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共6篇）

篇1：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

始，便和新中国相伴相随。但长期实行的是“企业养老保险”，新老企业负担畸轻畸重、苦乐不均。进入80年代中期，我国的养老保险事业进入建国以来最活跃、改革力度最大的时中国的养老保险事业，从1951年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开期。其几次改革举措在养老保险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到1998年底，新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包括了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全国有8475．8万企业职工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占企业职工总数的80．7％。有2727．3万企业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离退休费社会统筹，占企业离退休人数的98．5％。全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为1459亿元，支付全国离退休退职费总额为2073．7亿元。

社会统筹——均衡企业负担

1984年，我国开始了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为主要内容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对企业按照工资总额的同一比例征收养老保险费，使退休人员多的老企业从沉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199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将社会统筹确定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从而使企业从各自负担退休人员的“自我保险”变为社会互济、共担风险的保险。到目前为止，全国己全部实行了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其中，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了省级调剂金制度。

三方负担——权利和义务的体现

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确定改变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企业包下来的办法，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职工个人也要缴纳一定的费用。个人按本人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费，个人缴费的费率从1991年标准工资的3％到1997年的不得低于缴费工资的4％，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财政建立社会保险后备基金，在必要时给予补贴。实行三方负担，不仅扭转了国家包揽过多、企业负担过重、个人自我保护意识薄弱的现状，缓解了国家和企业双方负担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转变了人们的观念，增强了个人的参与意识，使参保者个人始终关注着养老问题。

三个层次——责任的重新定位

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之初，实行的是单—的退休金制度。职工退休后按月领取本人工资75％～90％的退休金，这是职工退休后生活的唯—来源。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国家、企业、个人三者责任开始了重新定位，从而产生养老保险的三个层次，即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由国家立法强制实施，政府统一组织，基本保险建立基金。实行社会互济，待遇水平以满足基本需求为标准。目前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为60％。补充保险的建立是在国家政策规范下，由用人单位具体实施，重在使离退休人员的生活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得到不断的改善，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和地区发展水平及企业经济效益的差异。个人储蓄性保险由劳动者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依赖商业保险类机构进行的自愿性养老储蓄。

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公平与效率的体现

1992年前后，当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工作基本完成后，各地不约而同地把下一个改革的目标转向了养老金支付方法的改革。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以求在公平的前提下更好地体现效率，突出激励机制。1997年7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确定个人账户规模为本人工资的11％。其中，个人缴费部分全部记入个人账户(由目前的5％逐步增至8％)。其余部分由企业缴费划入。待遇支付分为两部分：—是基础养老金，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20％左右；二是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支付标准为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除以120。

全国统一制度——系统的管理体系建立

80年代中后期，养老保险制度出现了区域性管理，并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劳动力难以跨地区流动，阻碍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中央政府失去宏观上的调控权，地区横向攀比待遇水平，而分散风险的能力却很弱；极易导致资金的流失。针对这些问题，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至此，完成了50年来由企业保险到区域保险再到全国统一养老保险的演变，从而在我国养老保险史上写下了最完美的一笔。统—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标志为：统一和规范企业个人缴费率比例；统—个人账户规模；统一基本养老金支付结构和标准。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社会保险自身规律所决定，是劳动力资源配置走向市场化过程中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央政府加强宏观调控能力的需要。1998年，行业统筹顺利移交地方管理，为统一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篇2：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保险业的恢复阶段（1979年~1995年）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新中国第一家全国性商业综合保险公司，1979年开始恢复营业，从此中国保险业进入到强劲复苏下的混业经营阶段。细分此阶段其特征为：一是国资保险公司不断出现，二是外国保险公司开始重新进入我国，三是企业作为投资主体进入保险市场。

第一，随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业务恢复，交通银行1987年成立保险部，并于1991年4月组建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成为中国第二家全国性的保险公司。1988年4月平安保险公司在深圳蛇口区开业，是我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并于1992年6月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从此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和平安保险三足鼎立的局面开始形成。

第二，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外国保险公司开始重新进入我国。9月，美国友邦成立上海分公司，是保险市场恢复后进入我国保险市场的第一家外国公司。随后，日本东京海上日动亦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

第三，保险公司投资主体丰富化，企业资本开始进入保险市场。1994年10月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是中国首家由企业出资组建的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1995年1月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也在上海成立，成为由企业出资组建的第二家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

1992年之前，保险产品的营销模式以公司直销为主，而友邦公司将个人代理制引入我国，并且这种营销模式发展势头异常迅猛，随后保险代理机构也开始出现。恢复阶段的保险公司仍是混业经营，但在1995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要求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分业经营，从而中国保险市场混业经营的局面告一段落，中国保险业进入到了分业经营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保险业的规范发展阶段（1996年~2000年）

为配合《保险法》的实施及其分业经营的要求，1999年7月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撤销中保集团，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再保险公司和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保集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保险业进入到了分业经营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特点有三：一是分业保险公司不断涌现；二是外国保险公司大量进入我国，并且中外合资经营方式开始出现；三是保险行业进入国家监管下的行业自律发展阶段。

第一，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大批分业保险公司不断涌现。如1996年8月，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永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西安成立；9月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10月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成立；1998年10月安联大众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和太平洋安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1999年4月金盛人寿保险公司获准成立；2000年11月民生人寿、东方人寿、生命人寿和恒安人寿四家寿险公司成立；12月前身为新疆兵团保险公司的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成立等。

第二，国外保险公司开始大量进入我国，并且来源区域和投资方式日益丰富。1996年11月，加拿大宏利人寿保险公司与外经贸信托在上海合资设立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这是我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以来，批准设立的第一家合资的寿险公司；12月欧洲瑞士丰泰保险集团成立；1997年5月，法国安盛巴黎联合保险集团获准在上海建立一家合资的人寿保险分公司；1998年10月，英国皇家太阳联合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成立，同月中美合资保险企业太平洋安泰人寿保险公司在上海开业；1999年6月，中国人寿和澳大利亚康联金融集团的合资公司中保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上海开业；2000年6月，荷兰保险有限公司和意大利忠利保险有限公司获中国保监会批准，在中国筹建中外合资人寿保险公司。显而易见，来源区域从第一阶段的美国、日本，此阶段扩大至加拿大、瑞士、英国、法国等国家，投资方式也有原始的独资发展为中外合资或外外合资的方式。

第三，国家监管下的行业自律发展开始形成。在分业经营发展阶段，中国保险发展的一个重大举措是1998年11月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中国保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保险进入到规范化发展阶段。2000年11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京宣告成立，同样标志着我国保险业开始走上政府监管下的自我约束、相互监督、携手共进的自律性管理发展轨道。

在此阶段，兼业代理的营销模式开始发展。从最初1996年银行兼业代理，到2000年已发展成行业代理、企业代理、团体代理等各种兼业代理形式。同时，保险营销的经纪人模式开始发展，保险经纪公司也开始出现，如2000年6月国内首家保险经纪人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在北京揭牌，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综合保险经纪公司。

三、中国保险业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对保险业做出高水平、宽领域、分阶段开放的承诺。到2007年3月底，中国保险业总资产达到2.24万亿元，距离突破1万亿元大关仅3个年头。截止到2011年12月底，保费收入为14.34万亿元，中国保险业进入到高速发展阶段。此阶段的发展特点有三：一是中国保险公司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二是保险领域对外开放程度加大；三是国家不断完善监管制度建设。

第二，保险对外开放程度加大。2003年底开始，对外国非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公司取消限制。同时，除有关法定保险业务外，向外资非寿险公司放开所有业务限制。至2004年5月底，中国保险业总资产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2004年12月11日中国保险业入世过渡期完成，保险业进入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时期，呈现出以我为主、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和谐发展的对外开放新局面。

篇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 面对长期战争造成的物资匮乏、环境恶化的局面, 百业待举, 百废待兴, 恢复发展, 刻不容缓。建国初期, 我国大力发展重工业, 对环境造成极大破坏, 但由于当时我国工业化还处于发展初期, 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破坏还没有全面显现, 生态保护思想只体现在局部领域。随着工业化步伐加快, 生态问题越发显现。

一、中国共产党生态思想的形成时期 (1978-1992年)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使中国的经济、法制、文化出现了倒退。想发展必须改革, 改革首先要对外开放, 不能闭关锁国。为此,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中, 我国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并对政治体制进行了深入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改革同时, 邓小平同志同样十分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他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已有的生态思想, 并结合新时期以来社会发展实践, 把环境保护纳入到国家经济管理轨道。

邓小平同志既是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也是我党具有生态环保意识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他的理论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和界定“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 但“可持续发展”却始终贯穿于他的生态环境建设理论中。他曾指出:“植树造林, 绿化祖国, 是建设社会主义, 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 要坚持二十年, 坚持一百年, 坚持一千年, 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1]既肯定了生态环境建设的现实意义, 更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法制建设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的有力保障。历经10年“文革”浩劫, 与许多传统文化一样, 法律制度也不可幸免地同样遭受了极大地破坏。为保障可持续发展, 我国不断加强法律和制度建设, 把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作为首要任务。1979年, 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 》, 使环境保护走上了依法治理的轨道。为了保证我国生态环境建设顺利发展, 1984年5月, 国务院通过了《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 使得生态环境建设成为了一项基本国策。

生产力在不断地发展, 科学技术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邓小平同志适时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要依靠科学技术, 并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 科学技术要应用到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要运用科学技术防止污染, 并对科技成果进行交流, 更重要的是培养环境保护和治理污染的专业人才。

二、中国共产党生态思想的发展时期 (1992-2002年)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加速发展,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首次明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 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3]的思想。1997年, 在十五大上, 江泽民同志指出, “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 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4]。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关系上, 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5]。他从生产力发展的高度指明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保护生态环境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将环境保护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是保护环境的有力保障。他指出, “我们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为加强环保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6]。在这一时期, 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主体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步和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就是, 人民是否具有环境意识, 只有加强环保教育, 让人们从主观上认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环保工作才会形成强大的合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生态危机也成了全球化的问题。保护生态环境, 不是一国或一个区域的问题, 而是全世界共同的任务。党中央积极参加国际合作, 这是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发展的必然和正确地选择。

三、中国共产党生态思想的成熟时期 (2002-2012年)

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从我国国情和现实出发,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 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为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生态文明的科学概念, 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重要部署, 使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使人们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 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在经济上,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党的十八大报告不仅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新的概括, 还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报告第八部分的主题。这是我们党历届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专门部分提出, 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的飞跃。胡锦涛同志强调“建设生态文明, 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 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7]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两个愿景、三大发展、四大任务和五位一体。其中, 两个愿景:一是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二是要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三大发展: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四大任务: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五位一体: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大报告中的另一大亮点就是“美丽中国”的提法, “美丽中国”是生态文明基础上的人美、社会美、环境美的综合。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战略地位的提升,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认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 也标志着我们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走向成熟时期。

四、中国共产党生态思想的达到新高度时期 (2012-至今)

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通过强有力措施, 虽然促使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但我国总体生态环境形势仍不乐观。雾霾的大规模爆发, 是大自然敲响的严重的警钟。如果我们的发展再不转型、增长再不升级, 后果将不堪设想。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 习近平同志强调, 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 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 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 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8]目的是要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决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拥有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既要绿水青山, 也要金山银山, 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空气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幸福感。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表明,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更深刻、更成熟的认识, 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走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

摘要：本文通过论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思想的发展历程, 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思想发展脉络, 以期更好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社会, 建设美丽中国, 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关键词：生态思想,发展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1]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1:39.

[2]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74.

[3]江泽民文选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463.

[4]江泽民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26.

[5]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710.

[6]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456.

[7]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日报, 2012.11.

篇4：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农业保险；供给和需求；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9-0086-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9.22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保险是个巨大而富有潜力的市场，同时农业保险对于构建农业、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支撑扶持作用。中央政府自2004—2012年连续9年在中央的“一号文件”中都强调“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可见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事业，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在1982年2月国务院批准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保险工作如何为8亿农民服务，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一个课题。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需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创造条件，抓紧做好准备，逐步试办农村财产保险、畜牧保险等业务。”自此拉开了我国农业保险探索发展的序幕。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较为缓慢。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以来，农业保险就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虽然1982—1992年间农业保险发展迅速，至1992年突破8亿元大关，但1992—2006年则处于波动不稳定状态；总体上来看1982—2006年保费收入长期处于10亿元以下（见图1）。可知该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迟缓，与当时蓬勃发展的经济不相适应。

随着2004—2012年中央连续9个“一号文件”的颁布，我国农业保险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保费收入、赔付额等都迈入了新的台阶（见图2）。特别是自从2007年中央开始大力支持鼓励发展农业保险以来，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的种植和养殖业保险的种类、收入不断增加。如2007年的保费收入总额突破50亿元，2008年突破100亿元，截至2011年末，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到173.8亿元。

对于农业保险的研究，国内学者做过较多地分析，并取得较多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3]。西方经济学的精髓在于供需曲线中分析探讨问题，农业保险也是由农业保险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构成的，因此本文从最简单的供给和需求角度，探讨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二、我国农业保险有效供给短缺

纵观各国农业保险发展状况，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农业保险公司大多具有政府背景，即农业保险发展与政府支持密切相关。但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存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不善、亏损严重，商业性保险公司缺乏积极性、逐步淡出的现象。虽然近年来在中央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有部分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进入，但总体而言，农业保险有效供给不足的现象并未得到较好的缓解。具体来讲，这种有效供给短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经营主体较为单一

农业保险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大多数国家农业保险是通过政府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来经办这项业务，如美国的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FCIC）。回顾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历程，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也是在政府支持和干预下进行的。在这期间，我国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发生变化，大体经历了如下的发展历程：一是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为主（1982—2003年），主要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疆建设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不仅在这一期间，在较长时间内这两家公司都是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主体。二是多元化商业保险公司（2004年至今），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号召和相关政策的支持配合下，较多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陆续成立开张。迄今为止已有22家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已初步满足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从经营机构主体来看，虽然有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但这种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并未有效缓慢供给不足的矛盾，特别是商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状况不容乐观，影响其对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二）相关政策法律供给、实施措施不到位

我国现有的保险法规尚不完善，虽然2009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对农业保险有相关的规定。但在这部法律中，对农业保险的规定极其简单，缺乏实施操作的指导意见；同时它侧重于强调保险关系的法律规范，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由此可知，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并无专门的法律规范来制约和激励相关行为。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使得我国农业保险在政府职责、组织形式、资金运作、保险费率厘定等方面的制度安排责权并不明确，影响了农业保险制度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在发达国家由国家财政和省级财政承担的农业补贴保费都达到50%以上，而我国远落后于这个水平，特别是地方财政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虽然2012年财政部金融司公布的2号文件 《关于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做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工作的通知》中称，“自2012年起在现行政策基础上，财政部将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增加保费补贴品种、扩大保费补贴区域、支持提高保障水平。”但地方财政补贴不到位的情况较为普遍，故在实际生活过程中补贴保费率较低，可执行力度较小，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保险政策的贯彻落实，妨碍了其可持续发展。

（三）农业保险品种创新不足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市场险种、形式较为单一，无法有效满足农民的需要。农村的保险需求是多方面的，如种养业、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设施等。加之农业本身覆盖面积的广泛性和自然灾害发生的无周期性、不可预知性，都造成农业保险需求上的多样性。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对于商业性的保险公司而言，为减少成本、降低风险，一般在险种开发及合同条款上过于格式化，缺乏灵活性，尤其是专为农业设计的险种更少，针对性不强，无法在较大范围、较长时间内达到分散农业风险的需要。究其原因，根源在于农业保险品种激励机制不足，所以这样的农业保险产品在农村普及率自然不高。

三、我国农业保险自然需求旺盛，有效需求不足

（一）农业保险自然需求旺盛

农业保险自然需求旺盛，主要由于在农业生产和经营风险的客观存在形成对农业保险的潜在需求。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农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在市场化进程中，由于市场波动容易造成相关农产品的高产低价，损害农民利益，加之我国自然灾害的频率很高，对农业发展影响程度较大。可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需面对自然环境和市场波动的双重风险，为防范风险、减少损失，农民及相关中小企业对农业保险的自然需求是较旺盛的。

（二）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长期处于一个低水平、缓增长的现象，故有“农民真苦”的建议传达到国务院。虽然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得到了较大提高。以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例，从2004年的2936元增加至2011年的6977元，但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相比，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仅为其的一半。收入决定有效需求，可知在该收入水平下，农民很难对农业保险有较强的购买力。同时在现有收入水平下，扣除医疗、教育等大额消费资金外，农民真正可以支配的资金微乎其微，农业保险的高费率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特别是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对更恶劣，风险更多更大，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自然很高，但由于支付能力所限，这种潜在需求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

四、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原因及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农业保险存在供给与需求的不均衡，探寻农业保险发展长期严重滞后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市场化经营和农业保险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自1982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农业保险一直由商业性保险公司依照市场化经营的方式提供。这种市场化经营方式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是不相适应的。具体而言，二者之间的不适应性主要体现为：一是商业保险公司的逐利性与农业风险高度关联性的矛盾。保险具有实现风险分散的职能，其产品设计的前提就是要求所承保的风险必须是独立的随机事件，这样才能在发生风险时实现费用的分摊。而农业风险多半是由严重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常表现为时间与空间的高度关联性，造成巨大的农业损失。对于一般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而言，很难独立承担和消化，故对农业保险缺乏较大的兴趣。二是农业保险中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风险和道德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所导致，只是产生的时间点不同。前者是投保时所产生的，后者是投保后所产生的。此外，受农业生产经营自身特征的影响，农业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也比较严重且难于有效控制。

鉴于存在的相关矛盾，本文从供给和需求的视角，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解决农业保险中存在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制度、标准等规范准则，建立起农业保险发展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从国外农业保险发展情况看，美国有《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法国有《农业保险法》、韩国也在2001年制定了《农业灾害损失补偿法》，而中国农业保险在立法上严重缺失。“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标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充当一个公正的“仲裁者”，缩短理赔时间，规范农业保险市场，降低农业保险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虽然自2006年末国内相关部门已启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的起草工作，但目前并无实质性的进展，仍值得大力关注和呼吁。

（二）大力创新农业保险服务产品和服务方式

从农业保险市场来看，相关保险公司应重点开发和推广适合农村与农民特点的保险产品和服务方式，不断扩大农业保险和涉农保险覆盖面，积极推进农村保险市场体系建设。如近年来兴起的天气指数农业保险①、小额信贷保证保险等新型产品，就较好地适应了农业的需求，从而受到农民的追捧。同时，应积极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特别是近几年兴起的村镇银行）和保险机构加强合作，拓宽农村贷款抵押物范围，促进完善涉农信贷风险分散转移机制。

（三）多渠道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为农业保险创造有效需求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层次是逐步提高的，而这归根结底取决于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收入决定消费需求，虽然近年来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同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应多渠道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特别是财产性收入水平。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会提高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从而带动农业保险的蓬勃发展。

（责任编辑：陈薇）

参考文献：

[1]黄英君.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变迁与创新[J].保险研究，2009（2）：52-58.

[2]孙善功，李嘉晓，陈盛伟.农业保险：发展历程、启示与思考[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78-84.

篇5：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

——十六大以来中国改革发展历程述评之五

喜讯还在耳边回响：

神九飞天，对接天宫，创造中国精度，首次载人航天交会对接圆满成功。

蛟龙入海，载人深潜突破7000米，创造中国深度，大洋深处留下中国印迹。

创新就在我们身边：

重大成果提升国家实力、改善百姓生活，焕发创造活力。党的十六大以来的10年，是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10年，是中国智慧照耀前行的10年。

自主创新凝聚中国智慧，中国智慧引领自主创新。硕果累累，中国智慧支撑中国发展

科技强，则国家强。广大科技人员奋勇攀登，潜心攻关，基础研究、前沿高新技术研究和应用技术研发成果丰硕；自主创新为促进发展、改善民生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尊严

这些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仿佛就在眼前——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攻克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等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的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冻土铁路，创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

2008年5月8日上午9点17分，‚火炬院士‛刘兴洲带领团队应用航天技术克服低温、低压、缺氧、大风等难题研制的奥运火炬，首次在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熊熊点燃，全世界观众通过电视直播观看了这一壮观场面；

2010年11月17日上午，在国际TOP500组织正式发布的第三十六届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排行榜上，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制的‚天河一号‛以每秒２５７０万亿次的实测运算速度取代美国‚美洲虎‛，跃居世界第一；

2012年7月16日下午，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为我国第100万号授权发明专利签发证书。我国仅用27年时间就实现了发明专利授权总量从1件到100万件的目标，成为世界上实现这一目标历时最短的国家……

10年来，广大科技人员奋勇攀登、潜心攻关，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应用技术研发上取得累累硕果，中国智慧为支撑发展、改善民生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尊严。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朱冰的切身感受颇具代表性：10年前，如果有哪位博士能在国际期刊上发一篇论文，就非常了不起；如今，中国科研人员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已是见怪不怪的家常便饭——‚变化如此之大，一切像是幻境。‛

事实的确如此。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发明专利累计授权量突破100万件，10年来发明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长率达到26.8％；2001年至2011年，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总数为83.63万篇，排名跃居世界第二位。数量增长的背后，更有质量的提升：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取得诸多重大突破，有些科研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团队利用先进的冷原子量子存储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具有存储和读出功能的纠缠交换，展现出可观的应用前景；科学家周琪和高绍荣等人首次利用诱导多功能干细胞（ｉＰＳ细胞）克隆出活体实验鼠，证实了ｉＰＳ细胞与胚胎干细胞一样具有全能性，为克隆成年哺乳动物开辟了道路；新型铁基超导材料，将我国凝聚态物理研究推向最前沿；中微子振荡新形式的发现，拓展了对物质世界基本规律的新认识，对中微子物理未来发展方向起到决定性作用……

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的原始创新，是科技发展的源泉和根基。我国科研人员的出色研究成果，不仅为我国今后的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全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中国智慧。

与此同时，一批核心关键技术获得突破，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飞腾1000国产中央处理器芯片在‚天河一号‛上得到验证和应用，标志着我国超级计算机核心芯片自主研发取得重大进展；我国自主研制的65纳米介质刻蚀机，比世界上最先进设备的芯片单位投资产出量高35%—50%，成本降低30%—35%，显著提升了集成电路高端制造装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提交的ＴＤ—ＳＣＤＭＡ和TD—LTE—Advanced技术提案先后成为国际3G、4G标准，不仅使我国实现了从追赶到引领的历史性跨越，更建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移动通讯产业链条。

更为可喜的是，一大批科技型企业迅速崛起，华为、中兴、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联重工、三一重工、东方电气、海尔、TCL、吉利、比亚迪、联想、中芯国际……不仅推动‚中国制造‛快速向‚中国创造‛转变，而且走出国门，让中国智慧光照世界。

科技改变生活。自主创新的许多成果，在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生命健康、公共安全、防灾减灾等民生领域大显身手，显著提升了百姓生活质量。超级杂交水稻技术在国际上持续领先，不仅解决了中国人自己的吃饭问题，也为非洲、亚洲的贫困地区送去‚救命稻‛；主要粮食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为粮食连续八连增和农民收入八年涨发挥了关键作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打破国外垄断，市场占有率扩大到95%以上，取得了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双丰收；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等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的攻克，使我国提前建成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青藏高原铁路；系统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使我国的高铁速度不断创造世界纪录，极大方便了百姓出行；SARS病毒的迅速确定、相关检测试剂的快速研制，成为战胜非典瘟疫的关键；中科院自主研发的宽带无线应急通信系统，架起了汶川、玉树抗震救灾的生命线；航天科工自主研制的安保系统，为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完美保驾护航……

10年自主创新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国家安全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再次证明：创新展示中国高度、精度，智慧创造中国速度、跨度。

国家战略，中国智慧引导中国未来

党中央、国务院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作出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制定了国家科技发展的宏伟蓝图，全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200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征程。

新征程面临新挑战。

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质量和效益不高等问题突出，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制约日益严重。连续20多年平均增速在9％以上的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国际，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不断引发新的创新浪潮，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既给我们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也让我们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面对经济科技占优的发达国家，中国如何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了响亮的回答——

科技实力决定国家命运。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谁不重视科技，谁就要被淘汰。十几亿人口的现代化建设，是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事业，必须充分依靠科学技术，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国际竞争从根本上说是科技的竞争，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竞争。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真正的核心技术市场换不来、花钱买不到，必须紧紧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抢抓机遇、奋发有为，加快自主创新，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国家智慧催生国家战略。2006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作出了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

创新型国家建设，核心明确：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创新型国家建设，重点突出：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创新型国家建设，内容丰富：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创新型国家建设，路线清晰：国务院专门领导小组带领2000多名科技界、教育界、经济界、企业界专家历时3年制定的国家科技发展蓝图——《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工作方针，对我国科技发展做出了全面规划与部署。

国家战略蕴含国家智慧，国家智慧推进国家战略。党中央、国务院真正把科学技术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铿锵有力、扎实坚定——

科技经费投入持续大幅增长。自2006年来，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实现每年20%以上的增长，从当年的3000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861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42%提升到1.83%；

知识产权保护有力支撑。2008年6月，国务院把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颁布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着力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大幅度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

科技重大专项强力推进。2008年底，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科学判断：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率先复苏并走向繁荣。2009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中央财政预算安排628亿元，加快实施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大型飞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等１１个科技重大专项，加快研发制约重点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大力支持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党中央、国务院敏锐洞察世界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发展潮流，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出台，就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作出全面部署，全力予以推进；

农业科技摆到更突出位置。2012年初，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以‚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为主题，明确指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必须紧紧抓住世界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历史机遇，坚持科教兴农战略，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下决心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跨越发展，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

凝聚着中国智慧的自主创新国家战略，正激励亿万人民释放更加绚烂璀璨的中国智慧！

人才为本，中国智慧凝聚中国力量

人才强国战略吸引八方人才，激发科技队伍活力。本土人才茁壮成长、海外人才翩然归来，各路人才尽显神通

创新是智慧的竞技场。当今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人才竞争。世界范围的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的竞争。谁能够源源不断地培养、吸引、凝聚创新型人才，谁就能够掌握实现发展目标的第一资源；谁抢占了人才培养、吸引和使用的制高点，谁就能赢得未来。

10年来的‚人才节点‛，频繁敲响人才强国的强劲鼓点—— 2002年，党中央印发《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提出实施人才强国的重大战略；

2003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全面部署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同年，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成立，协调整合各部门工作力量，研究解决人才工作重大问题；

2006年，人才强国战略作为专章，被列入‚十一五‛规划纲要；

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上，人才强国战略被写入大会报告、载入党章，人才强国战略在党和国家战略布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2008年底，正值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党中央果断启动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

201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突出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作为人才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

2011年8月，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制定了《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细则》，大力引进青年优秀人才……

如果说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种子‛，那么支持、激励其成长成才、创新创业的社会环境，就是肥沃的‚土壤‛。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从高校到院所，从城市到企业，围绕人才的培养引进、创新创业，纷纷出台了含金量颇高、操作性很强的政策措施，为他们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优厚的待遇，搭建起大展宏图的舞台。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人才汇聚、专家云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本土创新人才年龄日益优化、队伍不断壮大。老一辈科学家老当益壮、志在千里。袁隆平、孙家栋、王永志、王振义、吴孟超、李振声、吴良镛、屠呦呦……他们生命不息、攀登不止，依然在各自的领域默默耕耘。青年才俊不断涌现，日益成为创新创业的主力军。在中科院庞大的科技队伍中，45岁以下的年轻人已占60%；在‚天河‛超算创新团队中，挑大梁的是30—45岁的年轻人；在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不到30岁就已经在《自然》、《科学》发表论文的‚毛头小子‛有好几位；在载人航天科研队伍中，骨干人员的平均年龄只有40岁——美国为50岁左右，俄罗斯则高达60岁左右；在近些年评选出的两院院士中，45岁以下的越来越多，不断刷新着‚新科院士‛的年龄纪录。

海外高层次人才源源归来，成为人才强国浪潮中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开全国海外人才引进先河的无锡市，自2006年实施‚530计划‛以来，已吸引海外留学归国人才超过7000人，目前正在雄心勃勃地打造‚东方硅谷‛。2007年，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施一公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全职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在美国科学界引发轰动；在他的感召下，该院已从全球引进优秀青年科学家近百名……据不完全统计，‚千人计划‛实施以来，已引进海外高层次领军人才1600多名，青年人才数百名。

‚千人计划‛专家的回国，带动了一大批海外优秀人才回流，大大充实了高校院所和地方、企业的创新队伍，人才质量显著提升。一大批以‚千人计划‛专家为核心的高水平创新团队正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知名专家集聚、优秀成果频出的重阵。

在‚千人计划‛的带动下，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生力军。

‚回顾回国工作以来的历程，我不由感叹：我们正处在一个不断实现和超越梦想的光荣时代。‛正如‚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潘建伟所言，‚‘千人计划’使中国引进人才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以更宽的眼界、思路和胸襟，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投身到科学发展事业中来。‛

百川汇海，有容乃大；‚土‛、‚洋‛激荡，风光无限。两院院士、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超过4000万人的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已跃居世界首位。其中，中青年科技人才已经成为我国目前科研队伍的主体，45岁以下中青年科研人员约占研究队伍总人数的约80％，科技队伍人才‚断层‛的现象基本消除。

四海贤聚，八方来风。由各路人才组成的创新大军浩浩荡荡，正为中国智慧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体制创新，中国智慧释放中国活力

科技创新离不开体制创新。科技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现代科研机构运行机制成功尝试，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积极探索，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增强

知识、技术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科技事业迅速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科技体制、机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制约十分严重。为此，2006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再次强调指出：完善而具有活力的科技体制，是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强科技同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的重要保障。必须围绕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各项配套改革。

相比单项的知识发现和技术突破，事关全局的体制、机制改革难度更大。为此，中央有关部门按照先行先试的思路，开始了上下结合、由点到面的试点示范。

经过几年的酝酿准备，我国现代科研机构的改革试验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于2005年底挂牌亮相。由科技部会同中编办、发改委、教育部等7部门和北京市共同组建的北生所，自成立之初就采用全新的运行机制：学人治所的管理机制、稳定的经费支持机制、学术自主的研究机制、匿名的国际同行评估机制、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新机制催生新活力：截至今年6月，北生所的科研人员仅在《自然》、《科学》、《细胞》等三大国际顶尖科学刊物上就发表高水平论文24篇，在国内同类研究结构中遥遥领先；在今年2月揭晓的首届‚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全球规模最大的非营利性医学研究机构）国际青年科学家奖‛中，北生所的4名青年科学家榜上有名，在全球28名获奖者中独占1/7。正如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所评价的那样：北生所是一个绝好的成功尝试。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席位。研究所的成功发展，是对研究所初建阶段财政拨款的超值回报……

如果说北生所是科研机构改革的成功范例，那么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1+6‛科技新政，则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积极探索。在国家有关部委和北京市的大力支持下，中关村针对制约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体制弊端和政策障碍，于2010年底开始推行‚1+6‛改革：打破按行政系统配置资源的旧格局，搭建跨层级、跨部门的协同创新平台——‚中关村科技创新和产业化促进中心‛；突破现有政策制约，实行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股权激励改革等6项创新政策。这项改革举措有力推动了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的高效配置，大大激发了科研单位、企业和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明显加快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步伐：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2011年中关村新创办研发型科技企业近4000家，比往年增加近千家；企业研发及科技活动经费总额超过750亿元，同比增长近20%；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总收入1.96万亿元，同比增长23.2%。

与此同时，其他创新单元的改革也风生水起。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火车头，中科院锐意改革创新：为解决产学研合作中的渠道不畅、效率不高等‚老大难‛，他们先后建立了常州、嘉兴、佛山等29个育成中心，以此为桥梁，使研究所与地方企业实现高效对接，合作效率显著提高，成果转化明显加速；为从源头上解决研发项目与企业需求的脱节问题，他们与烟台、宁波、苏州等城市合作，新建11个研究所，很快成为引领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创新策源地。作为我国研究型大学的两只领头羊，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创办了生命科学联合中心，在人事制度、科学管理和人才培养方面进行系统改革……

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既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在激活高校院所创新活力、激发科技人员创造积极性的同时，相关部门和地方相继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助推企业加快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出台了企业研发经费税前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加大投入、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863‛计划、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技术应用类科技计划面向企业敞开大门，由企业牵头、联合高校院所申报、承担的科技项目越来越多；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制定《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管理办法》，鼓励政府采购等财政性资金采购优先选购进入‚国家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的产品；国资委专门出台《关于加强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工作的意见》，鼓励中央企业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全国各地联合金融部门推出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措施，不断拓宽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渠道，为企业技术创新注入源头活水……在这些政策的联合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技术研发、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体，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迅速崛起。

在国家层面，科技计划管理改革也开始破冰。针对科技界普遍关注的指南编制和发布、项目评审、经费预算管理和信息公开4个关键环节，科技部与财政部等研究出台了责任追究、优化支出分类、绩效激励等10项改革举措，着力完善国家科技计划科学化管理、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

体制创新的先行先试充分说明，有遵循科技发展规律的体制、机制作保障，中国智慧就会时时涌流，创新活力就会处处迸发。

篇6：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

挑战十年 中国精神—— 十六大以来中国改革发展历程

述评之三

事非经过不知难。

这10年，是中国一路高歌的10年，也是中国迎难而上的10年。

非典暴发，人民生命安全遭遇重大危机。

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一次次特大自然灾害，撕裂山河，撕扯人心。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突然袭来，经济下滑，企业困难，失业增加，中国经济化危为机，风景这边独好。

承办奥运，兴办世博，百年梦想，当代盛举。组织世界上最大最为复杂的赛事和展会，是喜悦也是挑战。

愈挫愈勇，愈难愈进。中国人就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万众一心，顽强拼搏，我们战胜了一次次自然灾害，我们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们办好了奥运世博，办成了一系列难事大事喜事。中国高昂着头，中国人民高昂着头。

历史不仅以它的辉煌时刻让人铭记，更以它的艰难曲折让人难忘。应对挑战更能迸发力量，战胜困难更显意志精神。党的十六大以来的10年，是充满挑战的10年，我们不仅收获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也收获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灾难无情人有情

10年，一次次抗击重大自然灾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让我们面对灾难坚如磐石

“难事”不断，把过去这10年标注成极不平凡的历史片断。

汶川地震，历史罕见的特大地震；玉树地震，当地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强地震；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吞没人口密集的繁华城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频发生，我们临危不乱：非典疫情猝然袭来，肆虐南北；甲型H1N1等高致病性流感警报几度拉响„„

多难兴邦。穿越风霜雨雪，经历灾难磨砺的中国更加从容自信、生机勃发。

由川西龙门山地震带一路北上，沿途的村落掩映在青山绿水间，错落有致。北方建筑的豪迈大气，江南建筑的婉约细腻，粤派建筑的精致实用，这些村落既融合了各援建省市的建筑元素，又符合川西地形地貌和农民生活需要。

如今的巴蜀大地，山清水秀，房屋整齐。如果不是亲历者，很难相信，汶川地震发生之初，这里曾经是一片残垣断壁、瓦砾成堆、满目疮痍的景象。

这是一段高度浓缩的时间。汶川地震发生后仅仅3年，10多万平方公里的破碎山河就重整为安居乐业的家园。没有发生饥荒，没有暴发疫情，更没有引发社会动荡，创造了人类救灾史上的奇迹。汶川，已不仅是川西崇山峻岭间那一个小城，它成为中华民族“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信念的缩影，当代社会主义中国“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理念的象征。

灾难无情，人有情。面对一次次严峻挑战，中国人民凭借怎样的精神缔造奇迹？又收获了怎样的启示和经验？

我们以人为本，尊重科学——

每次灾难袭来时，“人民生命高于一切”，“第一位是救人”，是我们的最高信念。党和政府对百姓安危、人民利益的挂念，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珍爱生命、保护人民的本质。

历史的灾难最终将通过历史的进步得到补偿。“一个善于从自然灾害中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的民族，必定是日益坚强和不可战胜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显示出中华民族面对灾难的坚定和智慧。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考验降临华夏大地。来势汹汹的非典疫情，让那一年的春天充满不安。面对严峻疫情，党和政府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胡锦涛总书记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及时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向全党发出坚持“两手抓”、夺取“双胜利”的号召。国务院先后召开10多次常务会议，研究制定了一系列重要防治措施；制定并公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将防治工作纳入依法、科学、规范、有序的轨道。

非典的代价是沉重的，但这个代价并没有白白付出，它大大推动我国应急体制的进步、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社会公共事业的进步，使得我们在后来各种突发事件的应对中，受益匪浅。

居安思危，完善体制。2005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突发事件应对法；汶川地震5个月后，国家立法机关修订防震减灾法，提高学校、医院的抗震设防标准，并对应急救援机制、过渡性安置、灾后恢复重建等作出相应调整。预防与处置并重、常态与非常态结合，我国应急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正是依托这一套应急管理体系，使我们经受了近年来各种灾难的严峻考验。无论是南方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强烈地震、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还是甲型H1N1流感、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都最大程度地减少了突发事件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汶川地震后，党和政府及时提出举全国之力，支持灾区恢复重建，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汶川地震3年内投入恢复重建资金就超过1万亿元。中央财政安排灾后恢复重建基金和税费优惠、金融支持、用地保障、法制保障„„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顶层设计”，为恢复重建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灾难面前，举国上下患难与共，前方后方同心协力，海内海外和衷共济。汶川地震后仅一个月，19个省市就组织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工作。“一省帮一重灾县”，五湖四海的人才资源、技术资源和智力资源，全国各地的灾害防治和建设经验在这里汇集。玉树地震发生后，灾区5000多名中学生被妥善安置到省外就学。

在灾难中，一个个大写的“人”，更让人感动。灾区各级党委和政府无愧中流砥柱角色，在山崩地裂的危急关头，处变不惊、指挥若定，带领群众勇敢站立起来。党员和干部挺身而出、身先士卒。解放军战士用忠诚和血肉之躯，一次次向世人昭示，我们的人民军队不愧为人民的子弟兵。灾区人民临危不乱、守望相助。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多少人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多少父母用双臂为孩子撑起生命的天空，多少老师用身躯为学生挡住死神的威胁。

我们不仅应急，更重长远——

如果说救援抢险是应急能力的集中体现，那艰巨的灾后重建，则是对发展思维和战略的长久考验。

一个客观的现实是，我们正处在一个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时期。而中国地少人多，逼仄的生存空间，使我们面对灾害时往往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在每一次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如何提高灾区百姓的生活质量，如何使灾区的发展方式实现转变，如何保护灾区的环境承载能力，促进生态恢复，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都备受重视、颇费思量。

玉树是我国的三江源所在地，号称“中华水塔”。当地百姓都知道，从江里直接打上来的水泡奶茶、煮饭，比矿泉水还要好。玉树的环境保护，不仅关系到当地发展，也关系到全国。

为保证在恢复重建过程中，玉树环境不被破坏，由中国科学院牵头，130名专家学者参与，对当地的资源环境和承载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哪些地方可以建、建到什么程度，哪些地方不能建，都广泛征求意见。

在重建过程中，既考虑灾区原有的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又充分利用重建提供的发展机遇，高起点、高标准建设，重视产业升级、节能环保，努力促进灾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恢复重建，使灾区的基础设施、人居条件都有较大改善。过去灾区很多城市没有污水处理设施，市政设施很不健全，在重建中全面加强了供水、污水处理、能源供应等公用设施建设。

正是由于充分考虑到当地百姓的需求，才使得恢复重建不是简单地克隆过去，而是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发展起点上。汶川地震后，有人担心，当地发展水平至少要倒退几十年，但通过几年灾后重建，有群众由衷地说，“我们的日子至少向前迈进了20年。” 迎难而上促发展

10年，一次次化解经济风险。“满怀信心，果敢从容，坚持改革，攻坚克难”，昂扬奋进、科学发展的精神让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

不像自然灾害那样令人恐惧，经济发展中的曲折悄无声息，却也刻骨铭心。

经济下滑，出口减少，企业经营困难，失业人数增加。2008年，这一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给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打乱了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

这一年，中国经济增幅掉头一路向下，从一季度的超过10%，下滑到四季度的不到7%，下降的幅度令人担忧。而挑战的更严峻之处在于，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0%以上，中国经济会不会被世界经济拖垮？当金融危机从美国蔓延到全球、从虚拟经济扩展到实体经济、从发达经济体传导到新兴经济体，其影响之深刻、局面之复杂，远远超过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这个有“世界加工厂”之称的经济体，能不能抵御得住外需急剧下降、大量出口企业停工的猛烈冲击？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能不能承受城镇失业人员增加、上千万农民工回乡的严酷事实？中国保持了30年的快速增长势头，会不会就此戛然而止？

应对严峻挑战，考验的是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展现的是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

我们满怀信心，果敢从容——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在最困难的时刻，来自党中央、国务院的声音，鼓舞全国人民树立起迎接挑战的信心。这信心来自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信心来自改革30年积累的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信心来自近年来政府在宏观调控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正是因为有了信心，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人民共渡难关，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书写了精彩的中国答卷。

虽然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打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节奏，但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没有变。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任何理由都不能阻挡我们的脚步。面对猛烈的冲击，中国用最快的速度推出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力保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外需不足内需补，一方面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启动实施总额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两年投资计划；另一方面，推出“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及“以旧换新”等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我们化“危”为“机”，科学发展——

应对挑战，科学发展成为指导我们的精神力量。党中央、国务院“危”中捕“机”，化“危”为“机”，大规模刺激政策将促内需与调结构、惠民生相结合，4万亿投资重点锁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和与民生相关的领域。此后，陆续制定并实施了汽车、钢铁、装备制造等十大重点产业的调整振兴规划，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期在保增长的同时加快结构调整、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增强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发展后劲。财政对“三农”支出大幅增加，节能减排治污投入更多真金白银。近两年，又加大了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支出，扩大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我们坚持改革，攻坚克难——

应对挑战，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书写新的篇章。10年发展，改革依然是推动中国前进的强大动力。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几年间，尽管发展的国内外环境都不宽松，但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稳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2010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务院首次针对民间投资发布综合性政策文件。2012年，各部委又密集推出落实国务院文件、推动民间投资的工作细则，以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10年改革，我们行进在深水区，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林权制度改革、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每一步都在创新精神引领下攻坚，每一步都在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添砖加瓦。在民生领域，连续多年持续推出的改革举措，使得我国城乡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密集的政策措施发挥效力，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

风险与机遇并存，挑战与成就同行。中国经济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只是10年经济发展承受的最大一次挑战。10年间，各种挑战接连不断。从2002年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步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开始，中国经济多次经受结构失衡、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以及通货紧缩的挑战。正是在应对挑战中，我们精神更加昂扬，经验更加丰富，中国经济更加成熟。

挑战10年，黄金10年，十六大以来的10年是中国经济大踏步前进的10年。经济总量连上大台阶：2006年突破20万亿元大关，2008年实现30万亿元，2010年又冲过了40万亿元，从2003年到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0.7%，其中有6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一时期的年均增速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在世界经济的排位，从2002年的第六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突破1000美元，到2011年已经达到5414美元，中国已经跻身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盘点成就，我们可以自信地说，黄金10年，已经为顺利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盛会盛情中国风

10年，一次次办好喜事。“为国争光、艰苦奋斗、精益求精、勇攀高峰、团结协作”，奥运精神让中国形象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历程中，总会有一些标志性重大事件，其影响之深远，甚至关系到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走向。

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正是具有如此历史地位的重大事件。在中国近10年来的发展道路上，这是最引人注目的两座里程碑，标记着中国成为全世界焦点的重要时刻。

百年期盼，今朝梦圆。为了奥运会和世博会来到中国大地上，中国人民付出了几代人锲而不舍的顽强努力。

1908年，中国人就发出了中国要参加奥运会、举办奥运会的第一声呼唤。1932年，我国只有一名运动员参加了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开启了中国参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艰难征程。新中国成立前，我国运动员费尽周折参加了3届奥运会，虽然竭尽全力，但从未获得一块奖牌。这也是旧中国苦难深重、积贫积弱在体育事业上的反映。

1894年，提倡“富强救国”的广东人士郑观应，首次提出要在上海举办万国博览会。但是，在战乱频频、积贫积弱的年代，中国办世博，只能是漫漫长夜中一个梦想。

中国与现代奥运、世博会的不解情缘，始终与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顽强努力密切相关，始终与中国走向世界的坚定步伐紧紧伴随。当历史掀开了21世纪这一篇章，中国以全新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时，世界也理所当然选择了中国。

奥运和世博的成功，体现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制度优势，展现了中国人民崭新的精神风貌。

我们开放包容，共铸辉煌——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从北京奥运会火炬点燃的那一刻，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经历了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光，共同分享了激情澎湃的奥运欢乐，共同书写了奥林匹克运动新的辉煌篇章。团结、友谊、和平的奥林匹克精神，促进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那一段令人难忘的日子里，共同的欢呼声响彻寰球。

“给中国一个机会、世界将添一份异彩”。上海世博会吸引了246个参展国家和国际组织、超过7000万人次的中外参观者。从创意无限的场馆展示到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从琳琅满目的科技结晶到思想荟萃的各个论坛，在这个全球性文明盛会上，“世界智慧”和“中国之光”交相辉映。上海世博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的综合类世博会，也是历史上国际参展方最多的一届世博会。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上海世博会的吸引力，汇聚成强烈的“世博磁场”。

“奥运会用体育来促进和平、增进了解，具有独特的吸引力。2008年奥运会主题口号抓住了这一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国际奥委会对此感到欣喜。”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如是评价。“上海世博会是世博会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所创下的标准如此之高，以至于此后我们甚至要用几十年去达到它。”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由衷感叹。

我们重信守诺，勇于负责——

向全世界奉献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奉献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这是中国人民对国际社会的郑重承诺。经过多年不懈努力，中国圆满而成功地兑现了诺言。

为了履行承诺，中国人民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这一张张令人赞叹的中国答卷上，凝结着各方的智慧和汗水。

盛会的成功，来自于持续快速增强的综合国力。正是改革开放30年所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我们高水平完成了筹办主办工作。而奥运会和世博会，也是向全世界打开的窗口，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展示了新中国发展的辉煌成就，展示了中国人民为创造美好生活而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

盛会的成功，来自于“举全国之力”。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合力做好世博筹办工作，成为各部门各地区的自觉行动。为确保上海世博会平安举办、长三角各地、华东地区以及全国各省区市共同构筑起一道井然有序、开阖有度的安保网络。

我们追求卓越，默默奉献——

盛会的成功，来自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强大支撑。为国争光的爱国精神，全心为民的服务精神，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严谨科学的实干精神，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无不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实质。在奥运会和世博会的筹办举办过程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得到了充分而集中的展示。

盛会的成功，来自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自觉奉献。无论是从ABC开始学习英语的出租车司机，还是刻苦演练的奥运礼仪小姐；无论是讲文明讲礼貌的小学生，还是在一线辛勤工作的志愿者，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以主人翁的姿态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奥运进社区”、“奥运进校园”、“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在奥林匹克宗旨的促进下，城市功能在改善，服务水平在升级，环境保护在推进，公民素质在提高。

这两大盛会在中国的举行，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理念深入人心，极大地提升了全社会的环保意识、科技意识、文明意识；活跃在奥运赛场内外的上百万志愿者、拉拉队和观众，让我们更加体会到真诚、热情和包容的珍贵；创新作为世博会不变的灵魂，为中国未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路提供了无数的灵感和启示。

经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大考”的中国人，完成了从“看世界”到“融入世界”的完美转身。