经济全局的发展中，有效而快速地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最大的难题，从而加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阿瑟&8226;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 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 陈甬军,景普秋.陈爱民.中国城市化道路新论，商务印书馆,

4 胡家勇,转型经济学.合安徽人民出版社，

5 秦润新,农村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

第三篇：中国城市化研究报告

中国城市化策略变化研究报告

一、基本概况

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此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非但不能真正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积蓄、矛盾累积。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总之，我国的城市化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中国城市化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制约，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先于地域转换，城市运行机制具有非商品经济的特征。这种城市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隔离和相互封闭“二元社会”。

1978年以后的城市化进程及其特点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化，是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迅速推进的，城乡之间速扩张、人口就地城市化为主的特点。

三、中国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978-1984年，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推动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的城市化带有恢复性性质，“先进城后建城”的特征比较明显。大约有20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并就业，高考的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也使得一批农村学生进入城市;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和小城镇，出现大量城镇暂住人口;这个时期开始崛起的乡镇企业也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国家提高了城市维护和建设费，结束了城市建设多年徘徊的局面。

1985-1991年，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以发展新城镇为主，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新兴的小城镇。

1992-2000年，城市化全面推进阶段，以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和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为主要动力。

四、城市化政策的变化

1978年以后，在经济高速增长而城乡户籍分隔的背景下，积极发展小城镇就必然成为可供政府选择的最佳城市化政策。中国的城市化终于由被压制转为松动和放开，过去那种控

制城市人口增加和城乡分隔的政策被鼓励小城镇发展的政策所取代。

1980年，在当时城乡分隔、大城市基础设施滞后的情况下，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总方针。为贯彻上述政策，80年代初，开始实行市管县制度，地级市数量增加较快，1983-1998年间，共有100多个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其中仅1983-1985年的3年里，地级市的数量净增加50个。

1983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小城市为辅”，认为“加强小城镇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上述建议在当时的城乡户籍制度下，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得到社会和政府的认同。

1984-1986年“撤社建乡”，并降低建制镇标准，结果3年里建制镇数量增加7750个;1992-1994年，国家对乡镇实行“撤、扩、并”，结果3年里建制镇又增加7750个。这6年里建制镇增加数相当于1979-1999年间(21年)净增加数的71%。

1986年国家有关部门修订“建市”标准后，县级市也增加很快。1986-1996年的11年间，县级市数量净增加286个。1992年，国务院再次修订小城镇建制标准，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建设部召开全国村镇建设工作会议，确定了以小城镇建设为重点的村镇建设工作方针，提出了到本世纪末我国小城镇建设发展目标。会后，经国务院原则同意，建设部等6个部委联合颁发了《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

1995年4月，国家体改委、建设部、公安部等11个部委联合下达《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并在全国选择了57个镇作为综合改革试点。

1997年6月10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的通知。通知认为，应当适时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允许已径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有序地向小城镇转移，促进小城镇和农村的全面发展。农村新生婴儿可以随母或者随父登记常住户口。此后，许多小城市为促进经济发展，基本放开了户籍限制;不少大中城市，甚至北京、上海等，也放松了外地人口进入本市的限制。

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进一步提升了发展小城镇的重要地位。

200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抓住机遇，适时引导小城镇健康发展，应当成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市化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实施城镇化战略。”

为了加快城镇化，2001年5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2001年5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范围，是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其他建制镇;凡在上述范围内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及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均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已在小城镇办理的蓝印户口、地方城镇居民户口，符合上述条件的，统一登记为城镇常住户口。这标志着小城镇已经废除了城乡分隔制度。有些地方甚至采取了鼓励农民到小城镇居住和创业的政策。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过去实行城乡分隔，限制人口流动逐渐转为放松管制，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小城镇;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

五、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城市规模的无限制扩大，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1)环境污染严重，原有生态环境改变，环境质量下降，趋于恶化;(2)中心区人口密集;(3)交通拥挤;

4、地价房租昂贵，居住条件差;

5、失业人口增多;(6)社会秩序混乱。

六、应对问题提出的建议

1、应考虑到城市化加速与城市生态环境转变

中国城市的生态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环境、社区环境和居室环境)目前仍然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在城市化进程的变化中要确保和环境的承载力相融合。

2、必须将中国城市的发展视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

城市化进程中的规模设计应统筹考虑城市大中小分布的系列谱和不同规模城市的“生态位”，不能人为地强调只能发展城市体系中的某个部分而忽略另一个部分。应当进一步调整全国城市布局，优化城市功能和加强产业转移力度，放大城市扩散效应，将其真正塑造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

3、认真规划国家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第三产业发展，将其塑造成国际级和国家级的人才中心、贸易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技术中心、信息中心、文化中心等，充分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辐射作用、带动作用。大城市在城市体系重复发挥了城市的规模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国家城市化战略的核心主力。城市化战略设计中要敢于克服“大城市不大”的现状。

4、加大中小城市的建设步伐，重点提升城市建设的质量

要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服务业和社区建设的力度。中小城市是我国城市体系的中坚力量，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目标。城市化战略设计中必须要克服“中城市不活、小城市不强”的现状。

5、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选择合适的路径

对于乡镇企业比较发达且分布比较集中，城镇密度比较高的地区，鼓励城镇集中合并，选择以中心城镇为中心卫星城镇分布周围的方式发展小城镇。对于乡镇企业不发达地区，首先大力发展经济、培育实力，为城镇的建设创造条件。对于有大型企业的地区，可以在其周围建立城镇，但一定要注意城镇的区位分布，注意其他配套产业的发展，防止企业风险转化为城镇风险。小城镇建设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等级中的基础力量，是大中城市的触角与延长。城市化战略设计中必须要克服“小城镇不优”的现状。

6、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打破“二元结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积极引导，加强管理，实现人员自由流动，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

第四篇：城市化过程中的贫困问题研究

关于城市化过程中贫困问题的调查报告

城市化又称都市化或城镇化。由于城市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使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长而引起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集中化过程。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一、我国城市化的现状

1、城市化发展速度快、城镇人口不断增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呈现先慢后快的特征。194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0.6%，1978年增长到17.92%，近30年只提高7.3%，发展速度很慢。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00的36.09%，22年增加了18.17个百分点。“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由2000年的36.09%增长到2004年的41.8%，2005年达到43%，年均增长1.4%。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镇人口数量由1978的17 245万人增长到2005年底的56 212万人，城市总数由193个增加到668个。

2、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大。城市化水平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我国东部地区的城市数量、城市化水平及增长速度均高于中西部地区。截至2001年，全国城市总数为662个，其中，东部地区293个，占44.26%，中部地区247个，占 37.31%，西部地区122个，占18.43%。

3、城镇化水平低。我国的户籍制度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低。城镇化水平低于非农产值比重，2005年，我国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87.6%，而城镇化水平为43%，二者相差44.6个百分点。从非农产业就业的比重考察，2005年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为53.9%，城镇化水平低于非农就业比重近11个百分点。

4、城市化发展不平衡，农村贫困问题日益显著。城市化的发展只是一味追求经理的快速增长，而周边失地农民的发展却显得日益困难。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困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难以避免的伴随现象。考察城市化进程可以发现，贫困不仅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果”，在一定意义上更是推动城市化的“因”。

二、城市化过程中贫困问题的原因

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三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城市发展应该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还只是停留在量变的过程中，在这种状态下的城市发展，自然会形成贫困的问题。

1、城市化难以形成对农村社会的积极渗透和正面影响。在农村人口增长、农业比较效益递减、土地资源约束以及技术替代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

为城市加快发展提供了条件。大量的资料表明，我国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加上农村每个劳动力负担1.5人(2002年)计算，估计短期内至少有2.25亿人不得不流动到城市。

2、贫困压迫下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表现出的是一种为求生计而萌发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农村的贫困。农村高文化素质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使文化素质本来就低的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进一步下降。农村高素质劳动力的严重流失，影响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也极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甚至下降。这样，使农村更落后，城市更现代。

3、失地农民返贫。为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扩展的目的，地方政府把向农民征得的农民宅基地等土地复垦后换取同等面积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向农民征地用于城市化的建设，目的和初衷都没有错，但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搞“土地财政”发展地方经济就是大错特错了。

在征地的过程中没有对农民采用合理的安置方式，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也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所有权及使用权，农民在城市化的大潮中还没有享受到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又有一次的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被征占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准备奔向小康的农民却由于城市化而返贫了。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5.7%，城乡收入比却为3.31，考虑到可比性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大约达到了4至6倍左右。城市化的目的和意义是加快社会的发展，使城市的文明成果城乡共享，逐步的缩小城市与乡村二元经济体制带来的城乡差距，但是2010年《城市蓝皮书》上的这组数据却直接反映出，城市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本义被一些地方政府忽略了。

另外，农民为了获得更多的补偿，运用愈加激烈的方式进行“反拆迁”。政府向农民争地成为农民返贫的元凶，也成为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矛盾的根源。

三、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解决对策

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具有“大”胸怀的“小”政府。大胸怀，指的是政府要逐步建立和施行相应的政策使城市真正的接受农民，即逐步消除或者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在住房、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限制，使农民能够“想留下”、“留得下”。“小”政府，指的是政府应该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即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人”。这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工作的重心和落脚点应该放在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创造政绩上。撤县建区、镇改街道，这些用行政手段推进的城市化模式使城市变大了，城镇人口变多了，城市化率提高了，但是这种被曲解了的城市化造成了社会产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公共配套设施仍

然缺位，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单纯的“空间城市化”、人为推进城市化被认为是一种浪费的城市化。

基于这种矛盾，可以考虑一种新的思路：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统筹发展。在努力提高城市化的速度、优化城市化的质量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新农村的建设。让城市化促进新农村建设，令新农村建设成为城市化建设的坚强后盾和稳定的大后方，大力实施新型城市化新农村建设“包容性发展”的新战略。新农村建设中，倡导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使农村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马克思在思考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曾预言过，人类社会的发展将经历从城乡分离到城乡融合的历史阶段。既然城乡融合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和大方向，那么新农村建设成为城市化的过渡阶段也是未尝不可的。在我国城市化的攻坚阶段，作为农民进入城市生活的过渡，新农村更容易使其安居、乐业，更有幸福感，也更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既保证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改善了农村落后的面貌，而且也在城市化速度增速与质量提高中找到平衡点。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建设统筹发展，再由新农村过渡到城市，无疑成为一种最佳的选择。

1、实现“三集中”，解决农村农民贫困问题。

我国实现城市化的最终焦点、重点、难点均在农村。农民进程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但是，也是贫困化的主要因素，要解决这一问题，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那样，制定并坚持“三集中”的长期战略方针，即人口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是实现城市化的社会基础[3]。尤其是只有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才可能实现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这种战略转型是中国迈向工业化、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农民转移到城市，也可实现亦工亦农，做“人人有工作，家家有产业，个个有技能”的新型农民或农业工人，为全面小康打下技能基础。

2、广开就业门路，大力提高社会就业率。

政府应把再就业问题列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战略目标之一，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就业扶持要向贫困倾斜，政府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培训促进就业。

3、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向贫困者倾斜。

今后应加大“三条保障线”的扶持力度，继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同时应逐步调整现有社会福利政策，在住房补贴、退休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倾斜，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要建立和健全覆盖全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各种经济类型的劳动者都覆盖在社会安全网内，这不仅能增强劳动者的安全感，也有利于劳动者的合理流动。要解决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如养老金，由于过去老职工的隐性缴款未能

得到补偿，使企业不堪重负，致使企业欠缴和拒缴保险金。为解决此项难题，政府应从国有资产中划出一部分用作养老金。要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尽快出台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企业和职工的权利和义务，使社会保障制度有法可依。

4、加大人力投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

除了最大限度的资金投入扶贫外，具有专业素质的人力投入也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为了有针对性的通过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和各种不同的短期培训增强农民掌握先进技术的能力。需要对农民进行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实用教育，那么懂农业、懂技术并且了解农村的师资就显得非常重要，为此，国家需要专门培养这种扶贫专门人才，对贫困农村农民施以有效、针对性的教育和指导。

5、加强对贫困地区教育投入

(1)、国家应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农民重视教育。

首先，大多数贫困农村地区，仍以手工劳动为主，农民对知识、科技、文化的认识和需求并不高，接受良好教育的动力不足。当这些农村没有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时，农民接受教育的程度和经济收入之间的差距就难以显现，导致许多农村家长认为孩子读不读书没多大区别。此外，在相对闭塞的小村子里，家长及孩子很容易受其他村民的影响，一些人不上学的情况会蔓延至整个村子。其次，由于父母一代接受教育少，法律意识通常比较淡薄，认为孩子去不去上学都由自己说了算，对义务教育不了解，对社会责任和义务认识不清。很多孩子想上学的权利就这样被父母强行剥夺了。所以，国家需要大力宣传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向农民普及相关法律知识，让他们认识到受教育权是宪法授予的权利，不应随意剥夺。对贫困地区儿童受教育情况进行定期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反映、解决，尽最大力量保证每个贫困地区孩子上的了学。为下一代人有效脱贫奠定基础。

(2)、国家应当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为贫困地区孩子创建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由于自然条件、交通状况、学校布局、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加上教育投入不足，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很差，现代化的教学设施不足，学校图书馆也只有少数的图书资料和教具，学校硬件条件跟不上，甚至缺少最起码的办学条件，这样的状况难以对学生产生吸引力，客观上造成了学生上学积极性不高，甚至上学又辍学的情况。所以，国家应尽最大力量给予资金支持，帮助贫困地区兴建学校，购买设施，不仅从数量上解决农村教育问题，更要从质量上确保农村孩子受教育权利得以实现。这样才能为下一代人的多方面发展创造条件，给他们以多方面的脱贫指导。

第五篇：城市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

——以苏北某乡村为例新闻1102 佟邵将 U201117058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和完善后，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大量农业用地被征用，大量村落整体拆迁，中国的城市化高速发展。但是，农村变成了商业用地，农民住进了小区，真的就是城市化了吗?

目前，我国出于社会转型的中期阶段，这一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市场需要规范和调整。经济的高速发展促使社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周期性人口移动，使得城市化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城市化能够卓有成效的带动广大农村的发展，有利于改善地区产业结构，能够向乡村广泛的扩散和渗透，影响着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提高乡村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城市与乡村的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但是，城市化的实际进程中，农村、农业、农民的利益并没有得到保障更没有得到加强，反而更加严重。接下来，笔者将用自己所在乡村(位于苏北某市近郊，下文中称A)为例阐述本文观点。

一、农民利益未得到保障 城市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主题，而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要义就是把农民变成市民。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农民离开了土地。农村向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初中以上的合格劳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近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以400万人的速度逐年递增，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即农民工的总人数已超过1亿人。可以说，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但是，以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劳动就业和福利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分割制度，使得这些已经“离乡”、“离土”、“进城”的农民工，却无法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进城的农民工与城市就业人群没有平等的待遇，干最脏最累的活，工资待遇却是最低的，缺乏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虽然近年来中国推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大多数城市仅把户籍制度改革停顿在“投资移民”、“技术移民”上，阻碍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一些地区虽然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名称，但并未改变附加在户口上的不平等制度。虽然A在苏北，经济发展水平虽和苏南及其他沿海地区有差距，但是农民普遍收入不低，因此A村中外出打工者较少。但是，据笔者了解，在苏南、广州一带打工者对于受到当地城市居民排挤和因户籍为题不能享受所在打工城市公共服务等类似事件习以为常。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征占农村土地的力度越来越大，失地农民越来越多。据估计，全国大约有5000万农民出现不同程度的失地，其中失地而失业的农民估计不低于1200万人，而且每年还将新增200多万人。全村500余户近2000人。在2009年因近乎高铁项目需举村拆迁，于2011年入住政府建成的拆迁安置房。拆迁过后，A村全部土地被占用，A村居民成为城市户口。A村近2000人，没有了土地，仍是农村户口，除了少数拥有正式工作的中青年外，每人每月只能领取100多元的生活补贴。

在占有的土地的衍生利益再分配中，农民没有得到应得的部分，只得到很低的土地补偿费，造成农民生存条件的进一步恶化，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受到了剥削。土地被征用之后，相当一部分原农村人口被转为城市居民户口，他们的就业问题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转变成了城市中没有失业保障的失业工人，丧失了生活来源，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而城市化中

征用的农村土地有相当一部分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造成土地资源浪费，毁坏耕地良田，加剧了我国土地与人口的紧张程度。

二、农村户籍问题依旧，新问题产生 近年来，全国各地高举“拆”字大旗，推土机、挖掘机在农业用地和农民住房上肆虐，大量农民住进当地政府兴建的拆迁房，这种拆迁安置房在全国不在少数。这种集中安置失地农民的“新村”，客观上担负起城市廉租屋区的社会管理。

中国社会过去是农村和城市两种结构，通过严格的户籍制把所有中国人固定在城市和农村两个板块上。现在，户籍在一些地方松动了，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根基并没有改变，城乡差距还在扩大。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又演变出一个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这些人既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市民，因为即使他们长期在城市生活，但并没有城市市民的身份和生活。

失地农民的集中安置区应该是一个农村社会得以传、转型的空间载体，应该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社区，但是通常的做法，安置区规划仅仅是划一块地这样简单。在旧村之外划一个安置区，按照村民的户数、人口，补偿安置标准，村民抽签挑选住房位置。这样的安置方法，扰乱了村庄内原有的邻里之间世代守望相助的关系，常常没有留足存在的公共空间，是村民除了在家呆着没处可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纯粹的乡土社会和农业地域，在此基础上诞生的中华文明因而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以工商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西方文明截然不同。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构成了农村的“熟人社会” ，但是因为安置区内住所的随机划分，外来人口的涌入，是原农村血缘上的紧密性被削弱，地缘上的集中性也不复存在了。几千年几百年的传统农村生活方式被打破了，这无疑是一个完成的农村社会系统在生命过程中的一次“休克”。以A村为例，在搬入安置区后，多年的老邻居分开了，父母和子女的住所相聚非常远，这给原有感情的维系附上了阴影。

除了原有的“社会强链接”被弱化之外，安置区内住下的是失去农业的农民更加难与参与城市的分工。他们世代赖以自食其力的十八般庄稼手艺被一夜之间废掉了，更没有正式的工作。现在，很多城市的失地农民安置区简历在周边社会严重隔离的独立区域。用绿化带、围墙、门岗、不配人行道的快速路等等手法，将几十公顷的安置区与城市生活隔绝，简直规划成了豪华版的“集中营”。安置区中的农民因此更加难于参与城市的分工，更加难于分享到城市发展的果实。整个“新农村”生存问题更加严重。

三、农业发展受到打击

中国的城市化加快推进，更多是一种土地的城市化。产业不断向城市地区集中，城区的土地不断扩张，但是人口没有相应的大规模向城市地区迁移，造成人口与产业集聚不协调。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城镇化率以年均3.78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在城镇化高速增长和发展的同时，城镇人口却没有同步增长。从2001—2007年，我国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平均增长70.1%，但是市辖区中人口增长只有30%。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打着“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旗号，盲目拉大城市框架，滥占耕地、乱设开发区，不断扩大城市面积。部分地区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大肆追求土地增值的收益，进一步助长了多占耕地和不合理拆迁的行为。失地农民增多和一些地方后续社会保障跟不上，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另一方面，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制度仍未建立，导致“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若按此模式继续推进城镇化，失地农民的数量还会大量增加，农村人口人均占有耕地资源的数量将进一步减少。农村人口的减少慢于农村耕地的减少，不仅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而且势必进一步加剧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