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婚恋现状调查报告

中国婚恋现状调查报告（精选6篇）

篇1：中国婚恋现状调查报告

中国婚恋现状调查报告

摘要:

1、根据民政部门调查显示，2009年，“经济适用男”“剩女”“宅男”“宅女”等与婚恋相关的词汇持续火热，相当比例的被调查者以此类词汇描述自己，中国婚恋现状调查报告。婚恋问题已经成为单身男女首要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家统计局测算数据...1、根据民政部门调查显示，2009年，“经济适用男”“剩女”“宅男”“宅女”等与婚恋相关的词汇持续火热，相当比例的被调查者以此类词汇描述自己。婚恋问题已经成为单身男女首要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家统计局测算数据表明，在2005年——2020年期间，20岁-29岁适婚年龄的单身男女将形成一个高峰，每年适婚男达到6000万左右，婚姻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焦点问题之一，调查报告《中国婚恋现状调查报告》。

2、对于单身的原因，其中51%的被调查者表示缘分未到，在寻觅中；19%的被调查者表示感情受过伤害，交友比较谨慎；11%的被调查者表示工作、学业繁忙，没有精力；8%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条件不够好；6%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的条件出众，眼光比较高；4%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想太早失去自由，享受单身。

3、参与调查的单身男女通常会通过多种方式寻找婚恋对象，尤其是通过互联网寻偶现象日渐突出，成为70%以上受调查者的重要选择。

4、本次调查显示，92%的单身男女对婚前性行为可以接受，68%的单身男女对于适婚同居表示理解，85%的单身男女对于闪婚可以理解和接受。被调查者面对此类问题时，更强调以真爱为基础，看缘分，理性选择，而不拘泥于刻板的传统观念。这也反映了近年来与国家经济一起发展进步的社会观念。

篇2：中国婚恋现状调查报告

中国富豪婚恋报告

文/特约撰稿 东方愚

编者按：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后台决定舞台，管理婚姻比管理企业更需要智慧。作者历时多年采访总结，形成对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经济学分析。这篇文章里没有所谓的大道理，有的只是“干货”、感悟以及大时代的婚姻变迁逻辑„„ 龙年春节前后又有一桩富豪离婚大戏闹得沸沸扬扬。主角是中证万融投资集团董事长赵丙贤与妻子陆娟。女主角在2010年第一次提起诉讼，要求离婚，理由是男主角曾对她施暴，且有婚外情。但几次开庭，男主角要么“出差”，要么“生病”，女主角后来撤诉。一年后，再次起诉，仍然等不来对方应诉。案件后又移交到另一法院，至今没有下文。这种事发生在谁身上都不好看。何况，赵丙贤头上还曾被外媒戴上过一顶名为“中国巴菲特”的帽子。其实他们夫妻俩多少年前挺让人羡慕的——都当过兵，后来一起创业，是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批股民，共同完成了原始积累，20年后坐拥巨额财富。但就是这样的伙伴型夫妻，到今天却成为了一对仇敌。

赵丙贤的故事只是一例。中国的变化有时比你的心跳还要快，人的欲望越来越复杂，所谓“幸福”的定义也不断地被更新。接下来将在本文出场的众多企业家故事将向你说明——管理自己的婚姻，比管理一家企业更需要智慧。企业家婚姻之 帕累托最优原则

“帕累托最优”是博弈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得更好。说白了，就是“心满意足”了——你还能怎么样？!那么，什么样的婚姻状态才是“帕累托最优”？ ——先从老一代企业家的婚姻谈起。

“我离过两次婚，”周成建笑了笑，继而说道，“婚姻只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与对错无关。”

2011年4月中旬，我到上海采访这位“服装首富”，他比我想象的要随和一些，聊他小时候因“投机倒把”而使父亲受到连累的事，聊美邦转型中的阵痛和他把一位高管送进监狱的事，甚至聊到他的家庭，他都很认真地一一回答。我不是“狗仔队”，而是一位财经记者，我这样做，只是想从更立体的层面了解面前的这个人。一位中国商人可以在生意场上阳奉阴违，但在提到他的家人时，几乎都是真情流露。周成建给我说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婚姻逻辑。他说，中国商人们的婚姻，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是密不可分，甚至亦步亦趋的。

比方说，那些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他们的婚姻大都是父母包办的——媒人牵线，或许见了一面就订婚了，就算提出一些要求，也是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

譬如，陈红华当年和后来成为“钢铁首富”的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相亲之前，唯一的要求是对方是共产党员。你看，即使到了21世纪已经过了10年的现在，沈文荣仍然常常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他甚至觉得“民营企业家”这一词汇带有贬义。

这一代人当中也有不少离过婚的。最突出的一个群体，莫过于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一次把“爱情”法定为中国人婚姻的基础，离婚的知青越来越多——不仅有与农村配偶离婚的知青，有的“双知青”夫妇也分手了。这种基于年代特征的婚姻往事，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不管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后来成了企业家或别的什么“家”。

而那些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家们的择偶观，就与沈文荣们不一样了。他们大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结婚，这个年代，“下海”是时髦词汇，私营经济正野蛮生长，年轻的中国商人们摆脱了改革开放前思维上的桎梏，更加注重物质的丰富，甚至个体的自由。于是，在他们找结婚对象时，“志同道合”成为一个关键诉求。

什么样的情形叫做“志同道合”呢？同学、师兄妹或校友是一种类型，譬如黄宏生与林卫平、马云与张瑛、段永平与张昕，分别对应这三种情形；事业伙伴是第二种类型，最典型的代表则是“首富先生”黄光裕和妻子杜鹃，当年任北京中行信贷业务员的杜鹃，在嫁给黄光裕后并没有马上加盟国美，而是在三年后——这三年间，杜鹃为解决黄光裕跑马圈地过程中的资金需求立下汗马功劳；第三种代表类型则是机缘邂逅、互相吸引者，比如潘石屹和张欣、李国庆与俞渝等，他们是20世纪90年代“海龟与土鳖”式闪婚夫妻中的代表。再往后，进入21世纪才结婚的中国商人们，他们的婚姻画卷又有新特点了。他们仍然要找“志同道合”者，但是，对黄光裕和杜鹃那种生意伙伴式的婚姻之艳羡开始减弱，他们开始更多地注重对方和自己在精神上的交流，至少主导婚姻的那一方更注重精神上的享受、心灵上的慰藉。

——回到周成建，那天采访结束，他说，“时代变化太快了，我没那么大的胸怀（从一而终）。”这句话让我觉得他够坦诚，不过，他还是担心我对他结过三次婚产生某种联想，于是随即向我补充道：“我现在的太太在生意上给我很大的启发，同时她也很懂得生活，我觉得很幸福。” 企业家婚姻之 凡勃伦效应 一种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走俏。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最先注意到这一现象，它反映了人们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心理愿望。

如果新娘这一“产品”是因成色好、气质佳，或与自己情投意合而价格高企，那么尽情炫你的耀，让别人说去吧！——如下这段谈的是新生代企业家的婚姻。

2010年年初的时候，我听一位广东的朋友说，当年的“中国女首富”、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正为大儿子刘晋嵩物色媳妇。

刘晋嵩生于1982年，是张茵和她前夫生的，原本不姓刘，在张茵和现在的丈夫刘名中结合后，才改姓刘。刘晋嵩在美国留学期间，只要一回国探亲，就被张茵安排到玖龙“实习”，毕业后即被要求加入玖龙，2009年成为执行董事。你看，他的路，似乎是张茵给设计的。现在轮到婚姻了，就算是一名思想观念西化的“海龟”，也可能难违父母之命啊。当然，张茵是不承认这一点的，2010年“两会”期间，我问她关于给儿子“相亲”的事，她虽然否认了，但眼神里依然露出了一丝不自然。

当然，并不能说子女继承家业或婚姻遵父母之命就一定是坏事，以刘晋嵩来说，在母亲张茵眼中，他从小就比较“乖”，也认为接班是天经地义的，于是能够沉下来做事。这对家族企业来说，绝对是福音。改革开放之后，本土富人阶层才开始涌现，等他们的孩子将近长大成人，并开始成为现在我们所说的“富二代”时，最早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了。

富二代中多有青年才俊，但青年才俊绝不只是富二代。相反，就算看起来再开明的企业家，当他们的子女恋爱及谈婚论嫁时，他们所给出的“参考意见”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子女的婚姻。当然，也有口味相同的两代人，譬如俏江南董事长张兰和儿子汪小菲。

此处，我所谓的“青年才俊”，必须满足的一个条件是，他们的恋爱和婚姻必须具有百分之百的自主权。譬如李兆会（山西最大民营钢企掌门人）、江南春（分众传媒创始人）、姚明（NBA球星、商人）。

李兆会与一般意义上的富二代有所不同，原因是他的父亲在2003年年初被人枪杀了，彼时他还不到22岁，还在澳大利亚留学，噩耗传来后只得中断学业，回家奔丧，不久后执掌海鑫钢铁。李兆会的爷爷奶奶还健在，六叔李文杰任海鑫总裁，但这不等于说他的董事长一职是虚职，也不代表他会沿着父亲原先的产业发展思路走下去，恰恰相反，他掌舵海鑫几年，海鑫成为了一艘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于一体的“巨舰”。我在山西采访时，李文杰酒后说，他从心底佩服自己的这位侄子。

李兆会的个人能力赢得家族充分信任，他的婚姻自然也是自己做主了。

再来说江南春。江南春最近一年的演讲中，说得最频繁的两个词就是70后、80后。他是1973年生人，靠个人努力创办分众传媒，并在美国挂牌上市。事业大起大落，以及结婚生子，使他蜕变为一名成熟的商人。与江南春同龄的陈天桥、丁磊、马化腾等人，是中国商界大多数青年才俊的代表。江南春的妻子是凤凰台的主播陈玉佳，他们俩在36岁的本命年时结为连理，一个是广告业，一个是传媒业。他们更注重事业的相互支持与提携。

陈天桥的情形与之类似。他原本有可能成为上海市最年轻的区长秘书，但他“弃政从商”，于20世纪90年代末离开政府部门进入一家证券公司，不到一年后离开，创办盛大。但就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雒芊芊，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只有两个月的时间。雒芊芊是陈天桥的创业伙伴兼贤内助，现在仍是盛大的董事。

从不同类型的青年才俊的婚姻中来看商业的变迁，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没有人不想在生活中痛痛快快地爱一次，但现实总有很多沟壑。他们的跨越之道告诉我们，一个在恋爱和婚姻上具有充分的自主权且又负责任的商人，才有可能把企业也经营得有条理、有声色。反之亦然。企业家婚姻之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企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简单来说，投资做一项事情，开始的时候，收益值很高，越到后来，收益值就越小。

无论再耀眼的光环和再高的报酬，经理人在精神上的“边际愉悦度”一定是递减的。要么早点找点乐子，要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绝不能让这一规律蔓延到婚姻上。

老一代、新一代的企业家夫妻聊完后——现在该聊聊职业经理人事业和家庭之辩证关系了。

绝大多数情况下，职业经理人承受了巨大压力，他不能向任何人抱怨。这个时候，另一半的作用就不可小觑了。我们可以选择三位很是特别的人物——王石、唐骏、陈景河，他们其实大都介于企业家和经理人之间的角色。

万科的第一大股东从来都是国有企业——先是深圳市属的国有独资企业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而后是央企华润集团（准确来说是华润股份有限公司），但创办者王石不失为一位知名企业家。

唐骏被称为“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先是服务于微软，然后又先后在盛大和新华都两家民企任职，但是，他在1993年前后，即进入微软前，曾创办过三家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好歹当过一段时间“民营小老板”。

陈景河是紫金矿业董事长，紫金矿业第一大股东是隶属于福建上杭县政府的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不过，与王石和万科类似，陈景河一手创办了紫金矿业，紫金矿业的决策机制也更像民企。

王石、唐骏、陈景河，除了都有点老（2011年的平均年纪是55.5岁），可谓中国企业界最典型的职业经理人代表了。他们打理事业和家庭关系时所作出的决定，不管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不管是明朗的还是隐秘的，都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我采访他们四个人时，这种感受很为明显。他们比一般的中国商人更为谨小慎微。如果用江湖语言来说，他们比普通中国企业家要更会“表演”。所谓“表演”并不是贬义词，而是说，同样一句话，到他们口中时，如何得体地表达出来，他们要比别人更显斟酌。

每一个成功的职业经理人背后，都可能隐藏了一个非凡的贤内助。他们四人亦如是。妻子们在他们事业沉浮时所充当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非常值得去揣摩和研究。

她们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王石的妻子王江穗。王江穗家庭背景不一般，早期曾给予了王石一定的支持，但始终没有进入万科。王石后来到处登山，四海为家，她也曾有怨言，但后来明白，最好的相处之道是无为而治。第二种类型是陈景河的妻子赖金莲和阚治东的妻子张松妹。赖与张是大多数职业经理人之贤内助的代表，她们一定不能走到丈夫所在企业的“前台”，但是，她们永远是丈夫私下寻求帮助时的“首席代表”。第三种类型是唐骏的妻子孙春蓝。孙春蓝是唐骏在北京邮电大学的同级校友，夫唱妇随，先到日本，后赴美国，在唐骏事业的每一个关口，孙春蓝都送上建议，但唐骏特立独行，几乎未有采纳。

企业家婚姻之 比较优势论

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

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女性企业家具有性别上的“比较优势”，但商业不是走秀，到头来拼的还是团队作战力。

全球20位拥有10亿美元的白手起家的女富豪里，有11人来自中国，其中6人排在前10名——这是2010年10月中旬胡润提供的一组数字。

这6位女富豪分别是张茵、吴亚军、陈丽华、秀丽?好肯（原名戴秀丽，现随夫姓）、朱林瑶和张欣。她们执掌的企业分别是玖龙纸业、龙湖地产、富华国际、人和商业、华宝国际和SOHO中国，其中除了张欣任SOHO中国CEO外，其他5位，均可以视为“女主外，男主内”的案例。

那么，在前5人当中，丈夫在家族企业中任职的只有1例——张茵丈夫刘名中任玖龙纸业副董事长；吴亚军的丈夫蔡奎，和朱林瑶的丈夫林国文，曾分别在龙湖地产和华宝国际任职，但后来均告“隐退”；陈丽华的丈夫是电视剧《西游记》里唐僧的扮演者迟重瑞，自始至终未在富华国际任职；秀丽?好肯的丈夫安东尼?好肯是英国一位教师，也从未在人和商业任职，即使戴秀丽现在也只是在人和商业中任非执行董事一职，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是她的弟弟戴永革。在中国商业文化当中，如果夫妻两人都在家族企业中任职，且是通常情况下丈夫任董事长、妻子任CEO或CFO的情形，那么妻子的出色表现无论对企业内部还是外部形象而言都是加分行为；但是，如果是妻子任董事长、丈夫任CEO或CFO的情形，丈夫的出色表现虽然一样让企业受益良多，但他并不宜向外界展示或张扬太多。

有四对夫妻档可圈可点，两对是上文提到过的张茵和刘名中夫妇、吴亚军和蔡奎夫妇，另外两对是俞渝和李国庆夫妇、周晓光和虞云新夫妇。他们的发家之地分别是东莞、重庆、北京和义乌——在地图上正好是东南西北，能够画个圈了。他们都在或曾在家庭企业中任职，且女人大都为“一把手”。这四个案例适合于上述“定律”。刘名中是张茵的好搭档，虽然是玖龙纸业副董事长，但鲜有走到过前台。玖龙纸业于2008年陷入“血汗门事件”时，张茵出来开发布会，刘名中也出现了，但他几乎没有发言；而玖龙纸业一位员工告诉我，在公司年底的“联欢晚会”上，张茵和刘名中都会讲话，但刘名中总是寥寥数语。

相比之下，吴亚军和蔡奎性格都比较强势——他们当年开始创业时，并非创办一家“夫妻店”，而是各创各的业，最后吴亚军这边机遇好、发展迅速，蔡奎才加入进来。他们后来在经营龙湖地产时，虽然分工相对明确，一个管战略战术，一个管日常经营，但是摩擦常有，加上吴亚军从一开始就认为应当“去家族化”的想法，最后蔡奎辞去此前在龙湖地产的职务。

篇3：中国婚恋现状调查报告

关键词：婚恋节目,综艺娱乐节目,角色定位

每周六的19:40, 在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还没开播前, 吉林教育台已经开始播放从韩国引进的娱乐节目《情书》。和国内目前的娱乐节目相比, 《情书》的类型与湖南卫视的经典栏目《玫瑰之约》有几分相似, 也是以对男女的相亲经过为节目内容, 但是它却以其特有的娱乐方式, 借助韩流席卷中国电视市场的时机, 而备受中青年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的欢迎。

一、韩国《情书》的特色———“娱乐至上”

《情书》和国内的婚恋节目相比,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 主持人的辅助角色。《情书》中的主持人是一名退役的摔跤运动员姜虎东, 他胖胖的样子, 让人一眼看上去就有想笑的冲动;他的话语不多, 有时还和嘉宾一起笑翻在地;他就像节目现场或是电视机前一名普通观众一样, 时而插句话, 时而亲身体验节目中的比赛项目。这样有亲和力的主持人既不会抢了嘉宾的风头, 还会与观众走得更近。

其次, 明星阵容成主角, 俊丑搭配, 频频出现暴笑场面。《情书》中的主人公多是有一定观众缘的影视明星或新人, 他们青春靓丽的外形是节目收视率的保证。同时, 也有以搞笑风格出场的“丑星”, 虽然其貌不扬, 但以其幽默的风格和搞怪的方式, 成为节目的亮点。不过, 我发现这名“丑星”在每期节目中都会出现, 他就像一位潜在的主持人一样, 渲染着整场节目的娱乐气氛, 这也是《情书》的一大特色。

第三, 竞技体育活动融入节目中, 增加娱乐氛围。《情书》分为六大板块, 其中有男士的跆拳道比拼和女士的摔跤比赛, 以及男女舞蹈、男女合作游戏等, 体育中融入娱乐成分, 当然获胜的奖励就是赢得男方或女方的拥抱或亲吻。环节设置具有新意, 为节目增加看点。

第四, 相亲为辅, 娱乐为主。《情书》中的男女主角许多是明星, 所以容易被看成一种作秀节目, 尽管有些背离相亲的节目宗旨, 但是其营造的娱乐气氛却能吸引大量观众, 提高收视率, 这也是娱乐节目的宗旨。

通过以上分析, 韩国综艺节目《情书》确实有其可取之处。相比之下, 中国婚恋节目当前的发展境况又如何呢?

二、中国婚恋节目现状———定位模糊

现在的婚恋节目在经历过前期的兴盛后, 已经走向两极分化的局面。

一类是以上海东方卫视《相约星期六》为首的速配型, 它是1998年开设的一档以爱情、婚姻、家庭为主题的谈话类综艺节目, 专为单身的青年男女服务, 男女嘉宾绝大部分是白领未婚青年, 偶尔民有中老年专场。它已经打破婚恋节目的原本框架, 而趋向于谈话类型。

《相约星期六》以其高收视率一直抢占着周末娱乐市场的收视分额。据央视一索福瑞媒体研究机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 2006年1月到5月, 该节目一直在“上海地区主要频道的收视前十名排行”中榜上有名。另一类是接近于《情书》的制作方式。俊男美女的搭配, 游戏比赛和益智闯关等类型充斥其中, 如东南对男女为了拿大奖而寻找合作伙伴, 最终能否配对反倒显得不得那么重要。

从目前各电视台的娱乐节目类型来看, 婚恋节目正在失去自己的阵营, 进入“瓶颈”期。这种“瓶颈”是由以下一些原因的: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节目的定位不准确。作为节目制作方, 到底是以娱乐大众为目的还是要当“红娘”, 帮陌生男女牵线?《玫瑰之约》最初的模式就是定位在“红娘”的角色, 可是随着节目逐渐播出, 内容模式化并缺乏新意, 让观众产生疲惫感。于是这个所谓内地首档婚恋节目, 在2004年告别速配, 推出婚恋真人秀, 《玫瑰之约?红丝带》就是这种改版的尝试。但效果仍不尽人意, 也因此告别了娱乐节目的舞台。

其次, 中国传统文化上对于婚姻和爱情的保守, 使人们对于电视征婚节目有一定的不信任感, 同时也与“速配”的节目宗旨不协调。中国人不喜欢或是不习惯于在电视媒介前公开自己的情感, 这种骨子里对婚恋节目的不接受也会使人们在节目的选择上更偏向于娱乐性强、能让大家捧腹大笑的节目。

另外, “玫瑰”之类的速配型婚恋节目, 讲求嘉宾能通过节目配对成功, 但是作为这档节目, 男女嘉宾能通过节目配对成功, 但是作为这档节目, 男女嘉宾接触的机会很少, 只能通过外貌和节目的几个小时的短时间内, 是不能从对方的一点点表现中判定一个人是否合适自己的, 更何况对方的表现是不是真实还很难说。由于恋爱双方没有经过真正的感情培养, 大都是一见钟情, 因此后节目结束, 最终速配成功的情侣的很少。这也导致中国的婚恋节目无法达到原定的配对目的, 节目宗旨无法实现。

第三, 传统的主持方式和节目制作理念与消费时代的观众需求不吻合。在中国, 特别是由于电视机的普及, 使本来处在文化匮乏状态的中国人获得一种廉价而方便的文化传播工具, 改变了“只有教育, 没有消费”的经历, 电视不仅为都市观众设置也为农村观众带来了丰富的节目选择, 不仅为大众提供教育性文化而且也提供消费性文化。电视观众的概念常常频繁地被电视消费者的概念所置换, 这说明电视观看行为一方面是越来越明显的经验交易行为, 另一方面也说明电视需求从过去咨讯的实际需求逐渐扩大为一种非必须性的交流]娱乐的综合消费需求。

毫无疑问, 现在已经进入消费时代, 市场和受众握有媒体的生杀大权。近年来, “超级女生”、“梦想中国”等真人秀节目之所以受到欢迎, 就是因为它为普通人提供展示自我的空间, 满足大众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 通过对节目中主人公信行的全面展示, 满足大众的好奇心和窥视欲等等。

中国婚恋节目作为真人秀的一种, 也需要迎合目前的消费时代主流才能生存, 而目前传统的主持方式是由两个俊美的主持人支撑整场节目, 并同时是节目的灵魂人物, 他们用语言和肢体动作让现场观众和嘉宾一起完成节目录制。但是这种主持人握有话筒权的模式已经不适应今天的观众品位, 希望成为节目主角的心理让观众不仅想观看节目更想在节目中表达自己。尽管目前, 娱乐节目的主持人越来越多, 相亲类也随后跟上, 究其原因就是图个热闹, 换句话说, 制片人担心电视机前的观众热情调动不起来。如东南卫视的《为爱向前冲》就有两女一男三个主持人。但是从节目内容来看, 主持人的主角位置仍未动摇。关于这一点《情书》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一个小时的节目中, 主持人的话语寥寥无数。观众透过节目看到了嘉宾的真人秀, 这才是人们想要的。

实践证明, 娱乐节目的模式化是致使伤, 缺乏新意的节目不可能受到观众的青睐。同时, 未能认识到电视观众娱乐化需求以及对传统主持方式的因循守旧, 也是导致婚恋节目失去观众的主要原因。在对《情书》节目的特点分析中, 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词, 就是“娱乐化”。这种娱乐化就是大众化, 是普遍的社会成员的喜好。

传统大亨默多克在很多年前就提出, “世俗化已经成为当前电视等新闻传媒的一种选择。”[1]面对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 面对韩国《情书》等国外节目的冲击, 中国婚恋节目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三、中国婚恋节目应对韩国《情书》的挑战———特色定位

定位源于竞争, 而定位的第一法则就是绝不和强大的对手进行正面竞争。

以“月老”定位的上海东方电视台的《相约星期六》之所以能在八年后仍然保持相对较高的收视率与它的特色定位是分不开的。2005年, 该节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相比较于原来单一的棚里录制, 此次改版最突出的就是“互动”这一全新的方式, 增加了短信互动、外景棚互动、街头随机互动等环节。改版前的《相约星期六》更多的是主持人与嘉宾的谈话, 似乎称之为谈话节目更加合适, 节目制作比较保守。改版后节目加强了与场内外观众的互动性和参与性, 收视率稳步上升。

据《相约星期六》节目制作人潘秋华讲, 他们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不是纯粹在做娱乐, 而是娱乐和服务并重, 既当年轻人之间的桥梁, 让他们相互认识沟通;也做中老年人的窗口, 让他们了解子女的心理需求。”[2]基于此, 中国的婚恋节目应该在娱乐大众的基础上, 寻找自己的文化特色, 准确定位, 此外, 还要在节目播出前, 邀请传播、社会、心理、写作等多方面专家进行节目论证, 这样才能形成自身的品牌, 并在国外节目的冲击下, 游刃有余地应对挑战。

参考文献

[1]默多克、刘长乐:《东西论剑——东西方传媒大亨的对话》第152页, 北京出版社2006年1月版。

篇4：中国富豪婚恋报告

这种事发生在谁身上都不好看。何况，赵丙贤头上还曾被外媒戴上过一顶名为“中国巴菲特”的帽子。其实他们夫妻俩多少年前挺让人羡慕的——都当过兵，后来一起创业，是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批股民，共同完成了原始积累，20年后坐拥巨额财富。但就是这样的伙伴型夫妻，到今天却成为了一对仇敌。

赵丙贤的故事只是一例。中国的变化有时比你的心跳还要快，人的欲望越来越复杂，所谓“幸福”的定义也不断地被更新。接下来将在本文出场的众多企业家故事将向你说明——管理自己的婚姻，比管理一家企业更需要智慧。

企业家婚姻之 帕累托最优原则

“帕累托最优”是博弈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得更好。说白了，就是“心满意足”了——你还能怎么样？!

那么，什么样的婚姻状态才是“帕累托最优”？

——先从老一代企业家的婚姻谈起。

“我离过两次婚，”周成建笑了笑，继而说道，“婚姻只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与对错无关。”

2011年4月中旬，我到上海采访这位“服装首富”，他比我想象的要随和一些，聊他小时候因“投机倒把”而使父亲受到连累的事，聊美邦转型中的阵痛和他把一位高管送进监狱的事，甚至聊到他的家庭，他都很认真地一一回答。

我不是“狗仔队”，而是一位财经记者，我这样做，只是想从更立体的层面了解面前的这个人。一位中国商人可以在生意场上阳奉阴违，但在提到他的家人时，几乎都是真情流露。

周成建给我说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婚姻逻辑。他说，中国商人们的婚姻，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是密不可分，甚至亦步亦趋的。

比方说，那些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他们的婚姻大都是父母包办的——媒人牵线，或许见了一面就订婚了，就算提出一些要求，也是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

譬如，陈红华当年和后来成为“钢铁首富”的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相亲之前，唯一的要求是对方是共产党员。你看，即使到了21世纪已经过了10年的现在，沈文荣仍然常常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他甚至觉得“民营企业家”这一词汇带有贬义。

这一代人当中也有不少离过婚的。最突出的一个群体，莫过于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一次把“爱情”法定为中国人婚姻的基础，离婚的知青越来越多——不仅有与农村配偶离婚的知青，有的“双知青”夫妇也分手了。这种基于年代特征的婚姻往事，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不管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后来成了企业家或别的什么“家”。

而那些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家们的择偶观，就与沈文荣们不一样了。他们大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结婚，这个年代，“下海”是时髦词汇，私营经济正野蛮生长，年轻的中国商人们摆脱了改革开放前思维上的桎梏，更加注重物质的丰富，甚至个体的自由。于是，在他们找结婚对象时，“志同道合”成为一个关键诉求。

什么样的情形叫做“志同道合”呢？同学、师兄妹或校友是一种类型，譬如黄宏生与林卫平、马云与张瑛、段永平与张昕，分别对应这三种情形；事业伙伴是第二种类型，最典型的代表则是“首富先生”黄光裕和妻子杜鹃，当年任北京中行信贷业务员的杜鹃，在嫁给黄光裕后并没有马上加盟国美，而是在三年后——这三年间，杜鹃为解决黄光裕跑马圈地过程中的资金需求立下汗马功劳；第三种代表类型则是机缘邂逅、互相吸引者，比如潘石屹和张欣、李国庆与俞渝等，他们是20世纪90年代“海龟与土鳖”式闪婚夫妻中的代表。

再往后，进入21世纪才结婚的中国商人们，他们的婚姻画卷又有新特点了。他们仍然要找“志同道合”者，但是，对黄光裕和杜鹃那种生意伙伴式的婚姻之艳羡开始减弱，他们开始更多地注重对方和自己在精神上的交流，至少主导婚姻的那一方更注重精神上的享受、心灵上的慰藉。

——回到周成建，那天采访结束，他说，“时代变化太快了，我没那么大的胸怀（从一而终）。”这句话让我觉得他够坦诚，不过，他还是担心我对他结过三次婚产生某种联想，于是随即向我补充道：“我现在的太太在生意上给我很大的启发，同时她也很懂得生活，我觉得很幸福。”

企业家婚姻之 凡勃伦效应

一种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走俏。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最先注意到这一现象，它反映了人们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心理愿望。

如果新娘这一“产品”是因成色好、气质佳，或与自己情投意合而价格高企，那么尽情炫你的耀，让别人说去吧！

——如下这段谈的是新生代企业家的婚姻。

2010年年初的时候，我听一位广东的朋友说，当年的“中国女首富”、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正为大儿子刘晋嵩物色媳妇。

刘晋嵩生于1982年，是张茵和她前夫生的，原本不姓刘，在张茵和现在的丈夫刘名中结合后，才改姓刘。刘晋嵩在美国留学期间，只要一回国探亲，就被张茵安排到玖龙“实习”，毕业后即被要求加入玖龙，2009年成为执行董事。你看，他的路，似乎是张茵给设计的。现在轮到婚姻了，就算是一名思想观念西化的“海龟”，也可能难违父母之命啊。当然，张茵是不承认这一点的，2010年“两会”期间，我问她关于给儿子“相亲”的事，她虽然否认了，但眼神里依然露出了一丝不自然。

当然，并不能说子女继承家业或婚姻遵父母之命就一定是坏事，以刘晋嵩来说，在母亲张茵眼中，他从小就比较“乖”，也认为接班是天经地义的，于是能够沉下来做事。这对家族企业来说，绝对是福音。

改革开放之后，本土富人阶层才开始涌现，等他们的孩子将近长大成人，并开始成为现在我们所说的“富二代”时，最早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了。

富二代中多有青年才俊，但青年才俊绝不只是富二代。相反，就算看起来再开明的企业家，当他们的子女恋爱及谈婚论嫁时，他们所给出的“参考意见”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子女的婚姻。当然，也有口味相同的两代人，譬如俏江南董事长张兰和儿子汪小菲。

此处，我所谓的“青年才俊”，必须满足的一个条件是，他们的恋爱和婚姻必须具有百分之百的自主权。譬如李兆会（山西最大民营钢企掌门人）、江南春（分众传媒创始人）、姚明（NBA球星、商人）。

李兆会与一般意义上的富二代有所不同，原因是他的父亲在2003年年初被人枪杀了，彼时他还不到22岁，还在澳大利亚留学，噩耗传来后只得中断学业，回家奔丧，不久后执掌海鑫钢铁。李兆会的爷爷奶奶还健在，六叔李文杰任海鑫总裁，但这不等于说他的董事长一职是虚职，也不代表他会沿着父亲原先的产业发展思路走下去，恰恰相反，他掌舵海鑫几年，海鑫成为了一艘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于一体的“巨舰”。我在山西采访时，李文杰酒后说，他从心底佩服自己的这位侄子。

李兆会的个人能力赢得家族充分信任，他的婚姻自然也是自己做主了。

再来说江南春。江南春最近一年的演讲中，说得最频繁的两个词就是70后、80后。他是1973年生人，靠个人努力创办分众传媒，并在美国挂牌上市。事业大起大落，以及结婚生子，使他蜕变为一名成熟的商人。与江南春同龄的陈天桥、丁磊、马化腾等人，是中国商界大多数青年才俊的代表。江南春的妻子是凤凰台的主播陈玉佳，他们俩在36岁的本命年时结为连理，一个是广告业，一个是传媒业。他们更注重事业的相互支持与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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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桥的情形与之类似。他原本有可能成为上海市最年轻的区长秘书，但他“弃政从商”，于20世纪90年代末离开政府部门进入一家证券公司，不到一年后离开，创办盛大。但就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雒芊芊，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只有两个月的时间。雒芊芊是陈天桥的创业伙伴兼贤内助，现在仍是盛大的董事。

从不同类型的青年才俊的婚姻中来看商业的变迁，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没有人不想在生活中痛痛快快地爱一次，但现实总有很多沟壑。他们的跨越之道告诉我们，一个在恋爱和婚姻上具有充分的自主权且又负责任的商人，才有可能把企业也经营得有条理、有声色。反之亦然。

企业家婚姻之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企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简单来说，投资做一项事情，开始的时候，收益值很高，越到后来，收益值就越小。

无论再耀眼的光环和再高的报酬，经理人在精神上的“边际愉悦度”一定是递减的。要么早点找点乐子，要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绝不能让这一规律蔓延到婚姻上。

老一代、新一代的企业家夫妻聊完后——现在该聊聊职业经理人事业和家庭之辩证关系了。

绝大多数情况下，职业经理人承受了巨大压力，他不能向任何人抱怨。这个时候，另一半的作用就不可小觑了。我们可以选择三位很是特别的人物——王石、唐骏、陈景河，他们其实大都介于企业家和经理人之间的角色。

万科的第一大股东从来都是国有企业——先是深圳市属的国有独资企业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而后是央企华润集团（准确来说是华润股份有限公司），但创办者王石不失为一位知名企业家。

唐骏被称为“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先是服务于微软，然后又先后在盛大和新华都两家民企任职，但是，他在1993年前后，即进入微软前，曾创办过三家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好歹当过一段时间“民营小老板”。

陈景河是紫金矿业董事长，紫金矿业第一大股东是隶属于福建上杭县政府的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不过，与王石和万科类似，陈景河一手创办了紫金矿业，紫金矿业的决策机制也更像民企。

王石、唐骏、陈景河，除了都有点老（2011年的平均年纪是55.5岁），可谓中国企业界最典型的职业经理人代表了。他们打理事业和家庭关系时所作出的决定，不管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不管是明朗的还是隐秘的，都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

我采访他们四个人时，这种感受很为明显。他们比一般的中国商人更为谨小慎微。如果用江湖语言来说，他们比普通中国企业家要更会“表演”。所谓“表演”并不是贬义词，而是说，同样一句话，到他们口中时，如何得体地表达出来，他们要比别人更显斟酌。

每一个成功的职业经理人背后，都可能隐藏了一个非凡的贤内助。他们四人亦如是。妻子们在他们事业沉浮时所充当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非常值得去揣摩和研究。

她们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王石的妻子王江穗。王江穗家庭背景不一般，早期曾给予了王石一定的支持，但始终没有进入万科。王石后来到处登山，四海为家，她也曾有怨言，但后来明白，最好的相处之道是无为而治。

第二种类型是陈景河的妻子赖金莲和阚治东的妻子张松妹。赖与张是大多数职业经理人之贤内助的代表，她们一定不能走到丈夫所在企业的“前台”，但是，她们永远是丈夫私下寻求帮助时的“首席代表”。

第三种类型是唐骏的妻子孙春蓝。孙春蓝是唐骏在北京邮电大学的同级校友，夫唱妇随，先到日本，后赴美国，在唐骏事业的每一个关口，孙春蓝都送上建议，但唐骏特立独行，几乎未有采纳。

企业家婚姻之 比较优势论

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

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女性企业家具有性别上的“比较优势”，但商业不是走秀，到头来拼的还是团队作战力。

全球20位拥有10亿美元的白手起家的女富豪里，有11人来自中国，其中6人排在前10名——这是2010年10月中旬胡润提供的一组数字。

这6位女富豪分别是张茵、吴亚军、陈丽华、秀丽·好肯（原名戴秀丽，现随夫姓）、朱林瑶和张欣。她们执掌的企业分别是玖龙纸业、龙湖地产、富华国际、人和商业、华宝国际和SOHO中国，其中除了张欣任SOHO中国CEO外，其他5位，均可以视为“女主外，男主内”的案例。

那么，在前5人当中，丈夫在家族企业中任职的只有1例——张茵丈夫刘名中任玖龙纸业副董事长；吴亚军的丈夫蔡奎，和朱林瑶的丈夫林国文，曾分别在龙湖地产和华宝国际任职，但后来均告“隐退”；陈丽华的丈夫是电视剧《西游记》里唐僧的扮演者迟重瑞，自始至终未在富华国际任职；秀丽·好肯的丈夫安东尼·好肯是英国一位教师，也从未在人和商业任职，即使戴秀丽现在也只是在人和商业中任非执行董事一职，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是她的弟弟戴永革。

在中国商业文化当中，如果夫妻两人都在家族企业中任职，且是通常情况下丈夫任董事长、妻子任CEO或CFO的情形，那么妻子的出色表现无论对企业内部还是外部形象而言都是加分行为；但是，如果是妻子任董事长、丈夫任CEO或CFO的情形，丈夫的出色表现虽然一样让企业受益良多，但他并不宜向外界展示或张扬太多。

有四对夫妻档可圈可点，两对是上文提到过的张茵和刘名中夫妇、吴亚军和蔡奎夫妇，另外两对是俞渝和李国庆夫妇、周晓光和虞云新夫妇。他们的发家之地分别是东莞、重庆、北京和义乌——在地图上正好是东南西北，能够画个圈了。他们都在或曾在家庭企业中任职，且女人大都为“一把手”。

这四个案例适合于上述“定律”。刘名中是张茵的好搭档，虽然是玖龙纸业副董事长，但鲜有走到过前台。玖龙纸业于2008年陷入“血汗门事件”时，张茵出来开发布会，刘名中也出现了，但他几乎没有发言；而玖龙纸业一位员工告诉我，在公司年底的“联欢晚会”上，张茵和刘名中都会讲话，但刘名中总是寥寥数语。

相比之下，吴亚军和蔡奎性格都比较强势——他们当年开始创业时，并非创办一家“夫妻店”，而是各创各的业，最后吴亚军这边机遇好、发展迅速，蔡奎才加入进来。他们后来在经营龙湖地产时，虽然分工相对明确，一个管战略战术，一个管日常经营，但是摩擦常有，加上吴亚军从一开始就认为应当“去家族化”的想法，最后蔡奎辞去此前在龙湖地产的职务。

后两对夫妻则是另外两种蛮有趣的情形，俞渝和李国庆同是当当网“联合总裁”，这在中国企业家恐怕也甚为少见，尽管我们知道俞渝对资本市场更为熟悉，而李国庆对图书及日常经营更为专注，但他们二人的性格实在太像了，都是精于算计、从不认输、有着钻牛角尖精神的完美主义者。他们之间曾经矛盾不断，但后来对外宣称一切得以调解，找到了生活的平衡术。但2010年当当网上市后李国庆和所谓的“大摩女”对骂事件，掀开了他们俩尴尬关系的一角。

周晓光和虞云新的情形与张茵和刘名中的情形比较相似，都是男人更懂得谦让和包容。不同之处在于，虞云新虽然名义上是新光集团副董事长，但由于饰品和房地产是新光集团的左右手，周晓光负责饰品，他负责房地产业务，实际上两人都是“一把手”。2010年他们拍下了“义乌第一高楼”超级项目地块，准备在地产业务上大干一场。只是虞云新懂得，他必须避免受到镁光灯的聚焦，有的时候他甚至主动把一些成绩，按在任义乌市唯一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周晓光身上。

赘述这么多，只为表达“女主外，男主内”的夫妻档中，男人的角色扮演艺术问题。不过，应该为中国女企业家们多喝一声彩。女人在承受压力、抢占和利用资源等方面，整体要逊色于男人，但她们能够突破樊篱、成为成功的女企业家，值得敬畏。

（东方愚，财经作家，新作《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已于近日出版）

编 辑 樊 力

E-mail:fanli3891@gmail.com

篇5：―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报告

其实，70后很奔放，90后更保守

，中国男女结婚率不断下滑，离婚率却逐步攀升;连“90后”也步入被催婚的行列，传统的婚恋观再次受到新观念的严峻挑战……2月10 日，国内最大知名婚恋网站世纪佳缘正式发布了《2014-20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一向被冠以“任性”、“奔放”的90后，与衷情 “闪婚”的70后相比，爱情观是最保守的。而男神、女神在众多单身男女眼里，颜值并不是第一位，“会做饭”才是他们的“标签”。记者在随机采访南宁市的 80后、90后发现，在不少90后女孩眼里，“暖男”、“大叔”等更像她们眼中的男神，而90后男孩对“闪婚”的认可度比女孩稍随意。

90后其实更保守?

大多不愿闪婚

不赞成婚前性行为

“非主流”、“任性”、“垮掉的一代”、“奔放”……这些都是贴在“90后”身上的标签，谈起90后的爱情，很多人也许会脱口而出“早熟”、“不负责任”，但世纪佳缘调查发现，跟70后、80后相比，90后的爱情观却最为保守，90后的奔放属于“伪奔放”。

在能接受闪婚的群体中，占比最大的不是以“任性”、“奔放”著称的90后，而是以70后和70前的年龄群体为主。其中，70后单身男女接受“闪婚”的比例最大，男女占比分别达到63%和55%。其次，是70前占比分别为58%和47%，排名第三的是80后。90后同意闪婚的比例最小，只有29% 的单身男和18%的单身女能接受“闪婚”。

不仅对待“闪婚”问题谨慎，同样对待性的态度，90后也是最为保守的群体。报告显示，在对待婚前性行为的看法上，男女差异较大，男性赞成婚前性行为的比例普遍高于女性，近80%的男性赞成婚前性行为。按年龄段来分，无论男女，年龄越大越开放、越赞成婚前性行为，其中90后对婚前性行为的赞成比例最小，相比于70后近50%的单身女性赞成婚前性行为，90后单身女性只有28%赞成，90后男性赞成的比例也大大低于70后和80后。

南宁市民族大学大二学生小覃和同宿舍的3姐妹，都是比较理智。说起“闪婚”，她们认为，这也“太没头脑了，结得快离得也快，不然就天天吵架。” 因为她就没见过身边那些“闪婚”的表哥表姐，哪对是恩爱的。至于婚前性行为，受访的10个90后女孩中，有4个反对，有4个表示如果真要结婚了也不是很反对，有2个表示无所谓。

【专家谈情】

看似“任性”、“叛逆”的90后，对待“闪婚”和性的问题表现得如此谨慎，出人意料。对此，世纪佳缘情感专家张佳芮表示，与其说90后“奔放”、“任性”，不如说90后对待感情成熟。“90后是被标签化的群体，网上对90后的评价大多都是表面的，并不能代表真正的90后精神。”张佳芮说，“90后的任性表现在感情里就是敢爱敢恨，90后的心态相比于70后和80后的确更为开放，但他们也有自己坚守的底线和原则，在对待闪婚问题和婚前性行为的看法就证明了这一点，90后的恋爱观更为保守，因为他们爱的更为纯粹、不随便。”

男人大多不爱女强人?

收入越高越想找顾家的妻子

看见自己心仪的对象，人们免不了会大呼一声“男(女)神”，但“神”的形象到底如何?是长发飘飘、笑容迷人的萌妹子，还是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长腿帅哥?在感情的世界里，就算你颜值爆表也不能任性的自封“男神”“女神”，世纪佳缘调研数据为“男神”、“女神”画了一幅新的画像，颠覆了传统“男 (女)神的形象。

调查报告显示，有52%的男性喜欢直爽的异性，32%的喜欢个性安静的女孩，65%男性希望配偶会做饭，64%期待女性在相处中是“主动型”，同时近50%的男性希望配偶是“有点小个性”的可爱女孩，49%的男人希望找“出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完美妻子，28%男性希望找温柔贤惠顾家的配偶，且收入越高越想找顾家的妻子。而对于能干、有魄力的女强人类型，多数男人表示“不喜欢”。

数据分析发现，大部分男性喜欢直爽、安静、有点小个性的可爱女人，而对于长相、身材的关注并没有预期中的高，婚姻里，颜值高不代表就是女神，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好的性格。

在“女生最喜欢的男人”选项中，直爽、爱运动、会做饭的男性被封为“男神”，其中80%的女性喜欢性格直爽的男性，70%的女性希望另一半会做饭，80%女性希望找重事业、重家庭，出外能赚高工资，进家能换尿不湿的完美男人，7%的女性希望找居家好男人。那些长相英俊的长腿帅男，在现实的婚姻中并没有那么受欢迎。

“两人结婚还是更看重对方的性格一些，身高长相毕竟只是外在的东西。年轻时也许会对帅哥犯花痴，但结婚还是要找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南宁市35岁的石小姐说。

90后小兰眼中的男神是“有担当，有内涵，不看脸，像父亲一样成熟稳重”，小兰笑言：“一不小心，暴露了她是个‘大叔控’。”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不少90后心目中的男神，要有能力，会处理各种事情，颜值被排在了最末位。

【专家谈情】

张佳芮表示，婚姻远远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婚姻不像恋爱，需要面对的是柴米油盐的平淡日子。“外貌在婚姻中并不起决定作用，男人女人都不会找个花瓶当伴侣，同样的女人也不需要找个花瓶当老公，在婚姻里，不论长相如何，只要满足自己条件的，都是男神女神。”张佳芮说。

80后是离婚主力军?

最不善“修补婚姻” 离婚理由很“雷人”

根据民政局统计数据显示，20，全国结婚对数为1347万对，离婚对数350万对。预计20，全国结婚对数为1317万对，离婚对数357万对，2014年的结婚对数低于年，离婚人数却直线上升。报告显示，离婚的人群中，80后成了主力军。如今，80后渐渐都步入而立之年，走向婚姻的殿堂，可他们对待婚姻的态度与老一辈不同。他们自立、自强，个性鲜明，对于工作压力以及日常的家务琐事等方面的处理都特立独行，最不善“修补婚姻”。

而一些80后的离婚理由也很雷人：女方不会做家务、男方过度沉迷于网络游戏、“闪婚”之后发现相互了解不够等等。记者在采访中，就遇到过多起80后“闪婚”又“闪离”的个案，也遇到过“女方不做家务，丈夫闹离婚”的夫妇。

【专家谈情】

现在的年轻人对待婚姻中出现的问题，不是解决而是逃避，跟我们这一代完全不同，婚姻出了问题要修补而不是扔掉。张佳芮分析，伴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快，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婚姻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感情破裂、性格不和、第三者插足成为离婚的三大原因。

对于结婚率下降，张佳芮则表示这主要与人们的婚恋观变化有关，由于社会的进步，人们整体的素质有所提高，思想也更为开放，“晚婚族”、“丁克族”逐渐增多，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大多20多岁才进入社会，迫于车子、房子的压力也会选择晚婚晚育。

收入越低越爱宅?

宅是单身男女被剩下的主要原因

“宅男”、“宅女”是近几年流行起来的网络词汇，世纪佳缘调查发现，“宅”正是广大单身男女被剩下的主要原因。

报告显示，约五成的单身人士都是“周末爱宅族”，总的来看女性比男性更爱宅，单身女性喜欢周末宅在家的比例高达51%，男性比例为45%。不仅女性比男性更爱宅，报告还发现，年龄越大越不爱社交、学历越低、收入越低越爱宅，其中收入在元以下单身男女“休息日宅在家”的比例分别高达53% 和64%，而收入在2万―5万的群体“宅在家”的比例男性只占36%、女性占44%。

30岁的阿潘是个典型的单身“宅男”，阿潘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平时工作都是对着电脑写代码，下班也没什么兴趣爱好，朋友也不多，只能呆在家上网。看看周围的同事喜欢在朋友圈里秀旅游的照片，他也很羡慕。但阿潘说，他已经习惯这种生活，一时半会也不想改。

【专家谈情】

篇6：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报告

2月14日，世纪佳缘发布了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报告，报告聚集了中国男女对数字时代的恋爱观、婚姻观的看法。此次报告采用在线调研的方式，对全国各省市的数据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90后恋爱起步价要求低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的恋爱起步价“水涨船高”，很多人纷纷感概“谈不起”、“娶不起”，物质基础也成为单身男女们“脱单”的一大阻碍。

所谓恋爱起步价是指单身女性对理想男友收入的最低要求，在对理想的另一半收入要求上，不同地区不同年龄阶层要求各不相同。其中女性认为理想伴侣的最低月薪为6701元，80后女性和70后男性对恋爱起步价要求最高，分别为6993元和3545元，90后对恋爱起步价要求偏低，为6534元。各个地区的数据显示，华南地区的男性和华北地区的女性恋爱起步价最高，其中，有房也成为很多女性结婚的硬性条件，不能降低。

除了恋爱起步价男女双方有各自的标准，恋爱男女在面临婚姻的时候，谁出婚礼费用，谁掌管经济大权?另一半的工资卡要不要上交?这些都是的问题。报告显示，在另一半工资卡是否上交的问题上，74%女性的态度是不主动、不拒绝，即自己不会主动要，但如果男友主动给自己也不拒绝，其中2%的女性会主动向对方要工资卡。而自愿交工资的好男友只有20%，42%的男性会等着对方要时，才乖乖交出，月薪过万的男性最希望金钱自由，不肯交出工资卡的比例最高。华南女接收男性工资比例最高，不同年龄段中，80后女性管钱欲最强，78%的女性会主动要或接受对方的工资卡，华北男性在各地区不愿交工资卡比例最高。

对此，世纪佳缘情感专家张佳芮表示，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基础在爱情和婚姻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单身男女在爱情中也越来越现实，房子、车子、票子成了了很多人结婚必不可少的“三大样”，不同地区的恋爱起步价不一样，主要还是受地区经济和男女双方家庭条件的影响，90后对恋爱起步价的要求相对偏低，是因为90后相比80、70后，对待爱情的态度更加坚定、有个性，不喜欢受外界环境和家庭的影响。

在婚礼费用由谁承担的问题上，男女观点基本相似，超八成单身男性会选择自己、伴侣和双方父母一起承担婚礼的费用，其中，年龄越大越认为婚礼费用是自己和伴侣的事，尽量不靠父母。各地区数据中，西部男性最独立，婚礼花费靠父母最低，东北女性最希望婚礼费用全部由男方及其父母承担。

90后最孤单 独生子女不支持二胎

调查报告显示，在面对“孤独”话题时，男性的孤独感要普遍高于女性。其中，学历较低，收入较低的群体，其孤独感便越高。在调研群体中，高中学历以下，以及月收入两千以下的男性，孤独指数为77分(满分100)，女性则分别为69分和70分，远高于其他学历和收入人群。而在各年龄层中，90后的孤独指数最高，其中男性为75分，女性为68分。

张佳芮表示，人的情感得不到理解，或者难以得到共鸣时容易产生孤独感。学会恰当的表达情感，转移情感注意力，分解负面情感，会大大降低孤独感的比重。相较而言，女性在这一点比男性更为擅长，高学历人群也拥有更多的情感表达和分解方式。

另一方面，根据世纪佳缘调查报告显示，在面对国家全面开放二孩政策的背景下，针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对二胎的接受度调查呈现出明显差异。其中，男性对二胎政策的支持高于女性，56%的男性非独生子支持二胎政策，而男性独生子则仅有40%的支持，女性非独生女和独生女的支持率分别为47%和40%。在各年龄层中，80后独生子女对二胎的支持率最低，男性和女性都为39%。

张佳芮认为，针对独生与非独生子女面对二胎政策的支持率方面，生活及成长环境的养成让他们更愿意按照既定的生活方式来行进，独生子女成长中得到的爱与照料更为专注，让他们在面对下一代的生育问题时有了更多的借鉴和心理暗示。加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优生优育的观念已经得到当下年轻人的普遍认同，独生子女在面对二胎问题时的考量就更多。

“低头”成单身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单身人群依靠社交网络寻找另一半，但恋爱的安全感衡量标准却没有被数字化，恋情被家人、周围人认可、恋情符合社会特定的价值观、对方是否及时回复消息及接听电话等等都是恋爱安全感衡量的重要因素。

数据显示，无论男女，大部分人在交往过程中的安全感仍主要来自“家人、周围人的认可”和“社会价值观的接受”，其中，在安全感来自“恋情被家人、周围人认可”这一选项中，男性持有此观点的占38%，女性则占50%;另外，在安全感来自“恋情符合社会特定价值观”这个选项，男性持有此观点的占27%，女性则占20%。

对此，张佳芮表示，在恋爱的过程中，情感上的安全感需求尤为重要，并且人们都希望自己的恋情能够得到祝福，大部分的人希望自己的恋情被家人及周围人认可正是体现了这一点，而在恋爱中女性较男性更为感性，因此在这一方面，女性所占比例远高于男性。

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在方便了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却加入“低头族”，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面对面的交流却在不知不觉中减少，“低头族”是造成单身的一个重要原因。

数据报告显示，有45%的男性和50%的女性单身人群认可低头增多，使面对面交流越发减少;但只有24%男性和36%女性认为自己是低头族。

张佳芮表示，人们能意识到低头现象给婚恋交友带来的阻碍，却仍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低头族”，这种无意识的低头在生活中已经影响到人们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而间接造成单身，所以更加不能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