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下的为官理念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下的为官理念（精选8篇）

篇1：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下的为官理念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下的为官理念

民本不同于民主,在不同思想指导下的.为官“官”念也不同.现代“官”念中,许多影响“官德”提高的因素,是在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意识指导下形成的.因此,要想提高现代官员的道德水平,必须对民本思想下的为官“官”念进行深入剖析,追根溯源,才能找到提高现代“官德”的钥匙.

作 者：刘丽瑛  作者单位：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太原,030006 刊 名：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英文刊名：ACADEMIC JOURNAL OF SHANXI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OF C.P.C 年，卷(期)： 27(4) 分类号：B82-052 关键词：民本思想   为官“官”念   “官德”   民主  

篇2：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下的为官理念

思想和理念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理性思考与总结，也是人们前进和努力方向性的意识形态。每一个组织、每一个系统都应有自己相应的指导理念，执法同样如此。所以，执法思想和理念回答的是为谁执法、为什么执法以及如何执法的问题。它是执法者实现正当执法所必须解决的首要的、立场性的问题。由于历史时代、文化背景、价值追求、思维模式等诸方面因素的不同，不同时期乃至同一时期不同的人会坚持和信奉迥然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执法思想和理念。有心系于民、甘当公仆者，有明哲保身、但求庸碌无过者、有为图私利、不惜徇私枉法者等等不一而足。然而，真正能够成为时代和社会主流的应当是而且只能是以民为本、民为至上的思想和理念。鲁迅先生曾经感叹：“在我们中国，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自古就有为民请命的人，自古就有舍身护法的人…这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借助先生的感叹，让我们翻开我国那悠长而丰富的历史画卷，从古代、近代，再到现代、当代，民为至上、以民为本的理念无不闪耀着永不磨灭的熠熠光彩！先秦的哲学家老子曾云：“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告示我们百姓是社会的基础、民族的根本；盛唐时期的明君李世民经典地提出了“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千古明断，并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构建了他所在时代较为先进的吏治；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多次在其著作中谆谆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识推动历史进步的唯一动力”。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至诚地向世人坦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胡锦涛总书记新近提出的这会主义荣辱观，也强调了“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时代不同、体制有别，以民为本的具体内容当然有所差异，但是，他们为民、爱民、尊民、敬民的思想却是一脉相承、内涵相通，也告诉我们民本理念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现实基础！

岁月犹如滔滔江水，不舍昼夜，历史的车轮已经在充满挑战而有包含机遇的二十一世纪运行六个年头，作为当今的检察官、执法者，我们应当立足何处、面向何方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民为本、执法为民！这既是我国的立法所要求的，也是我国的国情和制度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在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就是统治阶级，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所以，无论立法还是司法，必须而且只能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体现民心、民智、民意。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也是对执法者的根本期待。

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的是，在我们的周围和身边，涌现了并且不断地涌现着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执法为民理念的执法者。有一位资深检察官，在他办理一村干部涉嫌贪污公款的案件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一位亲戚带了一只装有若干人民币的信封来到他的家中，央求我们的这位检察官能够对嫌疑人手下留情、网开一面。我们的检察官清醒地知道，面对利诱稍有松懈将走向人民利益的另一面，他沉静地对来着说：“钱是你的，不是我的，法律是国家的，也不是我的”。是的，法律是国家的，国家是人民的，法律之于检察官犹如画笔之于画家、锄头之于农民、船浆之于船工、钢枪之于战士，我们只能去尊重它、维护它、忠实它，而绝不能也没有资格去毁灭它玷污它。我们的检察官没有说出一哲理，却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这一哲理的深刻内涵，体现了执法为民的法治理念。

诚然，人民是一个整体、宽泛的概念，执法为民也是总体上的宏观上要求。体现在具体的执法实践中，就是要求我们完善每一次执法行为，追求每一次执法效果，因此，需要面对一个个难关、突破一道道坎坷，需要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作出一定的奉献与牺牲。有一位战斗在反贪战线上的检察官，由于案件的需要常常要连天加夜地加班，很少有时间过问家里的事情，竟然有一次孩子病了被邻居送到医院。当疲惫地感到医院看到孤立无助的孩子时，我们想他一定会泪流满面，可事实上他没有，多年的党性熏陶和执法为民理念的锤炼，已铸就了他无比的坚韧与刚毅。他也知道，检察官也是父母的孩子、孩子的父母，也要承担很多的社会角色，但他更明白，检察官是人民的检察官。我们可以辜负家庭、辜负孩子甚至父母，但不能辜负人民，哪怕只有一次或者一点，都不能被允许。

是的，人民是我们的根本，执法为民是我们的起点，人民是我们的青天，执法为民是我们的归宿。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地将执法为民的法治理念切实地在执法实践中得以体现与贯彻呢？其一，要勤学。古人云“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我们要不遗余力地向古人学、向伟人学，向身边的先进学，从而弥己不足，补己之短；其二，要实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告诉了我们做的意义。我们要在学的基础上履行好每一次的执法义务，追求每一次的执法效果；其三，要常醒。《论语》中说“每日三醒吾身”，我们

篇3：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下的为官理念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民本”二字简言之即“民为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只有民众才是得天下的根本。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萌芽于西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臻于成熟。战国之后，民本思想不断得到充实与发展，到明清之际达到巅峰。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传统民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种含义。

1. 重视民生

民生问题始终是统治者要着手解决的首要问题，“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史记》)。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会直接危及社会的安定，所谓“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因此，统治者必须“制民之产”，使百姓拥有稳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老百姓丰衣足食，才乐于服从君主的统治，社会才会安定。否则，百姓一旦失去稳定的生活来源，甚至无法生存下去，就会走向与统治者对抗的道路，使社会陷入动荡之中。只有坚持实行民生政策，满足百姓的生存需求，才能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1]

2. 体恤民力

赋税和徭役是封建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赋役对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有重要而又直接的影响。许多思想家从爱民的立场出发，主张轻徭薄赋，要求统治者“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自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荀子》)，以有利于百姓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在增收赋税时还要做到去之有度，以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正如孟子所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否则，“竭泽取鱼，非不得鱼，则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贞观政要》)。横征暴敛只能是自取灭亡。因此，统治者必须建立合理的赋税征收体制，才能保障人民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才能使封建国家得到源源不断的赋税，从而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3. 施教于民

社会的长治久安，不但取决于民众的温饱问题和国家法律制度的健全，还取决于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因为只有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人人从善如流，才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这就需要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教育，引导他们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所以孔子主张“富而后教”，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样，民众的道德水平普遍提高，就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不对民众进行教育，而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和法律强制手段限制他们，就不能保证长治久安;只有对民众进行广泛的道德教育，把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纳入礼仪的轨道，才能最终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并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4. 顺从民意

民意是百姓心声的吐露，是对统治者的政策是否正确的最好检验。凡保护民众利益、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必定得到人民的拥护;而那些损害民众的利益，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政策措施，必定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因此，统治者在制定有关的政策措施时，一定要注意倾听民众的呼声，尊重民众的意愿，并把它作为自己指制定政策措施的依据，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其决策的正确性，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使社会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5. 与民同乐

万众一心，才能战胜一切困难，才能抵御一切外来侵略。而人和的关键就是要争取民心。这就要求统治者要关心人民的疾苦，做到忧民众之所忧，乐民众之所乐，从而赢得民众的真诚拥戴。因为君主与民休戚与共，民众就会与君主同心同德，即所谓“乐民之乐者，民亦与其乐;忧民之所忧，民亦忧其忧”(《孟子》)。君主如不顾民众死活，只图个人享乐，甚至“一人乐，则天下忧”，就会使自己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成为孤家寡人，甚至独夫民贼，最终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

6. 取信于民

信作为儒家倡导的五德之一，历来备受人们的推崇，并被提升为立国之本。国家可以没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和兵员，但不能不取信于民。因为一旦失去民众的信任，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国家就会很快走向灭亡。取信于民的关键就是为政者要做到公正无私，依法办事，从而让人们心服口服。据《左传·庄公十年》记载，当时强大的齐国进攻弱小的鲁国，结果被鲁国大败。弱小的鲁国之所以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条却是鲁庄公得到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庄公在处理政事时能够做到公正合理，用他的话说，就是“大小之狱，岁不能察，必以情”，即在处理大大小小的案件时，不草率从事，而是按实际情况依法处理，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从而赢得人民的充分信任，而人民便乐于听从国君的召唤，追随国君去战胜强大的敌人。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虽然体现出重视民众作用的思想，以此治理国家，为一定时期的社会稳定、民族统一、经济发展发挥作用，但它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是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的。它是一种施政策略，是一种驭民、牧民的手段，不可能真正实现以民为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传统民本思想本质上是君王为人民做主，绝不是人民当家做主。民本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和手段，其价值追求就是化解和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秩序，其宗旨是民众为统治者服务，而不是统治者为民众服务。

二、吸取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情景下，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显现出不同的形式，内容也有一定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或相似的，那就是都把民众作为社稷的根本，以民众为施政的基础，承认、重视民众在社会政治、经济和道德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传统民本思想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否认的：它是统治阶级以维护自身统治为目标，不断实现自我批判、自我改造，把自身在长期的治国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智慧，不断丰富、提升，转化为理论形态的产物。它承认人民群众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现实存在，对于社会发展、国家兴亡的重大作用，强调妥善处理人民群众与国家的关系，取得人民支持与合作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文明的重要基点，也是实现“大同”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以民为本，首先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肯定人民的利益是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本质上是笼络民心、维护阶级统治的治道之术，其立足点是对人民进行有效的统治，“以民为本”不过是麻痹人民的工具性的口号。这种工具性的民本思想与现代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但解决好民众、国家、管理者的矛盾，使三者得以协调，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是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解决的难题。

构建一个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和谐社会，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价值观的同时，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和谐”社会构建的思想、精神和方法，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土壤”中生长，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得以发扬光大。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到现代的以人为本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立足点。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地构建和谐社会。在追求这一治国理想的进程中，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将极大地发挥出来，其根本利益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实现。所以，只有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切实保障群众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努力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才能真正构建和谐社会。具体说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把人民群众及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充分发挥出来，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不断在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必须抓紧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夯实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总之，只有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真正做到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才能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

摘要：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 它承认、重视民众在社会政治、经济和道德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对坚持以人为本地构建和谐社会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尚书.北京:中华书局, 1980.

[2]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1956.

[3]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1997.

[4]孟子.北京:中华书局, 1980.

[5]邵书峰.传统民本思想及其现实价值.南洋师范学院学报, 2003 (4) .

篇4：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

纵观世界历史，差不多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封建时代都置于宗教的统治之下，尤其西方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人类的理性靠上帝的启示和光照，人类理性的目的就是认识上帝的存在，“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安排的”，“天意要对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阿奎那政治著作选》)他们认为上帝对人的奴隶制度是合理的，谁要破坏这种秩序，便是违背上帝的旨意，要遭到上帝的惩罚。而我们中国是一个例外，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无论先秦老子、庄子，还是宋明时的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无不排斥和批判宗教，都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社会，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最主要的社会根基，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所以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地位非常突出。本文主要从君民关系上论述中国古代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最早把它作为治国手段的是周公旦，提出“敬德保民”，意在要求统治者做道德的榜样去感化人民，以仁爱的心去爱护人民。最早明确提出民本思想观点的是《尚书·王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在他所整理的这部书中进一步提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孔子的这一思想被孟子所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他非常明确他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人民、社稷与君主三者比较起来，人民最重要，社稷第二，君主第三。这就是著名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孔孟稍后的荀子论述到：“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荀子·王霸》)这就是得民众得天下的道理。

在论述民、国、君三者关系方面最具典型性的是汉代贾谊，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新书·大政上》)贾谊从民为本、民为命、民为功、民为力等四个方面论述了民为邦本的道理。一是民众决定了国家的安全、君主的威望、官吏的尊贵；二是民众决定了国家的存亡、君主的明暗、官吏的贤否；三是民众决定了国家的兴废、君主的强弱、官吏能力的有无；四是民众决定了战争和政治斗争中的战、攻、守的胜败。归根结底，民众是国家、君主的决定力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力量。

二、民本思想在政治思想上的体现

民惟邦本是传统的为政治国良策，为历代开明的统治者所重视。他的思想源于先儒的“仁”和“仁政”思想。孔子提倡“仁”，“以德治国。”仁的基本精神是重视人，基本含义是“爱人”。在《论语》一书中，孔子讲“仁”有100多处，要求人们把对亲人、家庭的爱推广到家庭以外的人们中间去，把对一个邦国的关怀推广到整个天下，把对家庭的亲情、血缘之爱扩展为对朋友的友爱、对全社会的博爱。孟子则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仁政”的主张，将仁爱原则置于君臣、君民的从属关系之上，使“民贵君轻”思想显示出限制暴君苛政的积极意义。

“仁政”在理论上出自于“人性善”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在实践中表现为个人道德的扩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在执政上要实行“德治”，强调仁义原则是制定政策与法令的依据，只有实行“德治”才能使人心悦诚服，而德治的实现有赖于道德高尚的人充当统治者来感化人民。所以，传统儒家都认为，国家的治乱，礼法的立废，都取决于统治者，特别是君主个人的品德。为此强调，“由己及人”，以身作则，统治者要严格地以礼法“正己”，“其自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孟子也强调“身正而天下归之”，“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离娄上》)因而“惟仁者宜在高位”，也就是品德高尚的人适宜掌握重要的权力，“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尽心上》)这就是“为政在人”的德治思想主张。

民本思想是德治的基础和前提，德治是反对暴政、苛政的。孔子认为“苛政猛于虎。”(礼论·檀弓》)对于治国，他提倡“五美”，即“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子张》)即给百姓恩惠但耗费不大；役使百姓而无人怨恨；追求仁德而不贪图财利；态度庄重而不傲慢；政治威严而不苛刻。荀子也指出“有社稷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

三、民本思想体现的内容

惠民、爱民、利民，是民本思想原有之义。如何实现呢?我们的先智先哲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有诸多论述，主要思想有：

(一)富民为先

春秋时代的杰出政治家管仲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反之，“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管仲还特别强调：“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要使天下太平，权力握牢，必须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牧民》)这四个方面，富民是基础。管子是最早提出富民政策的政治思想家。稍后孔子也提出过“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孔子家语·贤君》)

怎样富民呢?孟子提出—个根本性的措施，这就是“制民之产”，也就是让老百姓有一定的固定资产。他认为，“民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这个“制产”的标准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养)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当时孟子定的民之产的理想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忽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把这些作为“驱民之善而王天下”的基本条件的。战国时期，土地兼并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孟子主张实行“仁政”，首先从划

分和确定土地的疆界开始，甚至主张用法律的手段限制土地兼并。孟子之后，许多政治思想家都提出过“制民之产”的具体方案。汉代晁错曾指出，“圣王”能使民不饥饿，并非要自己亲自去种田织布，而是让百姓安心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和生活。他说：“民贫，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刑重法，犹不能禁也。”(《论贵粟疏》)北魏高祖元宏曾颁布均田令，“遗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劝课农桑，兴富之本。”(《魏书·高祖纪》)等等。

(二)轻徭薄赋，使民以时

官府徭役，不违农时，这在农业社会里是十分重要的。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管仲，他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管子·牧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孔子也倡导“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样就能“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梁惠王上》)

富民，要“薄税敛”，征收赋税要有定制。“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管子-权修》)南朝刘勰从“仁政”的高度来论述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并把它看成是致太平的根本措施。他说：“夫足寒伤心，民劳伤国；足温而心平，人佚而国宁。是故善为理者，必以仁爱为本，不以苛酷为先。宽宥刑罚，以全人命；省彻徭役，以体民力；轻约赋敛，不匿人财；不夺农时，以足民用。则家给国富，而太平可致也。”(《刘子·爱良》)历代开明的统治者都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注重“宽政息役，惠益百姓。”汉初实行“与民休息”，奖励农桑，“三十税一”，形成文景之治；唐太宗在贞观二年对侍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菅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贞观政要·务农》)正因为李世民有这样的清醒认识，推行“安人宁国”的政策，历史上形成“贞观之治”就不难理解了。

(三)恤刑慎杀，反对繁法苛刑

孟轲认为重刑滥杀都是“虐政”和“暴政”，主张“省刑罚”，“不嗜杀人。”“省刑罚”即减少刑罚方面的规定，减轻刑罚的危害程度。“不嗜杀人”即慎重地运用死刑，不依靠杀人来维持统治。他说：“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尽心上》)主张大夫可以背叛“无罪而杀士”的国君，士可以离开“无罪而戮民”的诸侯，臣下可以讨伐残害民众的君主。他劝告国君一定要审慎地对待死刑，千万不能只听一面之辞而草率决定：“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上》)孟子的这些主张，是他“民贵君轻”思想的集中体现，而且是对儒家君思想的重大修正，是古代民本思想中具有民主性的精华因素。

(四)富而教之

以民为本者都重视对民众的教育。孔子认为，治者的第一步是使民众富足，第二步就是教育。而“教则易为善，善而从正，国之所以治也；不教则易为恶，恶而得位，天下之所以殃也。”(《李觐集·安民策三》)所得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这一点汉儒董仲舒说得非常清楚：“老百姓追逐利益就好似水向下流一样，不用教化作为堤防就不能阻止。教化建立了，奸邪的人或事都会得到制止，这是堤防完好的结果；教化破坏了，奸邪的人或事都会出现，用刑罚也制止不了，这是堤防破坏的结果。”(译自《全汉文·卷二三》)历代统治者都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们居帝位统治天下，都把教化作为首要任务。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宋明理学家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天理与人欲的对举，都为统治阶级教化百姓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古代特有的书院制度，将教育与训导相结合，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重教化的特点。教化的内容则是儒家一贯倡导的四常，即：礼义廉耻；五常：仁义礼智信。整个封建社会，教化的道德价值取向都是非常明确的。统治者教化民众的目的是使其统治能够长治久安。汉代贾谊说：“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国政得到治理)也。政治，然后民劝也。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新书·大政下》)对人民进行教化，这是传统的治国方策，也是民本思想的体现。设教劝善，效迟功远。

(五)与民同乐

所谓与民同乐，也不仅仅是指同老百姓一道娱乐，更主要的是指统治者要推己及人，施恩于民，关心百姓疾苦忧乐。何谓以民为本，无非是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而已。只有“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后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只有达到此种境界，才是民本思想的体现，才是仁政理想所追求的。所以，历代开明的统治者都从维护根本的统治出发，尊重民间的风俗习惯，如元宵放灯、端午赛龙舟、庆贺五谷丰登、祈求风调雨顺等活动，都是与百姓同乐同忧的。唐太宗把君主分为“苦民之君”和“乐民之君”，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对百姓的态度不同。凡“苦民之君”往往“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蚕织，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感。”相反，“乐民之君”能够做到“薄赋轻徭，百姓家给，上无暴令之征，下有讴歌之咏，屈一身之欲，乐四海之民。”(《旧唐书·太宗纪》)与民同乐与教化民众一样，在民本思想里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

四、民本思想与现代我党以人为本思想的区别与联系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的这些主张，作为封建社会为政治国的精华，虽然与现代民主不是同样的概念，但其中包含着肯定百姓的某些权利与利益，强调民众的拥护与否决定政权的稳固与否，主张对权力进行限制等，都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但民本思想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维护皇权，调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事实上，封建社会不可能从根本上做到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皇权腐败，民生涂炭，司空见惯，哪朝哪代能避免得了呢?是封建制度决定了君与民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牧”与“被牧”的关系。这是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正如黄宗羲明确指出的，封建制度是“家天下”制度，君主凭借权力“以为天下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同时，君主不仅自己终身享用“天下”福利，还“视天下为莫大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这是君主将天下据为己有，集大权于一身，颠倒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从关系。(《明夷待访录·原君》)

尽管如此，民本思想毕竟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

要作用，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尤其是民心向背、富民为先的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一直传承至今，也得到了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继承与升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就渊源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江泽民同志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深刻指出，纵观历史，不少政治组织和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阶段，其政策主张或多或少地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就忘乎所以，骄傲起来，久而久之，就脱离了人民群众，不再代表群众的利益，最后被群众所抛弃。它们垮台的原因尽管很复杂，但人心向背的变化是一个根本原因。‘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人心向背问题。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

八十多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目前，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代表全党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小康社会是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社会，是整个社会生产更加发展、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生态环境更加良好的社会。小康社会的目标更加切实地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实现了根本意义上的以民为本，体现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所以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我们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一切公职人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都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与剥削阶级维护等级特权相反，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体现了以民为本。

篇5：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下的为官理念

借鉴和利用中国古代的教育激励思想, 是在继承优良传统、吸收有益成果的基础上, 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立足现实, 努力创新, 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无疑对教育管理激励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 有必要以组织行为学的观点去审视我国古代先哲们的教育激励思想。

一、重视道德教育, 强调训教合一

古代教育激励思想强调以育人为中心和德育至上, 重视教书育人, 训教合一。各个时期的先哲们都主张要以育人为中心, 各种社会教化渠道都渗透着道德教育, 以对民众进行熏陶教化。为了达到德政的目的, 孔子认为要加强礼教的感化性, 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他们, 用礼教来整顿风俗, 人们就会有廉耻之心, 而且归服于领导。儒家重视德治教育, 孟子把教育作为管理手段, 把调动管理对象主动性概括为:“善教得民心。”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达到“明人伦”、“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教育目的。在这种观念下, “礼”是规范各种社会秩序的工具, “不学礼, 无以立”。促成“人和”的内在机制是“仁”, “礼”的核心“仁”在《论语》中出现了109次, 其基本含义就是“爱人”, 也就是承认别人的人格, 把人当做人来爱。

中国传统管理非常强调心治, 重视精神激励。虽然也不排除峻法严刑, 但以人道、仁义、群体为中心, 以心理感情为纽带, 以情理渗透为原则的“德治”方式, 始终占主导地位, 把修身看成是同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系统。管仲认为:“心安是国安也, 心治是国治也, 治也者治心, 安也者安心。”实际已提出了心治为管理之要。基于这一认识, 古代统治者比较重视塑造人的精神, 要求臣民接受儒家思想, 教育臣民要“忠”、“孝”、“仁”、“义”。不足的是中国古代激励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维护统治阶级服务的, 有着很深的阶级烙印和历史局限性。

二、注重各种需求的层次性, 激励要有针对性

激励理论认为, 满足成员需要是调动成员积极性的着力点。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 不同的人存在着不同的需要, 激励个体要有针对性。马斯洛在《人的动机理论》中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在我国古代, 对人需求的层次性也有很深的见解。管仲认为, 物质性需要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衣食之于人也, 不可以一日违也, 亲戚可以时大也。”《管子·牧民》所说“仓廪实则知礼节, 衣食足则知荣辱”说明了人的欲望发展是有层次的:“仓廪实”、“衣食足”体现了物质欲求、生理欲求这种较低层次的需求, 而“知礼节”与“知荣辱”则为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社会欲求。他还分析了当时人的欲求的主要种类:“民恶忧劳, 我佚乐之;民恶贫贱, 我富贵之;民恶危坠, 我存安之;民恶灭绝, 我生育之。能佚乐之, 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 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 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 则民为之灭绝。……故从其四欲, 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 则近者叛之。”其中, “贫贱—富贵”表示生理欲求, “危坠—存安”与安全欲求相关;“忧劳—佚乐”即精神享受的追求;“灭绝—生育”表示对种族繁衍的欲求。人的这四种需求, 在《管子》的阐述中, 内容已不仅仅限于物质需要方面, 还涵盖了生理要需、安全需要、社会需要等多个层面。这表明, 以满足个体需要为出发点的激励思想在《管子》一文中已经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

三、强调环境因素和教育因素对人性发展的影响

孔子特别强调后天的环境因素和教育因素对人性发展的重大影响。“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他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没有多大差别, 只是由于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才形成了个体之间的差异, 所以人都是“学而知之者”。他认为人的生活环境应受到重视, 要争取积极因素的影响, 排出消极因素的影响, 他一方面强调居住环境的选择, 主张“里仁为美”, 另一方面强调社会交往的选择, 主张“就有道而正焉”。

孟子主张“人性善”, 即认为人的各种优良品质是先天就有的, “人之有道也,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 则近于禽兽”的含义即表明了这样的观点, 而接受教育、刻苦学习, 则“人皆要以为尧舜”。同时, 他也认为外界环境对人性善的形成同样不可缺少, 道德和善有赖于人们后天的社会生活。

荀子认为“人性恶”, 认为不学习无法改变恶性, 他强调:“我欲贱而贵, 愚而智, 贫而富, 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 曰士也;敦慕焉, 君子也;知之, 圣人也。上为圣人, 下为士、君子, 孰禁我哉?”他提出通过教化来实现激励的观点, 从“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也”基本思想出发, 提出了“化性起伪”的理论。他认为, “习俗移志, 安久移质”, 习俗可以改变人的意志, 安而久之可以改变人的本质。他认为环境可以起“化性起伪”的作用, “君子不近, 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 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泽乡, 游必就土, 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人的成功, 是环境、教育和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只要寻求政治、教育、环境和个体之间的协调与有序, 人的造就是可能的。

四、激励方法注重教化和修身的统一

在教育激励方法上, 我国古代激励思想注重教化和修身的统一。在政治上, 实施“德政”, 坚持以德治国的德治方略;对民众, 以道德教化为根本, 采用“道之以德”的教民方法;对家庭, 教以人伦, 讲究孝亲, 道德以家族为本位;对师长朋友等人, 讲究敬重亲和, 注重敬信修睦;对自己, 以修身为本, 强调克己与内省。

1.情感激励法

众所周知的“士为知己者死”是最典型的例证。孔子的“仁”, 就是主张要“施仁政”, 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善待老百姓, 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亲属。孟子认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君主要尊重民意, 收取民心。孙武曾说过:“视卒如婴儿, 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 故可与之俱死。”它体现了以心交心、以情感人、激励下属的思想。同时, 孙武又提醒运用情感激励要把握好度的原则, 因为过度则“厚而不能使, 爱而不能令, 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 不可用也”。

2. 表率激励法

表率一般是指领导者的带头作用。孔子曾说:“欲政之速行也, 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 莫善乎以道御之。”“以身先之”即为率先垂范作用, 身教胜于言教;“以道御之”是指正确的思想、方法。“个人的身正”是“以身先之”的前提条件, 孔子指出:“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他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要自觉修养德行, 约束和克制自己, “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 反躬自问, 随时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道德规范, 严于责己, 宽以待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管子也说:“凡民从上也, 不从口之所言, 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 则民轻死, 上好仁, 则民轻财, 故上之所好, 民必甚焉。”其含义表达了管理者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这是完善德性修养的重要手段。

3. 赏罚激励法

管仲认为教化是赏罚的效果, 要通过个体的感受和变化来实现, 使之心服口服。把教化作为赏罚的先导, 赏罚是教化的补充。韩非子要求“因人情、顺人性”地进行赏罚。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 好赏恶罚。他认为:“明君之行赏也, 暖乎如时雨, 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 畏乎如雷霆, 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 无赦罚。偷赏, 则功臣堕其业;赦罚, 则奸臣易为非”, 意思是说:贤明的君主实施奖赏的时候, 犹如及时雨那样给人以温暖;对人施行惩罚的时候, 犹如雷霆一样令人生畏。所以, 贤明的君主会奖赏与处罚并用。没有奖赏则功臣就会懈怠, 免除处罚, 奸臣就会为非作歹。只有做到恩威并施, 鼓励先进, 鞭策后进, 才能发挥赏罚的效用。

4. 目标激励法

组织行为学特别强调, 管理中要重视发挥员工的潜能, 汇集组织他们的力量, 激励他们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 最终达成组织目标的实现。孙武治军时强调“上下同欲者胜”, 就是典型的目标激励法, 成为作战五个致胜必备因素之一。作为管理者, 为实现特定的目标, 必须引导下属团结一致, 众志成城。“上下同欲”是效用极大的激励方法, 上下同心则无往而不胜, 上下离心则一盘散沙, 不攻自破。孙武说:“令民于上同意, 可与之死, 可与之生, 而不危也。”所以, 组织目标必须取得成员的高度认同, 使组织目标在成员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唤起成员的工作激情, 使成员为组织目标的实现不遗余力。

五、激励策略注重公平性、及时性和层次性

1. 激励的公平性

赏罚激励的过程中, 强调标准的公平, 人不分贵贱, 应公平对待, 一视同仁。管仲说:“故禁不胜于亲贵, 罚不行于便辟, 法禁不诛于严重, 而害于疏远, 庆赏不施于卑贱二三, 而求令之必行, 不可得也。”意思是, 禁令是不能制服亲近和尊贵的人, 刑罚不肯加于君侧的嬖臣;法令不能对犯严重罪行的人予以处罚, 就会伤害了于自己关系疏远的人, 对地位低下的人不授予奖赏, 如果这样, 就会使得法令难以贯彻。先秦兵家实施奖赏要公平正直, 强调不能按贵与贱的身份去衡量, 要做到不偏不私。赏罚要获取人心, 达到激励士兵斗志的作用。否则, 就会人心不服, 奖赏也就失去应有的效能。赏罚公平原则的关键在于要严明、公正, “严惩不避亲贵”。“所憎者, 有功必赏;所爱者, 有罪必罚”其含义表明:对自己厌恶的人, 如果有功也要给与奖赏;对自己喜爱的人, 犯了罪过也应受到惩罚。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奖赏不避仇敌”而得管仲, 可谓历史上的美谈。管仲在得到齐桓公的赏赐重用后, 尽力辅佐齐桓公治国, 开创了齐国的富国强兵局面。

2. 激励的及时性

把握激励时机是一门艺术。为了使某种行为得到加强, 奖赏应该在行为发生后尽快实施, 延缓奖赏会降低强化作用, 而奖赏没有兑现, 则激励作用无从谈起。对此, 《管子》也有清晰的认识:“赏罚信于其所见, 虽其所不见, 其敢为之乎?见其可也, 喜之无徵;见其不可也, 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其所见, 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 不可得也。”司马穰苴提出了“赏不逾时, 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 罚不迁列, 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 强调赏罚的即刻性。激励的及时, 就是奖赏不能错过时机。激励只有及时才能使人们迅速看到做好事的利益或做坏事的恶果, “赏一劝百, 罚一警众”, 产生震憾和轰动效应, 才能赏立信、罚立威。赏罚的时机要及时, 时机选得好就会事半功倍, 时机没选好就可能事倍功半, 这是实施正确激励的一条重要原则。如商鞅变法, 为了使新法执行取信于民, 立“三丈之木”于南门外, 宣称只要有人将其搬到北门, 就可获得五十赏金, 有人这样做了, 就立刻获得了五十金, 使人心中产生了赏信罚必的效果。

3. 激励的层次性

赏罚的力度要和个体的行为相对应, 才能起到良好的激励效果。“凡牧民者, 以其所积者食之, 不可不审也。其积多者其食多, 其积寡者其食寡, 无积者不食。或有积而不食者, 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 则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 则民多诈;有无积而徒食者, 则民偷幸。”一旦赏罚的力度与个体的行为发生了偏离, 则激励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因此, 管理者在运用赏罚手段时要注意掌握一定的“度”, 就每一次赏罚而言, 力度要适宜, 使受赏者和受罚者都感到心悦诚服;另一方面, 赏罚也不能过滥, 如果奖惩过于频繁, 则强化作用就会减弱。“一为赏, 再为常, 三为固然。其小行之则欲也, 久之则礼义。故无使下当, 上必行之然后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孙武认为:“数赏者, 窘也;数罚者, 困也。”赏罚的频率过高, 不但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 反而会使人陷入困窘、迷惑与漠然的境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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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司马穰苴.司马法[OL], http://www.guoxue.com/gxzi/smf/smf.htm.

篇6：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探源之作

“以民为本”思想作为一种执政理念，经历了远古时期的“天本”、殷商时期的“神本”，而成熟于两周时期，它不是上帝的恩赐，更不是统治者的施舍，而是关联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凝结着大量的失政教训，饱含着哲人的沉思。千载以下，民本思想已经成为历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它哺育了一批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鼓励着一批先行者前赴后继颠覆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统治。因此，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经典表述的民本思想，有着巨大的本原大义和深厚而辽阔的阐释空间。探索其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衍变的历程，追问其间的微言大义，从而为确立新型的政治伦理和社会制度提供借鉴，有着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王保国著《两周民本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正是朝着这一目标所做的积极努力。著者以“忧天下，探世变”的拳拳之诚，踏上了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清流探源的艰辛历程。作者认为，从萌芽到转型，两周民本思想的发展在整个传统民本思想的演进历程中构成一个明晰的单元，故而全书把两周民本思想放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了细致的勾勒，从商周政权的转移谈民本思想的萌芽，从春秋民人地位的提高谈孔子民本思想体系的形成，从战国政治空间的开放谈民本思想的百花齐放，从封建集权的确立谈民本思想的工具化改造。这样做，就清晰地展现了民本思想在两周发展的脉络，给人以系统完整的印象。

关注民本思想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轨迹，探讨两周民本思想的内涵，是本书着力所在。而要达此目的，并非易事。两周民本思想犹如一颗宝石，只有拂去厚裹的岁月尘埃，洗尽长期批判烙下的现代垢印，才会熠熠生辉。全书主体部分由八章组成，按照时代顺序，将两周民本思想置于政治文明以及社会生活的大环境下进行考察，正源辨流，勾勒出两周民本思想演进的总体画面。商周以前的原始民主风尚和人道主义，以及早期社会的重民保民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精神，同时也促成了中国早期社会的人本主义特色。远古之时，“钻木取火，以化腥臊”，燧人氏能让人民“饭熟食”是对“民本”思想的践行；“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是有巢氏能让人民“安居”而对“民本”思想的践行。黄帝为民操劳，得民心，顺民意，颛顼“养材以任地……治气以教化”；帝喾“顺天之意，知民之急，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帝尧“九族既睦，便章百姓”；舜能“举八恺，内平外成”；禹为治理洪水，造福于民“乃劳身焦思，三过家门而不入”。“民本”思想自有史以来，就有萌芽可见。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散见于甲骨文和金文以及新出土的帛书、简牍中，由文献的爬罗剔抉，从而阐幽显微，在对远古洪荒时代的追溯中，分明已感受到了民本思想胎孕的信息。

在五帝的重民、爱民之后，出现了夏桀、商纣的轻民和虐民，汤武革命的发生则使统治集团对民本政治有了更深刻的感触，商周政权的转移催化了民本思想的诞生。于此著者提出了一些富于新意的独到见解。周人借鉴“殷鉴”之教训，开始怀疑“天命”，进一步看到了“民本”的重要性；提出了治民就必须“先知稼穑之艰辛”，要做到“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周代的统治者，已将民本意识升华到“保民”如同“敬天”的高度。故而对“天命”产生了怀疑，认为“天命靡常”，继而责难天命：“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这是民本意识的一大进步。作者认为，商周以前的原始民主风尚和人道主义，以及早期社会的重民保民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精神，同时促成了中国早期社会的人本主义特色。“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是周初民本思想最基本的内容。

第三章通过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考察民本思想的兴起，以《左传》《国语》《论语》《墨子》等典籍为据，客观而全面地显示时代思潮概貌。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动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民本思想也随之取得了重大发展，于是，“民为神主”、“君为民设”演化成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孔子对国家的暴力作用进行反思，提出“仁者爱人”原则，主张重教化而轻刑罚，强调“使民如承大祭”。他的博施于民的圣王观，实际是从人道主义高度，对殷周和春秋以来重民、得民、保民、有民、爱民、成民、养民、利民、亲民、富民、裕民、便民等治国理念和执政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民本思想体系，这使民本思想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飞跃。

进入战国中前期，激烈的政治竞争和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终将民本思想的发展推达前所未有的高度，民本思想在诸子的思想体系中都结成了十分完善的形态。著者对战国儒、墨、道、法诸家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条分缕析的阐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托管晏之名而明确概括出的法家化的“民本”提法，还是此时产生的农家“饔飧而治”的政治空想，抑或是老庄基于悲天悯人而形成的淡化政府权力的深邃思辨，都显示出民本思潮的多角度展开和全方位推进。但直接把民本思潮推向巅峰的是以道德为本位、以教化为己任的孟子。孟子呼吁解民于“倒悬”及“水深火热”，强调从“恒产”即产权制度入手建立社会和谐。孟子将君与民放在政治天平上权衡，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超越政治的结论，奏响了民本思潮的最强音。孟子还深入阐发了“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从而使民本真正成为一种文化信念及精神境界，著者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热情礼赞。著者认为，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以及“节用”、“节葬”、“非攻”、“尚贤”等主张，荀子的立君为民和舟水之喻，老庄的“高以下为基”和“无为”观点，都是为来自民众的权利诉求提供理据，均为颇具识见的破的之论。

众所周知，在秦汉以下的中国历史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政治虽然仍是重要的官方意识，但从未制度化与法律化，实际上已经异化为统治者手中玩弄的用民之道、御民之术，成了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空话。著者设《民本思想的转型及其与集权政治的整合》一章，通过对“霸道”的胜利和战国中后期“势利主义思潮”的分析，探讨“民本思想”被“君本思想”所改造整合的过程，认为随着封建集权的进一步确立和强化，民本思想也逐渐向集权靠拢。战国后期的荀子及其法家弟子韩非初步完成了对于民本思想的理论改造，西汉中期的董仲舒则最终在政治实践论中使民本思想完成与封建政治的整合，由一种先进的政治理念沦落为统治者手中的权术、工具，逐渐丧失了对封建集权的制衡能力。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到著者“探世变”、“忧天下”(龚自珍语)的热忱，思接千载、洞幽烛微的识力。据笔者所知，在著者的学术规划中，一部《中国民本思想史》正在筹划中，其中将有更为深入而精到的探究，笔者期待这一巨著早日面世。

《两周民本思想研究》可谓一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探源之作，全书以两周时期民本思想渊源为线索，既有民本思想的生成与衍变，又有学者的论说和治者的实践。显然，著者在以兩周民本思想研究作为自己庞大学术计划的开篇之作时，不是着意在写一部民本史，也不仅仅满足于把历史现象和事实准确地表述出来，而是在此基础上，站在客观的立场，以冷静的心态，运用现代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原理，对民本思想的真实内涵及其衍变进行理性的思考与评判，全书提供给读者的既有知识，又有思想，还有发人深思、令人回味的未尽之言。

还要提及的是，全书虽然资料引证丰富，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但行文清新流畅，呈现出一种平易之态、朴实之风。

篇7：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下的为官理念

一、民本思想在传统社会的发展

（一）先秦时期：传统民本思想的萌芽时期

殷周时期的民本思想是古代民本思想的源头。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年，时去“商纣之亡以民”的殷鉴不远，周成王封蔡仲为诸侯时，就满怀忧惧地告诫蔡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在殷代统治者眼中，民的动向虽不可忽视，但指导思想还是神。经过周初统治者对传统天命神权观的不断修正，最终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王敬所作，不可不敬德”。周王朝对“神本”的重新认识以及对民众地位的重视，促成了民本思想的萌芽。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加剧，礼乐崩坏，人们对天神的崇拜发生了动摇。诸侯之强弱全仰民众。因此，凡欲强其国、成就霸业的君王，对于如何争得民心就更加关注。到了周则更加突出人的地位。现今所存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安民则惠”、“安民而宥宗卿”、“爱民而已”、“仁民而爱物”一类的议论，可谓是俯拾皆是。其中，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的原则，主张重教化而轻刑罚。这种中庸主义的民本思想符合宗法社会的发展逻辑，因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春秋战国时期是民本思想的理论概括时期。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是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在这一时期，儒学思想家从哲理上，强调了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的重要性，儒家是民本思想的主要宣扬者。

（二）秦汉唐宋：传统民本思想的理论实践时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本思想进一步系统完善并转化为实际运作。春秋以后，土地私有制度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主要形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圣原则在封建社会不断地得以继承。在这一背景下，思想家们纷纷意识到了民的重要性，并从哲学上进一步确认了以民为本思想并推动其进入了实践操作阶段。

汉代全面论述“民本”思想的典籍，当属贾谊所作《大政篇》。在这篇文章中，贾谊提出；“夫灾与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唐代堪称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之一，与统治者的民本思想不无关系，最为大家熟知的贞观之治的唐太宗与君臣有四次舟水之论，引古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来规诫警醒自己。宋时的朱熹认为仁是一种先天的善心，君主应该体现这种先天的仁德之心，治国治民必须为政以德。

（三）明清：传统民本思想发展的极限

明末清初时期，众多思想家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理论升华，使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主要是对秦汉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黄宗羲认为，“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仪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基于这些黄宗羲主张恢复宰相制度，以分割君权。到了晚清，严复、陈天华等人有进一步提出民众是天下真正的主人，实现了从传统民本思想到近代民主思想的跨越。

二、近代的进步爱国人士把民本思想进一步升华

随着中国国门被迫开放，先进的中国人一方面背负救亡图存的重担，血洗国破家亡的耻辱，而另一方面他们也越来越清楚的意识到要复兴中华民族，不仅要以民为本，更要唤醒民众，改变中国的制度，并把西方的民主思想和中国国情结合，发展出近代的“民本”思想。

最为著名的当属孙中山和毛泽东。孙中山先生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民治、民享、民权的民本思想。共产党中最早提出民本思想的是毛泽东。他早在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就已经深刻认识到了民众的重要性。毛泽东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成分，从而提升了传统民本思想。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的经典名言，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基点。

前车之辙可以借鉴，细数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首在于继承人未能秉持孙先生民本思想而认真施行之。然而国民党之失败并不能否定中山先生民本思想之正确。今日我国仍可借鉴孙中山、毛泽东的民本思想，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西哲云：“倒水别把婴儿也倒掉”，中国历来重视传承与发扬，中华民族才能立足世界五千年而永远兴盛。

参考文献：

[1]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2]季学原、桂兴沅.《明夷待访录导读》.巴蜀书社，1992年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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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下的为官理念

关键词：以人为本；管理；来源

中图分类号：D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1-0082-01

管理哲学所阐明的为本思想，是对人类管理活动经验的合乎规律的理论认识。以人为本的管理是以民为本管理的思想来源，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以人为本的管理是随着管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在西方，被誉为“管理之父”的美国人费雷德-泰罗，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人”观点引入他的管理科学中，提出人的经济活动的动力来源于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愿望的基本思想。泰罗“经济人”观点把人看作是仅仅关心经济利益的存在而忽视了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层次性而完全丧失了他本来具有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其最早的理论渊源，一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关于人是“有生命的机器”的界说；二是工业心理学家芒斯特一伯格对人的心理素质的考察；三是管理学家玛丽一福莱特对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自我创造自身又创造非我”的观点的采纳。这时期的各管理理论流派又分别提出了“社会人”、“能动人”、“复杂人”之类的观点。他们有力地纠正了“经济人”的片面性，强调人的社会性、能动性、复杂性，注重人性，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以及人在生产和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观点。对于人的认识的这一深刻变化，带来了管理与人的关系的重大转变，表明西方学者和管理学家力图使管理人性化，从而建立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但是这种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它根本抹煞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特点，即人的阶级性，有意回避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矛盾，更看不到马克思早就指出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这一严峻事实。当代西方管理学学派林立，其共同的特征是以最新的科学系统作为哲学基础，强调对整个管理过程作系统分析，提出了“以实现为中心”的观点，其核心还是以人为本。从其系统论的观点来看，管理系统中最根本、最活跃的因素是人。从协调系统内以及各系统间诸要素关系，从而实现系统既定目标来看，最关键的要素还是人。但是这种人本观不仅仍未克服其阶级局限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了把人等同于物的老路，即人是与物没有根本区别的管理系统中的要素，结果人成了实现与他无关的既定目标的工具。

中国长期以来是官场社会，是以官为本的管理。但中国管理思想中就已出现过重视人、主张以人为本的思想家和思想流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儒家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其第一个主要内容是组织高于个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组织的稳定性是最重要的，任何个人，包括帝王在内，都不能违背组织利益，都必须服从组织的需要。在这里，组织是整个华夏社会的大组织，即所谓“天下”，因而组织的真正的“本”是人。儒家的人本管理思想认识到人在组织中的基础地位，同时又坚持组织高于个人的组织基本理念，并以组织角度来关心人、爱护人，维护人的生存权利，但根本目的则是维持组织的稳定性。正因为如此，包括人的生存权利在内，个人的一切均受组织的支配。为维护组织的稳定，个人必须随时准备付出一切。儒家人本管理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以人为本的组织。首先，组织是由人组成的，离开了人，组织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因此组织应当保护人的生存权或曰基本人权，保护个人基本利益。其次，组织管理的重点是对个人的控制和对人际关系的调节。很多学者都指出，儒家人本思想的主要特色之一是提倡以“礼”来维护、调节和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与以“法”或其他强制性手段来维护组织，从方法上说具有本质的不同。“法”是由组织强加于个人的，而“礼”虽有由组织或从群体而来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东西，但很大部分却是由个人自身以自觉方式实行的。据笔者看来，儒家并不全然排斥“法治”，但确实强调“礼治”。“礼”实质上是组织规范在组织要素（即个人）内部结构中的功能性植入，而“礼”需要通过人格塑造来完成这种植入。“不学礼，无以立”，所谓“立”，正是人格的塑造。随着人格塑造的完成，“礼治”的人本思想也就可以实现了。再次，组织的控制要由人来进行。孔子认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儒家充分强调处在组织系统的各关节点上的个人的作用。在政治系统中，强调最高统治者天子和各级官吏的作用；在社会系统中强调臣的作用，父是家庭的控制者，负责维护家庭的稳定。这样，“君”、“臣”、“父”三者抓住了，社会组织就可以达到稳定了。儒学是一个流派纷呈的学说，虽有矛盾，但在人本管理的认识上，各派则相当一致，或者相互补充，形成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基本特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还是西方人本理论，都是从某个方面探究了人的本性在管理领域的表现和作用，其中多有片面性和夸大歪曲，但也不乏有可贵的真理性，体现了前人旨在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的探索。对此应采取批判地继承。马克思主义及其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可以说就是关于人的社会实践或关于从事社会实践的人的哲学。这种哲学对于人的社会实践本质的阐明，是总结了全部人类文明史和一切历史理论的全新的科学，它无疑超出了上述中外管理学理论对人的认识，它是一切关系到人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南，当然也是科学的人本管理思想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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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景华主编：《现代管理学》[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陈勇勤著：《管理思维导论》[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版。

[6]李兴山主编：《现代管理学》[M]，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