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本思想研究论文

[摘要]先秦是指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历史时期，主要指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前221年）。这个时代是世界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也是中国诸子百家活跃的时代。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创立的学说。文章旨在通过对先秦儒家产生的背景及其哲学思想体系的梳理，还原儒家思想的特点，进而阐发其对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儒家民本思想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儒家民本思想研究论文 篇1：

儒家德治思想及其现实创新

摘 要： 儒家德治思想是中国封建统治的主流思想，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中，儒家德治思想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对封建社会发展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核心在儒家德治文化的深厚底蕴中，立足社会发展现实，在扬弃、继承、创新、发展中逐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体系，并将持续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重大作用。

关键词： 儒家 德治思想 现实创新 作用

中国德治思想始见于商末，确立于西周，经春秋战国时期在政治、军事、文化的历史碰撞中，由儒家集大成而成体系。在此后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儒家德治思想不断吸收和借鉴思想界具有社会先进性的精华文化，从而不断发展丰富，并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统治思想。

一、儒家德治思想的主体内涵

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儒家德治思想不断壮大发展与深化的过程。从先秦两汉到隋唐，再到宋元明清，不同的历史时期，德治的含义主张与社会体现不尽相同。但因其一脉相承的传统性，儒家德治思想的主体内涵并未有大的变化，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本思想

儒家的民本思想为德治的基础，历代统治者以儒家理论治世均体现了对民本的重视。《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表述的意思是：“人民最重要，国家其次，国君为轻。所以，得到人民拥护的人可以做天子，得到天子认同的人可以做诸侯，得到诸侯认可的人可以做官员。”未尽之意，诸侯和国家都可以更换改立，只有民众是不可变更的。所以，人民是最重要的。《尚书》中同样有“民为邦本，本固君宁”的表述，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儒家民本思想对儒家文化的弘扬和发展影响深远，贡献巨大，“民贵君轻”的思想一方面对统治者施政起到了警醒和约束作用，另一方面为民众接受统治起到了教化和安抚作用。

（二）仁政思想

儒家提倡仁政德治，提倡用“仁”的思想推行政治，用礼教统治民众，其目的是希望君主专制的统治可以获得充分的延续性与合法性，这表明儒家德治思想的本质是道德教化的最终目的，是维持专制君主的政治统治。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此有透彻的表述：“治天下以道，未闻以法也，道也者，导之也。上导之而下遵以为路也……上以各足之道导天下，而天下安之。”可见，对于专制君主来说，得天下，推行专制统治的安定成为实行德治的最根本的理由。

（三）伦理思想

历代儒家都十分重视伦理道德对民众的教化作用和对社会生活的维系作用，认为道德伦理是君主统治下的社会生活安定的决定因素，因此儒家德治提倡重伦理而轻刑法。孟子认为“以德行仁者王”，并警示统治者“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因此，传统儒家思想认为，以道德伦理推行治国方针是建立社会安定秩序的最根本保障，只有施行德治仁政，才能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和谐。所以，尽管儒家思想从来没有排斥刑法对社会政治的约束功能，但是选择以道德伦理治国还是以法律刑名治国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历代入世儒家，无论是贾谊、董仲舒，还是朱熹，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前者。

（四）修身养性思想

儒家思想认为，要推行德治仁政，统治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崇高品德修养，这个条件成为实行仁政德治的前提。依此前提建立的社会德治秩序，是包括从君主到臣工再到庶民，每一个人的道德自觉产生的自然结果。孟子游说列国时称：“非尧舜之道不敢陈于王前。”其目的是借先贤圣君之名，讲述自己仁政德治政治观点，并希望诸侯采纳，让君主成为圣人。汉唐宋明时期的儒家持续倡导德治，用意与孟子一致。可见，儒家德治社会的方向，是为人君者要有成圣人之志，为人臣者要有成贤臣之志，为人民者要有成尧舜之民的德性。朝此方向努力，则国泰民安，社会大治。

二、儒家德治思想在现代的创新发展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党领导核心着眼于社会发展规律，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儒家德治理念进行了批判扬弃和吸收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德治理论体系，并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得到了检验和发展。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德治思想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批判继承和扬弃发展了中国儒家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德治思想与中国革命形势和建设形势相结合，在革命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探索出一系列的具体的政治途径和方法。其中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毛泽东德治思想的核心，在此思想的指引下，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把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作为基本道德标准来教育党员干部。坚持以德治党，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思想建党和作风建党。重视加强全民思想道德建设，提倡社会主义新风尚。重视德育教育，提倡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德治思想

根植于毛泽东德治思想，邓小平冷静审视了“文革”后的中国政治社会现实，并结合世界发展潮流，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治国方略。这一方略是邓小平德治思想的主体内容，它深刻反映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向世界、立足国情、勇于开拓进取的理论创新精神。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引领全党、全国人民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不断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化向前发展的宝贵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邓小平德治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儒家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是对马克思主义德治思想、毛泽东德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政治文化的丰富和伟大创新。在邓小平德治思想的引领下，中国社会迅速摆脱贫穷与落后，逐渐平稳向小康社会迈进。

（三）“三个代表”及科学发展观德治思想

党的第三、四代领导集体着眼国际变化新形势，结合国民生产力发展要求，审时度势，韬光养晦，充分把握战略发展机遇期，以邓小平德治思想为指导，深化改革开放，大力发展民生经济和德育建设，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发展，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将儒家传统德治思想赋予新时代的内涵，为社会主义德治思想体系注入新的内容。“三个代表”及科学发展观德治思想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现实，以民本理念为主流价值，以民生经济为施政重点，在此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发展迎来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体系不断完善的“黄金二十年”。

（四）习近平德治思想及政治实践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其德治思想风格体现更具特色。在前四代领导集体奠定的深厚德治思想底蕴上，扬弃了传统儒家德治思想中怀柔和妥协的糟粕，科学地将内圣外王的理念发展至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德治思想对内体现为大力反腐，澄清吏治，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外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充分展示责任大国的形象，民众获得感、民族自信心不断提高。

三、儒家德治思想创新的现实意义

儒家德治思想的创新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尤其近现代以来，经过西方政治学说的冲击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儒家德治思想曾一度消沉。然而，毕竟是经历了两千年历史的考验和沉淀，传统的儒家文化还是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在当今法治建设起步晚、不健全的情况下，一些传统的、仍具有感召力的道德对民众的教化和约束显得不可或缺，这使得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在中国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价值。

首先，儒家德治思想认为统治者应该是以德治国的基础和前提，是民众道德的典范。当前我国一些腐败情况与德治相违，这就需要加强民众道德建设，约束官员，抵制不正之风，弘扬道德正气，进一步获得人民的信任。

其次，儒家德治思想中蕴含了德治和法治相辅相成、辩证结合的深刻内涵，两千年以来的封建统治者正是推行德法并行的思想指导，以维系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法律严而终究有其适用范围，在法律不能发挥效用或法律约束不够的方面，只有道德来进行完善。因此，只有不断加强道德建设，才能在提高全民道德素质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科学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

再次，新形势下，我们已逐步认识到，在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前提下，必须配合以德治国、以德治党，从而治标治本。因此，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坚持不懈地强化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体系建设，以德治国、以德施政。

总之，儒家德治思想与当代中国政治息息相关，一脉相承，对儒家德治文化进行探讨与研究，并进行现实改良和创新发展，使之在新时代为社会建设实践发挥巨大的正能量，具有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杨文霞.古代儒家德治论[D].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6.

[2]肖杰.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与实践[J].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3]任福全，等.中国德治思想与政治实践[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4]陈宏.儒家德治思想的当代转型论析[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5]史富祥.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当代价值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0.

作者：陈晓霞

儒家民本思想研究论文 篇2：

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摘 要]先秦是指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历史时期，主要指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前221年）。这个时代是世界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也是中国诸子百家活跃的时代。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创立的学说。文章旨在通过对先秦儒家产生的背景及其哲学思想体系的梳理，还原儒家思想的特点，进而阐发其对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先秦；先秦儒家；儒家思想；哲学思想

从先秦百家争鸣中一支普通的流派，到秦焚书坑儒法家称雄时的短暂消沉，再到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接着北宋程朱理学备受争议的“存天理，灭人欲”，再到今天掀起的新儒热。反观这个演进历程，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处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地位，千百年来哺育和教化着中华民族，成为中国人精神和信仰的文化支撑。现在，立足于较为理性和客观立场上的现代人，回望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儒家产生背景是什么？其思想体系应该怎么概说？其发展走向和现实意义又是什么？笔者对此做了一些初步研究。

一、儒家产生的背景

“诸子百家”，即儒家产生的背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活跃。“诸子”是指活跃于当时有名的思想家，“百家”是指不同的学派。当时对诸子百家的论述较集中地文献有《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五蠹篇》。“诸子百家”都指谁？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西汉初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名、墨六家。西汉末年刘歆和东汉班固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纵横、小说、名、墨、农、杂十家。但是，他们都丢掉了相当重要的一家——兵家[1]。

诸子百家产生于春秋时期，当时的社会急剧动荡，社会结构中的几个方面都发生了大的变化。

（一）经济结构的变化

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从生产力开始的。春秋时期，铁器开始大量出现，这使劳动者只能用大规模的群体合作来弥补生产工具之低劣的时代骤然结束，劳动者个人用铁制作的生产工具有能力个人开垦土地。孟子所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2]虽然是对他理想中村社生活的设想，但这种劳动成果的分成方式——劳役地租在当时无疑是存在的。铁器的使用，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也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转变。但生产关系的转化不平衡，由此引起了政治上的动荡。

（二）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

由于生产关系变更不平衡，主动变更、变更早、变更较彻底的贵族很快就富裕起来了。这些贵族，开始不满足于眼前的政治地位，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更大的贪欲，开始在政治上有大的举动。于是卿大夫凌驾于诸侯之上，“陪臣执国命”的事层出不穷。整个局面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3]，而政治上的变化进一步影响到思想。

（三）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

政治经济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首先，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大体上只有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级，现在又出现了农奴和农奴主，农民和地主。其次，既出现了大量的破落贵族，又出现了大量的新贵。再次，职业的构成呈现多样化。原来只有农牧业和一些手工业，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多样化，职业种类多了。除农夫之外，还出现了职业工商者、职业官僚、职业军人、职业政客、职业谋士、职业教师、职业艺术工作者。

（四）文化的地域特色凸显出来，并汇聚到中原相互交流

当时的区域特色有：齐鲁文化、燕齐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郑卫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宋文化还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

以上经济、政治、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和地域特色文化的发展，必然在思想领域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儒家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其哲学思想在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中走过了一条曲曲折折、起起落落，却又一直占据中华民族思想不倒的道路。

二、先秦儒家主要人物及哲学思想

说起“儒家”，首先想到的是诸子百家中的“儒家”，当时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以六艺教人，“仁”“礼”并举，从而吸引众多学生，通常我们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随着孔子思想的流传，孔子逐渐被看做是“儒”的象征，而他与那些追随他的理想，致力于整理、解释和教授古代经典，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保存和研习古代礼乐的群体，被称为儒家。孔子之后，儒家发生了变化，但是儒家的基本信条为他的弟子们所继承。并出现了孟子和荀子这样能够将其思想发扬光大的后学。先秦儒家，主要人物就是孔子、孟子和荀子。

孔子在儒家发展史上应是首创者。后世许多思想都是从孔子那里开始。其哲学思想概括如下：

第一，“礼”的理论思想。第一点是“正名”的理论，所谓“正名”，也就是根据周礼确定人的身份和地位。孔子说礼的功能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第二点是“礼之用，和为贵”的理论。《礼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节貌者，礼乐之事也。”第三点是关于“中庸”的理论。中庸之道贯穿孔子思想始终。他提出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4]。

第二，重视“仁”。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一个比“礼”更为重要的概念。此外，“仁”是在他对“礼”的讨论中引发出来的。据统计《论语》讲“仁”104次。孔子还讲“义”“忠”“恕”，“义”源于“仁”的内在，“忠”“恕”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冯友兰说：“忠恕之道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义。行仁义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5]”因此“仁”包含“义”“忠”“恕”。

第三，政治思想。除了“仁”和“礼”之外，孔子讲得最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为政”。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不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方略，会逐渐培养起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遵守社会秩序的自觉意识，会使百姓真诚地热爱国家，心悦诚服地接受政府的统治。

第四，“学”的思想。孔子指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成就自己。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孔子自己就以“闻道”为期许。他说：“朝为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闻道”可以说是他的终极关怀，在他看来，人就是为了“闻道”而活着的，不懂得道理，人生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闻什么“道”呢？闻为人之道，为政之道。懂得了如何成为“仁人”、如何治理天下的道理，才能不虚度此生，才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4]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一位儒学大师。孟子学说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性善说。孟子认为人性内有种种善的成分。意思不是说人从出生就是圣人。相反他承认，还存有其他成分，本身无所谓善恶，若适当控制，就不会通向恶。孟子认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四端”，若充分扩充，就变成四种“常德”，即儒家极其强调的仁、义、礼、智。诸种道德都是自己的本性中固有的，而不是从外面加进来的，所以说人性是善的。

第二，修养说。孟子非常重视后天的道德修养，建立了内容丰富的修养论。他认为，道德修养首先是“存心”。孟子所谓“心”是指“四端”，也叫做“良心”、“本心”。“四端”犹如种子，很幼小，很微弱，需要精心养护才能萌发为道德，稍不小心便会丧失。因此他告诫人们要时刻注意良心的走失，做到“存心”。

第三，仁政说。孟子倡导仁政。他说：“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仁政主张，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至今仍然闪耀着耀眼的光辉。

荀子，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哲学思想吸收了战国时代更多地区的更多学派的思想和知识。所以学术内容和学术背景都显得更加丰富和宽广。其学说归纳为：

第一，性恶说。这是荀子最著名的学说。与孟子的性善学说正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化的哲学，他认为，人性必须加以教化，凡是没有经过教化的东西不会是善的。荀子的论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伪，就是人为。在他看来，“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5]

第二，礼乐说。“礼”是荀学的核心概念，在他看来，无论是对于人的化性起伪，还是对于社会的和谐有序，“礼”都是至关重要的。荀子认为，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就是要组织好社会，避免纷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能群”的优势，使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使国家得以繁荣和强盛。他说：“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因此，人必须要结合成群体，组织成社会，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官天地、财万物。

第三，王制说。荀子不是讲“德治”，也不是讲“仁政”，而是讲“王制”。所谓“王制”，本来是指圣王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政权设置，但荀子在讲这个问题时却把它扩大为包括各种重大政治问题的治国方略，集中代表了他得政治思想。其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平政爱民；二是隆礼敬士；三是尚贤使能。[4]

以上是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哲学思想的归纳梳理。

三、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特点

通过对儒家先哲思想的梳理，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所关心和研究的问题都是和人生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例如关于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等问题，而对于宇宙的本质和起源，上帝鬼神之有无，人的吉凶祸福等则很少考虑。即使谈到，也是当做现实问题来谈的。又如关于性和命这类性质的问题，孔子很少谈到，孟子和荀子虽然争论性善性恶，但仍不是把它抽象化，看做纯理论的问题，而是把它看做解决现实政治或教育问题的理论基础。

第二，中庸主义。孔子特别提倡“中庸之道”，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第三，民本主义。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渊源于周初，发展于春秋时期，至孔子时遂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即仁的学说。古代的统治阶级，认识到为了巩固、维护它的统治，必须顾及到被统治者的利益，不能违反民意而一意孤行，否则民人会起来造反，推翻它的政权，因而在施政上有保民的思想和措施。孔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就是这个意思。[6]

四、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现实意义

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谈到儒家、道家和佛教这三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做了形象的说明：“佛学像百货店，……人们可去可不去；道家则像药店，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可以看出，作为“粮食店”的儒家思想，对于国家、民族是非常重要性，过去的人和当今的人都需要“粮食”。实际上，儒学很多思想还留在人们心中，例如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博爱之谓仁。仁，相当于西方的博爱。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爱心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仁爱是人类生存的保证，是永恒的主题，从古到今都不会过时的。义者也是如此，是适宜的意思，合理的意思。这是动态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因而义也是永恒的。礼，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实际上，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际交往的形式与规范，只要有人类得地方，都是需要的。智，原先是指知道仁义礼，如今则把它解释为智慧、智力。信，则是指讲信用，也可以称之为诚信、信誉等。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讲信用都是最起码的道德。可见，儒家“五常”经过现代阐释，都是可以继承的，其基本精神都是可以用于现代社会的。

儒家讲仁政，以民为本，将仁爱精神贯彻在行政中，主要体现在公正上。公正原则也体现在义上，坚持大义，坚持合理性，是儒家构建并维护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也是儒家对和谐社会的贡献。

从春秋时期儒家哲学思想的产生，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今天掀起的儒家新热，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处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地位，其现实价值和意义都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而这种主体地位的确立和现实价值的体现，均源自与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的现实主义、中庸主义、民本主义特点的和谐统一。先哲儒家思想基于具有的这类特点，使它超越一家思想、一个时代而凝固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文化核心。也就是说，先哲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它不仅在过去、现在发挥着重要做用，而且在将来也会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方尔加著.儒家思想讲演录[M].东方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2]方尔加著.儒家思想讲演录[M]，载《孟子·滕文公》上，第1132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东方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3]方尔加著.儒家思想讲演录[M]， 载《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第815页，北京出版社1999版. 东方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4]陈战国著.先秦儒学史[M].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

[5]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

[6]赵光贤著.先秦儒家思想的几个特点[J].天津社会科学，1982.6.30.

[作者简介]刘国宝（1992-），河北邯郸人，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

作者：刘国宝

儒家民本思想研究论文 篇3：

习近平对儒家官德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摘 要：习近平科学把握新时代干部队伍政德建设的内在逻辑，发展了传统儒家官德思想。新时代政德建设丰富了政德的时代内涵，超越了传统儒家官德的空泛化倾向;坚持用人标准的德才兼备，超越了传统儒家官德的绝对化倾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超越了传统儒家官德的精英化倾向;升华传统的血缘宗法伦理，超越了传统儒家官德的宗法化倾向;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超越了传统儒家官德的理想化倾向。系统梳理习近平政德建设思想对儒家官德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对于加强新时代干部队伍政德建设、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德;官德;传统政治文化

文献标志码：A

政德亦稱官德，指的是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政治品质、职业操守和道德规范等。儒家官德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官德教化的主要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也是中国共产党政德建设的重要思想来源。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习近平汲取传统吏治文明的精华，在干部队伍政德建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创造性地发展了传统儒家官德思想。系统梳理新时代干部队伍政德建设对儒家官德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是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有助于借鉴传统儒家官德思想的合理成分，探索新时代政德建设的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丰富了政德的时代内涵，超越了传统儒家官德的空泛化倾向

重视官德是儒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特点。儒学宗师强调官德建设的共同基点是加强从政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发挥执政者的道德表率作用，并以仁义道德原则作为施政的基本依据。“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春秋繁露·立元神》），“治国之道当任德也”（《论衡·非韩》）。在传统中国伦理型的治理中，统治者和思想家对施政者加强自我道德修养、注重正己修身的提倡既有助于政治权力的行使者以道德伦理来规范自身的行为，又有助于培育普通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在内省修身、协调人际关系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纵观历代儒学宗师的著述，他们的学说旨在引导着士人不断加强自我修养，实现“内圣”的最终目标，达到“圣人”这一完美的理想人格。但作为完美的道德人格和政治人格的统一体，“圣人”的道德境界只是一种崇高的理想，普通人实际上是达不到的。可以说，传统儒家所讲的官德具有较强的彼岸性和空泛性，缺乏现实操作性，在现实中难以转化为官员的实践。

在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中，习近平把政德具体化为大德、公德、私德三个层面，并强调领导干部要把修身自律和实践相结合，在具体工作中提升政德，丰富了新时代干部队伍政德的时代内涵。

其一，从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三个方面丰富了政德的时代内涵。第一，明大德，即铸牢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这是从理想信念层面提出的政德要求。习近平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时刻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第二，守公德，即强化党的宗旨意识，这是从社会公德和岗位职责层面提出的政德要求。习近平强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1]367第三，严私德，即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戒贪止欲、克己奉公。这是从个人修养层面提出的政德要求。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提升政德要下内功，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约束个人行为，保持公仆本色。习近平倡导的大德、公德、私德这三个层面由高到低、由外及内，构成了完整的政德体系。这三个方面既有个人修养和理想信念的内容，也有党性修养的内容，把党性教育和道德教育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指向性，赋予了政德丰富的时代内涵和实践内容，超越了儒家官德的空泛化倾向，为新时代政德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其二，强调政德建设要坚持修身自律和实践相结合。传统儒家官德在一定意义上存在重教化、轻践行的倾向，呈现出理论与现实的张力。习近平多次强调，领导干部加强官德修养，不能仅仅把道德停留在理论和书面上，而是要把政德融入到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去，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去。“‘务实’是官德的基础。”[2]一方面，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到基层去，尤其是到艰苦和困难的地方去，深入群众，在与群众的交流中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另一方面，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摆正“为谁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样的政绩”等立场。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既要多做与人民眼前利益紧密相关的实事，也要做符合人民长远利益的好事，真正践行执政为民的理念。这种政德观把领导干部的党性教育和政德教育融为一体，把领导干部的修身自律和为民服务的实践相结合，指明了新时代政德建设的方向和实现途径。

二、坚持用人标准的德才兼备，超越了儒家官德的绝对化倾向

儒家官德思想表现出明显的重德轻才、以德统才的倾向，这也是儒家道德绝对主义的写照。在孔子及其追随者看来，是否具备高尚的道德及能否加强道德修养是君子入仕的第一甚至唯一标准。重视为政者的道德当然有积极意义，但以现代行政学的视角来看，公共权力的行使需要专门的人才。尽管从政者的道德水平势必会对公共行政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但仅凭道德并不足以实现富有效率的善治。合格的行政管理者应该达到高尚道德和优秀才能的统一。儒家的选人用人思想尽管注重“举贤”“任能”，但过多强调“贤”即从政者的道德，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才能，这显然有失偏颇，也势必会影响行政活动的正常开展。从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看，儒家对官德的片面强调造成了士人口头讲仁义道德但为官者严重缺乏创新和实干的局面。也就是说，儒家的官德思想表现出明显的道德绝对主义的倾向，造成了一种重官德轻政才的失衡局面。

新时代干部队伍政德建设中，习近平把对德的要求和对才的要求结合起来，实现了德与才的并重与兼备，超越了儒家官德的绝对化倾向。

其一，把政治品德作为政德的首要标准。“德才兼备”历来是中国共产党选拔干部的标准。习近平指出，“好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1]412干部队伍的德包括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习近平强调，选拔干部，政治品德是第一位的。在干部队伍建设实践中，习近平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这五条标准既有传统儒家官德思想的优秀因素，也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人民公仆的要求。在这五条标准中，每一条都和“德”的要求相关，“德”的考核结果体现到干部的选拔任用、培育教育、管理监督等各个方面。可以说，习近平强调树立以德服众、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坚持把理想信念坚定、政治过硬作为第一标准，这既是对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从政者要具备良好官德这一传统精华思想的继承，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官德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针对性。

其二，注重政才，坚持德才兼备。现代行政管理对领导干部的政德和政治才能都提出了较高要求。在选人用人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对德的考察，也要注重对才的考察，真正做到德才兼备。在强调政德的同时，习近平指出在选人用人时要把好政治才能关，在领导干部录用后也要注重不断培养和提升其行政才能。习近平指出，“要加快干部知识更新、能力培训、实践锻炼，要把那些能力突出、业绩突出，有专业能力、专业素养、专业精神的优秀干部及时用起来，要多选一些在重大斗争中经过磨砺的干部，同时要让没有实践经历的干部到重大斗争中去经受锻炼，在克难攻坚中增长胆识和才干。要注重从各个方面选拔专业化人才，优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专业结构。”[3]可以看出，新时代的政德建设不仅要求领导干部要有牢靠的政治意识和工作作风，也要有高超的行政能力和工作能力。这种思想超越了传统儒家官德的绝对化倾向，实现了对传统官德思想的创新性发展。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超越了传统儒家官德的精英化倾向

在儒学思想体系中，“君子”和“小人”分别代表了优秀德性和卑劣德性，也成为区分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标准。从官德与民德的关系来讲，儒家思想认为官德对民德起着引导乃至决定作用，只有通过君子“导之以德”（《论语·为政》），才能使民“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可以看出，儒家的官德表现出较强的精英化倾向。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可看作这种精英化倾向的例证。毋庸置疑，儒家民本思想看到了民众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变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力量，表现出对民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重要性的认识，使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下层民众的利益，有其积极意义和合理性。但须看到，儒家重民思想的最终目的在于“牧民”与“使民”，即更好地维护君主对社会公众的统治。也就是说，儒家官德中的爱民、恤民等思想具有明确的价值指向，其价值主旨在于维护以官僚制君主政治为核心的权力体制，维持官僚制中央集权君主政治的顺利运行。“民本”具有很强的工具性意义，其价值目标、立论基点与最终指向都不可避免地是“君本”。

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从各个方面发展人民利益、增进人民福祉，表现出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和发展。

其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

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习近平从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既吸取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民本、爱民、重民等思想精华，又运用现代人民主权理论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提出“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彰显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和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丰富了“为人民服务”的政德内涵。习近平多次指出，“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4]40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一词出现了203次，“人民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分别出现了4次和3次，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这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重视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体现了人民立场这一新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诠释。

其二，不断满足和实现人民的利益需求。

道义和利益的关系问题是儒家官德的一个基本问题。虽然儒家官德思想并不绝对排斥物质利益，但儒家官德强调以义统利、先义后利、见利思义、贵义贱利。儒家学说主张“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行义以礼，然后义也”（《荀子·大略》），这也成为儒家从政者的一个基本道德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断强调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强调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与孔子的“使民富庶教”、孟子的“民为贵”、贾谊的“民为国本”等思想一脉相承，深刻体现了对儒家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当代传承。同时，习近平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始终遵循现代主权在民理论，“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296，致力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最广大人民的物质利益、政治訴求和精神满足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和目标追求，彰显了传统民本思想与当代民主理论的统一，体现了对新时代政德原则的把握。当然，新时代的政德建设并不否认领导干部的正当利益，而是在提倡无私奉献的同时，充分保障各级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建立健全良好的道德回报机制，这丰富了新时代政德的内涵。

四、升华传统的血缘宗法伦理，超越了传统儒家官德的宗法化倾向

宗法制度是传统中国的社会支柱之一，传统政治思想中“家”的观念特别突出。在宗法制度与宗法观念的规范下，“国”被看作“家”的放大和延伸，国家治理也被看作家庭治理的放大和延伸。它强调家长的权威至上和严格的血缘宗亲观念。家庭的伦理被演绎到国家领域，伦理观念起到了政治规则的作用。这种社会宗法性使得传统儒家官德表现出明显的宗法主义倾向。例如，孔子所讲“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可以看作儒家倡导的礼治规范和伦理原则在国家治理中的体现。这种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的宗法道德有助于提升血缘群体和特殊小群体的内部关系，但从社会层面来讲，这种宗法性道德加剧了社会潜规则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使亲情和私德凌驾于社会公德之上。例如，在孔子看来，“德”是和“孝”联系在一起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人们的伦理角色和宗法血缘关系成为影响政德的重要因素，使传统儒家主张的官德呈现出宗法化的倾向。

在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实践中，习近平对传统的血缘家族伦理至上的道德进行了改造和升华，强调加强干部队伍的公仆意识，并结合当代实际把传统的家族伦理转化为社会公德。

其一，加强家风建设。

注重以优良的家风提升官德是传统儒家官德的重要内容。在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实践中，习近平尤其重视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强调领导干部要树立良好家风。习近平强调的家风并不是传统的宗法伦理和血缘道德，而是传统官德在当代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体现了传统家风精华和中国共产党党性意识的统一。一方面，习近平要求党员干部要严以律己，勤于自省，节制私欲，自我约束，始终保持对党纪国法的敬畏之心，杜绝把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筑牢为民务实清廉的思想道德基础;另一方面，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亲属等家人和身边人，处理好家事和身边事，处理好公德与私德的关系，并以此作为政德修养的重要内涵。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断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无疑是对传统社会道德教化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从政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来说，二者是相互交融的。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了政德的要求;另一方面，政德的提升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之义。政德建设对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示范和引领作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助于为政德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

其二，实现了对传统忠德的创造性转化。

“忠”的思想是传统儒家官德的重要内容。在传统儒家的思想体系中，臣子虽然要敢于直谏君主，勇于指出君主的错误和不足，但归根结底，君主的意志是高于一切的，臣对君的绝对臣服和效忠是传统官德的核心。这也表现出传统儒家官德思想狭隘和落后的一面。以现代政治学的观点，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理应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工作理念，而非把权力尤其是上级领导的指令奉为圭臬。习近平遵循并发展了现代人民主权理论，强调领导干部要有“四个意识”，要牢记党的宗旨，牢记为人民服务。这一要求的逻辑是领导干部要忠于职守、忠于党、忠于人民。习近平强调，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是一个领导干部良心的重要内涵。在当代中国，国家、党和人民是统一的，领导干部对党和人民的忠诚集中到一点，就是为人民服务。这种对党之忠和对人民之忠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对传统的忠君和忠权实现了超越，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立场。

五、全面加强依法治国，超越了传统儒家官德的理想化倾向

传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德治型国家。儒学宗师们从加强统治者自身修养的角度把选贤任能作为治国的重要环节，阐发了贤者治国的思想，形成了对治国方略的深入探讨。尽管他们强调“德主刑辅”“德法结合”，但在实际治理中仍然过分强调统治者个人的政治品格和道德修养，忽视法的作用。从先秦思想家“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荀子·君道篇》）的认识，到清代统治者“有治人无治法，若不得其人即使尧舜之仁，皆苛政也”（《清世宗实录》）的论述，都说明传统中国的“法”一直被作为德治的辅助性手段和补充性措施，而不具备近现代的法治含义。当然，传统官德思想注重“修身正己”和道德约束的思想有助于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并能及时纠正不良思想倾向。然而，道德约束是一种柔性的、非强制性的约束。人类的政治实践已多次证明单靠道德说教并不能使从政者始终遵循道义。从传统中国政治运行的过程看，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往往相互背离。也就是说，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尽管有其合理性和一定效果，但仅仅靠道德来约束权力的行使却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以制度约束和法制约束作为基础和保障。

习近平的政德建设思想既强调道德自律，又强调制度约束，既注重依法治国，又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了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为政德建设夯实了制度基础。

其一，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和道德治理相结合。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单靠法治或德治完成治理，道德和法律都是优良治理的必要条件。“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法治固然是现代政治发展的总体方向和根本保证，但良好的道德也是实现有效治理不可或缺的要素。道德既能为法律规章的制定提供价值依据，又能够为法治的正常运行提供精神支撑，有助于夯实法治的根基。习近平的政德建設思想坚持政德自律和法律制约的统一，推动了政德的法治化。一方面，以法律作为道德的基石和保障，为政德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基础;另一方面，把政德纳入法治的轨道，把法律的权威和道德教化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政德建设和法治的相互促进和双向互动。另外，习近平创造性地发展了传统儒学道德治理的思想，把领导干部的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协同发力，在保证道德的感召力的同时强化法纪的底线作用，在德治与法治的融合互动中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可以说，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二者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这既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当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启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总结，体现了习近平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其二，加强制度建设，为政德建设夯实制度基础。

在儒学思想体系中，除了要对从政者进行道德教化，还需要用制度来约束规范为官者的行为。“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儒学思想家约束从政者而构建的制度设计。在传统社会，儒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官员选聘、考核、奖惩等方面的主张，构建出一套“礼”制来规范和约束从政者的行为。习近平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不断健全完善干部队伍建设的各项制度，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地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政德建设的制度性规定，如《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等。这些制度性规定及实施细则把对领导干部的政德要求具体化、实践化，强化了对领导干部为政之德的约束力度，为政德教育打造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可以说，习近平着眼于政德的制度建设，不仅使新时代干部队伍政德建设有章可循，而且推动政德建设走向了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

综上所述，习近平吸收我国传统吏治文明中的思想精华，把“立政德”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的政治操守和行为自觉，把中国传统官德规范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有机结合，不仅使新时代干部队伍政德建设具有显著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而且使其植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依据当代社会实际对传统官德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这既为优化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提供了理论指导，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资源和指引，也为我们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鲜活样板，为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 习近平.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原则[J].求是，2004（19）∶36-38.

[3] 习近平.严把标准公正用人拓宽视野激励干部 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N].人民日报，2018-11-27（01）.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张晓妍】

作者：庄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