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分析

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分析（精选8篇）

篇1：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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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农村居民收入差异比较分析

作者：胡 鹏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09期

[摘要]居民收入分配差异一直是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关心的一个话题，文章使用浙江省2000～2003年农村居民家庭按人均纯收入等级分组的收入数据对浙江省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及收入结构进行了分析比较，发现浙江省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拉大的趋势。

[关键词]收入；差异；结构；比较

[中图分类号]F213．4

[文献标识码]A

篇2：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分析

2013年，内江市以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为目标，坚持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以农业项目推进为抓手，以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为突破口，坚持“一路二水三产业四增收”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农业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民收入呈现较快增长的势头。据内江市910户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显示，2013年内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858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82元，增长12.9%，高四川省平均水平0.1个百分点。

一、总体情况

1、增势超常

2013年，内江市农民人均纯收入8584元，增额982元，增速12.9%，比全国平均数12.4%，高0.5个百分点；比四川省平均数12.8%，高0.1个百分点。

2、增额创新

2013年内江市农民人均纯收入8584元，增加额982元，是继2006年后，六个增加额超过500元中第三个增额较高之年；其增额比2012年（964元）高18元；比2011年（1134元）仅少152元；比2010年（730元）高252元；比2009年（362元）高620元；比2008年（587元）高395元；比2007年（551元）高431元。

3、增长全面

在农民人均纯收入8584元中，工资性收入4202.7元，增加529.1元，增长14.4%；家庭经营性纯收入3534元，增加278.8元，增长8.6%；财产性纯收入80.7元，增长31.2%；转移性纯收入767元，增加155.2元，增长25.4%。在家庭经营纯收入中，一产业纯收入3133.9元，增加208元，增长7.11%；非农产业纯收入400.1元，增加70.8元，增长21.5%；其中二产业纯收入6.7元，增长3.6%，三产业纯收入393.5元，增加70.6元，增长21.9%。

在一产业纯收入中，农业纯收入1809.4元，增加144.7元，增长8.7%；林业纯收入18.2元，增长34.8%；畜牧业纯收入1244.2元，增加54.4元，增长

4.6%；渔业纯收入62.2元，增长7.3%。

二、呈现特点

从农民收入的构成来看，呈现出三个特点。

1、工资性收入增长强劲，已成为当前农民增收的主力军。工资性收入增长动力发生变化，由以前单一的省外务工增长为主转化为以本乡和乡外省内省外务工增长并重的格局。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对外招商引资初现成果，大批外资、沿海企业进驻内地。随着内江市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一大批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大量方便灵活的就业机会，许多农业劳动力在兼顾农业生产的同时在当地企业做工而增加劳务收入，同时随着劳动力供求形势的改变，尤其是全国各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工资性增长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2013年内江市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人均4202.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29.1元，增长14.4%，占总纯收入的48.9%。其中：在乡外县内从业得到的收入增长20.9%，在县外省内从业得到的收入增长11.2%，在省外国内从业得到的收入增长12.8%。

2、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稳步增长，是农民增收的支柱。农畜产品价格上涨是直接拉动农民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加快发展，一大批工商企业投入农业，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为农民从事餐饮业、批零贸易业和运输服务业创造了条件，有效带动农民二、三产业收入增长。2013年内江市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纯收入人均353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78.8元，增长8.6%，对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28.4%，拉动纯收入增长3.7个百分点。在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中，来自第一产业的纯收入人均3133.9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07.9元，增长

7.1%，其中：农业纯收入增长8.7%，林业纯收入增长34.8%，牧业纯收入增长

4.6%，渔业纯收入增长7.3%；来自第二产业的纯收入人均6.7元，比上年增长

3.6%；来自第三产业的纯收入人均393.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0.6元，增长21.9%。

3、转移性收入快速增长，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力度，惠农政策不断增多，标准不断提高，措施不断完善，使政策性转移性增收大幅增长，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据初步汇总，目前内江市农民享有的惠农政策有种粮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补、主要粮食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性农业保险、退耕还林补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新型养老保险、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无偿扶贫扶持款、救灾救济款、购买

家电退税等扶助政策。2013内江市农村居民转移性纯收入人均为76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55.2元，增长25.4%，其中：离退休金、养老金增长19.2%，农村亲友支付赡养费增长39.3%，救济金、抚恤金、救灾款增长11.7%，各项补贴收入增长31%。

三、农民增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1、农资价格不断上涨

土地成本、生产投入成本、劳动力成本是目前农民收入的主要成本。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涨、工业原材料及其上游产品的涨价，不断地带动农资产品价格攀升；受政策及农产品市场信息滞后的影响，近几年来，农业成本只升不降，而且农副产品的价格上涨始终滞后工业产品及人力资源价格的上涨，农民的增收受制于成本的因素太大，成本迫使农民增收的利润空间越来越狭小。数据显示，2013年内江农民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增幅为5.6%，同比增加了7.7个百分点。其中，牧业饲料支出1259.7元，增长6.9%；渔业饲料支出41.3元，增长91.2%。

2、农产品价格出现震荡

2013年，农产品价格呈现回落趋势，尤其是生猪销售较为明显。猪肉价格在今年二季度出现转势，价格连续回落，二季度毛猪价格比一季度平均每公斤下跌2-3元钱，而三、四季度开始上升到15-17元/公斤，近期价格连连走低，农户养殖业收入明显受挫。这种前期高价投入与后期降价销售形成的“剪刀差”，大大削减了农民的比较收益。

3、农业政策性投入力度不够

近年来，国家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不断加大“三农”投入力度，但建国以来，长期实施的超低农业财政投入政策，农业财政投入呈现出明显的非持续性特点，不仅低于国际最低标准，而且常年低于我国《农业法》明确规定的标准，即“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现行的国家财政体制扭曲了收入分配关系，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匮乏，农民集资建设项目增多，支出增加，负担加重，积累减少，增收乏力。2013年内江农民税费支出中承担其它各种收费人均达到20元，增长43.4%。

四、促进农民增收的几点建议

1、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过快上涨

一是要从生产环节入手，在政策上加大对生产企业的支持，防止生产企业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转嫁到农民的身上；二是要确保农资流通渠道畅通，引导、扶持企业发展连锁经营，减少流通环节，降低采购成本，确保农民用上质优价廉的农资产品；三是要加强农资市场监管，防止假冒伪劣农资产品进入市场，杜绝坑农害农现象。

2、稳定农产品价格

一是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政策，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对主要农产品实行保护价。二是合理确定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综合考虑农业生产成本、农产品的供求状况、预期通胀率等因素，使农产品收购价格增长率与通胀率呈相应比例。农产品收购价格应当按照物价指数的变动幅度不断加以调整，确保农民的总体利益不受到损失。三是进一步完善农产品储备调节制度和农产品价格风险基金制度，多方筹资，及时有效地吸收市场中滞存的农产品，提高国家调节和稳定粮食市场的能力，使专储农产品真正发挥预防和抑制农业风险的作用。四是要引导农民实施组织化经营，建立现代化的经营体系。

3、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

篇3：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分析

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是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1936年) 一书中提出:总消费是总收入的函数, 这一思想用线性函数表示为:

其中C表示消费, Y表示可支配收入, β为边际消费倾向, 且0<β<1。

从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出发, 要想提高消费量, 可以通过两种途径, 一种是增大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β, 从而在Y不变的情况下达到扩大消费的目的;另一种是直接增加消费者的收入Y, 在β不变的情况下扩大消费。

二、模型设定

从凯恩斯消费理论出发, 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来达到刺激农村消费存量需求的目的, 上文提到农村居民收入有四个来源, 为了考察各种收入对消费增长的影响, 我们可以建立如下线性模型:

其中C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 Y1、Y2、Y3、Y4分别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中中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μ为随机干扰项。

三、收集数据

本文拟分别用我国内地31个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数据与1995年至2009年全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数据, 应用上述模型, 实证分析各种来源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期至2010年期)

四、模拟分析

(一) 利用2009年不同地区数据分析各种来源收入对农村消费支出的影响

应用eviews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如下:

从检验结果来看, 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 都不拒绝财产性收入前参数为零的假设, 因此可以认为, 可能主要是其他三种来源收入, 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有显著性影响。从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参数来看, 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的系数均小于1, 而转移性收入的系数大于1, 这表明当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增加1元时, 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会增加0.536元、0.425元和1.111元, 这里出现了一种与消费理论中的系数假设矛盾的现象, 转移性收入的系数大于1, 这个可以从行为经济学得到一定的解释,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你在路边捡到1元钱, 你把这1元钱钱全部花掉甚至去买价值稍微大于1元的商品概率很大。

由于财产性收入系数不显著, 所以考虑受约束回归, 约束条件为β3, 利用eviews回归结果为:

估计结果显示, 所有参数在5%置信水平下均通过假设检验, 计算如下F统计量:

F=2.858

采用怀特检验, 记ei2为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得到的残差平方项, 将其与Y1、Y2、Y4及其平方项与交叉项作辅助回归, 得怀特统计量n R2=26.899, 该值大于5%显置性水平下、自由度为9的x 2分布的临界值x20.05=16.919, 因此拒绝同方差假设。

经试算发现, lnei2与Y1、Y12有显著的回归关系:

于是用wi=ex p (-0.5* (9.001+0.001*Y1-1.604e-07*Y1^2) ) 作为适当的权, 对原模型进行加权最小二乘回归得:

可以看出财产性收入的系数的t统计量值有很大的提高, 在5%置信水平下, 不能拒绝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有显著性影响的假设。加权最小二乘回归估计结果显示, 四种来源收入都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 而且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系数都略微大于1, 下面我们检验加权模型是否已经不存在异方差现象, 记ωi为权数, 加权模型为:

该模型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结果为:

该模型的残差估计平方项为e2i, 将其与ω、ωY1、ωY2、ωY3、ωY4及其平方项和交叉项做辅助回归, 得:

怀特统计量n R2=31*0.384=11.904

(二) 利用全国1995年至2009年时序数据分析各种来源收入对农村消费支出的影响

利用eviews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得:

从检验结果得出, 模型拟合优度较高, 但是在5%置信水平下, 四个解释变量均通不过系数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模型中存在序列自相关性。同时原模型中的R2和F值都很大, 而t检验值较小, 说明各解释变量对C的联合线性作用显著, 可能是各解释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而使得他们对C的独立作用不能分辨。所以下面分别对自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并修正。

下面对模型的序列自相关性进行检验。

故不能由D.W.值判断模型是否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 下面采用图示法对模型的序列自相关性进行检验

由et与et-2的散点图可以看出, et、et-2可能存在正自相关。

采用LM检验法, 对如下模型进行辅助回归:

其中et为原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的残差、p为自相关阶数, 这里做辅助回归, p从1阶、2阶…逐次向高阶检验。最后得当p=1、2、3、4阶时均通不过检验, 即模型不存序列自相关性。

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

1.检验简单相关系数。

Y1、Y2、Y3、Y4的相关系数表如下:

由表中数据发现:Y1、Y2、Y3、Y4相互之间都存在高度的相关性, 原模型中必然存在多重共线性。

2. 找出最简单的回归形式:

分别作C与Y1、Y2、Y3、Y4间的回归:

可见, 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最大, 因此可选 (1) 为初始回归模型。

3. 逐步回归。

第一步, 在初始模型中引入Y2, 模型拟合优度有所提高, 但是有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由Y1、Y2的相关系数知, Y2应从模型中剔除。

第二步, 在模型中引入Y3, 模型的拟合优度略有提高, 但仍然有系数通不过显著性检验, 所以Y3也应从原模型中剔除。

第三步, 在模型中引入Y4, 模型的拟合优度得到提高, 且各项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里出现了与地区数据分析同样地情况, 即转移性收入的系数大于1。

综上分析, 最终拟合结果如下:

五、分析与建议

从地区数据和时序数据分析结果来看, 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受到收入的显著影响, 从地区数据来看, 当各种收入分别增加1%时, 消费分别增加0.58%、0.446%、1.019%、1.151%, 其中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消费性支出的刺激作用较大, 所以我国可以考虑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有基础设施的配合, 在短期内可以达到快速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从时序数据看, 最终回归模型中只引入了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这可以看作从长期战略考虑, 我国要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 要提高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其中特别是转移性收入, 其对消费支出的刺激作用比工资性收入更大, 与地区数据分析一致, 都大于1。日本在2008年危机后的救市措施中, 为了刺激消费, 推出的以购物券等形式不设下限地向所有家庭发放2万亿日元的补贴金就是一个通过增加转移性收入短期刺激消费的例证。

参考文献

[1]徐会奇, 李敬强.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对策[J].经济纵横, 2009 (3) :44.

篇4：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分析

摘要：根据1997—2012年的统计数据，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其中，财产性收入基数小且增幅波动大，占人均纯收入比重低但稳中有升；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绝对差距不断拉大，但是并未表现出财富集中的趋势；农村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始终低于城镇居民，两者差距的相对量呈现先升后降趋势，但是绝对差距仍在扩大；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增速总体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及其占比低于京、津、沪，且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其差异性取决于其初始资源禀赋状况和体制与制度因素，应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充分挖掘农村居民的土地财富效益，并不断提升农村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机会和能力。

关键词：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收入差距；收入渠道；城乡二元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农村宅基地制度

中图分类号：F014.44；F323.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5003010

一、引言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政策主张，引发国内各界对财产性收入问题的广泛关注和热议。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再次提出：“进一步明确农民家庭财产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民对集体财产的收益权，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一系列的政策导向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问题的高度重视，后续的政策实施必将进一步激发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潜力。

财产性收入在欧美发达国家居民收入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外学者对财产性收入的研究较早，涉及领域较宽，但对财产性收入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Leven（1925）从财产性收入的概念、影响因素和指标等方面着手，对财产性收入为经济作出的贡献进行了分析。随后，Bernstin（1956）对周期性的财产收入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Friedman（1962）认为，个人所拥有的原始财产禀赋决定了个人收入分配水平的差异和不平等。Galor和Zeira（1993）研究发现个人初始财富水平对个人人力资本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会导致劳动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Milanovic（2000）认为较高的财产不平等水平导致了较高的再分配，并最终产生了扭曲的税收。迈克尔·谢若登（2005）认为财产的积累和财产权的使用是贫困者脱贫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有效改善贫困家庭的收入状况，政府应该通过宏观政策调控来保障贫困者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财产权、收益权等权利。

刘清华，唐丽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学者从不同层面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是“藏富于民”治国理念的重要体现，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理论创新以及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田杨群，2009）。财产性收入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结构中占比较小，提高财产性收入是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的重要途径（张立先 等，2012）。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虽然增长较快，但是对农村居民总体收入贡献较低。陈建东等（2009）对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它们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7和0.94。王岐红（2009）认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基数小，占比低，增速快，波动大，贡献低，来源少。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既表现为城乡差异又表现为地区差距，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北京、上海和浙江，而排名最靠后的三个省区分别是河南、广西和甘肃（陈益芳 等，2013）。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还表现出结构性矛盾，陈享光和王选华（2009）认为，财产性收入容易形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造成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原因较多，收入分配制度、集体经济制度、产权制度、金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不完善阻碍了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杨静，2008；杨娅婕，2011；钟文晶，2011），市场缺陷、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也进一步阻碍了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实现。

显然，上述针对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研究，忽视了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异性，尤其是缺乏对农村居民内部财产性收入差异的深入比较分析。本文将以重庆市1997—2012年的经验数据为基础，分析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其比重的增长趋势，着重对城乡居民间和农村不同收入水平居民间财产性收入进行比较，并将重庆与其他三个直辖市（京、津、沪）进行比较；同时，从资源禀赋和体制及制度两方面分析影响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其差异性的因素，进而提出相应的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建议，以丰富和拓展有关研究，并为提高农民收入和农村改革实践提供参考。

二、重庆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

1.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基数小，且增幅波动大

直辖以来，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如表1所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97年的1 692.36元增长到2012年的7 383.27元，年均名义增长10.32%（未扣除价格上涨因素，下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绝对基数较小，2012年也只有175.56元；同时，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并不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一样稳步增长，而是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特征，其中2000年出现最大负增长，低至-59.93%，而最大增幅在2003年达到99.01%。总体上看，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由1997年的14.93元增长到2012年的175.56元，年均名义增长17.86%，并于2007年之后进入稳步增长态势。由此可以看出，重庆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这充分表明，重庆市进行的有关改革取得了一定效果，农村居民在财产性收入方面获得了较大的进步。

2.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比重低，但稳中有升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财产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构成。直辖以来，重庆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低于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大部分，并且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例逐渐超越家庭经营收入（见表2）。财产性收入在重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的占比很低，最高也不超过3%，但增长趋势明显，说明其具有较大的潜力和增长空间。因此，提高财产性收入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

摘要：根据1997—2012年的统计数据，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其中，财产性收入基数小且增幅波动大，占人均纯收入比重低但稳中有升；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绝对差距不断拉大，但是并未表现出财富集中的趋势；农村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始终低于城镇居民，两者差距的相对量呈现先升后降趋势，但是绝对差距仍在扩大；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增速总体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及其占比低于京、津、沪，且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其差异性取决于其初始资源禀赋状况和体制与制度因素，应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充分挖掘农村居民的土地财富效益，并不断提升农村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机会和能力。

关键词：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收入差距；收入渠道；城乡二元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农村宅基地制度

中图分类号：F014.44；F323.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5003010

一、引言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政策主张，引发国内各界对财产性收入问题的广泛关注和热议。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再次提出：“进一步明确农民家庭财产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民对集体财产的收益权，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一系列的政策导向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问题的高度重视，后续的政策实施必将进一步激发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潜力。

财产性收入在欧美发达国家居民收入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外学者对财产性收入的研究较早，涉及领域较宽，但对财产性收入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Leven（1925）从财产性收入的概念、影响因素和指标等方面着手，对财产性收入为经济作出的贡献进行了分析。随后，Bernstin（1956）对周期性的财产收入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Friedman（1962）认为，个人所拥有的原始财产禀赋决定了个人收入分配水平的差异和不平等。Galor和Zeira（1993）研究发现个人初始财富水平对个人人力资本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会导致劳动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Milanovic（2000）认为较高的财产不平等水平导致了较高的再分配，并最终产生了扭曲的税收。迈克尔·谢若登（2005）认为财产的积累和财产权的使用是贫困者脱贫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有效改善贫困家庭的收入状况，政府应该通过宏观政策调控来保障贫困者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财产权、收益权等权利。

刘清华，唐丽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学者从不同层面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是“藏富于民”治国理念的重要体现，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理论创新以及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田杨群，2009）。财产性收入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结构中占比较小，提高财产性收入是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的重要途径（张立先 等，2012）。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虽然增长较快，但是对农村居民总体收入贡献较低。陈建东等（2009）对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它们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7和0.94。王岐红（2009）认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基数小，占比低，增速快，波动大，贡献低，来源少。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既表现为城乡差异又表现为地区差距，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北京、上海和浙江，而排名最靠后的三个省区分别是河南、广西和甘肃（陈益芳 等，2013）。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还表现出结构性矛盾，陈享光和王选华（2009）认为，财产性收入容易形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造成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原因较多，收入分配制度、集体经济制度、产权制度、金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不完善阻碍了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杨静，2008；杨娅婕，2011；钟文晶，2011），市场缺陷、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也进一步阻碍了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实现。

显然，上述针对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研究，忽视了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异性，尤其是缺乏对农村居民内部财产性收入差异的深入比较分析。本文将以重庆市1997—2012年的经验数据为基础，分析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其比重的增长趋势，着重对城乡居民间和农村不同收入水平居民间财产性收入进行比较，并将重庆与其他三个直辖市（京、津、沪）进行比较；同时，从资源禀赋和体制及制度两方面分析影响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其差异性的因素，进而提出相应的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建议，以丰富和拓展有关研究，并为提高农民收入和农村改革实践提供参考。

二、重庆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

1.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基数小，且增幅波动大

直辖以来，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如表1所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97年的1 692.36元增长到2012年的7 383.27元，年均名义增长10.32%（未扣除价格上涨因素，下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绝对基数较小，2012年也只有175.56元；同时，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并不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一样稳步增长，而是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特征，其中2000年出现最大负增长，低至-59.93%，而最大增幅在2003年达到99.01%。总体上看，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由1997年的14.93元增长到2012年的175.56元，年均名义增长17.86%，并于2007年之后进入稳步增长态势。由此可以看出，重庆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这充分表明，重庆市进行的有关改革取得了一定效果，农村居民在财产性收入方面获得了较大的进步。

2.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比重低，但稳中有升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财产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构成。直辖以来，重庆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低于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大部分，并且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例逐渐超越家庭经营收入（见表2）。财产性收入在重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的占比很低，最高也不超过3%，但增长趋势明显，说明其具有较大的潜力和增长空间。因此，提高财产性收入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

摘要：根据1997—2012年的统计数据，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其中，财产性收入基数小且增幅波动大，占人均纯收入比重低但稳中有升；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绝对差距不断拉大，但是并未表现出财富集中的趋势；农村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始终低于城镇居民，两者差距的相对量呈现先升后降趋势，但是绝对差距仍在扩大；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增速总体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及其占比低于京、津、沪，且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其差异性取决于其初始资源禀赋状况和体制与制度因素，应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充分挖掘农村居民的土地财富效益，并不断提升农村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机会和能力。

关键词：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收入差距；收入渠道；城乡二元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农村宅基地制度

中图分类号：F014.44；F323.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5003010

一、引言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政策主张，引发国内各界对财产性收入问题的广泛关注和热议。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再次提出：“进一步明确农民家庭财产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民对集体财产的收益权，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一系列的政策导向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问题的高度重视，后续的政策实施必将进一步激发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潜力。

财产性收入在欧美发达国家居民收入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外学者对财产性收入的研究较早，涉及领域较宽，但对财产性收入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Leven（1925）从财产性收入的概念、影响因素和指标等方面着手，对财产性收入为经济作出的贡献进行了分析。随后，Bernstin（1956）对周期性的财产收入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Friedman（1962）认为，个人所拥有的原始财产禀赋决定了个人收入分配水平的差异和不平等。Galor和Zeira（1993）研究发现个人初始财富水平对个人人力资本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会导致劳动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Milanovic（2000）认为较高的财产不平等水平导致了较高的再分配，并最终产生了扭曲的税收。迈克尔·谢若登（2005）认为财产的积累和财产权的使用是贫困者脱贫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有效改善贫困家庭的收入状况，政府应该通过宏观政策调控来保障贫困者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财产权、收益权等权利。

刘清华，唐丽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学者从不同层面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是“藏富于民”治国理念的重要体现，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理论创新以及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田杨群，2009）。财产性收入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结构中占比较小，提高财产性收入是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的重要途径（张立先 等，2012）。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虽然增长较快，但是对农村居民总体收入贡献较低。陈建东等（2009）对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它们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7和0.94。王岐红（2009）认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基数小，占比低，增速快，波动大，贡献低，来源少。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既表现为城乡差异又表现为地区差距，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北京、上海和浙江，而排名最靠后的三个省区分别是河南、广西和甘肃（陈益芳 等，2013）。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还表现出结构性矛盾，陈享光和王选华（2009）认为，财产性收入容易形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造成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原因较多，收入分配制度、集体经济制度、产权制度、金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不完善阻碍了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杨静，2008；杨娅婕，2011；钟文晶，2011），市场缺陷、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也进一步阻碍了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实现。

显然，上述针对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研究，忽视了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异性，尤其是缺乏对农村居民内部财产性收入差异的深入比较分析。本文将以重庆市1997—2012年的经验数据为基础，分析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其比重的增长趋势，着重对城乡居民间和农村不同收入水平居民间财产性收入进行比较，并将重庆与其他三个直辖市（京、津、沪）进行比较；同时，从资源禀赋和体制及制度两方面分析影响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其差异性的因素，进而提出相应的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建议，以丰富和拓展有关研究，并为提高农民收入和农村改革实践提供参考。

二、重庆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

1.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基数小，且增幅波动大

直辖以来，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如表1所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97年的1 692.36元增长到2012年的7 383.27元，年均名义增长10.32%（未扣除价格上涨因素，下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绝对基数较小，2012年也只有175.56元；同时，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并不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一样稳步增长，而是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特征，其中2000年出现最大负增长，低至-59.93%，而最大增幅在2003年达到99.01%。总体上看，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由1997年的14.93元增长到2012年的175.56元，年均名义增长17.86%，并于2007年之后进入稳步增长态势。由此可以看出，重庆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这充分表明，重庆市进行的有关改革取得了一定效果，农村居民在财产性收入方面获得了较大的进步。

2.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比重低，但稳中有升

篇5：农村居民收入

洛江区虹山乡政府陈永泽

本文调查分析了洛江区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基本情况。从加快劳动力转移、推进农村改革、提高农民素质、改善消费环境、构建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对策建议。

篇6：农村居民收入情况调查报告

自从镇政府提出“农民增加收入一个主要途径是调整 农业 产业结构”以来，乡党委、政府 带领燕郊村民紧紧围绕 粮食 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抓调整，突出本地优势、因地制宜发展订单农业、大棚农业。在种植小麦，玉米的基础上，建设大棚生产基地，种植绿色生态食品，凭借燕郊是北京郊区的良好区位，大棚种植渐渐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相比前几年来看，2008年农业的比较收益大幅提高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由2500上升到3200。

农民增加收入的另一个主要途径是外出务工收入据2007年 统计，全乡总劳力8206人，其中长年外出务工 劳动 力2966人，约占总人口20.4%。从调查情况来看，外出务工劳动力按每年最低纯收入2400元来算，全乡仅外出务工一项可带回资金712万元，人均498元。

在燕郊人民取得骄人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的普遍弱势。

当前农民的消费开支负但仍然过重，据调查，农民的收入主要支出于农业生产、医疗 费、学费等。由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有较大程度的增长，农业生产的费用仍然要占农民收入相当大的比例；另外是医疗费用支出，农民一旦生病住院，医疗费用支出比重就大幅度上升，尤其是主要劳动力生病后，致使该家庭劳动力缺乏，常常很快就会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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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不高，虽然乡党委，政府加大了对农民的培训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农民的素质有所提高，但是农民的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主要体现在生产 经营 管 理 技能、文化 科学素质和观念意识等方面，既影响了农业的生产，也影响了劳动力的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只能做苦力和劳动密度高的行业，未能以劳动力产生劳动价值，造成了人力资源的优势不能显现。

农民经营生产方式粗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规模过于狭小，规模经营还只是少数；二是 科技 含量低，农户缺少农作物新品种的应用、种植、病虫害有效预防等技术，新种一种家作物要花上三年五年的时间去培育；三是管理粗放，缺少精细耕种的田间管理以及精确的经济核算，造成了生产资料的极大浪费和生产成本的增加。

篇7：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分析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小鲁

从1978年改革开始到80年代中期，由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以15％的年增长幅度迅速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但在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期间，随着农村改革的剩余潜力逐渐释放和城市改革加快，同时也由于缺乏农村后续改革措施以及某些政策方面的缺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持续扩大的趋势。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可列举如下：

1．粮食和其他大宗农作物在国内市场的饱和及价格下降。

80年代上半期，由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以及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全国粮食总产量迅速增长，一举扭转了改革前长期以来粮食供应短缺的局面，农民的收入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自80年代后半期以来，国家的粮食收购价格没有大的调整，但由于通货膨胀，按不变价格计算的粮食价格出现了持续回落。到1990年，粮食定购价格按不变价格计下降到了1985年的78％。

1994年，由于出现了短期的粮食供应紧张和市场价格上扬，促使中央政府连续几年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以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按不变价格计算，1997年定购价格比1993年上涨了51％，高于1985年价格20％。同时还实行了粮食生产的省长负责制，要求各省确保本省的粮食供应。这些价格调整给了农民更高的收入预期，鼓励农民扩大播种面积和增加投入，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从而很快就导致了粮食供应过剩。从1994年到1998年，粮食总产量由4.45亿吨上升到5.12亿吨，大大超过了正常的国内需求；同时由于边际成本上升和某些地方违反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原则分派粮食生产任务，使种粮成本不断提高。

在粮食供应过剩，市场粮价下降，粮食经营部门亏损严重的情况下，实行了粮食购销3项政策，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顺价销售，资金封闭运行，并且禁止私商插手收购粮食。这些政策的出发点是保护农民利益，并扭转粮食经营部门的亏损，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根据过去一个时期的做法，国家对粮食价格的控制并没有起到稳定粮食生产和价格水平的作用。即使国家能够垄断粮食供给，由于无法垄断需求，仍然很难做到保持粮食供求的平衡。相反，由于统一定价不能准确及时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动，常常容易造成粮食供求之间的脱节。这恐怕是90年代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尽管由于2000和2001年连续两年粮食减产和出口增加，粮食胀库的压力已经减弱，但看来数年来累积的粮食过剩还未完全消化。加上因进入WTO带来的粮食大量进口，价格水平不会有大幅度的回升，对小麦、玉米等主要品种来说反而有可能因进口增长而继续下降。由于为加入世贸组织所作出的承诺，我国在2002年的粮食进口配额（关税税率仅为1％）为1831万吨，到2004年将进一步达到2216万吨，这大约相当于国内商品粮市场容量的12％左右。加上非配额的大豆等产品的大量进口（大豆关税税率仅为3％），粮食进口正在大量增加并可能在未来数年内继续增加。这将阻碍粮食市场价格的回升甚至继续压低市场价格，势必导致主要从事粮食种植的农民收入下降。在此情况下，如果国内粮食收购继续实行保护价格，鼓励农民种粮，势必加剧粮食供给过剩，使市场粮价进一步下跌和大幅度的供给震荡。因此，顺应“入世”潮流，放开国内粮食收购市场，已是势在必行。当然，在粮

食价格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仍然需要国家保持一定的粮食储备，并通过平买平卖、调丰补歉的方式稳定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同时在短期内，也应当考虑在世贸原则允许的范围内，对与农民收入密切相关的农产品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给农民较充足的时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防止进口冲击对农民收入造成过大的影响。

目前若干粮食品种和主要粮食销区的粮食价格已经放开。随着粮食收购价格逐步放开，今后促使农民增收的主要方向应当转移到帮助农民调整生产结构，增加市场需要的、附加价值较高的产品生产，特别是要根据我国土地紧缺、劳动力过剩的特点，开发劳动密集度高，而土地密集度较低的产品，例如畜牧和养殖业产品，高营养、无公害食品，推动这些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农村科技推广和产前产后服务工作需要加强。

2．乡镇企业增长缓慢，融资渠道不畅，劳动力转移停滞

80年代，乡镇企业产出以超过20％的年增长率高速增长，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超过10％。尽管其发展速度在90年代明显放缓，20年来还是吸收了1亿农村劳动力就业，这成为当时农村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主要带动因素。

据2000年农村家计调查，农村居民第二、三产业收入已占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44％。但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在90年代后期已进入了相对停滞阶段，其就业人数1996年曾达到1.35亿人，1998年下降到1.25亿人，绝对下降了近1000万人。以后虽有一定程度的回升，到2000年仍只有1.28亿人，还没有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市场竞争加剧，一般产品市场相对饱和，是许多低技术的乡镇企业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一些地方原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改制，减少了企业冗员，也是就业人数下降的一个原因。目前看来乡镇企业发展已经不再是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因。

乡镇企业发展的停滞还有若干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融资机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乡镇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得到了强有力的融资支持。这是它们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进入90年代后半期，多数乡、村办集体企业已经改制为个体、私营或股份制企业，在贷款方面不再得到农村基层政府的支持；而同时银行的融资约束明显加强，特别是在市场前景不明朗、风险增加、利率又受到控制的情况下，大银行对向农村中小企业贷款的兴趣大大降低。

银行商业化是改革的方向，而小企业贷款难也是各国都存在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中国特别严重，这与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密切相关。首先，由于银行对小企业的贷款成本高于对大中型企业贷款成本，利率一刀切就使小企业贷不到款。目前虽然允许某些贷款在一定程度内浮动，但浮动范围仍然不能满足需要。贷款利率市场化虽然会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但将为效益好的小企业开辟融资渠道。其次，地方性、社区性的非国有中小金融机构在对小企业贷款方面会比大银行更有竞争力，因为它们在获得当地小企业经营状况信息方面比大银行有更多的优势，其他经营费用也更低，因此贷款成本可以降低。但由于担心出现金融混乱，对建立非国有金融机构一直有严格的管制，使之一直没有有效地发展，从而也使农村中小企业的外部融资渠道严重受阻。

为避免金融风险，金融监管是必要的，但同时应当积极推进金融部门多元化发展。今后，改革金融体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开辟地方性和社区性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有效地扩大对农村中小企业的外部融资，将有利于继续推动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3．城乡间的劳动力转移进展不畅

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城乡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壁垒开始打破，我国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转移有了第二条出路，即向城镇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不过，迄今为止，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只有36％，明显低于大多数与我国处在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特别是大中型城市数量有限。由于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滞后，城市容量相对有限，加上许多城市仍然对农民工进城实行种种限制或歧视性待遇，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在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一直没有取代乡镇企业成为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渠道。近些年来，乡镇企业发展缓慢，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压力增大。但由于城市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剧增，农村劳动力转移也遇到了新的阻力。

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城市化是经济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在我国，城市化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加速城市化建设将有效地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因此，在促进城市化方面，需要各级政府将政策着眼点从限制城乡劳动力和人口转移，转换到为这种转移提供更多的服务以促进这种转移；同时也需要作好城市规划，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包括开放和吸引民间投资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并切实改善城市的投资软环境，推进市场化和法制建设。

今后几十年，我国8亿农村人口、3亿农业劳动力中的大部分将会逐渐转移到城市中来。当然，目前由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不能适应城市对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的需求，多数只能进入需要非熟练劳动力的行业，这造成了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错位，因此需要尽快改善农村基础教育和城乡职业培训，以促进城乡劳动力转移。

4．农民负担加重

长期以来，农村“吃官饭”的人口不断增加。这些人员基本要靠农村基层财政来负担。超过财政负担能力的部分，各地方只有通过向农民税外收费来解决，农民负担因此大大加重了。农村县级需要财政负担的党政机构和人民团体一般包括政府、党委、纪检、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工会、共青团、妇联等若干套常设机构，通常还会有若干临时性的办公机构，这些机构一旦成立，不管是否有存在下去的必要，都常常会长期保持下去。每次机构改革在削减了部分机构和人员后，经常都会再次膨胀。乡镇一级机构设置也类似。除此之外，农村中小学教师也成为这样的途径，这使许多地方农村教师队伍庞大但素质偏低，成为地方财政负担沉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问题不解决，目前设计的农村费税改革很难切实推行，农民负担也很难真正减轻，最终将影响社会安定。

篇8：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分析

近些年来, 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迅速, 其他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则增长较慢, 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间差异逐步扩大正成为事实。由于收入差距是导致地区间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差异的重要因素, 因而不同收入地区间的农村消费也表现的更加不同。接下来我们将依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 利用计量经济方法, 研究不同收入水平地区的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 揭示地区间收入差异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

一、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地区聚类分析

我们利用SPSS 13.0统计软件将2005年全国31个省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采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系统聚类方法划分为两类, 即: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第一类高收入地区共有5个省份 (直辖市) :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平均人均年收入6622.02元。其余26省份、自治区或直辖市均被归类到低收入地区, 平均人均年收入为2913.38元。高收入地区的农村家庭平均人均年收入是低收入地区平均人均年收入的2倍多, 反映出不同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较大。

聚类分析的部分结果如下:

二、地区间农村居民消费函数模型的建立和变量选择

在现实生活中, 影响居民消费倾向的因素很多, 包括收入水平、商品价格水平、利率水平、消费者偏好、收入分配情况等等。但在这里, 我们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 为清晰显示农村居民收入对其消费的影响, 我们只选择收入水平y这一因素作为对农村消费x的主要解释变量 (虽然商品价格水平对消费的影响也较大, 但本文主要利用的是同一年度的截面数据, 不同地区间商品价格水平差距不大, 不会对居民消费倾向产生重大影响, 因而未将其纳入模型之中) 。

为了考察农村高、低收入地区的不同消费倾向, 我们引入虚拟变量d1, (根据虚拟变量的使用规则:为避免虚拟变量陷阱, 如果定性变量有两类——如本文的高、低收入水平, 则只能选用一个虚拟变量。)

d1=1, 高收入地区d1=0, 低收入地区

根据凯恩斯消费理论和以上分析, 我们建立地区间农村居民消费函数模型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x代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解释变量y代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u为随机误差项。

三、模型参数估计和检验

利用eviews 5.0软件中的最小二乘法 (OLS) 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如下结果:

参数估计值下面的括号中为t统计量, 方程总体统计显著性很好。但是我们在利用white检验测试方程是否存在异方差时, 检验结果显示存在异方差现象。

另外, 我们查D-W表发现, 对于n=31, k=3, 在5%的显著水平下, dl=1.023, du=1.425, 但上述方程的DW统计量值低于dl, 显示可能还存在自相关问题。

四、方程校正和最终模拟结果

我们用ewiews自带的white异方差校正功能重新估计方程, 消除异方差影响, 得到如下结果。

我们发现本方程估计参数和统计量与为校正前的方程没有太大变化, 这也反映了异方差问题并不严重。

判断原方程是否有自相关问题, 我们考虑到原数据为截面数据, 相邻地区的同质性可能会对引发自相关问题, 我们试着对数据重新排序 (按收入升序排列) , 重新对方程进行回归后, 发现原方程参数和各统计量除去DW统计量之外, 未发生变化。

由于du<DW统计量值<4-du, 所以我们认为估计方程不存在自相关问题。这也符合对截面数据不用考察DW统计量和自相关的一般经验。

方程3即为我们的最终方程, 该方程也可以根据按收入分类的地区写成两个方程, 即:

低收入地区:x=497.18+0.610246*y

高收入地区:x=-3723.7749+1.306202

五、启示和建议

由最终方程和模拟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低收入地区和高收入地区的消费差距十分明显, 并且消费倾向的回归方程截距和斜率均不相同, 形成相异回归。这表明地区收入水平越高, 该地区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越大, 反之, 收入水平越低, 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越小。这似乎与凯恩斯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相违背, 但却真实反映了我国农村消费的某种实际情况:低收入地区的农民对未来患病医治、子女上学等刚性支出的预期加强和对未来收入增长缓慢状况的认同, 迫使他们在满足基本消费后, 压抑其他生活消费, 表现为消费倾向较低。相反, 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 (高收入地区) 等地由于政府和人民的富庶, 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并且给农村和农民较好的财政倾斜政策和经济扶持。农村居民后顾无忧, 同时形成收入稳定增长的良好预期, 农民敢于消费, 甚至把原来压抑的消费需求报复性地释放出来, 最终表现为较高的消费倾向。

相对应的, 我们根据上述实证结论可以形成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由于目前农村地区消费倾向随收入的增长而增长, 那么增加农民的收入, 不仅有利缩小城乡差距, 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而且还对快速启动农村市场, 扩大内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高收入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相对较高, 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对刺激该地区农民扩大消费作用较为明显, 但在低收入地区, 如欲刺激农民扩大消费, 则可以尝试其他政策措施。

第三、由于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地区差异较大, 制定农村消费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地区间的差异, 因地制宜, 这样才能更好开拓农村市场, 更好满足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参考文献

[1]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 (第一版)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2]李志辉, 罗平.SPSSforwindows统计分析教程[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3]孔泾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 (2004)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4]于秀林, 任雪松.多元统计分析[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