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

治国（通用6篇）

篇1：治国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并把它们上升到国家管理的高度加以认识，丰富了治国方略的全局性、战略性思维内容。关于“依法治国”：1996年2月8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上，听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家富的《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讲座后，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对“依法治国”的内涵、基本要求、现实意义作了说明，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加强法学和法律知识的学习，掌握和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本领，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全社会形成学法、用法的良好风气，为坚持依法治国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正式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他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关于“以德治国”：1996年10月10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新的形势需要，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奋斗目标、核心内容、主要手段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了道德建设的意义。他指出：“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

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阐述了法律和道德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他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

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再次强调：“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这两个理念的提出以及对两者互相关系的阐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国家管理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举，是对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创造。它对处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中国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篇2：治国

摘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都是上层建筑组成部分，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调整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本文首先总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内涵，其次分述了依法冶国和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二）、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三）、《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贯彻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接着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方式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最后总结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关键词：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法治 德治 关系

在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后，我国应当如何看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关系重大。法治和德治相比应居于主要地位，德治作为重要的治国方式，对促进法治有着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自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理念在我国提出以来，法律和道德如何统一的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1年，江泽民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强调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而党的十六大报告则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这深刻揭示了法治与道德的辩证关系，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意义和战略地位。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各有什么深刻内涵，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在我国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两者应当怎样结合，这些问题就是本文要关注的焦点。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内涵

(一)、法治的内涵

以法治为特点的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纵观人类发展史，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类活动封闭、保守，伦理规范是社会通行规则，政治生活则趋于专制独裁。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有“德治”，但这种“德治”实际上是家庭伦理道德的放大，本质为人治。法治则截然相反，它根源于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文化生活发展的内在需要。

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带来的经济发展使人有了成为独立平等的权利主体的要求。反映到政治等上层建筑上，民主、正义、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取代把血缘情感、伦理规则等观念绝对化的伦理体系，体现在法律之中。而法律的性质、内容、适用范围和效力都得到了大大提高。正如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和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义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段话以“良法”与“普遍服从”两个特定概念的链接，建立了法治的基本内涵。同时，我们依然可以发现，道德基础也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要求。

(二)、德治的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同家的德治与中外历史曾存在上的“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需要明确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界限。传统“德治”的核心，是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寄于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上。其重大缺陷是是统治者拥有最大权力而不受任何制度制约，本质上是“人治”理念。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当权力不受任何强制力约束时，一定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与社会不平等。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寄希望于从思想方面遏制权力的变异，但这种方法无法从政治制度上解决权力缺乏制约的问题。这一历史教训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有现实意义。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就深刻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丁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邓小平十分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德治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今天的“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理方法，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具统一性；而传统德治则行人治之实，与民主、法制皆不兼容。两者的社会基础、性质、特点是完全不同。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在治理的手段上，法治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保证社会生活有序运行和人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德治则更多地依靠社会舆论、价值评判、良知，通过说服、劝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两者虽然形态各异，但内容上相互渗透，目的上也一致相同，因而

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

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 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制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提供了依据。分析如下：

（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依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是“法治”的主要内涵。

道德也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但与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的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其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从维护和保障社会稳定来说，法律和道德有着同样作用。

（二）、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法制和道德教育“两手抓”，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可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我国完整系统科学的治国方略。

（三）、《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贯彻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在新的历史时期，《纲要》充分体现了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重要思想，规定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为公民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纲要》关于“爱国守法，明和诚信，团结友善，敬业奉献”的要求，是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在工作和学习中，要认真学习、全面落实。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方式

法治和德治在国家实践中的关键之处在于两者的地位问题，能否认识到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方式。结合我国的现实，我认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应当这样结合起来：将依法治国和建设丰十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将以德治国作为一种重要治国方式，以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法治必须居于根本地位，其原因包括：

第一，就哲学依据而言，这是由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不平衡所决定的。法治和德治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手段，可理解为矛盾的两个方而，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区别。法治居于矛盾的主要方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性质，显然是由法治(作为治国根本方式的法律)决定的。

第二，就实践依据而言，德治不能作为治国的根本方式。因为德治强调人格权威，而不是制度化的法律权威。将国家和社会地命运寄托在统治者个人品质的好坏及才能的高低上(如中国人传统意识中的明君、贤臣、清官情结)，这必然会导致人治甚至专制。但是如果我们能把德治这种治国方式摆在合理的位置，它就能成为支持法治的重要力量并与之相辅相成。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样也能充分发挥社会规范系统之综合优势和功能因而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就现实的法治对德治的作用而言，厉行法治为推行德治提供了方向性保证、制度规范和秩序保障。一是法治保证了德治建设的根本方向。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地位、原则、核心和基本要求，为道德建设的健康发展明确了方向。二是法治以其强制力为社会确认了符合道德要求的制度规范。我国现处于经济转型期，旧的道德规范体系已被打破，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建立，因此容易在道德领域出现一定的紊乱无序状态；更由于小生产的习惯和计划经济体制对整个社会生产仍存在巨大的惯影响，因此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一些重要的道德要求(如公平、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尊重个人权利、遵法守约、正当竞争等)，难以短期内自发形成，从而制约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因此有必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一些重要的道德要求确认下来，使之成为人们的法律义务，从而加速新型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三是法治创造了道德风尚形成的良好秩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道德风尚，但是它的形成、巩同和发展不能仅靠教育，必须借助法治的引导、评价、强制功能，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进而巩固和发展新的道德风尚。

第四，就维护社会稳定而言，德治的威慑力远不及法治的威慑力。社会稳定，是指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科技教育以及对外交往，均依法有序地发展，全国政治局势安定团结，社会治安秩序稳定。在这种状态巾，人们处于比较安定的环境之内，有基本的安全感，其人身、则产和民主权利有安全的保护。

对社会稳定的维护，德治和法治必须并用，但现实社会尚没有以道德手段为根本方式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因为道德建立在人们对权利与义务共识的基础上，当人们缺乏共识时，道德的那种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信念和习惯、传统和教育等来调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以榜样垂范来感化人，借以对国家、社会实现治理的方式，其威摄力就远不如法治的威摄力。而且，道德与法律相比既缺乏明确性、统一性，又缺乏强制性。相反，法律的优点正在于其明确性、统一性和强制性，而且现实社会又具有法治实现其威慑力的充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因此，保护社会稳定必须以法治作为根本方式。换言之，只有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而保证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顺利实现。

四、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国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第一，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一要通过立法，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取得全社会一体遵行的法律强制力。社会主义道德靠个人的良心和舆论来保障实施。然而，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条件下，良心和舆论尚不足以防止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道德体系中，有一些道德义务是最低限度的义务，它们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着社会基本秩序能否存在，必须利用法律手段使之上升为法律义务，以法律制裁为后盾予以强制执行。这样就会大大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使之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我们还可通

过立法，以奖励性的手段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在对违反最低限度道德义务的行为予以制裁的同时，对见义勇为等先进行为，法律给予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奖励，积极引导人们向先进榜样学习，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二要通过公正执法，惩治不道德行为，增强公民社会公德意识、职业道德意识和家庭美德意识。例如，政务公开、审判公开，既可增强公民的监督意识，又可强化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的活动，既可增强公民对国家、社会的信任意识，又可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依法打击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活动，可以促进职业道德；依法惩处虐待老人行为，可以促进家庭美德的培育。三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道德基础。

第二，发动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道德守则、公约，法律对这种活动则给予一定支持。我国宪法在总纲中明确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又是基层民主建设实行基层组织自治的重要内容。政府依法对这种活动提供一定经费、给予一定指导等。

第三，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成为遵守社会主义法律和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表率，成为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有力推动者。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因此，坚持这一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督促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同时，党要成为代表先进文化（包括先进思想道德）前进方向的党，党员领导干部要成为道德楷模。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是我国重要的治国方略，我们要立足本国实际，认真总结人类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实践，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法治和德治的鲜活经验，积极探索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途径，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制度和模式。

五、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第一，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一要通过立法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取得全社会一体遵行的法律力。社会主义道德靠个人的良心和舆论来保障实施，然而，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条件下，良心和舆论尚不足以防止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道德体系中，有一些道德义务是最低限度的义务，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着社会基本秩序能否存在，必须利用法律手段使之上升

为法律义务，以法律制裁为后盾予以强制执行。这样就会大大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使之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我们还可通过立法，对见义勇为等先进行为，给予各种物质和精神奖励，积极引导人们向先进榜样学习，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二要通过公正执法、惩治不道德行为，增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例如政务公开、审判公开，既可增强公民监督意识，又可强化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的作用，遏制刑事犯罪高度势头；依法打击制假售假，可以促进职业道德，依法惩处虐待老人行为，可以促进家庭美德的培育。三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道德基础。

第二，发动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法律对这一活动给予一定支持。我国宪法总纲中明确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道德、文化、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政府应依法提供一定经费和指导。

第三，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所以，必须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遵守法律和讲究道德的表率。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因此，坚持这一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党委要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要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党员要成为道德楷模。

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途径，是共产党的一项长期任务，我们要立足本国实际，认真总结经验，大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古为今用，为中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总结历史经验，最终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制度。

参考文献：

[1] 陶信平.依法治国必须树立法律权威[J].《走向21世纪论丛》 2000.5.[2] 郑

治.《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02年11月

[3] 黄

蜺.正确认识与时俱进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J].人文杂志, 2002.1.[4] 严军兴.《依法行政必读》 中国党史出版社 2004年2月 [5] 刘兰英.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J].唐都学刊, 2002专集.[6] 陶信平.当代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M].陕师大出版社, 2001.9.注释：

（1）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2）罗国杰：《论“以德治国”》、《求是》杂志2001.15期，第46页。（3）王家福、李步云等：《论依法治国》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篇3：依法治国核心是依宪治国

回顾新中国的法治历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 党领导人民构建了以"五四"宪法为框架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开始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但是,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时期, 遭到了严重破坏。直到1978年提出了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随后"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一方针在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提出, 1999年正式把"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在2012年纪念现行宪法正式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依法治国, 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 关键是依宪执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对依法执政与依宪执政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科学界定, 强化了宪法在我们党依法执政中的重要作用。这些都是我们新中国法治建设的探索, 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2 依宪治国必须重尚宪法的权威

宪法至上衡量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宪法是一国法律的"母法"和根本大法, 在法律规范体系中居于统率地位, 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法治就是宪法之治, 依法治国的"法", 就是由各种法律围绕宪法核心组成的完整的系统, 我国所有法律都是对宪法精神、原则和制度的具体化。所以, 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 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3 依宪治国作为依法治国的核心的实现途径

(1) 坚持依宪治国, 必须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我们国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形成, 但是在立法的领域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集中表现为法律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 层次低, 不协调、不配套甚至会互相矛盾冲突, 立法的进程也常因部门争执拖延甚至搁浅, 究其原因在于科学、民主的立法机制还没建立完善起来。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立法机制, 首先要树立立法的权威, 也就是要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做好立法规划科学的制定中长期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规划, 增强立法规划的系统性、科学性和整体性。健全专家有效参与立法的机制, 发挥好专家的顾问作用, 让法律专家在立法机构中直接、有效地发挥作用。同时, 立法也需要公众的参与, 公众在立法过程中参与越广泛、讨论越充分, 越有利于形成共识, 不仅可以提高立法质量, 保证法律的可操作性、可遵循性, 而且有利于法律的贯彻落实。

(2) 坚持依宪治国, 必须增强党依宪执政的宪法思维和能力。改革开发以来, 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 社会经济结构、政治法律体制、文化形态和公民价值观念等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宪法思维就是要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特别要求注重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领导干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 直接决定党依法执政理念的落实, 影响各级党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效果, 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

(3) 坚持依宪治国, 必须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我们建设的目标, 就是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公权力约束。我们要依法履行政府的职能, 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来约束公权力的行使, 将程序规范细化使之更加严密, 确保每项权力都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在编制权力清单时不能只是简单的通过和公布几个简单的环节, 还应涉及如何定期更新、如何提高其执行力等问题, 这样才能为权力清单的更新、完善和执行提供制度保障。

(4) 坚持依宪治国, 必须大力推进司法制度改革。《决定》提出"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要求。这首先就要求充分认识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重大意义。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长, 我国司法体制仍然存在一些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 需要不断改革完善。其次从全面把握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主要任务出发。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司法机关要充分发挥司法权威化解纠纷、定分止争功能, 克服司法实践中时常发生法院裁判不受尊重、难于执行的问题, 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cpc.people.com.cn/n/2014/1028/c64387-25926125.html.

[2]姜明安.论法治中国的全方位建设[J].行政法学研究, 2013:4.

[3]胡晓玲.依宪执政方略选择的必然性及其制度化构建探幽[J].法政探索, 2014:4.

篇4：政治家治国，还是教士治国

在目前的57个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中，其政治体制，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即实行政教分离的共和制国家和实行政教合一的君主政体或神权政体的国家。在共和制国家中，有的实行总统制（如埃及、叙利亚），有的实行内阁制（如巴基斯坦），有的实行不同名义的委员会制（如伊拉克的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主席兼总统、几内亚比绍的国务委员会）。在君主政体的国家中，或是实行君主独裁制（如沙特阿拉伯），或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如约旦）。国家元首、君主（或称国王、苏丹、酋长、埃米尔、教长）的权力可能有大小（或独掌大权，或受到宪法或议会的某种约束），但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宰地位并没有改变。

伊朗是上述两种政体以外的一个特例，伊朗实行神权政体。它与君主政体不同之处在于，执掌国家大权的是作为精神领袖的教法学家（教士阶层）而非君主，它与一般共和制国家的三权分立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受教法学家控制，以体现神权统治高于一切。

总的来说，建立共和制政体的国家占伊斯兰世界的80％以上。这反映了战后伊斯兰国家实施政教分离成为伊斯兰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就上述国家的宗教信仰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传统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这些国家居民的多数是穆斯林。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印度尼西亚、埃及和海湾国家等。

基于民族、宗教原因，从多民族国家中分离出来并宣称为伊斯兰国家的，居民的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

出于政治、经济目的，在60年代～70年代宣称为伊斯兰国家的。这些国家的穆斯林只占国内居民的少数（有的甚至低于20％或10％），如加蓬、乌干达等。

冷战结束后，有的国家参加了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活动，重又宣称自身为伊斯兰国家。如阿塞拜疆、阿尔巴尼亚、中亚国家等。

宗教一定服务于政治

在共和制的伊斯兰国家中，宗教隶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的政教关系十分明显。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极其明显，被视为世俗化的国家。然而，由于这些国家具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还由于这些国家的当政者本身具有穆斯林的身份，当政者有时还需要宗教发挥它的精神诱导作用，往往会利用宗教来推行国家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政策和主张，宗教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君主政体的国家中，宗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不可忽视，但教权仍然服从于王权或政权，不存在绝对独立于政治的教界和教权。有的国家君主本身兼有教职；君主的世俗性远胜于它的宗教性。其中，有的国家的君主通过宪法、议会、政府实行统治；国家的世俗化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沙特阿拉伯，情况则有所不同。它没有制订宪法，《古兰经》起着国家根本大法的作用，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化十分明显，伊斯兰教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统治地位，关于处理私人身份、家庭、婚姻、遗产继承、宗教基金以及“固定刑”等伊斯兰教法的条款仍被沿袭应用，宗教教育仍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政治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实施神权统治的伊朗，神权高于行政、司法、立法三权。这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在政教关系上不同于逊尼派之处。

尽管如此，宗教与政治相比，它仍然处于隶属的地位。这完全是因为宗教最多只能解决人们的信仰和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不能御寒保暖、填饱肚子，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还得靠社会政治、经济活动，而不是宗教活动。

当政者需要宗教实施统治

应该看到，伊斯兰国家的当政者通常需要宗教作为他们实施统治的辅助手段。由于教界和宗教上层或是沿袭家族的血统，或是本身因学识、品性的超凡，在社会、教民中享有显赫地位，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他们往往被视为宗教利益的体现者和教民的代言人；在那些奉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因此，有些国家不得不重视教界和宗教上层的这种影响和作用，特别是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各个政党（包括执政党）为在大选中谋求选民的选票，在平日获得选民对他们的内外政策的支持，更希望谋求教界和宗教上层的合作，甚至从国库中为这些教界人士支取津贴或薪俸，把他们视同国家雇员对待，或给予精神的或物质的待遇。

与此相应的是，他们在清真寺中的布道宣教，应受国家有关管理宗教的部门的指导，有的国家甚至规定讲道词的内容，以图影响民众；有的教界则为当局的政策和作为寻求经典的根据，或做出宗教的说明，或为之发出相关的教令。国家还会给予宗教以经济的资助和政治的支持，使之获得相应的发展。与此同时，教界和宗教上层也会利用当政者对他们的需要，依靠国家的资助和支持来发展宗教发挥其影响和作用。

复兴运动下的宗教化浪潮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伊斯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伊斯兰复兴思潮的影响，随后，在有的国家则由社会思潮演变为社会运动，人们所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通常指此。

在伊斯兰复兴运动得到迅猛发展的那些国家里，无论是当政者，还是在民间，都显现出令人惊异的伊斯兰复兴的热诚。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本身，既是伊斯兰复兴的产物，它反过来又推动了世界范围复兴运动的发展。1979年～1989年阿富汗的抗苏战争成为伊斯兰复兴的特殊表现形式。

有的国家出现了自上而下的、有领导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图实现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化。如在齐亚·哈克执政时期(1977年～1988年)的巴基斯坦，全面实施国家的伊斯兰化政策，把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全面纳入伊斯兰的轨道。

萨达特任埃及总统时(1970年～1981年)，为反对其前任纳赛尔的“社会主义”，它不仅在政治上开展所谓的“纠偏运动”，而且增加教职人员的薪俸，大量出版发行宗教内容的书籍报刊，大街小巷里处处是布道和诵读经文的声音，连出租汽车也不放过。这使得埃及成为当时伊斯兰复兴的中心之一。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所推行的伊斯兰化，完全是宗教极端主义政策的产物。这一切清楚地表明，惟有政权的权威才能推行伊斯兰化，而单凭教界和宗教上层是无能为力的。

在民间：宗教名义下的政治反对派

考察伊斯兰国家的政教关系，不能忽视宗教在民间的作用。在民间，伊斯兰复兴的发展则显现为浮出水面的种种政治反对派活跃于政治舞台。他们在伊斯兰的名义下，成立不同名目的小社团，从事从公开到隐蔽、从合法到非法、从国内到国外的各种政治性活动，甚至于暴力恐怖活动。

在伊斯兰世界里，以埃及最为活跃，也以埃及最为典型。由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分化出的种种极端组织，成为70年代～80年代埃及社会发生暴力恐怖活动和动乱的祸根。埃及总统萨达特即是死于极端的伊斯兰教秘密团体之手。

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反对派或小社团都有一些关于建立公正、平等、正义社会的主张，关于建立符合伊斯兰教法的、甚至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的“伊斯兰国家”的说教。冷战结束以来，它们以阿拉伯富豪、恐怖主义头子本·拉登为首的“伊斯兰反犹太人和十字军国际阵线”最具代表性。

篇5：论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基点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怀化市,湖南,418008)

提 要：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是法治和德治的内在要求，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家作为行使治理权力的主体，首先要从四个方面构建法德合治的体系：既要立法，又要立德；确保民权，倡导公益；权出于法，力以德行；爱民安民，富民教民。

关键词：法律；道德；以法治国；以德治国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The Methods of Ruling by Law and Morality

Li Weidi

（Huaihua Teachers’College,Hunan, Huaihua,418008）

Abstract:The combination of ruling by law and morality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ruling methods.It is a systematic engineering.As the subject of exerting ruling power ,the country ought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sides:making laws as setting up morality,ensuring democracy as prosposing pulic benefits ,the power standing under the law and depending on the morality,loving and stabilizing the people as enriching and educating them.Keyword: Law;Morality;ruling by law;ruling by morality

一、既要立法，又要立德

１、立法者要有自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使命，立法要引入道德价值标准，德治能行法。

作为治国的手段，法律属于制度层面，道德（指主流道德，下同）属于精神层面，但就本源的意义说，道德与法律是一体的。法律是什么？其实就是对道德的起码要求赋予国家强制力的结果，法律的内容与起码道德的内容是重合的，道德就是法律，法律就是道德。人们在行为时，一般不会去区分自己的行为是道德行为还是法律行为，法律和道德最终都要指向行为，因为在评价一个人时，首要地是看其行为而不是其想法。因此国家机关也是道德机关，法律人士也是道德卫士。基于这个命题，首先立法者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应该有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估，要以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为立法的依据，过高和过低地估计社会道德水平的法律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过高的要求会被视为暴政，过低的要求会被视为纵恶，都不能达到治国的目的。立法者要预见到，所立的法律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否出于自愿而遵守。但是法律也不能过低地估计社会的道德水平，要及时而恰当地肯定道德发展的成果，实际上，可以把法律的发达史，看作道德的发达史，例如，孟子提倡“民为贵”的政治伦理，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历代君王及臣僚不可能有这样高的道德水平，因此古代的法律就不可能把民众利益置于君王利益之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的法律不能贯彻“民为贵”的理念，就显然落后于道德的发展要求，并且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因而这样的法律是不可想象的。再如，反腐败是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的起码要求，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是坚决支持的，但是反腐倡廉的法律体系中，没有切实地发挥他们的道德力量，没有落实他们对腐败行为的监督权和控告权，以至在比较清楚地了解腐败行为的情况下，他们不会主动劝止，不愿举报，甚至不愿协助调查，久而久之，社会以能贪、敢贪、成贪为荣，以至出现了较多的窝案和串案。因此，法律要及时反映和巩固并借助道德发展的成就。现在法律界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就法律谈法律，重视研究法律条文的逻辑关系，忽视法律与道德及其他社会结构、社会现象的互动关系，这应该引起警觉，防止把法律和法治引向死胡同。具体到立法领域，要正确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把法律大厦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

２、道德卫士要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责任，道德建设要借助法律手段，法可固德。

道德卫士首先应是法律斗士，要以法律的实现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要有自觉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责任。道德卫士对法治的趋势要高瞻远瞩，为法律制定摇旗呐喊，为法律条文作出道德的注脚，把法律条文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和内心信念。要熟悉法律设定的权力义务，不能停留在法律属性和概念的层次，更不能拿着法律的片言只语对法律说三道四。要善于运用法律的权威强化道德的权威，坚信法治能厚德。

法能厚德，德可明法，但法与德毕竞是二个不同的系统，看不到法与德的冲突的可能性是认识上的近视。就二者本身的构成因素来看，法律是一元的，道德是多元的。即使是当今的主流道德，也是多元的，从道德主体之间的关系来看，有夫妇道德、父子道德、公民道德、市场道德、职业道德等等，例如，父慈子爱是父子之间的道德，自古以来，天经地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公民之间经济交往的道德。现设计一个案例以说明二者的冲突可能性：甲贫病交加，其二十岁的儿子乙救父心切，在得不到其他途径帮助的情况下，盗取了邻居二万元现金，并作好了坐三年牢的准备（事前他查阅了刑法第264条），全部用于甲治病。甲病愈后，在一次洪灾中抢救出了十万元的国家财产。对乙的盗窃行为，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就不一样，并且道德评价内部也有矛盾，从父子道德看，乙的行为无可指责，因为尽管甲很可能不赞同乙的行为，但从乙的角度看，只要能挽救

甲的生命，就应不惜一切（决不杀人越货），显然对乙的行为无可指责；从公民道德看，乙的行为是不符合道德标准的，因为被盗者对乙和甲没有直接的救助义务；因此道德内部发生了价值冲突，在此基础上，与法律也发生了冲突。可见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可能性是存在的，其实从尧舜到孔子到韩愈，一直有法律与道德矛盾处理智慧的追问，但是他们的智慧没能解决这一矛盾。笔者认为对这个矛盾，应该这样处理，第一，做任何事情，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法，法德合治也一样，应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为标准；第二，处理道德内部的价值冲突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即“小圈子”服从“大圈子”，要取道德调整效能的最大值，否则社会就会混乱，当然，要把道德冲突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因此对上案的处理方案是：犯罪成立，量刑从轻或减轻。

因此作为治国者，既要立法又要立德，德不能破法，法也不能破德；一手拿经典，一手握宝剑。

二、确保民权，劝导公益

１、充分保护民权，是法德合治的制度基础

民权是法治的源泉和真谛，这是法治理论的基本命题。如果我们不敢承认民权，人们就不能认同“我”是集体的一分子，也不好理解“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并不排斥个人的民主权利，而是追求个人民主权利在社会同步前进的基础上的最大化，比极端的个人主义更快、更多、更稳妥地实现人们的利益。

社会主义法律要充分保护民权，这是实现法治的基础。在一次国企股份改制的调查中，调查员问，改制以前员工对本厂国有资产被领导贪污或被盗是什么态度？员工说，一般不管；调查员问，现在是什么情况？员工说，现在既要管，也敢管，因为我有股份在里面，企业章程也明确规定了我的权利。企业改制，使企业员工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的利益，使企业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法律和道德的也获得了实现的力量，一方面，国家对国有财产、个人财产的法律规定得到了遵守，另一方面，企业领导和员工的爱厂如家的道德也有了制度保障。

民权的范围不局限于经济民权，还有政治民权，它包括选举权、监督权、批评权、弹劾权、罢免权、抗辩权、请求权等，它是依法办事和廉洁从政的基石和依靠，是遏制和根治腐败的利器。近年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是实现民权的一种较好的尝试，特别是东北等地的“海选”，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在村长的选举中，党组织起一个指导和监督的作用，政府也不提候选人，由村民报名参加竞选，在选举时，竞选人主要靠自己平时的名声和竞选演说来赢得选票；村民竞选、选举热情非常高，选举权的行使率达99%，选举顺利完成了预期目标。“海选”给我们这样一些启发，第一，不能过高地估计人们的政治水平，党组织和上级政府的“导航”作用不能忽视；第二，不能过低估计人们的政治能力，不要以为不符合我们的行为习惯和思维定势就是没有政治能力，即使是普通农民，他们也有自己认识和表达民权的路径和方式。联想到这么一个故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一个老农来见，纳头便拜，孙先生赶紧避让，并扶起老农，说现在是民国了，不能这样，老农激动地说，我见到民主了，我见到民主了！老农很可能没读过三民主义的册子，也不真正知道民权制度，通过孙的言行，老农以特有的方式，体会了民权的精神，表达了对民权的认知。对自己幸福最有发言权和选择权的应该是自己，只要是智力健全的成年人，就能行使政治民权，只不过是治国者要帮其找到行使权力的适当方式。第三，选举权是政治权的核心，“谁的人谁能管”，我估计，基于村民的压力和自己的诺言，“海选”村长任职期间，会真正努力履行为人民服务的职责，至于以权谋私、贪污公款、欺上瞒下、粗暴专横的现象可能大为减少甚至绝迹；同时从宪法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海选村能得到较好的实现。我认为新闻界和学术界能否对“海选 ”村进行隐蔽的长期的追踪访问和研究呢？第四，下级的行政抗辩权是政治民权的重要内容。我国行政诉讼法把行政机关内部的争议排除在外，使得宪法和部门法规定的监督权、批评权、控告权在行政领域落空，同时党纪政纪规定的道德要求也会落空，这是我国行政法研究和立法的一片荒地。在下级的行政抗辩权得不到切实保护前，谁敢批评上级的专横？谁能“扔掉”上级的“小鞋”？很多案例显示，敢于抗辩者会为此被压制、被调离、被辞退、被伤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这样一种现象，下级对上级、部属对领导的言行是比较清楚的，不管是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但是对上级的违法行为，下级一般不愿“吱声”，决不多管“闲事”；个别比较“高明”的上级，将一部分不法利益与部下分享，部下对不法利益不要也得要，况且有个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这也是“窝案”发生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谁来制约上级？目前的做法是：空泛的号召＋举报＋上级检查，举报方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背离，中国人信守与人为善的信条，对举报者的评价不高，特别是被举报者违法不是严重的情况下，举报者会视为“小人”，决不会是英雄。上级检查作用不大，因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出现在上级面前的形象都是经过“包装”了的，上级很难看到“庐山真面目”，上级由上级监督，上级的上级由更高的上级监督，越往上，监督者越少，监督力量越薄弱。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信，权力不受监督往往会走向腐败，而监督的力量之最大源泉不在上而在下，在广大的民众之中。谁来监督上级，这个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确保政治民权是必由之路。

文化民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文化民权的核心是接受和传授人类文明的教育权，经济和政治民权在观念上的表达权（宪法称之为言论自由）。教育权的普及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表达权的脆弱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观念领域有一个矛盾突出地存在，你唱你的调，他依他的韵，说的做不到，做的不敢说。究其原因，第一有些宣传调子不分对象，造成了政治经济与思想的割裂，如对“大公无私”的宣传有所欠缺，对共产党员，不仅要宣传，而且必须做到大公无私；但对一般社会成员，则只能要求他们先公后私、公私兼顾。由于舆论宣传缺乏层次要求，因

此普通人感觉到，似乎不认同大公无私就无地自容，所以把大公无私写在纸上，挂在口上，但不在心上，也不能付诸行动。第二，对一些法律明确肯定的，在客观上普遍存在的，对社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的行为或方式不敢或不愿加以道德的注解和肯定，例如对炒股，至今没有那位伦理学者作出系统的、肯定的评价，因此股民也疑惑自己是不是投机分子，不务正业，有“大户”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以戏谑的口吻说：股民最爱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肯定了的民权，在观念上不敢表达，在道德上置于未决的状态，该断不断，反受其乱，以至人们看不到股民投资的一面，只看到投机的一面；以至误导出一些观念，只要能抓钱，可以不顾一切，因此消极因素被放大了，道德的威力被消减了。

文化民权是对经济民权和政治民权的反映和巩固，法律赋予的权力，道德要赋予正义。只有人们从内心深处和个人民主权利出发，才能真正内在地需要法律和道德，这是法治和德治实现的基础。

２、积极劝导公益，是不断进步的阶梯

在现代，一个国家如果不承认民权，毫无疑问这个国家是落后的，将要崩溃的；如果不提倡公益，这个国家是不会再发展的，也是会崩溃的。现在的情形是，很多地方需要“献爱心”，舆论宣传也不遗余力，但“献爱心”的人还是那么稀有，前段舆论抨击一位“阿姨”广告，一管可窥全豹。劝导公益，是养德之道，养德可以行法，法治、德治和公益有内在互动的关系。如何促成三者良性互动？从法治的角度看，要出台系统的公益法，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要保护“献爱心”者的正当权益，要为他们撑起法律的保护伞。从德治的角度看，要及时关注公益活动的新鲜事物，要作出道德的反响，要让他们美名远扬，甚至流芳千古。道德学问的巨子应致力此事，乐于此道。道德家们还有一个任务是弘扬国粹，从孔子到孙中山，多少道德文章有待我们去发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天下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天下为公”，这些传颂千古的良言警句，不正是中华民族道德历程的真实写照吗？不正是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基础吗？事实上，关于公益对法治与德治的推动，我们的祖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权出于法，力以德行

１、一切权力必须来自法律的授权，一切权力必须置于法律约束之下

中国古代也有法律、有法制、有法治、有德治、有法德合治，唐律“一断于法”，“一准乎礼”，“以礼入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但是与今之法治、德治比较，最大的差别是权与法的主次，古代权大于法，当今应法大于权。权在法上，其结果必然是人治，出一清官实属不易，而坏官则能为所欲为，法律成为利益取舍的工具，道德只是虚假的标签，久而久之，国将不国，这是中国人治历史多次重演的一幕。在当代中国，法大于权、权自法出的思想载入了宪法和法律，但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权大于法、法自上出、法自官出的言行随处可见，不必置言。

如何保证权在法下？首先一切权力必须来自法律的授权。权力是个多元的体系，依国家权力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依权力内容分经济权、政治权、文化权，依权力主体分公权和私权，依主从分有领导权和员工权等等，现在突出的问题是领导权的限制和员工权的强化。现在的领导特别是一把手有用人权、评议权、奖惩权，但是这些权力仅仅来自上级的授权或习惯，例如，公务员的公开招聘，这被看成是人事改革的巨大进步，但是选拔的标准和程序，没有法律的规定，基本上是由部门领导凭自己的经验提出几个条条，主考再加上自己的好恶；选拔出来的人如果有“才”，很可能是领导的复制品，如果无“才”，很可能是领导的关系户。对入选者的培养、考评、奖惩的几条内部原则，但也掌握在领导手里或心里，或在酒杯里，个别部门领导成了“诸侯”或独霸一方的“土皇帝”，法治和德治在这里是缘木求鱼。按照法治和德治的要求，公务员的聘用和管理应该有一套法定的标准和程序，不因某个领导的好恶而改变，并保持相对的稳定；领导在行使管理权时，也应是有法可依，领导只能对事务的目标和完成的技巧施加影响，而不能随意改变公务员办理事务的程序和目标，以及不能随意委任和免除职员的职权；在评价公务员的业绩时，也应有法定的、具体的、详细的、定性的和定量的标准和程序，要以客观性、公正性、科学性和效益性为价值取向。在这个基础上，领导不得不或习惯于按法律办事，专制和违法的土壤被铲除了，在法治的环境里，干出违法的勾当就不象现在这样容易了，腐败就会不治而愈，领导的公务价值、法律价值、道德价值都能较好地实现。在这种环境里的下级或职员，能专注于自己的岗位职责，敢于依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也能依法行使对领导的监督权和建议权，他们的公务价值、法律价值、道德价值也能较好地实现。当然法律对领导权力的制约和公务效率的完美结合是一个核心问题，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概括言之，权在法下则治，法在权下则败。

２、一切权力的行使 应引入道德评价，一切权力的行使 要援引道德力量

徒法不足以自行，依法办事不是自动实现的，客观上法律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法律主体的行为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包括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等等，道德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影响，道德能使法律的效益最大化。以某卫生局（甲）对某饭店（乙）的行政处罚为例，有三类行为方式，第一类，甲以行政处罚为工具，不管乙的卫生搞得多好，经常向乙榨取钱财，乙向甲交“罚款”成为例税；第二类，甲不以“找钱”为目的，但对乙的处罚简单化，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交付被处罚人，收钱走人；第三类，甲首先指出乙的违法之处，指出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分析违法行为的主要原因，提供某些解决困难的信息，再处罚。第一类处罚权力的行使，于法于德都应否定，第二类处罚权力的行使，合乎法而失于德，指职业道德，第三类既合法又合德。三类执法效果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第三类是执法效益的最大化；其关键优势是法德合治，把权力的行使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使处罚对象既“口服”又“

心服”。有人会怀疑，执法人员哪有时间做“精致功夫”，笔者认为，如果以办案的数量为评价执法者的业绩的指标，当然做不了“精致功夫”，但如果以解决多少矛盾作为评价标准，执法就能更精致些。本节的结论是：权出于法，力以德行。

３、人事制度要引入道德的一票否决权

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很容易，小偷能做官吗？贪污分子比小偷，谁的危害性大？有暴力倾向的人能做官吗？经常打老婆的人是不是有暴力倾向？惯于撒谎的人能做官吗？虚报政绩是不是撒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类人既违反法律又违反道德，违反法律的人缺乏最基本的道德，无德者执法掌政必成苛法暴政，与社会主义目标是南辕北辙。无德必无位，有位必有德。道德否决权要赋予法律的效力，至少要表达这么三个意思：一是道德记录是任人的依据，一是依道德记录的具体情形，规定不同期限的“禁任”期，一是在任官员，如有道德问题必须辞职。希望在世人面前能展示这么一个形象：公务员是正人君子、道德楷模。

４、反腐倡廉，要拘小节

要正官德、树民德，必须从小节管起，小节不保，难立大义。现实中以下现象司空见惯，警察不抓小偷，工商不管奸商，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私用等等。如无得力措施，其发展趋势是，官员什么酒都敢喝，什么钱都敢收，什么人都敢用，什么事都敢做，什么法都敢犯，什么德都不管用，甚至什么人都敢杀，社会上是黄赌黑白泛滥，欺蒙拐骗横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官员腐败不是败于一时一事；现在有一种做法是，反腐倡廉，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实质上不是保护官员，而是害了他们，不能到他们不能自拔时，而等着“善后”。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拘小节，不能立大业，治官的法律要不厌其祥。

当然，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不仅仅是国家机关及其成员的事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个命题永远是正确的，老百姓有治国的权力、义务和责任是本篇立论的前提，不过在中国这个封建主义传统影响深远的国度里，国家机关及其成员，在治国过程中确实起着“龙头”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就说到，干部队伍是关键，因此可以说，国之本在民，民之命在政，政之绩在官，官之绩在治，治之窍在法德合璧。

四、爱民安民，富民教民

１、热爱百姓是法德合治的前提

热爱百姓并不是社会主义时代独有的道德，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西方人把纳税人看作是衣食父母，敬之爱之听之用之，其实这是政治道德的基本规范。但是范仲淹的境界在中国古代一般人达不到，西方人的观念与中国人相左，官是父母，百姓是子民，这是笔者提出问题的原因。热爱百姓是打造当代中国道德体系的第一号工程。

热爱百姓是公务行为方式的内在要求，因为公务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百姓，接触的是普通的平民，公务员如果把公务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不把它作为事业来追求，那么对待百姓的求助就很难做到笑脸相迎、竭诚办事，就很难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很难“慎独”。热爱百姓也是市场规则的要求，姑且不说百姓是衣食父母，起码百姓交税是公务员工资的来源，是典型的价值交换，甚至可以说，是百姓给了公务员一份工作，不应该对百姓存一份感激之情吗？同时热爱百姓是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取向的内在要求，政治的目的是让百姓的利益最大化，否认这一点、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而增进百姓利益的前提是热爱百姓。

２、百姓安居乐业是法德合治的基本目标

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在这里，中国古代圣贤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经济是基础，法律与道德是经济的产物，没有经济基础，最好的法律、最高尚的道德都是不可想象的，以法治国、以德治国，最后都要落实到以经济立国。发展经济，造福人民，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共产党人的基础目标，是政治活动的价值取向，是政治质量的衡量标准，是天下大治的首要条件。具体地说，百姓安其居、乐其业是治国的基本和基础，建国五十来，特别是党的三步发展战略的第一步温饱工程，及稍后政府提出的安居工程等等，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我国深化改革、持续发展的基础，应该说中国已经有能力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并能基本解决安居问题。但是应该看到社会上还有一部份弱势群体存在，主要是偏僻地区的农民、下岗工人、贫困学生和遭遇天灾人祸的人等，后三者的分布有分散性的特征，虽然绝对人数很少，但全国各地、各个学校、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的衣食住行不同程度地存在困难，但由于得不到妥善的帮助，对社会的副面影响非常之大，对于坚定社会主义信仰，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法治国，弘扬传统美德，弘扬集体主义精神，是一种强大的腐蚀剂。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要从经济入手，借助法律和道德的手段，首先，要依法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和实施机制要健全起来，要列为当地政府的头等大事，要与政绩考核结合起来。其次，要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美德，丰富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要把“献爱心”、捐资、慈善等行为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使社会关注、热心慈善事业，并充分肯定慈善贡献者对慈善财物的分配权、监督权、获得荣誉权、荣誉使用权。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可以使改革大业事半功倍。

３、百姓富裕起来是法德合治现阶段的核心目标

三步发展战略的第二步和第三步目标的实质是让百姓富裕起来，从整体意义上讲，第二步战略即小康水平已经达到了，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此，就会让人家小看我们，攻击社会主义，藐视中国共产党，因为，不论从人类发展的现有水平、发展趋势看，还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看，抑或从世界竞争趋势、人类开拓精神看，都不能停留在小康水平，因此中央提出“富而思进”的口号，是及时的。在基层工作中，我们注意到，有些基层干部，特别是那些乡镇企业较好、经济较宽裕的地区的基层干部，认为现在的老百姓生活比七十年代好多了，有吃有穿，干部在前些年确实劳苦功高，现在应该“后天下之乐而乐”了，因此胸无大志，忽视群众继续创业的积极性，怠于政务，逐渐丧失了对群众的感召力和凝具力，正气渐弱，邪气日升，法纪不张，道德滑坡。这是极其危险的，不仅会丧失改革的既有成果，而且会阻碍改革的深化。

发展才是硬道理。让百姓富裕起来是法德合治的必要基础和核心目标。如何实现富裕目标与法德合治的良性互动？第一，树立第二次创业的勇气和信心，以江泽 民“三个代表”为思想指南，凝聚民心，团结群众，开拓进取。第二，坚决落实以法治国的方略，坚持依法办事，培育百姓的法律意识，把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纳入法制的轨道上来，把自己的热情和智慧融汇到法治的过程中去。第三，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到实处，关心民众疾苦，弘扬社会正气，打击邪恶势力，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拓展和丰富社会主义的道德内涵。共产党人和一切干部应该成为进步的象征、法律的化身和道德的楷模。

３、培养百姓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情操是法德合治的重要方式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刑指法律，德、礼指道德，撇开法德的具体内容不谈，孔子的主张仍然有其科学性。社会成员不仅要能遵守法律，而且要以违反法律为耻，以护法崇德为荣，使法律与道德在人的心灵深处达到内在的和谐与统一。而这种统一不是自动实现的，培养百姓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情操是统一的重要方式。在当今社会中，对法律意识和道德情操培养的重要性，已没有疑义，但如何培养，则是一个很值得研讨的问题，从中国法制历史的经验看，现在面向基层、面向百姓、面向当地的工作做得少了些，应该多发掘“本土资源”，充分利用其可信、直接和熟人熟事的特点，把当地重大的法律活动、道德故事作为教化的主要内容，开发“乡土教材”，更能唤起百姓的认同感，潜移而默化之。

当然，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其意义和方法远非本篇所能尽言，本文只是探索性地提出，法治与德治必须结合，法可厚德，德可固法；同时，法治与德治有其基本的结合点，我们要积极探索这些结合点，才能把法治与德治的结合落到实处并恰到好处。

作者简介：李伟迪，男，1964年生，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社科部副教授、副书记，在湖南师大学报、湖南大学学报、法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主要研究法律史学和法文化学。邮件地址：liweidi1289@sina.com邮编418008。

原载:《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篇6：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

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

此外，从他律与自律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二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如“法治”是惩恶之治，“德治”是 扬善之治；“法治”是事后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二）“法治”与“德治”联系、“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某些严重违反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运用法律来加以制裁。在此种意义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维护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法治”与“德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二者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与“德治”都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秩序是“法治”与“德治”存在的价值基础，又是二者可以同步并举的理论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法治”与“德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为人们所认同并可以成为并驾齐驱的两种治国理论和模式，主要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们带来秩序。秩序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脱离了秩序这一前提，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 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制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

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提供了依据。分析如下：

（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依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是“法治”的主要内涵。

道德也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但与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的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其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从维护和保障社会稳定来说，法律和道德有着同样作用。

（二）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法制和道德教育“两手抓”，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可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我国完整系统科学的治国方略。

（三）《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贯彻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在新的历史时期，《纲要》充分体现了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重要思想，规定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为公民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纲要》关于“爱国守法，明和诚信，团结友善，敬业奉献”的要求，是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在工作和学习中，要认真学习、全面落实。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和道德基础。”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我党在新形势下对执 政治国经验的最新总结。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让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开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萌发并提出过治国不能没有法治又不能没有德治的思想，认为只有二者“并用”才是治国之大道。比如，孔子就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即，严刑只能使百姓因害怕而不敢做坏事，但不能使人们自觉知耻而守法；相反，以道德治理国家，以礼乐教化人民，则可使百姓自觉知耻，自我规范。自我约束。

在西方国家，同样有人提出“法治”与“德治”的治国思想。但就实际看，纯粹的“法治”或“德治”并不存在，而是“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或并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法治”和“德治”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和“德治”具有本质不同。社会主义法制是自有法以来最能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法制，社会主义道德是比人类社会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尚、积极和健康的道德。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

导集体，提出的“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是对人类社会优秀文化遗产的吸收和借鉴，也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二）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制和道德同属上层建筑范畴，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坚持以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为我党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提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又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严格地讲，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党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是重视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法制在发展中也曾经历过曲折。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缺少甚至没有法治，最终酿成“十年**”的历史悲剧。这时期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为我党在新形式下探索治国之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就解决不了。”同时又强调：“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要“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邓小平同志关于既要抓法制建设，又要抓道德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为我党避免重犯“文革”那样的严重错误，减少失误，正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广阔道路。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探索和总结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治国之道。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之后，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国”思想，强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并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在去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再次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江泽民同志关于“法制”和“德治”的辩证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在我党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最新把握，是我党对治国之道进行不断探索所取得的新的真理性认识，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三）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当代社会深刻变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变革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信仰、行为模式、生活习惯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律和道德、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法律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求。法律“真空”和“漏洞”的存在，使部分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以至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出现无序状态。同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又使优秀传统道德受到冲击和侵蚀，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新型道德体系还未完全建立和形成，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思想和道德乘虚而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生、蔓延，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因此，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做到“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并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兼用，在我国目前新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四）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

为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实行依法治国。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是道德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在其运作过程中的每个环节；不仅离不开法律的调整和规范，而且也离不开信用的维系和约束。社会信用出现危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一种混乱经济。诸如非法集资、虚假出资、制假贩假、蒙骗欺诈等不讲信用行为无不使市场经济不时出现病态和混乱，使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遭到干扰和破坏。因此，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

（五）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和行为规范，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首先，法律只对主体的行为进行调整和评价，虽然调整时也考虑其主观过错，但并不单纯地调整其内在的思想活动；道德不仅对主体的客观行为进行调整和规范，而且也对主体的主观思想进行调整和评价。其次，法律主要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道德则是依靠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发挥作用的。再次，法律和道德调整的深度和广度不同。道德对社会关系的 调整更具有广泛性，一般来讲，法律不宜调整干预的，则需要道德来调整干预。同样，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也具有以上不同特点，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正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全面科学的认识。

如何才能“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全面、充分、深入地认识和领会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避免认识上的任何片面性。，刑罚是治标的，而道德建设才是治本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大力加强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才能使法制建设和法治得到有力的保证，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定。

第二，在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实践中，应当自觉地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联系起来。立法要注意法律的道义基础，把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直接纳入法律的规范中；同时，道德建设特别是道德教育则要把遵纪守法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提出来，使法治和德治能够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第三，在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同时，还要努力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德治思想柔合于法治理念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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