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的意思, 保守主义的解释

保守主义的意思, 保守主义的解释（精选14篇）

篇1：保守主义的意思, 保守主义的解释

保守主义的意思, 保守主义的解释

【词语】 保守主义

【全拼】: 【bǎo shǒu zhǔ yì】

【释义】: 落后于客观事物发展的思想。特点是墨守成规，不能接受新鲜事物，对困难估计过高，对有利条件估计不足。

篇2：保守主义的意思, 保守主义的解释

【词语】 保守

【全拼】: 【bǎoshǒu】

【释义】: （1）保持使不失去：～秘密。（2）维持原状，不求改进；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多指思想）：计划定得有些～，要重新制定。

【反义词】: 泄露

篇3：保守主义的意思, 保守主义的解释

一认知计算主义的解释难题

当代计算主义在揭示人类认知的奥秘时,主要有两个基本理论形态,一是物理符号主义;二是联结主义。物理符号主义主张,人脑是物理符号系统。人类的认知过程就是基于符号的运算过程。纽厄尔(Allen Newell)和西蒙(Herbert Simon)认为,“物理符号系统具备智能行动的能力,同时一般智能行动也需要物理符号系统。”[1]因此,人类完全可以建立基于知识表征的智能机器从功能上模拟人类智能。然而,在人工智能的实践中,物理符号主义并没有获得预期的顺利。很快,物理符号主义就遭遇到了“常识难题”、不确定事物的知识表征等难题。联结主义改变了经典物理符号主义的“串行操作”,转而视心智为并行处理的分布式系统。但是,无论是物理符号主义,还是联结主义,它们的核心观点却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其实质都是将心灵隐喻为一台或多台能够完成形式处理的计算机,把人类认知过程看作是一种类似于计算机的计算处理过程。只不过,这两种理论形态在解释人类认知的奥秘时,前者强调认知过程中的符号表征和操作过程,后者更强调模拟人脑结构的重要性。

塞尔(John Searle)提出的“中文屋论证”是对计算主义最著名的质疑。他认为,人类的智能之所以是真正的智能在于它有意向性。他说:“大脑产生意向性的那种因果能力,并不存在于它例示计算机程序的过程中,因为无论你想要什么程序,都能够由某种东西来例示这个程序,而它并不具有任何心理状态。无论大脑在产生意向性时所做的是什么,都不可能存在于例示程序的过程中,因为没有一个程序凭借自身而对于意向性来说是充分的。”[2]彭罗斯(Roger Penrose)基于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认为,计算机构造与神经元激发模型之间看似有等价的逻辑,但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首先,把激发神经描述成全有或全无的现象有些过于简单化,那现象是指沿着轴突移动的单脉冲。但事实上,当一个神经元‘激发’时,它发射出一整串距离很近的脉冲,甚至在神经元不激发时,它也发射脉冲,只是以很慢的速率而已。”其次,“神经元激发还有随机的一面,同样的刺激不总产生同样的结果。此外,头脑行为并不需要电子电脑在电流所需要的那么准确地计时。”[3]最大的差别在于:头脑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其重要性超过迄今所提到的一切。认为大脑只是导线连结起来的固定神经元组合,在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神经元的连结不是固定的,会随着时间不断改变。据此,彭罗斯断言,现在的计算机并非真正的智慧体,要让它有意识、思维,甚至是不可能的。

对认知计算主义质疑的实质在于回答:人的认知是否就是计算?按照计算主义者的观点,人类认知现象可用计算术语予以解释,甚至可由计算机以计算的、纯形式转换的方式实现。因为,认知的结论是否来自于某些前提,认知推理是否是有效的,这是一个纯形式的问题。决定推理有效的东西,与实际的内容或前提与结论表达的意义,没有必然的关系。换言之,结论是否能从某些前提逻辑地推论出来这一问题,可依据推理的有效性来说明。当且仅当它的前提的真足以保证结论的真,推理才是有效的。特定推理的有效性依赖于它能例示的逻辑形式的有效性。从技术上说,只有推理的逻辑形式才有有效和无效的问题。逻辑形式是有效的,当且仅当不存在这样的例示,即它有真的前提,却有假的结论。如果真的是这样,即推理的有效性取决于推理形式的有效性,与意义无关。如果计算主义是正确的,那么人类的推理无疑可从计算上加以说明,也无疑可通过计算机模拟。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人类的推理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一个形式化的过程。人们常能建立心理模型,然后据以做出推论,有时还能做出直觉推理。更复杂的是,人还能依据典型和原型事例做出推理,甚至做出经验推理。既然如此,认知计算主义就面临着进一步说明这些反例的重负。反认知计算主义正是基于思维的复杂性和必然的语义性提出了证伪认知计算主义的论证。他们认为,未受教育的主体所做的推理过程显然不可能遵守什么逻辑形式或规则,因此人们的推理常常是非理性或非逻辑的。既然如此,就不可能仅根据形式系统来说明人的推理过程及机制。既然存在着非逻辑的推理过程,因此它们就不可能从计算上加以实现。结论只能是:认知计算主义对人类认知现象的解释不仅是错误的,甚至是不可能。我们可以将计算主义在对认知现象做出种种说明时所出现的这种现象,概称为认知计算主义面临的解释难题。

面对计算主义的解释难题,威尔逊认为,传统的认知计算理论之所以受到挑战是因为传统的认知计算理论仅仅将认知计算过程局限于人脑。他把这种计算主义称为“窄计算主义”。威尔逊认为,实际的认知计算过程并不完全发生在脑内。认知计算过程既然是过程,就一定有其步骤,如先分辨表征性、信息性形式,这些形式既可以是脑内的,也可是脑外的。它们构成了相关的计算系统。接着,在这些表征之间进行模拟、计算;最后,是行为输出,它是宽计算系统的组成部分。这表明,认知计算不仅涉及脑内的计算活动,也涉及脑外。认知现象的完整描述不仅包括个体之内的活动,还应该超越个体的边界,包括个体之外的环境。过去的计算主义仅仅把认知计算限于脑内活动,“收窄”了“计算”本身的意义。这种解释上的“遗漏”是认知计算主义受到质疑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提出一种“宽计算主义”来化解这种“窄计算主义”所面临的解释难题。

二威尔逊宽计算主义的回应

威尔逊的宽计算主义由宽计算、宽表征、宽计算系统等一系列“宽”概念所组成。由这些“宽”所决定,便有宽内容。不同的“宽”概念强调的方面不同、内容不同,但实质、主旨只有一个,就是强调人的心理状态尽管局限于个体之内,与所随附的或实现它的大脑结构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由内在因素决定的一面,但是人的心理状态、人的计算由其本性所决定,又可以超出头脑,而进至外部世界,进而把自己与外部世界关联起来。人之所以能超出自身之外完成关于认知对象的加工即宽计算,是因为人的认知是宽计算系统。威尔逊认为,“宽计算系统因此包含的是这样的心灵,它可以自由地超出头脑的限制而进至世界之内。……心灵是宽实现的,”[4]165“宽实现”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心灵后面有物理系统,借助这种系统及其运作,内部过程、计算便与外部环境关联起来了。

心理计算、表征等这些概念并不是认知计算主义的固有领地。早前的认知心理学已对表征的结构和本质,以及它们如何被加工、储存、转换、相互作用做了大量有益的探讨。从现有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来看,表征并不像传统的表征主义所说的那样,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符号或表达而储存在大脑某一局部位置的,同时它也不能以一个独立的单元被提取和加工。威尔逊认为,“表征不是某种内嵌于个体之中的东西,而是个体在知觉与行动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利用他们的环境的丰富结构所形成的东西。”[4]178“认知表征分布在许许多多的节点之上,而不是局域化于它们之中的。”[4]174因此表征既具有“宽”的特性,又具有“可利用性”。这种“宽”与“可利用性”既反映了表征存在的实际特点,又有助于阐明认知计算的因果性。表征不只是一种编码形式,更是一种信息利用形式,而编码只是这种信息利用的一个特例。没有必要把表征看作是外部世界的内在摹本或代码。它在认知主体所做的事情与世界之间建立了可靠的、稳定的信息因果联系。“确切地说,表征是个体在提取和利用必然为行动进一步使用的信息的过程中所实施的一种活动。正是通过表征活动,主体才得以置身于世界,才得以跟踪世界,而不是让自己游离于世界之外。”[4]165这可以看作是表征认识史上的一次转折,即从摹本性的、代码性的表征转向利用性的、活动性的表征。它“在拓展、重新规定这些概念的过程中,为外在主义心理学建立了一个空间”[4]183。为建立一种新的认知观,即以对称的方式看待头脑之内和之外的东西开辟了道路。

所谓“对称的方式”,即认为头脑之内外在认知计算中具有同等的作用。威尔逊认为,只有坚持对称的方式,才能克服内在主义和传统的外在主义各持一端的片面性。在他看来,要形成心理内容,依赖于脑内和脑外各部分的作用,不仅要重视这两部分的作用,而且还要说明这两部分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形成心理内容的。在表征过程中,认知者之外的环境中的东西有时采取符号的形式,有时以实在事物、事态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使是采取后一种形式,也没有关系,它们照样可以为认知系统所利用,因为认知系统是信息采集者,可以根据因果的、概念的依赖关系在头脑中经过内在的作用形成关于它们的表征。由于这里的表征不是纯粹的代码,不是纯形式,而是宽表征,即超出了头脑的表征,这里的活动或计算也不是纯粹的句法、符号转换,其转换与世界无关,而是宽计算,亦即认知系统对信息的加工既是对符号的纯转换,同时还是对外部世界的把握。[5]366威尔逊的这种解释具有浓郁的信息处理思想。不过,他的这种解释确实赋予了“计算”不同于以往的更多的“过程性”和“相关性”内涵。

在心理状态如何个体化的问题上,宽计算主义与个体主义也有根本的不同。尽管威尔逊的外在主义与个体主义一样,承认心理状态可根据其局域性即起作用的定位来予以个体化,因为他们都认为,心理状态是在有机体的内壳之内发生的。这也就是说,在承认这种个体化方式方面,个体主义与他的外在主义没有不同。但是,威尔逊的外在主义强调,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体化方式,即从分类上加以个体化的方式。正是基于这两点,宽计算主义主张:有两类心理状态,一是局域性的;二是分类性的(taxonomic)。后一种心理状态是大多数外在主义经常述及的状态。根据他们的论述,有时有这样的情况,即两个个体在内在的方面完全相同,但他们的心理内容不同,很显然这是由外在的对象所使然。用威尔逊的话说,是“由于计算系统的宽实现”,即由它们的非内在的部分的不同而造成的。在说明了表征的两种个体化方式的基础上,威尔逊对外在主义提出了新的理解,并对宽计算主义的物理实现模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传统的外在主义既体现出局域性,又是分类学的。前者承认认知有内在的实现机制,因而其个体化离不开内在的作用。后者则强调认知计算是发生在一个因果系统中的。由于计算系统、表征、实现等都可以是宽的,因此认知及其内容的差异、个体化又有外在的贡献。这些内容之所以彼此不同,与它们关联的事物的类别、细微差异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5]368至此,如果宽计算主义是正确的,那么人工智能未来应模拟的计算必须是宽计算,所拥有的系统必须是宽计算系统,表征等也必须是宽的。至于如何让人工智能表现这些宽的特点,方向也应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努力弄清人的意向系统表现这些宽特点的原理、过程和条件,然后研究如何在人工智能中加以实现。

三结语

威尔逊的宽计算主义对计算主义解释难题的回应直至“计算”概念本身,这确实不同于一般的计算主义补救方案,而是对计算主义的深度反思,这对破解认知计算主义的解释难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任何一种可以归为认知计算主义的理论中,都应该包含三个基本问题。第一,“计算”的标准是什么?有何所指?我们如何在解释人类认知现象中合理而规范地使用计算术语和已有的心理术语?第二,计算主义是如何可能并适用了认知现象的解释的?即计算主义在解释认知现象时应具备什么条件?第三,计算主义能够解释人类认知的所有现象吗?如果不能,还有哪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能,是否就能将心灵的计算理论推而广之应用于各类哲学问题的解决?在上述三个问题中,对“计算”本身的回应最具基础意义。传统意义上对“计算”的阐述主要有两种基本形式:即源自数学中的递归等函数计算和图灵形式的计算。这些情景中的“计算”都把计算看作是独立于认知对象的物理实在的属性,并且只关注到了计算的形式属性。它延续到对认知原理的解释中,认为认知活动就是类似的计算。物理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都是这种解释的产物。达文波特(D.Davenport)认为,仅仅把计算理解为一种信息处理过程,会把我们带入歧途。[6]威尔逊的宽计算主义从重新定义“计算”等一系列“宽”概念开始,将“计算”的内涵扩展到脑外,把“计算”看作一个系统过程,来回应并尝试解决计算主义在解释人类认知现象时所遭遇的难题。这可以看作是重建计算主义的新端倪。

从威尔逊消解认知计算主义解释困境的方式上看,威尔逊提出的宽计算主义虽无太大新意,但却是计算主义发展的新趋向。克拉平(H.Clapin)认为,要拯救计算主义,关键是对计算概念做出更宽泛的阐释。他赞成表征主义根据表征解释计算的策略,但又强调要把表征区分为隐表征与显表征,然后主要根据隐表征来说明计算。斯洛曼(A.Sloman)认为,传统的计算概念对人工智能并没有多大用处,因为“这个计算概念的核心是形式化”,而50年代以后的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特点是成为有物理实现的智能机器。这是一种根本有别于图灵机的机器。史密斯(B.C.Smith)认为,过去的计算概念的确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应予重新阐释。他所作的新的阐释是:计算不应是纯形式的,而应内在地具有意向性、语义性。如果这样理解计算,那么计算主义就可以重新唤发生机。[7]威尔逊不仅与这些新计算主义者具有基本相同的立场,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完全抛弃计算主义,而是认为我们应该重新阐释计算,以此丰富对计算的理解,进而形成对认知的计算解释。这种尝试对消解认知计算主义的难题,建构新的认知计算理论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从威尔逊消解认知计算主义解释困境的内容上看,威尔逊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消除计算主义面临的意向性等难题。威尔逊实质上是在对“窄内容”的分析中提出了宽计算主义。一般的外在主义和内在主义要么只承认宽内容,要么只承认窄内容。而威尔逊则认为,“窄内容”这一概念必不可少,因为有一种现象,没有它就无法表述和说明。例如一个地球人与另一作为他的复制品的孪生地球人,尽管环境不同,宽内容不同,但在使用“水”一词时肯定有相同的内容,如都相信水是液体,可以止渴。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窄内容”。换言之,在威尔逊那里,“窄内容”指的是“从语境到真值条件的一种映射功能”。“宽内容”则是表征了外部实在的内容,即通常所说的意向性或关于性而实现的外在内容。威尔逊说:“将窄内容与头脑外的语境相加,便有了宽内容。”[8]因此,“窄内容”与“宽内容”实际上同属一个系统。威尔逊还指出:“我们不能没有窄内容概念。不管它是别的什么,它至少是这样一种类型的内容,即物理上的两个孪生人一定具有的东西,不管他们的环境多么不同。”[4]90威尔逊的这种理论具有折中性,其实质是外在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尽管威尔逊承认窄内容的存在,但在内容的个体化问题上,他坚持的仍是外在主义的基本立场。威尔逊不仅承认意向性的存在,而且认为心灵对外在事物的关联性的本质就是因果关系。他认为,“日常所说的心理状态的意向性是内在于头脑中的东西与外在于头脑中的东西之间的某种关系。可以合理地认为,这种关系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在本质上是一种因果关系。”[4]91然而,这种因果关系如何建立起来的?威尔逊并没有进一步做出明确阐述,也没有指出可能的实现模型。可见,威尔逊的宽计算主义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解释在于提供一种理解事物的可能性模型。对认知过程的计算主义解释,需要建立简单、融贯的逻辑框架,并在该框架中界定计算、认知这些概念,阐述它们之间的关系。合理的解释应该包括具有预见性的理论模型,这个模型能够从计算角度对其行为做出描述和解释。对“计算”概念做出基础性的解释仅仅是建构理论的第一步。在对“计算”及其计算主义重新做出阐释的道路上,我们还需要对“计算”的理解与解释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心理状态、心理概念与物理状态、物理概念的关系等等分别做出更为细致的阐明,用更加广泛的资料而形成的研究来阐明关于认知和心灵的更深层的概念和哲学问题。总的来看,在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对计算主义的理解在不断深入,但我们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破解认知计算主义的解释难题,需要我们以更广阔的视野对计算主义的“计算”等核心概念做出新的审视,在新的语境下建立认知现象的解释框架,并通过科学实验来检验哲学理论,这可能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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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AVENPORT D.Computationalism:still the only game in town[J].Minds and machines,2012,22(3):188.

[7]SCHEUTZ M.Computationalism:new directions[M].Cambridge:MIT Press,2002:24-33.

篇4：论目的主义的制定法解释方法

目的主义解释理论的意义在于解决制定法适用时的难题。制定法中的规则具有抽象性，可以适用的具体情境千差万别，对于这些繁多的情境，不可能在立法时将其一一具体化。此时，是否与制定法抽象规则相关的所有事实情境都应受该规则的支配呢？如果不是，应当如何识别出可受规则调整的事实情境并保证规则适用的一致性？传统制定法解释方法中的意义论和意图论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而根据目的主义解释理论，一旦为制定法及相关条款归结一个恰当的目的，则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目的主义解释理论强调目的在制定法解释中的优先地位及解释者对制定法目的的建构。为制定法归结目的是目的主义解释方法的首要步骤和最主要内容，这不仅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理性论证的过程。在制定法解释中，解释者应当理性的论证归结给制定法的目的是否合理，而证立的标准则是看其能否与作为整体的目的体系融贯。确定制定法目的后，解释者应按照最能实现目的的方式来解释制定法文本，但需要确保解释出来的意义不能逾越制定法文字所能承载的意义范围。另外，目的主义解释理论还要求解释不得偏离社会的基本价值判断，而这些基本价值判断表现为“清楚陈述的既定政策”。

因此，目的论的制定法解释理论通过在更为抽象的层面探究、建构制定法目的的方式，摆脱了传统意图论在追逐具体立法意图时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并使司法机关得以通过解释来更新和发展制定法以应对那些新的或未曾预见的情境。其吸引力在于既赋予解释者以合作者的姿态参与公共政策的生产过程，又竭力避免司法机关作出争议性的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

篇5：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名词解释

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直接相关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自从无产阶级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就开始了。英国宪章派诗歌、德国无产阶级诗歌及法国巴黎公社文学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开端。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一般认为形成于20世纪初，即俄国19革命之后，是从高尔基的《母亲》和《敌人》的创作开始的。

篇6：唯美主义的名词解释

唯美主义(英语：Aestheticism)主张艺术哲学应独立于所有哲学之外，艺术只能以艺术自身的标准来评判。唯美主义运动(英语：Aesthetic movement)在汉语中有“美学运动”、“唯美运动”等不同译法，是于19世纪后期出现在英国艺术和文学领域中的一场组织松散的反社会的运动，发生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大致从1868年延续至19，通常学术界认为唯美主义运动的结束以奥斯卡·王尔德被捕为标志。

篇7：雅致主义风格的名词解释

作为一名事业爱情皆顺利的女性，往往在内心是及其向往罗曼提克的生活方式，在工作中这些女性又表现的及其干练，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怎样才能在生活中得到完美的呈现呢?如果你喜欢欧式古典的浪漫，而又不想被高贵的繁琐所束缚;如果你喜欢简约的干练，但又认为它不够典雅，缺少温馨，那么你可以尝试一下雅致主义的室内设计风格。

雅致主义风格 ，去掉现代风格里面的哪里繁琐的装饰性配件，在一些固定件上面采用古典雅致的实木进行搭配。雅致主义风格很重要的一点体现就是颜色，室内颜色搭配以和谐为主，切忌大红大紫，主要是淡色系为主，颜色的差别不能太明显，这样看起来会比较舒适以一些。

篇8：保守主义的意思, 保守主义的解释

结构主义数学教学的理论基础

首先, 结构主义方法最初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于20世纪初在语言研究中提出来的, 自此以后, 许多思想家争相把结构主义方法与其他学科相结合, 从而形成一股思潮。作为结构主义教育理论的代表人物布鲁纳就是一个结构主义者, 他深受结构主义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影响。结构主义强调整体性, 强调整体优于部分, 强调关系等, 而这些恰好属于系统科学的范畴。所以, 运用系统方法来探讨结构主义教学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 为学生提供最佳理解的知识结构的前提是教师必须对知识领域的基础结构充分了解, 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设计出适合学生认知水平的教学过程。教师的经验为知识基础结构的理解带来一定的方向性, 但是对形而上学主观经验的依赖也会导致对知识基础结构理解的局限。布鲁纳指出了形而上学主观经验带来的局限性:“按照反映知识领域基础结构的方式来设计课程, 需要对那个领域有极其根本的理解。没有最干练的学者和科学家的积极参与, 这一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这个观点是在1960年出版的《教育过程》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中首先提出来的, 以当时的条件确实缺乏一种量化的、直观的方法去理解知识的基础结构。同理, 了解学生的知识结构同样存在局限性, 缺乏量化原则。目前, 利用结构主义教育理论研究教学的文献很多, 但是很少运用一种量化的方法去探讨结构主义教学。

从上面分析可知, 探索结构主义教学需要一套量化的、直观的系统方法。而解释结构模型技术提供了这种方法。解释结构模型技术是研究系统结构中最基本和最具特色的方法。通过解释结构模型技术去构建知识的基础结构更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使教学更具效率。

利用解释结构模型技术构建结构主义教学

ISM技术是美国J.N.沃菲尔教授于1973年作为分析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结构问题的一种方法而开发的。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各种创造性技术, 提取问题的构成要素, 利用有向图、矩阵等工具和计算机技术对要素及其关系等信息进行处理, 最后用文字加以解释说明, 明确问题的层次和整体结构, 提高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其基本工作原理如图1所示。其中虚线部分是解释结构模型的核心, 理论性较强, 计算量较大, 需由计算机处理。

本文选择了成人高考复习资料的代数部分进行分析, 以此为切入点, 探讨利用解释结构模型技术进行结构主义数学教学的方法。利用解释结构模型技术进行结构主义教学共分三个阶段:建立目标知识结构模型阶段、了解学生知识结构模型阶段以及分析学生知识结构中的缺失环节阶段。

(一) 构建目标知识结构模型阶段

1.梳理知识点, 确定系统结构要素。首先就要梳理知识点, 确定结构要素, 为理清知识点间的关系提供前提条件。参考2011年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数学考试大纲确定知识点, 并给每个知识点编号, 见下页表1。

2.设定二元关系, 建立邻接矩阵。首先要强调的是该教学属于复习性质, 知识点与知识点的关系不是呈简单的“链状”关系, 知识点与知识点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是呈现网状的拓扑结构。比如, 数的认识为集合概念的掌握提供了前提;集合的概念又是函数概念学习的基础;二次函数理解帮助一元二次不等式的求解;不等式的解法为求函数的定义域提供了可能, 等等。为形成一个合理的ISM模型, 首先就要理清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根据成人高考数学的实际情况, 再运用解释结构模型的方法建立邻接矩阵。其中邻接矩阵A的元素定义为: (1) 当Si影响Sj时, 值为1; (2) 当Si不影响Sj时, 值为0。邻接矩阵A见表2。

3.进行区域划分和级位划分, 确定可达矩阵。设A为邻接矩阵, M为可达矩阵, I为单位阵, 满足布尔运算规则, 运用以下公式可求可达矩阵M: (A+I) k-1≠ (A+I) k=M。但是运用手工的方法进行计算时, 计算量较大, 这时可通过Matlab计算可达矩阵M。求出可达集R (Si) 、先行集A (Si) , 共同集C (Si) =R (Si) ∩A (Si) , 再进行区域划分和级位划分, 发现各知识点区域不可分, 而级位划分为L1={S4、S7、S9、S10}, L2={S6}, L3={S3、S5、S8}, L4={S2}, L5={S1}。根据级位划分后而得到的可达矩阵为M (L) , 见表3。

4.提取骨架矩阵。求骨架矩阵过程为: (1) 删除强连接要素, 由可达矩阵M (L) 得到缩减矩阵M’ (L) ; (2) 去掉M’ (L) 中的越级二元关系, 得到新矩阵M’’ (L) ; (3) 最后A’=M’’ (L) -I (其中I为单位矩阵) 。A’就是要求的骨架矩阵。在本系统中, S3、S5、S8为强连接关系, 以S3为代表元素, 删除S5、S8所素得到缩减矩阵M’ (L) 。关键在于第二步, 由于缩减矩阵M’ (L) 的阶数为8, 通过手工的方法去掉越级二元关系显得很烦琐。黄志同提供的思路是:“设M是无圈可达阵, 我们对M中非对角线上的‘1’元素mij逐一检验, 看它是基本元素还是诱导元素。若在M中去掉mij (即令mij=0) 所得之矩阵S仍然属于[M]R类, 则mij是诱导元素, 若S不属于[M]R类, 则mij是基本元素。”这里所说的“无圈可达阵”就是剔除了强连接要素后得到的缩减矩阵;“诱导元素”就是指所代表的二元关系是越级二元关系;“基本元素”就是指所代表的二元关系是基本二元关系。其程序框图如图2所示。

根据这一思想编写出求骨架矩阵的Matlab程序, 并求出骨架矩阵A’, 见表4。

5.绘制多级递阶有向图D (A’) 。根据求出的骨架矩阵A’, 绘制出多级递阶有向图D (A’) , 见图3。

显然, 知识点应该按目标知识结构模型提供的拓扑结构进行构建的。

(二) 了解学生的知识结构模型阶段

如何做到了解学生的知识结构?殷文辉提供了测试学生知识空间的方法。但知识结构不等同于知识空间。高纯和王睿智认为:“知识结构 (Q, K) 中, 当K中的所有元素满足对并运算封闭时, 称该知识结构为一个知识空间。”本文讨论的重点是知识结构, 而非知识空间。虽然如此, 殷文辉提供的思路对于我们了解学生的知识结构还是相当有益处的。他提供的基本思想是知识点之间的二元关系可以通过回答题目来确定, 如果被测试者回答正确, 则说明被测试者掌握该二元关系;如果被测试者回答错误, 则说明被测试者没有掌握该二元关系。但是, 他没有详细说明如何确定知识点之间层级关系, 作者把该工作归为由该领域的教师或课程专家来确定。其实, 在级位划分时已经确定了知识点之间的层级关系。

结合殷文辉提供的思路, 再由解释结构模型技术确定的知识点之间的二元关系进行设计题目, 就可以测试出学生对各知识点二元关系的掌握情况。假设学生对各知识点之间的二元关系掌握情况用矩阵SA来表示, 其中邻接矩阵SA的元素定义为: (1) 当学生掌握Si到Sj的二元关系时, 值为1; (2) 当学生没有掌握Si到Sj的二元关系或知识点Si不影响Sj时, 值为0。见表5。

根据反映学生所掌握知识点之间的二元关系矩阵SA, 绘出多级递阶有向图D (SA) 如图4所示。

(三) 分析学生知识结构中的缺失环节阶段

目前, 我们得到两个结构模型:一个是目标知识结构模型, 即图3, 一个是反映学生实际的知识结构模型, 即图4。我们把这两个模型进行对比, 就可以发现学生知识结构中缺失了哪部分的环节。从上面的例子可发现, 学生在第一级区域中, 知识点S4和S7没有掌握好, 在第二级区域中知识点S6没有掌握好, 显然知识点S7的缺失是由知识点S6的缺失所造成的。

结论

了解了学生知识结构中的缺失环节, 教师就可以以此为根据进行课程设计, 更好地构建学生的认知结构, 提高教学效率。通过解释结构模型技术实现的结构主义教学, 确实比以往的结构主义教学更具科学性、合理性, 更符合量化原则, 更能贴近教学的实际需要。本人以数学教学为切入点, 介绍解释结构模型技术在结构主义教学中的应用, 这有助于教师安排教学计划、课堂设计, 更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呈层次化、条理化和系统化发展。

通过解释结构模型技术实现的结构主义数学教学共经历三个阶段:建立目标知识结构模型阶段、了解学生知识结构模型阶段以及分析学生知识结构中的缺失环节阶段。在建立目标知识结构模型阶段中, 反映要素之间逻辑关系的邻接矩阵是通过讨论、调查来确定的, 因此邻接矩阵的主观依赖性比较强。在了解学生知识结构模型阶段中, 有一个环节是“由解释结构模型技术确定的二元关系进行设计题目, 就可以测试出学生对各知识点之间的二元关系的掌握情况”。由此, 题目的设计也带来较强的主观性。这就为解释结构模型技术在结构主义教学中的推广带来一定的不明朗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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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纯, 王睿智.知识空间理论析取模型下最小技能集的生成[J].计算机科学与探索, 2010 (12) :1109-1114.

[7]毛琦, 马冠中, 宦强.解释结构模型 (ISM) 法在教材分析中的应用实例研究[J].物理教师, 2010, 31 (4) :5-7.

[8]何刚.博士学位论文评价系统的解释结构模型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0 (6) :55-56.

篇9：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释

关键词：封建制；贡赋制；集权官僚制；生产方式

中图分类号：F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2-0024-03

一、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思

为什么资本主义首先在欧洲出现，这是一个至今仍让许多学者关注的课题。如果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入系统地了解，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就无法回避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考察。中国曾经拥有人类历史上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但是却没有首先诞生远比农业文明更为发达的工业文明。资本主义没有首先在中国产生。同为文明古国的埃及也是这样。同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与刘永佶教授在考察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而对历史进行阶段划分时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刘永佶教授根据多年对中国历史文献的研究，逐步明确了中国历史的特殊之处：他把秦朝至清朝规定为集权官僚制社会，周朝八百年历史为封建领主制社会。他对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最早是把周朝至清朝的历史统称为“宗法社会”，其第一阶段为封建领主制，也就是周朝至秦朝；第二阶段为集权官僚制，则是秦至清两千余年的历史。①把两个阶段统归到一个社会形态之中的提法是与王亚南的观点相似的，尽管概念不尽相同。王亚南认为：“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的封建制，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最显著的是领主经济阶段、地主经济阶段。但和其他国家也有颇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其他国家的封建制留在领主经济阶段的时间比较长，而我国的封建制则是留在地主经济阶段的时间特别长。”②当然，王亚南先生在这里把封建制泛化了。

刘永佶教授认为，在《资本论》《法兰西内战》两本著作中比较明显地反映了马克思本人也或多或少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所否定掉的不是封建领主制社会，而是在欧洲历史上短暂出现的集权官僚制社会。他写道：“然而，一百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注意在《资本论》中当马克思论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时，却不是将封建领主制度，而是将‘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作为历史前提，资本主义制度是对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③这一论断来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著名的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论述，马克思说道：“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④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之所以这样说，“就是承认在封建领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还有一个社会形态。但这个社会形态是什么，它的本质特征如何，马克思并未明确规定，他在《资本论》中只是对其经济矛盾进行了探讨，后来在《法兰西内战》中又对其政治制度进行了论述。”⑤ “也正是由于没有对在人类古代史上占重要位置的中国的了解和研究，才导致马克思在规定人类历史阶段时的缺环，即没有规定在封建领主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集权官僚制阶段。这不仅不能说明中国历史，并造成诸多误解，也不能说明欧洲的封建领主制被否定到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的历史。从封建领主制到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直接转化的，这中间必须也必然要有一个中介环节。”⑥对于这一中介环节或过渡环节的比较研究，庞卓恒的《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⑦

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

对于“欧洲中心论”，弗兰克的批评是深刻的，他指出：“欧洲人过去把中国当作‘榜样和模式，后来则称中国人为‘始终停滞的民族。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种变化？工业革命的来临以及欧洲开始在亚洲推行殖民主义的活动，促成了欧洲思想的转变，结果，即使没有‘虚构全部历史，也至少发明了一种以欧洲为首和在欧洲保护下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到19世纪后半期，不仅世界历史被全盘改写，而且‘普遍性的社会‘科学也诞生了。这种社会‘科学不仅成为一种欧式学问，而且成为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虚构。”⑧

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在阿明和刘永佶教授看来也是不可忽视的工作。阿明认为：“系统地指出欧洲中心论对意识形态以及对主流社会理论的歪曲，描述它们诞生的轨迹并暴露它们的弱点是不够的。一个过时的范例只有在另一个摆脱了前者错误并得到正面表达的范例出现的条件下才会消失。”⑨更为激进的弗兰克，在这一点上，直接对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表面上似乎别开生面，但它同样甚至更是以欧洲为中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学家也在欧洲内部寻找‘西方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根源。……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宣称，他们更关注经济‘基础是如何塑造社会的；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社会是被它与另一个‘社会的关系塑造的，更没有意识到，所有的社会共同参与一个世界经济这一情况，也塑造着各个社会。马克思明确地否认世界经济体系的存在，只是列宁后来才承认这一点。但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也是起源于欧洲较晚的时期。按照罗莎·卢森堡的说法，‘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必须依赖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外部的非资本主义的空间和市场，并在其中扩张。”⑩弗兰克进一步指出：“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地球是圆的，那么欧洲就不该被定为中心；至少可以说，在那个地方或别的什么地方的‘资本主义发端的重要性就变得越来越值得商榷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所有的社会理论家以及许多历史学家都是在错误的地点开始考察早期近代的历史。他们完全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观望。当他们从欧洲出发考察欧洲的‘扩张，即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整合时，越远的地方越昏暗。也就是说，他们离开欧洲的灯塔越远，就越看不清楚。”{11}endprint

三、封建制、贡赋制与集权官僚制

阿明对世界历史进行了三大阶段的划分：从原始共产主义开始的长时期的公社过渡阶段；作为整个发达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贡赋阶段；最后是成为全球性体制的资本主义阶段。他认为贡赋形式是所有先进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形式，而封建主义只是贡赋形式的一种特殊的类型。{12}贡赋阶段反映的是全世界文明史，也就是农业文明的历史。贡赋阶段的基础被他总结为如下四条：“（1）生产力的重大发展，稳定的农业——它不仅能够养活人类而且还可保证有可靠和丰硕的产量——通过农事（和手工艺）活动提供一整套技术知识和多种多样（除了机器之外）的工具；（2）有与这些丰富的产品相适应的发达的非生产性活动；（3）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各个社会阶级的分工；（4）超越了乡村现实的完善的国家。”{13}我们应该注意这里的“国家”，这是与封建领主制相区分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他进一步说道：“在这个阶段，对剩余劳动的攫取在由使用价值左右的经济范畴内始终受上层建筑统治的操纵；其基本模式是贡赋模式，而封建模式不过是其衍生物……”{14}对社会剩余的生产、提取、分配和使用的不同形式是划分社会形态的重要指征。所以，“分析任何社会形态的关键是剩余的生产和流通，许多方面就像巴兰一样，被定义为‘为确保重新构成劳动力而超出所需要的消费的生产。这就为历史分析提供了一种充分的和灵活的框架。”{15}

同刘永佶教授一样，阿明强调了农民特殊的劳动方式。阿明指出：“不能将阶级社会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劳动的地位仅仅局限于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制三种依附性的劳动方式。……而存在的，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更常见的是小生产者（农民）的劳动。这种劳动既不是完全自由和商品化，也不是严格地被社群所有制所封闭起来的，而是服从于贡赋式的贡赋。应该给这种地位起个名字，我认为，除了贡赋生产方式外没有更好的名称了。”{16}与此对应，集权官僚制下的中国小农经济是“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典型，农奴从领主那里得到的只是小块土地的使用权，而农民则得到了土地占有权。{17}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阿明的“贡赋制”是与“集权官僚制”比较接近的。与此同时，阿明批判了中国的儒家学说，并且把它放到“前资本主义贡赋文化”一节里研究。尽管没有达到《中国官文化批判》对儒家学说批判的高度，然而一致性却是明显的。阿明写道：“儒家学说具有很大的系统性，是一种得到充分发展的贡赋社会——中国——充分发展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世俗哲学而不是一种宗教，尽管有某种宗教味道——它赋予社会等级制一种永久的人类必然性，这来自于一种今天看起来可能是陈腐的社会心理。这一意识形态的完善特点，伴随着与之相应的贡赋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性质，说明了它为什么那么大力地抵制变革（正像今天西方社会对经济异化的意识形态的抵制）。对中国来说，要超越儒家学说，就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直到最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种意识形态才开始失去阵地。”{18}我们可以看到阿明已经把所谓“中国贡赋制”与“儒家学说”对应起来了，显示了他的高明之处。在这一点上，刘永佶教授把中国官文化的基本理论——儒家道统规定为集权官僚制下官僚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两者异曲同工。在两者之前，王亚南所规定的封建制下的两大阶段——领主经济与地主经济——分别对应着的意识形态是：神道观念与天道观念（孔子学说）。{19}

对于封建生产方式与贡赋生产方式之间的逻辑关系，阿明是这样总结的：“封建模式具有一般贡赋模式的所有特性。……封建模式只不过是一个原始的、不成熟的贡赋模式而已。”{20}可以看到，阿明的贡赋生产方式的不成熟形态是封建领主制，言外之意，还有一个发达的成熟阶段。他继续写道：“因此，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最初的权力分散让位于权力的集中。欧洲的绝对君主制在许多方面接近于成熟的贡赋形式。原始的封建形式逐渐向先进的贡赋形式进化。封建模式的不成熟的特点表现在缺乏对剩余产品的集中管理，而这同权力的过分分散有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欧洲封建模式通过建立绝对君主制朝着贡赋模式的方向发展。”{21}非常明显，这里的“封建制”是没有“贡赋制”发达。可是在另一本书里，却有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封建制”是“贡赋模式”的发达形式。{22}对于这个矛盾的表述，布鲁厄是这样评述的：“阿明对封建制度的论述有点矛盾。它是最发达的纳贡模式……另一方面，封建制度是外围的……但是我觉得它是对各种定义的不令人满意状态的一种反映。”{23}在阿明看来，“封建制”与“贡赋制”是没有根本差异的，但是他却使用了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和不足之处。再比如：“封建所有制从根本上讲同贡赋所有制没有区别。这种所有制是原始的，其特点是政治权力的软弱和分散。将亚洲的‘国家对土地的特权所有制同所谓的私人领主所有制对立起来，这是混淆是非。因为国家特权所有制是在上层建筑的领域里为征税运作的，而不是在生产的技术组织的层面上运作的。”{24}因此，在他看来，“封建制”是“贡赋制”的萌芽形态；“贡赋制”是“封建制”的成熟形态，这是一种尚不准确的概念规定。

四、小结

尽管阿明的概念规定比较粗糙，但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的用意。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中心，并非欧洲中心论者们坚持的是封建领主制，而是贡赋或纳贡制。纳贡制的明显特征在于国家机器的扩大、中央的高度集权以及发达的农业生产。阿明是这样评价欧洲封建生产方式的：“我们需要更加仔细地观察封建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由于蛮族的欧洲同古代文明的地区相比是落后的，那里不能建立一个成熟的纳贡制生产方式：因此封建主义就作为一种萌芽状态的不完全的生产方式而出现了。由于没有一个坚强的中央政权来把剩余集中起来，这就赋予地方的封建主更多的直接权力来统治农民，土地支配权成了他们的。而在具有伟大文明的充分发展了的纳贡制之下，国家则保护村社。在那些文明中，只有在衰落的时期，当中央政权受到削弱时，社会才变得封建化，而这种封建化看来是一种后退，一种对理想模式的偏离：农民造反摧毁了封建主，结束了他们的‘滥用权力，重建了国家的中央集权，从而重新确立了纳贡制。”{25}所以，资本主义率先在当时处于外围的欧洲出现，而没有在处于中心的纳贡制（或贡赋制）社会中产生。endprint

对于埃及历史的考察，阿明的论说更为明确。他认为：“埃及的历史则很不一样。统治阶级可以从世界上最古老的农民民族之一来抽取巨大的剩余，从而提供了文明的基础。国家的中央集权在这里推行很早，而且采取极端的形式……埃及的社会形态并不是城镇和商人占压倒优势的类型，而是有农民纳贡制的农村类型。在这种纳贡制形态中，农民不是以保持其村社相对自主的集团而受压迫，而是各自以家庭小单位受压迫，因此自身向着一种真正的封建制形式发展。后者我赞成称之为一种发达的纳贡制形态，它同中国相类似，有别于西方封建制的只在于它的国家中央集权，征收剩余的统治阶级势力强大，组织成国家。”{26}这里同样混淆了“封建制”与“纳贡制”。不过，“国家集权”已被他看作重要的区分标志，这一点非常重要。没有政治分析的经济学才会把一切社会形态看作同质的、单向的。总之，尽管阿明的论说有些牵强，但是相对比“集权官僚制”这一提法，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两者的共同之处。虽然，阿明把“封建制”与“纳贡制”混同在一起。

注释：

①在《中国官文化批判》中，刘永佶教授把两大历史阶段统一到“宗法社会”之下的，此书为2000年出版，中国经济出版社。后来，他在《农民权利论》中，已经把封建领主制与集权官僚制明确区分开，分别作为各自独立的社会形态，此书为2007年出版，中国经济出版社。

②王亚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③⑤⑥{17}刘永佶：《〈资本论〉逻辑反思》，载《〈资本论〉逻辑论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5页、第515页、第524-525页、第521-52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4页。

⑦庞卓恒：《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研究》，载《〈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理论与方法·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⑧⑩{11}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9页、第55页、第83页。

⑨{12}{13}{14}{16}{18}{20}{21}{24}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王麟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页、第243页、第243页、第244页、第245页、第172页、第254页、第255页、第255页。

{15}{23}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一个批判性的考察》，陆俊译，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页、第188-189页。

{19}王亚南：《地主经济与天道观念的政治思想》，载《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2}{25}{26}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铦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页、第21-22页、第32页。

篇10：结构主义的名词解释

已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及二十一世纪最常使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可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变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广泛来说，结构主义企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创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systems of signification)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来找出一个文化中意义是如何被制造与再制造的深层结构。一个结构主义者研究对象的差异会大到如食物的准备与上餐礼仪、宗教仪式、游戏、文学与非文学类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

结构主义的概念

对于一般人而言，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是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文化人类学中开创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把各种文化视

为系统，并认为可以按照其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加以分析。根据他的理论，文化系统中的普遍模式，是人类思想中恒定结构的产物。在列维-斯特劳斯所提出的体系中，人类的思想被看作是各种自然物质的一个贮存库，从中选择成对的成分，就可以形成各种结构。对立的两种成分，可以分开，各成单一成分，这些单一成分又可构成新的对立成分。列维-斯特劳斯在分析亲属关系名称和亲属关系系统时，曾提出其基本结构或基本单位有4种类型︰兄妹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舅甥关系，其他所有亲属系统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列维-斯特劳斯强调指出，对亲属关系结构的分析，必须把重点放在人类的意识上，而不是放在客观的血统联系上或者亲族关系上。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生活的一切形态，都体现为普遍法则的作用，而此种普遍法则是可以控制思维活动的。

篇11：后现代主义的名词解释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被神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起初出现于二、三十年代，用于表达“要有必要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需超越启蒙时代范畴”。后现代主义认为对给定的一个文本、表征和符号有无限多层面的解释可能性。这样，字面意思和传统解释就要让位给作者意图和读者反映。

后现代主义的风格特点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现代主义风格引领设计潮流已近一个世纪。从威廉·莫里斯为“红屋”设计的家具、到麦金托什设计的直背餐椅、从赖特的“流水山庄”、到格罗皮斯的包豪斯校舍、勒·柯布西耶的萨沃伊别墅。都充分体现了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然而，现代主义在完成它特定的使命后走下了历史的神坛，后现代主义成为主流设计。究竟后现代主义有什么样的特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人性化、自由化

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主义内部的逆动，是对现代主义的纯理性及功能主义、尤其是国际风格的形式主义的反叛，后现代主义风格在设计中仍秉承设计以人为本的原则，强调人在技术中的主导地位，突出人机工程在设计中的应用，注重设计的人性化、自由化。

体现个性和文化内涵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设计思潮，反对现代主义的苍白平庸及千篇 一律，并以浪漫主义、个人主义作为哲学基础，推崇舒畅、自然、高雅的生活情趣，强调人性经验在设计中的主导作用，突出设计的文化内涵。

历史文脉的延续性

后现代主义主张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强调设计的历史文脉，在世纪末怀旧思潮的影响下，后现代主义追求传统的典雅与现代的新颖相融合，创造出集传统与现代，融古典与时尚于一体的大众设计。

矛盾性，复杂性和多元化

篇12：后期象征主义的名词解释

19世纪末20世纪初，象征主义从法国扩及英、美、德、意、俄等国家和地区，发展成国际性文学思潮，并在20世纪代达到高潮，被称为后期象征主义。其中以法国的瓦雷里、奥地利的里尔克、爱尔兰的叶芝及美国诗人艾略特为主要代表。他们继承了发展了前期象征主义的传统，使象征主义更趋完善，内涵更为深广，更富有现代主义思潮。

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

保尔·瓦雷里

保尔·瓦雷里(1871年-1945年)，后期象征主义代表诗人，现代法国最有影响的诗人和文艺批评家。他继承了马拉美的纯诗传统，却在诗歌中融入了关于生与死、变化与永恒、行动与冥思等哲学上的思索。其成名作是《年轻的司命女神》(1917)，被誉为法国最优秀的诗歌之一，并标志了后象征主义的振兴。1922年，瓦雷里出版诗集《幻美集》，其中收录了诸多优秀的诗作，包括《脚步》、《石榴》、《风灵》等。瓦雷里一生的巅峰之作是晚年的《海滨墓园》，雷米·德·果尔蒙(1858-1915)和弗兰西斯·耶麦(1868-1938)也是颇负诗名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前者风格柔婉清丽，注重对嗅觉的表达;后者则以淳朴的语言风格著称。

奥地利的莱纳·玛利亚·里尔克(1875-1926)是象征主义在德语文学中的代表。他早年曾担任过雕塑家罗丹的助手，受到罗丹雕塑风格的启发，其诗作风格刻画精细，名作《豹》就是其作品雕塑性的代表。里尔克的作品主要收录在《图像集》(1906)、《新诗集》(1908)等几部作品集中。1922年，里尔克迁居瑞士，并迎来了他一生中创作的高峰。在这段时间内，他完成了著名的组诗《致奥尔弗斯十四行诗》和《杜伊诺哀歌》，也正是这两部作品奠定了里尔克在现代诗坛上大师的地位。其风格晦涩难懂，有些评论家甚至认为其中包含了很多存在主义的观点。象征主义诗歌系统化和抽象化的特点在里尔克的作品中达到极致。

除欧洲大陆外，象征主义的影响也波及了英语世界，代表人物主要有爱尔兰的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1939)和T·S·艾略特(1888-1965)。

威廉·巴特勒·叶芝

叶芝早期诗作中的象征主义是和爱尔兰民族的古老神话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他利用神话传说中的角色、故事和事物来作象征。《奥辛之浪迹》(1889)是叶芝早期的重要作品，以古代英雄奥辛骑着仙马游历世界的故事来比喻人生的各个时期。进入20世纪后，随着大量的参加_运动和社会活动，叶芝的风格逐渐明朗化，并逐渐抛却了早期的神秘主义倾向。其诗作主题开始与现实紧密结合，语言和更加洗练，是现代英语诗歌中的一座高峰。其后期的代表作品包括《驶向拜占庭》、《丽达与天鹅》、《在学童中间》等等。叶芝是象征主义诗人中第一个建立了自己复杂的象征体系的诗人。其理论著作《灵视》(1937)大量涉及诗人自己的历史观、宇宙观，并包含了广泛的意象。

T.S.艾略特是美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创作上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代表作《荒原》(1922)已经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语诗歌之一。艾略特的诗作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和宗教的关系十分密切。无论是《荒原》还是《四个四重奏》都体现了解救人类最终极的途径就是皈依宗教的观点。1927年，艾略特加入英国国籍，转向宗教剧的创作。

这一时期重要的象征主义诗人还包括美国的华莱士·斯蒂文斯(1879-1955)，其代表作《风琴》(1923)和《黑色的统治》也是象征主义的杰出诗作。

后期象征主义的文学作品

《荒原》的作者T·S·艾略特

《年轻的司命女神》：瓦雷里第一首融哲理性和抒情性于一炉的象征主义长诗，它使瓦雷里一举成名，被誉为法国最优秀的诗歌之一，并标志了后象征主义的振兴。

《海滨墓园》：长诗，作者保尔·瓦雷里。诗的主旨是关于绝对静止与人生交易的对立统一关系。开篇“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从这首长诗的创作方面讲，瓦雷里的成就高过了他的前人马拉美。

篇13：保守主义的意思, 保守主义的解释

关键词：数学本质,先物结构主义,数学实在论

数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其本质是作为个体的数学对象还是数学结构?关于数学的这个本体论难题, 自贝纳塞拉夫 (Paul Benacerraf) 1965年发表“数不能是什么”一文以来, 就一直占据着当代数学哲学论争的核心。随着数学中群论、拓扑学、范畴论等新领域的出现, 现代数学逐渐向公理化方向迈进, 作为个体的对象及其特征不再像以往那么明显, 由公理刻画的抽象结构在数学中趋于主要位置。因此, 数学本质的对象柏拉图主义解释不再适应这种发展的要求, 代之而起的是结构主义解释。数学本质的“先物结构主义”解释便是其中之一。

一结构主义解释产生的数学背景

众所周知, 由于以往的数学柏拉图主义解释的策略是先验的哲学论证, 其目标是以哲学为基点试图给数学提供一种说明, 这种哲学→数学式的说明方式无法刻画数学实践的变革, 因此需要哲学家们从数学本身出发对其进行说明, 其思路的指向是数学→哲学式的。由此, 只有当结构主义的哲学说明符合数学实践时, 它才有可能令人满意。的确, 数学哲学中结构主义的兴起有其现实的数学背景。

(一) 数学“结构主义”观念兴起的背景

20世纪以前, 人们普遍认为数学研究各种具体的数学对象及其性质, 并按照研究的对象对数学进行分类。比如, 算术研究自然数;代数研究方程;几何研究空间和图形;分析研究函数。到19世纪末, 经典数学仍然是几何、代数和分析三大领域。数学家们处理的对象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自然数通常被用来对特定的物体集合进行计数;几何是在人们测定物体的长度或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测量土地的面积以及计算容器体积的现实需要中产生的;自然科学研究的运动中涉及的各种变化着的量之间的依赖关系激发了数学中变量和函数概念的诞生。事实上, 数学家关注的对象同实际演算和生活中所用的东西具有相同的名称:数、几何图形、量, 数学家们可以通过定义对其进行刻画。数学研究的就是这些作为个体的数学对象、它们的性质以及这些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

与经典数学时期不同, “19世纪是数学的一个分水岭。”[1]148许多新的学科出现:代数数论、代数几何、微分几何、群论、拓扑学、函数空间等。它们研究的对象与经典的数学对象截然不同, “它们不再能用人们感官所能感知的‘形象’来表示”[2]。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几何学, 经典数学时期的几何学被认为研究空间和各种具体图形 (比如, 欧几里得几何学定理借助于人们的“几何直观”和图形加以证明) ;与此不同, 19世纪的几何学研究的是更抽象的结构 (比如, 希尔伯特的几何学只靠公理就可以完成欧几里得全部定理的证明) 。此外, 经典数学时期的代数研究具体的数与数之间的运算关系:像加法、乘法等;19世纪的抽象代数不仅研究具体的数, 而且研究一般的、更为抽象的元素, 它们既可以是向量、函数, 又可以是矩阵、变换等。这些元素之间的运算关系被推广为类似“加法”的“合成”关系, 从而抽象代数的核心成为研究这些由公理刻画的结构系统, 而不再是任意具体的对象。

由上述分析可知, 研究结构的思维方式正在取代研究具体对象的思维方式。可见, 对这个时期而言, “在一种数学理论中, 起着根本作用的是所涉及的数学对象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这些对象的本性;因此在两个很不相同的理论中, 却可能用相同的方式表述两者各自的关系。这些关系及其推论的系统形成一个隐藏在这两种理论深处的同一结构。”[2]恰好, “正是由于这种方法 (数学结构) , 才把理论的深入分析和重组理论的公理化综合起来, 把表面上完全不同的问题联系起来, 从而明白地显示出数学在本质上的统一性, 而以前把数学表面上分成代数、几何或分析到今天已经过时。”[3]100也就是, 传统的数学分类已经不能准确地刻画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纯粹数学的根本特性。用“公理化方法”和“结构”的概念对数学进行重新分类成为数学发展的一种迫切要求。

总之, “结构主义”观念在20世纪成为数学家们一种非常时髦和实用的思考方式。它对数学进展的影响如此深刻, 以至在这种总的趋势要求下, 以布尔巴基为代表的数学结构主义最终出现了。

(二) 布尔巴基的“结构主义”

基于上述思想, 法国的数学家们发起了一场数学结构主义运动, 旨在用“结构”的观念统一数学。布尔巴基学派这个数学家集体于1935年正式确立, 他们主张数学的研究对象是“数学结构”, 而不是表面上显示出的各种具体对象:比如, 数、集合、函数等。他们宣称:

这里, 我们采用一种“朴素”的观点, 不再讨论由数学的“存在 (beings) ”或“对象 (objects) ”的“本质”问题而引起的处于哲学和数学问题之间的那些棘手问题。集合的概念, …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初始的”或者“不定义的”, 由于其极端普遍性的特性, ……, 结果就成为无休止争论的主题;……, 只有当集合自身的概念 (以及那些关于数学“存在”的所有形而上学的伪问题) 消失了, 这个困难才能消失;在这个新的概念中, 适当地说, 数学结构就成为数学唯一的“对象”。[4]

布尔巴基把数学中的结构分为三大类:代数结构 (群、环、域) , 序结构 (偏序、全序) 和拓扑结构 (极限、连续性、连通、邻域)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拓扑结构的例子———度量空间:

度量空间是由某种称为“点”的对象构成的集合G, G中的点之间有一种关系d, 我们称之为距离, 即对于集合G中的任意两点x, y, 都有一个非负实数与之对应。并且, 距离d满足下述三条公理:

显然, 3-维欧几里得空间就是一个度量空间。此外, 还有许多的函数空间也是度量空间。由上述例子可知, 刻画一个特定的数学结构由相应的公理确定。这充分说明“‘结构’这一概念无疑是数学中公理化方法广泛使用的一个结果。…‘结构’指的是由公理所描述的一类数学对象。”[5]并且, 对布尔巴基而言, 结构被赋予一个特定的集合。因此, 集合论成为布尔巴基“结构”概念的基础。随着抽象化程度的提高和数学领域的扩展, “结构”概念甚至可以不依赖集合而被刻画。这就是把结构自身作为其研究对象的“范畴论”。

(三) “数学结构”的当代发展:范畴论

我们注意到, 在前述布尔巴基“结构主义”运动倡导的统一数学的精神下, 结构概念的提出使数学家们期待寻求一种保持结构不变的映射, 并且按照这种映射对数学重新分类。事实上, “不同类型的数学结构的概念确实提供了组织并理解数学的一种有效手段。”[5]180比如, 两个群之间保持结构的映射就有“同态”和“同构”。现有两个群:G1= (G1, *) , G2 (G2, 。) 。映射h∶G1→G2被称为一个群同态, 如果对所有的a, b∈G1, h (a*b) =h (a) 。h (b) (“积的象=象的积”) 是有效的。如果一个群同态h还是一个双射, 那么h就被称为一个群同构, 我们就说G1和G2彼此同构。这样, 同构的群就具有相同的结构, 只是结构中的元素概念不同而已。[6]

数学家麦克莱恩 (Saunders Mac Lane) 意识到, 公理化方法不仅可以用来描述各种数学结构中对象之间的关系, 而且, 我们完全可以用它刻画那些本身就是结构的数学对象。比如, 考虑实数的加法群 (R, +) 和正实数的乘法群 (R+, ×) , 这两个群同构, (R+, ×) 到 (R, +) 上的同构映射为x|→logax (a>1) , 因为loga (xy) =logax+logay。鉴于数学本身的抽象性, 数学家们自然有一种把 (R, +) 和 (R+, ×) 也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的想法。也就是, 我们可以研究由所有群构成的类, 并且用群同态考察这些不同群之间的关系。这样, 同态被数学家们在新的范畴中进行推广得到“态射” (morphism) 。态射是两个数学结构之间保持结构的一种更抽象的关系 (注意:这个关系可以不是映射) , 更准确地说, 态射是拥有同一结构的一个模型到另一个模型的关系。这个新的范畴就是由美国数学家艾伦伯格 (Samuel Eilenberg) 和麦克莱恩1945年创立的一门新学科———范畴论 (Category Theory) 。

“一个范畴可以被认为是由对象和这些对象之间的映射一起构成的, 这些对象具有一个特定类型的结构, 并且它们之间的映射保持这种结构。比如, 拓扑空间和这些拓扑空间之间的连续映射就形成一个范畴, 我们称为Top。类似地, 群范畴 (Groups) 是由群和群同态构成的范畴, 集合范畴 (Sets) 是由集合和集合之间的函数构成的范畴。”[7]按照麦克莱恩的观点, “一个范畴是由一个特定类型T的结构的所有模型和这些模型之间的态射一起形成的。一个范畴由对象 (模型) 和箭矢 (态射) 构成。”[5]181根据范畴的定义, 某种特定的数学结构可以成为范畴论研究和处理的对象。

总之, 范畴论在20世纪后半叶为数学家们提供了理解数学的一种新框架。在这种新工具的指导下, 现代数学的面貌已经完全不同于经典数学的旧图景。数学家们的注意力从研究特定的具体对象及其性质转移到了关注这些对象背后隐藏的更深刻的一致性, 也就是它们共有的结构。无疑, 数学本身的变革使数学家们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数学的本质;同时, 这也从根本上激发了哲学家们试图从结构的观点重新探索数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问题的动机和信心。在此背景下, 作为一种数学哲学的结构主义的出现已不可避免。

二先物结构主义解释的哲学动机

毫无疑问, 20世纪数学中的布尔巴基结构主义和范畴论的发展为数学哲学家们从结构的视角重新审视数学的本质提供了坚实的数学基础。数学结构主义者主张数学是研究结构的科学。但对数学哲学家而言, 只作出上述断言仍然不是最根本的目标。因为从事实际研究的专业数学家同样注意到数学核心的转变, 是数学家而不是哲学家首先意识到数学的深刻本性在于结构, 而非个体的数学对象。这样一来, 哲学家就需要为数学实践提供一种更加细致且充分的说明。

根据数学实践, 对数学结构可以有两种理解。比如, (1) 前述群的例子中, 我们有实数的加法群 (R, +) 和正实数的乘法群 (R+, ×) 等;同样, 这些具体的群还有一个共同的抽象结构: (G, *) 。 (2) 对自然数结构而言, 冯·诺伊曼序数 或者还有其他满足自然数条件的集合论结构都是具体的、用集合论语言加以刻画的自然数;同时, 它们都共有一个由自然数结构的公理所刻画的抽象结构 (记为ω:ω={0, 1, 2, 3, …}) 。这样, 数学家和哲学家们需要确定:群论研究的核心究竟是那些一个个不同的、具体的群结构, 还是它们所共有的所谓抽象的“群”结构?算术研究的是像冯·诺伊曼序数和策梅洛数这样具体的自然数, 还是它们共有的由抽象公理刻画的自然数?

如果我们把上述这些具体的例子都称之为系统或模型 (1) , 而把它们共有的由抽象公理刻画的称之为结构, 那么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就有两种答案。第一, 认为数学研究的核心是抽象结构;第二, 主张数学研究的核心是具有抽象结构形式的模型或系统。这样就形成了哲学上结构主义的两种不同版本, 前一种被称为“先物结构主义” (ante rem structuralism) ;后一种被称为“在物结构主义” (In re structuralism) 或消除结构主义 (eliminative structuralism) 。这种划分思想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共相”的传统争论:

按照柏拉图, 共相先于或独立于任何可以作为其实例的物体或对象而存在。即使没有红的对象, 红的形式 (form) 将仍然存在。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为“先物实在论” (ante rem realism) , 这样, 共相就被解释为“先物共相” (ante rem universals) 。与此相对照, 亚里士多德认为, 共相在本体论上依赖于它们的实例。…所有红的事物消除了, 红色就随之而去了。……经过这种解释的形式被称为“在物共相” (in re universals) , 并且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为“在物实在论” (in re realism) 。这种观点的倡导者可能勉强承认共相存在, 但是他们否认共相独立于其实例而存在。[8]84

伴随数学中“结构主义”运动的影响, 先物结构主义者夏皮罗 (Stewart Shapiro) 一方面希望他的哲学解释能符合数学实践, 宣称数学是结构的科学;另一方面他也希望给出数学本质的一种形而上学断言, 说明数学是实在的。由此, 夏皮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数学本质的“先物结构主义”说明。具体的哲学动机如下:

自贝纳塞拉夫以数学实践为基础, 从结构的视角对传统数学柏拉图主义说明提出批判以来, 夏皮罗也意识到数学实践在哲学说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详尽考察了几何学的发展历程, 以期表明几何学从研究现实的物理空间到研究抽象结构的转变如何为结构主义的哲学解释提供数学上的支持。他在弗雷格和希尔伯特关于几何学本性、数学公理、数学定义等的争议中认识到, 一方面, 数学研究抽象结构, 所谓的数学对象是相对于结构而言的;另一方面, 数学必定有所断言, 即数学有主题和内容。

首先, 几何学的历史印证了数学是研究结构的科学。在夏皮罗看来, 当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在探索现实的物理空间究竟是欧几里得空间还是非欧几里得空间时, 非欧几何的真实性推动了人们关于“几何学是对独立的先物结构进行研究”[8]150的崭新观念。具体而言, 在欧氏几何盛行的时代, 几何学家们认为他们的主题是现实的物理空间, 他们关注的是物体的几何形状。因此, 传统的几何学被看做是研究空间的科学。与此相应的哲学解释认为, “ (几何学) 公理应该表达真理, 定义应该给出特定术语的意义, 并固定这些术语的指谓。”[8]161比如, 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中, “点”、“线”、“面”和“圆”等都通过定义被赋予了意义。像“点被定义为没有部分的东西”和“线是没有宽度的长度”等都是这样被赋予特定意义的。因而, 人们能在直观上理解并把握这些概念或对象。

直到19世纪非欧几何的出现, 这种经典解释才受到质疑。希尔伯特公理化的《几何基础》向人们表明, “几何学越来越不是空间或时空的科学, 而更多的是关于特定结构的形式研究。”[9]63与欧氏几何不同, 语词“点”、“线”和“面”的意义在《几何基础》中并没有被预先给定, 而是通过“隐定义”的方式确定, 也就是通过公理来定义。希尔伯特认为, “一个概念仅通过它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在逻辑上被确定。这些关系, 在特定的陈述中被阐述, 我称之为公理,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种观点, 即公理…就是这些概念的定义。”[1]164因此, “欧几里得关于点、直线和平面的定义, 在数学上其实并不重要。它们成为讨论的中心, 仅仅是由于它们同所选择的诸公理的关系。换句话说, 不论是管它们叫点、线、面还是桌子、椅子、啤酒杯, 它们都能成为这样一种对象:对它们而言, 公理所表述的关系都成立。”[10]因此, 依据几何学的公理化发展, 夏皮罗得出几何学本质的适当的哲学说明应该是:几何学是研究没有具体实例的抽象结构的科学。

其次, 数学一定有所断言, 即数学有其特定的主题。这里需要明确, 虽然夏皮罗同意希尔伯特关于几何学的形式化纲领, 以支持“数学是研究结构的科学”这一哲学说明, 但夏皮罗坚决抵制希尔伯特所提倡的“形式主义”规划。因为“形式主义”的核心思想主张:数学处理的是一堆无意义的符号, 以致数学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主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夏皮罗追随的是弗雷格, 而不是希尔伯特。

鉴于上述理由, 夏皮罗形成了他所谓的“先物结构主义”。这种解释既能说明数学是结构的科学, 又能保证数学是实在的, 数学有其特定的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独立存在的数学结构。一方面, 夏皮罗继续秉承弗雷格-哥德尔-蒯因的数学柏拉图主义传统, 认为像算术这样的数学理论是关于对象的———数———独立于物质世界和数学家而存在, 数字是指称数的抽象单称词项。另一方面, 夏皮罗又想避免传统数学柏拉图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困境, 试图努力给出数学对象的新解释。这种解释的核心把数学对象视为依附于特定的数学结构, 这样, 数学结构成为数学的核心, 但又没有把数学对象抛弃掉。上述要领构成了“先物结构主义”的核心主张:“结构作为合法的研究对象独立存在。按照这个观点, 一个特定的结构独立于任何作为其例子的系统而存在。让我们称这种观点为先物结构主义, 它寻求的是对于共相的一种类似观点。像自然数这样的数学对象是这些结构中的位置。比如, 数字就是指称真实对象的真正的单称词项, 这些对象就是一个结构中的位置。”[1]

三数学本质的先物结构主义解释

基于数学实践和传统数学对象柏拉图主义遇到的挑战, 先物结构主义一方面需要为数学本质提供符合数学实践的说明;另一方面需要克服传统本体实在论的解释困境, 继续为数学的实在性进行辩护。为此, 先物结构主义主张:数学的本质是结构, 像数、集合、点这些作为个体的数学对象是数学结构中的位置, 结构先于对象和例示它的系统存在。

(一) 数学本体实在性的先物结构主义辩护

如前所述, 弗雷格和希尔伯特的争议可以归结为数学家们关于数学本质的两种不同认识。首先, 一种观点认为, 像“群论”、“环论”、“域论”和“算术”这样的数学理论研究的是满足各自公理的系统。比如, 一个群就是满足群公理的任何东西;一个环就是满足环公理的任何东西;一个自然数结构就是满足算术公理的任何东西。不存在诸如“群”、“环”或“自然数”这样的事物。从“点”、“直线”、“平面”和“桌子”、“椅子”、“啤酒杯”的论述中, 可以看出, 希尔伯特是这种观点的典型支持者。与此相反, 弗雷格坚决否认这种解释的合法性。在他看来, “算术和几何有自己特定的主题, 几何研究空间, 算术研究自然数。并且公理表达 (大概是不证自明的) 有关该主题的真理。”[9]67我们能够推断, 在弗雷格的意识中, “群”、“环”、“自然数”和“空间”等是既定存在的, 即使他不承认“结构”的观念。

这样, 弗雷格和希尔伯特之争就代表了两种对立。“对弗雷格而言, 算术和几何学公理是断言的 (assertory) ;对希尔伯特而言, 算术和几何学公理是代数的 (algebraic) 。断言的语句是要表达具有固定真值的命题。代数语句是示意性的, 适用于满足特定的给定条件的任何一个对象系统。”[9]67在此背景下, 夏皮罗试图使先物结构主义在数学理论的代数解释和断言解释之间架起桥梁。

为此, 夏皮罗首先提出“位置即对象” (placesare-objects) 的解释说明数学是断言的, 即数学有自己的主题、数学是实在的。他声称:“如果一个数学分支的公理是可满足和范畴的, 那么公理就刻画了一个 (单一的) 结构, 并且公理对于该结构为真, 或真实地描述了这个结构。我把这称之为‘位置即对象’观点。”[9]67按照这种观点, 数是真正的对象, 自然数的本质在于它是自然数结构中的位置。比如, 3这个数就是自然数结构中的第3个位置。“3”是单称词项, 其指称对象是3。这样, “位置即对象”的观点支持弗雷格数学柏拉图主义的论题:数是对象。不过, 与弗雷格不同的是, 夏皮罗认为“算术是关于自然数结构的, 它的论域由这个结构中的位置构成。”[8]83由此可见, 结构先于对象而存在。“结构先于它所包含的数学对象, 就像任何机构先于构成机构的办公室一样。自然数结构先于2, 就像棒球运动的防守先于游击手和美国政府先于副总统一样。”[8]78因此, 对夏皮罗而言, 自然数结构是算术的核心。“一个自然数的本质在于它和其他自然数的关系。……, 2这个数恰好是自然数结构中的第2个位置。2不能独立于结构而存在, 也不能独立于结构中的其他位置而存在。这样, 2的本质就是0的后继的后继, 3的前导, 第一个素数等等。”[8]72

简言之, “位置即对象”的观点既能坚持数学对象的实在性, 又能坚持数学是结构的科学。总体来讲, 夏皮罗的数学实在论是一种结构柏拉图主义, 它较弗雷格的数学对象柏拉图主义更灵活。因为, 弗雷格坚持认为存在一个确定的、永恒的数学领域等待人们去发现, 而夏皮罗主张数学对象只相对于结构。这样, 夏皮罗结构主义的解释就具有本体论的相对性, 而弗雷格的解释在本体论意义上是绝对的。

值得指出的是, 当夏皮罗声称:作为数学主题的抽象结构独立于数学家们存在时, 他陷入了与弗雷格一样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困境。并且, 所谓的“抽象结构独立于其实例系统存在”的哲学说明也存在困难。从数学实践的角度看, 对自然数结构来说, 自然数的历史早于其实例系统 (冯·诺伊曼序数和策梅洛数) 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 自然数结构独立于冯·诺伊曼序数和策梅洛数。与此相反, 对群论系统而言, 我们很难说存在一个独立于具体实例系统的抽象的群。显然, 这样的“群”是很难想象的, 历史地看, 它只不过是各种群系统的抽象形式而已。当我们声称“群独立于具体的群系统存在”时, 就像在说“树独立于橡树、杨树、柳树……存在”一样不合理。这样, “位置即对象”的数学实在论的结构主义解释依然是不充分的。这就要求夏皮罗继续寻求一种符合数学实践的结构主义说明。

(二) “数学本质即结构”的先物结构主义解释

当夏皮罗声称“数学是研究抽象结构的科学”时, 他并没有彻底抛弃以下信念:一些真实的数学理论同样也是关于具有结构的各种不同系统的。这时, 他采取一种“位置即办公室” (places-are-offices) 的策略对此进行说明。比如, 当我们同时谈到冯·诺伊曼的集合论系统、策梅洛的集合论系统和自然数结构时, 该结构中的第2个位置, 即2这个数就充当一种办公室的作用, 而冯·诺伊曼的2和策梅洛的2就相当于在此办公室工作的职员。

按照“位置即办公室”观点, “群论研究的不是一个单一的结构, 而是一类结构, 是那些具有一个二元运算, 一个恒等元和每一元的逆元的对象集所共有的模式。”[8]73如果我们用共相的观点作类比, 这就相当于当我们在研究“国家”时, 并非研究一个纯粹的、抽象的“国家”, 而是研究像中国、美国、英国、俄罗斯等这些具有国家的共同特征的非常具体的、作为个体的国家。从“位置即办公室”的观点看, 作为办公室的“位置”与作为填充办公室位置的“对象”截然不同。作为办公室的“位置”只是作为填充办公室位置的那些具体系统中的“对象”的一种抽象或概括。比如, 关于自然数结构的算术陈述“3+9=12”就被视为一种抽象的概括, 也就是, “在任何一个自然数系统S中, S中第3个位置上的对象S-加上S中第9个位置上的对象就导致了S中第12个位置上的对象。”[8]85这里的3、9和12是自然数结构中的位置, 而冯·诺伊曼系统中的对象 则是分别占据自然数结构中第3个位置的两个不同对象。同样, 群定义中的运算和公理都是各种不同的群系统所共有的特征的一种抽象形式。这样, 根据“位置即办公室”的观点, “一个结构中的位置更像是性质而不是对象”[11]。

这样, 按照夏皮罗提出“位置即对象”和“位置即办公室”的观点, 他认为这两种视角能解决著名的弗雷格的“凯撒难题” (“凯撒是否等同于一个特定的数”的同一性难题) 。具体来看, 3是自然数结构中的第3个位置, 是占据自然数结构中第3个位置的两个不同对象;但是, 凯撒既不是自然数结构中的位置, 也不是填充该结构中特定位置的对象。因此, 像“凯撒是否等于2”的问题就是无意义的, 或者说, 这样的同一性陈述为假。显然, 夏皮罗所谓的“同一性”标准有其成立的条件, 该条件正是同一性所依赖的结构, 这样只有结构才是数学的核心。

此外, “位置即对象”和“位置即办公室”的策略还解决了由贝纳塞拉夫向传统数学柏拉图主义提出的本体论困惑, 并且给出数学中有关自然数、冯·诺伊曼序数以及策梅洛数之本质的一种新颖的哲学解释。具体而言, 贝纳塞拉夫通过对象的同一性标准, 论证了数不是集合, 从而根本不是对象。不过, 数学实践表明自然数确实是集合, 而且还是有限冯·诺伊曼序数。基于这样的数学事实, 一方面, 夏皮罗并不否认自然数是有限冯·诺伊曼序数。在他看来, “2是 }”中的“是”并非“同一性”的象征, 它只是一个谓词。他认为, 同一性的“是” (is) 和谓词的“是”不同。从“位置即对象”的观点看, “是”具有同一性的功能;从“位置即办公室”的观点看, “是”充当谓词。比如, 在“7是小于10的最大素数”的陈述中, 这里的7是对象, “是”的含义为“等同于”;而在“ 是2”和“ 是2”的陈述中, 这里的2是办公室, “是”的功能为谓词。因此, 夏皮罗认为当数学家们宣称“自然数是有限冯·诺伊曼序数”时, 他们只是出于方便, 选取众多系统中的冯·诺伊曼的集合论系统作为自然数结构的范例。事实上, 策梅洛系统中的 同样能起到自然数2的作用。根据这种解释, 在“自然数是有限冯·诺伊曼序数”的陈述中, 自然数是抽象结构中的位置, 而有限冯·诺伊曼序数则是作为该结构的例子的系统中的对象, 它们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概念, 因而不具有同一性。

总之, 夏皮罗运用“位置即对象”和“位置即办公室”的策略巧妙地为自然数、冯·诺伊曼序数和策梅洛数的本质提供了解释。在他看来, 自然数是位置, 冯·诺伊曼序数和策梅洛数是对象;前者充当办公室的功能, 后者是填充办公室位置的具体对象。因此, 在同一性的意义上, 我们不能宣称:“2是 ”或“2是 , 但是, 在“是”作为谓词的意义上, 我们完全能断定“2就是 。

四先物结构主义解释的困境

通过上述分析, “位置即对象”和“位置即办公室”的解释策略似乎既能符合真实的数学实践, 又能克服传统数学柏拉图主义和贝纳塞拉夫本体论解释的自身局限, 难怪夏皮罗自豪地宣称:“先物结构主义是当代数学的最明晰的说明。”[8]11

但是只要我们细致分析, 就会发现先物结构主义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自身缺陷。

首先, 当夏皮罗对数学的本质给出一种实在论的结构主义解释时, 他无疑承诺了存在着一些独立的数学结构和作为其例子的系统的对象 (即各种不同系统的背景本体论) 。比如, 夏皮罗虽然赞成2可以被定义为 , 但是, 这并不是在同一性的意义上被言说的, “2是 ”中的“是”只是一个谓词。这实际上表明, 在夏皮罗的意识中, 2和 在本体论意义上是两种不同的数学对象, 并且这两种对象都存在。虽然数学对象在本质上依赖于数学结构, 但最终夏皮罗还是断言了数学对象存在。所以, 先物结构主义解释依然无法逃脱传统数学柏拉图主义的认识论劫难。

其次, 先物结构主义主张算术研究自然数结构, 一个自然数的本质就是它在自然数结构中的位置。根据数学实践, 位置可以进一步被理解为“对象”或“办公室”。比如“7是小于10的最大素数”中的7是对象, “ 2是”中的2则充当办公室的作用。作为结构中位置的自然数究竟被理解为“对象”还是“办公室”取决于具体的数学实践。因此, 按照“位置即对象”和“位置即办公室”的观点, 作为位置的自然数的本质是相对的。应当注意到, 先物结构主义解释依据的前提是数学实践, 但数学实践告知我们, 自然数是有限冯·诺伊曼序数, 不能被表示为策梅洛数。这是因为:策梅洛数只满足自然数的序列条件 (算术条件) , 而不满足对应条件 (基数条件) 。包括哈密顿 (Hamilton) 、斯科特 (Scott) 和艾森伯格 (Eisenberg) 等在内的大量数学家都以良序原理为基础, 把自然数定义为有限冯·诺伊曼序数, 并且标准的集合论著作和教科书中都采用了这样的定义。[12]因此, “2是 ?”的问题被消解了, 从而先物结构主义对自然数本质的“位置即办公室”的解释也可以随之消解。此外, 先物结构主义主张的“数学是研究结构的科学”并不能涵盖所有数学分支, 数论、集合论和解析函数等很难看做是对结构的研究。

第三, 数学家们在其数学实践的研究中并不关心“数学对象究竟是什么”这种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问题。在他们看来, 不是数学对象, 而是数学对象的性质、它们之间的关系和一些模型才是最重要的。因此, 像夏皮罗这样的结构主义者在本体论意义上明确断言“存在着独立的数学结构和数学对象”, 并且在形而上学的框架中探讨诸如“2是否等同于 ”这样的问题显然为真实数学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哲学定位。但是, 这种定位与真实的数学实践并不完全一致。英国剑桥大学的鲍尔 (Rouse Ball) 数学教授和菲尔兹奖获得者高尔斯 (W.T.Gowers) 表明, 数学家给出的说明与夏皮罗的解释互不相容。比如, 对有序对的定义 (x, y) ={{x}, {x, y}}而言, “假定, 有序对能被还原为集合论, 但这与人们说一个有序对‘实际上’是一种有趣的集合有所不同。 (那个观点明显是错的, 既然存在许多不同的集合论构造能对该项工作做得同样好。) ”[13]因此, 对于把复数定义为实数的有序对、把自然数定义为有限冯·诺伊曼序数而言, 重要的不是承诺了一个新的数学本体论, 而是探讨它们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或满足什么样的公理规则。由此可知, “自然数是有限冯·诺伊曼序数”这个数学事实或许根本没有承诺两种不同的本体论, 而仅仅是构造了自然数的一种集合论模型。

综上所述, 就数学的研究对象是抽象结构而言, 先物结构主义的解释是有缺陷的。“数学的研究主题都可以还原成结构”既没有得到全部数学实践的支持, “抽象的数学结构存在”同样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认识论说明。

五结语

总体而言, 数学本质的先物结构主义解释是基于数学实践和为捍卫数学的实在性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数学实在论进路。按照先物结构主义的观点, 数学是结构的科学, 结构先于结构中的位置存在。“位置即对象”和“位置即办公室”的解释表明数学对象不具有独立性, 而是相对于特定的结构。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已经说明先物结构主义对数学本质的解释并未获得成功, 数学实践和哲学上认识论说明的要求使得先物结构主义者必须重新反思。事实上, 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关于数学本质的哲学解释, 我们对“数学本质究竟是什么?”的哲学说明本身就随数学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变化, 并且这种说明还必须和我们人类整体的科学认识相容。

篇14：保守主义的意思, 保守主义的解释

关键词：刑罚积极主义；刑法适用解释；扩大解释

为正确应用刑法，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应注意刑法规制。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现行刑法规范体系存在着刑法规范不足的情况，因此，就要联系实际情况用刑法适用解释研究刑法规范不足问题，以便发挥刑法作用，维护社会稳定。

一、刑罚积极主义与刑法适用解释

1.刑罚积极主义

对于刑罚积极主义来说，也叫刑法积极主义，其实质就是积极刑法很少或不涉及宪政基本架构，它所代表的也只是司法立场与态度[1]。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中，各个企业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关系，而这些企业间又存在竞争，因此，在使用刑法的过程中就要十分小心。通过研究刑法理念得知，积极主义与消极主义共同存在，而刑罚积极主义则是指合理追求现实价值的体现，也就是说法官有无权利行使释明权，同时也包括诉讼信息的交换[2]。通过研究发现，对于积极刑法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大众认可，所以只有全面了解积极刑法主义才是关键。

2.刑法适用解释

在利用罪行法定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防止出现司法权与行政权相结合的情况，只有做到两者分离，才能有效避免执法者随意侵害他人权利的情况。然而，对于绝对罪行法定来说，在审理案件中并不具有可行性。所以，具体事就无法与抽象法律规范相映衬，只有在必要措施的作用才能实现两者间的比较。现阶段，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刑法适用解释[3]。首先，对于刑法规范来说，其主要构成部分为文字词语，但由于这些词语自身存在不确定性，在使用中就需要应用到刑法适用解释。其次，刑法规范的实现来自于现实生活，而这些规范的使用对象则是那些没有出现的事实，基于此，案件事实是否被法律规范所涵盖，也需要用刑法适用解释来完成。由此可见，刑法规范和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并不大，所以，应重视刑法适用解释的应用，以此促进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

二、刑罚积极主义立场下的刑法適用解释

对于刑罚积极主义立场来说，要了解类推使用与扩大解释可以从是否存在明显突兀得知，如果某种结论的推出会让人产生突兀感，就意味着它的出现给人民带来了“突然”之感，但由此得来的结论却与词语真实含义还存在一定差异，且超出了正常预测范围，所以，应将其看做是类推适用。如果结论得出以后没有给人带来明显突兀感，那就是扩大解决。

1.类推适用下能够给人带来突兀感

通常情况下，总是以是否给人带来明显突兀感确定类推适用。在我国一直对执法人员抢劫怎样量刑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对于执法人员的这种情况应着重处理，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按照冒充执法人员来处理，其实通过观察可以得知，他们所纠结的无非是“冒充”这一名词。在刑罚积极主义立场下的刑法使用解释中，在“冒充”一词被应用以后很容易让人对其身份产生突兀感，这种说法多超出大众预测，这就出现了类推适用。如果是对真正的执法人员抢劫要着重处理，大众还不会对此产生突兀感。

2.扩大解释下能够不会让人感到突兀

对于扩大解释来说，主要指某些结论在被提出以后，并没有让大众感到意外，而是在合情合理范围内。一般来讲，有些事例的出现可以解释某些结论，但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如对于“信件”一词来说，其中涵盖了很多内容，不仅包括纸质信件，还包括电子信件，不管是哪种形式的信件，如果没有经过收件人的允许就私自起开或损坏都属于侵犯他人合法权力的行为，都要按照相关刑法严肃处理[4]。对于这种处理方式多数人都能接受，并不会认为有不合理之处。但如果将“雇佣他人杀人”解释为“正常劳务雇佣关系”就出现了不合理的情况，两者存在本质上的差别，“正常劳务雇佣关系”所从事的是正当工作，而不会威胁到他人生命安全的，而“雇佣他人杀人”则已经直接对他人生命安全构成威胁，所以，也就不能被看做为扩大解释范畴。但属于同类的事物可以用其扩大意义来解释，如有些人喜欢将船票称为车票，这样的词语给人的第一感觉并不恰当，但又没有不合理之处，更没有超出人们预测，所以，属于扩大解释范畴。

能够给人带来突兀感的，才能被看做为类推适用，其原因在于只有存在疑问的解释才是类推适用范畴，这里所指的疑问是本质上的疑，对于将船票解释为车票的说法并没有不妥之处，只能算作形式上的疑问，而非本质上的，船票确实是车票的一种。由此可见，只要不是本质上的疑问均属于扩大解释范畴。

三、结束语

通过以上研究得知，由于刑法规范中存在一些问题，就需要用刑法司法来解释，这样就可以体现出刑法作用，发挥其应有作用。通过研究得知，在刑罚积极主义的影响下，类推适用与扩大解释并不相同，在实际工作中也不能将两者混为一体，只有区分开才可以。所以，应当用是否存在显著突兀感作为界定标准，如果所得出的结论让人强烈的感受到突兀感，就属于类推使用范畴，反之则属于扩大解释，这也是保证刑法能够被利用，发挥其应有作用的重要方式。

参考文献：

[1]杨兴培.刑法实质解释论与形式解释论的透析和批评[J].法学家，2013，01：30-47+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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